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酒器所延展的历程，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从土陶器，到瓷器，再到青铜器……酒器的提档升级，无不印证着文化与精神的久远与传承。

    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里有大量的陶器和陶片，其中最易被忽略也最易扯人眼球的，便是那不可多得的酒器，这些酒器中既有酿酒用的大量陶罐，更有数量众多的盉、觚、壶、勺、缸、瓮等，还有铜酒器，如尊和罍等。

    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可以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一路走来，很大程度上都与酒和酒器密不可分。礼器在一定意义上是与酒器对等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酒器就像母亲的子宫，孕育和贮藏着一切人类文明的种子。在那里，会萌芽出和平与战争，风花与雪月，才子与佳人，还有唐宋元明清……因此，我们可以说，酒器扮演着中华文明子宫的角色。

    人类从陶器时代进入青铜时代。这样的时代也当然是酒器的黄金时代。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空隧道里锻铸青铜器的过程，就是一个从低层次文明向高层次文明飞奔的过程。

    中国是世界上酿酒历史最早的国家。从酒诞生那天起，它便以独特的方式浸润着人们的内心，还有它所在的整个社会，并始终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

    “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酒器、酒具令人叹为观止，袒示了西蜀酒业的久远、兴旺和“以酒曰礼”的酒文化。

    从水井街酒坊遗址出土的牛眼杯身上，我们看到了“蜀酒”和“蜀瓷”的渊源与流长，它也成为“蜀酒浓无敌”特有品格传承的佐证，点出了饮酒的真谛，也道出了蜀都特有的酒风酒韵。

    $酒器就是中华文明礼仪之邦的载体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的这一名言，可以说是每一位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耳熟能详的。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可以说，五千年中华文明一路走来，很大程度上都与酒和酒器密不可分。礼器一定意义上是与酒器对等的。

    有酒则必有酒器，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载体，同酒文化一起，共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意义上讲，酒器就像母亲的子宫，孕育和贮藏着一切人类文明的种子。在那里，会萌芽出和平与战争，风花与雪月，才子与佳人，还有唐宋元明清……因此，我们可以说，酒器扮演着中华文明子宫的角色。

    自古以来，就有“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敬人”之说。酒装在哪里？当然是酒器。因之，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都将内心的满足与外在的奢华寄附在酒器之上，因为这是一个男人在庄严的场合与时刻的一次隆重宣誓和展示。大凡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陶器出现后，人类便开始有了炊具；从炊具开始，又分化出了专门的饮酒器具。此时此地，只有如礼器一样的酒器方能匹配那些“成功人士”的体面与脸面。在华丽高贵的酒器面前，酒的品质与高低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也就是说，此时此地，虚荣与浮华绝对占了上峰，“形式”已经远远大于了“内容”。这，就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所在。

    中国是世界上酿酒历史最早的国家。从酒诞生那天起，它便以独特的方式浸润着人的内心，还有它所在的整个社会，并始终伴随着中国文明的发展。中国古代酒器种类繁多，无论从材质，还是用途来看，无不令人眼花缭乱。这也是中国古代酒文化十分发达的标志之一。史载，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酿制出世界上最早的粮食酒。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有四百平方米的谷物堆积层，同时还发现了陶盂、陶杯等酒具。到了商代中期，中国人将曲、蘖分离，单独制曲酿酒，实现了酿酒工艺上的重大突破。在商周出土的各类文物中，酒器竟占40%。我们可以仰望，那时的酒，对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和作用。

    我们可以说，酒器所延展的历程，也就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从土陶器，到瓷器，再到青铜器……酒器的提档升级，无不印证着文化与精神的久远与传承。

    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里有大量的陶器和陶片，其中最易被忽略也最易扯人眼球的，便是那不可多得的酒器。这些酒器中既有酿酒用的大量陶罐，更有数量众多的盉、觚、壶、勺、缸、瓮等，还有铜酒器，如尊和罍等。这不仅说明我们的先人在三千多年前就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酿酒技术，酿酒和饮酒已经成为古蜀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更说明他们当时的富有和繁荣是令人不可想象的。

    以往，我们只有在古装影视剧中才看到那些古装人物推杯换盏，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剧情需要在表演，表演中的酒杯及酒器都是一些道具，那些道具是不是那个年代用的酒器并不重要，因为我们一般的观众也看不出来，反正只知道那是古人用过的就成。我敢肯定地说，就是导演也未必搞得清楚酒器与朝代的关系，更不用说那个朝代的饮酒礼仪了。由于革命等诸多原因，我们就是这样在活生生的文化传承被割裂之后，带着一种好奇和新鲜，去欣赏我们的古代的——当然包括看似不起眼的酒器。因此，在写此章时，我查了大量的相关资料，也到一些博物馆去实地查看了一些陈列的酒器物件，但由于数量较少，这方面的介绍不多，也由于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恶补，并未真正入脑入心。故只有根据极其有限的知识和自己的理解，将酒器和礼器放在一起咀嚼了。

    文献记载，中国的酿酒和饮酒至少有四五千年甚至更久的历史。《淮南子·说林训》中记载：“清醴之美，始于耒耜。”《商书·说命》也有“若作酒醴，尔惟麹蘖”的记述。《周礼·天官》则明确地记录有酿酒制度和酿酒过程中的五个阶段（即“五齐”），以及《十三经注疏》所载的“事酒”、“昔酒”和“清酒”等酒的三个系列品种，在此基础上，《礼记·月令》又载了古人六条酿酒经验：“秫稻必齐，麹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得六物，大酋监之。”

    自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从殷商时起，人们已经发明了曲蘖并已能成熟地用曲蘖来酿酒了。至周朝，酿酒则已发展成规模可观的一门工艺，有较系统的操作规范了。

    据《世本》《战国策》《说文解字》等文献记述，夏禹时就已经出现酿酒。《世问》中有“仪狄始作酒醪”之载；《战国策》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说文解字》称“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黄帝内经·素问》甚至提到了黄帝与医家岐伯讨论“汤液醪醴”之事。

    考古还发现，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曾发现有温酒的陶盉、饮酒的陶杯等酒具，一些考古专家甚至认为“这是最早的酒器”。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墓葬等出土的陶器中，也出现了大批酒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剑华先生认为，地处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同中原殷商王朝一样，酿酒技术和酒事活动都成为同时期最为发达和昌盛的。除了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酒器外，彭州市竹瓦街商周窖藏，成都西郊土坑墓，新都马家战国早期墓葬等都出土有各种大量的铜酒器。据统计，成都平原出土的古蜀铜酒器达一百多件。这些酒器就像列阵一样，形成了成都平原一张富裕的剖面图。中国考古界权威、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特别指出：“它们的发祥地，可能是巴蜀，秦来巴蜀后，始传到秦，再流布到其他地区”，“是古代巴蜀人民在文化史上的一项贡献”。

    $当陶器抵达彼岸时，青铜器已经在路上了……

    透过漫漫的历史长河，我们可以若隐若现地感觉到，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青铜充当起了一个判官的角色。因为在人类文明之初始，只有强大的部落和国家，才有能力拥有青铜。而青铜制作出来的酒器，无论是档次还是质感，都更为精致和漂亮。无疑，那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因为人类已经从陶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这样的时代也当然是酒器的黄金时代。

    时间已经上溯到很远很远，近乎远古洪荒的公元前四千年上下，那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辉煌时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第一次掌握了黄铜铸造技术，不过制造者不是在我们这个诞生炎黄子孙的版图上，他们生活在遥远的别处——美索不达米亚，史学家们把这群人叫做“苏美尔人”。

    苏美尔人的发明让全世界震惊，特别是后来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等，都对他们顶礼膜拜。再后来，世界上不少“学家”干脆把这个地区喻为人类文明的子宫。这样的礼赞规格是极高的，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一些专家眼里，他们就像四肢爬行的人类开始直立行走了那么伟大。

    透过历史的时间表我们发现，与古苏美尔人同时期的是位于东方成都的宝墩人和尼罗河边的古埃及人。青铜器诞生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黏土成为苏美尔陶工手中的优良原料。令人叹服的是，他们的陶器上竟然出现了鸟兽及人的图案，其创造力在陶器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与此同时，陶器在遥远的东方也神秘地成为人们手中的艺术品和生活品，宝墩人的陶器开口阔大，通常还有一些粗细绳纹作为装饰。

    有一些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中国史书说的“耕而为陶”，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大体如此，因为人类同时期的文明进程总体而言应该相差无几——虽然那时信息闭塞，交通原始。

    烧制陶器需要用火，温度必须达到数百摄氏度乃至上千摄氏度以上，这是人类用火的一次大革命。历史表明，陶器的出现，使文化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坚硬的陶器往往成为考古学上的绝佳证据。

    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陶器无论在苏美尔人手中也好，在宝墩人和埃及人手中也罢，这样的出现可能只是青铜器诞生的前兆，也就是说，这时的古人已经熟练掌握了陶器的整个工艺流程，当陶器顺利抵达彼岸时，青铜器也已经行驶在路上了。特别是在苏美尔人手中，这种神奇的金属给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带来了新的气象。苏美尔人用黄铜铸造斧头、镰刀，并大规模武装军队，他们可能拥有了世界上第一支金属部队。

    就像我们今天的信息、人类共有的成果都必须共同分享一样，新的“科技成果”诞生之后，即使在那个刀耕火种的岁月，口授相传往往也会像风一样为人类共享。几百年后，黄铜铸造技术传至古埃及人手中，并迅速成为其新宠，他们的别针、针、鱼钩都用黄铜铸成。青铜也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由苏美尔人炼就而成。当时信息的风还没能刮进这个古老的“盆底”，此时的宝墩人刚刚迁徙到成都平原上，在他们眼里，对于铜显然还十分陌生。

    不要把他们之间的信息往来看得过于艰难，因为三星堆时期就有印度洋的海贝在成都平原出现了。这样又过了几百年之久，三星堆人赶上了“青铜时代”的大好时光，这个时候的“青铜之风”从他们身上刮过，他们在一个更加辉煌的文明面前显得很从容，与千里之外其他种族的同类共同享受着这一炫目的新事物。或许因为我们处在地球村的信息时代，故往往会对历史的认识有这样一个误区：以前百年乃至几百年太过漫长。不要把几百年的时间想得过于漫长，特别是生产力相对低下、信息闭塞的古代，在他们眼里，修好一幢建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很显然，宝墩人、古苏美尔人、古埃及人，这三个不同的民族在时代的进程中摆脱了蒙昧，虽然自然和神灵仍是他们的精神脐带，但人类对青铜器的掌握足以使他们迈向更高层次的文明境界。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酒器，袒示了“以酒曰礼”的酒文化

    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空隧道中锻铸青铜器的过程，就是一个从低层次文明向高层次文明飞奔的过程。

    难怪我们今天会发现，那时的酒器大多系青铜铸造而成。作为一种绝对的稀有奢侈品，青铜基本上用于制作神器、供器和礼器（酒器在此当然属于礼器）。因为对于这个时期的古人而言，他们认为青铜器的出现是上天赐予的礼物，这样的神物绝对应当用来供奉和回报神明的。

    在此之上，酒，当然会作为一种特殊的神物，被物化为神的精灵。我们可以寻着这精灵的轨迹，探寻古蜀远古时代的文明路线图——

    都江堰发现的史前城址——芒城遗址是研究古蜀文明最好的参照物之一。此遗址面积达十万平方米，由内外两个城圈组成的城垣造型，在同类史前城址中极为罕见。出土的距今四千年以前的众多陶器和石器，在国内外曾引起轰动，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因此，被赞为“成都平原第一房”。

    考古学家考证，芒城遗址是当时古蜀先民为保护自己的土地和财富，防御敌人的进攻而建。其内外城垣系同期修筑，均为夯筑而成。两道相距二十余米的城垣之间形成一道深四米多的壕沟环绕整体遗址，壕沟内的淤泥充分证明当时壕内长期蓄满了水，足以展现当时生活在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先民所具有的防御技巧。

    最让人感到惊喜的是，在这座具有防御功能的芒城遗址上，发现了一座迄今为止在成都平原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小型房址。房屋为地面长方形的双间套房，面积约五十余平方米，居住面积墙体基础部分保存完好，其墙体修筑是先挖墙基槽，于基槽内埋密集圆竹，形成竹笆墙，于内外抹草拌泥，再经火烘烤，房顶盖草，实为川西农家建筑的雏形。据考古专家介绍，房屋的建筑形式是古蜀先民为适应其所处的环境创造出来的，它可能意味着四千多年前生活在芒城的原始聚落趋于解体，出现了以单独家庭为单元的社会现象。

    如果说，以成都平原龙山时代至夏代遗址群为代表的一期文化，是以“宝墩文化”为代表，那么以商代三星堆规模宏大的古城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则无疑是二期文化的佼佼者。

    距离广汉市约三四公里之处，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巨大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它位于成都平原北部，曾为成都平原的中心城邑。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住房旁边疏通排水沟时，发现了一窖精美的玉石器，总量有四百余件。这个偶然的发现，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神秘帷幕。

    “三星堆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酒器、酒具令人叹为观止，袒示了西蜀酒业的久远、兴旺和“以酒曰礼”的酒文化。

    川酒可考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传说中的古蜀国蚕丛、鱼凫时代。广汉三星堆古蜀都遗址发现的酒器的品种之繁多，埋藏之集中，令人叹为观止。酒器包括酿酒器具和饮酒器具两大类。其酿酒器具如高颈大罐，颈高、口直，可使酿酒时便于密封罐口，避免杂菌进入并造成厌氧的发酵优越条件；罐的下部成反弧内收形，以利吸收热量;底小而平，便于埋在灶坑边热灰中保温。从这个酿酒用高颈罐的特点上不难看出，此时蜀人的酿酒技术已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蜀人发明酿酒的时间，当在此之前。在远古时代，要使酿酒技术进步达到这一水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1986年，三星堆遗址发掘出两个大型的商代祭祀坑，包括青铜人像、青铜面具、青铜神树在内的近千件轰动世界的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被成堆的丢放在一起，蔚为壮观。其中有尊、方彝等为数不少的青铜酒器，甚至还有两尊双手过顶捧着酒尊做献供状的青铜人像，饮酒在当时巴蜀先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可知。

    三星堆出土的蜀人饮酒器皿主要是瓶形杯，其最大特点是束颈。这意味着当时蜀人的饮酒方式为啜饮。也就是说，此时蜀人所饮之酒已是一种无滓的清酒，比同期中原地区汁滓相将的连糟酒更为先进。而与中原地区这种酒类似的酒，被蜀人名之为“醴”，被认为是一种薄酒，仅在王室开明九世以后（约相当战国早期)用来祭祖。因为周王室宗庙祭祀用的就是这种薄酒，蜀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开明九世以后也出现了以醴为祭的现象。

    专家学者之所以会成为专家和学者，是因为他们的眼光有时最为独到。在他们眼里，三星堆的发现证明了成都平原存在过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古国形成阶段的古文明中心。这个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创造出了高度发达的宗教文化和城市文明，以大量出土的酒器等器物足以证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原始宗教体系。所以，成都平原上的古城遗址，不仅可有力地证明成都已经拥有四千五百余年的城市文明，而且进一步佐证了一个事实：成都平原不但是长江上游古文明的起源地，而且也是中华上古文明的策源地之一。

    $青铜酒器逐渐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标志物

    自古以来，不问东西不分南北，酒器的种类之繁之多，堪称一门高深也极其专门的学问。每一种酒器定位明确，样式各异，有普通型的，也有取动物造型的。以尊为例，有象尊、犀尊、牛尊、羊尊、虎尊等。饮酒器的种类主要有：觚、觯、角、爵、杯、舟。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的饮酒器，比如《礼记·礼器》篇就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宗庙之祭，尊者举觯，卑者举角。”就像我们所见到过的法式大餐一样，每一道菜都有不同的刀叉和不同的酒及酒器，其程序之繁复，令人叹为观止。

    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酒器的制作技术，材料，酒器的外形自然而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故产生了种类繁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酒器。根据相关资料和我极其有限的知识以为，按酒器的历史和材质大体可分为：天然材质酒器（木，竹制品，兽角，海螺，葫芦），陶制酒器，青铜制酒器，漆制酒器，瓷制酒器，玉器，水晶制酒器，金银制酒器，锡制酒器，景泰蓝酒器，玻璃酒器，铝制罐，不锈钢饮酒器，袋装塑料软包装，纸包装容器。

    虽然离我们现在有着两千多年时间，但商代的酿酒业已经很发达，而其时的酒器也已经达到一个顶峰，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其标志就在于青铜器制作技术的提高。当时的中国酒器还出现了“长勺氏”和“尾勺氏”这种专门以制作酒具为生的氏族。周代的饮酒风气虽然不如商代，但酒器基本上还沿袭了商代的风格。自那时起，也诞生了专门制作酒具的“梓人”。

    中国版图上的青铜器起于夏，从考古专家那里我们知道，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铜制酒器为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爵。青铜器在商周达到鼎盛，春秋没落，商周的酒器其用途基本上是专一的。从一本叫《殷周青铜器通论》的专业书上我知道，“商周的青铜器共分为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部，共五十类，其中酒器占二十四类。按用途分为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此外还有礼器。形制丰富，变化多样。但也有基本组合，其基本组合主要是爵与觚，同一形制，其外形、风格也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烙印。”

    酒器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便是盛酒器具，盛酒器具是一种盛酒备饮的容器。其类型很多，今天我们能够知道的主要有以下一些：尊、壶、区、卮、皿、鉴、斛、觥、瓮、瓿、彝……

    数千年的饮酒礼仪中浸润着深厚的酒文化，酒器就是一种重要的媒介。在崇尚礼数的古代，喝酒不像我们今天的一些地方，桌上摆瓶二锅头，再放上几个能装两钱酒的玻璃杯就搞定了，喝高兴了还划上几拳。在那时，估计那句“哥俩好”才刚喊出口，一桌子文人雅士就会被吓得踪影全无了。那时候喝酒的仪式是极为圣洁的，不仅要讲究“拜、祭、啐、卒爵”的基本礼仪，就连桌上的酒器也都大有讲究。比如，一套完整的青铜酒器就应该包括煮酒器、盛酒器、饮酒器、贮酒器。

    有如我们今天的盖碗茶一样，茶盖、茶杯和茶船是极有讲究的。估计在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八鸟四牛尊”和“三羊三鸟尊”就是盛酒器的一种，而爵则是饮酒的器皿。

    古代大量的出土酒器中，最出名的莫过于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村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的四羊方尊。这个高58.2厘米，重近34.5千克，现藏于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家伙可以算得上是青铜酒器中的“大腕”了，它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中间的羊形装饰。四个造型奇特的羊被巧妙地安排在方尊的四个转角处，神情平静而安详，呈现出强烈的立体感。羊的肩部雕有小龙头，四周分布着精细的纹路装饰，这件商朝晚期用于祭祀的礼器，呈现出威严的气氛和华丽精美的装饰风格，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器中最大的方尊，堪称青铜酒器中的珍品。

    如果说四羊方尊是传统青铜酒器的代表，那铜冰鉴就可以算得上是青铜酒器创新的典范。铜冰鉴出土于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鉴身为方形，支脚由四只龙首兽身的怪兽组成，龙头向外伸张，兽身的后肢匍匐蹬地。鉴的四面、四角一共镶嵌有八个龙耳，每条龙的尾部又有小龙缠绕，还有两朵五瓣小花点缀，极为精美。铜冰鉴最大的创新在于它是双层的，在鉴内还套着一个方壶，夏天的时候可以在鉴和壶之间装上冰，壶内的美酒自然就可以变凉，如果冬天改装温水就成了暖胃的热酒，活脱脱的一个“制冷”又“制热”的“原始冰箱”。

    史载，这种称为樽的温酒器在汉代十分流行，饮酒前用于将酒加热，配以勺，便于取酒。只是到了春秋以后，又增加了冰酒器。遥想古人的智慧和生活，那种时尚和奢华一点儿不比今天的我们差。

    随着封建礼制的形成和发展，青铜酒器逐渐成为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载体和象征人们社会地位的标志物。所谓的“九五之尊”正是帝王所该配用的尊的数目，之后人们干脆用它来指代帝王了。所以，今天我们仅仅通过墓中的酒器，便可知道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他们的历史和生活便通过这些酒器在我们面前鲜活起来。

    $水井坊遗址的牛眼杯，道出了蜀都特有的酒风酒韵

    如果我们更深一步地了解，还可以增加更多的关于酒器的知识。商周以降，青铜酒器逐渐衰落，秦汉之际，在中国的南方，漆制酒具流行。漆器成为两汉、魏晋时期酒具的主要类型。漆制酒具的形制基本上继承了青铜酒器的形制。有盛酒器具，饮酒器具。饮酒器具中，漆制耳杯是常见的。这些知识也是祖先的出土文物告诉我们的，二十年前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的十一座秦墓中，出土了漆耳杯一百一十四件，在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也出土了耳杯九十件。

    瓷器大致出现于东汉前后，与陶器相比，不管是酿造酒具还是盛酒或饮酒器具，瓷器的性能都超越陶器。唐代的酒杯形体比过去的要小得多，故有人认为唐代出现了蒸馏酒。唐代出现了桌子，也出现了一些适于在桌上使用的酒具，如注子，唐人称为“偏提”，其形状似今日之酒壶，有喙，有柄，既能盛酒，又可注酒于酒杯中。因而取代了以前的尊勺。宋代是陶瓷生产的鼎盛时期，有不少精美的酒器。宋代人喜欢将黄酒温热后饮用。故发明了注子和注碗配套组合。使用时，将盛有酒的注子置于注碗中，往注碗中注入热水，可以温酒。明代的瓷制酒器以青花、斗彩、祭红酒器最有特色，清代的瓷制酒器以珐琅彩、素三彩、青花玲珑瓷及各种仿古瓷最有特色。由于中国特有的“瓷文化”源远流长，所以瓷制酒器一直沿用至今，且愈有发扬光大之势。

    随着时代的变迁，酒器的形状也随人们的习俗变化而不断变化，比如汉代时人们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酒尊入在席地中间，里面放着挹酒的勺，饮酒器具也置于地上，故形体较矮胖。魏晋时期开始流行坐床，酒具变得较为瘦长。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打破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传统学术观点，形成了古蜀地区也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的新观念。对酒文化而言，也证明了在当时的川西地区已有了相当高的酿酒水平。

    广汉、绵竹、彭县三地彼此相距不过三十余公里，属于同一地域，即使在交通、通信很不发达的古代，经济文化的交往也应该非常紧密而频繁，其酿酒历史也应该是同步发展的。据悉，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工作者还在泸州、宜宾等地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不少汉代酒器。由此可见，剑南春、全兴大曲、五粮液、泸州老窖、郎酒等名酒的分布区域，大约在汉代及汉代以前就基本形成了，其中剑南春所在的绵竹，至少在商代至战国时期就开始生产酒了。

    1959年和1980年，彭县竹瓦街两次发现战国青铜器，出土有尊、觯等青铜酒器十多件，铸造水平与河南殷墟相当。1976年，绵竹出土了战国中期的船棺墓葬，其中有提梁壶等铜酒器十一件，证明在中国名酒剑南春的发源地，至迟在两千四百年前就已开始酿酒。

    1985年，在绵竹剑南春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发现了地下窖池的同时，还发现了一块“永明五年”的南齐纪年砖。他们根据出土层的叠压关系及出土器物的时代特征，认为绵竹的地下窖池建造年代不晚于南北朝南齐永明五年，即公元487年。

    几乎与此同时，离绵竹仅三十公里的广汉三星堆更有惊人发现，距今三千年至三千五百年前(相当于商代)的大量陶酒器和青铜酒器横空出世，从酿造、贮藏到饮用的酒器应有尽有。

    谈及琳琅满目的酒器、酒具，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有一个牛眼杯格外引人注目。这个小杯宛如牛眼，极其袖珍，且朴素无华、落落大方。原来它正是当初用于品茗水井坊酒的酒具。从这个小小的酒杯身上我们不难想象，这个时候酒精的浓度已经很高了。看着这只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小杯，不禁想起当年杜甫幽居草堂，漫步浣花溪，细斟雅酌，赋诗咏物的超然境界。杜甫一生好饮“蜀酒”，更爱诗咏“蜀酒”和“蜀瓷”。

    从水井街酒坊遗址出土的牛眼杯身上，我们看到了“蜀酒”和“蜀瓷”的渊源与流长，它也成为“蜀酒浓无敌”特有品格传承的佐证，点出了饮酒的真谛，也道出了蜀都特有的酒风酒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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