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好作品不止一篇《灵与肉》。只是由于他的大都分作品发表在《宁夏文艺》上，地域的偏远限制了与读者见面的机会，不大为人所知罢了。粉碎“四人帮”以来，张贤亮的创作轮廓大致是这样的：最初发表了《四封信》和《四十三次快车》两个短篇《这两篇小说，对十年浩劫的生活不乏真切的描绘，有对善良者不幸的控诉和对残虐者跋扈的鞭挞，但构思一般，笔墨也略显滞涩拘泥。这毕竟是作家重获艺术；命之岩的试笔。到了写出《霜重色愈浓》，思想较前深刻了，笔法也显出了圆熟。一对曾经是政治风云中的“政敌”和“情敌”的老同学，如何在清除“四害”之后，抛却前嫌，互休旧怨，觉醒了的两颗心沟通了，交融了，共同去迎接新的生活。作品里的校长阚星文意味深长。这个曾经很“左”的，惯于整人的“好人”，从自己整人到“文革”中被人打断了腿的切身体验中，领悟到了左倾顽症的根源和对社会生活的败坏，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这飞跃具有很大的典型意义）。于是，经过十年动乱的阚星文，反倒比那个当年身体健壮的阚星文，思想更健康、精神更健全，也更有力量了。不过，这篇作品虽然完整且具有一定深度，但站在今天回头去看，它仍然可以混同于当时一般的“伤痕”文学；也就是说，张贤亮的创作个性，他的独具只眼的选材和提炼主题的特点，还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待到《吉普赛人》、《在这样的春天里》（与邵振国合作）、《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中篇小说《土牢情话》相继发表，张贤亮仿佛一个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乐器和曲调的歌者，他的歌喉，他的激情，他的欢乐和积郁，都如水银泻地般自然地流露出来了。他的笔下，现实主义走向深化，创鲜明地呈露出来。
张贤亮的作品的确数量不多。但他注重质量。他的作品常常把读者带到一种深沉凝重、令人荡气回肠的境界中去，给入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世界上没有一冒芽就成熟的果子。要问；是些什么因素形成了张贤亮作品的基调和深度？他的艺术个性又是怎样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他的作品有哪些与众不同的特殊之处？要评论这些，我以为，不能不首先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然后逐次展开对他创作特色的认识。
一、坎坷的遭遇
果然，这是一个从严霜中走出来的作家。
早在一九五七年，张贤亮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初露文学才华，在《延河》发表了抒情长诗《大风歌》。不料，长诗的发表非但没有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条件，而是带给他可怕的风运。他被错划为右派。试想，一个刚刚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心中充满着金色的梦，突然遭到如此严厉的打击，怎能不感到悲恻惨淡？
从此，他开始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的艰苦的体力劳动。在干农活上，他“耕耙犁锄、提耧下种、割捆装运、赶磙扬场、无所不能”。这只是一个方面。假如生活只把他“改造”成一个熟练的“劳动工具”，那张贤亮也就不成其为张贤亮了。重要的是，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他经历了肉体和心灵的变化。他“被剥夺了爱与被爱的权利”，内心自然是痛楚的。“但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给我的启示，始终象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正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而孤独悲凉的心，对那一闪即逝的温情，对那若即若离的同情，对那似晦似明的怜悯，感受却特别敏锐。长期在底层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种种来自劳动人民的温情、同情和怜悯，以及劳动者粗犷的原始的内心美”。逆境使他备尝艰辛，失掉了宝贵的时光；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正是在底层的十八年，使他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深刻的体味。他比处在顺境中的一般人，更能与劳动群众在感情上、心理上灵犀相通，他也更能具体而深刻地感受到左倾路线的危害。当然，这决不是培养作家的正常选择，但这至少能够证明，作为局外人去“深入”生活之所以不灵验，而把自己的汗水、泪水、欢欣、痛苦与劳动人民交融在一起之所以产生好作品，其分野正在这里。为什么张贤亮的作品，于被社会遗弃者的心理，于“血统论”迫害下的弱者，特别能够沟通，其谜底也在这里。从这个特殊的章义上看，这是不幸中的幸事。
鲁迅说过，“创作总根于爱”。张贤亮心中也装满了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连恨也是为了爱。他说过，“我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今后笔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献给他们的（指劳动人民）。”他说，他的作品，“那里面有我痛苦的人生经验”，“在她们的塑像中拌和着我的泪水”。
我认为，张贤亮的这些话，他的坎坷遭遇，是我们认识他的作品的一把钥匙；文学作品是客观现实生活与作家思想感情的融合和统一；而主要的因素——作家的思想感情，则是创作的推动力。张贤亮的作品中，作家“自我”的影子格外浓重，作家的爱憎感情也特别强烈。张贤亮大约可以算阿托尔斯泰所说的，在盐水中煮过三次的人，他的作品才呈现出深化的特点。还应该看到，他是个耽于哲学和经济学的人，并不排斥抽象思维。在他被迫中断创作的年月里，他以顽强的毅力，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写下过二十多万字的读书笔记。这些修养和锻炼，常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哲理色彩。我们同时又感到，他还是一个人生意义的探索者，人生真谛的寻觅者。他为美的毁灭感到痛苦，同时为质朴美的诞生感到欢欣。
二、发掘“伤痕上的美”
我们知道，即使是同属于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所描写的生活面大体相似，也必然是各有各的表现方式，取材特点和认识角度。在这一方面，张贤亮有他与众不同的特色。
象近几年大量涌现的作品一样，张贤亮的作品所写的，也大多是在长达十年，乃至二十年中“左”的东西带给人们肉体和灵魂的伤痕。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里，社会生活剧烈动荡，人与人的关系急遽变化，几经调整，美与丑都得到了充分表露的机会和舞台。最残忍的与最善良的，最卑劣的与最高尚的，最丑恶的与最美好的，一起在社会生活的万花筒里旋转，它留下的历史教训、人生教训、道德教训无比丰富。作家们描绘这些社会现象，是历史的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问题在于怎样表现。张贤亮说怎样有意识地把这种种伤痕中能够使人振奋、使人前进的那一面表现出来，不仅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还并不为相当多的作者所重视。是的，如何把伤痕中使人振奋的一面表现出来很重要，可以说很多作家都是致力于此的，不独张贤亮如此。很多作象的作品，都是以回顾的形式出现，贯注着一种向前看，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然而，着眼于“不仅引起人哲理性的思考，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刻意发掘“伤痕上的美，痛苦中的欢乐”。精心从苦难中“提炼美的元素”，则是张贤亮艺术表现方法中的重点所在。
从取材来看，他特别敏感于揭露反动“血统论”的危害，他笔下的人物不少是在“血统论”重轭下呻吟的弱者。如《吉普赛人》中的卡门，《在这样的春天里》中的“她”，《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的女乞丐，《灵与肉》中的许灵均，《土牢情话》中的石在等，都有这个特点。这些人物大都打着黑色的烙印，走过一段漆黑惨痛的人生道路。可是，这种选材特点，只能看作是张贤亮对极左路线进行艺术批判所选择的“突破口”。流荡于他作品中的，并不是这些人物流血的伤口，表面的受迫害的惨状，而是一种强烈美感，是美的形象，美的力量。他着意探索的，并不是这类伤痕一般的社会意义，而是更多的把笔墨集中在对人物的道德情操之美的发掘和揭示上面。
前面提到的《霜重色愈浓》里有这种从伤痕中“提炼美的元素”的特征。变成瘸腿的阚星文思想获得解放，其精神世界就要比当年那个没有肉体外伤的阚星文美好得多。但这一点我们在其它作品中见到过，比如在张弦的撼人心魄的《记忆》中便有类似情形。真正属于张贤亮独特个性的东西，是在另一些作品中。《灵与肉》的写法便与通常的写法大相径庭。你看，他也写伤痕，也控诉，也呼号，但别人正写他反写，别人顺写他逆写，别人看正面他看背面，别人只看到痛苦他还看到了“痛苦中的欢乐”，别人只看见了伤痕他还看到了“伤痕上的美”。许灵均，这个资产阶级的不肖子孙，先被富人抛弃，继而划为右派，又被社会抛弃了；他伶仃如孤雁，只能与马为伍，心中的冤苦只能对马儿诉说。这不禁使我们想起契诃夫的《苦恼那无处诉说自己悲痛的马车夫，有话只能对马儿倾诉。许灵均的身世真可谓创巨痛深！这不是一份绝妙的控诉左倾路线的材料吗？但张贤亮自出机杼，独辟蹊径，把伤痕上升为美，从生活的背面去透视，发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在严酷的打击下在长期与劳动人民的相处中，发生了从肉体到心灵的变化。许灵均不仅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身，重新组合、调整了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而且他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幸福观念都发生奇特的变化，连他自己也感到震骇。他获得了一个更广阔、更丰富、更高尚的心灵世界。他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根”！于是，这个心灵世界左右着他，使他宁可放弃也国的良机，宁愿抛弃高级的物质享受，毅然辞别了阔绰的父亲，回到了留着他的巨大创痛和巨大欢乐的西北高原的土屋。这多遗憾！这不是倒退了吗？这不是思想保守、不思进取的人生哲学吗？这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吗？——有人这么说。
我认为，这样说的人不但没有读懂《灵与肉》，而且首先是没有弄懂生活这部复杂完整的大书。他们不懂，许灵均的抉择首先是不得不服从他自己内心的召唤。在这篇小说里，辩证法的威力充分显示出来了，事物的双重性也深刻地表现出来了！得与失、祸与福、泪与笑、苦与乐，从来都是结伴同行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只有相对的存在，一切都依时间、地点、条件发生着变化。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是否高尚，归根结底要看他对人民的态度。许灵均受过许多难，真所谓悲恨相续。作品并不回避这一方面。但与受难的同时，许灵均也知道，“那里有他在患难中帮助过他的人们，而现在他们正盼望着他的帮助；那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现在他的汗水正在收割过的田野上晶莹闪光；那里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女儿；那里有他的一切！”作品不是从理念上，而是从具体的艺术描写中，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许灵均感情世界变化的生活依据。这是在与大自然、与劳动者的朝暮相守中迸发出来的真情。高尔基曾称赞契诃夫的《草原》是“发香的、轻快的、并且有着一种纯粹俄罗斯味的沉思的忧郁”的作品。在《灵与肉》里，也有不少“发香的”片断，把西北高原上。的阔风急雨、牧马人的豪放与主人公的心灵感受巧妙地交融在一起，引发了读者“沉思的忧郁”。至于环绕许灵均的农村普通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对许的“同化”，也写得非常出色。而高级饭店里的豪华，“父亲”和“密司宋”身上的异域情调，悬殊的价值观和幸福观的对比，又使我们如深了对许灵均内心活动的理解。从许灵均这一形象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张贤亮发掘伤痕上的美和痛苦中的欢乐的手段，的确是不同凡响的。
“悲剧使人生充满了严肃，悲剧使人的情感圣洁化”。这种伤痕上的美，还体现在张贤亮所创造的——系列女性形象中。《吉普赛人》中的卡门、《在这样的春天》里的“她”，《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的女乞丐，《灵与肉》中的秀芝，《土牢情话》中的女看守乔安萍，都是作者“梦中的女神”。作者要表现的是这些“女神”身上劳动者的人情美，人性美，是她们身上“圣洁的光辉”。于是，这些人物与通常的“伤痕”作品中人物的着重点就有所区别了。这里只谈谈中篇《土牢情话》中女看守乔安萍的形象美。
《土牢情话》是寄托着张贤亮深沉感怀的一个中篇。小说对那个疯狂年代里，人们的失去理智，人们的变形、变态、绝望、愤激，有异常严峻真实的刻绘。夜色如漆，暴雨如倾，在聚集着“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右派”“小爬虫”的农场的土牢里，老革命宋征被活活打死，死亡又威胁着目睹了这一惨象的每个囚徒。被抛弃的人们完全陷入绝境，他们还在做困兽之斗，盘算着向外界传递消息，越过死神的门槛。
但这些都只是作者为他的画布涂抹的“底色”，而作者真正的寄意却是描绘那划破暗夜的一颗流星一女看守乔安萍的美好形象。这是一个从外地“流入”农场调农村姑娘，她纯洁如水晶，朴实如泥土，善良如天使，天真如鲜花。她的身上，劳动者淳朴的天性闪着光辉。可就是这样一朵明丽的小花，来到了严酷无情的环境，并且被委派为看守土牢的民兵。于是，最善良的人要扮演最凶恶的角色，美的灵魂与恶的环境相撞击，演出了一幕令人肺腑酸柔的悲剧。她出于纯洁的天性，爱上了她的专政对象一小说中的“我”。一个是看守，一个是囚徒，爱情的种子不死，善良的心灵相通，她倾心相许，以她的真与美铸成的爱情之光，想照亮这黑暗的角落。但微弱的生命之光，与如磐的夜气太不协调了，政治的狂风揉碎了这朵可爱的小花。她以通敌罪被凌辱，欲死不能，终于沉沦下去。“出卖”她的，正是她的情人；她的情人无罪，因为他怀疑美的存在。其实，乔安萍与她的情人石在，虽。然表面看来，一是看守，一是囚徒，实质上都是左倾路线构筑的土牢里的囚徒。只是一个已经变形、一个尚未变形，最后都发生了变化。
小说着力表现乔安萍身上劳动人民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她同情囚徒；她抚慰“我”因母亲去世引起的悲她诚实无欺，不愿冒功受赏；她甘冒生命危险，为情人送信……而这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通过她与环境的巨大冲突去表现的。“她在爱情的推动下，所采取的合理的、合乎人性的行动，在反常的社会状态里反成了不能解释的行为；她天真幼稚的幻想，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变成了值得怀疑的用心”。这种撷取矛盾的方法，这种表现的角度，是张贤亮所独有的。这样写，就比那种真接描写左倾路线的危害深化了，写出了反常的社会现实如何压碎了正常的美摩的心灵。
应当指出，这部作品是有缺陷的。作者过多地侧重于个人细致感情的刻画，而没有把个人的悲欢与广阔的社会背景、社会力量联系起来，使人感到境界较狭小，离生活太“近”了一些。
三、在悲剧冲突中检视心炅
如上所说，张贤亮是擅长于表现“伤痕上的美和痛苦中的欢乐”的；但这必须具备一个前提，那就是正确地处理美与真实的关系。如果抛开严峻的斗争，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那样制造出来的“美”，只能是虚假的和贫血的。张贤亮追求美，但他首先追求真实。他说：“在这种题材上强加笑料或涂抹华丽的色彩，只会。令人啼笑皆非。这里，美和欢乐，必须来自伤痕和痛苦本身”（《从库电佐夫的独眼和毕尔逊的断臂说起》）。这种“必须来自伤痕和痛苦本身”的见解是深刻的。张贤亮努力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这一见解。他的小说虽然有强烈的美感，但首先给我们的还是强烈的真实感。在他的作品里，“情节是构想的，但感情和细节却完全货真价实”，“在艺术虚构上我不敢弄险”，“在描写情节的每一个场景和人物动作时，都依据于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同上）。敢于正视现实，面对矛盾，才使他笔下的“伤痕美”具有了深厚的根基。由此又使我们看到张贤亮创作的另一突出特点，那就是在悲剧冲突中检视心灵。
沐阳同志在《在严峻的生活面前》一文中，曾正确指出，张贤亮是以“写人物的心灵和人物的命运见长的”。在张贤亮的作品里，人物心灵与人物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他在命运变化中写心灵，又在心灵变化中写命运。他的人物命运，往往浓缩在几个悲剧冲突之中；他的人物心灵，又常通过冲突得到检视，得到展现。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小说写的是邢老汉的命运，而“命运”是截取了老汉一生中最典型的几个断片——感情活动最强烈的片断，矛盾冲突最内在的片断。这里，“命运”也就是人物内心矛盾冲突的发展线索。
邢老汉是中国农民中的“这一个”。他善良、勤劳、诚实、软弱。他对生活索取得那么少，可最少的索取也被剥夺了。邢老汉“扛了十几年长工”，解放了，他有一种翻身的喜悦。他穷得娶不起媳妇，而大饥荒给他送来了伴侣。迟到的爱情虽然苦涩，却也不乏乐趣。然而，这女人“家是富农”，“别说迁户口，就是逃荒的证明也开不出来”。她悄然离去了，给老汉留下了悲哀和寂寞寂寞的邢老汉又与小黄狗为伴，小黄狗又被打死了，于是，在“四害”横行的年月里，邢老汉和他的影子一同消失了。作品着重插写邢老汉的精神活动：他短暂的家庭生活的欢悦和失去这欢悦的痛苦；他把小狗作为精神慰藉和这慰藉失落后的孤独和悲哀。
邢老汉之死是真实的。他无病而死，死于寂寞，死于厌世，死于失掉了精神支柱，死于无法理解那变了形的现实。在表现极左路线对农村生活和农民精神的危害上，它是格外深沉的。左倾路线不但危害了功臣老帅、知识分子、千万干部，而且连最普通的农民也深深地伤害了，可见它是多么荒谬，多么悖理！
另一篇作品《在这样的春天里》，也同样具有这种把人物置于悲剧冲突中，去探索他们内心世界的特点。春天来到了边疆农场，可春天是多么吝啬啊！主人公“她”，所谓“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子女，一个政治上的受歧视者，不但早已耽误了自己的青春韶华，失去了被人爱的权利，而且还受到了风刀霜剑的摧残。如果说，当初由于政治的原因，那个曾经爱过“她”的拖拉机手退还了定情的信物时，她还哭泣过，那么，现在她几乎不会哭了。然而，大自然的春天毕竟来了，她还年轻，听说快要“落实政策”了，那个丧偶的失意的技术员不是暗示过，有朝一日会要她的吗？于是，她找了“站长”。但等待“她”的却是肉体遭凌辱，可怕的“腐蚀千部”的罪名！原来，这样的春天比冬天更冷酷。象《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一样，这篇小说也是把“焦点”凝结在对人物精神世界的创痛的描绘上。
张贤亮不但善于选取最能揭示人物灵魂的矛盾冲突，而且在展开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大量使用对比手法，大大增强了对人物精神世界挖掘的深度。在《灵与肉》里，父亲在豪华的饭店劝许灵均出国之时，许灵均想的却是三十年前父亲抛弃他的辛酸往事；当宋秘书说“你的太太一定很漂亮”时，他想的是土屋里的贤妻秀芝；当父亲展示出琳琅满目的旅行箱时，他却看了看自己尼龙袋里的“茶叶蛋”，睡在席梦思床上，想的是马槽在马槽里痛哭失声，却又想起远在天涯的父亲；父亲买的是高级瓷器，他买的是泡菜坛子……可以说，这篇小说无处不在对比，《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也是把片刻的欢乐与无边的寂寞拿来对照。至于在《吉普赛人》中，“卡门”和“我”的心理对比，就更加丰富了。
在冲突中检视心灵也好，在对比中深挖精神也好，作者都是为了追求美，追求真实，追求美与真实的协调统一？他决不嫌足于表雨的真实，而要力求达到内在的真实。就目前张贤亮的作品来看，典的人物大多在炼狱中煎熬，被巨大的痛苦缠绕，但他总是从这痛苦中提炼美的元素。他要追求的艺术境界，似乎让人想起了拉奥孔雕像群。在那里，人物被毒蛇缠绕啃啮，在巨大的痛苦和冲突中挣扎，但塑像却能达到“高度的表情的真实与高度的美的统一”。张贤亮的目标，正是这种“统一”。
四、意境和诗情
让我们先读一读《灵与肉》的结尾：
“他终于看到了学校。他家门口正站着。几个人向大路上这辆马车眺望。秀芝围的白布围裙，在柔和而苍茫的暮色中就象一点皎洁星光，很快地，那里。人越聚越多，最后，他们看出了是他，全都向大路上奔跑。最前面的是一个穿红衣裳的小女孩，她就象迸射出的一团火，飞也似地向他扑来。她越跑越近，越跑越近，越跑越近……”
读完这一段，你的眼前是否呈现出了一幅“高原游子回归图”呢？你是否感到了，这图画中的色彩十分丰富，小女孩象“一团火”，白围裙象“皎洁的星光”，还有那马车，暮霭，人群……如果我们再联想一番，为什么“人越聚越多”，为什么“一团火”会向许灵均扑来？我们从这幅图画中，难道不能更深刻地领悟到，许灵均为什么要固执地回到这苦寒的高原？画面是这般的小，容量是这般的大。这就是小说中的意境。
再让我们读一读《在这样的春天里》中的一小段。“她”被“站长”奸污后，反扣上了“阶级敌人腐蚀干部”的罪名，内心痛苦万分，一个人在春夜的水渠边抽泣。“她”从大渠堤坝向站上望去，站上已闪烁着灯光：
“在那里，每一盏灯光下就是一个小小的家庭，但是，就象一盏盏奵光之间仍是一团团漆黑一样，一个一个家庭之间也是互不相通的……”“她在口袋里没有找到手帕，却掏出一个小纸包，里面原来是一只干瘪的蝴蝶。她轻轻地把它揉成粉末，这时，一阵风又从荒原那边刮过来，她手中的碎末和纸片都随风而去了……”
这又是一种意境和画面。为什么灯光之间是黑暗的呢？为什么地给技术员的孩子捉到的蝴蝶干瘪了呢？荒原上的风为什么掠走了它？这春风还掠走了什么呢？
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不难发现，张贤亮的作品中，散布着不少这类含义深邃的画面。这是他的作品具有强烈感染力量的奥秘之一。意境创造本来是诗词中的用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事实上，对于一切文学作品，意填的创造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意境创造是加深作品容量的必由之路，它是情与理的统一，情与景的糅合，形与神的交融，它能够使有限的具体的画面，充满丰富的耐人咀嚼的内容。这一点，目前并没有被许多小说作者重视，遂使很多小说，形象、色彩、意蕴都不够深厚丰满，显得抽象而又理智。
张贤亮的小说，于注重画面创造的同时，还很注重诗情的发掘和抒发。他的小说不追求奇异的曲折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却追求那种有力量的情节，有心理容量的情节，有诗情的情节。
诗情，这是从生活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金子，是流贯在作品中的血液。诗虽然与小说戏剧有区别，但真正优秀的小说戏剧中则不能没有诗情；一部缺乏诗情的小说，尽可以靠它的曲折情节引人入胜，但不大可能唤起人们崇高和悲愤的感情。美学家朱光潜在早年的论文《谈读诗及趣味的培养》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第一流的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象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读小说只见到它的故事，就象看到花架而忘记了花。”
自然，张贤亮的小说未必都是“第一流的小说”，但他的小说中洋溢着不能抑制的诗情，却是一个显见的特色。他处理题材，注重于诗的开采。《吉普赛人》就是一篇抒发着哀婉动人的诗情的小说。有一位评论者称它是“明丽的悲剧”，我非常赞同。它的明丽的色泽来自哪里？来自男女主人公美好的行为和节操所焕发的诗情。
天安门事件之后，乌云压顶，在奔向大西北的一节闷罐子车厢里，一对流亡的男女青年邂逅相逢。这是一对社会地位悬殊，经历教养迥异的青年。男的是血统工人家庭出身，此刻是参与天安门事件的“逃犯”。女的呢，自称“卡门”，出身很糟，姐姐跳井，她挂黑牌游过街如今四处流落，靠给人钢笔上刻字，画花样，或者“顺手牵羊”维生。他们虽然社会等级差别很大，但都先后受到周围环境的窒息和压迫，殊途同归，被命运驱赶到了一起。“这四面铁壁构成的‘闷罐子’，就象一个密不通风的铁牢在这里面，过去的英雄业绩和过去的扒手行为之间的界线，好象也不存在了，在这里面，不论什么人都会感到铁的现实给他的窒息和压迫”。事实上，他们俩是在人民与“四人帮”的对立和斗争中走到一起了。作品从这一对青年的感情交流中，发掘到诗情，那就是对郁闷现实的疾愤，对茫然的幸福的执着追求。那位“卡门”，“靠在铁门上，哼起西班牙的名曲《鸽子》，先是低声地，以后渐渐响起来，音调婉转而有节奏，回荡着幽深的思念和朦胧的向往”。“我仿佛看见一只洁白的鸽子从铁门外飞进来，在乌黑的、冰凉的铁板之间，在我们的头顶盘旋；在车厢外面，是波光粼粼的蓝色的大海……”这不是诗吗？这是男女主人公内心感情的巧妙抒发。
小说的诗情，主要还是表现在对“卡门”这个复杂性格的富于诗意的描绘中。她是诗的性格，又是性格的诗。须知，在车厢这么狭小的天地，这么短暂的时间，要描绘出一个鲜活的形象难度很大。但张贤亮对他的女主角有精细观察和把握，他透过一些确切的细节，生动传神的对话，贴切自然的情绪转换，逼真地勾勒了“卡门”的形象。这是一个既听天由命又人定胜天，既百无聊赖又自得其乐，既麻木又清醒，既绝望又暗中渴望幸福的矛盾性将。最初，由于低贱的出身，她已失去了少女的娇羞和温柔，成了一个象男人一样的女人。可当她观察到对方是个好人，是她心目中的英雄时，她的嘲讽消失了，女性美又回到她的身上。他俩在车上定情，寄希望于天边。随着“卡门”温柔、贞洁，富于牺牲精神的一面的展露，小说的诗情越来越浓。到他俩未通姓名。双双失散，诗情的抒发达到了高潮。
然而，小说既是令人酸楚和惋叹的，又是明丽而昂扬的。因为这个故事是在可悲可叹的时代已经结束的前提下回叙的，这就使我们深信，可爱的姑娘“卡门”，虽然消失在暗夜里了，但她终究会被黎明的曙光召回的。
五、“拼贴画加意识流”
最后，想对张贤亮在小说表现技巧上的新的尝试略加评述。
近一年来，在我国小说界，越来越多的作家有感于社会生活的急骤变化，有感于人的意识活动日趋复杂，有感于读者口味和欣赏趣味的提高，有感于世界范围里小说技巧的演进，大都在有意识地吸收外来表现手法、丰富和扩大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段。这种创新意图是符合文学发展潮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然而，不少尝试的效果却很不理想。张贤亮在创作中也面临着技巧的挑战。比如他的《灵与肉》，要表现主人公心灵和肉体的变化，要圆满完成，必然要把众多的场面、人物，大跨度的时间，容纳到自己的画面；而这，是很容易使小说冗繁拖沓，尾大不掉的。这一题材迫使张贤亮要寻求一种最简洁、最合适的形式。应该说，张贤亮基本上经受住了这一挑战。他运用强烈的对比，把层次繁多的生活画面拼贴到一起；而各个画面之间又有一种强大的“意识流”将之贯穿。这就是许灵均的心灵变化。这种变化巧妙地溶进了西北的原野、都市的饭店、三十年前的上海城在各个画面之间蜿蜓流淌着，流向了人物应有的归宿。三十年间事，酸甜苦辣情，一以贯之，一线穿之，就象一串闪光的珍珠。
张贤亮在回顾《灵与肉》的创作时，说过这么一段值得我们玩味的话：“在设计结构和故事情节的同时，当然要考虑在技巧上采用什么表现方法。现在的小说，一般是故事线加气氛。在、《灵与肉》之前我基本上也是采用这种方法的。但是，一篇时间跨度长，情节不曲折的小说再有旧的方法就会显得呆板单调。新的技巧，不外乎是意识流和拼贴画。我个人总觉得意识流还不太适合我国大多数读者的胃口，而拼贴画的跳荡太大，一般读惯了情节连续的故事的读者也难以接受。于是，我试用了一种不同于我个人过去使用的技巧——中国式的意识流加中国式的拼贴画。也就是说，意识流要流承情节，拼贴画的画面之间又要有故事的联系。”
以上的话是否有理，可以见仁见智；《灵与肉》的成功，也丝毫不意味着“拼贴画加意识流”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但是，这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技巧是比较能为现阶段的中国读者所接受的，它不妨在当今的创新潮流中聊备一格。这也是张贤亮作品中一个最新的特点。
张贤亮从严霜中走出，带着他的作品进入了新时期的文坛。他以他善于发掘“伤痕美”的特色，他以他善于在悲剧冲突中剖析灵魂的本领和对意境、诗情、哲理的追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原因，截至目前，他的作品除《灵与肉》外，基本上以写悲剧见长。他擅长表现入物受难的？面，不太适应表现人物奋斗进取的一面，有些作品也的确写得压抑了些，他的题材面的相近也多少说明了他的生活积累的迫切需要扩展和加深。但是，张贤亮正在调整自己的位置、调试自己的琴弦，正在积聚力量，准备为新时期的新生活唱出自己的歌。前不久，他给笔者的来信中说：“我正在克服自身的局限，着手写一个中篇，写一个有很好的马列主义素养的社会主义新人，正在克服议论过多、描写不足的弱点……”看，作家已经向自己提出了新的使命！张贤亮是有潜力可挖的，他一定能给我们拿出新的力作，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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