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还是从沈从文的作品里最先认识湘西的。后来，有幸到过那里一次，惜来去匆匆，只领略了一下那里山川的奇秀，至于那里的民情风俗，就没有机缘更多的接触了。我爱这片美丽的土地，常常想，如此奇秀山川里的劳动者，也定然有奇美的心灵，有不同于其它地域的特殊的人情风俗吧？于是，引领成劳，结想为梦，有时竟在梦魂中沿沅江上溯。不过，梦中所遇，多是沈从文作品中的人物，是箫箫、三三、翠翠，这些旧时代闭塞的山寨里的姑娘，是《丈夫》里那不得不在穷困的驱赶下卖身的女人和忍气吞声的丈夫……那都是四、五十年前的旧事了。可是，解放以后呢？今天呢？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湘西人民在近三十余年的新的生活中，有怎样的命运际遇、悲欢感情呢？这些，则是我更想知道的了。

    终于，在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作品里，我找到了渴想了解的东西，部分地获得了艺术上的满足。逐次地阅读了他的《五台山传奇》、《乡愁》、《留在记忆里的故事》，《我的老师和她的爱人》、《彭老三趣事》、《啊，月亮》，《！和？》、《菩提萨捶》、《母爱》和中篇小说《甜甜的剌莓》，不能不被作品中浓厚的乡土气息，扣人心弦的人物命运所吸引，所感染。当然，这些作品，并不全部是成功的，也有个别篇是写失败了；但把它们组接起来看，几乎是涉及到了解放以来每次重大的生活变迁，组成了一长幅湘西劳动人民生活斗争的画卷。这画卷里不光有湘西特有的山花野草，竹楼茅舍，奇风异俗；真正打动人的，还是各种各样的人物命运，各式各样的性格，丰富强烈的欢悲。读孙健忠的不少作品，仿佛咀嚼着一枚枚山野之果。这“山果”涩涩的，酸酸的、甜甜的，有一股带着野性的“湘西味”。

    孙健忠大约可以归入所谓“乡土文学”的大流派中。何谓“乡土文学”？我还没有找到完整的定义。想来总的意思无非是，透过一个特定乡土的特有的风物人情、习俗和命运，映现出一个大时代、大社会的侧影吧。关键在于热爱这片乡土，熟悉这片乡土，真正地写出这片乡土上的特色。

    试想，不把根须深深地扎进这片乡土，能结出这些有浓郁“湘西味”的山果吗？没有对于故乡人民发自心底的炽热感情，能够写出这些动人的篇章吗？理解孙健忠的创作，我以为最根本的，是首先理解他对故乡的那种“割舍不开的感情”。这是他从事创作的他在短篇集《娜珠》的《后记》中说：“我爱我的故乡，我爱他地上的高山、溪河、丛林以及天上的云朵但是我更爱生活在它的怀抱中的勤劳、悍勇、质朴、善良的人民……”；还说过：“放乡的人民生活是一座永远开掘不尽的文学宝藏。我愿终生作它的一个开拓者。纵不能捧出黄金白银，也要以我的赤子之心，奉献给故乡亲人，以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生活之树常青。以上的话不是挂在口头上的誓言，孙健忠在生活和创作实践中也确是带着这种激情去做的。他平时一有机会，就返回故乡，到父老乡亲中去；他曾经较长期在湘西安家落户。他象一株湘西山林中的果树，艺术的触须拥抱着母亲大地，这土地给了他力量、信念、思想、灵感，把滴滴乳浆灌注给他，才结出一树繁盛的果。分析孙健忠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似乎应该首先从这里出发。

    二

    读孙健忠的作品，你会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的作品里充满着各种人物独特的命运。《五台山传奇》以向小妹的命运为贯穿线索；《留在记忆里的故事》以瞎子来顺阿公和他的孙女幺姑的命运为贯穿线索；《乡愁》以女主角“她”的命运奇遇为贯穿线索。《甜甜的刺莓》以竹妹的婚姻悲剧为贯穿线索……

    为什么孙健忠如此注重以命运线索作为他结构作品的重要方式呢？自然，这首先源于他对故乡人民命运的关切和责任感，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从文学的角度看，你面对庞杂的生活，必须要找到一条通向现实深处的路径，要抓住一条链环；你必须从面到点，从大到小，否则，大而无当，会越写越臃肿散漫。对孙健忠来说，他的“路径”。他的“链环”，就是紧紧抓住人物的命运，从人物独特的命运发展中，提炼、概括丰富的社会内容。

    事实上，注重写普通人的命运悲欢，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基本特点。恩格斯在称赞乔治桑等人的创作时，除了称赞他们的作品不再象先前的著作中，总是让“国王和王子”充当主人公，而是写“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之外，还特别指出，“构成小说内容的，则是这些人的生活和命运、欢乐和痛苦。”我感到，孙健忠恰恰是抓住了这个要点的。

    写人的命运，写普通劳动者的命运，似乎是大家都懂的道理，但在创作实践中，情形却并不皆然。我们的文学，曾经一度陷在 “写政策”，“写路线”的歧路里，对普通劳动者命运的曲折性、复杂性，很不重视。如果说在“左”的错误盛行时，文学中也写了人物命运的话，那其实只是一种“命运模式”，每个人物的发展和结局，都是早就依据路线斗争的需要“分门别类”安排好了的。

    “命运”如果可以做这样简单的分类的话，社会也就净化得象真空管一样了。孙健忠没有照这种方法写人物命运，他的《五台山传奇》发表已经二十年了，至今读来依然有一股强烈的感染力，其原因就在于写出了人的命运的独特性，曲折性，复杂性。

    向小妹的命运的确是特殊的。她不是祥林嫂，不是白毛女，也不是起而抗争，参加革命的女性。她就是她，一个普通的湘西女子。在严酷的旧时代，她嫁给了忠厚老实的田天陆。他们穷得很，“没有开出劳动的花，却结出了爱情的果”。但她被湘西特有的“弋匪”抢走了，受尽凌辱，辗转出卖，痛不欲生，投身清江，被好心的船工救起，成了“清江上的船妇了”。二十年来，她和丈夫田天陆，一个苦苦想念，一个逃跑寻求，盼望着重逢，终不能重逢。直到解放了，破镜似乎应该重圆了，他们相见了。可是，“她当初在清江上，非常想念五台山上的前夫和儿女，现在回到了五台山，清江上的船工和儿女，又时常挂在她的心里”。这“离而复合，合而又离”的家庭悲剧，感人肺腑，发人深思。

    然而，向小妹两家的悲剧又带有极大的普遍意义。当年“官匪一家”，向小妹的反抗、逃亡，都没有出路，她象一只冲不出黑暗樊笼的鸟雀。虽然命运给过她不少偶然的际遇，但罗网重重，疏而不漏，她还是不能与心上的人儿聚首，不得不向命运低头。“广大无边的世界哟，难道没有一个弱女子的落脚之处吗？”是的，向小妹的曲折离奇的经历，恰恰是对旧世界最深刻的揭露。她的被搭救，成为“船妇”，恰又说明了劳动者之间的相濡以沫，阶级深情。这也实际是对不幸命运的曲折反抗。当然，待到解放后，出现了两个家庭的矛盾，也是旧世界遗留的一幕悲剧。但在更高的意义上来看，这又转化成一出社会喜剧。因为解放后她和田天陆都变成了生活的主人，剩下的只＃怎样安排家庭生活使其更合情理的问题了。

    有人说，这是一篇“问题小说”，比《我应该怎么办》早提出了好多年。其实，作家的立意并不在于“问题”上。从向小妹“团圆”之夜嘤嘤的啜泣声中，我们固然感到了悲，但从她和田天陆家庭子女的变化，她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中，我们又会感到新时代的喜悦，这是一篇以含着悲喜交集的泪花向旧世界告别的作品。作家写了悲剧，为的是告诉人们，这样的悲剧已经消灭，不会重演。这是历史的欢乐的回声。

    从《五台山传奇》关于人物命运的成功描写中，我们会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人物的命运应该是独特的，复杂的。主宰人物命运的，固然取决：于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力量，但并不排斥不同人物的个性、气质、心理等等因素的作用，特别是还不能忽视命运中的各种偶然因素，你愈是真实地写出人物命运的独特性、复杂性，也就愈能够折射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广阔性，因为必然性总是由偶然的形态显现出来的。从命运的“模式”中挣脱出来，从独特性中寻求普遍性，这也许是《五台山传奇》至今对我们创作的很要紧的一点启发吧？

    三

    善于抓住人物命运的发展这个环节，的确是孙健忠不少作品的特点；但这也只是他借以通向现实生活深处的“途径”。假如在这条“途径”上，看不见繁盛鲜花，看不见丰葱的野草，没有令人赞赏惊奇之处那也就未免使人兴味索然了。在真正好的作品中，入物命运的发展线索只是骨架，它一定要托起满棚满架的鲜花异草，这“鲜花异草”，就是对人物的丰富感情，心内世界深刻的发掘。一位杰出的老作家说过：文学作品写人，究竟“写人的什么呢？我想主要是写人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要把由于人的社会实践造成的这几种感情的变化形象化，化在人的‘七情’上”。（柳青）孙健忠的一些好作品，也正是把笔力倾注和凝聚在对劳动人民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描绘上的。

    他的《留在记忆里的故事》、《乡愁》、《我的老师和她的爱人》等篇，要论情节，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曲折称奇之处，甚至很难作为完整的故事讲述出来。贯注在这些作品中的，是人情美的细腻动人的抒发。它象是抓住了人物感情的“线团”，如抽丝一样，尽量地拉、拉、拉，拉得长长的，又象发现了一座心灵的宝库，尽力地挖、挖、挖，挖到蕴藏的深处。我认为，能从简单的情节中生发出饱满浓厚感情的作品，才是小说艺术中的上品，最比较高的艺术境界。

    人性、人情这些领域，似乎至今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这些问题其实既复杂倒也未必神秘玄妙到不可捉摸。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明确地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这里，“带着阶级性的人性”中的“带”字十分关键，说明了阶级性与人性的异同关系。我想，只要我们的作品写的是有着具体社会属性的人性和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请，抒发的是“人民大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那就非伹没有什么不好，恐怕是每一部真正激动人心的作品中都是不可缺少的。孙健忠自己说：“农民的感情是极其丰富的，复杂的，曲折而又深沉的。我准备在研究农民的感情特点方面好好下呰功夫。”功夫不负苦心人。在《留在记忆里的故事》和《乡愁》这两篇别具一格的小说里，我们看到了潜藏在人民大众心底丰富的情感。

    《留在记忆里的故事》写的是“大跃进”年代的事。作家面对一座干涸的“水库”和为建造这座“水库”而献身的农村姑娘的坟茔，引起了纷纷思绪，激起了感情波澜，他有一种把久已积蓄胸中的感情抒发出来的冲动。但他几乎一点儿也没正面写“浮夸风”中的“热闹”场景，没有抽象地评述左倾错误的原因及其危害，出现在作品中的只是一个瞎眼的老人来顺阿公和他的相依为命的孙女幺姑，作家就从这里下笔了！

    瞎子？瞎子来顺阿公会有怎样的精神世界呢？他看不见太阳、月亮、灯光，照我们想来，他一定痛苦得很吧？其实不然，他活得充实。他心里有光明，“这光明就是希望”，“这光明就是他的孙女儿幺姑”。幺姑不幸，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留下她这雏儿，爷爷拿米汤水喂她，夜夜把她窝在胸口上。爷孙之间，爱得那般深沉，瞎老头能从幺姑的脚板声、出气声、说话声，听出来这女儿家的脸色和心绪。可是，要修水库了，怀抱着理想的幺姑要走了，不能守在爷爷的脚边了，爷爷想得通，因为“等到断龙山水库修起的那天，等水库的水流到我们屋门口的时候”，幺姑也就转来了。而且，幺姑说，“那时候，我哪里也不去了，一辈子孝敬你老人家”。幺姑的“脚板声响了停，停了响”，真是“为谁一步三回头”啊！读至此，谁不为这爷孙之间质朴的人情所动呢？然而，等呀，盼呀，盼呀，等呀，水没有流到屋门口，幺姑也没有回来。瞎老头不相信希望会破灭，他走了三天三夜，摸到了工地上。他摸到了什么？“瞎老头蹲下去，伸出粗硌硌的手，摸到了一个新垒的土包，摸到了花圈，摸到了纸灰钱”。作者说，他写到这里流了泪；我要说，读者们也会流着泪读到这里的！

    我们或许会遥想起《边城》中的老艄公和他的外孙女翠翠，还有那条伏在江岸上的小黄狗吧。在那里，爷爷与外孙女的感情也是深挚的。可是，幺姑比翠翠进步了多少年！她怀抱着理想献身了，连瞎子也是充满着希望的。可这爷孙之间的爱，这希望，都被左倾错误辗碎了，割断了！作家不言左倾错误对政治、经济的破坏，却转而写它对人民大众的人性与人情的伤害，这也才是真正的文学角度，触到了历史感情的深层了。

    就人性美和人情美的挖掘的深入程度来看，就心理刻画的细致来说，《乡愁》也许更为出色。我读过许许多多写十年动乱的作品，却没有见过《乡愁》这样特异的。它的魅力何在？它的魅力来自“她”——小说中的女主角的精神光辉。“她”和《甜甜的刺莓》中的竹妹不同，“她”和幺姑有别，离和向小妹迥异。在“她”的身上，巧妙地糅合了野性的美与温顺的美，刚的美与阴柔的美。

    小说的故事“间架”其实是很简单的。在武斗剧烈时期，乡下少妇“她”殷切盼着在城里工作的大学生丈夫回来，却遇到一个在武斗中受伤，快要死去的城市青年流落到了乡下，使搭救了他，把他从死亡线上救活了。“对立面”的人来搜捕时，她挺身而出，厉言峻色地堵了回去。后来，丈夫归来，“她”拦不住两个“誓死捍卫”自己“信念”的“敌人”发生格斗，眼看着他们双双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故事不算新鲜，结尾的处理也许多少有点过份了。但问题在于，作家并不想表现武斗的残忍酷烈，也并不想从历史的旧账中寻找理性的教训。那么，他的着眼点究竟在哪里？他的艺术的“聚焦点”在哪里？依我看，作家是要我们从乡下少妇“她”的眼中看荒谬的世情，透过“她”来表现乡下农民与城市“造反者”的心理隔膜，乡下姑娘与城市大学生的精神差异，以及“革命造反”与淳厚的人情之间，恶化了的人与人的关系与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之间，被煽动起来的兽性与人民大众的人性之间的尖锐冲突。是的，“她”是不能理解这动乱的生活的：“我硬是搞不清，有理就摆出来讲唦，看那个讲得赢唦，都是社会主义的人，好好的，只为一个什么观点，就真刀真枪打起来了，何苦呢？何苦呢？”时代的荒谬被姑娘最朴素的话语道尽了。

    就在这荒谬时代的纷繁矛盾冲突里，小说深刻地、动人地挖掘了“她”身上丰富的劳动者的感情。为什么，“她”要救一个不认识的男人的命呢？就是劳动者的朴素的爱的力量。因为，在人民大众之间，人跟人应该是朋友，是亲人。对这个充满着母性爱的乡下少妇来说，“她”觉得救死扶伤是她的本分，是真正合乎人性的。在这样做的时候，“她”是勇敢的，无所畏惧的。长舌妇们指着“她”的后脊梁窃窃私议：“骚！她捡了一个过路的野男人！”对这不怀好意的议论，她虽然没有听见，但“她用自己极度灵敏的神经末梢感觉到了”，“她马上作出了反应，胸脯挺起来，脑壳昂得高高的，眼睛望着天上的云”。“她的玫瑰色的光脚板，在弯弯的用青石板铺成的村路上，很有力地吧哒吧哒响”。当一群城里的“造反者”要闻进里屋，搜捕受伤青年的紧急时刻，她一反温柔的常态，举起铁锄，历声宣称；“他是我的丈夫！”多么勇敢，多么豪爽，多么可敬！“她”简直让我们想起了梅里美笔下的高仑芭式的野性的美。然而，“她”又是多么地柔顺而坚贞。对丈夫的深刻思念煎熬着她，就是对这位不知名姓的青年男子，她也尽着农家女子的本分，悉心照料，耐心而又体贴。这里没有丝毫暧昧之情，有的只是劳动者的或者说土家族妇女的博爱的胸怀。那养伤的青年误以为“她”爱上了他，感情冲动地捤住“她”的手说：“刚才，你讲我是你丈夫……你真的愿我做你的丈夫吗？”

    “不愿！”这是她的回答，象吐枇杷子一样利索，干脆，并且告诉他“我是有丈夫的人！到明年，我就要做阿妈了！”。

    读到这里，真象作者形容的，仿佛听到了“冬天里的炸雷”，使人灵魂震颤。我看到了一颗高尚的心灵，我看到了一个既温柔又大胆，既刚烈又多情的饱含着“人民大众的人性”的优美形象。当年沈从文的作品里，写过一个磨房女儿三三，她不能理解一位城里来的少爷，虽然她感到了一种朦胧的爱。《乡愁》中的“她”也常常在推磨，“她”也不理解城里的丈夫和养伤的青年。可是，这种“不理解”又有着多么不同的内容啊！从“三三”到“她”，历史已经翻过了多少篇页！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前面说过，孙健忠深深地关切着家乡的人民。他的作品不脱离政治，“大跃进”和浮夸风，十年动乱和刀光剑影，他都不回避；可是，他又总在巧妙地进行着艺术的“回避”。“刀光剑影”和“劳民伤财”都退居到了幕后，“人民大众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照满了他的舞台。至少在以上两个短篇中他做到了这一点，包括《我的老师和她的爱人》也是如此。

    四

    写作之难，“难的是写活一个人！”一位卓有成就的老作家曾经这样深深地感叹过。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矛盾就没有人物，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人物的生命。理论家们也都这样强调过。

    可是，究竟怎样才能写活一个人，怎样才能在矛盾中正确地、深入地描写人呢？这或许只有创作实践才能作出切实的回答。象许多作家一样，孙健忠也一直在摸索着写人的方法、规律，在力争创造出活生生的，血肉丰腴的人物形象。他写过一大群人，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个性鲜明，有的形象模糊，但他毕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除了上面所举的作品和人物之外，《甜甜的刺莓》中的毕兰大婶、竹妹等人的形象刻画的特点，是不可不提的。这些人物写得活，写得深，写得好，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作家成功地掌握了在矛盾中写人和赋予人物以生命的方法。

    记得“四人帮”时期，也很具导过要在矛盾中刻画人，那意思主要是，要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写“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可是，那种理论指导下的作品中的人物，何尝有过真正的生命？问题在哪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这“矛盾”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是客观在主观世界中的深刻表现，还是主观对客观概念的附合？仅仅把人物当工具，设置矛盾，然后围绕这种设置的思想斗争去活动，人物肯定不会有生命；退一步说，即使不把人物当工具，人物的感情也很激动，但这种人物假若只有共同性，只是一种类型，那人物也仍然不会有生命。《甜甜的剌莓》中的一个中心矛盾事件，是敢不敢抵制在高寒山区种双季稻，敢不敢抵制这股瞎指挥风。试想，如果孙健忠笔下的毕兰大婶和向塔山，仅仅围绕这件事争来吵去，各抒己见，那就不论写得如何热闹，也不可能刻划出真正有独特性格的毕兰大婶了。

    孙健忠在《甜甜的刺莓》中，打破了矛盾的一般性的外壳，捕捉了矛盾的特殊性的实质，避免了人物的类型化，把握了人物的个性化，这才使得毕兰大婶——我们进入新时期之前的一位社会主义新人，获得了艺术生命。

    矛盾的普遍性是敢不敢抵制种双季稻，那么矛盾的特殊性何在？毕兰大婶是党支部书记，却又是目不识丁的农家妇女；她是“老劳模”，一贯跟党走，可“文革”中自称代表党的人的举动？她又不可理解；毕兰大婶是领导人，又是慈母；她喜欢三牛，可女儿竹妹偏又委身于向塔山；她与向塔山有尖锐矛盾，但向塔山偏又是她的女婿；毕兰思想先进，似又有许多土家族妇女传统的道德信条……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凝聚着多少特殊的矛盾啊！

    再看处于这种特殊矛盾中的个性。不错，毕兰大婶是属于那种刚强的、有决断、有见识的女性。她的生活遭遇决定了她与党、与山寨乡亲们的血肉深情。可是，这样的人物就一定事事有决断，处处都刚强吗？不一定，完全不一定。曾经有人把人物性格划分为几个侧面，未免有点机械，但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确是个矛盾交错的整体。果决与优柔，刚正与妥协，恨和爱，常常随着环境条件的转化而转化着，往往奇妙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毕兰大婶也没有例外。这里只举小说中的一个情节：

    她爱独女竹妹，许诺了她与三牛的婚姻，她的许诺本来比磐石还要坚定。但是，品质恶劣的布谷寨党支书向塔山，以突然袭击的手段，骗奸了竹妹，动摇了这个灵魂软弱的姑娘。这在毕兰大婶的道德观念里，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然而，现实是冷酷的。请看母女二人在火塘边的对话：

    “阿妈，你莫扯远了，你就答应我和向塔山结亲吧！”

    “我不得答应！”毕兰大婶决然地说。

    “阿妈，你真的不答应？”竹妹急得哭了。

    “莫的不答应！”

    “那我怎么得了呢？”

    “你跟三牛认个错，回心转意，和他好。”

    “向塔山呢？”

    “你也去跟他认个错？把话讲明，就算没得这回事。”

    “阿妈！”竹妹××地哭，用力摇阿妈的腿肚子，“你老人家做点好事吧，饶了你的女儿呢！××……”

    这是一场感情的风暴，内心的风暴！坚强如毕兰大婶，当最后听到向塔山已经占有了竹妹时，“她浑身瘫软，没存一点力，”她“再也不言语了”。她默认了。经受过那么多磨难，挺立在人生波涛中的毕兰大婶，却经不起这一打击。“这是要害一场大病的兆头”。她能指挥一个大队，她敢抵制双季稻，她可以承受各种命运的打击，她却管不住，也管不了自己的爱女！仅此一个情节，可以看出作家找到了生活的内在矛盾，人物个性中的内在矛盾，同时也就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至于竹妹，也写得好。小说的前半部，对她感情深处的转折，有极准确、细腻的刻画，特别是对她依违于向塔山和三牛之间的矛盾心理，更是曲尽其妙。可是后来呢？她似乎一直在软弱下去，作家未能始终握住她的内心矛盾线索，不免叫人抱憾。

    五

    一些评论者指出，孙健忠的作品里“湘西味”比较足。我对湘西了解太少，很难正确地品评出这种香味。但有一点感受是较深的，那就是孙健忠的？一些好作品里，很注重意境美的追求。把乡土与人情揉合，把景与情交融，把情与理统一，把特有的风味灌注到人物的精神世界中去。试将《甜甜的刺莓》的第一小节，小园景，月夜情，沁人心脾，而竹妹、三牛、毕兰大婶三人的不同的心思，巧妙地溶入这夜色的小园里了。三牛的憨，竹妹的痴，毕兰大婶的慈，全在一个小生活片断中展露出来了。这个“头”开得韵味很足。我想，所谓地方色彩，民族色彩，更要紧的还应该是对民族性格和心理的准确把握。孙健忠写得成功的，似乎主要还是一些湘西妇女的形象。总起来看，就未免有些狭窄了。怎样写出更丰富多样的湘西劳动者的性格，怎样描绘出更广阔的心灵世界，也许是孙健忠把自己的创作提高一步的一个关键方面。

    我在以上指出孙健忠善于写人的命运悲欢，善于发掘劳动者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善于在特殊矛盾中刻画个性诸点，是就他的一些成功之作谈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另有一些作品恰恰在这些方面，又成了他的弱点。比如写命运，《菩提萨埵》就没有写好；比如写感情，《“！”和“？”》就没抓住感情深处的矛盾；写矛盾，《啊，月亮》就没有写得理想。《啊，月亮》中，月亮姑娘在左倾之风盛行时，不断提拔，抛弃情人，以至她的情人因与她在“姑娘田”的问题上的对立，蹲了大狱，她也未置一词。可是，小说的最后，月亮姑娘却与刚出狱的情人紧紧地拥抱了。这就把本来尖锐的矛盾简单化了，月亮姑娘受提拔，树为典型，她的自身意识中本来应有深刻矛盾的，可作者只诉诸说教，把责任推到了提拔她的坏干部身上，就不够可信了。《！和？》也很难激起人们的感情共鸣。知青媛姐长期不能抽调回城，孤孤零零，当然值得同情。可是她采取的手法是什么呢？假意与一个憨头憨脑的农民结婚，避开公社秘书的追逐，并由此被树为典型，达到了回城的目的。如果这样的人物受到歌颂，那么那位实际上被愚弄的“陪衬人”老实农民又该怎样处理呢？这自然是孙健忠作品中少数的败笔，但这败笔也能引出反面的经验来的。《甜甜的剌莓》无疑是近年来一部优秀的中篇小说。它有两条贯穿线索。一条围绕着种植双季稻的成败；另一条围绕着竹妹的爱情悲剧。我总感到，第二条线索写得动人，而这两条线索交织融合的却还不够紧密浑成。语言很重要，语言是小说艺术的衣裳。孙健忠掌握湘西土语很熟练，写得道地，但有时也感到失之繁琐，不够干净、利落。这不机会影响作品的篇幅，而且会影响每部作品的整个艺术感染力量。小说技巧和语言都在发展，孙健忠坚守在湘西大地上十分可贵，但吸取一些新鲜的手法，也许会使他的乡土艺术更加动人。

    就在阅读孙健忠同志的作品，正在撰写这篇粗浅文字时，读到了他的《安泰的启示》一文。从他的短文里，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孙健忠创作的大幅度发展的希望，看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希望。他在文中说，家乡来信了，“住户已经找好，欢迎你快点来！”。他接着说：“我要尽快地回到大地上去，回到母亲的怀抱里去。我要把生活的根重新扎进泥土中。时代在前进，家乡人民在前进！我要努力跟上他们的步伐，永不掉队！”

    人民在招手，生活在呼唤，植根于湘西大地的作家，我们期待着你的新作，我们谛听着来自湘西的新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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