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奔腾不息的岷江雪水，透过都江堰的宝瓶口，径直流到了成都人的茶碗和酒碗里。故而几千年的成都，一直飘着茶香和酒香。

    正因为有了锦江之水，才孕育了成都千年不息的茶与酒。“茶”与“酒”堪称为一对孪生兄弟。

    成都是一个需要慢慢品味的城市，成都也是一个懂得慢的智慧的城市。成都拿什么慢下来？坐下来喝酒；成都怎么才能慢下来？坐下来品茶。应该说，“酒”和“茶”是成都千百年来以“慢”著称的最好的理由。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送给成都的这句广告词可谓精妙绝伦：“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

    据艾芜、沙汀及李劼人等成都老一代文人回忆，20世纪初成都的茶馆，简陋，局促，逼仄，茶馆里的气息慵懒、嘈杂，然而却充满成都特有的温情和感动。

    成都的茶馆和酒馆都有一个特点，两者往往挨在一起，很多酒楼里面几乎都有茶馆，也有的是一楼酒店二楼茶馆，这是因为成都人的消费习惯在于，吃饭前往往会在茶馆里喝茶。

    由是，成都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成都是个大茶馆，茶馆是个小成都。”同理亦然，“成都是个大酒吧，酒吧是个小成都”。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成都酒吧一直踏着时代的节拍，与时俱进，且被赋予全新的内涵。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酒文化来说，成都这座以水著称的城市，天然地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对于“酒”和“德”，成都这座城市最具发言权，它有如一位千岁老人，用中国最古老的“道”最好地将二者精妙地糅在一起，一直滋养着这座城市而生生不息。

    $“酒吧”和“茶馆”熏陶下的“成都速度”

    关于成都的酒馆与茶馆，历朝历代以来，已经有数不清的文章和书籍去阐释和诠注，其中不乏精彩之作，有的作品甚至把“酒”和“茶”写得出神入化了。本书原本不想辟专章阐述之，盖因成都的酒馆和茶馆是成都之所以成为休闲之都的灵魂，自古以来，不少文人墨客，仁人志士，在解读成都这座城市也好，在研究成都人也罢，总拿“酒”和“茶”说事，因为如果没有了这两样精灵，天知道成都会变成什么样子！似乎成都的“酒吧”和“茶馆”，注定是解开成都密码最好的钥匙。

    正所谓成都学人尹建华先生所言，成都的特点如果非要用一个字来形容，“慢”肯定是一个答案。尹建华说得地道，因为成都是一个需要慢慢品味的城市，成都也是一个懂得慢的智慧的城市。

    慢是开启成都身份的关节点，也是认识成都的秘密栈道。慢是对光阴的挽留和追忆，也是对时间进行有意义的文化编码。唯有在慢中，我们才能领会成都的美妙，细节的意义，洞悉生活的奥秘。只有长久的停留和驻足，才能使我们生命的岩浆迸发出来。

    写到这里，我突然就想起一个段子。说是一个老太太看到一些人成天匆匆忙忙，便问他们：“人最后的目的地会是哪里？”被问者答说：“当然是死亡。”老太太又说：“既然是去死，你们干什么要走得这么快？”这句简单的话是多么的深奥。我敢肯定地说，这位老太太一定是个成都人。

    可以说，“快”是对事业提供了激情的加速度，而“慢”则对生活提供了诗意的成都速度。一般来说，一个需要慢慢品味的城市，一定是一个丰富的城市，它耐人寻味而且富于魅力。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让生活在慢的引力下，变得柔韧而又饱含力量。同样，一个懂得慢的智慧的城市，也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城市，因为“慢”，就是时间的过滤器，能够沉淀出一个城市的精华。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成都拿什么慢下来？坐下来喝酒；成都怎么才能慢下来？坐下来品茶。应该说，“酒”和“茶”是成都千百年来以“慢”著称的最好的理由。

    也因为本书是以“中国白酒第一坊”作为写作对象，既然主题为千年一坊，当然离不开“酒”和“茶”，因为“酒”和“茶”这对孪生兄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府之国那上善若“水”。

    关于上苍所赐天府之国天然的雪水，我们在第一章和第二章里已经有过专门的描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得益于上苍这股甘美的清泉，滋养了成都平原的“茶文化”和“酒文化”。成都遍地的茶馆和酒吧，成为这种文化最为生动的见证。

    从很大程度上讲，茶对水的讲究不亚于酒对水的讲究。正因为有了锦江之水，才孕育了成都千年不息的茶与酒。“茶”与“酒”堪称为一对孪生兄弟。

    奔腾不息的岷江雪水，透过都江堰的宝瓶口，径直流到了成都人的茶碗和酒碗里。故而几千年的成都，一直飘着茶香和酒香。

    有一个比较玄妙的假说及推理，说古人曾把星空分成二十八个区域，它们当中的每一个片区都有一个星宿负责管理，故而叫做“二十八星宿”。天是如此，因为天和地对等，所以在地面上也有相对应的“二十八个片区”。有趣的是，其中一个被称为“井宿”的星宿正好“对应”四川。由是，四川的井及井水遍布，根系十分发达。此说无论牵强也好附会也罢，但成都平原的水井众多，井水优质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天文地理博大精深，这样的对应之说应该言之成理。井水可谓远古最理想的水源，当井水在蜀族人民体内流动之后，当然就引出他们那些诗一般的想象。

    成都的水的源头都那么富有诗意，何况足可以催诗遣词的“酒”与“茶”？

    事实上，成都对水的尊重不仅可以从“酒”与“茶”身上体现出来，更为关键的是，上千年来，成都人对水一直有一种特别的崇拜仪式——清明放水节。

    史载，自宋代始，清明放水节仪式一般由四川高级官员担任主祭官，主持大典。放水前一日，主祭官从成都起程，途中要先到郫县“望丛祠”祭拜古蜀国。然后浩浩荡荡地拥向蜀人的水之圣地都江堰。古蜀王望帝和丛帝都是都江堰水利工程最初的直接领导者和参与者，望帝杜宇教民务农，丛帝决玉山以除水患，望丛二帝为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每逢农历三月三，各地蜀人也云集望丛祠烧香祭祖，蔚为大观，由此成为蜀人的盛大节日，千百年来长盛不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因为有了清明放水节所祭祀的那些列祖列宗，才有了我们这座飘着茶香和酒香的千年古城。

    $成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别称——“中国茶都”

    整个一本书都在说酒，此节让我们先说说茶和茶馆吧。成都与茶的缘分不浅，成都有民谚称“满城居民半茶客”。成都人的生活与茶有着极其悠久而密切的关系，成都的茶事与成都人悠闲自在的生活是相互关联的。黄炎培先生抗战时期旅居成都时，写有大量打油诗描绘成都人日常生活的闲逸。其中有关茶馆的有：“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三个人猪狗象一例俱全，四个人腰无分文能把麻将编，五个人花样繁多、五零四散，回家吃酸萝卜泡冷饭。”教育家舒新城也写道，1930年代成都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人们生活的缓慢节奏，在茶馆里，“无论哪一家，自日出至日落，都是高朋满座，而且常无隙地。”1934年，薛绍铭在《黔滇川旅行记》中也记载：“住在成都的人家，有许多是终日不举火，他们的饮食问题，是靠饭馆、茶馆来解决。在饭馆吃罢饭，必再到茶馆去喝茶，这是成都每一个人的生活程序。饭吃的还快一点，喝茶是一坐三四个钟点。”

    成都的茶馆在宋代已见于记载，明代已有一定的影响。至清朝末年，已是非常兴旺。成都茶馆之多，向为全国之冠。据清末傅樵村所著《成都通览》载，1909年成都有茶馆四百五十四家。1935年1月，成都《新新新闻》报统计，成都的茶馆有五百九十九家。每天茶客约十二万人，当时市民不足六十万，约五分之一的成都人每天进茶馆。黄友良先生撰文称，到1941年原成都市政府编制的统计表列，成都茶馆为六百一十四家，其会员人数居全市工商业第五位。截止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成都市茶社业同业公会记载，茶馆数目为五百九十八家（《成都通览》载1909年成都有街巷五百一十六条；1935年9月《新新新闻》报统计，成都有街巷六百六十七条）。据此，成都全市街巷约计六百余条，每一条街巷，都几乎有一家茶馆，可见它和市民的生活关系相当密切。

    有“东方左拉”之称的四川著名本土作家李劼人先生这样描述过成都清末的茶馆：“茶铺都不很干净，不大的黑油面红油脚的高桌子，大都有一层垢腻，桌栓上全是抱膝人踏上去的泥污。坐的是窄而轻的高脚板凳，地上千层泥高高低低，头上梁桁间，免不了既有灰尘，又有蛛网。茶碗呢，一百个之中，或许有十个是完整的，其余都是千疤万补的碎瓷。”

    其实，黄友良笔下的成都茶事琐述也不乏精彩和传神——

    旧时成都茶馆的名称，一般是茶铺、茶社、茶楼。茶园则是剧院的总称，虽也卖茶，却非茶馆。也有以园、亭、轩、阁、厅、处、庄、居来命名的，并不普遍。

    成都的茶馆店名很雅致，在旧时是一大特色。成都闹市区的茶馆店名多是经文人琢磨推敲而来。旧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有一家临溪茶馆名“枕流”，其典出《世说新语》：高士孙子荆欲归隐，对王武子说“当枕石漱流”，却误为“当枕流漱石”。王反诘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子荆强辩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励其齿。”临溪枕流，风雅贴切。

    有风雅情趣的如：文庙街的瓯香馆，粪草湖的临江亭，山西馆的广香阁，皇城的吟啸楼，鼓楼洞的芙蓉亭，商业场的宜春楼、怀园、第一楼以及锦春、访春、春和、春融、带江、迎曦、映月、饮涛、槐园、竹园、欣园、晓园、掬春楼、亦乐春、停月居、映月亭、诗清阁、忙里闲、问津处、寻津处等等。

    有在“茶”上做文章的，如：茗园、品香、留芬、清心阁等；有述茶之产地的，如：‘六也’、‘蒙顶’等；有纪念历史上对茶有研究的名人的，如：陆(羽)、卢(同)茶楼，羽经茶社等。

    有冠本人姓氏的，如：方记茶社、曾记茶社，吴永聪开的永记、黄光荣开的荣辉、罗漱泉开的漱泉楼、刘师亮开的师亮茶厦、刘湘泉开的香荃居等。

    有以街名做招牌的，如：华兴街的华兴茶社、青龙街的青龙茶社、迎恩楼街的迎恩茶社等。华华茶厅规模最大，坐落在春熙路南口的城守东大街，地处闹市繁华地段，约人会友购物均便，附近酒楼饭馆林立，既可茶后吃饭，又便酒后饮茶。茶厅三厅四院，场地宽敞，可同时容纳一千余名茶客。老板廖文长善于经营，每年春茶上市，便将一年的茶买齐，自烘自窨，茶味香醇。每碗分量又足，吃起过瘾，深受茶客欢迎。加以服务周到，供应茶客的擦面毛巾严格消毒，因此门庭若市，生意十分兴隆。

    民国二年春，成都聚丰餐馆老板李九如首先在少城公园内开设永聚茶社，使用矮桌和竹马夹子，其他茶馆也渐渐仿效。后因马夹子太占地方，遂改为竹椅，以四川出产的斑竹和“硬头黄”制作，轻便舒适，扶手靠背俱全，可坐、可倚，闭目养神而不虞摔跤。后来迅速在全省推广。

    成都茶馆中的侍者俗称“幺师”，须有一套专门技艺。一是摆茶碗，右手提壶，左手抱一摞茶碗，五指间夹茶船。至桌前放下水壶，取下肘间抹布擦桌，左手五指一挥，茶船丁零落下，恰在客人座前，依次放上茶碗。二是冲茶，右手提壶，左手揭茶盖，顷刻之间一一冲入开水，收放自如，桌上不留一滴水珠，干净利落，令人叫绝。旧时茶馆幺师，还要负责招呼客人。客人进门，马上迎上，带入座位，询问要求，然后高声招呼柜上“××茶×碗”。柜上自有呼应。一应一答，此起彼伏，别有韵味。

    被誉为“成都活字典”的车辐老人，曾经仔细描绘过1930年代成都东城根街口一家叫“锦春楼”的茶馆中的幺师“周麻子”的茶艺——

    这个满脸麻子的堂倌有一手旷世的绝技。每当客人落座，他便右手提一把亮锃锃的紫铜茶壶，左手卡着一大摞黄铜茶船和白瓷茶碗茶盖，含笑趋身上前。茶客只听得哗啦一响，一二十只黄铜茶船飞旋至面前。

    惊异间，又听得嚓嚓嚓一阵响，眼前白光闪过，一二十只茶碗已如白鸽入巢飞入茶船。掺茶的过程自然是惊心动魄，众人只觉得滚烫的白水从脑后、肩头、耳边刷刷流射，从两米开外准确无误地注入茶碗，不洒一星半点在茶碗之外。末了，周麻子收起茶壶趋前一步，用幺拇指把散在桌上的茶盖轻轻一挑，只听当当几声，一二十只茶盖就纷纷跳起来，严丝合逢地盖在茶碗上。周麻子收茶钱，都是茶客走时再结账，客人再多也是从不差错，找补竟不差分毫，其记忆力之强，令人叹服。其人其事，是成都一绝。

    据艾芜、沙汀及李劼人等成都老一代文人回忆，20世纪初成都的茶馆，简陋，局促，逼仄，茶馆里的气息慵懒、嘈杂，然而却充满成都特有的温情和感动。

    在清晨残留着薄雾的街巷间，清新的阳光慢慢地照在那些破碎的青花瓷碗上，大大小小的茶馆中早已坐满了各色茶客，悠闲而自在。市井的喧闹如涌动的潮水缓缓升起。喝早茶的人中既有提篮负担的引车卖浆之流，也有提笼架鸟的市井闲人，用一碗滚烫的茶水消除身心的倦怠疲乏，缓慢地消磨着无所事事的时光，同时满足了对话和交流的渴望。

    $成都是个大酒吧，酒吧是个小成都

    说过成都的茶馆之后，我们再看看可以与之比肩的酒馆。成都的茶馆和酒馆都有一个特点，两者往往挨在一起，很多酒楼里面几乎都有茶馆，也有的是一楼酒店二楼茶馆，这是因为成都人的消费习惯在于，吃饭前往往会在茶馆里喝茶。一来饭前一杯茶可以消啖化食，二来先到的食客等后到的食客，到了吃饭的时间，只要给茶馆跑堂的“店小二”打个招呼，叫声“留座”，自然没有人动你的茶杯，这个座位依旧是你的。用餐之后，依然可以回到茶馆里属于你的座位上继续喝茶。

    由是，成都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成都是个大茶馆，茶馆是个小成都。”同理亦然：“成都是个大酒吧，酒吧是个小成都。”

    现在时兴的酒吧就是过去的酒馆，成都旧时的酒馆像茶馆一样林立，那时的酒馆都传承着前店后坊的“水井坊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引以为时尚。据一些老人回忆，直到上世纪30年代，水井坊遗址所在地的水井街“福昇全烧坊”，还保存着临街卖酒、后坊酿酒生产的店坊合一的布局习俗。

    这一类酒馆规模有大有小，在柜台前都放有数个陶制的大酒坛，酒坛一律大肚小口，且封口的盖子做得十分考究。多是锦江畔粗粒河沙，过筛洗净晒干之后，装入多重厚布制成的密封口袋，其外再用红布包裹成扁圆形，这种盖子既重且柔，有效地避免了酒香的外泄，而其大红的颜色又不失喜气，更像酒客用酒后的酡颜。离酒柜不远处便是齐刷刷的酒桌，那些酒桌比一般的饭桌要小。

    关于这里的一规一矩，四川文物总店的方北辰先生在一篇《成都酒馆和全兴美酒》文中描述得十分详细——

    酒客风尘仆仆地进店来，跑堂的堂倌便招呼看座，生客一般会比出四根指头：“四两全兴。切一根卤猪尾巴。”若是熟客，只需吩咐一句“老规矩”，甚至话也懒得说，单伸出四根指头一晃，伙计便唱喏，回身操办去也。只见他来到酒坛旁边，把那红布盖一揭，一缕醇香便在店堂飘散开来，令酒客精神为之一振，顿时口舌生津。

    伙计从旁边的盘中，拿起二两的竹筒提子，伸将下去，提将起来，把那千古诗人赞美的玉液琼浆，倒入浅浅的黄褐色土巴碗，如是两次。再从玻璃小柜里夹出一根金黄油亮的猪尾巴来，放上砧板，当当当切成整齐的短段，一刀抄入盘中，酒菜端到桌上，照例要回复一句：“全兴四两！”此时立马进入状态者，便是那依桌面待的酒客……

    这场景就是在现在成都的乡场上依然随处可见。我们可以把眼光放远一些，文献上可以很容易地看到清代成都酒业的情况。《成都通览》载“成都之酒坊”：“凡四百九十六家，有烧酒、大曲酒、红老酒，地均不宽敞。下酒之菜以花生、瓜子、豆腐干为大宗，余系卤肉菜品，随意可买，其价不定。”“烧酒每杯十六文，老酒每杯十四文，大曲每杯十二、十六文。”

    据清宣统年间的统计，清末时，成都城内“有酒坊四百九十六家之多，覆盖面遍及全城”；“经营酒业的商帮共有六十四家，而经营传统酿造业——酱园酿造的只有四十三家。这意味着酿酒在整个成都酿造业中占据了很大优势，……酒的社会需求超过酱醋两项”；商帮组织中，盐酒帮四十五户业主，只有“两户兼营酱园，其余四十三户中四十一户专营糟坊酒业，不操别的生计”；“成都城内共有大曲烧坊十二家，普通糟坊四十五家，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署袜街的福昇全（后改名为全兴成）、北打金街的金谷园和东大街的八百春”。仅这十二家大曲烧坊“总计可产大曲酒十八万斤”。

    成都大曲酒的质量很高，据资料清宣统年间成都产“大曲酒三百二十文一斤，烧酒五十二文一斤，老酒三十六文一斤，桂花酒五十六文一斤，葡萄酒五十六文一斤”，远地而来的“泾南大曲一百八十文一斤”，价格逊于地产的成都大曲近半。可以想见，那时的成都大曲酒品质已属上乘，进入高档消费品之列。

    成都的烤酒工积累了丰富的酿酒经验，技艺高超，空闲时自带曲药和工具，走街串巷帮市民酿制家酒，每酿一斗收工钱一百二十文，工值高于木工、瓦工，深受欢迎。资料记载，“在近代成都大曲酒的酿制中，已经产生了初步的勾兑工艺”，在现代酿酒工艺中，是很有意义的发明。

    成都的酒馆一直呈继往开来，欣欣向荣之势。明清时期，成都酒肆林立，其繁华光景直追当时最繁华的北京城。以清代为例，当时成都就有“永兴敬”、“广玉和”、“薄瓮云”、“乾元和”、“金元长”、“郑兴泰”、“永利生”等数百家酒肆。至民国时，华兴街的“颐二时”，棉花街的“中国食堂”，总府路的“明湖春”，提督街的“长春园”，忠烈祠南街的“荐芳园”，陕西街的“不醉无归小酒家”等，都赢得一片喝彩。

    赢得更多喝彩的，是今天成都几个大的“酒吧区”，包括“酒吧一条街”之类，这些酒吧早已不再停留在吃吃喝喝的层面上，而是吃喝之余，有歌声相伴了。昔日酒馆与茶馆勾肩搭背，今天酒吧又与歌厅相伴相生了，闻名全国的那些有着若干粉丝的“超级女声”大腕们，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这些酒吧里走出来的。

    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成都酒吧一直踏着时代的节拍，与时俱进，被赋予全新的内涵。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酒文化来说，成都这座以水著称的城市，天然地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古老酒吧里走出的“仙”字辈豪杰

    清代诗人李调元诗曰：“自古诗人例到蜀。”到蜀干什么？写诗。为什么到蜀？喝酒。可以说，成都自古就是个天下人为之向往的酒吧。“锦江滑腻娥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因为有众多的酒吧作后盾，历朝历代成都的名人排行榜往往就是文人排行榜，从西汉的司马相如、扬雄开始，到唐朝的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孟浩然、白居易、元稹、贾岛、李商隐、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白居易、刘禹锡、雍陶、韦庄，宋代的黄庭坚、陆游、范成大、苏轼等等，他们大多数不是成都人，但他们来到成都，留下了无数美妙动人的诗篇。今天的成都人也把他们当成了成都人，并加以纪念甚至顶礼膜拜。

    在成都，要依次写下那么多文人和名人与酒的文字实在太难，这里只将李白、杜甫和苏东坡作例。

    什么是饮者的境界？如果我们真的有心为千古好饮酒者挨个排座次的话，那么号称“斗酒诗百篇”的诗仙李白，定会携带着这首《月下独酌》，翩翩而来，然后全票通过，当选为千古饮者的最高典范。这位二十五岁出蜀后长期在各地漫游，求仙访道、饮酒赋诗的旷世天才，一生都和“酒”字紧密相连。诗才无人能比，酒量亦奇大无比。他为酒而生，又为酒而死，一生为后世留下了一百七十多首咏酒诗，如今按“平均数”稍加一算的话，我们不妨看看其中每一首诗中的酒精含量究竟有多高。

    在成都旅居时写下平生三分之二诗歌的杜甫被后人尊为“诗圣”，但却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徽号——“情圣”。此桂冠乃梁启超先生所赠。梁先生对此解释道：“杜工部被后人上他徽号‘诗圣’，诗怎么样才算‘圣’，标准很难确定，我们也不必轻易附和。我认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极为深刻的……中国文学界的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当然，此处的“情”并不单单指男女私情，还包含了怜老顾幼、疼妻爱子、关朋惜友等许多人伦亲情。他以一首别具一格的《饮中八仙歌》，为八位同时代又都在当时的国际大都市长安生活过的酒仙立传，就不仅体现了他对美酒的热爱，更体现了他对这些嗜酒、豪放、旷达纵逸之士，这些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的惺惺相惜，心心相印。杜甫是爱酒的，不然也就不会写《饮中八仙歌》了，就不会把这些酒中豪杰视为人生知己了。

    仅此意义上，梁启超给杜甫冠以“情圣”的桂冠，也并不为过。在他的作品里，酒所催生的更多的则是他的贫民意识与忧患意识。“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为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在杜甫大量的诗篇里，这种微醺的忧患意识在酒精的浇灼下，让人有一种无言的彻骨的痛。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样的场面，在锦官城水井街的那片酒吧云集的水井坊酒店里，两位衣着长衫的长者正面对一壶已经温热的酒吟风咏月，跑堂的店小二正高声叫着“客官你好”，面对着后坊里热腾腾刚出炉的烧酒，一位长衫长者学着店小二的叫声高喊着再上一壶时，另一位长者的诗已经挥就。

    那两位泡酒吧的长者没准就是李白和杜甫，由于李白豪放大方，囊中羞涩的杜甫只能再当一次客人，不跟李大哥抢着“买单”了。

    哥儿俩吃着吃着，又发现了一位匆匆走进酒吧的长衫后生，他们定睛一看，原来是隔壁那位咏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小苏。或许老哥俩认为这样黄钟大吕般的大气磅礴真是适合把酒歌咏，他们就又叫了一个座，于是乎，就有了“花间一壶酒，对影成三人”的千古佳话。

    比起李白、杜甫两位酒仙前辈而言，后出世一个朝代的苏东坡却也不情愿甘拜下风。苏东坡吟诗作文之余，也爱作画，善画枯木竹石，且颇有成就。作画前必饮酒，黄庭坚曾为其画题诗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

    苏东坡自己也说：“吾酒后，乘兴作数十字，觉酒气拂拂从十指中出也。”

    与其他嗜酒如命的文人雅士不同，苏东坡对酿酒的兴趣绝不亚于其饮酒的嗜好。为了酿出好酒，他遍寻民间酿酒之法，并亲自实践，身体力行。每酿成一酒，均咏诗赋词以记之。他曾以蜜酿酒，写有《蜜酒歌》一诗，并在《东坡志林》中记录过酿造方法。在定州中山守任上时，酿制过“松酒”，即用柑橘酿制的一种甜酒，酒味甜，品之略有苦味，美其名曰“洞庭春色”，并作《洞庭春色赋》。在广东惠州任上时，还试以生姜、肉桂作辅料，酿造过“桂酒”，同样又赋成《桂酒颂》。更为难得的是，他还写下了《东坡酒经》，总结他的酿酒经验，仅数百余言，却包含了制曲、用料、用曲、投料、出酒率、酿造时间等诸多内容。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成都的酒吧，培育了数不胜数的才子佳人。此真谓“酒吧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千年”。

    $试问古今文坛，谁把酒问青天

    成都被称之为“中国的诗都”，在中国诗词史中，始终流淌着两种液体：一种叫“泪”，伴随着李煜似的闲愁“一江春水向东流”；另一种则是“酒”，诗酒风流，从远古一直流淌至现在，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真性情与真豪杰的文人墨客，更成就了中国文学的博大、豪迈与精深。

    据说，明人有一本《酣酣斋酒牌》甚为经典，将历代与酒有关的名人雅士挨个排座次。“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被时人号为“醉圣”的李白，以“无量数”位居第一，傲视群雄；而“为人昂昂若孤松之独立，其醉犹如玉山之将颓”的嵇康，以“万万贯”位居第二；“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的杜老夫子，以“千万贯”位居第三；感叹“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一生与诗酒为伴，每饮必醉的“酒诗人”陶渊明，则以“百万贯”位居第四。十分有趣的是，竹林七贤之一、世称“阮步兵”的阮籍，因为“醉卧妇人侧”，仅以“一文钱”位居末席。

    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个名士与饮者珠联璧合的伟大的排行榜，除上述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外，还有“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以《酒德颂》传世，令古今酒徒相形见绌的刘伶；常叹“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的孔子二十世孙孔融；自号“四明狂客”，骑马如乘船，以“解金龟换酒为乐”，大醉后，跌进井里竟全然不知的贺知章；喝醉后，宛如玉树临风，不能自持，有“潇洒美少年”之称的崔宗之；雅好宾客，夜则燕赏，饮酒日费万钱，酒量有如鲸鱼吞吐百川之水的汝阳王李琎；一面耽禅，长期斋戒，一面嗜饮，经常醉酒，“醉中爱逃禅”的吏部侍郎苏晋；酒醉后，“脱帽露顶王公前”，奋笔疾书，自由挥洒，笔走龙蛇，字迹如云烟般舒卷，仿佛如有神助的“三杯草圣”张旭；嗜酒不羁，一生最大的愿望“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因夜偷同僚美酒，而享有“瓮间吏部”美名的吏部侍郎毕卓；“道经酒肆，停车脱衣换酒，与驺卒对饮，观者如堵”的尚书右丞谢几卿；吏部尚书，“饮酒至八斗方酣”的山涛；“乘牛经酒肆，辄饮数日”的“斗酒学士”王绩；慨叹“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仅以一首《临江仙》便足以名垂诗史，有易装癖的杨慎等。

    颇令人意外的是，苏东坡在《酣酣斋酒牌》中居然没有一席之地，真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疏忽！这个通才，这个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如果说《酒牌》中少了他是一种遗憾的话，那么，中国文学史少了他，就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了。但苏东坡该怎样出场呢？笔者颇多踌躇。众所周知，汉魏六朝是一个张扬个性的时代，出现了像阮籍、嵇康、刘伶等一大批以饮酒为乐，豪饮癫狂的名士。他们狂放不羁，对酒当歌，用癫狂来对抗当时的执政者。与此同时，却又把文化和酒高度地统一起来。因此，对魏晋文学有精湛研究的鲁迅，才把他研究魏晋文学的宏论，有些绕口地命名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深知，研究中古文学史，酒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话题。至酒仙辈出的唐代，酒香已经深深地浸入到文化人的骨子里去了。文人雅士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把酒文化发展到了极致。

    苏东坡生活的北宋，是一个更加讲究生活品位的时代。苏东坡嗜美食，其饮酒的“知名度”虽不及李白、贺知章、刘伶、阮籍等前辈，但却颇有“特色”。他从不沉溺于酒，他在饮酒赋诗时写下的多是对生活的赞美与祝福。因此，苏东坡堪称酒德的典范。他是一个特别看重手足情的人，但在中秋佳节思念弟弟子由，痛饮达旦，大醉之后，并没有借酒浇愁，而是趁着酒兴把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愁绪，天才地转化成了他那家喻户晓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

    酒性外冷而内烈，而文人则大多外儒而内刚，二者相济相通，自然是相见恨晚了。因了这些终日与酒缠绵悱恻的名士，我们日常饮用的酒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嗜酒也与名士有了更本真的“融合”。一本《酒牌》，其实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缩影。一本《酒牌》酒气弥漫，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同样充满了醉意。

    $美酒成都堪送老

    写了大半年关于酒与酒坊的文字，行文至尾声之际，脑际突然浮现出一句古诗来——美酒成都堪送老，我不得不佩服自己的灵感。的确，唐代大诗人李商隐送给成都的这句广告词可谓精妙绝伦：“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遑遑数千年，一坛坛美酒送走了多少才子佳人，天之骄子，贩夫走卒……又送走了多少人间的悲与喜，圆与缺，忧与愁……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雨如酥，满城红湿，蜿蜒城中的锦江，便也飘漾起片片落红。

    只因“美酒成都堪送老”，所以，古往今来，在成都休养生息和挥洒诗文的杰出文人频频辈出。所以，自古以来，成都的上空一直荡漾着“凤求凰”的故事，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所以，滋养着一方成都人物的历史长廊，几乎全都由文人占据。于是，成都人保留了武侯祠、大慈寺、王建墓，重建了杜甫草堂、文殊院、青羊宫……就像经历了三千年晨露洗礼过的芙蓉花：鲜艳而顽强，妩媚而具有个性，特别是那花瓣上的露珠，晶莹而剔透，明珠般地将那一缕缕阳光，小心翼翼地搂入怀中，然后，再轻轻地让它飘扬而去……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和文人墨客们的诗情画笔，滋养出这座神奇的城市，造就了有着丰厚文化底蕴的成都。

    说到“美酒成都堪送老”，归根结底，话题还得回归到“中国第一坊”这个巨大的酒窖上来，我们很容易畅想镶嵌着水井坊酒坊的水井街那一幅幅画面感很强的场面，相传古时水井街有许多的小酒馆，酒旗飘飘。客人来了，打几两酒，要几碟成都名小吃做下酒菜，品美酒，赏锦江春色，是成都的一大人文景观。

    其实，这样的景象自唐宋就开始了，《成都古今记》也如是记载，成都一年之中，每月皆有市，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而以十月为酒市，可以想见当时万人空巷的盛况。这里我们又不得不借用杜甫的诗以衬旧时其盛：“鱼知丙穴由来美，酒忆郫筒不用沽。”对于中国人饮酒，俄国大作家契诃夫曾在他的《萨哈林游记》中写道：“他们一口一口地喝，每一次都端起酒杯，向同桌邻近的人说一声‘请’，然后喝下去，真是怪有理的民族。”在这位看惯了俄罗斯民族暴喝烈性伏特加酒的大作家看来，中国人饮酒如此彬彬有礼，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当然，如果他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有机会更“亲密”地与李白、苏东坡这样的中国大诗人接触，那么，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对于中国人的酒礼，也许他老人家就不会感到那么稀奇了。

    无论是水井坊遗址呈现的“前店后坊”式中国最古老的“酒吧”也好，还是其酿酒规模和经营规模在当时酒业中首屈一指堪称“中国第一坊”也罢，毕竟岁月沧桑，人事更迭，加之战火更替，历史风尘碾过，岁月匆匆而逝，昔日的繁华胜景，也仅余下史籍中的只言片语和老街古巷的无限沧桑。今日的水井街，倘若从成都市区地图上观察，不过是盘根错节、蛛网似的街道中的一条短线。其街道全长不过二点五公里，宽不过五米，西接水津街南口，东沿双槐树街、金泉街、星桥街直达九眼桥……

    粗略看来，这样的小街在成都市众多极具个性的街道中，实在太平常不过，有时甚至显得有几许平庸。但这些都并不重要，你也可以小视其外在的无所作为，因为非凡往往掩藏在平庸的背后，吹去平庸的浮尘，伟大便显现出它的非凡来。水井街也是如此，成百上千年来，它哺育了“中国第一坊”，中国五千年文明历史长河里，滤去时间的铅华，让人叹为观止的文明浩如烟海，一条窄窄的小街能攀上个“中国第一”，你还能再说什么？

    带着这样的心情再次踏上这条小街，你便有了一种仰视的感觉和理由，小街上的一切都变得丰富甚至神圣起来，因为我们的脑海里浮现更多的，是洞穿那业已远逝的岁月，曾在这里上演过的无限荣光与繁盛。

    正所谓“诗酒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如果说礼是中国酒文化的内核的话，那么德就是中国酒文化的外壳。对于“酒”和“德”，成都这座城市最具发言权，它有如一位千岁老人，用中国最古老的“道”最好地将二者精妙地糅在一起，一直滋养着这座城市而生生不息。

    编者

    2010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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