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解放初期，当年的书卷气已不复存在了，记得小时候听老人说过这样一句顺口溜：“翰林弄里十八家，算命说书卖拳头”。意思是如今的翰林弄已是三教九流都有了。印象中，弄堂里居住的那一二十家人家，有算命的，有说书先生唱小热昏的，还有卖老鼠药的卖狗皮膏药的，也即卖拳头的。
我家是新中国成立后搬进翰林弄的，印象最深的是对门的阿庆伯，阿庆伯算是弄堂里最有学问的人，有人说他喝过洋墨水的，因为有顶右派分子帽子，从北京回到了老家。
回了老家饭总要吃的，他就给人装装矿石收音机，修修啥过日子。
大概生意清谈，闲着无事，加之到底是读过点书的，闲着难受，他手里的那把烙铁就不安分起来，烙着烙着，那木板上就烙出了梅兰竹菊等等图案。他亦烙出了味道，一有空就烙上一幅，竟越烙越精。
弄堂里的老邻居见阿庆伯有这一手，都找一两块光洁点的木板，叫他烙上一幅。阿庆伯也不收钱，反倒觉得乡亲们看得起他，认可他的这手艺，他有求必应，很当回事。
不久，“文革”开始了，请红宝像之风也刮到了翰林弄。也不知是哪一家先开的头，叫阿庆伯在木头上烙一幅老人家的像。阿庆伯说：“人像没烙过，试试吧。”试了几回，还真像呢。于是连着烙了好几幅。
阿庆伯万万没想到，闯出祸来了。
翰林弄里有位阶级斗争弦绷得很紧的造反派把此事汇报了上去，当晚就来了一拨造反派，抄了阿庆伯的家，抄出了阿庆伯最早试烙的那两幅老人家的像，其中一幅左脸部的明暗度没把握好，粗看好似脸上留了一块疤似的——这不是往伟大领袖脸上抹黑，丑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吗？！这简直是罪孽深重，是可忍，孰不可忍！造反派当场就把阿庆伯揪了出来，还高呼起打倒的口号。
当造反派得知阿庆伯还是右派身份，那种兴奋达到了顶点，好似挖出了一个重量级的阶级敌人，好一阵批斗。
阿庆伯从此一蹶不振。
翰林弄里拿到过阿庆伯烙画的，纷纷把那画藏起来，最麻烦的是那几家烙了老人家像的，挂出来不好，毁掉更不敢，弄得左右为难，天天提心吊胆的。
熬呀熬，总算熬到了粉碎“四人帮”。
再后来，阿庆伯的右派也被改正了。那晚阿庆伯破天荒第一次喝了酒。趁着酒意，他把荒废了许久的烙铁手艺用上了，他烙了一幅《梅花报春图》。
90年代时，市文化局市文联征集民间艺术时，有人把阿庆伯的一幅烙画送了上去，结果大受好评。文化局和文联的领导还专程登门拜访了他。他的烙画《总设计师邓小平》获得了全市民间艺术一等奖。
进入新千年后，市文化馆的艺术学校聘请他当了艺术顾问，他指导的学生已能熟练烙画，最让他欣慰的是，他的学生的烙画如今在市场上大受欢迎。据说市领导有几次出访日本和意大利的友好城市，赠送的礼品就是阿庆伯的烙画。
阿庆伯感慨万千，他家里墙上，至今挂的是那幅获过奖的烙画《总设计师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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