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也农民问题，败也农民问题

    这本小书是我的私人记事，即将私人的部分遭遇与观感用文字记载下来。其中虽也议论到一些政事，但这些都已成为历史，成为追忆，虽然是较贴近的历史，但毕竟已是属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的旧事了。历史并非一人一集团所私有，不论人或事，都可以而且应当任人评说。自然，评说也只能是一人之理、一家之言，可以互相辩难。有辩难然后是非乃见。

    我虽然几十年处身于政治风浪之中，但基本上不处于决策地位。如果最后要让我用最简单的话说一下我对中国问题的看法，那么，我今天首先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中国的事情，成也在农民问题，败也在农民问题。

    1936年冬和1937年初我自发走上政治之路，是出于抗击外敌的爱国民族意识，而所处的则是农村环境，结交的都是农民朋友。那时已考虑到农民的处境和未来，很欣赏农业集体化的思想(那是从书本上获得的)，以为这是一条改善农民处境及其生存条件的道路。但这当然谈不上是认识了农民问题。

    当我开始摸索一条道路时，接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认为这是应有的政治选择。但工人阶级政党和农民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装在我的心中。初学理论，我注意到：在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农民问题不占重要地位，因为农民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理论上已趋边缘化，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也都提到农民的集体化、合作化问题。应当说，我认识中国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在党的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中，是毛泽东1927年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最早征服了我，使我觉得那仿佛是对我年轻时所怀有的理想的支持，同时也证明我加入共产党的政治选择是对的。但我读到这篇文章已经很晚了，记得是在1948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中。

    事有凑巧，我赴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直到解放战争结束，所从事的主要是农民工作，长期与农村干部和农民在一起，直接参与了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这两件大事。和农民在一起，而且是在敌后那种贫穷险恶的条件下，有些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的确生活得不轻松，而在我却是身得其所，简直如同在家乡时一样。我所经历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获得民族解放和社会初步解放，斗争的主要力量确实是农民，这是不易的事实，大家都看到的。当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最辉煌的时期，其功业冠绝当世。

    问题在于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建设一个新社会，并且逐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落后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大国(解放时现代生产力只占百分之十几)，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封建遗留非常之多，一部分就寄生在农民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新社会只有在发展现代生产力和实现民主主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曾经许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要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与没收的原官僚资本一起，共同构成国家公有制经济)，保存并发展私营民族工商业，尤其重要的是要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和放手让农民创造新的工商业经济。而在政治上，则应建立民主制度和实现法治来洗刷旧的封建专制社会所遗留的污垢。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大工程。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才有可能逐步积累起新的社会因素，为进入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条件。而在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废墟上，是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

    然而，上述认识是在我们不断犯错误而付出了惨痛代价之后才获得的。错误可能就从1951年毛泽东批准山西省委提出的“动摇私有制”(首先是“动摇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方针开始。这个方针把毛泽东心目中的那个“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的大门打开了。于是，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前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措施接踵而来。我已经说过，山西省委提出“动摇私有制”的方针多少与我当时整理的那个材料有些干系。而在当时，我私心对于这个方针甚为欣赏，尤其当初级合作社迅速发展起来并向高级合作社过渡的时候，我兴奋异常，认为这是一偿我对农民前途怀抱的宿愿。直到“大跃进”来临，大办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亲眼见到农民遭遇大饥荒，家破人亡(农村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农村破败如洗，这才知道一场大祸已经临头。这场大祸并非从天而降，它不是肇因于天灾，而是肇因于人祸——企图借助人民公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天堂。

    毛泽东因重视农民问题借农民之力而成就了盖世功业，却也因企图再借农民之力实现其空想共产主义理想，结果降大祸于农民，使中国农民元气大伤，并几乎毁掉了自己成就的功业。欲借重而反加祸，欲创造农民共产主义王国而反造成农民的大灾难，这是毛泽东一生的大悲剧。而由人民公社的狂想导致党内意见分歧，最后又引发一场“文化大革命”的世纪浩劫，其严重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场大灾难对于我个人来说自然也造成思想上的大冲击。加上苏联解体以后，苏联社会主义的实情逐渐为人所知，包括苏联作家肖洛霍夫所描述的苏联集体农庄运动的内幕真相大白于世——这原来是我最初向往的理想，现在这个理想遭受重挫，也使我的思想遭受重击。

    这里顺便提及我的家事。1961年正当困难时期，适值家父病重将逝。他是我家唯一遗留的老人，因此我不能不回乡去最后见他一面(我祖母和母亲两位老人去世时我都未回乡)。这是我1938年离家后首次返乡，邱晴陪我同去，这可真是难为了她。我们没通知任何人，悄然进入那个小山村。小山村位于半山坡上，原来村前有一片葱郁的树林，其中还有几棵高大的古树，将山村遮封得严严实实，进村才能看到住家。如今那片林子全无，村前光秃秃，远远就可以望见那小村。这显然是“大跃进”的恶果。我们进村时无人识得我们。我在家足不出户，只接待少数闻讯前来看望的近亲人，他们在我面前百般诉苦、痛哭失声。我无颜见家乡父老啊！我对他们不可能有什么帮助，除说些解释和宽慰的话外，只将随身带去准备供养病父的十几斤大米和准备作医疗费用的两三百元钱分赠给他们(家父系胃癌晚期，已无可救药)。我在家只停留两天，将家父后事托人料理，便匆匆离开。这是我生平对最亲近的农民最感愧疚的一件事。(1991年我最后一次返乡，已少见旧人，整个农村情况虽因改革开放有所好转，但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却破败依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先起来“造反”推翻公社制度挽救中国危局的还是农民。实行包产到户但仍保持某种统一经营的新土地制度，是农民再一次自发性的行动。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农民依法获得对土地的承包使用权。但这是当时可能采取的办法。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终于使我们明白(虽然这已经太晚了)：农民仅仅获得承包使用权并不足以保障较好地解决当前的农民问题并稳定农村。农民理应获得土地所有权。

    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造成土地归集体所有，而在公社制崩溃后，这个所谓“集体”就变成了村、乡、镇等行政单位(撤社建乡时，全国5600个公社改制为9200个乡镇)，土地实际上归其所有，这就造成了一种土地由村、乡、镇任意支配的混乱状态。如果公社制结束时能宣布土地归国家所有，由国家按平分原则重新将土地分配给农民，即便用“承包”名义，由国家将土地承包给农民所有，承包期不少于一百年，国家则运用智慧创造出一种新的能适应市场运作的“耕者有其田”制度，使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或承包所有权)在市场经济范围也获得严格的保护权，任何行政单位(更不要说任何企业、开发商了)都不得任意贱买或强占农民的土地——如果是这样，农民、农村的情况就会好得多。可惜当年我们没有这样做，致使目前农村土地问题严重，土地这一最重要的人的生存资源好像一块肥肉被政府、官员、企业、开发商等任意宰割剥夺，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和国家利益，以致造成社会的动荡不稳定，成为国家的一大忧患。我们正生活在这种忧患之中。

    然而即便是改革初期实行土地承包使用权，农民获得那么一点自主权，也使农民生活大为改观。那几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以上，1979年至1985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5.2％。我们从这里取得的主要教训，是认识到：非现代化的甚至和古代相差不多的传统农业，和工业及其他经济部门不同，不能忽视个体劳动的作用，这首先是由农业的劳动对象、劳动条件决定的。农业的劳动对象是土地和有生命的动植物，生产周期长，产品是一次产出，受气候影响大。农业的主要对象——土地的自然条件也不同，不能采取像工厂那样的分工协作，同一块土地上往往要完成从种植到收获的全过程。可以说，农业生产过程的这些特点，决定其经营方式的特殊性，即必须有一定分散性、灵活性和应变能力。自古以来，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之所以比较适合于农业生产，其故即在此。今天我们仍然要重视千家万户的承包经营，其故亦在此。

    但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给性小农经济，不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成为改造的对象，否则就不能把生产力从狭小的规模中解放出来，就是在现代化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独立的小农经济也日益被潮水般的现代化、社会化所排除。农业生产规模扩大，而农业人口则日益减少(只占到社会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几，而我国目前农业人口尚占百分之六七十以上)。但是在我们现时条件下，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仍不能忽视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地位，不能侵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及其经营自主权和收益获得权。过去我们曾将剥夺农民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有过严重的教训，今天仍然应当牢记这个教训。

    我们是13亿多人口的大国，必须保证粮食安全。现在，农民和农业的状况仍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业的基础地位依然脆弱，80年代中期以后农业发展又呈马鞍形：1985年后的17年里，农业年均递增率仅为4.0％， 1998年以后增长速度降低更为明显。20世纪80年代前期，工农、城乡差别曾较过去有所缩小，其后却又逐渐扩大。有的地方，甚至有人发出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种情况虽非普遍，也绝非危言耸听。原因究竟何在呢？

    依我所见所闻，农民问题悠悠万事，唯土地产权制度为大。公社虽废，幽魂犹存。农民在不同程度上依然成为被剥夺对象，而界限模糊、权利不明的土地承包使用则为剥夺之媒，因为你既然只有承包使用权，我(这里包括政府、领导人、开发区、企事业单位等)自然有随意征用、圈用之权。这就是目前“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我在前面指出，欲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首要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并严格土地管理，改革征地制度和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切实维护农民权益。

    其次，要扩大农民的自由活动空间，在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和农户土地承包所有权证的基础上，实行土地凭证有偿流转，并加大农业投入。使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地向第二、第三产业及城市转移，为此必须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户籍制度(注意：在这样做时，也要防止农民突然大量涌进城市，使城市一时无法负担)；农业投入，首先着重交通、水利及生态建设，促进农业机械化，启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帮助建立农民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促进专业农户、职业农民土地经营规模的形成，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但重点仍在坚持家庭经营体制，在此基础上打通农业通往现代化之路。

    再次，实行乡村精兵减税或免税。据统计，特别在建立“乡镇财政”之后，全国县乡两级吃“财政饭”者多达3200万人，县乡村三级每年至少开支4000多亿元。乡官“靠权吃民”如蝗虫，许多农民已无法维持再生产。因此，农村的“精兵减税”(精简人员、合并乡镇、减税乃至免税)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

    以上种种这里不细谈。这里再提一个“城市化”问题。

    “城市化”的口号由“工业化”而来。但是究竟什么是“城市化”？这是否表达工业化初期提出的“消灭城乡差别”之意？可以说，现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为“消灭城乡差别”提供了一种样板。但在那里，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完全消灭了乡村，而主要是消灭了不平等的甚至是剥削与被剥削的旧的城乡关系，创造了一种新的城乡关系，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乡村。有人认为乡村会消失，这是对“消灭城乡差别”的误解。这里当然首先要弄清城市和乡村的概念。依我的浅见，所谓城市，是指政治、文化、经济集中之地，通常对乡村居于带头、引导的地位。乡村，则一般是指拥有土地耕作、林业、草原、河流、牧场等资源的场所，以土地耕作、森林养育、水产和放牧为主。新型乡村当然不同于旧式乡村，已经现代化、集约化、科技化了，居住人口较少，新鲜空气最多，非高楼大厦的现代化住宅错落有致地分布于山坡之下，流水之旁。农牧业、林业、水产业等仍是社会重要的基础生产部门。以欧洲的乡村为例，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4月20日的一则报道，现欧洲乡村地区仍占欧洲总面积的80％，有25％的人口居住在乡村；农业为乡村社区服务，反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与多样性。其功能不仅在于生产食物，而且在于保证乡村作为人们工作生活的地方而存在，保证乡村作为环境本身而存在。同时，乡村也是城市生态的调节者，使城市不脱离自然。

    我国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大国，乡村地域广袤，少数城市点缀其间。直到今天，据统计，全国大小城市有660个以上，容纳人口约3.5亿，农村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迅速，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水平进程速度的两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城市化水平仍然是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中等收入国家为60％，低收入国家为28％，而中国的城市化率则在38％左右。

    发展工业，发展城市，或者说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大势所趋，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建设的重大任务，我们只能由此前进，不能倒退。但这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问题在于，如何根据中国条件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工业农业、城市乡村协调发展的路。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与19世纪的工业化同步进行的，到20世纪接近完成。然而，这种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以残酷剥夺农民、无情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并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现在它们还在引导或强制不发达国家走这条路)。马克思所看到的资本主义使农民日益分化和边缘化，就是大量农业劳动力被强制转化成为工业资本成倍甚至几十倍地创造财富的雇佣劳动者。这也就是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发地将农业资金、土地和劳动力转移到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去。资本主义农业的现代化、集约化以及新型农村的出现，是以牺牲广大农民的利益甚至生命为代价的。

    我们这个以农业为基础准备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国不能走这条路。我国农民已为“公社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天不能再为走19世纪旧的资本主义城市化道路付出惨重的代价了。我们应当闯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以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原则的城市发展道路：一方面发展城市，一方面使农业向现代化、集约化、科技化发展(其中包括使农民知识化)。只有后者才是达到前者(即发展城市)的基础和条件。

    1994年我游四川(这是我自1938年路经四川之后第一次入川)。四川自古以来有“天府之国”之称，农业兴盛，自然资源特别是水资源得天独厚。那时重庆尚未独立为市。全省人口1.1亿，城乡劳动力7550万。这样一个农业大省，在旧体制下的1975年竟从外地调进粮食5亿斤，人均粮食只有530斤。改革从农业入手，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人均807斤。然而从1992年起农业问题又突出了，原因就在于领导方面对农业问题掉以轻心，随意向农民伸手，侵犯农民承包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利益，苛捐杂税丛起，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拉大，种田效益低，大批农民废田外出打工经商(其人数1993年达到500万人，这是标志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的一支大军，名曰“川军”)。这样，在四川省领导人面前就摆着一个问题：是让市场经济自发地无情地将农业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配置到其他部门去，还是让农业主动地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改造发展自身，使之走出一条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新路来？省领导人告诉我：他们已经决定将改造发展农业作为开拓市场经济的基础。其发展格局大体是：启动乡村小康工程(实施乡村产业化和土地规模经营)——发展乡镇企业——建设小城镇(全省暂定建设百个小城镇)——建设中心城市(如绵阳、乐山、江油等)——搞好两个大城市(成都、重庆)。这大体上可看做是向城乡协调的方向发展。而发展小城镇，尤其是西北地区走中国式城市化的重要举措，它是使农民、农村逐渐城市化，而不是使城市疯狂吞噬农村或不顾农村的发展。据我所知，发展小城镇是四川省首先提出并实施的。但这已是十年前的事了，目前情况如何，碰到什么问题，不得而知。我想，按照四川的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如果能如愿闯出一条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子，那么，重造一个经济发达、城乡生态环境俱佳的绿色“天府之国”，并非不可能。我以此祝愿他们！(但据报载，四川的一条大江——岷江沿岸乱建水电站，岷江几近断流。果如是，则四川危矣！)

    我也到过另一个省份，那是一个改革开放很有成绩、经济发展居于前列的地方。但我在那里只听到“城市化”单独一个口号喊得震天响，甚至在布满贫困乡村的县也只听到“城市化”一个口号。但是，在那里，城乡差别在拉大，城市阔气，农村破败，土地荒弃，地区的贫富差距十分明显。

    城市规模究竟以多大、城市人口究竟以多少为宜，城市基本建设(包括无堵塞的交通设施，畅通的地下水道等)应如何着手，生态环境如何保护等问题已以紧迫的形势摆在我们面前。以现代化名义，盲目追求大规模、高密度、高楼层、多人口已成一种趋势。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口已达千万以上，是既成事实，但绝非必然模式。现在，其管理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已日益突出。环顾今日世界，城市人口最多者为东京，而作为世界大都会的伦敦则不过数百万人口，目前还正在疏散中。城市之优势，不在人口数量，更不宜盲目模仿。城市(镇)之美，不在规模，首先在于个性突出，尤其要保存那些体现历史传统文脉的街区和建筑，甚至包括一些古城镇。

    中国自古就有城市出现，历经几千年，中国的城市以及城乡关系有自己的特色。就城市本身说，集中了无数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遗迹，成为其缩影。以北京旧城来说，经明清两代的经营，成为体现中华民族辉煌文化的地方之一；但是在我们手里却未得保存，在“现代化”、“工业化”名义下破坏严重，几近消失，不能复见了。这不过是破坏古文化遗迹的集中表现之一。返观欧洲各国，意大利、法国等当年在其现代化建设中曾在这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如法国曾对全国六千多个市镇进行认真清查，弄清文化家底，物无巨细，全力维护文化传统及各市镇个性，现在前往参观者皆为之赞赏称奇。此点值得我们认真借鉴。

    据报载，目前我国有182个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7％。刊登这个惊人消息的报纸评论道：“全世界有那么多发达国家，也只有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十多个公认的国际大都市，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居然有近200个城市有此壮心，足以让国际社会瞠目结舌。”

    这可能就是“城市化”思维的最极端化的表现：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老子天下第一——难矣哉！

    不顾一切地以吞噬农田、砍伐森林、污染河流为代价的城市化，使一场大范围的生态崩溃和传统文化灾难正在逼近，“科学发展”云乎哉！我们已经到了应当慎重考虑走新的城市化道路的时候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农民问题在中国影响巨大，其地位极端重要。不但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状况同样决定中国的政治生态。我国农村封建遗留较多，公民意识薄弱。这是我国民主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我国农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极需要有一个民主转型。这里除了着重提高农民的文化、政治素质外，尤需要使农民享受到真正的政治民主，首先要搞好村、乡、县三级的民主选举，用民主来提高农民的公民意识，用民主来消灭农村的腐败之源，用民主来消除农民的封建思想乃至迷信思想残余等，这样我们才能有稳定的政治，才能获得良好的政治生态。剥夺农民、损害农民利益，不使农民具有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就等于破坏中国的政治生态。反过来，农村民主化滞后也势必阻挠农村经济的发展。要知道，我们的政治生态还是脆弱的，内忧外患触目皆是，所谓“太平盛世”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

    述往事，思来者——为了我们的未来，我看我们还是应当以极大的注意力倾注于农民问题。

    (写于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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