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韩石山同志还较年轻，从事创作的时间不长，从几篇作品看，作者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概括能力都有待于提高，但是，他有自己可贵的特点。韩石山同志不象某些青年业余作者那样，轻易地抛开自己熟悉的人物和生活环境，旁骛别求，追赶时髦，去编造一些思想贫乏、人物雷同、仅与某些风行作品的外部形式相似的故事。他立足在向己生活着的农村，紧紧地“咬住”自己的人物不放，精心地观察＃，尽力想从这些人物的脾气秉性深入到内心深处去。他的脚步不紊乱，思想不轻浮，因而进步就比较显著。从七八年－－？月他的第一个短篇《两个队长》在《汾水》月刊发表以来，仅一年多的时间，他连续写出了《麻缠主任》（《汾水》七八年七期）、《争》（《汾水》七八年十期）、《腊梅》（《上海文学》七八年七期）、《猪的喜剧》（《上海文学》七九年二期）等具有一定思想艺术水平的短篇？思想渐次加深，技巧渐次熟练。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在农村中学执教、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的青年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可以想见，作者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出现在韩石山笔下的，一色都是山西农村的人情风貌。各篇小说中的人物虽异，但好象是一个村子里朝夕相聚的“熟人”，他们的精神气质体现出了一种共同的地方特点。五个短篇，仿佛是一卷粉碎“四人帮”前后北方农村的素描组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这些素描画所展现的，都是当前农村的现实故事：踏实苦干、实事求是的老队长如何与随风转舵、平而不实的副队长进行了妙趣横生的较量；争气好强的公社书记如何遇上了党性很强的“麻缠主任”，两个人围绕着落实农村经济政策，各自经历了一场内心风暴；新媳妇如何去车站迎接盼了一年的丈夫，没有接着；忠厚的老农民；又如何以柔克刚，以正压邪，教育一个刁泼的落后妇女……呈现在这些素描画里的矛盾冲突和主题思想，还有待深化，来能概括出更深广的社会内容，但你不能不承认，它们都真实可信，亲切自然。这些作品基本摆脱了“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桎梏，直接从生活的土壤中摄取形象，摄取矛盾，提炼主题，因而，韩石山的小说给了我们一种清新、朴素、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感觉。
现在人们盛赞某些小说善于提出社会问题，这固然是不错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人物缺乏个性，光借助一个曲折的故事来提出社会问题，就只能给人思想上一点启发，却不可能真正打动人心。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核心的问题仍然是集中刻画好一、二个人物。韩石山小说的突出特点，电正是把刻画人物作为中心任务，让人物推动事件发展，而不让事件牵着人物乱转，并把人物刻画与故事叙述较好地结合起来。他的小说没有繁复曲折的情节，奇异怪诞的故事；他的人物，无论万平老汉、腊梅姑娘，还是麻缠主任、黄书记，都是农村生活中平凡而习见的人物。在人物刻画上，韩石山主要使用白描的手法，避免浮夸和大事渲染，力求简洁和准确。看得出来，韩石山在努力学习赵树理等大师写人的手法：一下子抓住人物的个性特征，然后生发开去。这也就是所谓“山药蛋派”的作风。他的第一个短篇《两个队长》，情节简单，象是在说一个逗人发笑的故事。但由于作者抓住了两个队长个性上的明显差异，思想分歧的主要原因，这个故事的含义也就耐人寻味了。老队长陈万平有“老慢”之称，副队长赵金成有“老快”的嘉名，但这一慢一快要看何种情况，面对何种问题，故事的矛盾正是从这一“快”一“慢”的性格矛盾展开的。把这样两种对立的思想性格放到一起，通过“看起来慢”、“快不起来”、“快慢竞赛”、“风雨验工”儿节风趣的描写，通过一场暴风雨对施工质量无情的检验，显出了“老慢”路线端正、刻苦实干的本色，也暴露了“老快”投机取巧、头重脚轻的浅薄，在诙谐的笑声中，给我们勾画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农村千部的思想面貌。尽管人物性格的内涵还不深厚，比较表面化，可是试想，作者假若不是一下子抓住了两个队长的个性差异，事件的矛盾假若不是建筑在人物性格的矛盾基础上，那么这个“快慢竞赛”的故事又是何等淡乎寡味！
如果说，《两个队长》只是采取了简单的“对比法”，形象虽鲜明却不免单薄，那么，《麻缠主任》在人物刻画上就进了一步。作者采用的虽然仍是抓住突出的个性特征，在个性刻画中显示人物思想品质的办法，极力写郑鲁贤这个“麻缠主任”的麻缠劲儿，“石圪垯脑袋”，“认住死理撞在南墙上也不回头”的倔劲儿，但是，开始把人物放到比较复杂的矛盾中了。这样就增强了环境的典型性。郑鲁贤上有公社李书记压制他，左有大队张会计掣肘，右有大队书记方秀山犹豫不决，正是在这样真实的矛盾环境中写出了郑鲁贤的性格光采。作者也开始避免单一的写法，注意从几个方面去刻画郑鲁贤。写他在“四人帮”当道的年月，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生产上的瞎指挥，他拿出“麻缠”劲儿，多方顶住。上面派来的“评法批儒指导组”被他用“两个窝头一根葱”给饿跑了；李书记企图象“打扮姑娘”一样树立成家庄当典型的计划被他给搅乱了；李书记推广的“三尺三高粱”在他手里种不下去。在这一系列带着“麻缠”色采的行动中，展示了这种“麻缠”个性实际上是一种斗争的性格，进攻的性格。这位“麻缠主任”实际上是一个敢于排除“四人帮”干扰、夺取农业丰收的农村新人——朴实、平凡而具有特异性格的新人。
《争》是《麻缠主任》的续篇，但它在艺术创造上超过了正篇。它之所以写得好，首先因为大胆揭示了当今农村中出现的新的矛盾，其次是郑鲁贤这个人物性格深化了，不再停留在“麻缠”的外部特征，而是逐渐深入到这个人物的内心矛盾。《争》所揭示的矛盾是全新的，无所依傍和借鉴，需要作者在生活中去独立思考。而其它小说，不论是《两个队长》，或是《猪的喜剧》，先前都有过类似题材的作品。从《两个队长》我们可能会联想到《取经》，从《猪的喜剧》我们或者会想起《赖大嫂当然，应该肯定，韩石山的作品仍是他的独立创造，枝儿妈与赖大嫂是两个人，赵金成与王清智的面貌也相差甚远。但从艺术创新的角度来看，《争》就令人耳目一新了。
《争》展现的是粉碎“四人帮”后收获季节的一场新的冲突。成家庄大队的征粮任务已经完成，社员们以为政策能够兑现，今年能多吃点麦子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社书记黄玉田来了，他为了使自己的公社“争”个缴售余粮红旗单位的称号，便鼓动郑鲁贤再多缴两万斤余粮。他先是用荣誉感激发老郑，继而以“党性”来压老郑，最后甚至用“对华主席的态度问题”来逼将，然而，“麻缠主任”却纹丝不动。其实，此时此际，“麻缠主任”的心头正经历着风暴。他面临的矛盾确实复杂：涉及到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公社的统一领导和生产队的“自主权”问题，更涉及到党和国家的信誉，农村政策的落实。眼下，国家有困难，是应该多缴些余粮才对；可是，说了话不算数，何以面对社员父老？这时的郑鲁贤已非一味的“麻缠”，而是个思绪纷乱的严肃的老人。且看他，一边干活，一边思考：“单干和互助组的时候，为什么许多农户踊跃粜余粮呢？合作化初期，为什么许多社员也能积极粜余粮呢？这几年为什么不能那样了呢？”前几年“四害”横行，农村政策朝令夕改，表面讲征购任务不变，实际呢，名目繁多的加购任务有增无减。他想到这些，便觉心头沉重！如今黄书记又来加购余粮，怎不引起他思绪纷纷？且看他，回到家里，与老伴相对之际，却又深情启发老伴：“国家想着咱们，昍们也要想着国家。”老伴问他：“你是人前头的人，你看着办吧，我啥意见也没。”于是，老两口把小儿子的亲事权且放下，尽力地拿出余粮。在对这些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矛盾的具体描绘中，郑鲁贤的“麻缠”性格沿着自己的轨迹向前发展了，从外到内焕发出新时期赋予他的光采，我们不禁爱上了这位麻缠老人，这位当前农村生活中的新人物。小说的结尾也处理得合情合理：成家庄按照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自愿原则，又加售了五千八百斤余粮，郑鲁贤对略显得不满意的黄玉田说：“是的，这没多少……可是我看这五千八百斤比两万斤，比二十万斤，二百万斤都重——这是群众的心呀！”黄玉田的灵魂也受到震动，陷入了深思。
韩石山同志在努力探索着如何塑造农村新人的性格。除了以写人为主，注意抓人物的个性特征，人物之间的性格差异等长处外，我觉得，注意从生活中选择和提炼符合人物个性的典型情节和细节，在行动和对话中写人物，是他的小说的又一显著特点。当然，各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关键在于作者对人物理解和熟悉的程度。几篇小说的情节布局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叙述为主，选用选取几个生活片段联缀而成、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中刻画人物的办法，各个生活片段在时间上并不紧密相连。《麻缠主任》、《两个队长》即属此类。这类写法，作者注意精心选择情节和事件。如《两个队长》中的“老慢不慢”、“快不起来”、“快慢竞赛”等，如《麻缠主任》中郑鲁贤对“评法批儒”、对种“三尺三高粱”、对树典型的态度等。而《争》、《腊梅》、《猪的喜剧》属于另一类。它们的故事集中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在一定背景上，围绕一个中心事件展开。这样写人物，准度就较大，需要对人物熟悉的程度更高。这类作品中，作者特别注意典型细节的运用。《腊梅》中的新媳妇腊梅，作者写她主要通过如下细节，清晨梳妆、看信、看到田野规人们议论引起的心理反应、等车时的复杂心情、与另一工人家属的交谈，由此写出了一个羞涩而又深情、温柔而又刚强的农村青年妇女的性格。小说结尾：“现在，腊梅一点也不抱怨丈夫了”，却未免简单、牵强，缺乏说服力。从全篇来看，腊梅的性格还是写得很活的。至于《猪的喜剧》，作者对人物就更熟悉，细节的运用就更富特色。“老菩萨”方平老汉与母老虎枝儿妈是一对矛盾，一个心慈面善，一个泼辣刁悍，一个为公，一个谋私，一个兢兢业业地“巡田”，一个挖空心思地放出小猪吃野食——“毁田”，矛盾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主人翁精神与资本生义的自私心理的斗争。作者处理这个题材，摈弃了公式化，没有写成所谓“思想观点的冲突”，而是竭力写性格冲突，使两个性格对立和映衬得分外鲜明。看起来，“母老虎”来势汹汹，口舌似剑，拒不缴罚粮，颇占上风，而“老菩萨”是大好人，言语木讷，带几分窝囊，绝非“母老虎”的对手。但是，“老菩萨”柔中带刚，棉里藏针，故能以正压邪。他坚信：“别嘴硬，总有一天你的脑筋要变的”。作者陚予他一系列个性化的行动：自告奋勇当“巡田员”。不声不响帮人垒猪圈，替人撅猪草，给枝儿妈垫罚粮等，生动地刻画了“老菩萨”的鲜明性格，歌颂了这位人老心红的老一辈农民的形象。这些行动和细节，恰合“老菩萨”的性格，移到其它人身上便不伦不类了。这篇小说的缺点是写得稍嫌沉闷拖沓。
韩石山小说的语言比较朴实、明快、洗练，摆脱了“学生腔”，人物对话富于个性色彩。例如在《争》里，郑鲁贤与黄玉田在地头的对话，生动地传达出两个人当时复杂的心情和不同的个性。这样的语言，容易把读者带进小说特定的农村生活的气氛中去。应该说，朴实的语言是韩石山小说特色的主要因素。
总的看来，韩石山同志几篇小说的共同优点是，人物形象鲜明，主题思想明确，生活气息浓郁。韩石山同志对人物的观察是比较细致的，他善于发现人物性格的特殊之处，如“麻缠”、“快”、“慢”等，又能注意探索隐藏在这些特点背后的社会内容，从正面看到反面，从表面看到内里，这些都是很可贵的地方。但是，韩石山小说的弱点也比较明显。我们常感到，他笔下的人物虽有鲜明的特征，但这些性格特征往往停在表面，不饱满，不丰厚，典型化的程度不高。原因何在呢？首先是生活积累的不足。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总是从大量类似的人物身上星星点点集中、溶化、概括而成的，所谓“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库存不丰、囊中羞涩，就做不到这一点。另一原因是，作者有孤立地写人的倾向，没有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更典型的环境中来多方面地刻画人物。我觉得，对韩石山同志来说，要不断提高对生活的观察力和分析力。读他的作品时，常感到缺乏新思想的闪光，主题不够新鲜。要突破这一点确实是困难的。建国以来，出现了一大批农村题材的优秀短篇，这自然是今天创作者极好的借鉴，但如学习不得法，也可能会成为一种套子，限制作者的眼界。另外，我们的农村生活表面看去确实是平凡甚至单调的，如果没有敏锐的观察力，没有发掘这貌似平凡的生活所内蕴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的能力，就很难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象《腊梅》，难道不能挖掘得更深些吗？一封短信就能把一年的思念吹得无影无踪吗？理智能这么轻易地战胜感情吗？我们的农村生活，除了“麻缠主任”遇到的难题之外，还有更多严峻的东面存在“母老虎”固然可气，但比她更可气、更令农民群众忧虑的现象也应该进入艺术的视野。
粉碎“四人帮”以来，农业战线取得了比其它战线更大的胜利。这些成绩是怎样取得的？是些什么样的新人用怎样的行动取得的？同时，梗阻在农业现代化大道上的真正障碍何在？充满在当前农村生活中的真实的矛盾冲突又在哪里？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农村生活是一个多么值得探索的广阔领域呵！愿韩石山同志和广大反映农村生活的作者们，大胆揭示农村生活的矛盾冲突，有力地发挥社会主义文学的战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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