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开放有两方面：一是向港澳台和各国侨商以及外国人开放，吸引外资；再是向国内开放，吸引内资。目前国内资金并未结束“孔雀东南飞”的走势，但根据形势，迟早会出现“东西分飞”的趋势，因为沿江开放和三峡工程上马，使四川吸引力在增大。就长江流域来说，上海是龙头，四川为龙尾，只有龙头龙尾都摆动起来，长江这条巨龙才能腾飞。四川是难得的大市场，劳动力也比东南部便宜得多。现在已是国内资金重新审时度势的时候了。“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我们的经济领导者似也应当记住这句古训。外资方面，目前也有两种情况：有些外商虽然看好“长江龙尾，西部龙头”这块宝地，这个大市场，但碍于投资环境的局限还想再等一等或只小施动作；较有远见的外商则已开始在电子产业、原材料工业、建材、农业、畜牧业、旅游业等方面向四川投资，特别在交通方面(高速公路、地铁、桥梁等)开始投资，以便为自己今后接续投资创造条件。到目前为止，四川累计已兴办三资企业4000余家，直接利用外资47.6亿元；全省对外开放的市、县(区)已达161个。四川省的对外开放已呈蓄势待发之势。
但是，对外开放也好，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也好，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发掘自身的潜力，从自身找到发展经济的活水源头，这潜力，这活水源头，不是别的，正是发挥农民进入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培养他们具备这种眼光与勇气，为此，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城镇经济、实现农业的集约化规模经营、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必由之路，吸引外资则是加速这一过程的必要条件。沿海的山东，虽然对外开放条件好些，走的仍是这条路。尽管四川的这一过程可能会长一些，困难也可能会多一些。
中国现阶段，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是否仍须以农业的进一步改造为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以农民的积极性为动力，这个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始终动摇不定。土地始终是一切生产的源泉，是一切物质生产的首要条件。这是人类生存所无法改变的命运。目前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粮食问题始终紧张，而一些发达国家也并非像有人所想的那样只重工不重农，花钱买粮食吃的。恰恰相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是农产品出口国，他们每年花在农产品的财政补贴往往高达数百亿美元。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农业大国，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四川省是我国第一农业大省，以占全国1/16的耕地养活了全国1/10人口。这是奇迹，也是责任。不能设想，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像四川这样的大省，改革的结果是耕地日减，农业萎缩，粮食滑坡，而弄到需要进口外国粮食过活。应当说，自从废除农村旧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尤其是兴办乡镇企业、建立小城镇、实行农业的集约化规模经营以来，农民直接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已经开通。但尽管如此，从那时起到现在，农业还是走了一条曲折不平的道路，四川省也不例外。
据省农委同志告诉我们：四川有5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1.1亿人口，耕地6300万亩，城乡劳动力资源有7550万人(占总人口的7％)，粮食、食油、猪肉、蔬菜等产量均占全国第一位。这样一个农业大省，旧体制下的1975年竟从外省调进粮食5亿斤，1976年人均粮食只有530斤。改革从农业入手，1977年即增产粮食50亿斤。到1984年产量连续上升，全省粮食达到815.9亿斤，人均807斤。从1985年至1988年粮食连续四年徘徊，人均粮食下降到700斤。1989年至1992年这四年又上去了，人均粮食可达到800斤。但是，也就是从1992年起，农业问题又突出了，困难纷至沓来。其原因，是由于领导上掉以轻心，以为农业不会有问题，并且随意向农民伸手，发生乱摊派、乱收费现象，引起农民极大不满。这件事已取得了教训，对于必须时刻不忘减轻农民负担，上下都应有所清醒。最大的问题在于，在商品市场经济刚起步的条件下，工农业产品比价的“剪刀差”再次拉大，农产品的调价远低于农用生产资料的涨价幅度，种田效益低，农民的积极性骤然下降，大批农民废田外出打工经商，本已匮乏的土地反而被闲置。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是让市场经济自发地无情地将农业资金、土地和劳动力配置到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去，使农业生产条件日益恶化，还是让农业主动地适应商品市场经济的需求，改造自身，使之最终走出一条城乡一体化的新路来？
现在大家都担心通货膨胀，四川也一样。通货膨胀控制不住，经济也稳定不住。而控制通货膨胀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恰恰是处理好农业问题，即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因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都较低，生活消费品的支出占大头，粮油和副食品的价格直接影响居民生活。据预算，农产品价格如上涨一个百分点，居民生活费用将上升0.6个百分点。因此，稳定市场物价，首先要抓好“米袋子”、“菜篮子”。农产品供应足，则人心安，国势稳。这也是中国的国情。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四川省定下两条方针：一是无论如何要使人均占有粮食达到800斤(实际上这离国际公认的粮食过关线1000斤还差200斤，而且国际上还不包括豆薯类，我们则包括在内)；二是尽可能多途径地增加农民的收入。1993年四川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过634元，比全国低150元；省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到20世纪末全省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100元，这就是小康目标了。很显然，与沿海地区相比，这只能算是一个低水平的小康目标，例如，山东1993年农民人均收入已达千元。总之，稳粮增收奔小康，这是四川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稳粮是基础，增收是关键。
我们问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这一方针的确定可否认为，不是为了度过当前困境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确定地将农业(这里当理解为包括畜牧林副渔果等在内的大农业)置于经济现代化、社会化以及开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同时也作为你们确定的“依靠科技，调整结构，军民结合，城乡一体，依托盆地，开发两翼”这一发展战略的基础？谢世杰同志对此做了肯定的答复；同时补充说：稳粮并不是将粮食稳定在现有水平上，而是要使粮食随着人口的增长(四川每年要增加人口100多万)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稳步地增长，务必保证全省人口粮食占有量大体在800斤左右。
对四川来说，保证人均稳定占有800斤粮食不是一件容易事。四川人多地少，1978—1992年全省人口净增1235万，同期耕地则年均减少42万亩，人均耕地由1.03亩降至0.86亩，据计算，比全国人均耕地约少31％。增收更是大问题，按照到20世纪末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1100元的要求，则从今年起到2000年的八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必须每年增60元以上。靠什么增收？显然不能单靠稳粮，稳粮效益低，收入少。这是四川农业面临的一大矛盾。增收必须采取多种办法，最重要的是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经济，农业则搞多种经营、综合开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从总体来看，四川不仅是农业大省，也是工业大省，科技大省，文化大省。四川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有40个工业门类，一大批重工业基地，特别是拥有155万科技人才。过去的“三线”建设为四川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所以这里有一个军民结合共同开发建设四川的问题。如何让现有的工业力量、科技力量为省的发展战略服务，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总之，四川有许多优势，只要把所有优势发挥出来，上述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又插进一个问题：听说为了上述目标，省委有发展南北、东西“两条线”的计划，并拟建设100个示范性的小城镇，以发展区域经济。谢世杰同志说：“两线”建设就是依托盆地发展全省。除“两线”，还有“两翼”。全省建设100个小城镇的计划已开始实施，但不限于“两线”，你们这次到过的阿坝地区松潘县的川主寺镇，就是其中的一个。
何谓“两线”、“两翼”？这是四川省建设中的重点措施。四川明显地异于山东的地方，除纯属内陆之外，就是地貌特别复杂多样，地区间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而且贫的至今依然很贫(不像山东原贫困的地区临沂其面貌已迅速改变)；全省1亿多人口，95％以上集中分布在幅员面积不到一半的东部盆地及盆周丘陵地区，这个地区经济情况较好，而占幅员一半以上的西部高原民族地区，则至今大部尚未摆脱封闭或半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那里，199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仅占全省的3.5％。四川全省有中央和省级贫困县89个。西部地区的县几乎皆榜上有名。这里经济文化落后，政治地位却很重要，此点绝不可等闲视之。杜甫曾有诗句：“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诸将》)。古来治蜀多艰难，今天要建设这个“天府之国”亦非易事。根据以上诸种复杂情况，可以看出，今天领导经济建设亦不能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而必须采取重点推进的方针。而且“群材”还必须合成“群力”，才能使方针有效实施。
“两线”系指江油——成都——乐山这南北一条线，和成都——内江——重庆这东西一条线。省里要把这一经济中心地带首先经营成为能够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两条重要的辐射线，或曰“经济走廊”。这里将以农村为依托，以吸引外资为助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演出绚丽多彩的各种重头戏。目前正在努力铺设高速公路网(成都至重庆，成都至绵阳，成都至都江堰等)。四川产值亿元以上村落(亦称农村小康工程，着重抓户营经济，带动一村一品的规模经营)、乡镇企业(全省1993年总值还只有2128.12亿元)、各种工业开发区、小城镇建设、外资应用等，首先将在这两条线上展开。其中，互相依托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将起重大作用，它们将使农村经济向高层次发展，像有人所说的使农村由原来的“乡土社会”进入“城镇社会”或曰“城乡一体社会”。这将是社会的一个飞跃。在这两条线上，我们将会看到这样一种层层递进并且互相促进的新格局或新路子：农村小康工程(包括实施集约化的规模经营)——乡镇企业——各种工业开发区——小城镇——中心城市——大城市。这种格局全国将会普遍出现，形式和方法可能有所不同。照四川省的条件，走这条路可能要多克服一些困难，多花费一些时间。
所谓两翼起飞，一是指充分发挥攀枝花地区和川南地区的矿产资源优势和能源资源优势；二是指开发川东三峡地区，做好移民安置工作，服务三峡工程建设。这次川东移民将达数百万，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将在新的土地上创建新的农村、新的城镇、新的城市。这要有一点勇气和想象力，化被动为主动。川东原是古代巴人聚居的地区，在商周时代已相当鼎盛，巴人对长江上游的文化作出过重大的贡献，现在他们后裔的一部分又面临着开辟新天地的任务。
两线两翼之外，那些占全省幅员面积一半以上的地区又怎样呢？那里是较贫困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次我们专门到了阿坝藏羌族自治州，同四个县的民族干部有所接触，从他们那里了解到，科技扶贫、异地开发、兴办扶贫开发区、建设高产稳产基本农田等工作，都在继续进行，但最困难的是交通和通讯不便，教育工作这几年也有些松懈。我们临走时，省委正召开扶贫工作会议，听说准备把全省89个贫困县和尚未解决温饱的1180万群众划分为六大“战区”，分类逐步解决问题并且拟出实施规划。
四川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在全国的“民工潮”中，四川出省打工经商的人1993年是500万，1994年可能达到600多万，人称“川军”。省农委同志向我们算了这样一笔总账：四川农村(城市不计)总共有6172万劳动力，农业劳力2000万，已从农业转移出去的劳力1500万(包括出省打工经商的在内)，此外还有剩余劳力1672万。但省委同志又告诉我们：现在在农村实际参加劳动的是一支“38(妇女)61(儿童)99(老人)部队。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现有的1672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在干什么呢？看来，目前在四川农村中尚有一支从农业劳动游离出来动荡不定的队伍。这是四川农村小康工程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这大概也就是四川农业集约化规模经营起步艰难的原因之一。这支队伍无疑将分化：一部分人可能在省内谋到职业，或在本省经济发展中，特别在兴办劳动密集型的二、三类产业、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中，以及在组织农业综合开发、建筑各种交通干线(特别是公路，这是四川经济的薄弱环节)中，逐渐消化掉；一部分人也可能随时加入外出的民工潮队伍，或者组织地区间的合理流动。
四川丰富的人力资源从根本上说是一项优势，大可开发。它不仅创造大市场，提供廉价劳动力(至少在目前来说是如此)，而且直接创造财富和人才。即以那支引人注目的“川军”来说，1993年上半年出省打工经商的人仅通过邮政就汇回现金25亿多元(当然是在外边逐年积蓄下来的)。有人外出一个时期学到了某种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回来后参加办乡镇企业就显得很有路道，他们的眼界宽了，商品意识强了。跨出国门的人也不少，仅泸县就有100多人，他们当然更是见多识广。现在这样的人才还不多，但肯定会逐渐多起来。值得一提的是，四川省对出省民工采取了一个特殊办法，就是把外出民工中的党员组织起来，在民工队伍中建立支部。照省委书记的说法，这是仿效军队将支部建在连队。目的是通过支部首先要求外出党员牢记自己的身份，照党员的要求行事，并在民工群众中进行必要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不是什么行政管理，而是实施政治影响，使民工队伍保持一定的素质，至少不干违法乱纪的事。
四川这个“西部龙头”迟早要冲出夔门，但是毫无疑义必须牢牢立足于抓好农业、调动农民积极性这个基础上。这是根据这十几年的经验。邓小平同志曾有言：“90年代经济如果出问题，可能出在农业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已有应验。依我看，不仅90年代，就是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恐怕仍要敲这个警钟。
(载《瞭望》周刊1994年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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