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华天宝 地灵人杰

    创造人文奇迹的螺江陈氏家族

    地处乌龙江畔的螺洲古镇，坐北向南，临水面山，且中隔江洲，让乌龙江至此分流为螺江与淘江，从而形成了龙盘虎踞之势。陈氏家族聚族地的店前村位居洲头，形胜山川均为其所拥有。

    从明洪武年间，始祖陈广率族入迁螺洲并卜居店前以来，迄今已有六百余年，共衍发了26世。在这块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上，明、清两代出有举人108名，进士21名。陈族的首位进士是明嘉靖年间历任浙江杭州府、江苏常州推官、广西司主事的陈淮。清代，从康熙到宣统，几乎都有陈家族人的高官名宦，如：乾隆太常寺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的陈霞蔚；历任巡抚、总督和刑部尚书的三朝元老陈若霖；道光至咸丰间，历任兵部员外员、山东按察使和云南布政使的陈景亮；咸丰时任江西九江府知府陈景曾；咸丰间历任刑部主事、光禄大夫的陈承裘；咸丰间历任盐运使、武昌府知府，升道员，加二品衔的陈建侯；光绪至宣统间历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巡抚、顾问大臣、溥仪帝师（太傅，后又加太师太傅）的陈宝琛；光绪间历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河南学政的陈琇莹；光绪间历任提督学政、江南道监察御史的陈懋侯；光绪间任曲靖知府的陈宝瑨；光绪间历任刑部主事、河南司行走的陈宝璐；光绪间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知县，领二品衔吉林兵备道的陈希贤；光绪间福州船政总工程师、二品总兵的陈兆翱；光绪间历任内阁中书、兵部主事、驻英参赞的陈懋鼎等。此外，明、清两代约有三十多位陈氏族人，授五品以下知州、知县等各类官职。

    尤其是陈若霖，不仅自身官位显赫，并且次子陈景亮、三子陈景曾、孙子陈承裘、曾孙陈宝琛、陈宝瑨、陈宝璐，全都是大清名臣，诚可谓世代簪缨。陈宝瑨、陈宝璐又与陈懋鼎（陈宝瑨、陈宝璐为兄弟，陈宝瑨、陈宝璐与陈懋鼎分别为父子关系和叔侄关系）构成了“父子、叔侄、兄弟同榜进士”，陈宝琛、陈宝瑨、陈宝璐、陈宝琦、陈宝瑄、陈宝璜为“六子科甲”（六兄弟中前三人为进士，后三人为举人，六人均为陈承裘的儿子，也都是陈若霖的曾孙），均传为辉煌科举之历史佳话。

    民国以来，螺江陈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精英涌现，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科教、文艺、医学等各个领域：

    在军界，有陈体端（陆军上将）、陈长捷（陆军中将），陈寿椿、陈腾云、陈腾骧、陈寿棠（以上四人均为陆军少将），陈兆锵、陈恩焘、陈庆甲（以上三人均为海军中将）及陈怀生（空军少将）等。

    在政界，有原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陈振芳（即程序）；前福建省建设厅、财政厅厅长、公路工程专家陈体诚；前财政厅代厅长陈緟；原福建省司法厅厅长陈振亮；原福建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陈奎；原福建省监察厅厅长，现任中共吉林省纪委书记陈伦；现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子辰；原中央建筑设计院党委书记陈祥耕；原福建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委书记陈大明；原天津市公安局厅局级巡视员、法制办主任、二级警监陈灿；厦门市气象局（厦门市为副省级计划单列市，故为厅级单位）局长陈仲等十多位省部级、厅级领导干部。

    在科教界，有中国社科院院士陈彪，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一坚，科技战线“铁人”陈篪，教育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我国经济学泰斗、一代宗师陈岱孙，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懋恒（女），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外交部法律顾问、外交学院教授陈体强；有30多位海内外大学知名教授：陈绛（复旦大学）、陈鸿（同济大学）、陈繁（上海大学）、陈福习（浙江大学）、陈振驿（中山大学）、陈永（西南交通大学）、陈晋英（台湾大学）、陈学中（上海交通大学）、陈寿慈（上海外贸学院）、陈庆武（福建闽江学院）、陈东（福州大学）、陈振铣（台湾成功大学）、陈明竺（台湾政治大学）、陈振骅（厦门大学）、陈立鸥（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陈耀锟（台中大学）、陈明端（北京工商大学）、陈郁（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陈长清（西安交通大学）、陈子为（大连医学院）、陈克俭（厦门大学）、陈克让（福建江夏学院）、陈佳（福建中医学院）、陈体芳（上海科技大学）、陈泽平（福建师范大学）、陈天志（台湾大学）、陈幼松（北京理工大学）等；有医学专家陈楚璎（女，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耳鼻喉科教授）、陈世波（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陈文祯（女，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院长）、陈樵（陕西省立医院）、陈淑（女，上海儿科医院）、陈湛（北京安贞医院）、陈心（《福建医药》杂志主编）等；有各类科技专家陈均、陈天晴、陈德瑜、陈木全、陈体伟、陈茂还、陈胤、陈锦彤、陈眉（女）等数十人。

    在文艺界，有书画大家陈体申，著名画家、浙江省文联副主席陈继武，福建著名书法家陈曦，福建省曲协副主席、曲艺家陈竹曦，近代弢体书家陈观进，闽剧剧作家陈明锵，福建省知名画家陈云等。

    这里值得一提还有为新中国成立壮烈牺牲的革命英烈陈振先、陈清藩、陈炳繁和矢志不渝的革命者陈矩孙。原中国银行董事，中国银行香港分行高级副经理，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香港知名银行家陈紘和原南平百货商店营业员、全国劳模陈辉（女）、曾经创作全国射箭记录的运动健将陈榕民、中国象棋特级大师陈金俤等也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陈族后裔。

    一个小小的农村，清朝至今，居然涌现出如此之多的各界精英，不能不说螺江陈族创造了中国人文历史的奇迹。

    下面按不同时代和不同领域，分设专节介绍螺江陈族的历史杰贤（在世陈族名人一律不加评介）。

    清代历朝出显宦

    一生沉浮三部曲 民族大节照汗青

    晚清帝师陈宝琛

    螺洲之所以是个远近闻名的乡镇，最主要的是螺洲店前村在清代出了个帝师陈宝琛及其声名显赫的家庭。今天，螺洲能成为福建省历史文化名镇，也不能不说与这位官居极品，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清末代帝师有着很重要关系。

    陈宝琛（1848—1933），字伯僭，号弢庵、陶庵橘叟和沧趣楼主等，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农历九月廿三日出生在螺洲店前村；同治七年（1868年）中戊辰科二甲第二十五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年甫二十一；同治八元年任翰林院编修；光绪六年（1880年），与张之洞分别为詹事府左右庶子；翌年任江西考官，后转任侍讲学士；又逾二年，以侍讲学士简任江西提督学正；光绪九年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年三十六。是时，他便以议论朝政得失、正直敢言而闻名天下。当时他与侍讲学士张佩伦、左庶子张之洞、侍郎宝廷四人被合称为“清流四谏”，即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清流党”。他们借为慈禧太后贺寿弹劾权臣，其中如万青黎便被攻落职，董恂也不得不告老返乡，崇厚也险些丧命，甚至连闽浙总督何璟、湖广总督李瀚章也都被弹劾。因为“清流党”一些人多住在南横街一带，所以，时人有“南横街弹章一出，百僚震恐”的说法。而陈宝琛在“午门风波”一案中更显出他的过人才略。

    所谓“午门风波”，事由是这样的：按清朝惯例，朝廷在每年逢年过节时，都会对懿亲（指皇太后和皇后的亲属）、近臣赏赐食品或丝织品。光绪七年（1881年）中秋节，慈禧便让小太监李三顺带两名随从拿着八盒食品去赏赐给醇亲王（载沣）府的七位福晋。当到午门左东门时，他们便被守门护军阻拦，并引起争执。于是小太监李三顺使坏，故意把礼品撞翻，让食物撒了一地，然后跑回去向首领太监诬告午门护军要开盒查检，他为防食物被沙灰污染予以拒绝，于是遭到了毒打，并被打翻了月饼盒。这时还在病中的慈禧获禀后，十分震怒，便欲治午门护军死罪。此案交刑部主审。刑部尚书潘祖荫便请从各司选出所谓“八大圣人”一起研究与审理。按清朝律例，本案无论如何罗织罪名也够不上判死刑的，于是，只得将神武门值班的护军统领交部严办，当班章京、兵丁处以革职。可是慈禧深为不满，遂召见潘祖荫严加斥责，要求务必从重判处。对此，刑部十分为难，只好暂时拖延办理。正好此时又逢一个疯子混进内宫并惊动了慈禧，慈禧以为护军严重疏忽失职，将此案亦发到刑部。

    论上两个案例，显然后者严重得多，遂判疯子刘振生绞刑，对当日神武门值班的护军统领则交部严议，该班领班官员及兵丁一律处以革斥；对疯子所经各处值班而失察的太监，分别处以摘顶、罚银、斥革、责打或发遣。

    刑部以为两案这么一比照，疯子闯宫，自然当判死刑，而午门值班守军与送物小太监争执之事，也要判为死罪则无法可依的，所以可予轻判。不期，刑部将两案的处理禀报慈禧定夺时，慈禧仍旧气怒，认为是护军抗旨，坚持要尽快重办。经军机会商后，只好将“午门风波”案罪名加重并委严上陈。

    军机拟上谕说：“午门护军殴打太监一案，刑部所拟自系照例办理。惟此次李三顺寄送赏件，于该护军等盘查拦阻时，业经告知奉有懿旨，仍敢抗违不遵，藐玩已极，若不格外严办，不足以示惩儆。玉林、祥福均著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遇赦不赦；忠和著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著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著再交部严议处，至禁门理宜严肃，嗣后仍著实力稽查，不得因玉林等抗违获罪，稍形懈弛，懔之。”上论一发，清流大哗，认为忠于职守的反而罚罪充军，玩忽职守竟让疯子混进宫的，不过只斥革为民。这岂不是颠倒是非！于是张之洞、陈宝琛均上书力争。两份奏疏皆论裁抑宦官、整肃门禁，但张之洞折子不及陈宝琛折子鞭辟入里，精辟动人。尤其陈折加一附片为护军乞恩，并深知翻案文章立言更须得体，方能一箭而中的。由此可见陈宝琛的智慧与才略。今顺摘录陈之附片要点：“臣细思此案，护军罪名，为尊崇太后懿旨起见，格外从严，然一时读诏者无不惶骇，盖旗人‘销档’，必其犯奸盗诈伪之事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恶强盗，故谋杀人之罪者也。今揪人成伤，情罪本轻，即违制之罪，亦非常赦所不原，且圈禁五年，在觉罗亦为极重。此案本由稽查拦打太监而起，臣恐播之四方，传纪万世，不知此事之始末，益滋疑义。臣职司记注有补阙拾遗之责，理应抗疏沥陈，而徘徊数日，欲言复止，则以时事方艰，我慈禧皇太后旰食不遑，我慈安太后圣躬未豫，愿以迂戆激烈之词，干冒宸严，以激成君父之过举。然再四思维，我皇太后垂帘以来法祖勤民，虚怀纳谏，实千古所仅见，而于制驭宦寺，尤极严明。臣奉遇圣明，若竟旷职辜恩，取容缄默，坐听天下后世执此细故，疑议圣德，不独无以对我皇太后、皇上，问心先无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陈，伏乞皇太后鉴臣愚悃。宫中几暇，深念此案罪名，有无过当，如蒙特降懿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藐视抗违之兵丁；皇上尊崇懿旨而严惩之于前，皇太后因绳家法，陈流弊而曲宥之于后，则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昭圣德。”陈宝琛这份秘密附片奏疏，足见其立言巧智，用心良苦，让慈禧不能不为之感动，而且也对他更加赏识。陈宝琛竟凭一折诤言，力挽狂澜而回天，名扬朝野。

    但清流风光毕竟为期不长。慈禧利用清流派以裁抑大臣的目的达到后，“清流”也就被放入“浊流”了。光绪十年（1884年），发生了中法纷争。陈宝琛与张佩伦、吴大徵等清流派对此无不慷慨激昂，纷纷力主抗法。于是朝廷便派命他们会参军务，协办海防。是年四月又特派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但他在抗法意见上常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相左。到闰五月他奉命与寿恒、吴大徵往天津会商法约，可法国使官却故意逗留上海，不肯赴津。于是朝廷乃改派曾国荃为全权大使，让陈宝琛为会办，同到上海与法使议约。可战事不久复起，中方不幸战败，清廷则诿过曹僚（古时负责分科办理的官署官吏）。陈宝琛曾力荐云南巡抚唐炯与广西巡抚徐延旭，可二人在前方却督师不力，贻误非轻，因此陈宝琛于光绪十一年被慈禧以“荐人失察”之责降五级调用处分。从此他便谪居故里，时年三十八。但之前这时期是陈宝琛作为青年才俊，飞黄腾达，纵横捭阖的辉煌岁月，笔者称之为其人生三部曲的上部曲。

    被贬返闽而赋闲在家的二十多年间，陈宝琛并未自甘寂寞而心灰意冷。在朝为官时他曾主持考政多年，非常热心兴学，培育人才。而被谪在家的这段岁月，他对家乡的教育推广，更是不遗余力。他在创办东文学堂时便自为山长（即校长），后东文书院改为福建高等学堂（为今之福建师范大学前身）。之后他又在福州城内的乌石山，创办了福建师范学堂、政法学堂、商业学堂等，并派遣一些学生留学日本。

    在陈宝琛的影响下，他的夫人王眉寿也积极在福州光禄坊创办了“女子师范传习所”，在家乡螺洲创办“绥和女子家政学校”，为许多劳动妇女传教纺织、刺绣、音乐与绘画等文化知识与劳动技艺。之后她又创办了“螺洲两等小学堂”，为家乡培养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成为福建省第一位女教育家。因而她被誉为“闽峤女宗”并受赠荣匾（此匾今悬于螺江陈氏宗祠内）。

    对于教育，陈宝琛始终认为是一项神圣的工作，常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自许。经过陈宝琛不辞辛劳的努力终使桑梓春风化雨，桃李芬芳。因此，世谓之为八闽教育先驱，诚当之无愧矣。

    在陈宝琛重教兴学之时，我们还不能忘记他的另一业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还受任福建铁路总办，并到南洋向华侨筹募一百七十余万元造路款，主持并建成了福建省第一段铁路——漳厦铁路。其后，为便利交通，造福梓里，他又倡修螺洲到福州的公路，因此深受乡人赞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时任江苏巡抚、为陈宝琛同榜进士和挚友的陈伯平，因其政声卓著，深明“大臣以人事君”的大义，认为“如无贤俊，则难济时艰”，于是便专折向朝廷荐举陈宝琛，说：“降调内阁学士陈宝琛从前侍到讲帷，早邀知遇，尔来时事力棘，尤为物望所归。闽省学务、路政赖其主持，虽海外侨人亦莫不翕眼。今年甫六十，精力强壮如初，可胜艰巨之任……亙以道义相砥，而确信其生平……询是表率群伦，为时桢干，倘荷擢用，必有可观。”同时，张之洞也上折力挺陈宝琛。慈禧虽然专横跋扈，但尚知擢用人才。陈宝琛由午门一案，她早已默识在心，知他确是实心任事，知无不言的至诚君子，故经陈、张如此荐陈，遂即准奏召陈宝琛入京复职。这就结束了陈宝琛二十五年谪居生活。而这时期，笔者视之为陈宝琛人生的中部曲。

    陈宝琛复出适始越花甲之年。1909年2月，他奉召入京返朝，官复内阁学士，并兼任总理礼部学馆事务，为宣统皇帝汉文师傅、毓庆宫授读，荣授太傅职衔，赐紫禁城骑马，嗣后又赏戴花翎和文官头品顶戴，从而成为清朝的一代帝师。

    从溥仪“典学之年”起，陈宝琛给溥仪授课十余载（包括民国后的一段岁月），常与溥仪以及傅杰接近，感情颇为深厚，也深为他们尊敬。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从而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自然，这给溥仪等爱新觉罗皇族带来巨大的打击，但溥仪仍获许留在皇宫生活。此间，陈宝琛曾劝他们赴英深造，以期将来还能成为有用人物。对此，溥仪亦颇动心。后来因为冯玉祥逼宫以及受孙殿英盗陵事件的刺激，引起溥仪的愤怒与怨恨，再加上郑孝胥、罗振玉等的不断诱惑，遂对其师傅陈宝琛之持重稳健产生了反感，以至于认为其过于迂腐，便渐行疏远。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突然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这立即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短短的四个多月里侵吞中国东北全境后，日本又将阴谋的魔爪伸向满心妄想复辟清帝制的溥仪。日本人遂暗同罗振玉、郑孝胥磋商，拟让溥仪来东北当所谓“新政府”执政，陈宝琛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在日本人支持下来进行复辟，一定贻害国家民族，成为千古罪人，于是便规劝罗振玉、郑孝胥悬崖勒马，不要出卖溥仪。可他们非但置之不理，而且权欲薰心，一意孤行，于1932年9月在吉林长春举行伪满州国开国典礼，溥仪便被推上“康德皇帝”的傀儡帝位。汉奸郑孝胥成为伪国务总理，罗振玉当上伪监察院院长，从而使东北两百余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沦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陷数千万东北同胞为亡国奴。为此，陈宝琛悲愤至极，1993年11月8日曾再赴长春力谏溥仪，而日本人曾借机想挽留他，并提出仍给予“太傅”之名，然遭陈之拒绝。陈宝琛对溥仪说：“你左右的人，一个好的也没有！”同时，他借给一家报社求字时，写下“旁观者清”以明心志。当然，此行他仍然拒绝伪满任职安排而“乞得自由身”。他在《车发长春赋别送行诸君子》一诗“渡海瞻天亘七旬，衰癃乞得自由身。永怀旰食勤求莫，习见谦光笃善邻。有忍故能当大任（后改为“有欲岂能无共主”），不和敢说是忠臣。临分哽咽还延跂，周汉中兴匪异人”中，既表达了劝谏失望的无限感慨，也包含了对郑孝胥之流的嘲讽。虽然这次出关又无果而归，但这更彰显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

    陈宝琛性情耿直，居官清廉，其言论风采、道德文章，均为世人所称颂。其所作诗文，不仅清新俊逸，典雅雄丽，而且不失其温柔敦厚。其领袖诗坛数十年，声名远播。有人称其诗为“体虽出于临川，实则兼有杜、韩、苏、黄之胜”，并非是过誉之评。

    此外，陈宝琛还工于书法，既师承王、柳，又韵继庭坚，独显瘦劲雄健，端直雅观，世誉称之为“弢体”。同时他亦喜画松和收藏古玩与书画。其个人藏书达十余万册，为当时八闽之冠。后来，大多藏书分别赠送给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和福建省图书馆。福建师范大学还特为他所捐赠的31230册藏书建了“陈宝琛书室”。

    民国十年（1922年）陈宝琛修成《德宗本纪》，并著有《奏稿》和《沧趣楼诗文集》。1933年3月5日，晚清的一代名臣、末代帝师陈宝琛终于在抑郁忧伤中殁于北京，享年88岁。陈宝琛去世后，溥仪特谥之“文忠”并晋赠“太师”。

    陈宝琛身为帝师曾有过显赫岁月，但清亡之后的溥仪妄图复辟而叛国。他又为之深感伤悲，虽无力回天，然高风亮节，大义凛然，名垂中华。这也是他人生上中下三部曲中最为闪光的篇章。

    三朝元老忠职守 执法如山扬美名

    刑部尚书陈若霖

    提起陈若霖这个名字，福州地区老一辈的人几乎都知道，他官居刑部尚书，是清朝时的一位大清官。因为那时不少福州民众，甚至同属福州方言区的闽侯、福清、长乐、连江、永泰、闽清、平潭、罗源、古田、屏南各县（以前称之为“福州十邑”）的众多老百姓都曾看过闽剧《陈若霖斩皇子》这出戏，所以，对陈若霖这位清朝大臣都不感到陌生。其实，“斩皇子”倒不是真有其事。这只是由于陈若霖为官清正，廉洁爱民，不畏权势，能秉公执法，深受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这也充分反映了老百姓对权势者（仗势欺人者）嫉恶如仇的心声。于是剧作者陈明锵（也是螺江陈氏族裔）便据此演绎编撰出这个故事。

    陈若霖（1759—1832），字宗觐，号望坡，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农历四月二十九日出生于螺洲店前村。

    陈若霖少年时曾屡困童子试；直至27岁时，他才考上乾隆丙午科第一名举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终登榜丁未科进士，并被授翰林院庶吉士，入文渊阁校勘《四库全书》，旋任刑部奉天司主事。

    33岁时，陈若霖为母丁忧返乡；翌年曾主讲于漳州丹霞书院；嘉庆三年（1798年）补授刑部山西司主事；次年升四川司员外郎，迁郎中，曾奉派总办秋审，充律例馆纂修，并赴各省复查案件：嘉庆八年山东王连等因奸谋杀二命案；嘉庆九年直隶束鹿县王洪中被人殴打，上告败诉，愤而自缢身亡案；嘉庆十一年杨四夫妇用迷药拐卖小孩，并取脑当药售卖的诈骗钱财案等案，均由陈若霖查出实情，申理冤屈并明正典刑。由此，他名声大震，朝廷数次下旨嘉奖，并给予纪录与提级。

    嘉庆十三年（1908年），陈若霖外放四川盐茶道，不久又擢升为山东按察使。此后数年，他又历任广东、湖北、四川等省按察使、四川布政使。由于他廉洁奉公，勤政爱民，明察秋毫，认真清理积案，令刁吏奸人深感畏惧，使徇私舞弊之风不得不有所收敛。

    又逾七年，即嘉庆二十年（1815年）陈若霖因政绩卓著，遂擢任云南巡抚。他十分重视搞好当地民族关系，安抚土司、督办矿务、审核秋审案等，事必躬亲，认真负责。例如：越南水尾州州目黄金珠因私仇勾结云南薛奉章等人，残杀副州目李从政，并劫掠其家。开化府河口汛弁赵秉忠受贿，纵任越人黄金珠等逃入云南。越南政府因追捕不到，遂行文同云南地方政府联系。而云南官吏认为，这是越南州目之间互相残杀案件，置之不理。对此，陈若霖一到任，便认真翻阅旧案牒，发现不少类似上述案件存在严重问题，觉得既有云南弁民和越人一起为非作歹，则必须严办，以明法度。于是，他会同总督先撤下开化府河口汛弁赵秉忠，再严令缉拿薛奉章等诸逃犯归案，并解赴边界正法。同时他下令整肃边防，严禁随意出入边境。陈若霖雷厉风行，除奸惩恶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交口称赞。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至二十五年，陈若霖先后任广东、河南、浙江等省巡抚兼河南提督。在广东巡抚任上，他曾兼署两省总督，主持重修了《广东（州）通志》。在任职浙江巡抚时，他组织民力修筑山阴、上虞、萧山等地的塘堤水利工程。每逢水旱灾害，他都及时派员调查实情，组织赈济，并奏请朝廷给予缓征或减免钱粮。由此可以看出，陈若霖是十分关心百姓疾苦的。

    道光元年（1821年），陈若霖升任湖广总督。当地胥吏敲诈勒索苗民，陈若霖认真肃清宿弊，在湖南凤凰厅等地，为屯户清厘归还，同时奏请朝廷减苗租，苗民极表感谢。翌年，他又迁调四川总督（明、清两代，总督都是具有节制地方文武官员权力的高官）。

    道光四年（1824年）春，陈若霖改授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不久，他便调任刑部尚书，并且任职达九年之久。在此任内，他不畏权势，秉公执法，为朝野所敬畏和称颂。道光七年八月，他奉命勘察湖北京山王家营溃口后，便奏请先造拦水坝，再治溃口南湖李湾沙块，使下流宣畅，然后添筑溃口各坝护堤，工省而事集中，可期不坏。这足见其办事十分注意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而非敷衍塞责的严谨工作态度。

    不期，陈若霖于光绪十一年（1831年），因辛劳过度，突患虚寒、痰喘兼足疾之病不得不奏请休假养病。可假满，病却未见愈。

    翌年正月，朝廷准其奏辞职还乡。四月初二陈若霖遂由潞河登舟南下。舟抵天津时其病势益重，十五日逝于途中，享年74岁。其灵柩运归故土，葬于福州南郊北园山头岭。过去陵园前立有石人、石马，后均毁失，其墓地也多有损破。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的墓地，笔者以为应视为一处历史文化遗存，希望政府有关部门能予以关注，并争取加以适当修复。

    陈若霖仕宦四十年，不忘乡梓。他除了支持螺江家族宗祠的修建外，也主持修订族谱，并对重修螺洲孔庙、螺洲天后宫以及育婴、恤厘、赈灾等，均不吝鼎力资助，充分表明了他对故里的热爱和对乡亲的关怀之情。

    陈若霖勤政爱民，清明廉洁，因此受到清朝乾隆、嘉庆和道光三代皇帝赏识和器重。在陈若霖七十寿辰时，道光帝还特赐五个“福”字，以表贺寿。这五“福”现悬挂在螺洲陈氏宗祠祠厅前梁前方。为旌表刑部尚书陈若霖的功绩，清帝还特旨在其家乡螺洲乡道中修建“尚书里”牌坊以为纪念。牌坊为石构，四柱三门，双层歇山顶。中门底枋石梁上刻有双龙戏珠，坊额上刻有“尚书里”三个大字，上悬圣旨牌。中门坊柱上刻有石联：“典司宗石，允惟折狱之良；属守王章，克佐好生之德”。牌坊甚是雄伟庄严。作为每一位螺江陈氏族人，无不以此为荣！牌坊在“文革”中被拆，仅存部分构件。作者殷切期盼政府有关部门能尽快帮助修复。

    抗洪赈灾救百姓 虽为高官民为先

    礼部侍郎陈霞蔚

    陈霞蔚（1753—1810），字孝敏，号质斋，螺洲店前村人，清乾隆甲子科举人，甲会魁，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进士，任吏部主事，升文选司正郎。

    嘉庆元年（1796年），陈霞蔚受命总理七省漕务户部坐粮厅；嘉庆三年特授内阁侍读学士，升太常少卿，继又奉命督学，迁通政司副使；嘉庆四年擢通政司通政使；翌年正月奉命祭告河渎及历代陵寝。嘉庆六年直隶水灾，他负责查办南路七州县。他星夜出京，而芦沟桥一带平地已成巨川。他不避艰险，乘船至急流中指挥抢险。水退后，他由涿州（今河北涿县）沿河视察灾情，经固安、永清、霸州，组织守吏捐资煮粥救济，以疏民困。对偏僻的地方，他还让人把银米送到灾民的家里去。当年，他即奏请截留漕米六十石、南路厅拨银十一万两，以备赈需，大得民心。皇帝特赐五言六韵御制诗，以为奖励。

    不久，陈霞蔚又受命视察保定、文安等县的灾情。见文安地势低，积水成洼，村落分散，便调“邻封左贰”帮同散放，又不时按村抽查，以防克扣、浮冒诸弊，使南路七州“帑无虚糜，民沾实惠”。其事录入《钦定辛酉工赈纪事》。同年中秋，他督学山西，“裁抑奔竞，禁绝馈遗”，严肃处理平阳县夹带、解州冒名、大同县换卷、汾州撞骗等舞弊案，山西学风为之一新。

    乾隆七年（1802年），陈霞蔚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九年擢兵部右侍郎；不久兼署吏部右侍郎；是年冬，因兵部属员补缺事，引例互岐，遂与诸侍郎受吏议，降太常寺少卿；不久又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稽查中书科事务；乾隆十五年奉命祭告西岳江渎，适母丧而奔归苏州而病逝，终年58岁。

    建言算术入乡试 河南学政开新风

    河南学政陈琇莹

    陈琇莹（约1854—1893），字芸敏，清光绪二年（1876年）进士，授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先升河南道监察御史，继擢兵科给事中。

    陈琇莹曾上疏建言将精通算术者纳入乡试，每百人中取一人，奏折获朝廷允行，之后遂为成例。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典试湖南，结果所取多为知名学子。因此，光绪十四年，他便被选任为河南学政。翌年，即光绪十五年，他乞假奔丧归里。他平生喜好藏书，可当时闽中书店风气未开，且当时历经战乱，许多善本书籍旧版弃毁，精典之书难得，几经寻购择选，方获少许善本。另，他也兴趣于目录考订之学，并着手准备续作朱彝尊的《经义学》、谢启昆的《小学考》，但因体弱多病，时常咳嗽咯血，手稿已厚积盈尺却未能如愿成书。过了一段时间，他守孝期满奉诏入京，未期不久竟撒手人寰，年仅39岁。

    为官清廉勤理政 以身作则严治军

    云南布政使陈景亮

    陈景亮（1810—1884），字孔辅，号弼夫，螺洲店前村人，为刑部尚书陈若霖次子，清道光庚子恩科顺天府乡试南元；道光二十年（1840年）任兵部车驾司主事，因不辅权贵，秉公执法，升员外郎；继任户部坐粮厅、陕西督粮道，后擢山东盐运使、山东按察使。

    咸丰二年（1852年），武昌被围，湖北巡抚会同各司道商议防堵，但无人愿去。此时，陈景亮挺身而出，率两千官兵毅然受命驰援罗遵殿。围解，罗感激涕零说：“我与陈某人素未谋面，却能破格相救，感人至深。”

    陈景亮与诸将校相约：出战缉匪之事，你们负责；转饷叙功之事，我负责。假使转饷贻误军机，可声讨我的罪责；遇到敌人不力作战，碰到土匪不敢缉捕，惟有据实参处。于是诸将均不敢不努力拼杀。

    陈景亮治军严明。有一次某营兵牧马时，让马吃了农民的稻苗，他立即追究责任，把牧马兵惩打了四十大板。在军队里他又捐资办“商南药店”，逢官兵患病，可按发给的手券取药。

    陈景亮任山东盐运使时，值遇河决，兰仪引池皆被浸淹，盐务大坏。陈景亮即借官银给盐商，让他们修理场灶、滩地及时恢复了盐业。此时，又有永阜盐场缺额，盐商请援，要求借长芦（河北沧县）盐。但他认为，与其借隔省盐，运费贵；不如借本省盐，即以黄家冈场缺额等诸场之余，补一场之缺。咸丰六年（1856年）至八年，山东盐引畅销，纳税银二百七十余万两，皆其之功。

    任官以来，陈景亮奉行“除莠才能安良政策”，严治盗匪，但他对百姓却宽怀为政。有一次他擒获盗匪朱伯玉等人，并获一花名册。他杀了朱后，便当众烧毁了花名册，说“姑宽胁从，速宜革心，倘不悛，必按名捕杀”，网开一面，救了许多人。

    咸丰十年（1860年），陈景亮升从二品云南布政使。

    光绪十年（1884年），陈景亮病逝，享年74岁。

    辞官侍父行孝道 归里济民助乡亲

    光禄大夫陈承裘

    陈承裘（1827—1895），字孝锡，号子良，为陈若霖的长孙、陈宝琛的生父。他出生的时候，恰逢陈若霖受皇帝“玄狐马褂”之赐，遂命其小名为“楚恩”。

    清咸丰壬子年（1852年），陈承裘中进士，以主事任用，分刑部浙江司行走。时因祖父部僚人人期以进取，而他却淡泊仕途。适时其父陈景亮足疾乞归，于是他也奏请乞假归里侍父。家居期间他常热心服务桑梓，鼎力帮助穷苦乡亲解决困难；即便“举债累万金”，但仍愿疏财相助。每到年关他必走街串巷，看看有没有无法过年的人，凡见到求他相帮的人，即慷慨解囊。于是“村之氓，邑之士”，皆欢欣鼓舞，结队而来。螺洲经常与邻乡村民发生“争洲”、“争水”事件，皆请承裘负责调停处理，双方无不听命。

    陈承裘为人豪爽，无论骚人侠客，琴工画师，还是杂技艺人，多被接纳，并曾随宦关中。此外，他喜好收集金石、书画，达痴迷程度。

    陈承裘乞假在家四十年，因办团练捐饷银，功绩卓著，清廷遂加四品衔侯选郎中，晋封光禄大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去世，享年68岁。其六个儿子陈宝琛、陈宝瑨、陈宝璐、陈宝琦、陈宝瑄、陈宝璜皆登科甲，世称“父子四进士，兄弟六科甲”。

    陈承裘祖居原在螺洲店前村后门埕，后移到福州城内文儒坊。现在文儒坊61号、62号宅院即为其故居，为福州三坊七巷中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旅游景点。

    专攻轮机多创造 开拓船政立勋功

    二品总兵陈兆翱

    陈兆翱（1850—1896），字鹤亭，其父陈韵年，官至清国威将军。

    清同治七年（1868年），时年十八的陈兆翱便成为福建船政学堂的首届学生之一，入校学习法语并专修轮机制造。

    光绪元年（1875年），陈兆翱与刘步蟾、陈季同、林泰曾、魏翰五人，因“在学堂多年，西学最优”，被派赴欧洲学习轮机制造。留学期间，他开始创制新式锅炉和抽水机，填补了该项目研制技术的世界空白，因而获得以陈兆翱名字命名的殊荣。随后，他又改进了化平为侧的轮船车桨叶技术，国外竞相仿效。

    光绪五年（1879年）十二月，陈兆翱学成回国，封都司，赏戴蓝翎，授任为船政二程处总工程师，专门负责舰船轮机设计与监造，不久又擢升为游击，授二品总兵衔，赏戴花翎。

    1881年至1883年，陈兆翱奉命赴德监造与验收舰船“定远”号与“镇远”号。

    从光绪九年（1884年）起，陈兆翱先后参加“开济”号炮舰和中国近代第一艘铁甲巡洋舰“平远”号等十余艘舰船的制造，同时还参与监造并验收，向国外订购新式舰船的工作。1886年，他又受命赴欧订购“福龙”号扫雷艇，并负责勘察验收。他屡次赴欧购舰均不辱使命，可惜光绪二十一年时，这位具有技术创新天才的晚清海军将领，不幸英年早逝，年仅46岁。这无疑是我国近代海军建设的一大损失。

    关心“变法”忧国运 勤勉履职事外交

    驻英参赞陈懋鼎

    陈懋鼎（1870—1940），字征宇，陈宝琛二弟陈宝瑨之子。其父为光绪庚寅恩科进士，累官云南曲靖知府，其伯父与四位叔叔也都科甲登榜，誉为“六子科甲”。而他自己和父亲、三叔陈宝璐为同榜进士，传为“兄弟父子叔侄同榜进士”的佳话。

    由于陈懋鼎生长于书香门第，从小耳濡目染，三岁便开始学字、读书、背诗，六岁学完了《诗经》和《孝经》，九岁参加童子试即中，光绪十五年（1889年）中举。翌年春，年仅二十的他即与父亲、叔叔成为同榜进士。至今北京国子监的进士碑上还镌刻着他们的名字。

    随后，陈懋鼎受封内阁中书。这仅仅是个品级不高的官职。可他看清了清廷官场争权夺利的腐朽，对此深恶痛绝。“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下决心“且耐膏粱战冰蘖”，积极投身推动新政改革的政治热潮中去。

    慈禧专权，国力衰落，清廷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志士，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另一些有识之士则选择在全国各地开办学堂，希望培养出一批能救国安邦的人才。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刑部主事张元济的策划和倡议下，陈懋鼎与张元济、内阁中书王仪通、工部主事夏楷复一起呈请设立通艺学堂，获得光绪皇帝批准。第二年，通艺学堂在宣武门外海王村正式成立。学堂规模不断扩展，实验室、体操场、印书处、图书馆（因向社会开放，遂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乃至博物馆等，也都相继增设。可惜戊戌政变失败，慈禧大肆搜捕维新党人，张元济受牵连亦被革职，学堂被勒令撤办，校舍及资产皆移交给京师范大学学堂（今北京大学的前身）。

    陈懋鼎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维新党，但思想上倾向于他们。陈懋鼎曾作诗，抒发对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的同情：“肉食几人知国本，刍言一句达君前。”他还曾咏了一首七绝表达他对新政的认同：“旱干得雨如亲政，月食成诗独小臣。愿使妖魔先就戮，不应蟊贼尚能伸。”所幸，他躲过了这场血腥风暴，未被卷入其中。

    光绪二十三年（1987年），陈懋鼎从宗人府被调到总理衙门。此时，他只好暗自“伤类涕纵横”，而违心选择“保身口诺唯”的处世哲学。

    此后，陈懋鼎经常同外国人打交道，深知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国体。因此，为了国家利益，他恪尽职守，勤勉工作，结识了不少著名外交官，如唐文治等。作为他的顶头上司，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对他很器重，并派他到京师同文馆（今北京大学外语学院前身）学习洋文。由于他聪颖勤奋，没几年就全面掌握外语，能熟练地与外国人对话了。

    为了吸取“庚子之变”的教训，清廷不得不学习西方。1902年2月，陈懋鼎受任二等参赞，随驻英大使张德彝同赴伦敦。

    在担任驻英参赞三年间，陈懋鼎曾一度受任代理驻西班牙公使，外务部佩刀大臣。尽管工作紧张忙碌，但在业余时他仍坚持写诗并与亦喜诗词的驻法大使孙宝琦进行唱和。同时，他还以中国文言文形式，试译《基督山伯爵》（时译作《岛雄记》）这部文学名著。但他不幸染病，又遇到家庭变故，只译了94章就停止了。后来，1905年，其同父异母的妹妹陈懋恒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可惜未刊行）。他任期满回国，时中华民国已成立了。他曾一度在民国政府中任职。

    陈懋鼎著有《修三居士易稿》、《槐楼诗抄》等，且有众多诗作遗世，诗中对清末、民国大事均有涉及。世人曾评价其诗：“有直笔，有隐衷，不愧一代诗史。”可惜其诗作仅小规模刊行。

    近现代军政名流多

    威海御寇勇征战 船政建树留丰碑

    海军耆宿陈兆锵

    陈兆锵（1861—1953），字敬尔，号铿臣，螺洲店前村人。他六岁便开始接受传统的启蒙教育。17岁时，出于对新式教育的渴望，他报考了福州船政局后学堂第一届管轮班。经过8年零4个月刻苦学习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是年即上“扬武”号练习舰上见习；翌年被选派到“定远”舰任机管等职；光绪十八年（1892年）升为北洋海军右翼中营守备，任“定远”舰二管轮；后又升为右翼中营游击，任“定远”舰总管轮。

    光绪二十年（1894）农历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日本攻占朝鲜王宫，逾二日，又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偷袭中国军舰和运输船，从而揭开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1894年8月1日双方宣战。陈兆锵便随“定远”舰参加黄海大海战。由于全体官兵英勇顽强，团结战斗，“定远”舰取得了辉煌的战绩。陈兆锵也功不可没。但是，由于整体的战略失误，中国最终还是战败。

    清政府为了重建海军，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陈兆锵被派赴英国研究学习造舰技术。回国后，清廷遂派他到“海天”巡洋舰任总管轮。光绪三十年，“海天”舰因大雾触到岛礁，他即令舰上官兵分乘舢板小船逃离，而自己则独自留守岛礁护舰，足见其临危不惧、镇定自若的指挥才能和爱兵如子的高尚品格。

    1912年，上海江南船坞改称“海军江南造船所”，陈兆锵被授任轮机少将，次年2月，即赴任江南造船所的首任所长。由于他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终使这一近代造船基地得以生存发展，出现了“营业日上”的大好局面。江南造船所无论是在造船、修船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此期，他还为招商局建造“江华”舰，此舰被誉为长江各轮之冠；继而为天津海河疏浚公司制造了“通凌”号等多艘破冰船，创造了当时外国造船界尚未能掌握的生产技术；另外，为川江公司承造的“蜀京”轮，又赢得专造川江浅水轮方面的技术盛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中国觊觎已久的帝国主义列强，企图染指江南造船所，但遭到陈兆锵的坚决拒绝和反对，这表现了他的爱国精神。

    民国三年（1914年），陈兆锵擢升为海军轮机中将，调任福州船政局局长，时年五十一。他到任后即注意实施疏浚江流，清除船坞淤沙，努力恢复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停止的造船业务，造成了“海鸿”、“海鹄”两艘炮艇；同时积极整顿海军二学校与建筑艺术学校新校舍，并恢复招生。此外，他还参与创办飞机工程处和飞潜学校并兼任校长，几年后便培养了一批研制飞机和潜艇的人才。1921年8月，福州船政局试制水上飞机成功，之后又生产制造了十余架飞机。于是，北京政府以陈兆锵“督率有方特授勋”。

    此前一年，由陈兆锵主持重建的马尾“昭忠祠”也终于修葺一新（缺修建资金，他率先捐俸，军中同仁也纷纷响应，上海等地工商界亦积极募款），并将该祠从专祀甲申之役改为“甲申、甲午两役合祀”之祠，同时亲写碑记，从而结束了甲午之役没立祠祭祀的历史。

    在陈兆锵主政下，福州船政局还创办了发电厂，大大改善了职工生产和生活条件，从而，也终结了福州船政创办六十年以来，一直使用蒸气动力的落后状况和马尾地区以油灯照明的时代。后来在他离任之时，马尾居民深感其德而夹道欢送，随后即在官道码头建立“去思碑”，以纪念他为民造福的事迹。

    1926年，此时已年逾花甲的陈兆锵奉命兼任福州海军学校校长，但不久调任江南造船所所长。到任后他继续为摆脱外国人控制，收回大权而采取了许多措施，可未能得到军总长杜锡奎的支持，于是含恨辞职返闽。

    1927年3月，海军马尾造船所兴办长乐县莲柄港农田灌溉工程，陈兆锵又积极参与筹措经费，促成灌溉工程的顺利完成。

    1935年，陈兆锵同萨镇冰、陈绍宽一同创办了“私立勤工工业职业学校”，为福建培养了不少建设人才。此时，他还兼任了福州孤儿院董事长之职，也为慈善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1年4月，福州第一次沦陷时，日军想利用陈兆锵曾有的地位和名望，派人威逼他出来担任“福州治安维持会”会长，但立即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当时他已是年逾八旬的老人了，但正气凛然地严正声明，倘再胁迫，则将以身殉国。这彰显了他晚节弥坚的民族立场和爱国品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时任国民党海军部部长的陈绍宽，曾以海军司令的名义发表函电嘉奖，并颁“凛烈可风”银盾以嘉其志。

    1953年2月4日，这位德高望重的中国海军耆宿在福州法海寺病逝，享年90岁。

    甲午抗敌身先卒 岛海测界捍主权

    海军中将陈恩焘

    陈恩焘（1863—1954），字幼庸，清光绪七年（1881年）毕业于船政后学堂第五期驾驶班。光绪十一年，年方二十二的他，便被派赴到英国海军部伊纪里亚测量船及英国海军绘图部门，学习测绘海图与舰船驾驶。

    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陈恩焘受任北洋水师副官长，并以中国代表身份前往英、美等二十八国商订航海公法，同时负责测量锦州海域并兼任订正旅顺船坞章程委员，后升北洋水师游击。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他英勇抗敌而身受重伤。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陈恩焘曾受命参加在比利时召开的二十六国江河行船公法会议。

    宣统三年（1911年），陈恩焘调任闽江要塞统领。在辛亥革命中，福州革命党人于九月十日起事，但八旗军负隅顽抗，革命军退守于山。此时，他接到军政府闽都督孙道仁电示，要他率炮兵400人，大炮4门，赶到福州来支援，终助福州光复。

    民国元年（1912年），陈恩焘受任闽江口要塞总司令；民国9年，升海军部军务司司长；翌年7月，领衔中将任海军部海道测量局局长，奉命收回被外国控制的测量制图主权，将中国领海、公海以及岛屿的界线范围逐个予以认定，并在上海吴淞口设置测量局办公所。不久，他以年老退休；1954年病逝，享年91岁。

    平关歼敌声威振 将军无愧民族魂

    抗日名将陈长捷

    陈长捷（1892—1968），字介山，螺洲店前村人，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母亲为人雇佣当乳娘，出于无奈便让亲生儿子断了奶并狠心地将他弃放在祠堂里。好在其兄姐们均实在难舍，遂又把他抱了回来。因此，他的别名就叫“拾拾”，意思是拾回来才获得了新生。陈长捷从小便聪明过人，很早就进入私塾斋里读书。老师田春干看到他家贫，又见他聪明可爱，不但免收“束修”，而且他长大后，又帮他到福州师范学堂读书，并且把女儿嫁给他。为此，陈长捷说，田春干不但是他的启蒙导师，更是他的第一位大恩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年方十四的陈长捷便参加福州学生军北上。不久南北议和，学生军被解散，他又回到福州转入武备学堂读书。1917年毕业后，他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第七期骑兵科学习，1919年毕业。应同窗好友傅作义的邀请，陈长捷赴山西任阎锡山晋军第七团见习排长，渐次擢升为排长、连长、团副、代理团长和旅参谋长，1927年升为第十五旅旅长。1930年，该旅扩编为第十一师，参加反蒋“中原大战”，挥军沿津浦线南下，打济南，夺泰安，攻曲阜，捣徐州，屡立战功。后因冯玉祥部下倒戈，张学良东北军乘机入关，使其师腹背受敌，不得不退回山西，所部遂改编为二○八旅。1935年晋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被人暗杀，陈长捷继任该师师长。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攻占南口，汤恩伯部队惨败，陈长捷奉命驰援反攻，经过23次血肉拼搏战，终于夺回了阵地，后因察哈尔刘汝明怯战致张家口失陷，使陈的七十二师陷入敌围。在生死关头，陈长捷指挥若定，出其不意地率师向敌军密集的方向冲杀，终于突围成功，保存了实力，伺机再战。

    南口一战后，七十二师与新独四旅合编为预备第十一军，陈长捷为军长，在代县集结待命。9月，日军坂垣师团直逼平型关，军情紧急。陈长捷受命率军星夜驰战，在鹞子沟和团城口与日军血战12个昼夜，取得大胜，大大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平型关一战，陈长捷军威大振。“预一军”正名为六十一军，陈长捷为军长兼前敌副总指挥，全权指挥前线部队反攻。10月2日六十一军开始与日军展开拉锯战，连续23个昼夜，拉累拉垮了日寇部队，逼得坂垣师团三易联队，想孤注一掷动用了火焰放射器和凝固汽油弹等新式武器，再度南犯。陈长捷则采用开掘坑道战术，潜击敌之前线，使敌军武器无法发挥威力。此时八路军又及时赶到日军的后方出击。于是，日军受到包围，几乎被全歼。接着陈长捷乘胜统军南下，收复宁乡、蒲县，在吕梁山南段建立第二战区指挥中枢，又在泰山庙山地截击日军尾随部队，大获全胜。于是他便被誉为抗日常胜将军。1939年7月，陈长捷凭战功，先后被晋升为第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战区行署主任。

    1940年，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缴化，陈长捷反对阎收缴中央九十军散兵的武器。阎怀疑陈与国民党中央军嫡系将军有频繁来往关系，便解除了其职务。陈长捷一气之下，就率一个警卫营到绥远投奔其好友、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1941年，蒋介石命便趁机任命陈长捷为晋绥边区副总司令，旋又转任其为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后因其部属乘剿缉烟匪之机，大肆抢掠，发生流血事件，迫使伊克昭盟盟长沙王出逃，国民党追究责任，罪牵陈长捷，遂被免职，但允其到重庆陆军大学第六期将官班学习。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又复出任芜湖军官总队长，1947年改任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在傅作义鼎力推荐下，是年12月，蒋介石委任陈长捷为陆军中将天津警备司令。

    1949年1月2日，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并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信给陈长捷，劝其放下武器以求和平解放。但陈长捷错估了自己的力量，回信中模棱两可地请林、罗派代表前来商谈。于是，东北野战军再次严正重申：天津守军必须在1月8日前放下武器！越二日，解放军又严令：1月13日12时前必须把部队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14日攻城。对此，陈长捷即向镇守北平（今北京）的傅作义请示。傅说：“只要坚定地守住，就有办法！” 陈长捷只好惟命是从了。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的上千门大炮同时向天津城开火。陈长捷坚持到15日上午9时，解放军已经涌进了他的地下室指挥部，他只能投降，从此便被俘作为战犯关押起来。

    1959年12月4日，经傅作义多次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报告，请求赦免陈长捷等人。早在1956年，傅作义就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扩大会议上，两次发言中提出过这一问题。1959年12月4日，陈长捷终于获准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十名战犯之一而喜获新生。同时，周恩来总理还亲自接见了他，对他宽勉有加。接着他就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并任上海市政协秘书处专员，负责文史资料的编撰工作。短短几年时间，他写有十余篇计三十多万字文稿，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但“文革”期间，他被当作“牛鬼蛇神”横遭残酷批斗。1968年4月7日夫妻双双被逼自杀。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于1979年2月27日在龙华革命公墓为他举行追悼大会，为他平反昭雪，并将他的骨灰安放在龙华革命公墓。

    为纪念这位爱国抗日将领，笔者特赋诗一首以告慰英灵：“戎马半生勇驰骋，英雄本色迎风云；平关一役声威震，将军无愧民族魂。”

    为国修路显才智 抗日献身呈丹心

    专家厅长陈体诚

    陈体诚（1893—1942），字子博，出生于书香门第，因此，从小便受到良好的家教。青少年时他就学于福建全闽高等学堂，毕业后即考入交通部部办的上海工业专业学校，专修土木工程。由于他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在获工学学士学位后，由学校选派赴美留学，在卡内基钢铁研究院学习桥梁工程。

    1918年4月，陈体诚与化工实验室的一些留学生共同倡立“中国工程学会”。他被推选为会长。为报效祖国，1920年他决定离美回国，学会总部也随之迁回中国，并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各大城市组建分会。1931年，中国工程学会与中华工程师学会合并成立中国工程师学会。

    陈体诚回国后先受任闽江工程局工程师，继转任京汉铁路局工程师。民国16年（1927年）他参加黄河大桥的修建工作，不久兼任北京大学教授，接着又受聘为浙江省公路局总工程师和局长。翌年末，他修成了江山至浦城的闽浙公路干线，该公路成了福建第一条联通外省的路。1933年，他受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处长，兼任闽、浙、赣、皖四省边区公路处副处长。

    民国22年（1933年）1月，陈体诚被任命为福建省政府委员，2月为代理福建省建设厅厅长，旋又兼署全国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处长。民国24年3月，他正式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兼财政厅厅长，任职约三年之久。

    鉴于当时福建公路不多，而且各地公路互不联通，缺乏整体规划，公路疏密分布不平衡，陈体诚经过调查研究，决定科学制定全省公路规划，并确定了重点公路建设向贫困的闽西北地区倾斜、新建公路以官营为主的原则，同时逐步改商办的汽车公司为官办，促使筑路与运输有机地结合起来。

    为保证公路施工质量，陈体诚又主持修订了各种技术与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从而规范了公路建设，有效推动福建交通事业的发展。

    为筹措闽西北公路建设资金，陈体诚没少费心力。为了设法将福建省公路建设纳入全国经济委员会督造范围并争取中央补助投资，他以兼任公路处长的身份，调派公路处工程人员来闽参加福（福州）古（古田）瓯（建瓯）公路的测量施工，终使工程艰巨的山区公路在1938年春按时达标建成，而且还大大节省了造价。他在任短短的几年期间，便在八闽建成了一千多公里的干线公路，使福建省初步形成了公路网络。这些道路在不久以后的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应当说这与这位卓越的公路专家厅长密不可分。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政府为了加强西北建设以作为抗战的后方战略基地，1937年12月调陈体诚为西北公路特派员，并让他兼任甘肃省政府委员，主持兴建兰新公路和兰苏公路。陈体诚亦深知建设西北国防公路事关抗日救国大事；因此，从勘测到施工，他都必定亲临现场严加考察与督导，而且总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1934年7月，陈体诚升任国家公路运输总局局长，不久又升任交通部参事。当时，支援中国抗战的国际援助物资多从缅甸运入中国，陈体诚又受命负责中缅公路运输工作。日军企图切断这条重要通道，中国军队为保卫这个运输大动脉，便入缅对日作战。此时，陈体诚受命为国家总动员运输组主任、中缅运输局副局长，授少将军衔，亲赴缅甸的仰光、腊戍等地督导抢运抗战物资，不辞辛劳，全力以赴。1942年7月11月，这位中国杰出的公路工程专家终积劳成疾病逝于云南昆明，年仅49岁。他的两个儿子陈彪、陈篪作为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全都继承父志，也均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

    身任高职肩党政 老骥伏枥传口碑

    党政领导陈振芳

    陈振芳（1919—1998），为革命工作需要，长期化名为程序。所以，如果说陈振芳这个名字，几乎没多少人会认识；可要说程序，从20世纪80年代起，恐怕广大的福建人就没人会感到陌生。

    陈振芳出生于福清市海口镇斗垣村，祖籍螺洲。

    20世纪30年代初，时年才十一二岁的陈振芳就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31年12月26日子夜，福清县龙田、高山两地农民，因不堪忍受国民党省防军林靖（原仙游土匪头子，原名林继增）土匪部队的欺压和蹂躏，于是在福建各地蓬勃发展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在地下党及进步学生、归国华侨的参与下，自发奋起暴动，一举消灭了林匪驻在龙田、高山两镇的官兵八百余人，震动八闽。这便是著名的“龙高暴动”。因为年纪小，当时还是初中学生的陈振芳，只能参加宣传和救护伤员工作。

    “龙高暴动”的胜利，很快引起党的重视，中共福州市委委员黄孝敏奉命来福清了解情况以总结暴动经验。为了掩护他，陈振芳便让他住在家里并请祖父为他治疗疾病。按照黄孝敏的意见，1933年陈振芳便利用暑期在四村办起了民众夜校，并自编了一首《抗租抗税歌》：“天苍苍，地茫茫，终年劳苦为谁忙；穿无衣，吃无粮，病无医，睡无床，保长抓丁又催税，地主逼债催租粮；娃‘穷’人多力量大，参加农民会，有事好商量；抗租抗债抗捐税，不支差役不纳粮；恶鬼逼得紧，索性反他娘！”他积极向贫苦农民进行革命宣传，努力发展农会会员，培养革命力量。1933年暑假，陈振芳14岁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海口镇成立了党支部。

    1934年6月下旬，在福清南西亭暴动前夕，党组织让陈振芳同何可春一起刻写印发宣传材料，并负责“交通”联络保密工作。参加南西亭暴动队伍共一百多人，在当地群众配合下，抓到了好几个土豪劣绅，烧毁了一批债据田契，把没收的地主囤粮分给贫苦农民，同时收缴了长短枪二十多支，分粮一百多担，狠狠打击了地主势力，也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因十九路军“闽变”失败，陈仪入闽主政，加强了对福建共产党人的搜捕和镇压，福清革命形势同全省各地一样处于低潮。适时，陈振芳初中毕业。中共福清中心县委书记黄孝敏二度来福清，觉得他尚年轻，便让他先担任团中心县委书记，在黄孝敏直接领导下，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斗争。

    从1935年5月到1936年2月，闽中特委把福清游击大队扩编为工农红军闽中游击支队，先后在琯口、永泰一都、东山、莆田大洋、闽侯沪屿及福厦公路线上，歼匪（刘春水、吴师、黄阿大等几股土匪）并抓获大田县县长萨福畴、福建省银行副总经理钟疆士及多名宪兵，同时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威震全省。为此，国民党军队出动了三千多人对罗汉里根据地大举“清剿”。面对强敌，闽中游击支队兵分三路，分散突围，胜利地转移到莆田、永泰交界山区。

    在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游击根据地的同时，鉴于福州的党组织被破坏之后，工作亟待恢复，陈振芳于1935年秋受命来福州西门外祭酒岭协和高级农业职业学校，以念书名义与进步学生黄铢取得联系，通过民众夜校读书会等灰色组织进行抗日宣传，团结进步同学，并伺机发展组织，深入工作。同时他被指派为福清县委委员兼负责与福清进步农民的联络工作，并受闽中特委和福清县委的双重领导。不久，在他的努力下，不少进步青年入党，从而建立了“协职”支部，陈振芳任书记，使得党在福州有了一个新的立足点。

    1937年2月，福清县委书记陈炳奎被捕，3月闽中工委秘密指派陈金来继任县委书记，陈振芳任副书记。翌年8月，福清中心县委正式成立，他又担任中心县委副书记。1938年12月，他又奉调闽江工委工作。

    1939年，陈振芳当选中国共产党七大代表，几经周折，好不容易于1940年12月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他先后到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陈振芳奉调东北，历任中央沈阳工委民运部长，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兼农委书记、部长与财税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历任辽宁省工业部长、中央东北局科委副主任、中共抚顺市委书记。在东北长达36年的工作期间，他为百废待兴的我国重工业基地的恢复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想而知，他肩负的领导责任是多么的沉重，以至很少同家人进行联系。特别在“文革”期间，陈振芳作为所谓“走资派”受到了不应有的批判和迫害。“四人帮”倒台后，陈振芳复出担任领导工作。

    1981年，陈振芳调回福建工作。在以后的12年中，他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福建省人大主任兼党组书记，并且为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四大代表。虽然此时他已年逾古稀，但依然“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地为福建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自己无私的奉献，因而赢得了八闽人民的崇敬和爱戴。

    1993年，陈振芳74岁时才正式离休，但他还十分关心下一代工作。为努力培养更多的合格接班人，他经常走访各地青少年劳教所，关怀失足青少年，鼓励他们努力在劳教中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成为新人回到正常社会生活中来。

    陈振芳投身革命六十多年来，从未数典忘祖，除了关心福清桑梓的父老乡亲外，也没忘记祖籍故土螺洲。1993年秋，他终于有机会带领一家人回到祖籍地螺洲店前村参加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螺江陈氏祠堂的修复竣工庆典活动。从而，笔者也才有幸同这位族亲会晤。记得那时他很高兴地为祖祠题写了一幅祠联：“祠宇辉煌重光故里，官箴正直仰慕先贤”。

    科教精英群星灿烂

    天体物理探索者 成果丰硕科学家

    中科院院士陈彪

    陈彪（1923— ），字达聪，1923年11月23日出生于北京，祖籍螺洲，为我国杰出的公路桥梁专家陈体诚的长子。由于父亲的工作经常迁任，所以，他小时就读的中小学也就随着变动：1933年杭州小学毕业后回到福州读初中，1941年赴成都蜀华中学学习；1941年高中毕业，同年即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42年父亲病故后随家庭转学到重庆交通大学电机系，只读了半年又因病休学返回成都疗养；1943年夏转入金陵大学物理系二年级。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台湾大学物理系和金陵大学物理系任教；1947年8月到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任助理员。

    陈彪早期本从事天体物理研究，曾对宇宙学、天体光谱谱线轮廓、太阳表层对流、白矮星内部输运等方面进行过探讨。新中国成立后，他看到国家百废待兴，认为基础研究成果必作用于改善人民生活，于是在1953年后便毅然放弃了几年来对理论天体的物理研究，而投身于太阳物理的探究。

    鉴于我国仪器设备短缺，他提出对太阳物理的研究和发展的三方面建议：在北京和昆明建立我国南北太阳物理的新的观测基地；在南京建立太阳物理观测仪器研制基地和人才培训中心；对太阳物理观测和研究应侧重于为应用服务的太阳活动预报与太阳活动对地球影响，特别是对太阳耀斑的预报。此后40年，他始终身体力行地为实现上述的发展目标而奉献出自己的睿智和力量。

    1956年，陈彪赴苏学习时即购得一台苏制色球望远镜安装于北京天文台。1957年，他从法国又订购了一台色球望远镜，安放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后来他自己请人又配置了一台送往云南天文工作站（今云南天文台）。终使我国的色球观测网基本成形。同时，在他的支持鼓励下，南京天文仪器厂也开始研制出干涉偏振滤光器。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六七十年代，在他的领导下，南京天文仪器厂研制了Ha单波段太阳光谱仪（顺利地观测到一批史上罕见的太阳特大爆发的光谱资料），以及多台多波段太阳光谱仪，分别安装在南京、昆明两地的天文台。而且他还为北京天文台研制了一台附有太阳光谱仪的60厘米太阳望远镜。这些不断改进的新仪器设备，均为随后我国22周太阳活动峰年的观测研究取得多项重要科研成果奠定了基础。

    在重视天体观测的同时，陈彪还潜心太阳物理理论研究。在他的倡导下，磁体力学的理论研究也在紫金山天文台兴起，磁流体理论遂渐形成太阳耀斑的贮能、耀斑能量的释放和相伴的流体过程、高能荷电粒子的加速，这三个研究方向有力影响了国内其他研究单位的同类研究。他自己则在旋转球体中对流层与磁场的耦合方面做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研究。

    1980年5月，陈彪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受任云南天文台台长。

    20世纪90年代末，为了筹建一个综合性天体物理研究中心，充分利用国际共享的天文数据资源，更好地获取国际一流的天文研究成果，以更快推动我国天文事业的不断发展，他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及紫金山天文台的合力支持下，筹集了20万元启动经费，于1993年11月在南京正式成立了华东天体物理研究中心，顺利地筹办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在国内天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作为中国天文学会理事、国务院科学联合会社会问题科学委员会太阳专业组委员、国际学术刊物《太阳物理》编委的陈彪，数十年来在多种权威学术刊物如《中国科学》、《天文学报》等发表了不少极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如《太阳表面米粒组织的运动所传播的能量及其对于光谱吸收系数的影响》、《太阳的自转内部环流和磁场》、《利用气球卫星的轨道变异研究太阳活动的一些问题》和《天体弱湍流噪声》等。

    钢铁意志专科研 丰功伟绩铸辉煌

    科技“铁人”陈篪

    陈篪（1927—1978），为陈体诚的次子，祖籍螺洲店前村。1948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因成绩优异，被留校任教。为响应党的号召，他于1949年7月满腔热情地奔赴我国东北重工业基地支援鞍钢恢复生产工作。在鞍钢，他历任鞍钢检验室技术员、班长、鞍钢中央试验室冶金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钢铁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等职，并于1950年9月30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间他曾先后两次被派往苏联冶金工厂和研究所实习。因其考试成绩优异和当时国内科研工作需要，组织上便让他提前回国。

    在1953至1958年间，陈篪先后发表《关于钢中的白点》、《关于钢的低倍组织的缺陷》等学术论文，为鞍钢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也崭露了他科学技术研究的才华。

    1958年6月，陈篪被调到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先后担任高温合金研究室副主任和金属物理研究室副主任。那时他正值风华正茂的而立之年，工作干劲十足，刻苦勤奋，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中去。可是在1960年，中苏关系矛盾激化，苏联政府单方面毁约，撤回专家并带走技术资料，对他思想产生了强烈的触动。他在日记中写道：“过去先烈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付出巨大牺牲，现在干革命也要付出牺牲。我要立雄心壮志，永不满足，任何时候从零开始；我要甘当无名英雄，甘当无名垦荒者、掘宝人。”

    陈篪一向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做实验，一定要求数据准确，一有疑点，他都要推倒重来，反复求证。1965年，《金属学报》杂志发表了他的一篇论文《镍金高温合金中位错与γ＇相的交互作用》，对研究γ＇相的结构和性能，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与理论意义。

    陈篪的科研工作，一直受到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因此他就更全身心地扑在课题研究上。无论是节假日，还是业余时间，他几乎都是在实验室或工作室中度过的。为了节省时间，他总是一边啃着馒头，一边工作。每逢实验紧张，他就睡在实验室里。为了工作，他就这样地废寝忘食。在炎热的夏天，他仅穿着背心，长时间挥汗工作在X光衍射仪旁，从不考虑这严重有损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始终是以身作则亲自动手。在他的艰苦努力下，历经了几十次的试验后，终于在1965年，他和他所领导的课题组炼出了较大的Ni3Al单晶体，从而为研究γ＇晶体的强度和范性及其蠕变和持久性能创造了条件。这项科研成果在《物理学报》发表后，立即受到日本等国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文革”早期的1966年，陈篪受了不应有的批斗，接受“改造”。就是在这种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他白天劳动，晚上仍暗暗地将以前的实验记录进行整理、分析、研究。经受批斗后，他还经常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后来他又利用被勒令回研究室继续“劳改”的机会，偷偷地为室里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试样加工车间。由于刻苦学习，他居然能熟练地掌握英、俄、德、法四国语言，这也为他能及时获取国外先进的科技信息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陈篪被宣布“解放”后，面对科技界队伍被搞散，设备被毁坏的现实，只好写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并期盼着早日召开自然科学会议，并恳切地提出：“要把科研事业搞上去，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有远大目标和全面规划，要用相当力量来开展探索性工作，而科研正是为工农业生产开辟前进道路的……”其深切赤诚的爱国之心亦由此可表。

    1972年，陈篪恢复为金属物理研究室主任之后，就倡议成立了断裂力学研究组。那时，我国为了发展核电工业正需要测定核反应堆压力容器用钢断裂韧度的测试方法，很多问题要自主研究解决。为此，他便从1975年开始，做了一批试验。此后，他又精心研究出了与开裂的物理图像密切相关的两种方法：解析法和金相剖面法，为国家的核电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帮助。同时，他也十分关注断裂力学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生产实际。例如，得知过去铁道部门只要发现火车车轴有裂纹就须报废，他就想根据车轴的材质和受力状况，利用自己科研成果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使有裂纹的车轴在控制裂纹长度允许的范围内，仍可继续安全使用。

    1975年7月，陈篪患上了甲状腺癌，并已扩散，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动了三次手术。尽管病魔在残酷地折磨着他，但他还是忍痛坚持在病床上继续他心爱的科研工作，甚至，乘医务人员不在时，悄悄地跑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1976年，身患重病的他，居然完成了9项研究工作，在断裂理论和测试技术上都取得了不少杰出的成就。

    1977年3月，陈篪接到7月份要赴加拿大参加国际断裂会议的邀请书，他下决心与同事们一起合作提交一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于是，他就搬回院里住，以坚强的毅力，克服正在恶化的病痛，苦战三个月，终于顺利完成了这项重大科研成果，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并让同事如期出席了加拿大国际科研交流会议。

    1978年3月，陈篪被邀请并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由人扶着病躯的他，手颤抖着拿着亲自写的讲稿，坚持在大会上发了言，让许多与会代表感动得热泪盈眶。在临终前半个月，他还拖着虚弱的身体在研究室成立了一个新材料研究的课题组，并亲自写了近、远期的研究计划。在课题组成立会上，他用沙哑的声音，吃力地讲了三个多小时的话，鼓励大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978年8月31日，是陈篪临终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这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他的腿脚已经肿得连鞋都很难穿上了，而且一碰就流水，但他还是要找小组的同志谈工作，真正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978年9月10日，陈篪离开了人世。

    1987年5月，钢铁研究总院特树立了陈篪的塑像，让人们永远学习和纪念这位科技战线上的“铁人”。

    螺江陈氏宗祠内亦悬挂有“科技铁人”族贤牌匾以示对陈篪的深切缅怀。

    学术权威奉泰斗 教育宗师光中华

    一代宗师陈岱孙

    陈岱孙（1900—1997）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是公认的经济学的泰斗和一代宗师。因年高德劭，人均敬称之“岱老”。

    岱老，曾用名陈总，1900年10月20日出生于螺洲陈族一个书香门第。按农历，其出生日为闰八月二十七日，正好与中国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的生日相同。孔子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高足，而岱老一生从教，桃李遍天下，更培养出许多国家栋梁和闻名中外的杰出经济学教授、专家。笔者很赞同林其屏记者的看法：“今天，孔子在国人心目中更像一尊神，而陈岱孙只是20世纪一代学人的代表，不过他将孔子‘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意义发挥到了极致。”

    陈岱孙先生的父亲陈懋豫，清光绪癸卯科举人，为同知衔分省补用知县。祖父陈宝璐是清光绪戊子科举人，庚寅恩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河南司行走。末代帝师陈宝琛就是他的伯祖父，俗称伯公。所以，他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教。幼年时他也上过几年私塾，后就读于福州鹤龄英华中学；1918至1920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从1920年秋至1926年，先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并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随后又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作短期考察和研究。为报效祖国，1927年春，他毅然回归故土。之后的十年间，他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法学院院长与经济系主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曾任职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受任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1952年9月至1953年10月，受聘中央财经学院第一任院长；翌年10月，受聘于北京大学，从1954年7月至1984年2月，差不多当了近十年的经济系主任；早在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其间，他还任职过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经济组副组长，中华全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北京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多项重要学术兼职；1951至1952年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4年起连任全国政协从第一届到第八届的委员，并为第六、七届常务委员。

    作为老一辈的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情怀伴随着陈岱孙的一生：青年时期，军阀纷争，国家政治腐败，积贫积弱，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激起年轻陈岱孙救国强民的朦胧革命意识。1919年，他曾满腔热情地加入到反帝反封建“五四”运动中。抗战时期，他又以经济学为武器，积极为抗战出谋划策，同时呼吁反对独裁，团结抗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策动挑起反共内战。在此时局危难之时，他便同张奚若等著名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一起，发表宣言，疾呼停止内战、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建立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谢绝友人邀赴台湾的请求，毅然决定留在大陆。因为他认为：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完全无救，希望在于共产党。

    岱老一向视教育为己任，早在先期的清华及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就为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教学中，他从来注意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因而获得广大学生的尊敬与爱戴。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意气风发，充分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他撰写的40万字的大学专业教材《经济学说史》，其实就是高水平的经济学学术专著。可惜由于20世纪50年代受极“左”思想的排斥，这一追求思想变革的重要成果，竟被禁止出版！与其说，这对当时的岱老是个重大思想打击，不如说给他的教育事业乃至对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都造成难以估量的重大损失。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文革”时期，被视为“学阀”的陈岱孙自然也不能幸免遭受错误的批判，随后就被下放劳动改造。时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岱老已步入髦耋之年，但却焕发了青春，又全身心地投入他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去。其学术思想之活跃，著述成果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过的。在生前的十多年，他陆续发表了包括专著、论文、教材、回忆录和随笔等各类题材的成果，总计不下百万字。这还不算他为许多专家的各类著作所撰写的数十篇序言以及在各种场合就各种问题所作的多次演讲。

    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早在198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中，他就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既不应一概排斥，也不赞同全盘照搬，而应结合中国国情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以决定取舍。对把西方经济学与改革开放视为对立的错误偏见或企图，岱老明确地表示了不满和拒绝，并且坚持他历来的主张：决不能走某些西方国家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特点的老路，而须从发展生产力着眼，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供给，同时注意加强宏观调控，以保持总量平衡和各部门的协调发展，力求避免大的波动。他对我国经济中不时出现的过热现象，尤其是过高的通货膨胀率，深表忧虑和担心。事实已经证明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

    更难能可贵的是，岱老把自己的一生自始至终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国家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当20世纪70年代中叶拨乱反正时，岱老早已是年逾古稀的人，本可离休颐养天年，可他却欣然重返讲坛，继续肩负学术领路人的重任，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年近九十，他才告别讲坛。可在家中，他仍然担任着博士生导师，直至他逝世。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称颂和评价他，应当是最恰当不过的吧！好在作为“一代宗师”的岱老，几十年呕心沥血的辛勤耕耘，终于培养出满天下的芬芳桃李，像厉以宁、晏智杰等出色的经济学家均出自陈门。1990年岱老九十寿辰时，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贺信中称赞他是“光荣的爱国主义者”，充分肯定了他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出的宝贵贡献。1995年，在北京大学祝贺岱老九十五寿辰大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百忙中特送来贺信，贺词情真意切，十分感人。

    1997年7月27日8时12分，这位万众景仰的经济学泰斗，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与世长辞。笔者谨以下联，缅怀先贤：道德文章风范在，丹心永垂炳千秋！

    海滨邹鲁奇才女 文史诗词贯古今

    才女学者陈懋恒

    陈懋恒（1901—1969），字穉常，号荔子、落叶、墨痕、蕊渊、叔水。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6月21日）出生于螺江陈氏名门望族，先祖是陈若霖、陈承裘，也是陈宝琛的亲侄女；其父陈宝瑨为光绪（庚寅恩科）进士，累官至云南曲靖知府；其长兄陈懋鼎，进士出身，也是晚清名宦。她从小就受到书香门第的良好教育和思想熏陶。

    小时候的陈懋恒，就能熟读并背诵十三经中的十一经。同时她喜读文史，工于诗词，且善琴棋书画。其博闻强记，聪颖敏慧，堪称为奇女子。13岁时，她曾奉父命作《荷花诗》：“一茎出水吐轻红，翠盖亭亭倚晚风。绝世何须曾解语，清标正在不言中”，清新含蓄，充分表达了不甘流俗的思想境界。

    从1914年居家螺洲，到1924年进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就读之前的这10年间，陈懋恒就写了151首旧体诗词，辑编为《花萼集》；在1924年入学附中起，至1928年考读燕京大学前，她写了178首古诗词，录编进《华南集》；1928年从入学燕京大学至1940年离京赴沪前这段期间，入编《燕京集》的所作有92首；从1940年（诗人是时离京迁沪）至上海解放这段时间，所作90首入编《淞滨集》；加上之后入编《绿意集》的75首，一生共有586首诗词，足见其诗作之丰，才华之奇！

    居家螺洲时，陈懋恒借助邮寄函授，自学理化与外文，1924年才入华南女子学院附中就读。她能诗善文，主持校刊《南风》并在发刊辞中写道：“黑云如墨，长夜漫漫，此非吾国四千年女界之现象乎？书曰：牝鸡无晨。诗曰：哲妇倾城。轻女之风，自古已烈。后世溺于积习，囿于所闻，奉糟粕为圭臬，似有为为至言，所以压制锢壅女子者，无微不至。以智识为大戒，以卑下为美德，遂便天赋良能，梏亡殆尽。”这是多么中肯而有见地的言论！

    1927年，陈懋恒升入华南女子学院，翌年便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0年夏，因校方无理开除主持公道的学生会主席赵泉澄，她撰文主持正义为之辩驳，事经三年，终获胜果。后来，她将这次抗争运动之始末写成《燕京潮》一书。这件事表现出她的刚直勇气和高尚品格。

    “九一八”事变后，陈懋恒发起组织学生抗日救国团体，并被推举为赴南京请愿团代表。针对日本的卑鄙侵华，她撰写了《明代倭寇考略》。此时她还作过一首词《满江红.自题圣战记》：“锦绣河山，是吾祖吾宗心血。五千载，文明远播，声威赫烈。四亿人心原不死，百年国耻终须雪。扼卢沟，一弹震全球，同仇决。秃不尽，苏卿节；割不尽，常山舌。莽中原，暴遍国殇英骨。别鹄歌残贞魂冷，倚闾梦断羁魂咽。庆凯旋，洒笔记精忠，何能缺！”陈懋恒以无可争辩的史实，有力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抒发了自己的爱国热忱。

    1933年大学毕业，陈懋恒积极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代理《京报》主笔，同时受聘为北京历史研究院编辑，并撰著《春秋考异》。

    1936年，陈懋恒与著名历史学家赵泉澄结婚，嗣后入北平研究院任史学编辑，直接参与整理清朝皇室档案，并协助她丈夫赵泉澄撰著《清代地理沿革表》。

    此后较长的一段时期，陈懋恒曾先后执教于东吴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无锡国文专科校等。此间，她还独自创办《世说》月刊。

    1951年，陈懋恒应中国著名文史学家顾颉刚约请，撰著《中国上古史演义》。该书出版不到2年，共印5版，到1982年，又印3版，总计发行31.5万册，被列入全国中专学校必读书目。

    1953年，陈懋恒又撰写了《秦楚演义》与《史可法》两部史书著作，同时还为《明史》标点。

    1955年，陈懋恒应邀赴京协助中国著名的史学学者邓之诚整理《中华二千年史》中的明、清部分。由于她学识渊博，勤勉认真，深受领导和专家的好评。

    1956年，陈懋恒调上海市历史研究所工作。此间，她还曾为上海历史研究所研究生讲授过《资治通鉴》，达一年之久。

    1960年，陈懋恒又与丈夫赵泉澄一起调到上海财经学院任职。1962年至1963年间，她曾参加《辞海》历史地理编写小组，从事该词典的编纂工作。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爆发后，厄运迅速降临到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头上来，自然，陈懋恒也难逃此劫。1969年10月13日，已是68岁老人的陈懋恒被批斗后，不幸在被强迫劳动时跌伤而不治身亡。我们深为这位中国著名的才女学者过早地离开人世而感到无限痛惜。

    陈懋恒遗作有《中国通史演义》、《夏商西周史话》、《喇嘛教史略》、《春秋演义》、《燕京潮》、《双峰梦》、《红巾军》、《葛云飞》、《春秋考异》以及新近出版的《陈懋恒诗文集》等。

    文化艺术有名家

    画作篆书留墨宝 大家风范励后昆

    书画大家陈体申

    陈体申（1933—1999），笔名丁仃，1933年7月17 日出生于上海，祖籍螺洲。

    幼时陈体申因母改嫁，寄居于苏州姑母家，1941年又到江西避难，1943年复返苏州读小学，1946年就学于苏州草桥中学，1948年开始在苏州的《苏报》上发表揭露“职业学生”特务行径的讽刺诗《耗子的口红》及散文。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刚满17岁的陈体申响应上海学联号召，随军南下福建，并为福建文工团创作员。这期间他还参加过剿匪、土改等工作队，编过剧本，当过舞台设计，画过幻灯片，做过宣传工作，甚至还当过话剧演员。由此可见他是个多才多艺的年青人。

    1952年6月，陈体申调到福建日报社任美术编辑。自1954年起，他以“丁仃”笔名发表作品。1956年，他赴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彩墨系学习。此时，他的漫画作品《祝享福下乡》、《作家与孩子们》、《四季大忙图》、《不学无术》等入选全国首届漫画展。才21岁的他，便初露锋芒，显示他的绘画创作才华。

    1958年从美院结业后，陈体申复回福建日报社任美工组组长，并常深入厂矿、农村、海岛、林区进行速写与素描，同时也创作发表《林业城》、《赶旺讯》和《大拉钩》等木刻漫画及宣传画、连环画等美术作品，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1962年春福建省美术家协会成立，陈体申当选为理事和副秘书长；版画《秋熟》、《胜利再相会》、《东海民兵》等分别入选福建省、第一、二届版画展。

    1965年7月，陈体申的漫画《南越烈火》入选福建省“抗美援朝”美展。

    1966年6月“文革”开始，陈体申涉嫌“反革命”受审查，并被抄家，下放闽北山区“劳改”。

    1978年，陈体申获得平反，任福建日报社美术摄影处副处长。粉碎“四人帮”后他创作了大量版画和漫画，并发表讽刺诗和美术评论文章。

    1979年4月与11月，陈体申先后出席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和全国第三届美协代表大会，并发表了《采茶扑蝶》、《使劲吹》等漫画展作品；1981年至1986年先后发表了漫画《壮观》、《不是车间》、《人民公园》、《父与子》、《丰收在望》、《敢说敢坐》、《面具》、《文明乘车所见》以及连环漫画《骗子兄弟落网记》、讽刺诗《机关十戒》等。

    1982年，陈体申当选为福建省美协副主席，1983年任福建省文联副主席，1985年任主席，1992年后兼任福建省画院院长。同时，他还是中国文联第五届委员、福建省政协常委与文教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荣获“在文化艺术专业有突出贡献”证书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先后担任全国第八届画展总评委会副主任及1994年香港市政府双年展中国书画总评委等职务。

    陈体申的漫画作品《祝享福下乡》、《壮观》与国画《樱花仕女》、《迎春》等均为其代表作。水墨画《樱花仕女》还入选中国美术馆联展。他于1997年创作的《迎春》也入选中国百名画家迎香港回归大展。其画风洗练，富有情趣。

    中年以前，陈体申以漫画出名，中年以后更醉心于篆书。特别是他的大篆，尤显深厚，古朴并富有气韵。他的大篆“南漈飞淙”勒石于宁德南漈山，可谓气势磅礴。1992年起，他还创作了李白诗《日出入行》百字大篆，以及《洗出庐山万丈青》（为宋庆龄基金会收藏）、《我辈复登临》（为毛主席纪念堂收藏）、《金秋送爽》、《汇骏》、《书画参观舞剑器》、《苍霭翩跹》、《采百家言》、《融古铸今》、《如黛》等大篆代表精品。在书画艺术评论上，他又是全国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和鉴赏家。

    陈体申虽然出生于上海，远离家乡螺洲，但返闽工作后不忘故土乡情，得便时还回来探望族亲。螺江陈氏宗祠和螺洲天后宫重修时，他曾经常回乡帮助撰写楹联，现今这两处历史文化遗存里都还留有他珍贵的墨迹。这都表现出他对故土的热爱和深厚的家乡情结。

    1999年3月19日，陈体申陪同上海远东出版社领导同志赴泉州组稿，途中不幸因车祸逝世，终年66岁。

    陈体申的书画作品多结集出版，如《丁仃书画》、《丁仃的艺术》、《丁仃漫画》、《丁仃大篆》、《走进历史.丁仃速写集》等，其著作则有《大小由之集》、《大小由之集（续篇）》等。

    为表彰这位螺江陈姓杰出名贤，螺江陈氏宗祠理事会特在祠堂里悬挂“书画大家”祠匾，以作永久的纪念。

    评话伬唱古曲艺 薪火传承陈家人

    曲艺名家陈竹曦

    陈竹曦（1929—2008），字晴篁，曾用笔名“康主”、“濯非”和“昨非”。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陈仲湄是个正直、博学的老同盟会会员，母亲林淑柏是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名教师，所以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教。

    1949年，陈竹曦在福建省立福州高级农业学校园艺科毕业后即留校工作。由于他自幼就喜欢福州乡土文艺——福州评话，所以常给福州广播电台提供“评话序头”并在台演播。不久他就正式被调到福州广播电台里任评话说唱编辑。

    1961年，陈竹曦又调到福州曲艺团为曲艺专业作者。同年，他与伬唱表演艺术家陈润春结为伉俪。没过几年，“文革”便开始了。但作为“牛鬼蛇神”，他并不气馁，贤妻陈润春给他以很大的信心和勇气。

    1978年，陈竹曦终于又调回福州市文化局。他不改初衷，依然热爱他的曲艺事业，身体力行地为繁荣发展福州评话和伬唱，为扩大福州乡土艺术在海内外的影响，执着地努力，默默无闻地作出了难能可贵的奉献。

    在长达几十年的福州曲艺文化研究与创作中，陈竹曦成果丰硕，成绩斐然。他所创作和整理的曲艺作品约近百万字，分别发表于全国性或省级刊物，不少作品由省、市电台播出或在市曲艺团上演。其中，他与人合作的评话《千金买骨》还荣获部办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调演创作一等奖与演出一等奖，并入选《中国新文艺大系》；另有评话创作《南郭先生新传》、伬唱《邹忌讽谏》及故事《心愿》等，也均在全国性曲艺比赛中获奖。由他执笔整理的传统评话《桐油煮粉干》、伬唱《招姐做新妇》等，于1985年被选为出访美国和香港的演出节目。

    陈竹曦不仅是位有成就的福州曲艺作家，而且还是位出色的曲艺理论研究者。改革开放以来，他更加焕发了创作“青春”。在其论文《福州评话是活化石》中，他就对福州评话与唐代俗讲、宋代诗赞平话的承袭关系及其演变过程等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因而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同时也荣获了1987年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此外，《略论曲艺的传统优势》亦入选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的《曲艺特征论》，并荣获福州市社科优秀成果奖。这都足以证明他在传统曲艺文化理论研究上的建树。

    陈竹曦于1980年加入中国曲艺家协会，1984年任福州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86年荣获福州市劳动模范光荣称号，1987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文代会代表，1988年起担任福建省文联第三、四届委员，1988年任民盟福州市文化工委副主委，1990年起任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1991年退休后返聘《中国曲艺志.福州分卷》、《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福州分卷》常务副主编，1996年当选为中国曲协理事。

    作为螺江陈姓的后裔，陈竹曦热爱家乡，不忘宗功祖德。从“螺江陈氏宗祠”的重修到店前村“螺洲天后宫”的复建，凡是家族的公益事业，都少不了陈竹曦的热心发起和积极参与。令人惋惜的是2008年3月11日，他过早撒手人寰。这不仅是福州曲艺界的一大损失，而且让螺江陈氏家族也失去了一位急公好义的热心人。

    陈竹曦为人平和，热情，人们平时都尊称他“竹哥”。其生前与笔者常有联系。在他中风生病期间，我常前往探望。此间，他总嘱望我能专门为家乡和陈家写一本书，态度十分恳切。彼时情景，令人感动，让我至今难以忘怀。如今，我终于如愿（也是“竹哥”的愿）以偿，可借此书告慰竹曦兄泉下英灵。

    “曲艺世家”附介

    陈竹曦的夫人陈润春是一位福州家喻户晓的曲艺表演艺术家。她10岁拜师学艺，20岁独创“润润伬唱”艺术表演风格，并参加全国首届曲艺会演并获奖。1985年，他们夫妻双双应邀出访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演出与学术交流。2001年，她荣获了中国曲艺家协会颁发的“新中国曲艺50年特别贡献奖”。

    陈竹曦与陈润春的小女儿陈晓岚，也继承了父母的曲艺事业。她是现任福建省艺术指导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福州市曲艺团书记、团长和二级编剧，创作了如《平安赞》、《销烟颂》、《家祭勿忘告乃翁》、《珍珠传奇》、《孝义巷传奇》、《罗城插青》等曲艺作品，很多作品发表于全国性刊物《曲艺》。《家祭勿忘告乃翁》、《梦断红楼》、《冯玉样办堂会》还分别荣获福建省曲艺创作二等奖、省曲艺节铜奖、省曲艺节创作一等奖。评话《迷你餐厅》、伬唱《喜别棚屋》、十番伬《春回坊巷》等均在全国比赛中荣获大奖。她也因此荣获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并被评为福州市十佳文艺工笔者，被授予福建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她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彪炳史册的革命俊杰

    出生入死干革命 碧血丹心见遗书

    革命一家陈振先

    陈振先（1922—1947），又名陈振华，别名为拓夫，1922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廿八）出生于福清海口镇斗垣村，为陈振芳的二弟，祖籍螺洲，为店前村陈氏家族后裔。

    陈振先自幼就生长在革命家庭里，父亲陈宏宇早年毕业于福建省政法大学，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追求进步和光明，与福清早期共产党员何文成为知交，十分支持何文成在海口地区举办国文补办班，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1930年，陈宏宇因发动反对“百税捐”，抵制并烧毁日货被捕，惨遭毒打。敌人用枪托戳击其胸部，他当场大量吐血不止，不久便含恨离世了，年仅三十出头。为此，在陈振先幼小的心灵上便深深地种下了对反动派仇恨的种子。

    陈振先于1931年在融美中学读书时就在他母亲带领下开始秘密参加革命活动。其时，他母亲夏淑琼、大哥陈振芳都已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了共产党员，他自己的家也就成为革命活动的联络点和地下交通站，于是他就自觉承担起站岗放哨的任务。

    陈振先自幼聪颖敏慧，具有琴、棋、书、画的文艺天赋，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他大哥陈振芳革命思想影响下，他求学时就阅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及苏联译本的《夏伯阳》等进步刊物和书籍。

    1935年秋，经中共福清县委书记陈金来介绍，陈振先参加了共青团，同年即转为共产党员，后来参加了三年的游击战争。

    1938年，即“七七事变”后的第二年，为进一步开展党在学校的革命工作，县委便派陈振先到福清私立明义中学，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团结进步同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此间，他和进步同学自发成立了“福清原野读书会”并创办了《原野》半月刊，积极宣传抗日文化，抨击汉奸卖国贼和投降主义，提倡民主，反对法西斯，揭露贪官污吏等黑暗的社会现实。刊物发行量由200份扩增至1000份，发行至全国14个省、市及香港、印尼泗水、印度加尔各答，广受欢迎，影响不小。他以“静仙”为笔名在自办的半月刊上先后发表《出嫁的前夕》和《张德》等以反帝反封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小说。

    1941年4月，日军入侵，福清沦陷，陈振先遂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并且积极发动斗垣、星桥等村群众参加游击队。8月4日，长乐抗日游击总队获得日军行动情报，决定协同福清抗日游击队联合挑选了48名战士组成“敢死队”，乘夜进入琅尾港南岸榕树林里埋伏。夜十点许，当日军第一艘汽艇进入游击队视野仅距十多米时，队员们随着一声令下即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打得日军晕头转向，乱作一团，纷纷跳水逃命，陷进泥沼的日军则成了游击队的活靶。游击队当场即击斃了日军司令田中岛和日寇多人。当日军第二艘汽艇赶到企图反击时，游击队已无一伤亡地安全撤离。陈振先在这次伏击战中，表现得十分勇敢、沉着，荣获抗日银质奖章。

    9月，日军撤出福建沿海地区，抗日游击队化整为零。陈振先接受组织安排，到沙县省立福州第一中学（简称“福高”）就读，并仍然从事学生运动。此间，他还根据长乐琅尾伏击战事迹，创作了一篇小说《战士的血》，大大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

    在“福高”就学期间，陈振先团结同学，积极组织文艺研究会、读书会，并在墙报与刊物上撰文痛斥时弊，抨击反动派。平时，他又十分关心并帮助流亡来校学习的外省贫困同学。尽管自己经济也十分拮据，但他还是节衣缩食，解囊相助。校总务处老是贪污学生的伙食费，学生们不满，反受到反动教官的斥责。于是他就同学生代表一起找校训部主任兼三青团沙县点团部干事长钱念文反映情况，不期反遭到谩骂和威胁。这更激起了广大学生的气愤。于是，陈振先当夜便集合了千余名学生，把钱念文拉到操场上理论。在理屈词穷的情势下，钱念文只得认错。对“福高”学潮，反动的学校当局对陈振先处以留校察看处分。经组织批准后，陈振先便主动离开学校回福清家乡继续革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陈振先奉命到福州开展城市工作，秘密在省立医学院等学校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福州第二市委并担任福州第二市委书记。

    1946年秋，党组织调陈振先回闽中工作。翌年春，闽中特委改为闽中地委，陈振先被推选为地委委员，受任宣传部长兼福平工委书记。

    1947年三四月间，陈振先在应命回福清筹划武装暴动的半年多时间里，在江镜地区发动群众，组建了一百多人的游击队。游击队首先镇压了国民党县党部陈文辉和叛徒何阿坤等人，拉开了“龙高（指福清的龙田、高山二乡镇）暴动”的序幕。对此，国民党反动派甚为惊慌，派省保安团胡季宽率千余人分水陆两路来龙高地区围剿，于是，这支队伍只好转战到戴云山区，开辟新战场。

    1947年5月10日，陈振先奉命到福州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并寻找当年“龙高暴动”失散的同志，不期被叛徒何祖庆、何祖建出卖，在福州潭尾街尤溪会馆执行任务时，同陈亨尧、陈清俤等同志一起被反动派逮捕。他在狱中受到十多次的严刑审讯，始终横眉冷对，泰然自若。在每次受刑后，他还坚持赋诗撰文，抒发革命豪情。其英勇顽强之革命精神，甚至令羁押所的一位看守感动。陈振先深知自己是身负重任的共产党人，敌人是绝对要对他下毒手的，于是他在给战友的诀别书中写道：“反动派你有着枪与大刀，而我们却有的是血和意志，你活埋掉我们的躯体，那就更会长存了由它上面所开出来底复仇的鲜花；‘血债惟有以血来偿还’……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吧！……愿你们勇敢地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向前迈进吧！”他给母亲和弟妹的遗书，则以宋代爱国诗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诗句自勉。同时，他也希望亲人们要抑住悲伤，要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目前虽是黑暗重重，然这正是黎明前的象征，请你们安心等待吧。度过了这冷的严冬，春天一定就会来到人间了！”

    看了振先同志临死前这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自然让笔者联想起黄花岗革命烈士林觉民在参加广州起义前夕写给其父和爱妻陈意映（亦为螺洲店前村陈氏族人）的“绝命书”。两者何其相似。

    1947年10月30日，我们这位年仅25岁的共产党人陈振先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他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实践了民族英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豪言正气。陈振先烈士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革命一家”附介

    陈振先的祖父陈国祥、祖母俞灯家，虽然是一对普通的农民夫妇，可都同情和支持革命。他们不仅支持全家人参加革命，而且还长期冒险掩护地下党领导和受伤同志，给予他们治疗和悉心照料，甚至将自己办后事的钱都献出来作革命经费。结果，他们惨遭国民党清剿部队吊打并折磨至死。

    陈振先的父亲陈宏宇年青时就积极参加在福州开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他福建政法学院毕业后，便回福清任海口小学校长，秘密掩护中共福清县委副书记何文成从事革命活动。除了积极支持才十来岁大儿子陈振芳参加“龙高暴动”外，他自己还积极组织农民抗税与抵制日货活动，因此被反动派以通共罪加以毒打，不久便含恨离世。

    陈振先的母亲夏淑琼在他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931年也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福清游击队，先后在福清多地及长乐、闽侯、福州等建立地下党地下交通站。在抗日战争时期，她让五个子女都参加了革命活动。大儿子陈振芳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时，她虽忧虑有加，但坚信自己的儿子是忠于祖国和人民的共产党人；二儿子陈振先的壮烈牺牲更给这位革命妈妈以巨大的精神打击，但她还是化悲痛为力量，坚强地挺住了；当童年就参加革命的三儿子陈振亮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时，她告诉儿子“孩子，别怕，党还在，真理还在，妈知道你是好人……”

    在夏淑琼的教育、引导和影响下，大女儿陈辉容、二女儿陈辉明、长媳王贵轩、三媳戴淑庚以及两个女婿刘景业、王一平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都担任了省、市级领导职务。

    1980年，这位令人可敬可钦革命老人在83岁高龄光荣离世。

    一生命运多坎坷 四起三落演传奇

    传奇人生陈矩孙

    陈矩孙（1913—1987），又名陈絜，为陈宝琛嫡孙。

    1927年，陈矩孙考入由外国教会创办的福州英华中学。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大革命的浪潮之中，反帝反封建的思潮使他深受教育和启迪，于是开始阅读进步书籍与刊物，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1930年后他在福州参加了共青团和反帝大联盟。

    1933年，福州英华学校毕业后，陈矩孙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国文系，后又转入历史系学习。在学期间，他贪婪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及《共产国际通讯》等进步书刊，从而极大激发了他的革命热情。他积极投身于北平的爱国学生运动，并且在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和北平学联中都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

    1934年，陈矩孙与姚依林取得联系，向他汇报了自己的经历，姚便介绍他给北平学联的“人民武装自卫队”。在学生运动中，他自觉接受了党的领导，以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日益积累的丰富经验，正确把握着学生自治会的政治斗争方向。

    1935年11月，北平学联第一次会议召开，陈矩孙和姚依林等都是会议的重要的组织者，并且负责起草会议宣言，大力宣传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尤其在“一二.九”运动前夕，陈矩孙以学联干部的身份做了大量的思想鼓动工作，组织了以燕京大学革命学生为主体的学生队伍，使其成为“一二.九”运动的革命中坚力量。

    1936年，经姚依林（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人的介绍，陈矩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成立时，陈矩孙便担任了党支部书记，继而又担任了北平西区区委书记、北平学联团书记和北平市委秘书等重要职务。他在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的领导下，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在爱国学生运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7年，组织上又让陈矩孙参加了共产第三国际工作，更深入地投身于北平市的抗日救亡斗争中。当时，由于在北平地下党内的王明“左倾”残余仍然存在，一些人并不赞成搞抗日统一战线，怀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方针，认为陈矩孙等人的主张和作法是“越轨”，于是陈矩孙便被无理开除了党籍。

    但陈矩孙并未为此消沉，1938年夏天，他便与一些革命青年同赴革命圣地延安。到了延安后，他即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了北平市委内部的情况和自己被开除党籍的事情。其实，当时党中央已了解实情，所以刘少奇亲自为他恢复了党组织关系，并安排他在中共中央编译部担任编译员工作。

    为提高陈矩孙的马列水平，中央机关还派他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不久，他又随刘少奇到河南以及新四军驻地大洪山地区开展革命工作，同时参加了中原局的筹建工作，还一度担任刘少奇的秘书。

    1940年，陈矩孙受组织上的派遣，返回燕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攻读研究生课程并从事学生运动，从而方便与校内外一些进步教授进行广泛联络，并通过他们与美国驻华使节司徒雷登、夏仁德等取得联系。在广泛交往过程中，他很好地宣传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通过一定的渠道收集了不少敌方情报。

    1941年12月5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引发了太平洋战争。此时，日本特务对陈矩孙产生了怀疑，连夜追捕他，但中共北平地下党早已安排让他离开了。此后陈矩孙便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他跑到上海，继又赴江西，最后回到了福建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返闽后，他曾参加著名人士羊枣、程是龄等人发起的永安抗日反蒋斗争，同时利用自己家庭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凭借着燕京大学研究生的身份，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参议，在永安文化界公开开展活动，宣传共产党抗日爱国的统一战线政策，并通过各种关系做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思想工作，劝刘以民族大义为重反对内战；同时，努力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少数反共顽固派，为党领导下的永安文化界抗日爱国反蒋活动做了大量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窃取革命胜利果实而挑起了国共内战。此时，陈矩孙接受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的指示，参与了发动群众及争取国民党中上层人士的工作。1946年1月，他在福州被重新吸收为中共党员，并担任了中共闽浙赣省委社会部部长和中央军委福建情报处顾问。当福建省临时参议会成立时，他则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参加参议会的一些活动，积极联络各派政治力量打击反动势力，同时受中共中央社会部指示，说服时任福建省银行总经理许显时起义，并参加了对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的策反工作。另外，他又参与福建民盟的筹建的工作。

    1948年底，陈矩孙由上海返回福州时适逢福州地下党内发生了“城工部事作”。他无端受到了牵连，人生中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但他并不灰心，而是积极参加了民盟、民革等进步组织活动，在党领导的第二条战线上发挥了骨干作用。

    1949年3月，陈矩孙与中共驻香港华南局的潘汉年取得了联系，继续策动和推动福建省银行总行及香港分行的起义工作，巧妙安排共产党员入行工作，为保护福建人民的财产作出了积极贡献。

    福州解放后，陈矩孙又由香港返回福州，积极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工作。之后他在省公安厅和有关统一战线团体中，为维护社会治安和国民经济的恢复，默默无闻地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1954年到1957年，陈矩孙被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聘为讲师，1957年起连任福建省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陈矩孙被下放到闽北浦城山区进行“劳动改造”。

    1983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拨乱反正，不仅给陈矩孙平反，而且恢复了他的党籍。他第四次入党，但党龄却是从1946年1月算起。是时，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仍积极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各项政策，努力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自己的无私奉献，因而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敬重。

    1987年4月5日，陈矩孙于福州不幸病逝，享年75岁。

    陈矩孙人生中四起三落的非凡革命经历，演绎了一位忠诚共产党人的革命传奇，诚令人可钦可敬，螺江陈氏家族也都为之感到自豪。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