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州煤矿驻天津的货务处经理叫周潄泉，他接到乔荩臣和董芸生的来信后，回信请这二人到天津“当面接洽商议一切、订立合同办法”。乔、董二人到了天津，周潄泉和货务员王聘卿出面接待他们，双方“拟定保款五千元，系由北京道胜银行账房出具保单，如有舛错，凭单取现银”。乔、董二人说一旦道胜银行的保单到了，就订立正式合同。
没有想到的是，滦矿驻津货务处随后更换了经理，接替周潄泉的经理是严若梁，乔、董二人催促严若梁安排订立合同的日期。新任经理严若梁让自己的下属王聘卿写信，“函叫”乔、董二人到天津来，当面对他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严若梁要求将保款改为押款，并按照押款数额发货。而且北京收货方是否能把煤炭卖完，滦矿不再管，即不退货。这种要求跟最初同周潄泉的商定大相径庭。
乔荩臣和董芸生见滦矿驻津货务处前后“政策”不一样，与自己经营不利，自然不同意，后来又第三次去天津找严若梁商谈。严若梁倒是接待了他们，但仅仅是“左支右吾而已……并未示宗旨”。最后，严若梁给乔、董二人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说现在有一个叫白更沙的洋人要“承办北京一处分销”，该洋人答应交给滦矿五千两押款。你们两个人要等白更沙不承销北京的煤炭了，咱们再谈。
乔、董二人生气了，忍着性子等了一个星期，没有任何音信，他俩干脆给滦矿总经理周学熙写了一封信，其实就是告严若梁的状。他们在信中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接着说：人家开平煤矿现在已经“破格招揽生意”了，正好跟你们相反，人家是“押款改为保款，微有拖欠亦不大紧催”。我们做煤炭生意的“占用款项甚钜”，赊账才能保证资金周转。我们“想贵公司是中国所开之矿，利益理宜先尽华人。今乃先洋人而后华人，是反客为主，商人索解不得[249]。且投函在先，贵经理已认可，而严君[250]忽又改谋他人，恐与商务公理上说不下去！”信的最后说，我们“惟有据实陈诉于总理大人台前，示一定见，或准或驳，俾商人[251]好回京另谋生涯可也。”
接到这封信后，周学熙作了几处旁批，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针对滦矿是华人开的矿利益应该先尽华人的说法，周学熙旁批道：“营业说不到此。”意思是你扯远了，卖给谁煤跟谁开的矿没关系，这是企业经营。针对乔、董二人对允许洋人白更沙插一杠子，而严若梁又变卦的指责，周学熙旁批道：“未经答定，一概不能作准。”意思是周潄泉没有跟你们敲定并签订合同，那就不能算数。周学熙在最后浓笔重墨写了两行字：“无论华洋人承销，必须有押款”、“该商既无押款，应作罢论”。明确表示，谁承销滦矿煤都得有押款，北京的乔、董二人没有押款那就拉倒吧。
笔者阅读该历史档案材料，个人得出一个结论，即企业经商就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不见兔子不撒鹰，拿不到押金，你便有再堂皇的理由，也不给你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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