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81年，开平矿务局为改变创办初期全部使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局面，创办了一个专门训练采矿和煤质化验人员的学校；1906年，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加盟山海关内外铁路局的铁路学堂，使该校增设采矿学科，并招一个新生班，学生肄业后为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服务，办学经费由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资助。铁路学堂随即改名为“路矿学堂”（以后又改为“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为今西南交大前身）；1910年初，开滦的前身之一——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开办了测绘学堂，该学堂不久改为“矿务学堂”。路矿学堂和矿务学堂都是我国较早的煤矿业学校。
从规模和体制上来说，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的矿务学堂更具中国早期煤业和中华民族特色，它在中国煤业历史上留下了重彩浓墨的一笔。
办学堂培养煤业人才爱国家不为他族效命
滦州煤矿的诞生，其本身就是为了抵制英人掌控的开平煤矿，进而收回该煤矿，同时振兴民族工业、军事，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所以，即便是在创办学校招生教育的细节问题上，滦州煤矿也为它涂上了极为浓重的民族色彩。对学生首先注重的是“发启其爱国知识、权利思想为目的，庶免将为他族效命”。
宣统二年正月十二日（1910.2.21），滦州煤矿赵各庄矿副经理黄阶平（即黄世泰）给滦州煤矿总经理周学熙的“禀单”（书面报告）中写道：“……客岁曾奉总理面谕，饬赵局招募测绘生徒，练习测绘事宜，以资造就，而备任使……”这份“禀单”里，点明了为筹办测绘学校周学熙“面谕”（当面交代指示）的时间——客岁（去年，即1909年），“禀单”点明了办学的目的——培养测绘人才，为本局服务。“禀单”还表明，办测绘学校是周学熙直接给赵各庄矿下达的命令（饬）。
三天后的正月十五，周学熙批示：“测绘生应于本月廿六考试，二月初一日开学……届期应派赵幼梅前往，会同黄经理认真考选，将成绩寄本总理核定。”
测绘学堂学制三年，三年中学生的书费、学费、伙食费全部由煤矿拨给，学生本人不缴纳任何费用。
学校开办之前就已经规划好，届时被录取的考生必须填写志愿书，保证学成以后在滦州煤矿工作，“不为他族效命”，即不准到英人掌控的开平煤矿工作。考生还要自己去找保人，“并由引保人画押”。志愿书和保人的画押文件，“一律存局备查”。
最初拟定的课程只有五门，分别是：修身、汉文、英文、算学、绘图。后来增加到了矿物学、实习。但无论课程怎样变，一直是把“修身”课放在第一位。“修身”课跟其他业务课一样，也要划分数，写评语，交总经理周学熙审阅并存档，而且“修身”课的分数要在分数报表上占第一栏。所谓“修身”，就是“政治课”，就是爱国、爱民族、时刻牢记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青年学生，要为了本企业的振兴而学习，要树立为中华民族自己的煤炭事业奋斗的志向。在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上，滦州煤矿始终灌输要从英国人手里收回开平煤矿的主旨。
招生手段秘密奇特录取标准全面兼顾
当初接到周学熙开办测绘学堂的命令后，黄阶平和赵元礼（字幼梅，即前面提到的赵幼梅，时为马家沟矿经理）等人共同拟定了招生广告，在天津各报纸刊登，很快就有111人报名应招。1910年的农历正月二十六日，按照周学熙的指示，他们准时设立了考场，但实际进入考场考试的仅有57人。因为经过目测，发现有的考生岁数偏大，有的偏小，便没有让他们入场。尽管招生广告上规定了报考年龄（16-22岁），但那时候没有可以证明自己实际年龄的身份证件，不免有人谎报岁数。
这一天，考试从下午1点钟开始，到7点钟结束，黄阶平和赵元礼一直在现场。
首先是面试，面试强调了“气质考法”。周学熙给“考官”们的具体指示是“以身体强健、耳目聪明、家世清白、汉文粗通为及格”。
“气质考法”有个细节是秘密打分，把考生分为四个档次，一个档次规定一个考官约定的字。黄阶平和赵元礼经过逐个询问考生家世、健康状况等相关问题后，在考生名单上分别标注不同的字，以示区别。只有考官们知道“其合格者拟一‘元’字，次则‘亨’字，再次‘利’字，再次‘贞’字。”这样做的好处是，考生眼睁睁看着考官在自己名下写字，却不知道自己被考官列为几等，打了多少分，从而不至于影响考生情绪，可以平静地进行下一项笔试。
考试的笔试内容是开始提到的修身、汉文、英文、算学。这几项内容考试下来，发现考生水平参差不齐，相差极为悬殊。由于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所以勉强“正取二十名、备取十名。”第二天（即正月二十七日）便将正取、备取30份卷册“呈阅”周学熙。正月二十八日周学熙批示：“姑准暂取三十名试看”。这等于是将备取的考生也正式录取了，超出了最初预定的20个名额。
这30名考生入学后被分为两个班，每班15名。
课程规章，曾经反复敲定学员教员，皆须品学兼优
测绘学堂在开办之前，对办学各方面问题都做了周密的准备和策划，其中对所学课程的安排和学习内容的设置费尽了周折。
正月十二日，赵各庄矿副经理黄阶平给周学熙的报告中，附上了一份“功课表”，并写明了这份“功课表”产生的过程。原来，黄阶平曾经将最初有关所学课程安排和内容设置的“功课表”交给周学熙审定，但周学熙不满意，认为“不甚明晰”，又发还给黄阶平。同时，要求他交给总矿局（即马家沟矿）的经理赵元礼复核，让他们两个人重新拟定，然后再呈交。黄阶平和赵元礼经过反复研究，重新拟定了一份新的“功课表”。这份新的“功课表”，竟然长达8页之多，可见内容极为详尽丰富。例如，他们预定学生在校三年中，“第一年讲义多而实习少；第二年讲义十之四，实习十之六；第三年则讲义十之二，实习十之八。”
除去对学生所学课程内容作了规定外，还对学生违规、除名等学习期间和学成后的诸多事项设立了章程。例如学生在一个月内，如有极笨拙极顽皮及身体软弱不能耐劳者，要陆续辞退。学习一个月后，再有被辞退及自行告退者，要照章罚费，等等。
测绘学堂最初在赵各庄矿开课时，教师全部由滦州煤矿内部的管理人员兼职，其中汉语和英文教员都是赵矿员司兼任。由于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事务繁忙，所以教学课程时有缺课，教学时间不能保证。学堂搬迁到马家沟矿后，有两位都姓张的临时充当教员，他们原来的职业也是滦州煤矿的员司，这两人分别教英文、算学、几何、测量法。可以到学堂任教的员司，都是经过周学熙批准的信得过的人。
随着二次招生学生增加，学校开始招聘教员。对应聘教员品行的要求更是严上加严。经过再三寻找和权衡后，他们招募到了第一个教员。此人是吴桥县人，叫杨茂才，字协庚，系北洋高等师范毕业。赵元礼经理非常慎重地接待了杨茂才，并与他交谈了很久，此人给赵元礼的印象是“人极朴雅”。赵元礼交给他的教学任务是担任“汉文和修身”课，并特别告知他：修身课很重要，要“逐日诸事讲演”，而讲汉文要简明通俗，“注重明达适用，无取深邃也”。杨茂才于宣统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到校试用，月薪二十块大洋（相当于两三个井下工人的收入）。
以后的教员聘任，都是经过矿经理亲自谈话面试后，再上报总经理周学熙批准。通过面试的教员到学校试用一个月，试用期表现不称职的，则不予录用。
从“赵局”迁“总局”，新学堂再次招生改“矿工”为“矿务”，总经理严格把关
当时的马家沟矿被称为滦州官矿有限公司的总矿（亦称马家沟矿局，前期称其为总局），而赵各庄矿，其正式名称是“赵各庄矿局”，简称“赵局”。宣统二年农历六月份，赵元礼向周学熙提出了一个建议：将测绘学堂从赵各庄迁往“总局”。周学熙同意将该学堂移归马家沟。当时黄阶平还提议，在七月份再加招一个班。
当年农历七月份，测绘学堂迁到了马家沟矿。七月二十日，周学熙在赵元礼的书面报告上作了批示，催学堂“速移入（马家沟矿）院内”。在这份报告中还透露，有人提议把测绘学堂改为“矿工学堂”。
测绘学堂改名字也是大势所趋，周学熙不满足于单纯地培养测绘人才，他想的是培养煤矿各个方面的人才，所以同意改名字。但是，赵元礼觉得“矿工”二字的谐音与“旷工”相同，认为这个名字不好。于是，他向周学熙提建议改为“矿厂学堂”或“矿业学堂”。周学熙觉得有道理，但又不愿意照搬赵元礼的“矿厂学堂”或“矿业学堂”名称。于是，他提笔在报告上写道：“可名为矿务学堂”。于是，“矿务学堂”四个大字，从此写入中国煤业历史。
周学熙同时采纳黄阶平扩招学生的建议，于农历八月初再次招生。第二次招生同第一次一样在报纸上刊登了招生广告，报考者有“二百数十名”，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多。赵元礼经理亲自对这些人进行面试，面试仍如第一次一样，用事前秘密约定的字分等次。他只挑选了年龄、气质、身材合格者65人参加笔试。这次赵元礼所讲的气质，是“取其安静者，凡文弱及有粗犷油滑气习者”都被淘汰；身材“取其适中者”，过高和过矮都不录取。面试过关后再进行笔试，笔试内容与第一次的科目相同，还是汉文、英文、算学、画图四项。
考试时有“警兵”守门，戒备森严。参加监堂的人是新聘的教员杨茂才、原有的姓张的教员、姓严的司事。考试到一半时，搜出了一个考生作弊用的“传递一卷”，他们立刻将这个“传递一卷”贴到墙上，并把作弊的考生驱逐出考场。
考试过后，赵元礼将“正取”20名考生的试卷、“备取”10名考生的考卷，以及34名落榜考生的试卷，一并交给周学熙审阅。周学熙阅后批示：大致不差。
所谓“正取”，就是正式录取了20名，而“备取”10名，是准备有了被淘汰下来的学生后，就让“备取”的弥补，省得再次考试。放榜后，正取的20名学生开始写志愿书，各自找保人签字。
原有的30名学生，有7名基础太差而被淘汰，加上这次扩招的20名，此时实有学生43名。学生多了，学校教学也逐步正规化。
这次录取新生，为了改变第一次录取丰润、滦县、乐亭学生太多的现象，对京、津、山东、安徽、宁河籍的考生放宽了标准，而对丰润、滦县、乐亭的考生故意加以限制，为的是怕丰、滦、乐学生太多，将来在滦州煤矿形成小团体，不好驾驭。赵元礼在给周学熙的报告中说，自己这样做，一定会招来许多匿名信的攻击，所以先给你“禀白”。
矿务学堂课程繁重异于其他学校经理提出要休暑假遭周学熙训斥
宣统二年六月初九日（1910.7.15），有一份给周学熙的报告，里面详细叙述了“赵局所立之测绘学堂”的运作情况。当时学生们是半天听课，半天实际操作。所谓实际操作，是要分三班到矿井下练习测量，这在当时社会上其他学校内是闻所未闻的。有一位学生大约是个富家子弟，在第一次下矿井实习时，看到黑黝黝的井口，立马就打了退堂鼓，拒绝下井，随后便退学了。
与其他学校不同的还有繁重的课程内容，其学习任务之重，非同一般。当时天津和唐山的其他学校每天都是上6个小时的课，但是矿务学堂每天要上10个小时的课，夜晚还要“温课”。
盛夏来临，七月流火，社会上其他的学校全部放了暑假。应学生们的要求，赵元礼向总经理周学熙提出请求，希望矿务学堂也放假。周学熙在“禀单”上作了不同意的批示，并说矿务学堂是企业的学校，不同于社会上的其他学校。
虽然这个答复很明确了，但是，赵元礼不知犯了那根倔筋，又写了一份报告，继续要求给学生放暑假。这一次周学熙恼怒了，他在“禀单”上批示说，全局的华人员工和洋人员工，你看看哪位有暑假可休？谁休暑假了？学生都是煤矿的新人，还没有做任何贡献，你们有什么资格休暑假！提出这个问题的“该经理”（指赵元礼），应该受到严厉的斥责！
矿务学堂门槛高自费来学都困难
矿务学堂的学生，除去文化基础太差被淘汰的几位外，有两位是因为得病被辞退（例如其中一个重病吐血被送回家后病故），此外还有个别因自身的问题主动退学的，如前面提到拒绝下井的那位。
学生一缺员，马上就有人找上门来，要求顶缺。这些人有的是入学考试分数差得太多没被录取，有的是向往滦州官矿大企业，有本地的，也有南方的，不少人提出宁可自费来矿务学堂上学。在这种情况下，滦州煤矿不为所动，他们明确地规定，补充学员要按照当初入学考试分数的名次后延，该着谁来上学就通知谁。弥补的学员来前要再次面试，找“铺保”作保人签字，来后还要“试看三个月再定去留”。如果分数不够，自费也不行，钱在这里不起作用！例如宣统二年九月初九日，赵元礼在给周学熙的“禀单”中说，“矿务学堂备取第八名学生梁德馨求自费附学”，周学熙批示：“暂不开此例。”
此后的日子里，愿意自费来开滦上学的人屡见不鲜。到了1912年开、滦联合前夕，赵元礼希望说服周学熙批准这些人入学，他讲了许多理由，他说开、滦联合后，这些人再想入学要经过开滦矿务总局批准，手续必定难办了等等。周学熙终于同意，但提出要拟定一个自费生入学的简章。1912年3月8日，赵元礼拟定了自费生附学简章四条，周学熙觉得不满意，他批示“添三条。”于是，赵元礼等人马上修改，进一步完善了自费生附学简章。
附学简章制定了，按说自费生们掏钱就可以入学了，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他们仍然要通过入学考试这一关。1912年4月1日，赵元礼给周学熙的报告中说：“我矿学堂自费生章则前经改定，现有学生三人：一江苏学生，一天津孙生，又刘生，均系初等小学以上程度，甚愿自费入校，屡次来求，其意甚切。”周学熙同意他们“自费附学”，但这三个人要“先行考试，再具保结，然后前往。”
到了考试这一天，敢于来上考场的却只有一个人，考的是汉文、算学、英文。这个学生前两门考得还可以，但英文只识字母。赵元礼4月13日给周学熙的报告中为这个学生说了不少好话，说这孩子“身体强健，朴实，似可录取，以资成就”，最后还将这个学生的考卷附上让周学熙察看。周学熙看过之后勉强地只批了一个字：“可”。
培养人才关乎企业发展局矿经理忙中关注有加
滦州煤矿的经理层把培养人才视为关系企业发展的大计，总是在百忙中密切关注矿务学堂的大小事务。作为总经理的周学熙，连学生们每季度、每月的考试分数，以及学生的操行评语都要查看，甚至矿务学堂冬季领煤取暖的事情，学生年终考试颁发了什么奖品、花多少钱等等，也要一一听取汇报。
矿务学堂开办期间，正是周学熙在唐山开办滦州煤矿、洋灰公司同时还在北京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的时期。开滦档案馆的馆藏档案显示，有好多关于矿务学堂的“禀单”报告，都是周学熙在北京办公地点批阅的，而且有的批阅时间是“夜十钟”。
宣统二年六月二十六日，身在天津的赵元礼在给周学熙的“禀单”中请示说：近日很忙，到北京自来水公司开会和到赵各庄会考学生的事情赶到一块儿了，我是参加北京的会议，还是到赵各庄会考学生？周学熙批示：去赵各庄。这说明周学熙把学堂的事情看得更重要。
学堂规定每月月底要月考一次，每半年要“季考”一次。“季考”时，天津的公司总部必须派一人来唐山监督，并同矿经理一起对学生“面试”。由于学生入学时文化程度参差不一，入学后便分开档次考试，例如考汉文，上报的分数表上还要注明哪个学生学到了哪本书的哪一页，英文也一样。所有考试的分数和考卷都要上交到设在天津的公司总部查核、存档。周学熙觉得这样做仍不满意，他在有关报告上面作了批示，要求把学生每天的考勤簿也一并“按期送阅”，“每月一呈”，由他自己亲自审查。
学生在毕业前夕就分到各矿试用，做实际工作，他们称之为“执事学徒”。宣统三年五月十二日赵元礼在“禀单”中说：“昨函催马赵两局四月份执事学徒分数表（分品行、书法、算法、习事四门），今日寄到并附函云：此项学徒终日办事，非学堂内终日理课有分数可记者比，每月一报四项分数册，日久习为故事，无大变换……此项学徒应认真督饬办事，有不卒教及特别犯规者，随时开除照罚。其日见进步及按部就班各徒，成绩统归年底核报。此项月考分数表，拟即省去，未知可否，乞批示以便转复。”对于这个请示，周学熙终于同意，执事学徒可以不必再每月上报分数表了。
开、滦联合形势巨变矿业新星悄然隐退
开、滦联合，局势发生了变化，直接关系到矿务学堂的存亡。平日所受的“不为他族效力”的教育，与洋人掌握开滦主要权利的现实格格不入，使矿务学堂的学子极为迷茫。中华民国元年（1912）8月14日，在马家沟矿和赵各庄矿“练习进步”（实习）的学生，集体给总经理写了一封信说：滦州煤矿是我们自己民族最伟大的企业，我们立志为这个煤矿贡献自己的一切。但是，开、滦联合以后，往来文件以及账目大部分都是英文，我们平时学的英文不多，也很浅显，现在没人指教，工作起来很困难，以至于“虚度光阴”，“毫不济事”，这样下去非长久之计。我们想离开这里，但入学时签定的志愿保证书使我们不得自由，所以请求“另为安置”，或允许我们“他处谋生”。信的结尾说：“伏思我总理成全于前，万不能弃之于后，倘能另为安置，固属格外之仁，不然请速为来示解散。”
此时的周学熙对“收开”失败开、滦联合的结局“抱憾良深”，加上一些人攻击他出卖煤矿丧失主权，使得他有些心灰意冷，已经决意辞去滦州煤矿总经理职务，此时对于过去他曾倾注许多心血的学生和学校，实在无心思和精力筹划出路。他简单批示：“交施丙之与那森（英人，时任开滦矿务总局总经理）商酌办理。”周学熙的老下属赵元礼接到周学熙的批示，把周的意思告诉协理施丙之，让他去找那森商量。那森原本就瞧不起滦矿培养的学生，再加上矿务学堂一贯对学生进行的“不为洋人服务”和“收回开平煤矿”的教育，使他对这批学生更有反感。何况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本身在路矿学堂已经培养了自己的学生，同时开平煤矿还有很多外聘的洋人工程师，开、滦联合的初期并不缺少技术人员。在这种情况下，纳森又把问题推给了找他“商酌”的施丙之，请施“核夺”。任协理不久的施丙之“亦不得其详”，又回来找赵元礼“代筹”商量。赵元礼认为当初招募学徒办学的目的是两个，一是“辅佐做事”，二是“造就人才”，现在开、滦联合了，“遽行解散”，与原意相悖。但是现在学生们“情形艰窘”，这样下去真的像学生们说的那样，于矿局于个人都是由“前此之两相益今转为两相损”。根据这种情况，赵元礼“秘拟办法两条”：一、当时的入学志愿书和原订章则总续有效，学生一律“恪遵”，要两矿总理“正式告诫之”；二、全体甄别一次，分别去留。留者派以“相当之小事”，去者不追缴当初合同规定应缴的培训学习费，还可以将入学时所定的志愿书等文件取消，以解除学生另谋职业的束缚。赵元礼拟定好这个处理方案后，又于8月29日向周学熙报告。周学熙在“禀单”上写了四个字：此条较善。
1912年9月2日，马家沟矿厂将开、滦联合时马家沟矿和赵各庄矿“被裁及告退迁调员司学徒名单”上报总局，名单上开列了39人，其中有的疑为矿务学堂分派到两矿的学生。
1912年9月25日，赵元礼在例行“禀单”中有这样的话：开、滦联合后，“……惟总矿司为减轻成本计，裁人过多，无不怏怏也。矿务学堂学生日前一律提前毕业，分派唐、林两处学习做事……”
此后的开滦相关档案中，再未见“矿务学堂”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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