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走在成都温润的土地上，不免为她的包容和谦逊叫好。因为对于成都而言，“陕西人”是一个让人既生爱又生恨的名词。“王老板”和“张屠夫”给了成都太多的爱恨情仇。

    乾隆五十一年（1786），有着过人眼力和超凡能力的王老板一番奔走考察后拍板：在紧临府河、南河交汇之处合江亭的东城门外水井街上买下如今的水井坊处的烧坊。此后，这里一直成为酿酒之良址，直到今天。

    令人歔欷的是，恰恰就在这个名号为“陕西”的会馆建成前20年，一位陕西农民将繁华的成都变成了鬼哭狼嚎的虎狼之地，他便是今天都让成都人谈之色变的张献忠。一部《蜀碧》比较忠实地记录了这位“陕西人”对臣民和属下令人发指的暴行……

    坐在位于陕西街的陕西会馆里，我望着眼前凝重端庄、古朴而有气势的会馆躯壳，再想想历史上那么多冥冥中看似毫不相干实际上却又紧紧联在一起的史事，无不扼腕长叹。

    叩问历史我们得知，成都历史上的五次大移民，直接源于成都史上的三次大屠杀。包括张献忠在内，成都历史上诞生过十一个君王。成都历来有“六朝古都”、“七朝古都”和“九朝古都”种种不同的说法。无一例外，他们都只是偏安一隅的“土皇帝”。

    很长一段时间里，成都一直为南来北往客商之集散地。或许也正是这样的“杂交元素”汇聚成的“杂交优势”，“五次大移民”实际上完成了成都人文的五次大整合，那些优良的文化资源就像水井坊一样，所散发出来的丰厚的底蕴，将这座城市的包容、睿智、大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乾隆年间，一位“安分营生”的陕西人走上了蜀道

    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由战火纷飞和无数移民写成的。先人云：“神仙打仗，百姓遭殃”。诸侯割据，干戈四起，最为直接受害的，便是手无寸铁，食不果腹的普通百姓。因此，每一次的人口大迁徙不是伴随着天灾，就是伴随着人祸。特别是朝代更替，改朝换代之际尤其如此，几乎没有例外。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地处内陆得天独厚的成都市也未能置身事外幸免于难，成都历史上的五次人口大迁移都与战争及人祸莫不相连。

    我们还是把目光放在那些鲜活的个体身上。成都人文地理作家肖平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远道而来的移民形象——

    清乾隆年间（1736~1795）的一个夏日，在通往成都崇山峻岭的艰难的蜀道上，匆匆地行走着一位身穿青衣布衫的儒雅客商。翻秦岭、过剑门，背包拿伞、风尘仆仆，长途跋涉已经使他一身疲惫，舟车劳顿之际，他最想就此躺下，就此在安乐窝里终老。

    这就是本章我们要讲述的两个陕西人中的一个。此人姓王，来自陕西凤翔府。凤翔一地可谓历史悠久，是通往六朝古都西安的要冲。史载，凤翔古称雍，为炎黄文化和周秦文化发祥地和中国著名酒乡。这里自古盛产美酒，至今民间仍流传着“东湖柳、凤翔酒、女人手”的佳话。根据殷商晚期的尹光方鼎铭文和西周初年的方鼎铭文记载，远在三千年前这里出产的“秦酒”就成为王室御酒。《史记·秦本纪》中记述的秦穆公赐酒为盗马“野人”解毒，

    《酒谱》中记载的秦晋韩中原大战秦穆公获胜后“投酒于河以劳师”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唐贞观年间，凤翔酒就有“开坛香十里，隔壁醉三家”的美誉。到了明代，凤翔境内“烧坊遍地，满城飘香”，酿酒业大振，过境路人常常“知味停车，闻香下马”，以品尝西凤酒为乐事。

    凑巧的是，蜀中酒仙苏东坡曾经任职于此。近年来，这里出土的六千年前的酒具拉开了中国酒文化史的帷幕，仰韶文化遗址有二十多处，龙山文化遗址更多，秦公大墓的发掘轰动世界，雍城遗址清晰地记载着这里的一切过往。

    话说回来，在改朝换代后付出惨重代价的明末清初挟裹而来的移民大潮中，蜀道上挤满了行色匆匆的人流，那位看似素衫却身怀绝技的陕西凤翔“王氏客商”不过“沧海一粟”，实在太普通了。

    这里我们暂且称那位自陕西而入的王姓客商为“王老板”。兵荒马乱之年，人们都以闯关东为生计，而他却穿越重重蜀道，像西天取经一样笃定信念，一心向着那块叫做成都的天府之国，因为遥远的成都对于这些异乡人来说，是永远也难以抹去的美妙画卷——

    那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晶莹而透明的锦江水一泻而下，沃野千里，那里有湿润的空气，有芳香的泥土，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而自在……

    这便是千百年来成都给外界永远也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便是王老板祖上留下的良佳印象，他的祖上是来过成都的，捎信回去说起成都的种种好处，因此善于经营的他，决定把成都这个异乡当故乡，在那里扎根做生意。

    “王老板”入川还有另一层原因，据说在入川移民大军中，当时陕西人口碑较好，基于此，他也就可能在韬光养晦之后，决定入蜀，这有官方正规档案可证。《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十月，康熙皇帝下了道圣旨：“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闻陕西入川之人，各自耕种，安分营生。湖广入川之人，每每与四川人争讼，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人……”因此不少人说，关于“四川人”的最早得名，即源于这道诏书，此前只称“蜀人”、“川人”。从康熙皇帝圣旨可看出，来自北方的“老陕”移民，性格比较憨厚本分；而“湖广佬”则过于精明，素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广佬”的顺口溜。

    正如康熙爷所言，这位“王氏客商”很有“老陕”移民那种“安分营生”的优点，又吃苦耐劳。就这样，他们穿着草鞋，肩挎背包，带着美好的憧憬和无限的想象，来到了成都老东门外的府河边。老东门外的河滩和街巷吸引了王老板，他在那里转悠了良久，当地居民最初以为他们是收破烂的货郎或看风水的先生，但细心盘问，才知道他们想在成都开烧酒作坊的商家。

    陕西人善酿酒，每多佳品。王老板手里有一绝活，那就是善于“制酒”。王老板祖传的酿酒技术精湛，且成都身为四川盆地的盆底，空气湿润，蜀犬吠日，岷江的雪水甘甜，这里衣食无忧有余粮……有那么多先决条件垫底，在王老板眼里，这正是出好酒的绝佳之地。

    他从穿街走巷挑担零售卖酒，慢慢发家致富而小康。接着，又发展为“安营扎寨”，把“产、供、销”化为一体，自己开作坊酿酒当老板。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家名为“福升全”的烧酒作坊正式开业了。

    这个“王氏客商”最初在哪条街开烧酒作坊？无明确史料。可能经过艰苦创业，当时已很有“小老板”的富裕了。到“王氏客商”的第三代，孙子辈的王氏两兄弟，决定选更佳烧坊地址扩大规模。

    王老板一番奔走考察，最后拍板：在紧邻府河、南河交汇之处合江亭的东城门外水井街上买下了集东门胜景，水陆辐辏，酒香诗韵，商旅云集的水井街烧坊。时间大约是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距今整223年。

    $水井街的魄力，成就了水井坊后来的实力

    乾隆年间的成都就像一位风韵尚存的贵妇人，已经开始了她又一轮的财富之旅，成为中国西南不可多得的商贾重埠。最为典型的表征，便是在成都的烧酒作坊随处可见，酒坊茶馆遍地皆是。自此，我们不禁要问，成都那么多街市，那么多酒坊，王老板为什么偏偏要选中水井街？水井街是用什么过人之处吸引他这个陕西酒界商贾的？

    这个问题是极其有道理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了解清代成都街道的情况。清初新修城墙有四座城门：东边叫“迎晖”，南边叫“江桥”，西边叫“清远”，北边叫“大安”。此后逐渐形成东大街、南大街、西大街、北大街四条纵横贯穿成都的重要街道，所以清人竹枝词中说：“东西南北一城环，四大条街对四关。十字分开详细算，东华门是正中间。”

    清初从全毁到废墟中重建，仅隔二十来年。因旧踪易寻，街巷仍大致保留前朝格局。我们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成都街市老地图中，发现街巷房舍仍基本沿袭明代以前的顺应河川地势修建，体现了“道法自然”的传统原则。

    在战火中毁坏的成都，如凤凰涅槃般烈火中重生。从《华阳县志》等地方志中可查到，距1644年明亡后不过六七十年的清康熙后期，成都“人民廛市殊倍于昔”，街道已相当繁华。再过几十年后的乾隆、嘉庆年间，更是“商贾辐辏，阛阓喧闹，称极盛焉”。

    据一百多年前的清同治《成都县志》卷二记载：成都当时主要街道有一百一十七条。到宣统二年（1910）《四川官报》统计，成都共有街道四百三十八条，小巷一百一十三条。诸如玉器、纱帽、骡马、牛市、书市、盐市、绸缎、银号、油米、木柴等等，常集中某街巷而形成专业街市（如弓箭鞍鞯铺在提督街、衣铺多在鼓楼街），使成都再现中国西南重镇的辉煌。至今我们一提到骡马市、打金街、盐市口、打铜街、染房街等数不清的街名，虽然如今大都只徒留虚名，但仍会油然勾起我们对梦幻般的老街历史的深深遐想和追念。

    那么，王老板为何独独选中了水井街作酒坊营生呢？这一点我们要看当时水井街所处的地理位置。水井街紧邻东门码头，交通十分方便，又离合江亭近在咫尺，取水也很便利，且此地离水质很好的薛涛井也很近，当时水井街周围都是成都最为热闹的休闲去处（此内容将在另一章展开介绍），应该说，在这个地方选址酿酒，真可谓最佳的风水宝地。上述介绍的那些客观条件正契合了酿酒的商用条件——酿好酒要好水源，此地附近有薛涛井作水源，锦江的水可以作下水源；卖酒要有便于销售的“好口岸”，靠近水码头运输方便，地处休闲之地就地销售方便；还有，酿酒原料有粮食、木柴或煤炭等燃料，这些必须的原料运输当然需要水码头。

    由于王老板来成都之际，成都已经是闻名遐迩的酒城，水井街也是十分热闹的“酒吧一条街”，所以当初王老板投资水井街时的代价是不低的，按照我们今天的思维，估计最初他也只能是先租一个铺面，等到实力雄厚之后，才慢慢地买下这个作坊。因为就今天而言，水井街那样的当热店铺，其租金都是十分昂贵的，何况要买下占为己有？地点就是水井街二十一号——今天水井坊遗址所在地。

    从水井坊遗址考古发现中我们知道，水井坊遗址的年代已经超过王老板的时代。也就是说，在王老板经营水井坊之前，这里就已经是一个十分完好的酒坊了。只不过可能当时的老板或许家里遇到什么特殊情况，比如家中亲人重疾缠身？或许染上什么不良习俗，比如赌博输了钱？或许经营不善，比如出了几窖致命的劣质毛酒？或许突遭横祸，比如酒坊火灾？总之如果是正常情况下，水井坊这样的前店后坊的门面，应该是生意红火，财源广进的。绝对不会更替老板的。

    王老板无疑有着过人的眼力和超凡的能力，不仅接下了水井坊这个聚宝盆，还将此发扬光大，让这里一直成为酿酒之良址，直到今天。

    像来成都的王老板那样坎坷的经历，今天在成都的陕西人究竟有多少，我没有掌握确切的统计数据。其实对成都这座移民城市而言也无须统计，在成都这座城市里，不管你是陕西的还是山西的，还是湖广的……反正一句话，来到成都就是成都的。

    $又一位“陕西人”让成都刻骨铭心……

    直到两百年之后一个深秋的午后，我独自坐在陕西会馆的回廊里，品着成都人钟爱的“花茶”，望着四合院里飘下的毛毛细雨，宁静的心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我们都是外乡人，我们最初的根在哪里？数百年前，那批陕西人在这里修筑的这个会馆，代复一代年复一年，该有着怎样的乡愁？我知道，在成都有数十个这样的会馆，每一个会馆都烙下了一批外乡人清晰的烙印，是他们让成都这座城市生色生香。比如“陕西会馆”、“山西会馆”、“湖广会馆”、“福建会馆”……所以，于今天的成都而言，成都应该是所有外来者的……这或许也是成都为何一直包容与宽厚的缘由之一吧，因为这是一座移民城市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回报。

    走在成都温润的土地上，不免为她的包容和谦逊叫好。因为对于成都而言，“陕西人”是一个让人既生爱又生恨的名词。成都会馆林立，而清康熙年间最具盛名的，又数今天位于陕西街(现蓉城饭店内)的陕西会馆。它始建于清康熙二年（1663），嘉庆二年（1797）经过扩建和修葺，后来成都“庆益”、“益泰”等三十三家陕人商号集资重建。肖平形象地形容“那些来自黄土高坡而性情又坚忍得像一棵杨树的陕西人”，看似外表朴实木讷，但在经商和创办实业方面却显现了某种本能般的特长，这就像山西商人后来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卓越表现一样，叫人意想不到。

    令人歔欷的是，恰恰就在这个名号为“陕西”的会馆建馆前二十年，一位陕西的农民将繁华的成都变成了鬼哭狼嚎的虎狼之地。他便是今天都让成都人谈之色变的张献忠。

    时至今日，不少“老成都”都会这样认为，“陕西会馆”和“张献忠”这两大元素对成都的影响，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却是名叫张献忠的那个并不经商的农民，当公元1644年向人类走来之时，他的另一位名叫李自成的陕西同胞在紫禁城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他却流窜自西南，在成都“另立中央”。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却是名叫张献忠的那个并不经商的农民，当公元1644年向人类走来之时，他的另一位名叫李自成的陕西同胞在紫禁城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他却流窜自西南，在成都“另立中央”，

    是年（1644）阴历十月十六，张献忠梦想成真登极在成都做皇帝，国名大西，年号大顺。原来的蜀王府改称皇宫，蜀宫城改称皇城，正殿改称承天殿，昭明殿为金銮殿。又铸造“大顺通宝”、“西王赏功”铜币，命造新历“通天历”，刊刻了“圣谕碑”(现存广汉市人民公园内)；还设置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命令臣民一律称自己为“老万岁”，百姓不拘贫富之家，一律立“西朝皇帝万岁”牌位，香花朝供……四个干儿子都挂将军印。

    有了这些做皇帝起码的班底，一个国家的雏形就这样形成了。应该说在封建社会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别是诸侯割据，那些土皇帝几乎都是这么“打天下”的——拉起一班人马闹革命，待有了自己的地盘之后，就自立山头自封为王，因为这样的“王”也没有一个审批程序，不需要任何组织承认，不像今天有个联合国在那里管着，一些国家搞政变还有所顾忌。或许自那时起，“老子天下第一”之说就是这么来的吧。更有甚者野心更大，揭竿而起直捣金銮殿，这个时候城头变幻大王旗，一个朝代结束，另一个朝代又开始经营。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社会几乎就是这么折腾过来的，原地踏步，循环往复。

    话题回到张献忠身上，要当王你就好好地称王吧，体恤你的臣民，爱护你的百姓。这也是历朝历代每一个“称王”的基本素质，因为他们都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个浅显的道理。可人性扭曲自掘坟墓的张献忠却以杀人为乐。翌年（1645），张献忠装模作样开科取士，以科举为名，骗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青羊宫中，然后尽数杀戮。居然把钦点状元都给杀了。一部《蜀碧》比较忠实地记录了这位“陕西人”对臣民和属下令人发指的暴行。该书记载，他的大西政权在四川各州邑安置官员，用军令催逼周围士子乡绅到城镇，由东门入，西门出，尽杀灭。

    攻陷成都仅两月，杀进士、举人、贡生一万七千人于东门外。他在成都贡院前设长绳离地四尺（约1.3米），让考试的人依次过绳，凡身高于绳者，全部赶到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万余人，死者留下笔砚堆积如山，张献忠前往观看，抚掌开怀大笑。又召集生员，拿出一面一百平方尺的大旗，令其在上写一“帅”字满幅，且一笔书成，能者免死。有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浸大缸墨汁三日，直书而成。没想到张献忠仔细看后，竟出尔反尔，曰：“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必尔也！”带着这种变态的心态为官为王，不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哀，更是他“称王”所及范围内臣民的大不幸，王志道也被“即刻杀死祭旗”。

    $“张屠夫”走了……留下虎狼遍地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张献忠在成都短短一年零九个月的“称王”时期，是怎样变着花样屠戮他的百姓的——

    史载，张献忠杀人的方式常见的有九大类：斩杀；草杀：即挨家挨户杀；天杀：即在朝会时，放狗于诸宫，凡被狗闻过的人，即拖出杀掉；生剥人皮法；匏奴：割手足；边地：分夹脊；雪鳅：枪其背于空中；贯戏：以火城围炙小儿；其他尚有“抽善走之筋，斫妇人之足，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以悬市”等。

    他命手下将士以杀人多寡记功晋级，到后来甚至无法计数，干脆用手掌几大堆、人头几大堆、耳鼻几大堆来记。《蜀警录》载，成都城内“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几于假山千峰万叠。”

    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位“大西国王”发明的种种刑罚，仍不免叹为观止。斩杀等虽也残酷，但不带有张献忠自创性质，不过草杀、天杀、贯戏、张人皮以悬市，却明显带有张献忠作为屠夫的创造性。

    自此，古蜀以来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年代。成都府十室九空，府南两河“尸为之塞，不能行船”，成都平原顿成旷野，天府之国数年之间竟虎狼遍地。

    待到后来张献忠兵败被诛，清军收复四川，发现成都城内绝人迹已经十三年。十三年过去，曾经的天府之国却是这样一般景象——

    瓦砾颓垣，不识街巷，林木丛杂，走兽野犬游走其间，两万余口水井，被尸骨人头填满与地齐平。

    自汉代开始，成都一直是四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但在清初，成都竟成为麋鹿纵横、虎豹出没之地。清顺治年间，四川临时省会设在远离成都两百公里外的阆中十余年，四川总督、巡抚、监察御史均驻节阆中，并在此举行了乡试四科。

    叩问历史我们得知，成都历史上的五次大移民，直接源于成都历史上的三次大屠杀。

    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两万余，自称镇北大将军，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作乱长达五十年。第二次在宋元之交。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元贺清泉《成都录》载：“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三卯录》又载：“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暮，疑不死，复刺之。”元军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元朝八十余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

    第三次便是张献忠那次最为残酷、空前绝后的屠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阴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攻陷北京的那一刻，标志着大明江山气数殆尽，任人宰割。到同年阴历八月初九，李自成的同乡张献忠攻陷成都。由于成都城墙坚固，起初久攻不下。后来张献忠命兵士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掏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贼兵撤退一空，正要欢呼，忽然爆炸声响，城墙垮了。

    入城后，成都人便成了张献忠案桌上的羔羊。据清人沈荀蔚《蜀难叙略》等史料中说，这个“大西皇帝”先杀百姓，次杀军眷，再次杀湖北兵、四川兵……没有吃的，就更杀人作军粮。百姓杀光跑光，皇帝梦也只好泡汤。张献忠占据成都仅一年又九个月，称孤道寡一年才七个多月，就一把火把成都烧得精光。他登基的老皇城大殿修得牢固，烧不起来，张献忠命令士兵“灌以脂膏”；盘龙石柱烧不烂，张献忠命令士兵“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张献忠还中西结合，把到处躲藏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找来，封为“天学国师”，要两个洋人为他制作地球仪。这样的人格分裂出现在他身上让人很难读懂，不知是否梦想着要“走向世界”？

    当时成为“大西国王”的张献忠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态，我们不得而知，但从他后来的一连串举动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是远远不满足于这个偏安一隅的“大西王”的，他的理想和目标应该是北京城里的金銮殿，因为他自视比他的那位同乡有足够的理由成为更大的“王”。

    或许骨子里的张献忠就是为杀人来到这个世界的，他率众离成都后仍杀杀杀，一路杀到西充扎营，却被统领川兵的叛将刘进忠引导清军豪格等挡住去路，“嗖”！一箭射来……在成都历史舞台上最后登基表演的“大西皇帝”——张献忠，就这样谢幕了……

    $开明九世拉开了成都开国君王的帷幕……

    包括张献忠在内，成都历史上诞生过十一个君王。成都历来有“六朝古都”、“七朝古都”和“九朝古都”种种不同的说法。无一例外，他们都只是偏安一隅的“土皇帝”，有的甚至只是昙花一现。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这些君王的来龙去脉——

    最早何人、何时在蜀地开国建都？这确实是笔糊涂账，难怪大诗人李白都浩叹：“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事实上，在距今约三千五百年的夏商之际，就建立有一个蜀国，前后延续约一千五百年。史书记载，蚕丛在蜀国“始称王”，前后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王朝。鱼凫王国之后的杜宇，号望帝，是第一个有确切建都地址的蜀王，国都定于郫县，离成都仅二十一公里。传说望帝后来把王位禅让给丛帝鳖灵。郫县“望丛祠”里，有状若山丘的望帝陵、丛帝陵遥相对峙，至今让人凭吊。

    丛帝鳖灵，号开明氏，他建立开明王朝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蜀国“都城”因为打仗或者灾害，是不断迁徙的。开明王朝先后就以乐山、郫县、双流等地为都城。大约在两千五百年前，开明九世把都城从广都樊安（即今双流中兴镇一带）迁到成都。所以，蜀王开明九世应该是成都建都的第一个君王。

    开明九世在现成都文殊院街、南大街一带建起土城，取名为成都。为啥叫成都呢？习惯解释为“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虽然这种说法一些专家有异议，但民间大都认可这种说法。这位蜀王会享乐，修过珍珠为帘的七宝楼、鹦鹉舟。他还在武都(今甘肃省成县)找来一个美女当王妃，为她专门作《东平之曲》。但王妃不习水土，郁郁而死，开明九世伤心得不得了，令五丁力士大建陵墓，至今成都市北较场武担山还有蜀王开明妃墓……蜀王思妃，常半夜惊醒，于是又在西城王宫内大修“望妃楼”。他也干了些正事，如下令开辟秦蜀金牛栈道，在玉垒山“别江为沱”修水利等。

    开明王朝国王共世袭了十二代。蜀国势力强大，曾连连进攻秦国，秦人经常是闻风而逃。好景不长，前316年秋，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大军从石牛道南下伐蜀。双方在葭萌(今广元老昭化城)

    大战一番，把蜀军打得个落花流水，贪财好色的开明十二世蜀王当了亡国之君，历时三百多年的蜀国灰飞烟灭……

    攻入蜀国的张仪、张若于前311年在成都筑墙建城，周长十二里、高七丈，是当时仅次于咸阳的大都城。后人以此为成都的建城日，距今已两千三百多年。

    汉代后成都街市热闹，城墙坚固，所以左思《蜀都赋》大赞：“金城石郭，既丽且崇！”惹得无数想坐金銮宝殿的英雄豪杰们大流憨口水，都想在这块风水宝地上过一盘皇帝瘾。西汉末年，貌似对小皇帝孺子婴忠心耿耿的王莽，于公元9年篡位，当上“新朝”皇帝。他手下的大将、蜀郡太守公孙述趁机割据了四川。公元23年，王莽政权垮杆，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公孙述手下部将李熊劝他干脆也当皇帝。公孙述心痒痒，被弄得神经兮兮的，梦中也听见有人对他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八厶子系”不就是“公孙”二字吗？公孙述醒来对老婆说：“虽可贵为帝王，但国运太短，只能当十二年，弄不弄得哟？”老婆急着当皇后娘娘，忙说：“古话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何况还能当十二年。有啥弄不得的？”公孙述想，是啊，他王莽老儿、刘秀小儿都当得皇帝，老子又有啥子当不得的？他晓得要当皇帝，就也要像王莽、刘秀那样说假话。鱼复城（今奉节白帝城）中有口白鹤井，常冒雾气。他叫人散布：“这是‘白龙出井’，是公孙大人登基成龙的征兆”。

    公孙述于是在公元25年自称“成家皇帝”，又叫白帝，在鱼复城建“白帝城”，将成都定为国都，国号“成”，年号“龙兴”。统治地区包括今四川、重庆的大部分和陕西、云南、贵州三省的一部分，地盘不小。但公孙述心眼小、无远见（史书称其“性情苛细，不见大体”），连将士都没有论功行赏，就忙着先把两个儿子封为王。公孙述年轻时当过皇帝的侍卫，如今一步登天，也大耍皇帝威风，出入宫殿阵列浩浩荡荡的骑士仪仗。他还在成都修造了一座十层的红楼，连栏杆都用上等丝帛装饰，奢靡之极……

    $刘备之后，轮流坐庄称王“你方未唱罢我亦登台”

    公元36年春，刘秀挥兵攻蜀，派征南大将军岑彭等人率水陆军六万、骑兵五千、战船千艘逆长江西进；又派来歙等率军出天水（今甘肃通渭西北）南进，合击成都……公孙述军接连败退。到了这年七月，岑彭率主力日夜兼程疾进

    两千余里，攻占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后，即派精骑袭击广都(双流中兴)

    ，成都危在旦夕。十月，穷途末路的公孙述想了妙计，派人假投降，去刺杀了岑彭（岑彭死后墓在中兴场，清代末年，当地农民挖出大胫骨两根和石碑，总督岑春煊自认是岑彭后裔，修墓庙奉祀，现墓、庙均不复存）。

    刘秀忙调征西大将军吴汉接替岑彭职。公孙述居然回光返照，在十一月三战三捷。这月十七日，公孙述自率数万人向吴汉发动猛攻，从早至午打得个天昏地暗，将士皆疲。吴汉乘机用精兵反攻，蜀军大乱，公孙述“哎哟”一声被刺，重伤掉落锦江含恨而死……至此，公孙述十二年的大成国被灭。此战刘秀派兵上溯三峡入川，是中国战争史上利用江河实施远距离进军的著名战役。吴汉军队在成都纵兵大掠，宫殿楼台被焚个干干净净……

    一晃两百年过去，又到东汉末年，第三个开国君王刘备（字玄德）又在成都登台表演了。此时刘焉父子任益州牧，割据四川近二十余年。刘焉嗜刑好杀，见益州地广财多，也想到皇帝宝座上玩玩，却在194年呜呼哀哉了。他儿子刘璋性情懦弱，于是镇压黄巾起义发家的刘备，在221年乘虚入川。刘备几十天也攻不下成都，正为难之际，不料刘璋却先下矮桩、拱手服输。部下不

    服气，劝说刘璋：“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钱帛粮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刘璋还有天良，说：“我父子在蜀二十余年，无恩德以加百姓；三年来却战事不断，心何能安？”于是开城投降刘备。

    深得“厚黑学”三昧的刘备，见刘璋简直是块随便捏的“

    桃子”，心子一黑就轻轻松松吞下胜利果实，却又厚起脸皮拉着刘璋大流鳄鱼眼泪说：“非我不行仁义，是无可奈何啊！”于是刘备于221年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

    刘备未发迹前曾当“跑摊匠”卖草鞋，被曹操讥笑为“卖履小儿”，所以后人奉他为鞋业鼻祖。清道光乙巳年（1845）五月，成都民间鞋业行会在提督街建三义庙，悬“神圣同臻”巨匾于正殿，匾上写着“道光乙巳年艾月吉旦”，落款是“靴鞋行众弟子立”，这块匾近年落户于武侯祠三义庙。据2002年12月10日《天府早报》报道：中国皮革工业协会理事长徐永来蓉考察，“认定中国鞋业的老祖宗即是刘备”……这也算刘皇叔一段“永垂不朽”的佳话。

    223年，刘备病死，其子刘禅即位，263年，刘禅降魏。刘备、刘禅两代共历四十二年。阿斗刘禅被晋武帝司马炎逮到洛阳，装得憨痴痴地说：“此处乐，不思蜀！”这才保住一条小命。司马氏的西晋一统天下，好不得意，皇亲国戚奢侈放荡、夸奇斗富，比赛用麦糖涮锅、蜡烛烧饭、锦帛缠山、人乳喂猪、砍杀美女佐酒……昏天黑地胡闹，结果不到二十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

    这时，西北又连年闹饥荒，略阳（今甘肃泰安）、天水等六郡的汉、氐、羌、密等各族民众十余万人“入蜀求食”，纷纷翻越秦岭大逃亡……乱了数年，朝廷勒令入蜀关陇流民返乡。但流民都认准四川比甘肃、陕西好，死活不肯回去。益州刺史罗尚却强令遣返流民，又沿途劫杀流民。

    301年，愤怒的流民公推略阳名门氐族李特、李流兄弟为首领，在绵竹揭竿起事，李特自称益州牧。不久，李特战死。其弟李流继称益州牧，不久也病死，李特的儿子李雄被推为成都王。起义队伍先攻占广汉，304年打下成都。

    306年6月，李雄称帝，国号“大成”，

    改元晏平，设置百官。这就是史家所谓的“大成王朝”。李雄是继刘备后又一个在成都登台表演的开国君王。开国得到青城山天师道首领范长生大力支持，所以范长生当了丞相，还被封为“天地太师”（即国师）。在范长生的辅佐下，刑政宽和，百姓富实，据说“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李雄当了三十一年大成皇帝，才于335年翘辫子死了。他这一死不打紧，其子侄们立刻如饿狗抢屎般争夺皇位，打得个你死我活。

    338年，李雄堂弟李寿（李特之弟李骧之子）刀口舔血夺权成功，自立为帝。因他夺权后将国号由“成”改为“汉”，年号为“汉兴”，并废除五铢而铸行“汉兴”小钱，故他也应算一个成都的开国君王。史家把他和李雄的大成国常统称为“成汉政权”。

    李寿虽只过了六年皇帝瘾，知者甚少，但“汉兴”铜钱是中国最早的年号钱，我听送仙桥古玩市场的“老鬼”藏家说：“汉兴”铜钱是中国货币史上的收藏珍品，能卖大价钱。

    李特兄弟子孙三代建立的成汉政权共存在四十四年之久，是当时“五胡

    十六国”中最早建国的，也是自秦代以来第一个以成都为中心的少数民族（氐族）割据政权。

    李寿过了六年皇帝瘾，死后太子李势继位，国内混乱。347年，东晋西征将军桓温举兵灭蜀。他见成都城池牢固，很容易滋生土皇帝，想釜底抽薪，一把火烧掉成都城。

    但桓温前脚刚班师回朝，原成汉宰相范长生的儿子范贲及邓定、隗文等人纠集散兵游勇就攻入成都，自立为蜀帝，年号为龙风。范贲捏造妖言，煽动蜀境，蜀人多半趋附……龙风皇帝在宝座上屁股都还没坐热，不到一年，就被东晋派兵消灭，擒斩范贲等人。

    范贲虽是短命皇帝，但《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都记载他曾“称帝”，故也该认为是成都的一个开国君王。

    过了五十多年，谯纵又跳到台上过了把帝王瘾。404年，益州刺史毛璩（今南部县人）率众三万奉命出川东伐叛军，命参军谯纵出涪水与主力会师巴郡。哪晓得谯纵突然倒戈兵变，于405年引兵攻成都，把毛璩一家都杀了，自称“成都王”。后来他巴结北方势力强大的后秦，被正儿八经地封为蜀王，在成都当了八年土皇帝。413年，刘裕遣元帅朱龄石挥师破成都，谯纵吓得屁滚尿流、走投无路，找了棵道边树上吊而亡……

    一晃到了南北朝时期。梁国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萧纪，很有文韬武略，治理蜀地十七年了，又想做皇帝梦。551年，宫中殿柱环绕树节的地方开了花。树子没干透就砍来修房，生叶开花本也不稀奇，但萧纪又痴癫起来，他散布谣言：“宫中殿柱开花，是老天爷让我登基的祥瑞哟！”于是就急不可耐在成都当皇帝了，改年号为天正，还把大儿子萧圆照立为皇太子……本想江山万年，岂料转眼就被也刚在江陵称帝的萧绎攻灭了。

    $“前蜀”“后蜀”粉墨登场……

    三百六十年后，成都人很熟悉的另一个皇帝又登台了，他就是五代时前蜀国开国君主王建。王建字光图，河南许州舞阳人，排行老八。他年轻时杀牛、偷驴、贩私盐，乱吃野钱，所以家乡人称他为“贼王八”。他名声极坏，却长得牛高马大、相貌出众，就去从军。黄巢攻占长安后，唐僖宗逃到四川。山中栈道被火烧，浓烟滚滚，王建身先士卒开路。休息时，正背时倒霉的唐僖宗枕着王建的腿就睡着了，醒来见王建为保护他不敢休息，不禁流泪，忙脱下御衣赐给王建……长安收复后，王建被任命为禁军将领。他天天同皇帝老倌打交道，觉得当“天子”醉生梦死、女人成群，心想哪天轮到老子过把瘾就巴适惨了！

    王建慢慢混成壁州（治今四川省通江县）刺史。唐大顺二年（891），川中大乱，王建攻取成都，已拥有东、西川四十余州。903年，唐朝封他为蜀王。907年，奄奄一息的大唐朝灭亡了，朱温篡唐称帝。

    王建见过把瘾的机会果然来了，立马称帝于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903～918年在位）。王建称帝之后做了一些好事，他下诏劝农桑，百姓也过了几天太平日子。他当皇帝后也肯接受意见，一次有个和尚挖出一只眼珠子献给他。把王建感动得下令：要供一万名僧人饭食来相报！翰林学士张格说：小人无故自残邀宠，这样重赏，要导致不正之风泛滥啊……王建当即就收回了成命。

    王建七十二岁死后，庙号高祖。其子王衍继位，只晓得声色犬马，大修宫殿亭阁，绵绵十里，又引水绕宫城为御河，皆可行舟作乐……王衍喜欢艳歌、艳舞，天天和彩娥宫女打得火热，还乱写麻肉的爱情诗，说啥子“月华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痴人”……后唐李严出使前蜀，回去就向后唐皇帝建议：这小子如此不正经，打他！

    后唐庄宗在同光三年（925）命郭崇韬率兵攻蜀，只用了七十五天就兵临城下。王衍想学前代阿斗刘禅，也装个傻帽保小命，就背起棺材去迎降，不料此招不灵，仍被砍了脑壳！前蜀共传两代，历时二十三年……

    紧接着后蜀国开国君主孟知祥粉墨登场。孟知祥字保胤，河北邢州龙冈人。祖父孟察，父亲孟道，在郡里承袭做军官，伯父孟方立和叔父孟迁都做到节度使。沾家庭背景的光，孟知祥年轻时就被李克用任命为左教练使，还把一个侄女嫁给他。

    李存勖继承晋王后，让孟知祥担任身边要职“中门使”。孟知祥很精灵，晓得以前几个中门使都因不合主子意而丢命，于是千方百计推掉这个看似光荣的烫手山芋，而另举荐郭崇韬。

    郭崇韬就是上文中灭王衍的人。李存勖即位建后唐之后，令郭崇韬领兵灭蜀。出发前，郭为报答孟知祥举荐之恩，就向李存勖说：灭蜀后，孟知祥去治蜀地最宜……蜀地已克，李存勖担心郭崇韬又学三国时讨伐刘禅的钟会，也做皇帝梦，犹豫着是否要杀郭崇韬。他摆宴送孟知祥去成都当西川节度使时，孟知祥劝道：“崇韬是国家功臣，不会有二心的！”

    谁知孟知祥刚入剑门赴任，半路遇上前去杀郭崇韬的宦官已绝尘而去。当他昼夜兼程赶到成都，郭崇韬已经兔死狗烹，丢了脑壳……

    孟知祥初到成都时，蜀中大乱。孟知祥施政清廉，社会逐渐稳定。《蜀梼杌》中说：“是时蜀中久安，赋役俱省，斗米三钱”，可见很有些丰衣足食的小康光景了。

    不久后唐明宗李嗣源取代李存勖，孟知祥就有了割据称王的念头，拒绝向朝廷贡税赋。明宗派李严去蜀地当监军监视，孟知祥反以假传诏书罪名将李严一刀杀死。明宗见此人反骨已现，又无可奈何，干脆做个顺水人情，把被扣做人质的孟知祥妻儿送回成都……

    君臣虽钩心斗角，但后唐明宗在世时，孟知祥为回报明宗恩遇，没有称帝。等明宗死后第二年，即后唐应顺元年（934），他就不客气了，在成都正式称帝，建国号蜀，史称后蜀。只是他在宝座上只坐了半年，屁股还没坐热，一天酒宴上他突发重病死去……

    他的三儿子孟昶福气好，会享乐，连尿罐子都用珍宝装饰。他还让百姓在成都遍种芙蓉，每当九月花开，全城一片锦绣——这就是成都简称蓉城的来历。孟昶是昏君，但如果要选成都历史上的环保模范、植树标兵，孟昶完全应该捧第一名大奖状！他当了三十二年的享乐皇帝，才被北宋消灭……

    孟昶灭后没有几年，另一个君王李顺又登台表演了。

    992年，西川青城（今四川都江堰）人王小波发动了武装起义，吼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动人口号，很快发展到数万人。攻克青城县后又攻彭山县，把县令齐元振杀死，还剖开肚皮塞满他平日贪污来的钱币……这年冬天，王小波率众攻打江源县，额头上中箭而死。他的妻弟李顺又当统帅，依靠“在城贫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杀富济贫。弄得地主富人“人心恐悚，投死无地”……

    994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汉州、彭州，接着攻下成都。这个打着为百姓“均贫富”幌子的李顺，扯下伪装也要过盘帝王瘾，匆忙建立“大蜀”国，自称大蜀王，改元“应运”，并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宝”铁钱。

    北宋朝廷急忙派遣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招安史，于当年5月率军攻破成都。只当王不到半年的李顺据说阵亡，下落不明……我翻阅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二十五发现说：“大蜀”国灭亡三十年后，巡检陈文琏才在广州逮到李顺，李已经七十多岁；囚车把李顺押解到京师砍了头，陈文琏升官两级。沈括在陈文琏家里看过《李顺案专卷》，此事当可信。

    李顺不到五个月的“大蜀王”美梦虽然打了个盹就被惊醒，但沉重打击了宋王朝，宋太宗也不得不下“罪己诏”。此外，“大蜀”国搞打土豪、分田地、“均贫富”那一套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被认为是历史上影响中国的一百次大事件之一。

    最后在成都登基的皇帝，就是赫赫有名的张献忠。张献忠（1606～1647），陕西延安卫（今定边）人，出生贫苦。明崇祯三年（1630），陕北农民纷起暴动，张献忠率米脂十八寨农民响应，这个所谓“农民起义领袖”自号八大王……1644年8月9日他杀进成都后，于12月14日正式建国于成都。成都瞬间成为另一片天地……

    $两个“陕西人”背后的“五次大移民”帷幕

    “张屠夫”对成都的屠城，直接促使了成都历史上的第三次移民。他的老乡“王老板”就是因为他远道而来到成都的。这之后，对于成都而言，每一个“成都人”都是外乡人，应该说，现今“本乡本土的土著成都人”早已没有了，就是三代以上的“老成都”在成都这座特大城市也是屈指可数也。因为成都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

    成都历史上有五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恐为外人鲜知。成都最早的一次移民应该始于秦代，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文物中有专家指出，那些散乱的文物，就是在秦军来之前，蜀人祖先匆匆焚毁之后匆匆埋藏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征服”，不仅仅在于将朝代从版图上抹去，更重要的在于要从文化深处连根拔起，促使人们失去记忆继而失语，以除祸患而借尸还魂。这样灭绝人性似的“征服”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很多历史断档而难以考证。

    前316年应该成为古蜀的祭年，时秦打通金牛道大举进攻以灭巴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巴蜀纳入了自己的地盘。前314年，蜀地出现了一次移民浪潮。往日僻静的蜀道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长途跋涉者，他们之中，有秦国相国吕不韦，有富可敌国的赵国卓氏、鲁国程郑，也有一些衣衫褴褛，戴着镣铐的罪犯。这些身份不同的人有着一个相同的目的地——蜀地。自秦惠文王始，一直到秦始皇时期，近一个世纪的移民使蜀地成为一个热点。政治上秦王三立三杀蜀侯，经济上秦人在巴蜀两地征收重税，使巴人一度反叛。在秦国统一六国的历史进程中，巴蜀两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巴蜀成为大秦富裕的大后方。

    《汉书》记载，“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可见当时迁入蜀地的罪人之多。除此以外，一些富商大贾也成了秦王迁徙的对象。富商大贾们来自赵、魏、楚等国，家有千金之财，皆是当地望族。秦灭六国后，他们已是秦人的掌中之物。这些人有钱有势，秦人生怕他们留在故土滋事，便将其发配至蜀。这正中他们下怀，强留在故土与秦人为敌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到了西南腹地成都平原，秦王朝鞭长莫及，反能一心经商，安享太平。

    庞大的商贾移民队伍中，赵国有一位卓氏的话颇能代表商贾们的心理，他说：“吾闻岷山下之沃野，下有蹲鸱（即芋头），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赵国卓氏主动要求入蜀，可见他认为迁入成都并不是什么坏事。

    这些商人的眼光无疑是独到的，也无意中成全了后来成都成为商贾云集之地。成都作家萧易和白士林曾撰文称，赵国的那位卓氏最终发配至临邛（今成都邛崃市）后，敏锐地发现临邛山中多产铁矿，却无人开采，不由大喜过望，随即大量招揽滇、蜀两地百姓上山采矿，交由随行的铁匠铸铁。那个时候采矿是一本万利的行当。几年下来，赵国卓氏便富甲天下，单家中仆僮就有千人之多。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记载：“富绛公室，豪过田文”。

    那位赵国卓氏，便是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卓文君家族。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就是成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代大儒司马相如及卓文君夫妇，也可能是移民潮中的外来移民。相对于我们这些人而言，只不过他们来成都的时间早一些，也可能是成都市第一批移民。

    而对普通百姓来说，除了远离故乡，他们的生活与从前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到了蜀地，有人分得几亩薄田，日作暮休；有人在成都城以经商谋生，祖传的手艺到了蜀地便成了一门绝活。由于一批一批的移民过来，蜀地的“绝活”也就越来越多，以至蔚为大观。

    坐在位于陕西街的陕西会馆里，我望着眼前凝重端庄，古朴而有气势的会馆躯壳，再想想历史上那么多冥冥中看似毫不相干却又紧紧联在一起的史事，无不扼腕长叹。

    “五次大移民”实际上构成了成都人文的五次大整合，那些优良的文化资源所散发出来的丰厚的底蕴，将这座城市的包容、睿智、大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深厚的历史沉淀，浓郁的文化气息，还有浸润古蜀的茶文化，构成了成都人水一样的包容性格……成都因为水而有了这样的品性：闲适、宽容，奋进……

    地理意义上的四川又称盆地，成都乃是盆底。盆底最低，具有积聚效应，各种优秀的东西都往“盆底”流，有如“水库效应”——兼容并蓄、八方集辏、融合发散。

    水的柔韧和妩媚使成都这座城市的人不顽固、不排外，在自信的同时有一种谦逊的品质。

    杜甫诗云：“暗想旧游浑似梦，芙蓉城下水茫茫。”成都这座城市，拜天所赐，秉承了巴蜀之地最多的钟灵毓秀，汇聚了川西坝子所有水流的方向，将蜀文化的深厚底蕴隐藏于山水草木之间，如水一样保持着穿透时空的生命力。

    “湖北荆州拨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是在年。”这首清人吴好山的竹枝词，旨在记移民之事。清同治《重修成都县志》卷二载：“康熙六十年，由湖北荆州拨防来川时满洲蒙古共二千余户，丁口五千名余。”三峨樵子注解杨燮《锦城竹枝词》有“康熙五十七年（1718），以分防披甲兵丁散住不齐，始于成都之西角筑为‘满城’，今‘支机石庙’碑有云‘我旗人自康熙六十年间，由楚移蜀’云云，是又由湖北荆州移来者也”的记载。

    很长一段时间，成都一直成为南来北往客商之集散地。或许也正是这样各方杂居的“杂交优势”，每一次移民都成为成都文化经济的一次飞跃。川剧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川剧的“五腔共和”包含着秦腔、京剧等“杂交元素”，自成一派，独领风骚。

    本章冠名为“两个陕西人在成都的爱恨情仇”，其实没有一点儿跟“陕西人”过不去或有“算账之嫌”的意味，因为那些历史都活生生地存在着，我们可以透过两个“陕西人”背后的之乎者也和子丑寅卯，启动成都历史和成都文化的寻根之问，哪怕它们是水文化也好，酒文化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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