$序言

    中国自古以来是个讲究风水的民族，风和水对一个地方的滋养比什么都重要。

    有了生生不息的都江堰，才有了让成都人为之骄傲和自豪的锦江，成都生活在水网之上也才成为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都江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文走向，因为这里的水可以为这座城市酿造美酒，滋养着这座城市的休闲和安康。

    自李冰父子以来，成都历任官员都以李冰父子为偶像，或多或少地以治水为使命，并将之发扬光大。两千多年过去了，一直到今天，“江环城中”的格局也没有变化。也就是说，绕膝成都的“二江”，自唐代开始就已经是很宽很深的了。

    如果把老成都的桥像汉代的书帛一样一座一座串起来，足足可以串成一车厚厚的书。单单一座万里桥，经粗略梳理，便留下一大堆文字，何况成都的两百座古桥乎？

    历朝历代的成都人，与水亲近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家园里的那口老井。今天，在不少“老成都”的记忆里，还存留在开门就是井，开门就见水的惬意生活里。

    汉代古井在成都市区范围内已有数量众多的发现，而且在已经发现的“古井”中也以汉井居多，它们就像草垛布满田野一样布满壮丽的汉代成都城郭。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奠定了千年成都独特的魄力与气质。

    我们可以惬意地想象，汉代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一定是在吱吱呀呀的轱辘声和井水的清凉中度过的。

    $李冰的“二江”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文走向

    中国的白酒有着独特的传统和唯美的工艺流程。这种在外人看来极其神秘和艺术化的流程，成为不少专家学者和仁人志士追捧的对象。中国自古以来是个讲究风水的民族，风和水对一个地方的滋养比什么都重要，大到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家族，这是居家过日子最为重要的内容，不得不讲究的。

    水和空气一样是万物的生存之源，“逐水而居”是远古以来人类筑城的基本原则。对酿酒而言，水几乎成了决定酒的品质好坏的全部条件。佳酿必有美泉，水井之类的设施是酒坊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中国名酒茅台、五粮液、郎酒……哪一款不是依靠优质的水源而成？水井坊自不必说了，从岷江流经锦江的雪水，给足了成都丰富的地下水，这是水井坊成为千年一坊的首要条件和必备要素。

    前一章重点分析了都江堰灌溉千年成都，成为天府之国的源头，也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天下粮仓，这样才能诞生像水井坊那样优良的窖池。试想，如果老百姓食不果腹，哪有多余的粮食酿酒？佳酿又怎能应运而生？

    本章，我们将重点探讨像威尼斯水城一样的“东方威尼斯”——成都水城。“水是酒之血”，好酒离不开好水，从丰富的“水元素”也可看出这座城市成为千年酒城的“酒元素”之根之本。

    要说清楚成都丰富的“水元素”，首先得弄清楚李冰当年修成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后，灌溉了成都哪些河流。应该说，自秦李冰开凿都江堰、“穿二江成都之中”以来，经过累代演变，成都逐步形成了府河与南河（通称锦江）环抱古城垣的独特格局。

    西汉司马迁《史记》载：“蜀首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曰：“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南北朝任豫《益州记》称：“二江者，郫江流江也。”

    上述记载虽然文字上有所不同，但都把“成都二江”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应该说，李冰在考虑都江堰系统工程的时候，就已经把成都的“二江”作为都江堰水系的一个重要部分渗透进去进行总体考虑。也就是说，自李冰时起，都江堰工程的渠首枢纽与成都“二江”早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没有渠首枢纽，都江堰怎能化害为利？而没有成都“二江”，都江堰怎能滋润天府？这正是李冰和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伟大之处。

    成都的“二江”——府河、南河，历史上合称“锦江”。流江（检江）即流经成都的南河，其上游为走马河；郫江即流经成都的府河，其上游河段，有的学者认为是柏条河，有的学者认为是走马河分支油子河。流江在西晋时就有“锦江”之称，郫江在唐末建成都府后，有“府江”之名。唐代，蜀锦名扬天下，织锦后，少女们拿着锦缎到锦江濯锦，从那时起，文人骚客们都把府、南二河统称为锦江。一直到了明、清时，锦江才有了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锦江仅指南河的浣花溪至合江亭。历史上的“二江”，其规模要远比现代的府河、南河更大，以至于一些人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竟视“二江”为岷江正流。所以，这“二江”环抱，宛如两条巨龙捧珠，成都才可能发出它水盈盈的光泽。

    “二江”是怎样流经成都的？历史上是二江并流，“双过郡下”，除了《华阳国志》的记载外，还有诗赋为证，西汉扬雄《蜀都赋》：“二江珥其市，九桥带其流”；西晋左思《蜀都赋》：“带二江之双流”；唐李白《登锦城散花楼》：“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唐岑参《登张仪楼》：“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

    成都的城市水利以“二江”为先导，经历代不断完善形成府河、南河环抱城垣，金河水系支纬城中，池塘水井密布城区的格局。城内家家临水，户户垂杨，拱桥涟漪，街衢通幽，舟楫往来，穿梭其间，宛如苏杭水乡之景，一派天府之国的美好与富裕。这些城市水利设施，发挥了供水、排水、泄洪、蓄洪、水运、水产、娱乐、消防、防御等诸多功能，成为城市生存与发展的命脉。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人文走向，因为这里的水可以为这座城市酿造美酒，滋养着这座城市的休闲和安康。

    翻开成都城区地图，在密如蛛网的街巷中，锦江（府南河）犹如蓝色的“锦带”，迤逦着环绕而过。“检江”、“郫江”碧波如带，环绕南城而东流。难怪成都汉代大文豪扬雄形容为美人头上的一对耳环：“二江珥其市”。“二江”灌溉三郡，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蜀都赋》），成为“沃野千里”的“陆海”，“水旱从人”的“天府”，在西蜀大地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事实上，“二江”不仅构筑了一水通天下的黄金水道，还沟通了西部与东部的联系，促进了成都的经济繁荣，提升了成都的经济地位，在古蜀之都创造了辉煌的城市文明。

    两千多年过去了，一直到今天，“江环城中”的格局也没有变化。历史上，成都“既丽且崇”，“亚以少城，接乎其西”。东为大城，西为少城（清代时为满城），中为皇城，三城的地下，则是一片科学有序、密布全城的地下水网。与其说是盘踞成都的历代统治者修筑了成都这座城市，还不如说是李冰父子给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和走向。

    $绕膝成都的“二江”，自唐代开始就已经是很宽很深的了

    自李冰父子以来，成都历任官员都以李冰父子为偶像，或多或少地以治水为使命，并将之发扬光大。实事求是地讲，有了李冰父子将都江堰水引入成都的千秋大业，其后的治水难度就小多了。虽然有了前人的经典治水理念，但怎样让水更好地滋养一座城池，却并非每一位官员都能咀嚼得透的。有幸的是，成都迎来了那么多既懂水又善于治水的历代官吏。著名水利专家、成都市水利局高级工程师陈渭忠对此颇有研究，他曾专门撰文描述成都历代官员的治水逸事和治水方略，让我们从他提供的大量史料中，看个究竟——

    一千多年前的贞元元年（785），韦皋（韦南康）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于成都开凿解玉溪。自城西北角引郫江水入城，经大慈寺流至城东又汇入郫江。由于洪水期夹带一些泥沙沉淀于溪内，其细沙可打磨玉石，故名解玉溪。《大明一统志》有史为证：“解玉溪在大慈寺南，与锦江同源，唐韦南康所凿，有细沙可解玉，寺有玉溪院”。就是今天，我们仍可从合江亭畔“解玉双流”飘逸的书法中，找到其影子。

    韦皋之后六十余年的大中七年（853），白敏中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府尹，又开凿襟河，又称禁河、金河、金水河。宋席益《淘渠记》记录下了这段史实：“唐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环街大渠，其余小渠，本起无所考，各随径衖，枝分根连，同赴大渠，以流其恶。”对这段史实，明清史料都有相应的文字佐证，明刘侃《重开金水河记》载：“成都环锦江为池，江之支纬城中，曰金水，开自唐白敏中，厥后废兴无征也。”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金水河在府城内，志云：唐白敏中开，环络街市，谓之禁河。其后相继开浚。”清嘉庆《四川通志·山川》：“金水河在城内，自城西入，自城东出，而入大江（即府河）。”

    至此，解玉溪居城北，自西北向东南流；金水河居城南，自西向东流，其下游与解玉溪汇合后，出城东，入府河。经陈渭忠先生考证，其后，两条河都兼具供水、排涝、泄洪、通航等综合功能，系城区骨干水道，并与位于城市中心的摩诃池沟通，构筑成完整的河湖水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一时期营造出了成都市历史上的最佳水环境。

    唐僖宗乾符三年（876），节度使高骈，为防御南诏入侵，修筑罗城，建縻枣堰，废府河九里堤以下南流河段，改为绕城北、城东而流，至合江亭与南河相汇。清嘉庆《四川通志》引《旧志》称：“自高骈筑罗城，堰縻枣，分江水为二道，环城东而出，唯余一脉，自城西北铁窗潜流入城。”文中“唯余一脉”系指金河，而解玉溪因府河改道北流，水源被截断，成为无源之流，只有排水功能，逐渐荒废。至此，成都二江由“双过郡下”变成环抱城垣。

    建于隋代的摩诃池，一名龙池，又名龙跃池。唐代已可泛舟游乐，不少诗人墨客，游池后都曾写下赞美的诗句：“摩诃池上春光早，爱水看花日日来”（武元衡）；“画舫轻舟柳色新，摩诃池上醉青春”（高骈）；“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往碧波中”（花蕊夫人）；“摩诃大池苑，一过一销魂”（陆游）。据《蜀梼杌》记载，前蜀主王衍出游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万里桥，游人仕女，珠翠夹岸。”又据《岁华纪丽谱》所记，宋代南门万里桥一带，有数十艘彩船嬉戏其中，称“小游江”，浣花溪一带，游船更多，称“大游江”。在笔者的记忆中，民国期间，府南二河的民间游乐活动依然热闹：四月初八，鲜鱼放生；五月端阳，龙舟竞渡；七月盂兰，水上河灯。

    时光流泄到五代末至两宋，此时成都处于暴雨洪水的多发时期，城市水系频遭水毁，或垮塌或淤塞。宋代，成都的地方官大多重视城市水利。开宝初年（968），知府刘熙古加固縻枣堰堤；元丰七年（1084），知府吕大防整治郫检二江（今府南二河），对解决城市防洪问题，改善城市水环境功不可没。绍圣初年（1094），王觌任成都知府，全面整治城市水系。

    大约又过了一百年，城市水系，日渐淤塞，一遇雨季，积潦满道。北宋大观二年（1108），成都知府席旦发动民众疏淘沟渠。南宋席益《淘渠记》载：“大观丁亥年（1107），益之先人镇蜀，城中积潦满道，戊子春始讲沟洫之政，居入欣然具畚锸待其行。”“既淤泥出渠，农圃争了以粪田，道无著留。至秋，雨连日，民不告病，士夫交口称叹。”席旦疏淘城市河渠，使沟洫畅通，既减轻了洪涝灾害，又改善了环境卫生，还为农田积累了肥料。

    三十年后已进入南宋时期，绍兴八年（1138）春末，席旦之孙席益任成都知府，该年夏暴雨成灾，瘟疫流行。次年岁首，席益测量绘图，整治城市水系，并作三道斗门，以节制水量。

    宋末元初，宋元之间在四川盆地的战争连绵五十年，蒙古军三次攻入成都，使成都城池毁灭，人口锐减，城市河湖水系遭到重创。自此，解玉溪消失了，摩诃池淤塞了。

    明朝取代元朝后，洪武十一年（1378），明太祖朱元璋册封十一子朱椿为蜀王。洪武十八年（1385），朱椿将大半个摩诃池填平，在五代前蜀后蜀皇宫的旧址上建造了一座占地五百八十亩的蜀王府，四周有砖砌的内城墙，成都百姓称之为“皇城”，并沿内城墙外侧开凿御河，作为护城河，御河外另筑萧墙。

    这时的“二江”，肯定比今天的锦江要宽要深。是时，《马可·波罗行纪》里关于成都二江的描写称，流经成都的江很大，河面宽可达半英里（约合八百米），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商品，往来于这座城市。这一描述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相映衬，也就是说，绕膝成都的“二江”，自唐代开始就已经是很宽很深的了。

    明正德《四川志·蜀府》：“太祖高皇帝治定功成，乃封第十一子于蜀，建国成都。”洪武十八年，景川侯曹震等奉谕修造蜀王府，“砖城周围五里，高三丈九尺。城下蓄水为濠，外设萧墙，周围九里，高一丈五尺。”“蓄水为濠”，表明御河始成初始，主要靠蓄雨水，尚未与其他河系沟通。环绕皇城的“濠”称御河，其河岸自然称为御河沿、御河边，故至今犹有东西御河沿街、御河边街之名。萧墙的北墙为今羊市街、西玉龙街；南墙为今东御街、西御街；东墙为今顺城街；西墙为今东城根街。萧墙“南临金水河，为三桥九洞以度。桥之南设石兽、石表柱各二，红桥翼其两旁”。金河上的三桥均为拱桥，川字并列，1952年拓人民南路广场，将三桥并为一桥，后改为穿人民南路的地下通道。

    $“二江”似一位哲学大师，见证着朝代更迭，潮起潮落

    明代中叶，金水河淤积已十分严重。这些可以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成都知府刘侃的一些历史记载中找到印证。他在《重开金水河记》中这样写道——

    嘉靖乙丑，侃来守是邦，阅金水仅仅如线。河之深若广才咫尺，雨潦无所归，蜀人患之。

    历史又载，嘉靖四十五年（1566）春，谭纶任四川巡抚，到任后首先“周览锦城”，见金水河荒废，“乃属侃而诏曰：吾将复金水之故。顾酾其流也，孰与溯其源?”某日，谭纶率领藩台臬佥，成都府县及驻军统帅，沿金河实地查勘后，分派成都府县及驻军整治金水河。“明日戊申，万锸俱兴；又明日已酉，渠成而江入隍。”引水渠疏通后，江水进入荒废的河道；“越二日辛亥，汰河之雍，广三尺有奇，其深三之一，而河成。”“匠各以所征至。为石堰一、闸一、桥一于其渠；坝一于其隍。”应征而来的工匠在河渠上建成河坝、石堰、水闸、桥梁各一座。金水河整治后面貌焕然一新，“由是釜者汲，垢者沐，道渴者饮，

    者洴澼，园者灌，濯锦之官，浣花之姝，杂沓而至，欢声万喙，莫不鼓舞。”造膳的，沐浴的，口渴的，漂洗丝棉的、浇灌园圃的、濯锦的，浣纱的，纷至沓来，金河之上一片欢腾。

    明末清初，明军、清军、农民义军、地方武装在成都平原的争夺之战，长达三十七年之久，为成都带来毁城之灾，水利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清政权巩固之后，倡导水利，首先致力于大修都江堰，雍正八年(1730），都江堰灌溉面积已恢复到七十六万亩，雍正九年（1731），四川巡抚宪德、成都知府项诚着手整修城市水系。

    金河、御河疏淘次第竣工之后，项诚深感“善政之垂贵于可久，使无专司分理之人，则日久仍归淤塞，深为可惜。”于是提出加强城市河系管理的七条建议：一是“城河一应事务”由成都府水利同知专管，“成华两县丞，亦经议加水利职衔”；二是“东门水关通船出入，必须依时启闭，应请照旱门之例，交与城守营拨兵看管”；三是“城河新浚”，“难免淤积”，“必得每年淘竣，方能渠通无阻，况已成之功，更可力省功倍，查水利同知衙门都江堰工，每年各县额解一千二百两有奇，请于每岁冬闲，于修理堰工余剩银两动支”；四是加固东门水关，“应请两边添筑护城雁翅，各长丈许，下签木桩两岸，用砖石包砌，以资捍御”；五是改造桥梁，“请将一洞、青石、卧龙等桥，俱照安顺桥之例，改换木桥，以缓水势，庶称利涉”；六是加强河道管理，严禁倾倒垃圾。“请刊木榜示，晓谕禁止，仍令牌头不时稽查，有犯即送该管县丞量责示警”；七是修建水闸，“城河之源，来自郫灌西门外，应请建闸，水大时下闸以防冲溢。但冬月水源稀少，若再仍其直达府河则城河必致浅涸，似应于东水关外河口之处建闸一座，交与华阳县丞管理，一遇水浅，即将闸下板蓄水，毋使外泄”。

    民国时期，金河沿岸住户增多，水污染加重。与此同时，水上交通逐渐为陆上交通所取代，金河的通航功能基本消失，逐渐演变成排污泄洪的河道。民国时期，成都处于宋代之后又一个暴雨多发周期，全城频遭水患。民国三年(1914）、十二年(1923)、十九年(1930)、二十年(1931)、二十五年(1936)、二十六年(1937)、三十四年(1945)、三十六年(1947)、三十七年(1948)、三十八年(1949)共十一次暴雨成灾。金河御河沿线更是重灾区，如1936年8月2日《华西日报》称：“大雨从7月31日至8月1日，始渐休止，三十年来无此大雨，酿成水灾。据调查……金御两河水量均高，三桥桥洞已没及半，祸流人家。”

    御河的情况更为严重，清代开凿的经小河街沟通金御两河的引水明渠，由东辕门穿东御街至金河的出水明渠均已变成暗沟。南垣河道淤塞报废，御河形成两端连接金河的马蹄形河道。而河道坡缓，水流不畅，藏垢纳污，淤塞严重。1935年调查，全长两千四百七十五米的御河，多数河段宽为二至三米，最窄的仅一米，次年曾疏淘，情况有所好转，以后又逐年淤积，至1945年浊水囤积，臭气四溢，导致瘟疫流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市参议会数次提出彻底清查并收回金御两河沿岸被侵占的土地，并扩宽河面，治理河道，修建水闸，培植树木，建立御河风景区的议案，也曾制定御河风景区的规划，但均未付诸实施，不过一纸空文。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百废待兴。1950年四川省水利局十个测量队分赴府河、南河、金河、御河以及环城水濠进行测量。1952年对御河进行综合治理，形成绕皇城西、北、东三面的马蹄形新河，并由饮马河引水经西马棚街、东门街、平安桥注入御河。御河改造后，河水碧波荡漾，两岸绿树成荫，河内养鱼划船，受到市民交口称誉。1970年御河改建为地下防空工程，1971年金河改建为地下防空工程和地下商场。在成都城区流淌了一千一百一十八年的金河、五百八十五年的御河，相继消失，沉没地下，至今难见天日。市域内城市水利设施不断地在减少，河渠湮没，桥梁消失，池塘填平，水井封闭，空留下六十多条以河、以桥、以池、以塘、以井命名的街道，凭吊昔日城市水利的辉煌。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水作为历史最忠实的伴侣和最好的见证者，与成都兴衰的历史密切相关。她默默流淌着，无声无息，看似柔弱，却无时无刻不在滋润着这一方土地，一方百姓和一方文化，她似一位旁观者和哲学大师，千百年来见证着人类的起起伏伏，潮起潮落。

    $汉代水井，承接着千年使命

    有水就有井，水网上的成都可谓水井遍地。可以说，历朝历代的成都人，与水亲近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家园里的那口老井。究竟成都有多少口老井，恐怕没多少人能说得清楚了。今天，在不少“老成都”的记忆里，还存留在开门就是井，开门就见水的惬意生活里。只是因为自来水的方便，那些老井慢慢地“退休”了，只残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即使如此，今天的成都仍可见到源于汉代的古井，那些古井里甚至还可见水。几年前，我在宽巷子羊角家里看到那口毫不起眼的汉代“通仙井”，凝视良久，对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有了自来水，你们家是不是还会在这井里取水生活？”他毫不思索地应答：“那是肯定的。”

    汉代的成都不仅生长着浓荫蔽日的桑树，还生产着遍地的水井，是这些水井里舀出了飘香千里的美酒，是这些有形的和无形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东西，奠定了成都在汉代的雄厚基业。这一时期，成都市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相当丰富。我们从成都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可以得知那个时期成都养蚕、制盐、酿酒、织锦、交通的发达景象，同时也可看出当时的社会和谐，娱乐方式多种多样，有各种形式的宴饮和歌舞表演，以及为数众多的说唱艺人在城市的休闲场所表演。

    汉代古井在成都市区范围内有数量众多的发现，而且在已经发现的“古井”中也以汉井居多，它们就像草垛布满田野一样布满壮丽的汉代成都城郭。行走在各种不同年代的文物之间的专家告诉我们，成都汉井的分布规律是这样的：一是盐道街至新南门一带，几乎每两百米就有一口汉井；二是羊市街、白丝街、城守东大街、人民东路、人民南路省展览馆前面、东胜街、包家巷、方池街等区域，三是老西门一环路口至青羊宫一带，这一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发现七十余口汉井，尤其是西门至三洞桥王建墓一带汉井分布最为密集，几乎每隔三至五米就有一口汉代古井。

    成都的经济发达，在全国城市中的排名已经进入前五位。成为当时汉代中国的一座名城。

    汉景帝时，一个名叫文翁的人被任命为蜀郡守，他到成都来上任的时候，蜀郡太守李冰已经将成都平原的水系治理得相当科学完备。这个名字中带一个“文”字的地方官，也跟名字中带一个“水”字的李冰一样展现了自己对于成都建设的杰出才华，他“兴学馆于成都市中”。文翁跟李冰一样，具有那个时代地方官员务实奉献的作风，经常带着学官弟子到集市、乡村、街道去体察民情，学习借鉴民间的东西。

    成都何其有幸。秦代时遇到水利科学家李冰，汉代时又遇见教化兴学的文翁，他们的精神跟他们所开创的业绩一样，流芳千古。正是有了他们的流芳千古，汉代的成都才有了那么多我们今天也赞叹不已的遗存，正是那些千年物证——比如水井，比如画像砖……真实地复活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我们才看到了盛世汉代的生活模样。

    1982年冬天，成都考古学家在西安南路新一村大约三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即发现了五口汉井。由于成都平原“盆底”的地势，成都平原的地面水系和地下水系十分发达，清亮的泉水宛如甘甜的果汁一样包含着这座城市。难怪有专家如是断言，成都自古就是生活在水网上的城市。我们可以惬意地想象，汉代成都人的日常生活，一定是在吱吱呀呀的轱辘声和井水的清凉中度过的。

    成都汉井的深度一般在两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对于现代成都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据那些“老成都”回忆，时至民国成都仍有“挖地三尺见水”的说法。可以说汉代的成都人却更方便，只需挖个一两米深的洞穴，清澈的地下水就会源源不断地涌上来。

    对成都人文地理有着极深研究的肖平先生称，成都人对井的依恋可以用“背井离乡”这样一句成语来形容。离开那口井沿布满绳印、井台布满足迹的水井，就表示这个人已经上路了。在成都人看来，这样的上路是极其痛苦和难舍的。肖平先生分析，成都的汉井又可分为陶井和砖井两种。陶井是用陶制的圈筒套在井中形成井壁，而砖井是用砖头直接垒砌井壁。从发现的陶井圈来看，它是一种成批生产的陶制品，专门出售给市民打井用，有的陶井圈内壁饰有绳纹或方格花纹。考古学家在这些干涸的汉井底部，还清理出卵石、绳纹陶片和素面灰陶罐底残片，它们遗留着汉代成都人的生活方式和气息，散发着朴实温馨的市井之味。井底的卵石可能是打井的师傅故意扔下去的，目的是为了镇住井底的泥沙。而绳纹陶片则是陶器和井壁相撞后，破碎的陶片带着嗡嗡的声音和白花花的水纹溅入水底的。

    时至今日，虽然那些汉井已经像废弃的铁轨一样壅塞了、生锈了，但甘洌的泉水曾经养育过一座有理想的城市，曾经培育过一种安闲舒适而灵动的文化。由此可见，考察汉代成都人遗留下来的井，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成都当时的城市布局和人口分布，同时对于复活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张远山在《告别五千年》一文中提出了中华帝国史的“五身段”说，把汉代比作一个人的胸膛部位，而明代已经成了腰部以下。先秦是头脑时代、残唐五代两宋为腹部时代、元明为胯部时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征和印迹。汉代的成都始终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当时全国五大都会中，它开始显现都市生活的情调与魅力，它的特征也凸显出来。

    美酒飘香的汉代成都有着特有的丰厚和富裕，正是这样的底气和特质，形成并延续了成都这座休闲城市的传统，一直绵延至今而生生不息。正是这些潜移默化的耳濡目染，奠定了千年成都独特的魄力与气质。

    $深不见底的成都水井

    在人类相当长一个时期，“井”其实是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命源泉。《释名》对“井”的解释是：“井，清也，泉之清洁也。”一个人离开故土，古人发明了“背井离乡”这个成语，离开那口自己用惯吃惯了的井，就表示这个人已经上路了。

    “挖地三尺见水”。成都自古地卑湿地下水丰富，漂浮在水上的成都，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遍布全城的水井。住在城里的成都人家家户户都依赖水井过日子。直到20世纪40年代，成都人都一律吃井水。描写成都甚为权威的《成都通览》记载，清末成都城内共有水井二千五百一十五口，时城内街道四百三十八条，平均每条街巷达五口井。当时的河水（岷江进城的水）虽然清澈甘甜，但成都人很少有吃河水的，几乎都饮用地下井水。他们也有非得用河水不可的时候，那就是“点豆花”，只缘岷江水点豆花才好吃。其实在那时豆花是奢侈品，人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往往都是有客人或过年过节时才能吃上。挑水夫在老成都是一种专门的职业，既挑河水，也挑井水。茶铺挑水多为包月，住户挑水往往是临时喊，那时每条街道都有挑水夫，而很多城里人不请挑水夫，因为水井说不定就在自家屋檐下。

    后来富裕的人家几乎不吃井水了，其一是自来水的出现，再就是成都的水井一般都不深，挖几米便可见水，易与地面或阴沟渗进的污水相混。

    河水用途最多的是茶馆，成都是有名的茶窝子，休闲的成都人对茶水的讲究似乎苛刻，泡茶的水一定要河水而不是井水。清末学人傅崇矩在其名著《成都通览》上称，如用“井水烧茶，水面必有油垢一层”，因“味咸而恶”，故而“不可烧茶”。城内井水碱重，口感不好败茶味，茶客们一沾口就品出来了。或许正是如此，河水一般比井水要贵。据载清末井水一挑为两文钱，而河水每挑是十六文钱。

    成都籍著名作家李劼人在其名作《大波》中描写清末成都茶铺时，如是写道：“茶馆都要在纱灯上用红黑相间的宋体字标明是河水香茶”，难怪老成都茶铺都有两件宝贝，一是清一色的老虎灶，二是容量甚大的存水的水瓮子。挑夫将一担又一担的河水倒进瓮子里，河水经过一层又一层的河沙过滤，最下边的那层清水才可用于泡茶，这一在今天看似行为艺术的物什在外人看来颇有几分神秘。

    “从不吃井水到不用井水，甚至到没有井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经历的，今天的成都人已经越来越模糊了。”老成都赖武曾如是问答成都。只有当市民陆陆续续搬进楼房，大水缸砸了，水桶挑子干罅了，才是成都人告别井水的开头。再后来，地下水下降，井水枯竭而成干井，伴随着老街老巷的拆除，旧城换新颜，成都人才彻底地告别了水井。

    渐渐地，城里人与大地灵性相接的管道在岁月的无情折腾下，悄无声息地堵塞了，永远地远离人们而去。只留下一些与“水”和“井”有关的老街存于人们的记忆中。像水井街、双眼井、诸葛井街、大井街、凉水井街、铜井街、铁箍井街……便是留给后人考证的唯一符号。

    为了留下这珍贵的记忆，少城的井巷子里一口仅存的水井旁有如许石刻勒碑纪念：“此井乃康熙年间满蒙八旗军驻防成都时饮水而凿，地处原少城明德胡同清军营房前。辛亥革命后因巷中有此井，改名为井巷子。”

    一座城市的厚度与宽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纵横交错的街道间，街道是城市精神的所在，是城市灵魂的庇所。

    $阅尽似水流年，成都古桥由此浪漫开来

    有水就有桥，如果把老成都的桥像汉代的书帛一样一座一座串起来，足足可以串成一车厚厚的书。因为每一座桥的故事，都是老成都的缩影；每一座桥的后面，都会留下一个又一个遥远的传说。这些传说无一不与水密切相连，因为那些桥，那些有着故事缠身的桥，都是为水而存在的。今天，很多桥已经不复存在了，留下的，只有一堆故事和一个残存的名字。桥的形状已经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里慢慢退去，由清晰到模糊，由模糊到淡忘，最后彻底消失……这不仅仅是桥的命运悲歌，更是人类的大不幸。

    让我们略感欣慰的是，有了那些故事和名字，桥的精神生命就还在，只是怕到了哪一天，桥的精神生命也不存在了，既没了躯壳也没了魂魄，那就真正地死了。但我们无法抹杀我们的先人，还有那些先人的先人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辉煌足迹，他们和他们手中的桥，都真真切切地在历史上鲜活地存在过。

    更为可怕的是，再过若干年甚至若干代人，当我们成为先人的时候，我们的子孙万代或许也会这样忘记我们。有专家残酷地称，中华民族是一个失忆的民族，如果我们连这些历史都不能记住的话，我们真的无颜面对祖宗。

    话题似乎又扯远了，我们还是把话题扯回到成都的桥上来。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时，全城有塘二十余处，桥近两百座，既有拱桥，也有平桥，还有不少廊桥。就材质来看，石桥、木桥、竹桥、铁桥应有尽有。再看桥的名字，使人不免心向往之：卧龙桥、双凤桥、陆萧桥、莲花桥、赛锦桥、双灵桥、柳荫桥……它们诗意地横卧于水上，为成都这座流溢着书卷气的古城平添了几许风雅。有着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成都，曾有“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往来碧波中”的水乡风貌。千百年来，河流横贯，沟渠众多，桥和水构成了老成都的一大景观。

    一条金河串起了二十四座桥。它们是锦江桥、古卧龙桥、青石桥、拱背桥……二十四座桥造型各异，各有特色。桥上走着一个时代，行人、轿子、鸡公车、黄包车川流不息；桥下淌着一世传说，河岸杨柳依依——好一幅悠闲的水乡图。杜牧笔下的佳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十分美妙的画面，憾二十四座桥中，如今除人民公园内尚存两三座外，其余的都不复存在，或者只徒剩虚名而已。

    古万里桥被誉为成都第一桥，有两千零五十年的悠久历史。且让我们梳理一下这座古桥的历史脉络，并以此作为成都众多历史古桥的代表，以打开成都水文化的另一扇窗口。

    东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公元前311年，秦惠王听从张仪建议，令蜀郡守张若按咸阳格局修筑成都城。后人便多以此为成都建城日，距今已两千三百多年。蜀郡官衙所在地是城南“赤里街”，这是成都最早的街道，即今南大街一带。建城后约六十年，在秦国庄襄王时（前249~前247），这时的蜀郡太守李冰开辟都江堰和成都“二江”，从赤里街出南城门为当时要道，有两江阻隔，必然要在江上架桥以利交通。万里桥之名，也最早见于常璩先生那本《华阳国志》：成都父老历代相传“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西南两江有七桥……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李冰初建万里桥，距今已足有两千零五十年了。任乃强先生也认为，李冰所筑七桥应为“木制之板桥”，其后应有多次改建。事隔两千年后的1988年维修万里桥时，于水下发现秦汉时期砌砖等文物，桥下基石还可见成排的木桩孔洞……证明万里桥确实是木桥。

    两江七座桥梁与天上北斗七星相对应——这虽是传说，却反映了古人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朴素辨证观。万里桥列七星之首，所以古时又叫长星桥。这在南北朝时梁朝的李膺《益州记》中说得很明白：“长星桥，今名万里桥。”

    古时，桥南有个蓄水大湖，叫笃泉，所以万里桥还有个雅名叫“笃泉桥”。1940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下游新修一座新南门大桥以便市民“跑警报”，所以现在又通常把万里桥叫做“老南门大桥”。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万里桥”会成为这座桥梁最主要是响亮的名称呢？唐宪宗时当过宰相的李吉甫在他著的《元和郡县志》中讲述：被内忧外患弄得寝食不安的诸葛亮，在桥上送费祎出使东吴“联孙抗曹”。诸葛亮长叹道：“万里之路，始于此。”又一次，诸葛亮到码头送吴国使臣张温，说：“此水下至扬州万里。”

    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难跑到成都，过此桥问：“这桥何名？”侍从忙答：“万里桥。”这个闯了大祸事的风流皇帝，自我解嘲般地放了个“马后炮”：“记得开元末年，有个叫‘一行’的和尚对我说：‘二十年后，陛下当远游万里外……’今天果然应验啦。”

    其实，秦国李冰筑都江堰、辟二江，主要目的之一，是开通蜀中水运通道，直达长江而出四川、通大海，以输运巴蜀物资而强秦。名“万里”，即“长江万里”之意。杜甫名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正是诸葛亮“万里之路，始于此”的解说。“万里桥”，是古蜀人——也即当时的“成都人”走出四川盆地、融合进“中国”母亲怀抱的起点。我们猜想：“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的传说，莫非古人果真深藏玄机？北斗七星能指明方向，“长星桥”（“万里桥”），不也是成都历史长河中一个重要转折点的明显坐标吗？

    $在历代文人眼里，万里桥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桥

    据悉，隋唐以后万里桥成为进出成都的水陆咽喉要道，十分繁华。这座老桥，也成为古成都的标志性建筑，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万里桥，屡屡飘入古人的梦中，跳跃在古人诗中……唐朝大诗人杜甫曾骄傲地介绍自己居家的地理位置：“万里桥西一草堂”。他无数次站在桥头，俯瞰大江碧浪滚滚东去，遥望天际苍茫岷山积雪，吟哦出“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的动人诗句。刘禹锡也饱含激情地吟出：“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事实上，唐朝万里桥一带确是当时居家首选。何故？盖因这一带景色秀丽、交通方便。从史料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个大优势：从赤里街（今南大街）到万里桥北侧，秦汉时就有“南市”，购物很方便。从北宋时张君房《云笈七签》中又发现一条资料：中唐时韦皋任剑南节度使，在万里桥南岸（今浆洗街一带）“创置新南市，发掘坟墓，开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万户。”南市上，楼阁房舍修得十分宏丽、鳞次栉比，被称为“一时之盛”……当时算“高档社区”了。

    唐朝女诗人薛涛，就住在万里桥畔，家门前栽有茂密的枇杷树。她在《和郭员外题万里桥》中道：“万里桥头独越吟，知凭文字写愁心。”她知名度闹得响亮，连地方首脑（节度使）韦皋也拟奏请朝廷给她顶乌纱帽戴戴——授她“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诗人王建也是她的铁杆“粉丝”，写出“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赞美诗。

    唐朝大中九年（855）进士扬州人陆肱，曾写了有名的《万里桥赋》，长达四百三十五字。赋中开头就是“万里兮蜀郡隋都”，说成都同扬州一样豪华出名（扬州曾是隋炀帝的“行都”）。从赋中“潮生而夕月初明”、“帆去而秋滩正急”，可想见当年万里桥下宽阔的水面上，浪淘江月、大江东去……那情景是何等幽雅而壮观。

    万里桥是外省游子思乡垂泪之地。最著名的事例当属以写边塞诗著名的唐诗人岑参(715~770)。他是湖北江陵人，五十五岁当乐山的“一把手”（嘉州刺史）。后任满罢官，十分愁苦。他常在万里桥边酒楼上，怅望茫茫水天以酒消愁，并写下《万里桥》诗：“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楚客过此桥，东看尽垂泪。”史载，岑参死于成都旅舍。我们从这首哀怨诗中猜想：这位唐朝杰出诗人很可能就凄凉地死在万里桥边某个“酒家”……

    万里桥的美丽风光还屡屡跳入宋代大文豪的字里行间。苏州人范成大曾在《吴船录》中无比感慨地说：“杜子美诗曰‘门泊东吴万里船’。此桥正为吴人设。余在郡时，每出东都过此桥，为之慨然。”

    浙江绍兴人陆游，曾盛赞成都是天下第一：“忆从南郑入成都，气俗豪华海内无。”他写出许多吟咏万里桥的诗：如《晓过万里桥》：“晓出锦江边，长桥柳带烟。豪华行乐地，芳润养花天……”此外还有：“成都城南万里桥，芦根萍末风萧萧。映花碾草钿车小，驻坡蓦涧青骢骄……”；“雕鞍送客双流驿，银烛看花万里桥”；“朱桥架江面，栏影摇波光”……

    陕西蓝田人吕大防在《万里亭》中，描述当时两岸多栽幽竹的情形：“万里桥西万里亭，锦江春涨与堤平。拿舟直入修篁里，坐听风湍澈骨清。”

    外省人都如此看重万里桥，难怪我们四川人最引为骄傲的苏东坡，在异乡也魂牵梦绕地吟出思乡曲：“我欲归寻万里桥，水花风叶暮萧萧……”

    从万里桥到浣花溪上一段锦江，自古是成都人乐游休闲之地。

    前蜀后主王衍最会享乐。919年5月的一天，锦江中出现这样的热闹情景：自百花潭至万里桥，上千只龙舟彩舫绵延数里，坐满官员和百姓。风流皇帝王衍亲自以竹板打拍子，大唱《霓裳羽衣》和《后庭花》曲……锦江两岸游玩的“游人士女、珠翠夹岸”。中午，突然起暴风、下起雷阵雨。偏偏这时水中又有条很大的鱼跃出捣蛋，一些船受惊翻了！万里桥下乐极生悲，许多人落入水中。史书记载：这天“溺者数千人”。

    到宋代，已形成江上娱乐习俗：在万里桥下泛舟，称为“小游江”，在浣花溪泛舟，称为“大游江”。宋太宗时张咏在成都当知府，这老兄还曾积极发展“休闲文化”。他在成都当官时，每年二月二日踏青节都聚众为乐：“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士女骈集，观者如堵。”

    船上的张咏喜气洋洋地观赏江边漂亮的成都姑娘，写出赞美诗：“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好不浪漫！以后成都若举行“选美”比赛，这诗完全有资格列为经典绝唱。

    今天的人可能难以想象的是：古时万里桥江面宽阔，还是成都训练水军之处。宋淳熙四年（1177）正月，宋孝宗下圣旨：“沿江诸军，岁再习水战。”时年五十三岁的陆游，观看了万里桥一带江上演练的情景，写下气势豪迈的《万里桥江上习射》：“坡陇如涛东北倾，胡床看射及春晴……”

    $在马可·波罗的眼里，万里桥就是一个繁华的商肆

    北宋乾德至开宝元年间（963~968），四川转运使赵开，改革茶、盐、酒的税法，很捞了些钱。但他也做了件好事：将万里桥建成石墩基座的五孔木梁“廊桥”。（北宋以前的万里桥是不是“廊桥”，未见确切资料，但当时成都大江之桥多为廊桥。）

    南宋淳熙年间，皇室宗亲赵汝愚（1140~1196）曾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他也干了几件好事：一是招抚安定了川西羌族骚乱，二是维修诸葛亮祠庙、万里桥等成都名胜。他的幕僚刘光祖写了篇《万里桥记》。刘光祖（1142~1222），四川简阳县人，曾任剑南东川节度推官。

    刘光祖说，赵汝愚这位四川新任首脑非常崇拜诸葛亮，认为应大力保护古三国文化遗迹。虽前任四川官员“沈公”也曾扩修万里桥，但并不理想，所以赵汝愚要重点保护性修整。重修万里桥时，又增添水下“石鱼”（反映水文资料）和“酾水”（即泄洪孔洞）为“五道”。

    刘光祖又说，当时重修万里桥并不只是简单的解决交通和泄洪问题，还有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目的（“怀古以图今”）。前人这种尊重历史的做法，对于今天如何处理传统古建筑，无疑是一面镜子。

    我们从《万里桥记》中还可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也就是仍修建成“廊桥”。凡去都江堰看过南河廊桥的人，不难想象当年更宽阔许多的万里桥，在汹涌涛声中的廊桥雄姿，该是何等美丽。

    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元朝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前后，当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成都，看见锦江、看见万里桥时，他着实惊呆了！《马可波罗行纪·成都府》中写道：“有一大川（按：即锦江），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甚深……水上船舶甚众（按：即很多）……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甚者！”他又说，“此川之宽，不类河流，竟似一海”。这话或许有人感到太夸张。但仅在五十年前，不少人还在城东河心村（现称东湖）游泳，见江水、湖水、堰塘或连或断、显得漫无边际，就有“像海”的感觉——何况还是八百年前！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是：古时的成都，河床宽广，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湖泊甚多……真正堪称“水上城市”。

    马可·波罗还说，锦江上有一石桥，桥“宽八丈，长半里”，颜色鲜明，气势恢弘。“桥上两旁，列有大理石柱，上承桥顶”，桥屋顶有鲜艳的五彩图画。“桥上有房屋不少”，各种“商贾、工匠列肆执艺于其中”——这座桥本身就是一个繁华的集市，桥上一字排开许多木制房屋，都是商贾、工匠经商的商肆，能“朝构夕折”，相当于现今的活动摊点。桥上还有官方的“征税之所”，税金“每日不下精金千量”……好不繁华。

    马可·波罗笔下的这座桥，就是与成都最热闹的“南市”连为一体的万里桥。现在有人说成是安顺廊桥，那是错误的，因为安顺桥的修建，最确切的记载是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修建，而不见明清以前的史料。

    直到明晚期，万里桥仍很辉煌。湖北人钟惺(1574~1624）在《浣花溪记》中描绘过万里桥如诗如画的情景：“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江水蜿蜒如明镜，如“绿沈瓜”美玉……明万历时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到成都，见锦江碧带般环绕城墙，万里桥一带是一片水乡风光：“江流绕雉堞如靛，即村舍扃扉、田塍沟渎、无非流水……水上林木翳映，所在皆佳境。”

    万里桥后来发生了一段如今鲜为人知的重大沉痛的历史事件：明末清初张献忠祸乱四川时，万里桥蒙受千古之羞辱，曾作为最主要的杀人刑场。1645年11月23日是血雨腥风的“屠城”之日。这天张献忠的大西军遍搜各家民户，驱逐百姓出城屠杀。当时在大西军中的外国传教士利类思，被士兵带到南门外“中和门”的城楼上。他亲眼目睹无数百姓被聚集于万里桥边沙岸，“一见张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上，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啊！’”

    张献忠“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于是，万里桥上和岸畔，“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死尸抛入江中，江水壅塞不流；张献忠命水手撑大船十余只，至下流推尸顺流，方得流通……

    张献忠这一乱搞，成都遭空前大破坏，万里桥后也崩塌。清康熙五年（1666），汉军镶蓝旗人张德地任四川巡抚，才和布政司郎廷湘、按察使李狮霄、知府冀应熊、成都知县张行、华阳知县张喧等人，共同捐资恢复城墙、桥梁。复建后的万里桥仍为廊桥，桥修为石砌七洞，高三丈、宽一点五丈，长十余丈（约三十三米）。桥头有冀应熊手书“万里桥”石碑。古渡碧波，廊桥“武侯饯费祎处”等额联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贵州黔西人李世杰（1716~1794）继福安康任四川总督后，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又补修万里桥，将桥改为石拱桥，数年始完工。

    清光绪十四年（1888）再次重修万里桥。竣工“开桥”仪式上，由中过文状元的贵阳青岩人赵以炯和中过武状元的天津人童中和（当时在成都任职），行“踩桥”——即剪彩仪式。（注：陶亮生先生说这是1902年的事，不确。我查史料，赵以炯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到成都是1888年。）

    1905年，日本人山川早水看见：“万里桥作为南门街唯一的通路，喧闹、拥挤一刻也没有停息。加之桥的两侧破烂不堪，饮食、废品摊点，比比皆是。”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再次改建万里桥为七孔石拱桥，桥长二十丈，桥宽三丈余，石板护栏。清末官员徐心余亲眼所见：“出成都南门南行百余步，水声淙淙。有万里桥跨江横卧……附近居民，聚集桥之两边，设摊成市。中间车马往来，行人如织，不觉其拥挤，其宽阔可知矣……巨观也！”

    如今已很少有人知道：主持修桥的，就是那个被后人骂为“赵屠户”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所以当时桥南桥头上，有一道巨大的石碑，刻有这位赵大人亲写的“万里桥”三个大字，十分壮观。

    为了城市发展需要，原址新建了一座完全现代化的单孔水泥大桥，1996年5月31日正式通车。后在南岸又修了一座现代化海洋巨轮，常听成都人“冲壳子”，说那是“泰坦尼克号搁浅到老南门了！”1997年岁末底，浣花溪风景区修建了一座莫名其妙的“万里桥”。自此去坐出租车，“的哥”往往会问：“万里桥？哥老倌是去老南门？还是去浣花溪假万里桥？”

    单单一座万里桥，经粗略梳理，便留下一大堆文字，何况成都两百座古桥乎？这样的桥，这样的水井，这样的水文化，是成都这座酒城之所以能酿出千年一坊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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