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水井坊集烧酒之凛冽，蕴陈香之幽雅，开烧坊本源，为白酒滥觞。水井坊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酿酒作坊，堪称“中国酿酒工业的一部无字史书”。

    你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处唯一代表中国白酒酿造技艺的国宝级遗址，一直都在“不停地工作着”，每每走进其间，便会浓香扑鼻，工人师傅们将窖池里发酵的酒糟，搬到另一个地方进行下一道酿酒工序。原以为“中国白酒第一坊”是广告语，到了遗址现场你才会深切地感受到，此称谓的确实至名归。

    我们可以透过水井坊看似简单的工艺流程，洞悉成都几个世纪的人文路径和走向，水井坊只不过是一扇向我们打开的小小的窗口，让我们从这个窗口看到历史的景深，去抚摩大千世界的精彩纷呈和鲜活的成都掌故。

    这一切，都是水经过神奇的“化学反应”之后，留下的让人叹服的效果。

    文物见证着文化，文化见证着文明。透过水井坊遗址和其沿用了百年的古窖群，可以窥见成都酿酒工艺变革的轨迹。

    我们完全可以把白酒的整个酿造过程，十分虔诚地看做一个隆重的祭祀历程。或许我们的祖先最初酿酒时，本身并不是为了肉体的需要，而是在一次偶然的图腾之后，代代相承，延续至今……

    就古人而言，美酒带给他们的是一种虚无的快感；而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美酒同样可以让他们集体达到高潮。高潮和狂欢都需要酒的帮助，这便是酒在祭祀仪式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精神之物，人们对酒的崇拜，不亚于对神的崇拜。

    $时空隧道里，窖池与“面店”的因果关系

    在专家和普通人眼里，坐落在水井街二十一号的水井坊遗址是一座十分奇特的遗址。你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处唯一代表中国白酒酿造技艺的国宝级遗址，一直都在“不停地工作着”，每每走进其间，便会浓香扑鼻，工人师傅们将窖池里发酵的酒糟，搬到另一个地方进行下一道酿酒工序。

    我有幸三次走近至今尚未对外开放的遗址，每每走近它，脚下便会有一种周身绵软的感觉，四周的一切都似历史老人的眼光在盯着你，让你大气都不敢出，给人一种神圣感和自豪感。其实，在未进遗址之前，走在镶嵌水井坊的那条水井街上，便能闻到一股浓郁的酒香。那种醇香的气味十分特别，越来越近之时，低调的醇香便会弥漫开来，让你周身通体舒服，特别是常常饮酒之人，此时酒瘾会不自觉地涌上心头。

    水井街酒坊遗址是前店后坊，典型的成都作坊方式。包括晾堂三座、酒窖八口、炉灶四座、灰坑四个及路基、木柱、酿酒设备基座等。遗址有灶、炕、酒窖和晾堂，酿酒工艺过程完整，从原料煮熟、拌曲、发酵到烧酒各个环节均有，是中国迄今独一无二的。专家考证，水井坊在元代相传至今。在水井坊窖泥中，科研人员分离出水井坊独有的特殊菌群，正是这些特有的菌群，赋予水井坊的极品香型。

    原以为“中国白酒第一坊”是广告语，到了遗址现场你才会深切地感受到，此称谓的确实至名归。

    水井坊遗址的墙壁上参差不齐的标示着这座窖池的年轮——

    水井坊集烧酒之凛冽，蕴陈香之幽雅，开烧坊本源，为白酒滥觞。因此，俗语说“川酒云烟甲天下”。中国白酒、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白兰地、俄罗斯伏特加并列为世界四大蒸馏酒，但中国白酒的历史最为久远，也更注重传统工艺的积淀。尤其是浓香型白酒，其工艺和窖池尤为讲究。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就酿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粮食酒。到了商代中期，中国人将曲、蘖分离，单独制曲酿酒，实现了酿酒工艺上的重大突破。由此可见，这时的酒对古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量佐证表明，在盛唐时期，我国已出现了醇香清冽的蒸馏酒，而这个酿酒史上的重大革命却是在四川进行的。元代几十年曾普遍实行酒禁，但四川是个例外。专家考证，四川呈V形状的名酒分布区域，大约在汉代及汉代以前就基本形成了。古代的四川酒文化，是我国酒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尤其是以“六朵金花”为代表的传统白酒，几乎占了全国名酒的40％，在世界上也享有很高的美誉度。

    为了获得充分的证据说明主旨，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水井坊，从其外围来考证一下这个遗址的人文与地理情况——

    有意思的是，水井坊遗址旁边有一家“家常味面店”，味道鲜美，生意爆好，我常与朋友过去“解决中午问题”，小小的街道上每天都是长长的“等面队伍”，店面不宽，不过二十多平方米，房屋也显得很是简陋。店家十分友好，将预备好的塑料方凳拿出来给“候面”的人们，这在外地人看来绝对搞不明白其中的“为什么”。窄窄的街道上停放着各式各样的车辆，其间有像奔驰、宝马等高档轿车，也有代表成都城市品格和消费档次的奥拓车，前些年甚至还有一长排三轮车守候其间……成都就是这样一座十分平民化的城市。开着奔驰宝马的有钱人和蹬三轮车的三轮车夫，常常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面条，彼此相安无事，和谐相处，有的甚至还会为几分钟的“同桌缘分”而相互点头致意。

    坐在这里也不知道哪些人有钱哪些人没钱，也分不出地位的高低贵贱，人们在乎的，是那碗面的味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都人的风雅颂和精气神，此时全都浓缩在那“味道”之中了。如果你弄不懂那是什么味道的话，成都人会告诉你，那就是“成都味道”。

    如今，排队吃饭是成都的一大景观。人们排着队，等候着店家的招呼，然后在先后顺序的招呼声中，自觉地到屋子的一角拿上一碗，盛上一碗泡菜，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些红油之类的调料，和着面条一起享用。那一大盆的泡菜是当天早晨店家腌好的，成都人叫它“洗澡泡菜”，在成都吃面条，这泡菜是免费供应不收钱的。只是如果你运气不好去晚了，泡菜免费完了之后便只有等到次日。这在成都算得上一道绝佳的风景。

    难怪成都市有上千家面店，六百多种做法，每一家面店生意都相当不错。每到中午和晚上，那些开着车或没开着车的有钱人和没钱的人们，都在盘算着上哪家面店去满足嘴巴的欲望。因此在成都这座城市，开车数十公里为吃一碗面找上一个小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便是在休闲中慢生活的成都。

    水井坊遗址就在那家“家常味面店”旁边，我的印象很深，三次造访水井坊遗址时，其中有一次就是在与一帮专家用完面条之后进去的。只是最近一次去水井坊遗址时，因为此地要打造遗址博物馆，那家面店留下一纸告示，已经搬到另一条街上去了。

    我一直认为水井坊遗址与“家常味面店”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感觉那家“面店”就是一个水井坊的翻版，透过“面店”的时光隧道，我们就会看出水井坊的影子来。可以想象，当初水井坊在“前店后坊”最辉煌的时候，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只不过里面摆设的，是浓香的酒罢了。虽然时易事移，但那种氛围却应该是惊人的一致。我们还可以想象的是，在水井坊这条窄窄的街道上，以至在成都市的大街小巷，这样的氛围可以凝固时间——千年来都是那种味道，随处可见的。

    $水井坊遗址的古窑群，见证成都酿酒技艺的轨迹

    人类天生就具有亲水性，是因为出世之前人在母体里时，就沉浸于一片“水世界”之中。由是，“逐水而居”便成为人类修房筑城的重要标准，就连成都这座内陆城市也不例外。即使没有大江大河，也要用“人定胜天”的办法，修造一条人工河——或许这也是后人永远记住李冰父子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他们的带领，成都的锦江便无从谈起，天府之国便为之失色。

    前面在有关水与成都这座城市的渊源的章节中已经谈到，成都自古就是一座坐在水网上的城市。自唐代以来，成都与水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十分亲密的程度。正因为有了生生不息的岷江雪水，方灌溉出了成都平原的富庶与文明。这种文明一定程度上体现在遍布大街小巷的酒窖、酒器及饮酒的方式上。就像一套酿酒的基本技术构成的先后顺序一样，本章重点谈谈古蜀的酿酒文化及其生产过程，因为至今尚在使用中的水井坊遗址告诉我们，一项可以传世的生产技艺，不仅仅体现在技术的传承上，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技术背后的文化积淀上。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水井坊看似简单的工艺流程，洞悉成都几个世纪的人文路径和走向，水井坊只不过是一扇向我们打开的小小的窗口，让我们从这个窗口看到历史的景深，去抚摩大千世界的精彩纷呈和鲜活的成都掌故。

    要说成都是座“千年老窖”，那源头基本上得从汉代说起。因为前面的章节已经阐述了，汉代的成都是一个盛世太平之都，那时成都在整个中国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人文丰厚，经济繁荣。汉代四大儒中，有其二出自成都。汉代成都织锦业的发达除了预示商业和手工业的繁华以外，还具有更加深刻的文化上的含义。《西京杂记》十分新意地向我们这样诠释——司马相如的赋为什么写得那么好，其原因就跟织锦有关。也就是说，司马相如曾经如饥似渴地站在织锦机前，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织锦的全过程。于是乎，繁复而有序的图案和其间的经纬变化使他悟到了写文章的道理，有了这些“传统的厚实垫底”，司马相如所写的赋就跟成都的织锦一样无人能及。

    有了精美绝伦的丝绸，随之便有了丝绸之路的诞生，成都作为汉代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蜿蜒地经云南通向缅甸、印度以及中亚。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竟在大夏(今阿富汗)看到了蜀锦和邛竹杖，这使他倍感惊奇和亲切。成都产的手工艺品从汉代开始受到各地人的喜爱，比如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过成都漆器，甚至朝鲜和蒙古的汉墓中也出土过有铭文的成都漆器。

    这一切，都是水经过神奇的“化学反应”之后，留下的让人叹服的效果。

    因为有了“水元素”的神奇功效，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的类似考古成果。让我们把目光移至水井坊遗址，1989年那个夏天，考古工作者掀开历史的面容之后，遗址十分清晰地分明代、清代和现代三层呈现在众人眼前，真可谓“三世同堂”，我们还不清楚的是，如果再往下挖掘，会出现几世同堂？因为只开发了很局部的二百八十平方米，不同时代的晾堂、酒窖、炉灶、路基等酿酒遗迹就尽收眼底。已经够了，区区二百八十平方米，就将“中国第一坊”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收入囊中。

    从考古专家那里，我们得到十分肯定的答案，水井坊不仅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酿酒作坊，而且是中国浓香型白酒酿造工艺的源头，是我国古代酿酒和酒肆的唯一实例，堪称“中国酿酒工业的一部无字史书”，历史、文博专家鉴定其为“中国白酒第一坊”。

    时间定格在六百年前的公元14世纪，成都府。在距大佛寺（今大慈寺）一河之隔的水井街，一爿传统酒坊开业了，酒坊的主人就是那位我们在前一章提及的精于酿酒技艺的“王老板”。拥有自己的酒铺是他毕生的心愿缩聚，筹谋已久，终于开设了这家前店后坊式的酒作坊。从此王家的自酿美酒香遍府河、南河交汇一带的无数大街小巷。经过几代酿酒名师的培育，水井街的好酒不仅名动成都府，更是远传出川西坝子，整日里大江南北前来沽酒的商贩络绎不绝。王家酒坊的规模日益壮大，从发掘出的遗址可以看出，当时的水井街酒坊已是行业龙头，规模之大，无人出其右。

    这一辉煌延续了六百年，六百年沧海桑田，留下了众多的传说与遐想，我们来看看一位文友留下的这段极富磁性的文字——

    六百年前，成都东门一派“门泊东吴万里船”的繁庶景象，水井街上酒旗当风，四川烧酒闻名全国。时间跨越六百年，水井酒坊遗址以其不间断的生产，打破了文物的死寂，以不需凭吊和追忆的形态，鲜活地展现人前。六百年的岁月，使水井坊如同一位智慧的老人，沉默而含蓄，却在不经意间，包容了一切过往。

    站在历史的长河审视六百年，粗略翻阅历史，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时间轴——

    六百年前，号称“天下第一雄关”的嘉峪关和明长城中施工最精细、造型最别致的慕田峪正关台建成。秦汉以来的中国长城终于开始连成一体，始成“万里长城”。

    约六百零四年前，中国著名的小说家罗贯中写下了中国第一部章回体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约六百零一年前，明成祖朱棣改北平府为北京，兴建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皇宫紫禁城。

    599年前，明成祖朱棣命郑和下西洋，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航海纪录。

    约597年前，《永乐大典》编撰完成，是世界上第一部百科全书。

    约500多年至600年前，昆曲形成，这是与古希腊戏剧和印度的梵剧并立世界的三大古老戏剧，且是至今唯一完整保留舞台演出形式的戏剧艺术，因而获得“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

    六百年的岁月仿佛一个转身，已是十个甲子、六个世纪，唯有沧海桑田间落下时间筛留的纪念，让历史变得亲切。文物见证着文化，文化见证着文明，无数值得纪念的事物与水井坊共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过往记忆和智慧创造，它们是建筑，是航海，是文学，是艺术……奏响在中华文明的灿烂篇章中。

    这一切也正像水井坊所拥有的那样，水井坊遗址有灶、炕、酒窖和晾堂，酿酒工艺过程完整，从原料煮熟、拌曲、发酵到烧酒各个环节均有，是中国迄今独一无二的。水井坊遗址的蒸馏器基座，据英国学者斯蒂芬·梅森说，经过蒸馏的烧酒，“通过蒙古人于十三世纪传入中国”。

    透过水井坊遗址和其沿用了百年的古窖群，可以窥见成都酿酒工艺变革的轨迹。

    $当“造酒鼻祖”进入“鸡与蛋”的怪圈

    透过水井坊遗址和其沿用了百年的古窖群，可以窥见成都酿酒工艺变革的轨迹。

    历史顺着酒的芳香一路上溯，我们可以看到更为精彩的路径。供职于成都博物院的卢升弟先生站在成都临街而筑的酒肆中，目光直指遥远的两千多年前的某个时刻——

    清晨，当鸡鸣三遍，天还没亮，那些早起的人们已经三三两两地出现在大街小巷了。这时，一股浓郁的香味，随着阵阵微风飘荡开来，不停地钻进鼻子里，一种会心的微笑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人们脸上了。大家都知道，那是前街刘老二家，要不就是后巷王老五家又酿出一瓮酒了。天色慢慢地亮了，临街的店铺纷纷打开了店门，沿街叫卖的小贩挑着酒坛、酒楼的采购推着独轮车已经等候在酒肆门外了。

    这是大约两千多年前，成都某条小街上的一个场景。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精彩纷呈，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蔚为大观。据古人文中记载，造酒为仪狄之功。仪狄为大禹之女，大禹为治理水患常常废寝忘食，致使仪狄为其父王所做之饭食因变馊不能食用常被倒在一个树洞之中。久而久之，那些发了酵的食物经过一阵臭味之后，却发出一股奇香。有一次，仪狄用勺品尝，初觉香气爽人，继而心神飘然。待大禹治水归来，仪狄拿给其父品尝，大禹定名为酒，于是乎人间始有酒说。

    对于中国酒之源头的种种传说而言，上述酒说仅为远古酒祖考源之一。又说，酒诞生于周，中华的酒祖为杜康。杜康为东周时期的一个小粮秣官员，据野史话本披露，他所掌管的粮食难免被雨水浸泡，发酵后的粮食成了酒曲，浆液成了酒浆，因而有杜康是中华酒祖之说。此说与仪狄造酒之说如出一辙——都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意外之喜，并非有意酿造之结果。这样的例子在民间的一些老字号小吃中并不鲜见。

    著名作家从维熙在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一书后，留下这样的文字：酒自黄帝始，非仪狄矣。古方用酒，已有醇酒、春酒、白酒、清酒……云云。言外之意，酒自黄帝时起，已成正品；适饮壮身，狂饮殇体。如此说来，中国造酒之历史，就更为久远。我们看到一篇名为《酒源》的古文中，还有如下之说：“天的酒星，酒之作也，其(指酒)与天地并存矣！”此说一下子把酒祖神话了，让后世之酒徒，无法得知造酒的鼻祖为谁了。

    孰是孰非为后世留下一个谜团。酒祖之说源流不一，不像木器行当，只奉行鲁班，茶叶行只祭祀陆羽一人那般，而是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如《博物志》以及魏武帝的《短歌行》中，无论是文是诗，都把杜康视为头号酒祖。同样嗜酒的从维熙对儿时有关酒的记忆十分清晰——

    每年春节来临时，城关的酒作坊必定祭祖，而那些弥漫着酒糟气息的酒作坊门面上，张贴的酒祖之像，是粉面朱唇的古代美人。当时，我不懂此人姓甚名谁，我的祖父告诉我，那是禹的闺女仪狄，她是中国最早的造酒女神，这是刻在我记忆中的酒祖肖像。

    年纪逐渐大了，我在清代《朔州地方志》中看到为酒仙兴庙建碑之事时，书中记载中国南北方许多酒行，多把仪狄当成酒祖并为其立碑。

    明代袁宏道在《觞政》一文中写道：“仪狄、杜康、刘白堕、焦革，皆因酿法而得名。”由此可见，刘白堕非李白那般的酒客，亦非葛洪那样的酒评家，而是造酒的行家。据传说中记载，刘白堕造出的“白堕春酿”，“醉人经月不醒”。至于焦革，既然被明代袁宏道列入“因酿法而得名”，想必也是酿酒的元老之一；但是他留下的传说不多，我们只能从《古今酒事》的篇章中，读到如下文字：“焦革善酿，焦革死后，王绩以焦革之酿法为经，参照仪狄、杜康酒谱，善造醇。”

    由此推想，王绩酿出之酒，是集前人之大成，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美酒佳酿了。但他只能属于酒祖之徒的范畴——用今天的语言来定位，他顶多算是酒祖的接班人，而不能被纳入酒祖之列。

    $古蜀时酒已悄无声息地融汇到政治、礼仪生活中

    两千五百年前，酒已经悄无声息地融汇到古蜀的政治、礼仪生活中。如果再顺着酒的味道追溯历史，我们会看到更加令人振奋的信息。

    要较大规模地酿酒，需大量粮食。汉代刘安《淮南子》中有句格言：“清盎之美，始于耒耜。”意思是说，酿酒技艺，始于农耕。“耒耜”指原始农具。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七·笨曲饼酒》中详细记述了蜀酒的生产工艺。他说：“蜀人作酴酒法，十二月朝，取流水五斗，渍小麦曲两斤，密泥封，至正月、二月冻释，发，漉去滓，但取汁三斗，谷米三斗，炊做饭，调强软。合和，复密封。数十日便热。合滓餐之，甘、辛、滑如甜酒味，不能醉人。多啖，温温小暖而面热也。”很明显，贾氏这里所云蜀人所作的酴酒，即今流传下来的醪糟酒。

    晋代人江统在《酒诰》中也说了一番十分重要的话：“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虽然文出晋代，但我们今天仍然不难读懂其意。“有饭不尽，委之空桑”，据此看来，江统大概是最早书面总结“在有多余粮食的前提下，就自然会产生制酒术”的“专家学者”吧。按照江统的说法，早在四千五百年以前，成都地区的先民已有了较为成熟的酿酒技术，主要原因就在于，这里生产粮食，蜀地的先民们填饱肚子后，有剩余粮食酿酒以陶醉快活。

    或许那历史太过遥远，连大诗人李白也只能浩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史书也只留下了了数语——蚕丛在蜀国“始称王”，前后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王朝。

    古蜀人从岷江上游慢慢往平原迁移，翻过山，搬进比较暖和的成都平原。他们逃亡式的漫长迁移，终于以最后到达一片乐土而画上句号。这里土地更加肥沃，水源更加充足。气候也好得多。这是鱼凫时代，蜀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去营造更加灿烂的文明。

    成都平原是龙门山外的一片复合冲积扇平原。四川著名科普作家刘兴诗在这方面有着一定的研究，他认为，复合冲积扇是一条条河流出山生成的冲积扇互相连接形成的，所以面积才这样广阔，泥土才这样深厚，水网才这样复杂，好像一把把扇子，从各自的出山口散开，又互相连接交错。古蜀人可算是如鱼得水，找到归宿了。

    这时候虽然气候干燥，但由于成都平原有冰川融水源源不断供给，相对还比较湿润。在周围干旱的环境中，形成“绿洲”似的特殊地理景观。三星堆遗址显示，这里有大象、蟒蛇、老虎和其他许多亚热带南部的珍稀动植物分布，也就不足为奇了。三星堆遗址那棵巨大的青铜树，具有明显的板状根，似乎也是亚热带特有的榕树标本。

    鱼凫王国之后的杜宇，号望帝，是第一个有确切建都地址的蜀王，国都是郫县，离成都仅二十一公里。汉代辞赋家扬雄《蜀王本纪》中说：“杜宇自天而降，号曰天隳。”天隳山即今成都北郊天回山。这真实意思可能是说，古蜀的部落首领杜宇率蜀人，从岷江上游的群山中（即“天”），迁徙到成都平原，最初落脚点就在天回山一带的郫县。

    常璩（约291~361)是东晋时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州)人。他写了本研究古代四川历史的名著《华阳国志》。《华阳国志·蜀志》中说：“杜宇教民务农。”说明早在杜宇时期，蜀国已从渔猎进入农耕时代。

    史料还有一种说法，称杜宇进入成都平原之前，原在云南昭通“教民务农”。那是距今两千七百年左右的西周末期至春秋中期，杜宇率领他的子民，在“纵广五六十里的”千顷池畔开荒种田，修沟打塘，理渠垅墒，放牧养禽，使昭通坝子这块蛮荒之地变得更加美丽富足。之后，杜宇带着他的队伍沿朱提江南下，日夜兼程进入了川西平原，在那个更广阔的地盘上继续传播他所掌握的先进的农耕技术。

    在那个以农耕为生的时代，杜宇凭着他对农耕技术的理解和把握，教蜀王鱼凫氏的蜀民种植稻、菽、桑、麻等农作物，使蜀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对于这一史实，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扬雄所写的《蜀王本纪》中曾有过如下记载：“……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自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可见，在杜宇时代，农耕文明就已相当发达，影响深远。

    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把上述这些看似冗长的文字交给那位叫杜宇的古蜀王，是因为在都江堰水利工程还未竣工之前，成都平原就已经“号为天府”。而带领百姓致富的领头人，便非杜宇莫属。如果说这个时候“酒已经悄无声息地融汇到古蜀的政治、礼仪生活中”，杜宇乃最大的功臣，是他奠定了成都农耕文明的基础。由是，这方土地才有了多余的粮食，温饱之后也才有了更高的精神奢侈品——酒。

    $“以酒为醴”的“礼乐”时代悄然降临

    岁月蹉跎，沧海桑田。到了西汉移民屯田时，千顷池水域宏阔千里，水质清澈见底，周围水草丰茂。阡陌纵横，炊烟袅袅，鸡吠相闻，人们过着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的悠闲生活。

    如果说这是一幅美妙的图画的话，可以说最先描绘这幅图画的人，便是那位至今“杜鹃声声啼”的杜宇。

    所以《山海经·海内经》中有了这样的记载：“西南黑水青山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插琴（种）。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海内经》里描绘的，正是杜宇治下的那个时代的景象，其中所说的“都广”正是富庶的成都平原……

    大约在两千五百年前，开明九世的臣民们，身披兽皮、麻片，赶着牛羊，在乘坐牛车的蜀王带领下，“呜呀、呜呀”吹响苍凉的牛号角，把都城从广都樊安（即今双流中兴镇一带）迁到成都。对此，《华阳国志·蜀志》中有段十分重要的记载：“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意思是说，从古蜀国的开明帝始，把酒称为“醴”，用于宗庙祭祀；把音乐称为“荆”（荆泛指楚，因丛帝鳖灵开明氏，原为楚人）；蜀人崇尚红色，九世开明称蜀王……

    醴，本义为甜酒。《周礼·酒正》中有注释：“成而汁滓相将，如今恬酒矣。”即“酒醪”，大致类似今天汁渣混合的醪糟类水酒。

    当时中国把用于祭祀的酒，专称为“醴”，以祈祷丰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醴”同“禮”（礼之繁体字）。《诗经》中的《周颂》，是周王室的宗庙祭祀诗。《周颂》中有首《丰年》唱道：“丰年多黍（同秫，即高粱类粮谷）多稌（读涂音，即稻谷）……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

    成都平原耕地众多，水土肥沃，蜀人剩有余粮，因此酿酒业尤为兴盛。由于文字的缺失和时代的久远，三星堆人钟爱哪种酒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开明王朝时期的古蜀人则嗜好一种“醴”酒。两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载了蜀人的一些流俗：“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所谓醴，是古代一种仅发酵一夜的酒，因酿造时间极短，故味道清淡，饮用时也是“汁滓相将”，连吃带喝。在中原，这种酒常常被用在宗庙中祭祀神灵、祖先。成都平原与中原的饮酒流俗截然不同。

    看来，这个时候的酿酒技术甚为初期，在我们今天看来，一般都是酒和酒糟一起食用，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在这个时候只是吃到了有酒味的食品，即使这样，他们都兴奋不已，因为人类已经碾过一个漫长文明的历程，进入到另一个层次的文明。

    当蜀人和夏人、殷人还在连滓带酒饮用醪、醴时，三峡一带的巴人已经娴熟地掌握了清酒的酿造方法。历史上，巴族勇士被称为“虎贲”，血腥的搏杀和死亡的荣耀往往贯穿于他们的一生。而烈酒，正是勇士们最好的催化剂。

    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和通信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落后，人类的智商在某种程度上讲，差异不大。经过漫长的岁月，甘洌醇香的酒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创造性劳作中，漫漫现形。

    《华阳国志》中开明王“以酒为醴”的记载，说明当时蜀国并非“无礼乐”，而且已同中原地区的周王朝一样，进入到“礼乐之邦”的文明状态了。这时期的酒，不只让古蜀先民满足了口腹之乐，而且明显融汇到古蜀先民的政治、礼仪、民俗生活中。

    $作为一种精神产物，人们对酒的崇拜不亚于对神的崇拜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白酒的整个酿造过程，十分虔诚地看做一个隆重的祭祀历程。或许我们的祖先最初酿酒时，本身并不是为了肉体的需要，而是在一次偶然的图腾之后，代代相承，延续至今。只是到了后来，精神作用下的酒为人们的肉体所崇拜，慢慢地达到身心合一。有了这样的积淀，你便不会将酒窖里那些一道一具漠然置之，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你就会对流出的股股蒸馏酒顶礼膜拜。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以农耕为根基的民族，对于我们那些成天与土地亲吻的祖先而言，一个极其重要的祭祀内容，便是庆丰收，拜祖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祈求上苍再给他们以丰收。而祭祀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道具，便是酒。随着酒的诞生，它便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主角登堂入室。

    在这里，粮食和水是酒的躯体，酒是粮食和水之灵魂。酒取之于粮食，粮食生长于土地，土地靠人劳作而结晶。因此，农耕文明诞生之初，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样一种链条关系。

    我们可以遥想，自从酒诞生始，就与文化有着不解之缘，比如由酒衍生出来的酒器，继之而来的各种文化活动……

    就古人而言，美酒带给他们的是一种虚无的快感；而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美酒同样可以让他们集体达到高潮。

    这样的高潮通常出现在祭祀仪式中，而酒便是这其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世界上有不少民族都选择在祭祀仪式中通过狂饮达到高潮：北美帕帕戈人用仙人掌酿酒，每当酿酒季节到来，部落必定举行一系列庆典，所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巫师则在半醉半醒中举行祈雨仪式；印度康代人用棕榈树酿酒，每当棕榈树开花，全部落除了饮酒之外什么也不干，真是一个无节制的狂欢的节日；热带一些原始部落则往往将棕榈树砍倒，斜支在大火中烤炙，直到有液体从中流出，巫师大醉后作法，部落则全体狂欢。

    高潮和狂欢都需要酒的帮助，这便是酒在祭祀仪式中的作用。过量饮酒可以引起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据考证，远古人类饮用的多是现场制成的酒，有的酒竟然由大火烤炙而成——其中的毒素使人眩晕，进而演变成整个部落的疯狂。这种疯狂，其实是另一种程度上的中毒。纵观整个过程，酒无不承担着极其主要的角色。

    这样的疯狂可以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的一个特殊人群——巫师身上体现出来。中国西南许多祭祀仪式中，巫师也被称为萨满。他们是一群格外需要酒的人，他们饮酒后的疯狂跟他们一生的神圣和荣耀都联系在一起；另一些巫师则固执地相信，美酒可以帮助他们贿赂神灵和魔鬼，赐予他们无边的魔法。

    成都平原上的古蜀国巫师自然也少不了这样的伎俩。低度的醴酒似乎并不至于使他们疯狂，于是他们饮酒、供奉酒更多便具有贿赂的色彩。考古学家猜测，三星堆祭祀坑或许曾是古蜀人的祭祀场所，而一些酒器便是在祭祀坑中发现的。由此看来，酒曾经出现在这里的祭祀仪式中，酒同样给三星堆人带来过快感。

    那么有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谁又是这些酒的享用者？是巨大的纵目面具，还是那一个个戴着黄金面具的高贵青铜人？抑或是渴望得到法力的巫师？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隆重而热烈的祭祀活动，可以从古蜀消失的地上宗庙显示出来。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今天的习惯，想象出那个盛大而神圣的场面——

    一条通向宗庙的宽大神道，两边排列着肃穆的石龟、辟邪、石人，宗庙高大巍峨，里面陈列着开明王朝历代先王的画像，大殿中的香炉带着醇厚的酒香，终日烟雾缭绕，廊壁上的铜钟不时发出沉闷的声响。这里终日有卫兵把守，除了蜀国王侯外，任何人不得随意出入。而一旦到了祭祀的日子，这里便终日热闹不已。

    这便是考古学家想象商业街船棺上方的宗庙盛况。在此前的发掘中，商业街船棺周围出土了一些残留的泥土基槽和木制基柱，这些基槽大概圈住了长十米，宽七点五米的一块地，而木制基柱则说明这里曾经有过木制建筑，而且是规模很宏大的建筑。或许在开明王朝时期，这些船棺的上方，很可能便是开明王朝的宗庙。故而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以酒为中心的祭祀殿堂上，农耕文明的固定祭祀仪式该是怎样的辉煌？那些装饰各异的酒器和酒具里，该散发出来怎样的芳香？

    商周时期的王室普遍有建造宗庙的习惯，商王、周王在建，大大小小的诸侯王也在建，据说三千年前殷都的大街小巷，到处可见雄伟的宫殿和巍峨的宗庙，成都平原上的古蜀王大抵也不会例外。这有点像古埃及的神庙，只不过其规模远没有埃及神庙那么高大雄伟。专家们推测，可能到汉代的时候，船棺上方的宗庙还残存着。汉代有一伙窃贼，注意到了上面的宗庙，并顺藤摸瓜，挖到了宗庙下的船棺和精美的酒器，他们打不开船棺上厚重的棺盖，便在棺盖上凿了一个又一个洞，钻进去探囊取物，他们甚至还运了一部分船棺出去。或许在那个时候，众多的酒器也随之而散失。

    这一点得到今天考古专家们的肯定，因为成都商业街那个船棺遗址，汉代时就被盗过墓，或许在历代盗墓贼中，他们是最早的一批。

    酒不仅用于祭，用于礼，还用于史、用于政、用于艺，用于文；酒，不仅有它所连接的农时节日，人生大礼，而且有它所引起的社会风尚和文明表现。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中，到处都可体现出川酒的魅力。相传诸葛亮屯兵泸州时，正值瘟疫流行，诸葛亮使人采集百味草药，制成曲药，含龙泉之水酿制成酒，令兵民日饮一勺，即避瘟疫，自此曲药制酒便流传下来。另据姚雪垠《李自成》中载，张献忠占据泸州时，夜巡泸州，远闻酒香扑鼻，近看泉水涓涓，但因军务在身，只饮一杯，顿感口齿生香，心旷神怡，于是作“香溢泸州城，芳流十里外；献忠一杯酒，醉颜红可掬”诗一首。

    作为一种精神之物，人们对酒的崇拜，不亚于对神的崇拜。很大程度上，人们把对神的崇拜，都寄托在对酒的表达上。这样的祭祀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酒是文明的产物和最为直接的表达方式……不可否认的是，酒，作为一种精神的传承，对人类精神的贡献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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