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宣统二年年底，整个滦州煤矿的新旧学徒共计34名。这些学徒在学徒班集中授课后，还要分布在各个部门实习，受学徒班和所在部门的双重领导和管理。学徒班订有一套完整的规则，其管理办法也很妥善。学徒规则规定，每月要由“管员”考核学徒一次。考核的内容共四项：书、算、主习事件、品行。每一项都要定分数，分数表还要“呈请经理酌定，分别记功记过，录报经理处查核。”
与书、算相比，主习事件和品行对这些学徒似乎更为重要。所谓“主习事件”，就是所学的不同工种的工作内容，而品行则是主管部门极为重视的一条，学徒稍有不慎，就会断送自己在煤矿的前程。
宣统三年正月十二日（1911.2.10），在收支处学习的学徒桂贞修，不知道因为一件什么事情发起了脾气，吃早饭的时候突然摔碎饭碗，折断了筷子，这件事正好让监督员看到。联系到该学徒以前曾经私拆过他人信件，监督员立马决定：开除这个学徒。收支处同意这个决定，并给主管部门作了事后汇报。收支处在汇报中说，学徒桂贞修自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来到这里以后，“写算尚属清通，惟性情较躁，致犯局规，今奉监督条谕开除”。收支处的说法很客观，没有埋没桂贞修的优点，但对他的“性情较躁”决不宽贷。而监督员的权力之大，则从侧面反映出学徒班的管理之严格。
关于开除桂贞修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此人被开除以后，滦州煤矿并没有对他撒手不管。当时正是东北鼠疫影响到冀东地区的时候，火车一度停开。有文件这样写道：“示以学徒桂贞修不守局规，已奉监督条谕开除。该学徒任性妄为，极应斥退，宜饬令回津。惟现在火车不通，姑缓日再令动身可也。”对他的最后安全离开，也算有周到的考虑。另有两个先后被开除的学徒，一个姓崔，一个姓孙，他们的家大概在天津附近，被开除后无路费回家，由收支处“垫给三等车票各一张”。收支处说这笔款“不便追缴”，请示经理处怎么办。经理处说：“该学徒既经剔退，所垫车费为数无几，即从宽免缴可也。”有的被开除的学徒，也许是因为岁数小或者是其他原因，他会被矿上派专人遣送回家。例如宣统三年三月，有一个叫做余守义的学徒，被赵各庄矿“甄别开除”以后，就被“派差送之回家”。
还有一个学徒叫程荣发，到查工处学习了几个月，这期间“人尚勤慎，惟身体太弱，每值夜班即致患病”。查工处的“总查工”谢梦鱼了解到程荣发这个情况后，便要求主管部门将这个学徒“剔退”。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因为学徒规则第六条规定：学徒在学习期间，除因笨“剔退”外，如自行告退或故意犯规被开除，应按年月向学徒追缴津贴（一般是每月六块大洋）。程荣发既不是自行告退，也不是犯规开除，于是查工处提议“不须追缴津贴，以示体恤”。经理处批示同意这个办法，于是所谓体弱的程荣发被迫离开了滦州煤矿。
每开除一个学徒，很快就补充一个新学徒。这个新的学徒不是随便找来的，而是从统一招徒考试时刷下来的报考者里面择优招录，是按分数排名次序招录的，该谁是谁。可以招录的人被称为备取学徒，达不到备取分数线的不会被招录。
当时那些学徒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活泼好动，白天在矿上不敢乱说乱动，到了晚上回到宿舍就有点放肆了，免不了打打闹闹。关于这一点，滦矿基层单位也进行了干涉，因为学徒规则第二条规定：“学徒无论上班下班时限，均须受该管员司指挥约束兼教导之。”一份文件中说：“闻贵处学徒（中文小注：非在学堂肄业之学徒，系分布各处学事之学徒也）在上班后均皆勤慎，而于下班入夜以后，在宿舍之中颇不安静。此等情形，不但与局章不肃，且与该徒个人之德育有关。望切嘱王子久君[189]随时严切管束，不妨假以事权，使之有记过罚津等作用，则不期其敬畏而自敬畏矣[190]。此上滦局台览。”
这些学徒还曾集体闹事儿。开滦历史档案显示，他们“因挑剔伙食全体罢餐”，认为矿上给他们的饭不好，跟员司的不一样。可是，经过“经理查看，实与同人伙食相同”。这件事的处理是经理分别对他们责斥，并将带头闹事的陶乃钦和张九洞二人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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