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学熙的一生中除去在袁世凯的指令下创办了“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即滦州煤矿）外，还在天津筹办了北洋银元局，任该局总办；他经营过唐山细棉土厂，即后来的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他组建的这个洋灰公司先后投资建立了马家沟机器造砖厂（即后来的马家沟耐火材料厂）、启新瓷厂（唐山陶瓷厂前身）、启新机修厂（唐山水泥机械厂前身），他使近代唐山形成了自己的建材工业格局；他创办了北方最大的纺织企业——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在天津、青岛、唐山、河南汲县创办了四个纺织厂；与乌德米合办了耀华玻璃厂；他首创了北京自来水公司，是北京自来水的鼻祖。他主持过山东大学堂，曾任清政府的天津候补道、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长、全国整理棉业局督办、中国实业银行总理。
为收回被英人骗占的开平煤矿而创办的滦州煤矿，最初曾经是周学熙的最得意之作，是这位实业家一生中的大手笔。周学熙为滦州煤矿费尽了心血，他在滦州煤矿经营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一个大企业家的管理风范。很可惜他的许多经营方式、策略以及管理细节，今天已不为我们全部所知。唯一庆幸的是，开滦档案馆里还珍藏有他的下级给他的几本“禀单”（工作报告），上面还有多处他亲笔写的批示，透过这些100多年前的报告和批示，我们窥视到了他当年管理煤矿的蛛丝马迹和点滴轶事。
一起火灾的处理
宣统元年（1909）四月的一天，马家沟矿的材料厂里一片繁忙，几个木工正在刨木料。谁也没有发现，一堆刨花里冒起了青烟，原来有个木工吸烟后烟头没彻底熄灭。人们发现起火以后，一拥而上，迅速将周围刨好的木料和其他东西抢出来。由于是白天，人多心齐，抢救及时，只烧坏了一些木料。
事情发生以后，马家沟矿经理赵元礼派人明察暗访，查明不是人故意放火。随后对这件事进行了处理：四个木工全部开除，对负责该材料厂安全的“差弁”（当时官方派往煤矿的警卫，由煤矿发薪）记过并扣罚一个月工资。
处理结果的报告经总经理周学熙批准后，赵元礼又觉得对“差弁”处理太重了。因为这两个人当时不在现场，而是正在外面收料，看到材料厂浓烟冒起，急忙跑回来救火，而且救火的过程中极为卖力气。赵元礼对这两名“差弁”告诫谈话时，他们态度十分诚恳，“且极愧悔感悚”，认为材料厂失火自己有责任，表示以后要谨慎负责。针对这种情况，赵元礼又专门给周学熙写了一个报告，恳请对这两个“差弁”记过后少罚些钱。周学熙在四月十四日批示：“记过罚薪已属从宽，不能议减。应俟年终察看，如果实在悔过，格外勤慎，再行酌核体恤，倘不能振作，应随时开除重办，毋得徇纵！”
周学熙认为，罚薪记过并不过分，罚过了就不能更改。罚是罚，奖是奖。如果这两个“差弁”表现好，年终可以多给他们奖励以示“体恤”，而表现不好则要随时开除，绝不宽容放纵。周学熙处理过好几起地面火灾事故，肇事者被罚款、开除的同时，有的还被送到了警局。
两起绞车事故的处理
旧开滦绞车事故不断，仅是宣统二年（1910）正月，马家沟矿印字沟四号井就连续发生两起。虽然这两起绞车事故都没有死人，但滦州煤矿对此极为重视，周学熙对肇事者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第一次是在大年初一，印字沟四号井开绞车工张连峰误松钢绳一丈，墩伤了工人刘万卜和齐贵良的腿，伤势很重。总经理周学熙很生气，指示将张连峰开除，并追罚其上一月工资十二块大洋。没想到事情仅仅过去半个月，即正月十六日晚上十点钟，还是这个矿，还是这个井，绞车工刘保泰开绞车送工人下井，多放车绳两周，砸伤了三名工人的腿，其中一人骨折。这两次虽都没有造成死亡，但两次事故间隔时间之短，性质之严重，实属罕见。矿经理赵元礼在给周学熙的报告中说：张连峰、刘保泰都是开绞车的老手，竟然疏忽如此，太不应该。如果像这样下去，将来下井的人坐绞车定会惴惴不安。这份报告认为，对这种玩忽职守的行为仅仅开除和罚款太轻了，为了“以儆其余”，建议将刘保泰送警局惩罚。
如果说总经理周学熙对第一次绞车事故很生气的话，那么第二次他是极为恼火了。他在报告上批示：“亟应严定罚惩，以儆将来。并查取原保人，一并议罚，以杜滥保之弊。”这里不仅仅是对肇事者的送警局、开除、罚款等惩罚手段了，而是连入矿保人也要“连坐”“议罚”，同时提出要杜绝随随便便给人作保的弊端（在此后的绞车事故中，周还提出连煤矿经理一起“议罚”）。这样的处理方法，必然会导致绞车工对待安全视为头等大事，因为出了事故，不仅个人要倒霉，连为自己作保的人都要被罚款。以后谁要为一个人进入煤矿作担保，他必定会对这个人百般叮嘱，干活务必时时刻刻注意安全。
时光流逝，倏忽百年。矿井绞车发展到今天，已经配备了电脑技术，不至于发生当初的“误松钢绳一丈”或“多放车绳两周”的事故；对待肇事者的处罚上，早已没有“保人”可罚了。但是，“老手”反而出事故的现象，仍然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教训，警钟长鸣。
周学熙训教矿经理：企业岂同官场
宣统二年五月二十三日（1910.6.29），马家沟矿经理赵元礼调动工作到滦州煤矿设在天津的经理处，接任他工作的是黄阶平（即黄世泰）。黄阶平到任前是赵各庄矿的副经理，蒙周学熙提拔，官升一级。他到马家沟矿后，虽然很卖力气，但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许多原因，两个多月里煤产量没有增加，矿井上下各种工程进度也没有及时汇报，使得周学熙很不满意。
周学熙在给马家沟矿的信件里，对黄阶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马家沟矿的井下开拓工程和井上盖房子、修铁路的工程，按计划都应该在七月底竣工，但这些工程的进度如何，黄经理竟然一个字的报告都没有。看过马家沟矿的产煤报表后，周学熙说：“六月份出煤太不见旺，七月份仍无起色。该经理应与矿师、煤师及井工处切实筹议，总以设法快做工多出煤为要义。毋得各逞意见，玩误公事。”同时要求黄阶平，八月份到底准备每天增加多少吨煤炭，你给个具体数字。黄阶平接到信后，压力很大，很自然地作了一些解释，说矿厂新添各项工程“同时并举”，工程大用料多，加上七月份有20多天连续下雨，道路泥泞，不能运料，耽误了些时间，现在已经督催各部加紧工作，务必按期完工。同时说自己上任两个月来没敢偷懒，蒙您的提拔，我到这里来后对矿厂各种事情按部就班依次办理，这样还不能报您提拔我的恩情于万一，怎么敢玩忽职守呢？要是那样的话，我对自己都没法交代了。
按理说，黄阶平把话说到这份上，周学熙应该放心了。没想到周学熙看了这个“禀单”，更加生气了，他在“禀单”上批示：“本总理办理工程多年，从无因道路泥泞停工待料！该经理延误工程，乃竟以‘道路泥泞’为诿卸责任之地步耶？此等油滑欺蒙之语为官场陋习，公司系商务，不应学此恶派！嗣后应痛自改之，毋得再事尝试！”
周学熙的批示意思很明确，那就是企业不同于官场应酬，不需要一切“玄乎套”，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品产量、踏踏实实的工程进度，要的是具体准确的数字。其他的都不是“要义”，而是“空言”。下级的阿谀之词和搪塞之词，不可影响上级对下级的严格要求。在企业家的眼里，工作“有实效”才是硬道理。
对待匿名信的态度
作为滦州煤矿的创办人，周学熙为人处世及领导才能非常人所及，他对待匿名信的态度对现代人仍有借鉴意义。
宣统二年六月初十，马家沟矿经理赵元礼在给周学熙的“禀单”中，附上了一封矿上收到的匿名信，赵元礼同时在“禀单”中写道：“……又没名一函，所禀虚实不敢悬揣，并呈钧阅。”这“没名一函”的内容现在已无从查考，但周学熙的批示我们今天仍可看到。周学熙批示说：“匿名信可付之不理，用人自有权衡，岂能以浮言为轻重！”
很可能这封匿名信反映的问题不是什么大事，没有引起周学煕的足够重视。作为滦州煤矿的最高负责人，当时还兼营细棉土厂、北京自来水公司等，他日理万机，对一封他认为不可信的匿名信采取“付之不理”的态度，也许是最佳选择。今天且不论周学煕的处理方法对不对，笔者赞赏的是他的“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坚定态度，特别佩服的是他这句话：用人自有权衡，岂能以浮言为轻重！
拒绝李太守延期入股
宣统二年（1910），滦州煤矿为了筹集资金，举行了一次集资入股活动，截止日期是农历六月十五日。当时的滦州煤矿生产形势蒸蒸日上，马家沟和赵各庄两个煤矿都正式投产，年总产量达到357205吨，效益极好，击破了英国资本家散布的“煤脉不旺”挖不出煤的谣言。此时，有钱的人意识到可以集资将来分红，便将大笔的银子送来。开滦档案记载：当时滦矿有一位董事叫李太守，他也来集资，而且数额巨大，有九千一百两之多。
李太守集资时正赶上出差辽宁。但是他离开唐山之前，就跟滦矿的集资负责人声明，要投资入股，并且一定“极力筹款，款到即缴”。
眼看六月十五日就要过去了，有些人银子不少却一时凑不到手，便都来托人找周学熙求情，希望宽限缴款日期。由于李太守不在家，为李太守求情的是两位滦州煤矿的重量级人物，一个是经理赵元礼，另一个是协理孙多森（此人是仅次于周学熙的滦州煤矿第二把手）。他们说，李太守出差之前就声明入股，“与他人未曾关白者不同，可否特别候其月内回津？”
周学熙在“禀单”上白纸黑字写道：“不可开此端！”
严厉处理玩忽职守者
1910年11月份至1911年6月份，滦州煤矿由于煤价竞争造成的经营不景气，以及内部工作拖拉等问题，共欠京奉铁路局银元多达121,820.29元。这个数字，是由滦州煤矿派两名相关负责人到京奉铁路局亲自核查，当时双方初步认可的。这里面包括7个月来拖欠的煤炭运费、岔道费、延期费。京奉铁路局当时与滦州煤矿的关系还没有弄那么僵，他们说体谅滦州煤矿困难，答应滦州煤矿先将1911年3月份以前的欠款交付。
两名负责人将查核数字和磋商结果带回煤矿后，其中赵各庄矿运销部门认为不符合事实。他们说，这些欠款中，有3,307.9元是有争议的，因为京奉铁路局本月份有重复记账多收费的情况。其中有1,000多元待查，有2,000多元根本不予承认。赵各庄矿只认可车辆到矿后不能装煤所造成的延期费80元。赵元礼在给周学熙的报告中说：“平心而论，赵局（即赵各庄矿，当时称赵各庄矿务分局）延期亦断不止八十元之数。”
针对这种情况，周学熙批示：这2,000多元不予认可的账目，应由周心泉（具体负责赵各庄矿运煤事宜的经理）前往京奉铁路局“剖辩”，如果处理不妥当，要由周心泉“赔缴”，以为玩忽职守者戒！其实周学熙未必不知道，当时周心泉个人是不大可能赔起两千多块银元的，他接下来说，每次进车出车应立刻向铁路局签单注明，月底双方核对，而你们没有及时核对，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周心泉应被严加申饬，记大过一次。同时，命令周心泉要迅速把没有弄清楚的账目查办清楚。以后，如果再不每月清账而导致积压，一定重罚。经理处如果不把京奉路局缴费通知的“来单”按期分寄各矿催缴，也要照罚。
由于煤矿和铁路局对3月份以前的运费没有太大分歧，周学熙同意将3月份前的运费欠款交付。对以后有争议的账目，要求本局迅速查对，“毋得再延”。
最后，周学熙在报告的页眉空白处突出地写道：“试问公司因时过事久而不能辨明，致多认千余元之亏，该经理能无咎心乎？”
对一个跳槽总管的谴责和追究
宣统二年八月初，马家沟矿的机器总管郑英收到奉天（辽宁）本溪煤矿友人的邀请书，希望他到本溪“查看机器”，指导该矿对煤矿机器的安装。收到邀请书之后，他于八月十六日谎称到山海关有急事，要请假10天，获准后却悄悄赶往本溪。
在本溪煤矿，那些经营者看到郑英对煤矿机器了解甚多，攻关克难很有两下子，于是提出每月给他一百二十两白银，让他“跳槽”。这份薪水当然远远高于他在滦矿的收入。
郑英本是滦矿所聘德国电力机器师克洛斯的助手，他跟随克洛斯学得一身安装技术以后，被周学煕任命为机器总管。按说他应该尽力工作，报答滦矿和周学煕的知遇之恩，但是在大笔金钱面前他变节了。
10天假期已满，本溪煤矿的机器并没有安装完毕，于是郑英又向滦矿提出续假5天。周学煕又宽容地批准了。5天以后郑英还是没有回唐山。当时，马家沟矿也急需安装矿井机器，该矿经理黄阶平向周学煕汇报了郑英的事情，周学煕说：“郑英故违定章，情形荒谬，应着该经理查明究在何处，一面去函责问，一面将该薪水自告假日起扣存。”黄阶平不敢怠慢，立即写信，派人将信送到郑英家里，要其家人转告郑英“即日回矿！”郑英接信后，回到马家沟矿找黄阶平拉关系，讲了一番自己的歪理，表示要辞职。黄阶平考虑到郑英在马家沟矿干得不错，既然他另谋高就，就“不必深究”了，于是没有执行周学煕批示，而是给了郑英八月份满月的薪水。
周学煕知道后十分生气，他在黄阶平的报告上（见图）批示说：“似此饥附饱飏[152]之辈，应将八月十六以后薪水追缴，以示薄惩。如不遵缴，即禀请督宪咨奉天撤差拿问[153]，以为取巧者戒！”面对丢工作被逮捕的威胁，估计这个郑英必定乖乖地把钱退给马家沟矿。
“此名士，不敢请教”
周学熙有的时候很幽默。
宣统二年九月初一日，赵元礼在给他的报告中向他推荐一名书记（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秘书写作人员）。赵元礼说：这个人叫朱家磐，是谢仲琴推荐来的合肥人，“其人甚精爽，文笔尤清舒有法”，我对他进行了实验，认为他要是“办理书记及编撰等事”，当绰绰有余。
事实上，赵元礼的报告中也说了，当时滦州煤矿并不缺少“笔杆子”，赵元礼推荐这个人也是为了储备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周学熙用毛笔很幽默地批示：此名士，不敢请教。
如果说名士的话，周学熙本身就是近代有名气的文人，他27岁时获得钦取一等第一名举人，著有《师古堂丛稿》、《古训选编》等书。对于所谓的名士朱家磐，身为实业家的周学煕也许很不喜欢这个人，但是使用“名士不敢请教”的托辞来拒绝此人求职，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不准在忙时请假
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二日（1911.6.18），周学熙在赵元礼呈交的例行“禀单”中看到了一个附带的请假条，是当时的陈家岭矿帮监工李宝贤写的。
那时候还没有相关机构来管请假的事情，所有员司和在公司从事主要工作的一般员工请假，都要经过周学熙亲自批准。员工假期是有规定期限的，不超过期限者，周学熙一般都会批准。但这一次他没有批，尽管赵元礼在“禀单”中注明李宝贤在应休的“例假之内”。不批准的原因是当时煤炭的销售形势一时看好，煤炭供不应求，各矿的井上井下人员都十分繁忙。
周学熙不但没有批准李宝贤假期，而且在“禀单”上批示：“现在人少事多，应传知津、沟、赵各员，毋得来行请假！”这等于整个滦州煤矿各单位的人员，一律不准在这个忙的时候请假了。
过了繁忙的阶段以后，周学熙仍几次强调，规定的例假之内走人可以，但在离开岗位前，必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得告一段落，并向接手人或上级交代清楚，方可离开。在周学熙的意识里，矿上每个人的个人利益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全局的利益。
命令给洋行的文件要以华文为主
宣统三年六月初五日（1911.6.30），在赵元礼给周学熙的例行“禀单”中，说德国“禅臣洋行”要和滦州煤矿作一笔生意，并附上了该行的英文原函，以及滦州煤矿跟洋行的往来信函共四件，有的英文函件还加了批注，想必其中舛误不少。周学熙看到了晚上9点，大概是看得不耐烦了，他在“禀单”的顶端批示：“此事应着人与该行面谈，不必多弄不通之笔墨。”
这份“禀单”多达数页，报告了数件事情，他在这份“禀单”的最后又单独针对洋行的信函作批示说：“嗣后致禅臣洋行信应以华文为正式，并声明以何图章为凭。另着翻译英文以副之，仍声明以华文为主，以免致有误会。此节即由译员传禀本总理命令，知照该行可也！”也就是说，以后我们滦州煤矿要跟外国人作生意，我们的文件可以写英汉两种文字，但要以我们的汉文为正式的！周学煕在这里使用了“命令”二字，口气是很强硬的，似乎让人听出了洋人在中国必须随乡入俗的话外音。
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开、滦联合前一年（1911），两矿价格战相争达到白刃战程度。这时候，滦州煤矿打听到了开平煤矿在上缴给清政府税厘问题上存在猫腻。当时清政府设有海关征税的机构，煤炭出海要征税，而煤炭挖出井来也要按吨数征税，这样一来，煤炭要出海就要征两次税。笔者无法查到当时征两次税是否为合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当时人们的意识里都认为：要征收两次的话各矿务局都应该征两次，征一次的话都征一次，不能因为是英国人把持的矿就少缴一次税。可是，英人把持的开平煤矿，恰恰在煤炭出井时就把该出海的吨数暗自扣除了，这样他们就只在出海时缴一次海关税即可，事实上少缴了出井税。滦州煤矿不知情，还在傻乎乎连出井税和海关税一齐缴。
滦州煤矿的人打听到这个情况后，立即给周学熙打报告，仅在这年农历五月初十日就用长达4页的纸详细汇报了这个重大问题。赵元礼等人根据掌握的情况，已经不打算再按以前的实际出井吨数及时地缴纳出井税了。他们要核实开平煤矿是否真的存在少缴一次税问题，然后再决定自己怎样缴税，至少要跟开平煤矿保持一致。但是，清政府负责收税的官员不等着他们，催得很急。
当时负责收税的清政府官员也称为“观察”，天津的“观察”叫熙毅甫，此人已经给滦州煤矿下了最后通牒，必须在两天内缴纳上个月即四月份的税金，说“万难再迟”。赵元礼的“禀单”中对这个“熙观察”使用了不少笔墨，说这个人“极拘执”，很不好说话。此人一天打了四五次电话，并且派人送来自己的名片“屡次催索”，“不容少缓”。赵元礼等人想将自己不缴税的真实想法跟“熙观察”说明，但这话没法说，因为他们并没有掌握开平煤矿少缴税的证据。他们也想直接扣除出口税，又怕把“熙观察”给伤了，“万一彼生意见，将来遇事反易牵扯”。总之，这件事搞得赵元礼等人不知所措，左右为难。
周学煕知道这种情况后，他坚决地表示，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他在“禀单”上批示说：首先要想办法查明开平煤矿的问题，而“熙观察处尽可据实往告所以迟延之故”。接着，他提笔给熙毅甫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赵元礼给他送去，让赵元礼跟熙毅甫把延迟缴税的原因当面说清楚。
农历五月十二日，赵元礼同一个叫慕庄的员司一同去拜访熙毅甫，“逐细陈说”了所以迟缴税款的原因，并提出了对开平方面的质疑。熙毅甫“词色甚佳”，接着说自己与你们的上司周学熙“实系至交”，关系好极了，但是，四月份的税款“应缴之数必不能少，且必不能迟”。他表示，这件事要给上级汇报，要调查，最后一定会让你们滦州煤矿跟开平煤矿一律就是了。如果你们现在多缴了税金，五月份一定扣除，不会让贵公司吃亏。今天我们用现代人的观点来看，“熙观察”说话办事都是滴水不漏的，赵元礼没办法，只好告退。
周学熙知道熙毅甫的态度后，指示按官方要求先付款。随后他组织属下发函，向“劝业道”等与税务有关的部门“痛陈滦税必须仿照开平”的理由。几经周折，后经官方批准，从此以后滦州煤矿缴税按开平煤矿的做法，出海的煤不再缴出井税。并且此前几个月多缴的税，“熙观察”也答应在以后缴税时扣除。看到这个结果，周学熙在“禀单”上写了四个字：自应照扣！
为开拓香港市场赠送煤炭
宣统三年六月，夏日炎炎，煤炭销售进入淡季。但是，开平煤矿和滦州煤矿价格战的激烈竞争并没有停止，反而像进入仲夏的烈日越来越热。滦州煤矿派往上海的煤炭推销人，驻上海很长时间，遍跑江南机器制造局、招商局等单位，却没有拉来一个新客户。滦州煤矿总经理周学熙叹息不已，他在有关报告上批示：“如此……在上海数月毫未揽得大宗销路，令人闷损！”
正在这时候，他们找到了一艘载重3,000吨的叫作“亚兴”的轮船，可以从塘沽把煤炭运到香港，而且船主开出的运价滦州煤矿认为很便宜，每吨运费仅3元。当时在塘沽的船上交货是每吨末煤3元3角，运到香港加运费，再加上煤矿方付出的轮船停泊费等费用，每吨定价6元8角。这样算来，滦州煤矿把煤运到香港也没有高利润，跟在唐山出售差不多。就是在这种没有多少利润且成本增加了一倍的情况下，为了打开香港的销路，周学熙仍然决定对购买量大的用户赠送煤炭。
几天后，“亚兴”轮将煤炭运到了香港，共运去块煤750吨（块煤价格高于末煤，每吨售10元1角，同样无利润），末煤2,497吨。六月二十六日，赵元礼给周学熙的报告中汇报说：根据周学熙酌情赠送“不取价值”的指示，经过与联系轮船和负责销售的禅臣洋行商量，送给该洋行块煤60吨、末煤60吨，计120吨，由他们负责分发给购煤多的用户试用，不收钱。周学熙在该报告上批示：可。
亲自过问推销焦炭的白话小广告
开平煤矿和滦州煤矿都曾烧炼焦炭出售，两家煤矿在销售焦炭时也存在竞争。开平煤矿早在1903年其焦炭窑就达到60座，而滦州煤矿1911年才有40座，每天出40吨焦炭。滦州煤矿虽然产量低，但竞争的手段并不逊色。为了把焦炭卖到北京城里，他们甚至印刷了白话文小广告，带到京城散发。
宣统三年农历七月初三（1911.8.26），滦州煤矿的炼焦窑预备点火。周学熙在有关这件事的“禀单”上批示，要求北京分销处负责销售焦炭的人“预先下手为要”，在批示的最后还提出了一个小问题——“白话广告已印成寄京否？”
看到这个批示后，赵元礼不敢怠慢，在接下来的例行“禀单”里，马上作了汇报。他说，“创销焦炭”的小广告已经印成了1,000张，准备明天让到北京去的朋友带到北京700张，交给负责销售焦炭的人散发。接着，附上了一张白话小广告样品，请周学熙过目。
1，000张白话文小广告，对于经营着一个大型煤矿、水泥公司和北京自来水公司的企业家来说，当是小事一件，但周学熙仍然亲自过问。
何必专求日人？岂华人全无此能力耶？！
宣统三年农历八月下旬，清朝军谘大臣、皇帝溥仪的胞叔载涛，借到永平府检阅军队秋操的机会，顺便到滦州煤矿视察（因为煤矿也组织工头和部分工人举行秋操）。滦州煤矿于载涛到来之前，进行了大量的接待准备工作。他们订购了高档的礼品银爵杯；怕煤矿的厨师不够档次，便预备从天津的太乙楼聘请手艺更好的厨师；还从天津运到唐山50盆菊花。这些事情在操办的过程中，随时都向周学熙作了汇报。最后一项工作是雇请照相馆的“快镜”（照相机）技师给这次活动留影，由于当时照相馆很少，照相机不多，这项工作遇到了困难。
八月十六日，赵元礼在给周学熙的“禀单”中说：今天中午我到日本人在天津开办的“河野”照相馆协商，这个照相馆的日本技师“犹豫不决，且有居奇之态”，意思是要拿捏要挟我们一把。由于没有谈好，明天上午十来点钟，我再去一趟吧。
周学熙看到这个“禀单”后上批示说：“何必专求日人？岂华人全无此能力耶？！”接着他说，位于天津东马路上中国人开办的“福升”照相馆，曾经多次给海军、陆军拍照片，难道他们也没有“快镜”吗？
赵元礼马上派人到“福升”照相馆协商。该照相馆是姓尹的兄弟俩开办的，他们有两批人都派出去了，经过商量，决定从天津调派一人到唐山照相。周学熙怕赶不上，经他联系后，便让地位低下的照相技师与尊贵的皇亲、军咨大臣载涛同车去唐山，这在等级森严的那个时代，也算是破例了。期间不知周学熙费了多大劲来斡旋，但终未用日本人照相。
为用户研制新式炉具以促销煤炭
旧开滦对煤炭产品的促销是不遗余力、千方百计的，为了多销煤炭，当时的开滦人甚至为煤炭用户家里的炉具进行改造。而且对改造用户炉具这件小事，滦州煤矿最高领导者周学熙也直接参与，具体指导。
用户烧煤的种类分为块煤和末煤，块煤的价格要远远高于末煤。他们为用户着想，为了让用户省钱，积极研制和改造炉具，试图把烧块煤的炉具改为烧末煤，以图巩固老用户、吸引和扩大新用户，从而在整体上提高煤炭销售量。
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911.12.23），工作人员在给总经理周学熙的“禀单”中说：“昨日朱督局来公司，带到总矿所送新式烧块煤炉一具，函请试用。至烧末之篦尚未制成，容后再寄。”
周学熙详细查看这个炉子后批示：“此炉当是烧末者，姑试之。”
次日（初五日）的“禀单”又有关于炉子的内容：“……拟新式烧末炉条制成寄津后，再登报广告，庶可应求。此项炉条如果合用，拟于总批发处二十付外，当须在津多做数十付，备有人购取。应由总批发处制作抑[154]由公司制作，请批示。”
这里对新式烧末炉的炉条制成后怎样做已经有了计划：准备先登报作广告，再制作多少付出售。
十一月初六日（第三日），“禀单”中又说：“昨发还矿呈煤炉一具，拟暂留公司，备饬工照制之榜样[155]。询津工厂制此炉及篦事，索价九元五角。昨已函询矿厂前寄之炉核价若干，并拟嘱竹生[156]再到他厂印证，某处价廉，炉即由某处赶制。如价贵，似可用新式篦配入旧式炉内试烧末煤。如合宜，即不必制炉，亦较省也。”
从这里可以知道，在第二天他们就已经付诸行动，即已经发信询问造这个炉子的成本，同时派人到其他各厂子咨询价格，而且提议只做新式炉箅放入旧炉以节省费用。
十一月初七日（第四日），“禀单”中说：“……今日由矿带到烧末炉篦一具（注：与昨呈试用炉内之篦同）、钩、铲等件。此数件俟过数日，同昨发还之炉同送上，抑先将此篦、钩、铲等送上试用之？”
周学熙批示：“可将篦在公司旧炉内一试，不必送寓[157]。惟安配新篦须经炉匠手，方妥帖。”
短短四天之内，制造和试用工作已经有了眉目，篦、钩、铲等就送来了。在周学熙的督办下，职员们对炉具的改造真可谓紧锣密鼓，其办事效率令人叹服。周学熙的批示之详尽合理，也让人很钦佩。
事情已经过去了一百来年，当时对煤炉改造的结果无从查知了，创造效益如何也没有数字记录，也许近百年来，唐山及天津老百姓后来使用的煤炉有开滦改造的印记。今天，家用煤炉已经距离城市里的我们越来越远，但处处为客户着想，积极开发市场促销煤炭产品的竞争精神还在，并且一定会继续保持和发扬。
一个缮写员的吃与住
滦矿公司有很多抄写文件的职员，其中有一个叫作戴全忠，他被借调到李公祠办事处工作，是周学煕批准的。戴全忠把李公祠办事处的工作做完之后，就抽时间回到公司尽义务登记股票，照常办事，却不领公司薪水，只领李公祠办事处的薪水。公司为了奖赏他，就让他免费吃住在公司。这样的日子，他过了有一年之多。
后来，李公祠办事处要“裁撤所有写生”，而滦矿公司也因为两矿联合要裁员，戴全忠即将失去工作了。他是一个外地人，失去工作就无处安身。这时候，他恳请仍给公司尽义务抄写文件，仍然是不要薪水，只求暂住公司和免费吃饭。如果在一两个月内找不到工作，再“束装旋里”，卷铺盖回家。他“仰恳”周学熙“俯念”自己曾是本公司职员，给予格外照顾。
因为当时正是裁人的时候，周学熙也爱莫能助，他批示：“暂在公司帮抄写，仅给火食，不给薪水。如有他事，尽可另就。公司一时无额可补。”戴全忠后来出路如何，未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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