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创作如何继续突破，如何沿着四年来文学已经开拓的道路向纵深发展，这不仅是许多作家正在思考中的问题，也是广大读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最近的不少创作座谈会上，作家、评论工作者、读者们热烈讨论的问题，总起来看，也正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约然，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一年创作上缺乏突破；相反，它是出现了不少题材上有突破、思想上更深化、艺术手法上有新的探索的作品。例如，在中篇小说兴起的浪潮中，就涌现出如《人到中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蝴蝶》等一系列佳作。一直活跃的短篇小说，虽由于现实条件的急遽变化，不象前几年那样，不时传出“轰动”之声，但有很多作品向生活深处“游”去，思想和艺术更趋成熟。其中一些作家，立足现实，大胆引进外来表现手法，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读者眼界广阔了，仿佛给文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鲜的风。新时期的文学，正在探索中前进！这是主要的情况。然而，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读者开始对一小部分作品失去兴趣了，因为那些作品有新的概念化、公式化的现象，如读者常说的“伤痕加爱情”之类；有些作品思想停留在原先的平面上，深不下去；有些作品内容不够坚实，却要用神秘的形式把它提高和诗化，反倒拉开了与读者的距离。更具有普遍性的情况是，面对农村、工厂乃至整个社会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各种社会关系、思想观念、道德标准的变化。使不少作者感到难以把握，创作视野和视角缺乏新的开拓和变化；由于“社会效果”说被某些人歪曲理解，一些作品的演出和发表受阻，也程度不同地影响和削弱了一些作家揭示新时期社会矛盾的勇气。凡此种种，超实际存在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于是，探讨文学创作如何继续突破，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创作上的突破，固然主要取决于作家们的创作实践，但是，从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结合上，进行必要的切磋和讨论，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里，我作为一个读者，想对与此有关的某些看法，提出一些质疑。

    有的同志认为，“目前，我国文艺各领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艺术形式上”。这里虽然说的是文艺争论的焦点；但既然是“各领域争论的焦点”的“集中”，那么就与文艺创作如何继续向前突破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其实是认为，在当前的特定情势下，艺术形式创新的问题已经上升为创作继续突破的主要问题了。这样的估计和看法，就很值得商榷。因为它不止是一个看法和估计而已，它可能会对创作和作家的注意力发生一定的影响。

    应当承认，过去的文学界，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的创新，是很不重视的。过去的文艺理论总喜欢“固守过时的技巧”的堡垒，片面强调继承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重要性，“独尊”所谓“中国作风，中国气魄”的民族文学传统，把古典和现代杰作中的形式要素当成了不变的教义和准绳。由于并不真正重视生活变化要必然引起形式变化的规律，把“内容决定型式”绝对化了，看不到艺术形式的巨大的反作用力，不探讨和研究形式问题，实际上人为地抑制了艺术形式的发展。长期的闭关锁国，取消文学艺术的交流和开放，不肯学习和借鉴西方当代文学的表现手法，致使艺术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创作的发展。这些都是事实，都是横在新时期文学发展道路上的多种障碍中的一种。正因为如此，当去年以来，人们争论形式的革新，一批在表现形式上大胆创新和试验的作品出现时，尽管摇头者不少，但广大读者和文学界，仍然给予热烈的肯定和支持。比如王蒙同志吧，他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磨炼，经受了更多的人生坎坷，照他说的，胸中装着“八千里和三十年”，再要他回到《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的写法已不可能，他找到了新的土壤和支点，因而也就使得“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需要复杂化了的形式”。于是，才自然地产生了他的一系列的创新之作。尽管有的试验成功，有的有缺陷，看法纷纭，莫衷一是，但总的情况是“木体实而花萼振”（《文心雕龙》），健康地发展着。象高晓声、茹志鹃、白桦、谌容、张洁、张贤亮等人，也都立足坚实的内容，进行着多方面的探索。这种探索和试验，这种关于艺术形式的讨论，已经开始给文学创作增添了新的色彩、线条和音响，完全应该继续发展下去，并在发展中救正不足，日臻完美。但是，对于艺术形式创新在当前创作中的意义和作用，总应该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否则，过分夸大了它，难免会冲淡和回避了真正的“焦点”。这不能算是杞人之忧吧？只要看一看当前的创作实际和争论的实际，问题是很清楚的。从对《将军，不能那样做》、《人妖之间》等作品的争论，到《在社会的档案里》等作品的争论，以至文艺作品中如何反官僚主义、反封建问题的争论，“焦点”是很清楚的。再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关于“本质论”的争论，“焦点”也是很清楚的。这些争论都说明，当前创作继续突破的“焦点”，一直集中在艺术真实的广度能不能继续扩大，艺术真实的程度能不能继续加深上。也就是说，是否允许更广阔、更尖锐的社会矛盾，“在现实主义的领域中占冇自己的地位”（恩格斯），是否允许和怎样才能更深刻地挖掘各种复杂社会现象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是否能够创造出更多真实、深刻而又丰富的典型形象。这是政治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的思想解放运动所必然面临的严峻问题，要回避也是不可能的。艺术形式的创新问题只能从属于它，而不可能成为“焦点”。

    也许，我这是在重复“内容决定型式”的老调，离开了当前文艺自身的规律。不过，回顾一下历史或许会帮助我们认清这个问题。目前我们面临的思想解放运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很相似。当然，仅仅是相似，实际是“回复”现象下螺旋式的升高。当时，中国人民新的觉醒，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出现了一个伟大的新启蒙运动。那时，文学形式的变化确很剧烈：言上由古文而白话，小说上由章回体而不分回的新小说，诗歌上由旧体诗而自由奔放的新诗，更有战斗的“阜利通”——社会杂文的出现。可是，这场“文学革命”争论的“焦点”何尝在形式上？它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究竟是反对吃人的旧礼教，打倒孔家店，反专制，反迷信，提倡民主与科学，即“德”、“赛”二先生，还是与之相反？林纾等人曾纠缠在《论古文之不当废》之类的题目上，而他们不过是借此攻击“引车卖浆者流”们诋毁了先圣，废了纲常名教罢了。林纾曾经是最早翻译外国小说的人，在引进外国文学方面很有贡献，可是，在根本的思想立场上他是不让步的，可见，这里的“焦点”始终在于是否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精神。由于失去了这个“焦点”，胡适博士后来也用着白话文，新体诗，却用“新瓶装旧酒”，离开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旨。

    如果说我们今天在形式革新上与“五四”时期又不完全相似，那就是今天我们的艺术形式革新的规模和剧烈程度，不可能会象“五四”时期那么迫切和尖锐。我们今天总的处于形式的“蜕变”过程中、从当前创作可以看出，溶化吸收了西方表现手法的作品，群众欢迎；而主要用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写成的作品，群众也欢迎；直接“切入”人物主观意识活动、写感觉、写联想、写心理变幻的作品，群众欢迎；侧重环境和行动描写的作品群众也欢迎。这说明，传统的现实主义描写人物的手法，还大有生命力，大有读者群。现在似乎应该是传统手法与外来表现手法“共存共荣”的时期，而中围的国情、人情、史情、文情，又必然迫使文学在今后较长的时期以传统手法为主。肖然是发展变化了的“传统手法”。有的同志提出打破一切传统手法，我觉得这是离开了我国的生活实际、读者实际和创作实际的。因为，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在中国，在表现当代生活上，并不是发展到繁盛期已开始衰落，相反，在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它一直没有得到充足的发挥，它一直没打充分的条件与当代生活、题材结合起来，它一直受到政治的干预而不能表现出它离实地摹画生活的力量。举例来说，《小镇上的将军》大家感到新鲜，它的写法其实正是恢复了久违了的“白描”手法，正是达到了白描手法与特定描写对象的统一。当然，创作中采取何种手法，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的。这里并没有独尊“白描”手法的意思，只是举例说明上述看法而已。

    所以，创作上继续突破的关键仍在于兑现实的进一步深刻的把握，对时代精神的更深刻的理解。当然，这种“把握”和“理解”，不仅是在抽象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具体的、感性的，通过艺术形象的把握。《人到中年》这样的作品，为什么激动了那么多的读者，主要还是因为它创造了陆文婷等真实的人物形象，通过她们体现了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

    现在谈到艺术形式创新的原因时，有一种常见的说法：“生活的节奏加快了”。我以为仅仅这样说，还不是抓住了当前现实的实质。如果不是一个有深刻生活体验的作家，还可能因此而仅仅在外部形式的节奏上去翻新。这样的作品并不是没有。如果说“节奏快”，那比现在节奏更快的时期不是很多吗？反右、反右倾、刮共产风，直至十年动乱，节奏都快得令人眼花缭乱。十年浩劫，阴晴难辨，风云莫测，真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昨为座上客，今成阶下囚。对更多普通人来说，节奏也快得喘不过气来，人人自危，个个胆寒。当然，那种节奏，快倒是快，其实是林彪、“四人帮”指挥棒下的一场别致的舞蹈罢了。它掩盖着停滞、倒退和反动。但就节奏这一点来说，总还是非常快的。可见，问题不在于节奏的快慢，而在于实质。目前的生活，表面看来，节奏不如以前那么快了，甚至不无徘徊，但它更内在，它的变化是持久的，深刻的，仿佛地壳深处的断裂。因为，它是从“神”到人，从现代迷信回到实践检验真理；它是从“鬼”到人，重新肯定人的价值；它是从专制走向民主，从传统旧观念走向新的观念……的深刻变化。这是一个貌似稳定而实际上正在动荡、分化、组合的时代。它的特征要用几个字来表达，与其说是“节奏快”，不如说是“转机”更恰当些。王蒙曾经说过，他的新作的一个总的主题，就是“转机”。当前，在我国，一切都在转，都在新与旧的斗争中转化，政治转、经济转、法制转、道德转、人的精神世界内部在转。“转机”，才是时代精神的内核。真实地、深刻地写出了这种“转机”，就是抓住了时代精神。这里，应该写出真正的新与旧的斗争，而不是经过净化、过滤、涂上温和的。中间色调的“新与旧”的斗争。艺术形式的革新也应该立足于这一点，而不是削弱这一点。当前创作的继续突破，也就在于能否写出这个最重大、最核心的真实。

    这里，我们还只是用了一种笼统的说法，而不是从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出发的。如果从创作的特殊规律来看，继续突破的“焦点”，正在于写人，在于塑造无比丰富多样的真实性格，在于揭示形形色色的灵魂。人是生活的主体，是现实关系的总纽结；只有写出了人，写出人物性格的内涵，才能写出真实复杂的具体现实，才能“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马克思）。有的同志提出：“我们的文学是否必须以塑造人物、塑造性格为主？这很难说。”我觉得，过去我们的文学有许多“为主”，比如，重大题材为主，工农兵为主之类，这些处置不当，就会造成对创作的禁锢。但是，“以塑造人物，塑造性格为主”，却是不应该废弃的。因为它道出了文学的最基本的原理。除非人类社会不存在了，这一条原理才会失效。当然，塑造人物的要求，对中、长篇小说和对短篇小说是不同的。短篇有时甚至可以只写出一种情绪就够了。但也必须是人的典型的情绪。我想，上述那种看法可能与我们的文学批评多年来对“性格”的狭隘理解有关，才出现了把“人”与“人物”、“性格”分开的看法。多年来，文学批评总把文学中的性格与日常人们口头上的“性格”混为一谈。如，此人“心直口快”，此人“急躁”，此人“城府很深”之类。其实，这些都只是性格的外部特征，并不是内在特征。哈代引用前人的一句话：“性格就是命运”，似乎也不能准确概括“性格”的涵义。黑格尔在他的《美学》第三章中，有一个小节《人物性格》，其中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我觉得，这一段话正确地说明了，性格不是指“孤立的性格特征”，而是“一个世界”，“一个整体”。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了的话，那就是说，不管你是侧重写意识流动、精神活动也好，抑或主要通过肖像、表情、动作来刻画性格也好，其实都是在写人、写人的性格，只是侧重点和艺术途径不同而已。恩格斯曾经说过：“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鼓励新的探索。但他并不否认性格描绘本身。他提出了那著名的关于现实生义，关于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的论点。王蒙等同志的创新的贡献，在于扩大了写人的手段，解放了人的意识，改变了过去创作中对人的主观意识、心理活动、精神世界描写的不足，丰富了艺术表现的天地。但是，正如任何事物利与弊相互依存一样，王蒙近作中某些作品的不足，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不够鲜明。我在想，假若王蒙同志能进一步把内心刻画的深刻性与人物形象的鲜明性辩证地结合起来就更好了。

    试想，创作不从人物出发，不以人物为主，又从哪里出发，又以何为主呢？从对生活的片断感受吗？从思考的成果吗？从对社会学的研究吗？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些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归根结蒂，要从人出发，要“熟悉人、研究人、分析人”。而这恰是很多作者的不足。巴尔扎克的一大部《人间喜剧》，标明了由所谓“风俗研究”，“哲学研究”，“分析研究”等组成，但假若从中抽出了各种人物，还能成其为文学作品吗？文学史不必说，就拿近几年的创作来看，留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为读者津津乐道的是什么？还不是诸如乔光朴、陆文婷、盘老五、李铜钟、冯晴岚、刘毛妹、钟亦成、谢惠敏、唐久远、李顺大、陈奂生、许灵均、田玉堂、冯么爸等等不胜枚举的人物吗？抽去了这些人物，我们的文学会是什么情形呢？因此，更深刻、更丰富地塑造人物，塑造性格，似乎正应该是当前创作继续突破的“焦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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