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闰六月初三日（1911.7.28），滦州煤矿货务处给北京四合顺煤炭经销处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久闻北京商户多用北京西山矿的煤炭，而且所用数量很大，于是想将本矿的二号焦炭运来北京试销。同时表示，这也是总经理周学熙早就了解到的情况，早些时候他就指示过要在北京推广焦炭销路。

    信中说：“现在敝矿添设炼焦窑厂，宽为筹备，并极力求其物美价廉，托北京向来卖硬煤[247]之家代为销售。许其多给用钱[248]，以广招徕。”信的最后又附了类似于密信的几句话，内容是告知价目：“敝处现行二号焦炭在京售价每吨洋八元三角，一号焦炭每吨洋十元零五角，均系极廉极贱之价。望将此价暗记于心，不可轻对人言。遇有实心购买者，再向之明白宣布商办。切托切托。”总之，请求四合顺煤炭经销站销售滦州煤矿的焦炭，并“设法张罗，以求多销”。随信还寄上了滦州煤矿焦炭的一张广告宣传单。北京四合顺此前经销了很多滦州煤矿的烟煤，但销售焦炭却是第一次，肯定有很多困难，但在“多给用钱”的诱惑力面前，必定会竭力推销。

    早期的滦州煤矿在经营煤炭的同时，就建造了很多座炼焦窑，对煤炭进行深加工，以广开财路。总经理周学熙当时在北京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对远在唐山的滦州煤矿基本上是遥控指挥，他对焦炭销售格外重视。为了在北京打开焦炭销路，他把京师自来水公司的干将张泽田抽调出来，专在北京“兜揽此项销路”。本来打算“另设栈房”以销售焦炭，但考虑到是初次试销，摊子摆得太大了“颇不合算”，所以就想正式委托四合顺“代收代发”焦炭，但收款由张泽田负责。四合顺得到的焦炭“回用”（经销费用）是按照他们以前销售滦矿煤炭的办法提成，并可以在煤炭账内随时支付给他们。八月五日，滦矿货务处给北京四合顺煤炭销售处写信，说明了这个意思。同时告知该矿已经将一、二号焦炭各10吨发往北京，请四合顺在焦炭运到北京东便门时照看一下卸车，把这些焦炭存到四合顺煤场以备出售。

    八月七日，张泽田又要求再运20吨二号焦炭到京。几天之后，总经理周学熙又亲自联系大客户，并指示滦州煤矿发运80吨焦炭到京。这么快的时间就三次进货，说明滦矿焦炭在北京的销售形势极好。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清政府正在滦州举行秋操大阅兵，恰在此时南方的辛亥革命爆发、滦州起义响应，清廷军队作战急用车皮，铁路局无暇运输煤炭，所要焦炭也无法运到北京，极大地影响了焦炭销售。但是，焦炭运不到北京的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滦州煤矿的焦炭销售毕竟在北京开了一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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