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初，乔典运带着一个翻身农民的喜悦和激情，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他以朴实的笔调，热情地讴歌土地改革、合作化、公社化运动和这些社会大变革在农村生活的回响。他的作品的内容，基本上是随着我国农村生活的变迁而发展变化着的。但是，总的看来，在粉碎“四人帮”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乔典运的创作，题材面窄，作品里的矛盾冲突单一化，局限在先进与保守的斗争上。虽有对生活真实的纪录，却缺乏对生活独特的发现；虽有动人的事件，却缺乏生动的个性刻画。他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主要靠事件去直接印证某一种观念和政策，而不是用人物性格的塑造来体现新鲜的思想。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主观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农村题材的创作，深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简单化理解，导致了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直接配合政治任务的倾向。乔典运虽然非常熟悉农村生活，但厚实的生活库存和创作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他只能和许多描写农村生活的青年作者一样，拥挤在狭窄的题材领域里。当时农村生活中纷纭复杂的社会矛盾，并没有进入他的创作视野。
然而，尽管如此，他也写出过几篇散发着浓厚生活气息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已经显示出乔典运对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的思考，这一点与他当前的创作是一脉相承的。在《送地》这个短篇里，通过一个饱经忧患的农民的自述，从不同历史时期农民与土地的不同关系的角度，表现了解放前后农民思想感情的变化，广大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作者对农民的心理状态是熟悉的，作品围绕土地问题挖掘着农民的“穷根”、“苦根”究竟何在？张老汉一家几辈人，为羸得土地奋斗挣扎，争地界，闹纠纷，造成了一幕幕悲剧。而只存到了解放后，到了张老汉这一辈人，才觉醒过来，认识到真正的“穷根”乃在于土地的私有制度。他终于挖出了象征着私有制的“界石”，把遗留在邻村的，祖辈为之流血奋斗的二亩地，送给了那个村庄的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迈出了艰难的一步。这篇小说质朴浑厚，充溢着农民的真情实感，但是它又比较粗糙，缺乏典型概括，基本上是完整地描述了一个事件过程，却不善于多方面地刻画人物形象。到了写出短篇《石青山》，乔典运在艺术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作品刻画了一个满怀深厚的阶级感情，热爱新社会，珍惜新生活，不断进取的先进农民的形象。作品极力突出石青山这个人，越是困难的时候，头昂得越高，吃苦不叫苦，总在风雨中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走的进取精神。作品不再是通过完整的事件，而是透过典型的生活细节和富于个性色彩的行动来刻画人物。石青山的那个“想当年”的箱子，他的二改对联，迁移大队部的行动，都很能突出人物性格。但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作品毕竟把农村生活中的矛盾简单化了。仅仅不忘记旧社会的苦难是不够的，还必须正视眼前的实际困难，通过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解决农村中的各种难题，才是正确的。从这篇小说依然可以看出，乔典运很注意观察和分析农民的心理和农民思想变化的轨迹。
乔典运创作上真正的突破，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创作，仿佛从一个狭窄的河床奔向开阔的平野。短短三年的时间，他写出了一批富于特色的作品。农村和基层生活里繁复多样的矛盾，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进入他的视野，呈现在他的笔端。这些作品的题材和人物，大都非常新鲜，不是某些政治概念的形象演绎，而是作者忠于生活，忠于自己的感受，熔铸着自己的血泪和感情的产物。在《活鬼的故事》里，他鞭挞了一个在政治风云变幻中忘恩负义的伪君子的丑恶灵魂；在《父子情》里，他以真挚的笔调歌颂了父子两代农民坚持正义的传统美德；《贵客》描绘了在困难时刻的“风雨同舟战友情”；《一百三十个×》和《挡不住的脚步》，则通过忠厚善良的普通农民的特殊斗争方式，表现了汹涌在人民底层的反抗“四人帮”的怒涛；在《气球》里，他塑造了一个标准的中国的普里希别叶大中士的形象；在《平常不平常》里，他从细微的日常生活中，挖掘着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在《春秋配》里，他怀着深深的隐痛，揭露了横行乡里的“土皇帝”是怎样拆散了一对贫苦农民的姻缘……出现在这些作品里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既打着鲜明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烙印，又是颇为独特的。其中的一些作品，即使在目前全国浩繁的短篇小说中，也很准找到相似的影子。乔典运丰富的农村生活体验同思想解放的要农“接上了火”，便源源不绝地产生着个性鲜明的作品。歌德说过：“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此外，作家如果满足于一般，任何人都可以照样摹仿；但是如果写出个别特殊，旁人就无法摹仿，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见《歌德谈话录》）我以为，乔典运作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发现。
当然，要想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发现，首先要有正视现实，敢于大胆地、真诚地看取生活的勇气。乔典运正是一个敢于面向生活，直言不讳的作家，他看到了许多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他表现了一呰别人虽然注意到了却还不敢表现出来的东西。例如，鞭挞“四害”横行时期出卖灵魂者的作品很多，但《活鬼的故事》不但出现的比较早，而且独辟蹊径。这篇小说主要不是从政治思想的分野上，而是从为人的起码的道德品质上，刻画了一个常见的，却又往往被人忽略了的丑恶灵魂。那个县委梁书记一手提拔起来的千部老金，在梁书记被打倒、穷愁潦倒之际，求他给有病的孩子代买一瓶香油做“药引”的时候，冰冷而刻毒地回绝了。而与梁书记素无交往的木匠夫妇，出于恻隐和同情之心，把仅有的一瓶香油拿了出来。他们怕伤透梁书记的心，不忍把老金的真相告诉他。可是，等到梁书记复职，这个老金不但又偷偷地在镜框里换上了他和梁书记的合影照片，而且恬不知耻地，巧妙地默认了那瓶香油是他给的。小说越是描写梁书记对老金的信任，越是描绘木匠夫妇的善良，就越是反衬出老金这个小人的良心丧尽。小说流露出作者对人情世态的咏叹，对忘恩负义者的愤懑。它选取的事件是很微小的，但情节的份量却很重。这篇作品透视灵魂的力量，是决不逊于那种从重大政治态度上揭示人物面貌的作品的。象老金这样的人，并非大奸极恶，但其灵魂堕落的程度却令人震骇，把他称为现实中的“活鬼”，并不过份。遗憾的是，这号人在某些角落至今依然虚伪狡诈地生活着，这正是作者的独特发现和需要提醒广大读者的。乔典运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封建余毒的猖獗，是深有体会的。在这一方面，他也有与众不同的独到观察。他观察到残存的封建势力的躯壳在注入了“四人帮”的极左毒汁以后，便披上合法的革命外衣，变本加厉地破坏着农村生活。《汽球》中的火眼左三这个人物，便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畸形怪胎。他虽然带着几份夸张的色彩，却具有内在的真实性。他愚昧：明明是个“气象汽球”。却硬要说是个“定时炸弹”。他专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压制一切不同的声音和思想；他又颟顸而阴险，很会罗织罪名，凡不承认汽球为定时炸弹者，一律扣上吓人的政治帽子。作品的深刻处在于，火眼左三的这些有悖于常理的狂妄举止，并不全是他个人品质的恶劣所致，也不是为了某种直接的现实利益，而是他整人已成癖，好象吸鸦片烟上了瘾一样，极左的诲汁已经渗透了他的灵魂。这个人物富于典型性。就象阿Q精神并不限于落后农民所有一样，火眼左三的极左，也同时存在于那个特定时期各阶层的某些人物身上。火眼左三的精神状态确实与契诃夫笔下的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十分相象，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契诃夫写的这个人物，是作为专制的、警察的俄罗斯社会的象征出现的，是那一社会的特产；而火眼左三也正是具备着“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的许多特征，也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他们在封建专制性上有共同之处，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火眼左三是一个可憎、可怜、可悲、可叹的人物，他所依附的那个时期刚刚过去，他的幽灵并没有完全散尽，作品向人们敲响了警钟。
我觉得，乔典运在面对社会矛盾时，常常是带着一个农民的质朴感情和眼、光，来进行观察和分析的。这并不是说，他的思想高度只停留在一个普通农民的水平上，而是说，他有自己特有的农民气质、道德理想和善恶是非观念。他的作品里爱憎感情特别强烈。他似乎是格外憎恨那种冷酷、自私、颟顸、虚伪的忘恩负义之徒；而又特别喜爱那些淳朴、忠厚、善良、有着坚贞节操的普通人乃至小人物。他选择和处理题材，往往就是围绕着这些普通人的悲欢展开的。我们看到过许多描写人民群众与“四人帮”斗争的作品，但乔典运处理这一类题材时，别开生面，更多的从道德情操的角度去表现。人民群众与“四人帮”的对立和斗争，既可以是挺身而出、临危不惧的正面交锋，也可以是保持自己的政治节操和美好品德不被污染。在《父子情》这篇小说里，就流泻着劳动人民淳厚的道德美。外号“历史书”的铁良爷，语言带几分古气，心灵却是高尚的。他的儿子铁柱在外县当公社书记，春节也不回来，他非但不生气，反而说：“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大丈夫尽忠不能尽孝！”“他不在家孝敬我一人，去孝敬那千二八百人，才是大忠大孝哩！”老人对儿子的感情很深，每年儿子回来，老人亲手砸核桃，看着儿子一个个地吃，便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但是，老人对儿子最深的感情，还是希望他永不忘记养育他的人民，永为人民尽忠效力。当老人听说儿子所在的公社一片混乱时，爱极生恨，担心儿子走上邪路，便带着全村人送的核桃去探望儿子。探望的过程中，父亲和暂时受屈的儿子之间，感情的交流，心灵的呼座，表现得分外动人。这一父一子的关系，其实是农民与自己信赖的干部的关系的缩影。作品通过对劳动人民灵魂美的发掘，来表现人民与“四人帮”的对立，不是很独特，很别致吗？在《贵客》里，作者着力表现了政治高压下难能可贵的同志之爱和革命友情。这种久违了的友情，是曾经作为人性论的东西批判了的，但在乔典运看来，要表现有血有肉的革命战士，就不能回避他们身上革命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要使作品的主题新颖深刻，就要善于透过平凡的生活现象，发掘出不平常的社会意义，发掘出令人深思的哲理。乔典运是具有这种透视生活的能力的。除了以上例举的几篇作品具有这种特点之外，《平常不平常》也很值得一提。一个忠厚的基层干部老丁，吃够了说谎者的苦头，立志教育儿子不说假话，永远说真话。这一认识凝结着他十年的血泪辛酸。小说就是在一个平静的夜晚的平常的家庭里开场的。晚饭桌上，儿子的诚实回答，颇使老丁欣慰。可是接踵而来的一场小小的风波，一个骄横女人的纠缠，把老丁的苦心教育付之东流，说真话在现实中碰壁了！老丁面对权势者，只能改为教育孩子“关于自己说真话，涉及别人不讲话”。这不是很可笑又很可悲吗？儿子接受了错误教训，把老丁气昏在地。这简直是一幕几乎无事的悲剧。一个人因为不能说真话而苦闷欲死，僵卧长愁，不亦悲乎！然而，这却是一幕寄寓着深刻社会意义的平凡场景。要说发现“四人帮”留下的内伤，这就是独特的发现；要说社会问题，这就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小说结束时写道：“做人说真话，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极平常极简单的事，但为什么变成了极不平常极不简单的事？”这就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了。
在这里，我主要谈的是乔典运选择和处理题材、开掘和深化主题的一些特点，不可能全面地探讨他的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但是，有一点却不能不谈到，那就是，他的作品的独特的思想，不是靠赤裸裸的说教，也不是依靠一些曲折的故事情节，而主要是依靠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体现的。乔典运越来越注意并善于刻画人物性格了。他初步掌握了短篇小说刻画人物的特点，那就是集中笔力描写人物性格的横断面，也就是选取人物丰富性格中的一二点，生发开去，因小见大，“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这“一目”和“一斑”，也就是人物个性的最突出之点。象“活鬼”、“火眼左三”、铁良爷等人物，都是依靠这种“画眼睛”的办法创造成功的。乔典运颇有“见微知著”的本领，一个微小的物件，一些微小的事件，常常成为情节的枢纽和人物关系的媒介。《活鬼的故事》中的一瓶香油，把三个家庭，三个个性迥异的人物贯串起来，三个人对同一个物件表现出多么大的不同！再如《汽球》中之汽球，《春秋配》中的椿、楸二木，《父子情》中的核桃，都成了富有感情色彩的活道具，很好地服务于人物的刻画；这甚至已成为乔典运作品艺术构思上的一个特点。乔典运的小说很有民族特色，他的语言质朴简炼，颇类似古典章回小说中的语言。他不卖弄农民的口语、上语之类，也不大段地描写风月。另外，他的小说一般都不长，这在短篇小说“长”风甚烈的今天，是非常可贵的。
应该看到，乔典运虽然在农村题材的短篇创作中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具有突出鲜明的艺术风格的作家。他的作品虽有选材新鲜、思想新颖、有自己独特发现等长处，但往往缺乏应有的深度，缺乏对题材的深入开掘。仿佛一架掘进机，在达到一定深度后，遇到坚硬的顽石，就停下来了。比如说，在《平常不平常》里，他发现了人们不敢说真话的苦衷，也初步触及了造成这种畸形现象的原因，可是，没有能够更深刻地去发掘复杂的社会原因，不免给人以提出问题却未能指出认识问题的正确途径的感觉。再如《春秋配》里，作者发现了普通农民连婚姻自由都查到限制的现象；可是，似乎小说也就停止在这里，没有能给人更深刻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悲剧呢？是某些基层干部的敲诈勒索。那么它为什么能畅行无阻呢？它和多年来形成的、至今仍严重存在的封建余毒有什么关系呢？透过它我们能够看到多少比小说本身更广阔的社会内容呢？因而，我认为，如何深化主题，是乔典运今后需要努力突破的难关。希望乔典运同志不断地锻炼和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使作品的面貌发生更大的变化。我们的农村生活充满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路上，必然会出现大量新的矛盾，新的人物，这是一片文学工作者大有作为的广阔原野。我们相信，乔典运同志的辛勤耕耘，必然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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