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汉代的成都就像汉代的中国一样，那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的巅峰时刻，一个让历朝历代华夏子孙都回味无穷的时刻。

    来自异国他乡的商人赶着叮叮当当的驼队朝这边走来，神奇的蜀锦、东方的工艺和颜色使这些来自中亚的商人倍感惊奇。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成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生活标本。

    酒系粮食酿成，多余的粮食是酒业发达必不可少的条件。大凡白酒业发达的地方，必是粮食丰饶之地。汉代成都有无处不在的粮仓。

    这样的佐证可以从宝墩文化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里大量的陶器和陶片中找到答案，这些陶器虽然种类不多，但各种炊器、食器、饮器、酒器俱在，还兼有大量的贮器，以便存放粮食和食物之类……

    汉代成都就像是一块残留着彩釉的古朴陶片。它的颜色，有些类似于田野中的向日葵：金色、浑厚、流光溢彩。汉代成都又像是深埋于地下的储满粮食的土陶罐子，丰稔的蓬勃生机从幽暗的时空隧道散发出来。

    成都平原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与画像石，给了我们一个直观而生动的再现，那真是一个鲜活的酿酒博物馆。

    那是一幅幅令人陶醉的画面，酒足饭饱之后，百姓们拿起艺术的双手，描绘出不朽的人间奇迹。其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表现方式，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极其受用的。那无疑是一座里程碑式的高峰。

    画像砖是一些浑厚古朴、宽大而略带点青色的古砖，上面镌刻着汉代成都人不同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载体——汉代画像砖，去探视，去遥望，去妒忌，甚至去喝彩他们的精彩生活。

    $汉代成都，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生活标本

    初春时刻，我漫步在一望无际的由油菜花铺就的川西平原上，五彩纷呈的风筝，五彩缤纷的汽车，还有五颜六色的人群……组成了一幅绝佳的世间春乐图。

    这，无疑是一片绿油油的富裕的土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有着发达的农业经济，《华阳国志·蜀志》也这样告诉我们：“四季代熟，弥补有焉”。天府之国因之而名扬四海。

    遥想远古时期，酒像盐一样，是人类肉体和精神的奢侈品，是小康生活和文明的象征，也是成都作为繁华城市的标志。

    酒系粮食酿成，多余的粮食是酒业发达必不可少的条件。大凡白酒业发达的地方，必是粮食丰饶之区。汉代成都有无处不在的粮仓。

    这样的佐证可以从宝墩文化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里大量的陶器和陶片中找到答案，这些陶器虽然种类不多，但各种炊器、食器、饮器、酒器俱在，还兼有大量的贮器，以便存放粮食和食物之类……

    这些都是汉代以前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看到，汉代盛世，让汉井与粮仓成为成都人生活丰厚的物质基础。

    汉代的成都就像汉代的中国一样，那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的巅峰时刻，一个让历朝历代的华夏子孙都回味无穷的时刻。

    汉代的长安与成都，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大都市。长安与成都是“天府之国”的双子星座，二者的互动促进了汉朝的巩固与繁荣；长安与成都是辞赋文坛的联袂双城，二者的互动不仅造就了司马相如等汉赋大家，而且掀起了辞赋创作的高潮；长安与成都是“丝绸之路”的文明双塔，二者的互动将两汉文明的光辉投射到了遥远的西方……

    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以新闻的视觉，看一看近年来有关媒体关于“汉代成都”的相关考古报道——

    2007年3月15日，成都市青白江城厢镇东门某建设工地内发现一座“汉代城池”。此遗址距今约一千八百年，是近年来成都范围内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遗址。除此之外，还有不同朝代的古墓七座、汉代古井两口、汉代古窖一座，金耳环、陶器、宋代瓷器、陶钵等大批文物相继出土。

    汉代的成都就像汉代的中国一样，那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的巅峰时刻，一个让历朝历代的华夏子孙都回味无穷的时刻。

    2009年3月3日，位于盐市口大业路旁的人民商场二期基坑工程工地附近，数十个宋明时期的水井遗址和一汉代廊桥遗迹重见天日，这座超长的豪华汉代廊桥和同期发掘的三十多颗宋代围棋子，书写了一幅成都千年前的清明上河图。其中，围棋子在成都还是首次发现。考古专家说，密集的水井是古代成都人口稠密、城市繁荣的象征，是研究古代成都历史街区的重要资料。

    2009年3月3日，大邑县文管所在对大邑县文管部门位于晋原镇莲花村的斜江小学灾后重建项目施工工地开展的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初勘并发现了大量的西汉文化遗存。出土的数千片陶器、瓷器，大致有陶豆、陶罐、陶鼎、陶碗等。这些文物对于研究西汉时期住房的建筑构件文化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考古工作人员还在汉墓中发现了两件残损的特殊画像砖，这两件残损画像砖（疑为墓盖）有直角，其中一直角平面上有车马出行、阙亭小桥等浅线条模饰（面上疑有文字）。

    2008年4月16日，大邑县韩场镇兰田社区的汉墓群中出土了一件“夫妻”合抱俑：两俑身体紧贴，头部紧靠，虽然看不清面部表情，但从二人的动作上，仍能感觉到两人的恩爱甜蜜。“夫妻”二人出土亮相摆出的正是《泰坦尼克号》中男女主角的经典拥抱造型。这一发现让现场考古专家们兴奋不已，因为如此造型的汉代合抱陶俑，在成都发现尚属首次。

    ……

    汉代成都城池最大的变化，是在大城、少城的基础上新增了锦官城、车官城和南市。这个时候闻名世界的蜀锦，那些色彩艳丽、质地细滑的锦缎使成都的城市形象显得特别温婉奇巧。

    难怪历代文人墨客都把成都锦江的水和成都织锦女工的手比喻成汉代成都特别值得歌颂的两样东西。据说锦江南河段当年清澈的水质特别适宜漂洗锦缎，经这段水流漂洗的锦缎颜色会变得异常鲜亮，宛若雨后初霁的天空。而织锦女工的手则无数次在诗人的笔下和发黄的典籍中出现，那是一双双怎样纤细灵巧的手啊。春夏之交的南河岸边，年轻漂亮的成都女子高挽着衣袖和裤腿，站在浅浅的河滩上柔曼地浣纱濯锦。她们白皙柔软的手臂像岸边垂柳一样来回轻荡，长长的、云彩般的织锦在水流和她们的手指间滑动，明丽的颜色把水流和天空都染红了。

    晾晒在汉代天空下的成都织锦，在城市一侧的江岸上时而发出像旗帜一样的飘动声。来自异国他乡的商人赶着叮叮当当的驼队朝这边走来，神奇的蜀锦、东方的工艺和颜色使这些来自中亚的商人倍感惊奇。他们从骆驼凹陷的驼峰间跳下来，虔诚地走进成都街头的锦缎庄，双手像捧起一股流水般捧起这些细腻柔滑的织物。

    这样的景致该是一幅怎样和谐的图画？是世外桃源？是人间仙境？还是海市蜃楼？似乎都不为过。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成都，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理想的生活标本。毫不夸张地说，千百年来，我们一直都在为这样的境界

    $数千年前的汉代，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作为农耕立国的中华民族，历朝历代解决百姓“吃饭问题”乃成为头等大事。

    衣食足而知礼节。“酒”是在吃饱饭的基础之上才能奢谈的“知礼”之物。我们可以断言，汉代的成都，在当时无论是纵比还是横比，都已经进入小康之境。

    成都作家肖平称汉代成都作为一座繁华的城市来讲，已经跻身当时中国“五大都会”之一。它丰富的物产、绚丽的文化和发达的手工制造业开始吸引人们的注意。屡屡有大手笔出现的秦始皇在修建奇丽宏大的阿房宫时，大部分的木材都取自蜀地，致使“阿房出，蜀山兀”。刘邦做了皇帝以后，关中大饥，高祖便命饥民“就食蜀汉”。成都在历代统治者眼中，都具有粮仓和港湾的性质，它总是把自己的富庶与宽容无私奉献。

    汉代在中国成为一个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盛世，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在于饮酒和酒器。汉代饮酒之风盛行，不仅官吏、富豪、文人墨客饮酒，一般百姓甚至奴仆也普遍饮酒。那是一幅幅令人陶醉的画面，酒足饭饱之后，百姓们拿起艺术的双手，描绘出不朽的人间奇迹。汉魏以后“益州（成都）受战乱较少，物产丰富，货殖荟萃，既是全国织锦业中心，又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商业都会”（白话《二十五史》），以盛产佳酿名闻天下。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酿酒业有较大的进一步发展。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喜饮酒。蜀郡王褒《僮约》就曾严格限制奴仆饮酒的数量，“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杯覆斗。”当时城邑中出现了专门酿酒的作坊，市场上设有销售酒的商铺，路边道旁开有沽酒的小店，路上常见推酒的独轮车和挑酒的挑夫。《史记》《汉书》记载的汉代“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即是其二人回成都开办酒坊的佳话，流传至今。

    虽然从考古学家手里我们可以略略一睹芳容，但今天，我们已经难以看到汉代那些精美绝伦的酒器了。先人似乎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载体——汉代画像砖，去探视，去遥望，去妒忌，甚至去喝彩他们的精彩生活。

    画像砖是一些浑厚古朴、宽大而略带点青色的古砖，上面镌刻着汉代成都人不同的生活场景。那些写实的、常常于汉墓中批量发现的古代艺术品真实地记录了汉代成都的方方面面。

    《宴饮》画像砖图中有七人，正面三人，左右各二人，座次井井有序。峨冠广袖，举止从容优雅，展示了他们的身份。席前樽爵并列，碟碗横陈。众人捧盘举杯，互相推劝，饮酒作乐。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个东汉铜制酒樽，为汉光武帝二十一年（45）蜀西工所造。酒樽附有托盘，通体镏金，并在樽和托盘的三个熊形足上镶嵌绿松石和水晶，制作极其精致，反映了高超的工艺水平。在所有出土酒类文物中，以东汉画像砖中的《酿酒》《酒肆》和《宴饮》图案最为引人注目。

    1975年成都西郊土桥曾家包东汉墓葬出土的石刻《马厩、织机、酿酒》画像，十分传神地刻画了一幅汉代繁荣昌盛图。“马厩画像”上停放着一辆棚车，驾车的马栓马厩柱上，还系一猴，前肢伸向马嘴。中间一兵栏图，栏上横放三角叉、戟、矛、刀等兵器。马厩下的织布机和兵栏右侧的织锦机上，均有织女操作，酿酒作坊中投曲酿酒的场面，排列整齐的酿酒大陶缸有五个之多，右边仿佛一农夫手挽牛车，正运粮酿酒而来，正是“庄园内酿酒的真实写照”……

    还有一幅更为美妙的图画。1955年彭州市出土的《猜拳饮酒》画像砖，砖高28厘米，宽48厘米。汉砖上描述的是这样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致——

    堂内帷幔之下四人，左边男女二人。席地跽坐，女子头绾高髻，长服束腰，男子则高冠长服，腰束带，正相对举手猜拳饮酒。右二人高冠长服，左者席地跽坐，右者躬身站立，手执长杆向席上的鼓下击，后者似和拍歌唱。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专家杨荣新认为，此图是描写贵族富豪宴饮时自娱自乐猜拳饮酒，并执杆击歌唱的欢乐情景。

    可以想象，一块看似不起眼的砖，在广袤的田野里几乎随处可取，表现了当时人们的平常生活，可以说是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有的甚至信手拈来，一气呵成，完全没有学院派和宫廷里的做作和拘束，这恰恰成为汉时艺术最大的特点和顶峰所在。

    这样的汉砖，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表现方式，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都是极其受用的。那无疑是一座里程碑式的高峰。所以我们经常说，真正的艺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人民，早在数千年前的汉代，已经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三千年前的成都，就是一个鲜活的酿酒博物馆……

    汉代成都就像是一块残留着彩釉的古朴陶片。它的颜色，有些类似于田野中的向日葵：金色、浑厚、流光溢彩。同时，在这种黄土般厚重的颜料里，又有一些温馨浪漫甚至是诙谐活泼的日常生活味浮现出来。因此，汉代成都又像是深埋地下的储满粮食的土陶罐子，丰稔的蓬勃生机从幽暗的时空隧道散发出来。

    带给这些外来客以无限兴奋的，还有由千年岷江雪水酿造的佳酿。这个时期的成都让很多地方煞是羡慕。千百年来，富饶的成都就是生长在水网上的一座城池，毋庸置疑，这样的水网始于汉代。

    正是这样的水网，孕育出了就是今天也让我们惊羡不已的一块块汉画像砖——

    瓦楞清晰的屋檐下，一座由泥土垒起的垆台，垆台内放有三只大瓮。后面有一大缸，缸前一女子两袖高卷，一手扶缸沿，另一手拿一瓢正在舀酒。旁边一男子似在卖酒，垆前还站有一前来沽酒的女子。另一边，一椎髻短袴男子推着一辆独轮车正向外走去，车上载有一方形盛酒器。另有一男子正挑着刚买的两坛酒也在向外走，一边走还一边回首向店主告别。另一幅画像砖上展现出同样的情景，临街的店铺有一垆，垆内放有两酒瓮，屋檐下还悬挂着两个酒壶。屋内有一卖酒人，似在招呼买主，店前站着一个前来沽酒的长袍老人。老人的身后一椎髻男子着短衣短袴，推着独轮车一边往外走去，一边回头与店主告别。远处有一小童正在向酒肆跑来，后面紧跟一个椎髻短衣短袴男子，手持一杆，杆的另一头悬着一个酒壶，似在与小童追逐嬉戏。

    这两方画像砖，前者名为《酿酒》，后者称《酒肆》，均出土于新都。《酒肆》画像砖展示了当时酒的贸易场景：铺面临街，酒坛累累，店主站在柜内，正在应酬前来沽酒的客人。左上方有两位饮客正急匆匆地向酒店走来，左下方则是推着独轮车的运酒员。

    1979年彭州出土的《酒肆》画像砖与1986年收集的《羊尊酒肆》画像

    砖，也无不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店主于酒肆内卖酒与酤酒者肩挑车载而去的热闹情景。汉代蜀地经济发达，成都是全国主要的商业城市之一。这些汉砖即是珍贵的物证。

    缸前一长方形炉台，上有三圆孔，内置三坛，坛上圆圈为颈口，台侧立一买酒者正与售酒人交谈。酒舍内有储粮仓房，壁上挂着酒坛两个。左端下方一人挑酒瓮，其右有灶一座，灶上有釜，一人在釜前操作，好像在和曲。灶前有酒垆一座，垆内有瓮作盛酒用。

    左上方一人头绾椎髻手推独轮车，车上置盛酒的小口方形箱箧正推车向外走去。下端一人担酒两坛，边走边回首向卖酒人告别。推车的与担酒人皆短裤齐膝，可能是卖酒小贩。酒舍系酿酒又兼卖酒的场所，既与《汉书·司马相如列传》中说司马相如“尽卖车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垆”的酒舍相似，也与后来成都市水井坊出土的遗址“前店后坊”的设置惊人一致。

    东汉画像砖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汉代酿酒、沽酒与饮酒的情景。它们共同构成了“汉代成都”的繁荣景象——

    西汉初期成都称为蜀郡。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为十三部州，置刺史。成都属于益州，益州刺史的监察区，是巴、蜀、广汉、犍为等郡。

    汉时，蜀郡蚕桑发展，织锦工艺发达。官府为了便于监督织造，集中管理织锦官奴和工匠，防止他们私带锦缎逃亡，在他们住地周围修了高厚的围墙，犹如城堡，所以叫做锦官城。锦官城的官署，设在成都南门外（约在今百花潭公园附近）。与锦官城遥遥相对的，还有设在西门的车官城，专门管理运送人员物资以及征战用的车辆和车夫。

    ……

    卢升弟先生研究认为，在四川汉代画像砖中，与此相同或类似的画像砖还很多。图案上，这些自产自销的小酒肆一般都临街而筑，有的还处在人流量大的闹市之中。店铺的屋檐下都悬挂有壶、觚、坛等盛酒器皿，可能是作为店招之用。从画像砖上看，顾客买主很多，老人、妇女、小酒贩、酒楼饭庄的采购员，各色人等，应有尽有，生意十分兴旺红火。

    蜀地沃野千里，粮食产量极为丰富，这无疑为酿酒业的兴盛提供了极其优良的条件，成都平原中，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与画像石，给了我们一个直观而生动的再现，那真是一个鲜活的酿酒博物馆——

    一块取名为《宴饮》的画像砖无疑为这样的博物馆提供了生动而鲜活的素材，画像砖上有七人，正面三人，左右各二人，座次井井有序。峨冠广袖，举止从容优雅，展示了他们的身份。席前樽爵并列，碟碗横陈。众人捧盘举杯，互相推劝，饮酒作乐……那是一种境界，一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和乐境界……

    $画像砖浓缩出一幅幅佐证天府之国的曼妙的图画

    汉代的成都，画像砖就像我们今天的茶馆一样普遍，各式各样的画像砖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汉代成都生活。从他们无拘无束的表现上看，他们是幸福的，开心的，怡然自得的。我们不难想象，那个时候的艺术大师的水准有多么高明，他们的表现手法有多么高超，仅从大量的画像砖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时候的艺术是多么普及，完全来源于生活，与普通民众打成一片，不像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艺术已经被束之高阁，远离民众，成为风雅之物。

    难怪一位挚友在研究汉代艺术后不禁感叹：“汉代艺术，是怎么想就怎么表达。信手拈来，妙趣横生。”那是中国历史上生活和艺术都让人流连忘返的顶峰时代。能够留传至今的，可谓价值连城的精品，无论从文物价值还是艺术价值来说都堪称瑰宝。

    比如市井画像砖。我发现一块汉砖的中心位置凸起一座五脊重檐的宏大建筑，阁檐上悬着一只大鼓，或许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因而被置于四衢大道的十字广场中央。四条宽阔的街道像纵横交叉的河流把城市分成四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因经营范围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集市。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人牵着两只山羊从集市走来，不远处的酒楼上一些身穿汉服长袍的人正在高谈阔论。在鱼鳞般密集的屋檐下，推着独轮车叫卖货物的小贩踽踽而行。在同一条大街上，两个腰悬长剑头巾飘动的人正阔步急行。一家插有小方旗的新开张的店铺门前，围满了看热闹的人……这，不是汉砖上单单的“看图说话”，无疑，这是汉代成都城的一个缩影。

    比如酿酒画像砖。一块砖上所表现出的是，宽大的酒坊里有五个巨大的酒缸一字排开，一个酿酒的师傅正站在中间那个酒缸前，只见他右手执器皿向缸中投放酒曲，左手还拿着一根短棍，似乎是用来搅拌缸中之物。画面的左边有一只形态逼真的狗，它好像是被酒坊的气息陶醉了，伸长脖子显出十分贪婪的样子。画面右侧，一辆吱嘎吱嘎的牛车正把满满一车粮食运往作坊。另一块酒肆画像砖则是另外一幅情景，街头酒肆正在营业，一个商人把买下的美酒用独轮车推走。他虽然身子前行，头却扭回来向酒肆老板依依话别，样子十分生动。

    又比如桑园画像砖。一块汉砖上描绘了成都汉代广种桑树以供织锦的情景。整块青色的古砖被浓密的桑叶遮蔽着，画面看上去朦胧一片。树叶的缝隙间不经意地露出一间茅屋。一个曼妙的寂寞女子正在桑园中轻舒十指采摘桑叶。凝视这幅画像，耳边会响起汉诗《陌上桑》那凄美的句子：“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再比如弋射收获画像砖。所描绘的是成都平原的秋天，秋高气爽，天空中飘着淡淡的云彩。两个身背箭袋的猎手隐藏在莲池旁边的树荫下，张开弓箭向天空中结队飞翔的天鹅和雁阵射击。旁边的稻田里，三人执镰弯腰收割稻禾，二人绑扎稻草，一人肩挑谷穗朝晒场飞奔。

    除上述这些之外，尚有宴饮画像砖、车马过桥画像砖、舞乐百戏画像砖、西王母画像砖、拳术画像砖等等，此外，成都地区还出土有不少表现宴饮内容的画像，如郫县出土石棺上的“宴客乐舞杂技图”，成都羊子山一号汉墓出土画像石上“车马出行宴乐图”，成都市郊出土的画像砖上的“宴饮图”、“宴乐图”，新都出土的画像砖上的“宴集图”等，都十分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成都平原饮酒生活的习俗。

    专家学者考证后断言，成都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基本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部，它们共同构成一幅生动逼真的汉代成都生活全景式实录。

    我私下在想，那么多汉代文物体现的都是繁华和富裕的主题，是不是汉代当局有意摆下的“形象工程”？让所有百姓都拿起笔来，成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时代，为当局评公摆好，给后人一个盛世太平的错觉？要不，为何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多汉代的产物，都是如此丰富如此令人向往？可以设想，千百年来因为各种原因散失了多少这样的文物？

    通过那些生动而丰富的物证，我们可以想象，早在汉代之时，成都平原的酒业已经分工极细极科学，因此也才有了无论是官吏富豪，还是市井百姓，宴乐饮酒成为普遍的现象。左思《蜀都赋》中所描绘的“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之盛，已经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这种时尚与休闲之气，成为佐证天府之国的一幅曼妙的图画。

    $农耕文明的伟大，粮食不再作为基础生活品之后的文明路程……

    人类最古老的三个高度文明诞生地，是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下游文明，印度河中下游文明和中国的黄河文明。从这样的地理知识里，我们似乎应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最古老的高度文明都诞生在大河边，史称“大河文明”。

    决定最早高度文明诞生的自然条件是，干燥而有水。从最古老的三大文明诞生地看，都属于农耕文明也是必然的，游牧或狩猎是诞生不了什么最古老的高度文明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明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那就是都是以农耕文明为根基。因为只有当提供了足够的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粮食之后，人类才可能创造出堪称文明的东西来。两河流域如此，尼罗河如此，印度河和中国的黄河都莫不如斯。因为有丰富的水源和适宜的气候，自古以来这些地区都是粮食主产区，真可谓“天下粮仓”。

    农耕乃衣食之源、人类文明之根。农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之一，也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文化之一。

    远古时期，河东大地上长满了大片的森林，森林中又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野兽时时出没在丛林之间。我们的先民在漫长的岁月里，过着原始采集、原始狩猎的生活。正是在这种原始的采集与狩猎过程中，河东农耕文化才得以孕育和萌芽。从狩猎中，先民们逐渐学会了识别和驯化兽类；从采集中，他们则逐渐学会了辨认果实和种子。特别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观察到，植物的种子随风飘落在地面上会长出新的植物，于是就把采集到的植物的块茎、种子等种植在居住地的周围，并打制石器，制造生产工具“以垦草莽”，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最原始的农业耕作。

    农耕的出现是此时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化。在汉代奇书《山海经》中，作者这样描绘古成都平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可见成都平原谷类繁多，农耕出现颇早。

    而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古苏美尔人、古埃及人培植出大麦和小麦，这里的动物也异常活跃：大象、长颈鹿、犀牛、野牛、野猪、羚羊、河马相处一地。在狩猎的同时，古苏美尔人也尝试家禽饲养，灌木丛中的野猪是他们的第一次尝试。

    像尼罗河下游，印度河中下游，两河流域的农耕生产区，由于自然条件简单，农业生产发展较快，亩产相对较高。粮食亩产高，意味着人口密度大，意味着平均每个人所经常或不经常接触的人多。意味着信息传递的内容多，意味着发明创造多。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各个地方的古人类被相对隔离开。各自在各自的地方，相对独立发展。

    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对于中国而言，早在四五千年前，代表新石器文化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已经从渔猎过渡到农耕生产，在黄河中游地域显示出最初级的农耕文明。与之同时，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农业文明，如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遗存和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遗存，三星堆祭祀文明……都表明这一点。

    中国古代典籍特别是儒家典籍中所津津乐道的远古“有道帝君”的作风，都是一些创始农业，辛勤耕耘的君子，如禹、后稷(姜嫄之子)、公刘、神农……

    《周易·系辞下》：“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论语·宪问》也有如是记载：“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高度发达的农耕社会才会形成人类最早的高度文明，其本质在于农耕地区可以养活的人较多，即人类可以大量的，经常性的聚居在一起。这才是人类文明的源泉。

    对于辉煌的农耕文明，古代诗歌的记载比较形象和全面。比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尧歌》“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诗经·豳风·七月》：“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馂至喜”；《老子》“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里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必然的集体劳作方式决定了集体主义的必然——个体服从于集体，也就因此决定了集体必须要保护个体（集体内所有的人），否则集体劳作的农耕如何进行？——所以我们建的军事防御设施是城池：把百姓和军人一起保护，同时也是百姓和军人共同在防御。这就是农耕文明里“民”的基础。

    西方文明是商业文明，商业文明形态下，最追求的是个体（或者说个体利益）。所以才会发生哥伦布和西班牙女王当面讨价还价签订远洋寻找印度的协议的事情——这在农耕文明根本匪夷所思。这就是商业文明里，“王”的基础。

    朝贡对当朝者来说，是表面光鲜的“赔本买卖”——人家朝贡几匹汗血宝马，我们回送十几车丝绸、唐三彩、珠宝什么的，其实就是一个“礼尚往来”。皇帝的思维是，我中华泱泱大国，物产丰富，不能在小国面前失了礼，一定要多多的回送，让他们感受我天朝龙恩。正因为这个“赔本”的朝贡体系，才使得华夏文明向外围强烈辐射，他们很高兴地自愿接受：古日本古琉球古朝鲜古越南都使用汉字、汉服、汉礼。

    西方文明的丛林法则是解释不了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过当地球上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怎么活下去，他们只想着“只要我一个人活着”而不停地屠杀。

    其实最初的西方文明大多也是农耕文明，只是欧洲不像中国一早便形成了完整的强有力的大一统制度，所以比较容易过渡到商业文明。商业文明是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萌芽的。

    话题似乎扯得有些远了，但如果以这样开阔的视野来看待结晶出粮食的农耕文明，而作为酒的原料，粮食不再作为基础生活品之后的文明路程，又有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关联。这样的关联正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传承所在……

    $汉代始，成都便成就了“天府粮仓”的美誉

    地处内陆的四川盆地，由于古蜀时代开创了发达的农业文明，自古就以富庶天下闻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黄剑华研究认为，作为大自然的府库和粮仓，四川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古蜀走入终点被秦所灭之后，秦统一中国，那时起，成都平原便成

    为名副其实的粮仓。

    战国时期，秦国利用蜀地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最终取得了统一大业的成功。秦末汉初，刘邦与项羽逐鹿中原，“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同样是因为以四川作为大后方，提供了人力物力保障，最终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正因为有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之利，秦汉统治者对巴蜀的战略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从派遣官员到州郡设置都高度重视，在经济开发方面也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派李冰这样的廉吏修造都江堰水利工程，其科学的决策和战略的眼光，无不为秦之江山提供了最有利的物质保障。

    随着汉代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巴蜀地区日益繁荣，出现了《华阳国志》所述“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汉家食货，以为称首”的情形。除了传统农业，汉代巴蜀的冶铁业和工商业更是有了长足进展。例如临邛卓王孙和程郑等人铸造的各种铁器，曾远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地区。又如汉文帝非常喜欢宠臣邓通，把蜀郡严道铜山赏赐给他铸钱，于是“邓氏钱布天下”，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当时蜀地经济的繁荣。

    西汉初期，汉王朝废除了秦代官营铸钱与盐铁管理方面的一些政策，使私营商业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巴蜀地区涌现出了一批很有名的富商大贾。除了临邛的一帮著名大富商，还有西汉后期成都的罗裒亦是“资至钜万”的豪商，《汉书·货殖传》说他常年往来于巴蜀京城之间做生意，还放高利贷，“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此外还“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

    随着商业的兴旺繁荣和富商豪族的增多，成都成了左思《蜀都赋》所写的“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的繁华城市。生活的富足和城市的繁华，还促使了蜀地游乐之风的形成。扬雄《蜀都赋》说当时的富商豪门外出打猎游玩的时候，常常是“罗车百乘，观者万隄”。四川境内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对当时的车马游玩、歌舞宴乐情形便有生动的描绘。《方舆胜览》称“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此风的形成与巴蜀地区独特的地理经济条件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后世评价成都的富裕与休闲特色，从历史传承的角度来看，可谓源远流长。

    汉代四川经济文化高度发展，酿酒业也更加兴旺发达。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17），全国开始征收酒税，并开始实行酒的专卖制度，这说明酒在国家税收和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可作为酒的原料，粮食不再作为基础生活品之后的文明路程，又有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关联。这样的关联正是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传承所在……

    据专家考证，从西汉到蜀汉时期，巴蜀地区生产的酒主要有甘酒、清酉票酒、酴醾酒、郫筒酒等。有人说，古僰道上的枸酱，也是一种酒。此说却没有更多专家的考证相呼应。

    甘酒是民间酿制的一种粮食酒。其酒“少曲多米，一宿而熟”。上世纪在成都凤凰山的一座汉墓中，就曾出土刻有“甘酒”二字的陶罐。相对而言，清酉票酒则发酵期长，冬酿夏熟，酒味浓厚，据说有“一醉累月”的效力。左思在《蜀都赋》中曾有“觞以清酉票，鲜以紫鳞”之叙述。酴醾酒是一种采用酴醾花酿制的酒。汉代四大儒之一的扬雄在其著名的《蜀都赋》中称道的“酴清”，即是此酒。而在古郫县出产的郫筒酒，是将麦曲装在竹筒内酿成的酒。

    可以想象，汉代离我们已经三千年了，三千年前古蜀就佳酿飘香，酒之种类名目数起，直接和间接地印证了这方土地之肥美和富裕。

    可以想象，汉代离我们已经三千年了，三千年前古蜀就佳酿飘香，酒之种类名目数起，直接和间接地印证了这方土地之肥美和富裕。

    对于成都而言，能真正配得上“天下粮仓”之美誉的，还是传承了两千多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竣工之后的事，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成都平原作为天府之国的理由，作为天之府库，最为重要的标志便是粮食的富足。

    自古以来，粮乃一切安身立命之本，人类一路走来，最为直接的隐患和忧虑，便是粮食能不能保证供需。因此，到了20世纪我们的领导人都还念念不忘一句经典口头禅——“民以食为天”。而老百姓也同样有一句传世之警句：“家里有粮，心里不慌”。

    与酒唇齿相依的是水，更为关键的是以粮食作保障。你勾兑技术再精明，没有水中之源的粮食，水绝不会徒自产生化学反应，一夜之间变成酒。

    有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有了天下粮仓的基础。成都人就进入了“不知饥馑”的富裕时代。成都自古天下粮仓，自汉代始，成都就成为供应秦军的军需基地；三国时期，诸葛亮更是把成都作为军队打胜仗的一个重要的后勤供给桥头堡；抗战时期，作为全国的大后方，成都成为时任陪都重庆的粮食基地。“天下粮仓”于成都而言，可谓名至实归。

    据悉，都江堰水利工程自竣工之后，灌溉面积就上百万亩。1949年之后的几十年间，都江堰灌溉面积逐步扩展到一千多万亩。可以想象，这样的灌溉面积，怎能不灌溉出一个“天府粮仓”？有着因酒而生的“水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前面章节里具体分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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