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记忆犹新：是年轻的“四五”战士们，把诗篇和鲜血一齐抛洒在天安门广场，不但向人们预告了政治新时期必将到来的曙光，而且为新时期文学的诞生爆响了第一声春雷；是年轻的《于无声处》的作者，最先突破了“四五”运动这个当时被认为是最大的禁区，用文艺为思想解放运动推波助澜；是年轻的《伤痕》的作者，最先用文学触及了千百万人的“内伤”，写出第一篇引人注目的悲剧作品——不管它有多少不足，毕竟为以后的所谓“伤痕”文学开了路；是年轻的《神圣的使命》的作者，正视一起冤案，事实上触及到了健全法制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还是同样年轻的《姻缘》的作者，大胆抒发爱情，使文学从禁欲主义的冰水中回到温暖充实的人世间……禁锢就是这样被一层层地冲破了。当然，在解放思想，冲破文化专制主义束缚的斗争中，并不光是年轻人，还有许多中年的、老一辈的作家也在冲锋陷阵。他们汇成一股合力，共同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共同缔造了今天初步繁荣的新时期文学的面貌。但是，不能不承认，二三十岁的年轻作者们，是其中一支最活泼、最敏锐、最有冲刺精神的力量。
最近，我阅读了近一年多来的一小部分新人的新作，主要是目前最活跃的中、短篇小说。新作品数量浩繁，要全面阅读无能为力。但窥豹于一斑，即使从这很小的一部分作品中，也能够感受到，今年的新人新作比起前三年来，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强大的真实性，是流贯在这些新作中的一股主流。真实，使得我们的文学与“四人帮”的瞒和骗的文艺划清了界限，而与人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来说，真实性是其基础和核心，它既是最起码的要求，同时又是最高的要求。真实性本身也有高低之分，表层与深层之别。因为，真实并不意味着对生活现象的逼真摹画，它更要求与善和美融合起来，要求向生活深处探索，触摸到社会生活的本质精神和脉搏跳动，要求达到一种高度的艺术真实的境地。比如，近几年写伤痕，总结沉痛历史教训的作品很多，大都是真实的，却有深浅程度的不同。作者们起先把历史悲剧的罪恶单单归之于“四人帮”。后来，作者们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期中，探索左倾路线的根源。到了今年，不少作品透过生活的表象，揭开了阻碍我们社会前进、四化发展的另一个潜藏的、更深刻的根源——封建主义的幽灵。这说明，在当前的创作中，艺术真实的领域在不断扩大，艺术真实的程度在不断加深。
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局部描写有败笔，但从大的方面来看，是成功的。虽然它所写的主要内容，是已被许多作品写过的抄家、坐牢、流离等“全面专政”下的悲剧，但我们读来仍觉心如刀割，仍然感受到它比其它作品更真实。在我们眼前几乎是重现了那场噩梦，连那个朝不保夕的特定时期的郁闷空气，都可以嗅到。何以如此？因为，作者不光描摹出真实的生活画面，它揭开了那个造“神”与造“鬼”一并进行的年代里，如何“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四百一十一页）的本质特征。它是在用艺术武器批判“血统论”，却能于“血统论”的背后，让人窥见封建主义遗毒的庞大怪影。人们或许奇怪，作者是个与创作无缘，并没有写过什么作品的女青年，何以能写出如此感人肺腑的作品呢？遇罗锦说，“我要写出我的实话文学”。她是有这个力量的。她有遇罗克烈士给她的思想上的熏陶，她有典型的受难的家庭，她还有个人经历的？折坎坷，她热爱文学，这些成就了她，她的艺术实践证明，只有对生活有真切乃至痛苦体验，又能深刻认识和理解生活的人，才有可能达到革命现实主义的真实性。无独有偶，儿乎在《一个冬天的童话》发表的同时，研究生姜滇拿出了中篇小说《水天苍苍》，仿佛是姊妹篇似的。作者把他的视线投向江淮农村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那里，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因为丈夫被错划为富农，她便被打上黑色的印记，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根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失去了社会的一切保护，任凭那个生产队长欺凌、糟踏、衔冤投江。难道仅仅是那个流氓恶棍式的队长个人的罪恶吗？不，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路线，是封建的“血统论”，是封建的人身依附的主奴关系，压碎了杨莲花。可贵的是，作品哀而不伤，能于悲痛中透视出人民的觉醒和斗争。
我们的青年作者，并不如有人说的那般“迷惘伤感”、“绝望”，他们怀着忧国忧民的热肠，以天下为己任，上下求索着祖国的前途命运，从过去的足迹中辨识失误的原因，寻求正确的途径。由于经历过长夜和寒冬的煎熬，他们的思考是深沉的。《风雪茫茫》的作者牛正寰，是一位出色的女乒乓球选手，她并不把生活理解得象运动场那么单纯。当她放下球拍，拿起笔杆的时候，给了我们一幅六十年代初期农村的生活图画。这是大饥荒中的婚姻悲剧。逃荒的善良的女人，在饥荒过后，却不能不因有了两个丈夫而撕心裂肺。了解这一畸形现象的读者为之泫然。它提醒人们，“伤痕”不止城市有，农村更深；左倾路线的灾祸也不自“文革”始，早已有之，只因为讳疾忌医，拒谏饰非，才愈演愈悲，直到十年动乱的恶性膨胀。韩少功去年写了《月兰》，反响强烈。今年他思考得更深了，近作《西望茅草地》，发人深思。小说刻画了一位曾经高唱着新四军歌的久经沙场的老兵，在建国以后，虽然保持了许多淳厚的品格，却由于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不学文化，闭目塞听，终不过是个“茅草地王国”的辛苦的“酋长”而已，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而不自觉。他主管的农场，不准谈情说爱，不许养花，对小提琴反感，对外国画片皱眉，他搞“查阶级立场”的“山洞考验”之类的把戏很起劲，他的汗水确实比别人流得更多。可是，他还是窒闷死了心爱的养女，埋葬了茅草地的事业，带着一脑袋守旧的意识和不变的教条，独自痛苦着。这个人物身上，有多少让人咀嚼的东西呵！这个人物虽然在千部队伍中是极个别的，却未必没有典型意义。在奔向四化的今天，砸碎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正是很多人面临的新课题。张新奇的《啊，老师！》（《人民文学》一九八〇年第七期），在青年读者中反响强烈。小说在表现师生情谊上不落俗套，生动真切地刻画了王有为老师的独特个性，勾起了广大青年对老师、对充满友爱和谅解的生活的回顾和向往。
新人新作中那正视现实、揭露矛盾、寻求真理的勇气，不但表现在对以往生活的回顾上，也表现在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现实生活的描绘上。青年作者们不但从过去，也从今天探求着祖国通向未来的道路。青年教师何士光的《乡场上》（《人民文学》一九八〇年第八期，）笔法老练，短小精湛，巧妙地切取了今天农村的一个极微小、极寻常的生活瞬间，却概括了丰富的内容，出色地表现了农村新生活的变动引起农民的精神觉醒。主题积极，使人感受到生活前进的巨大冲击力量。柯云路的《三千万》（《人民文学》一九八〇年十一期），艺术上稍显粗糙，但它围绕着建设十年仍未峻工的某维尼纶厂追加三千万经费所展开的矛盾和斗争，真实地揭露了“关系网”这个令人棘手的社会现象，努力塑造丁猛这个力挽狂澜、开创局面的新人形象。写过《满月儿》等名篇的贾平凹，特别善于抒写陕南农村心灵美好的姑娘。今年以来，他更多地思考如何克服社会的弊端，格调深化了。不过，笔墨依然是轻灵的、诗意的。《山镇夜店》里拥挤不堪，充满了汗酸味儿。投宿的山民们为争一席之地互相斗殴着，可是，刹那间“山沟里显了灵了”；“落下了大神”。一位大首长驾到。于是，乡民们怀着虔诚和敬畏，几乎自动地搬到院子里，腾出房间。妙的是，这些全从小孩子悟儿的眼中看出。悟儿想知道，大首长与普通人有什么两样。他偷偷地去看，发现首长也打鼾，睡态跟普通人一样难看。“童心”发现了真理：首长也是人，不要颠倒了“公仆”和“主人”的关系呵！矿工出身的才华洋溢的陈建功，在小说《盖棺》（《北京文艺》一九八〇年第六期）里，以幽默而又辛酸的笔调，盖棺论定了一位理应“当家作主”的老矿工魏石头的一生：他有一副好心肠，可在倏忽多变的政治风云里，在左倾思潮的席卷中，糊里糊涂地受愚弄、受打击、寂寞地死去，他何曾是社会的主人呵！卢新华的近作《典型》（《上海文学》一九八〇年第七期），在题记中说，他要探讨的是怎样使人能够得到最充分、最全面、最合乎人性的发展。当上了先进“典型”的姑娘梁素雯，在领导的不断“关照”下，为了“典型”不被玷污，“不烫发、不打扮、不唱歌、不说笑”，不能有七情六欲，她痛苦地筑起心防，压抑着爱情的冲动。她深深地苦恼着，想当个普通人而不可得。因为领导为培养她花费了那么多心血，把她当作王牌，当作私产。这里，封建主义涂上革命的色彩在禁锢人的正常发展。时代当然需要先进的典型，但不该遗忘，我们需要的先进典型，应该是从“左”的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叶之蓁的《我们建国巷》，通过一条小巷中日常生活的生动描写，提出了正是小私有者那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绝对平均主义的精神状态，在拖住社会前进的脚步。这是一篇振聋发聩、引人深思的好作品。
不过，在这些新作中，更多地还是刻画当代青年的形象、描绘当代青年的心态的作品。对于今天的青年，不少人摇头叹气，大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慨叹。这种看法没有根据。不错，在大动荡的年代里，青年也在分化和变动。但战斗的一代毕竟已从地平线上崛起，他们肩负历史的责任，使古老的祖国青春焕发。爱国主义的感情和献身四化的精神，是他们的主流。问题是，许多人并不真正理解今天的青年，只拿一把过时的尺子，量来量去，不免得出悲观的结论。他们实在应该读读这些新作。它打开了青年心灵的门窗，帮我们走进青年的精神世界，我们会从中强烈感到，青年仍然是大有希望的一代。这希望不在于循规蹈矩，敛声屏息，弯腰垂手；而在于坚持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冲破传统观念，抛弃过时的老套，执着地追求真理。摸索中未免有偏颇，但可贵的是向前走而不是向后退。
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十月》，写在“四害”横行时期，当时已在青年中流传，不胫而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靳凡说，他“献出了一颗不说谎的心”，故能引起共鸣，动人心弦。小说由四十三封书信组成，为当代青年“写心”，它在艺术形式上有点仿照《波斯人信札》的手法。它既描绘了真真、老嘎、老久、老邪门等“思考者”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矛盾。他们面对着的纵然是“冷漠严峻的悬崖，地上铺满刀尖般的怪石”，也奋然前行的寻求真理的勇气，也鞭挞了象童汝这样灵魂污浊的骗子，石田这样的市侩庸人。小说有偏颇，有脱离人民群众孤芳自赏的弱点，但不失为一面当时（“四人帮”横行时期）青年心灵的镜子，充满着哲理的芒刺。徐乃建的《“杨柏”的污染》（《雨花》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甘铁生的《聚会》，同写十年浩劫中下乡知识青年的苦闷情绪，虽然都有调子过于低沉的缺点，却能于人物心绪中贯注时代的内容。杨柏村里的“君子国”，象风雨飘摇中的小船，终抵御不住时代恶浪的颠簸，污染了，翻沉了。《聚会》中的女主人丘霞的温情与当时社会的冷漠尖锐对立，终不过是苦中作乐，笑中含泪而已。如果说，心灵美好的姑娘丘霞，在《聚会》中是过于悲观、失望，以至沦落了的话，那么，在甘铁屯的新作《人不是含羞草》中，丘霞复活了，那就是闪耀着新人光彩的王颖和她的伙伴们。她们是待业青年，但她们有力量，有创新意识，有敢于向旧势力、冲刺的气魄。她们筹办了一个小茶馆。她们懂得，人不是含羞草！人不应该是环境的柔弱的奴隶，而应该起而改造环境，创造新的生活！尽管还有人视她们是异端，但思想解放的潮流是挽不住的。在王颖的身上，显示了某种“属于未来”的人的素质。另一篇小说《走出屋外看云去》（《河北文学》一九八〇年第九期），很值得注意。作者刘树华以细腻的心理描写，精神分析的手法，写一个对生活失望了而准备自尽的姑娘，酒后蹒跚在街头，被几个试车的小伙子发现。汽车暗暗跟上了她，人们关心着她，守护着她，期待着她。因为，“她比我们的车更重要”，“她需要心灵的安慰”，她是“我们的妹妹呀！”小伙子们代为赔偿姑娘打碎的玻璃，把她接到车上，“破旧的汽车在黑暗中有力地前进着”，姑娘在鼓励下重获生的希望。“她举着那张遗书，迎着风，松开了手”。是的，“我们还年轻！”“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我们有勇气，不是死的勇气，而是生活的勇气！”就是这样，小说满含深情地写出一个弱者，一颗最美丽的弱星，因为迷了路，落在小伙子们的肩上，他们愿意把她重新送回星群中去，送回到为人民、为四化奋斗的行列中去。在张抗抗的《夏》里，副班长吕宏想用无形的精神锁链锁住自信、思考、富于创新意识的岑朗，但终究无济于事。岑朗作为今天新型大学生的形象放射着新人的光芒。新人在成批地出现，象董会平《寻找》中的小亮；柏原的《在那个早晨》中的穿海军衫的小伙子“楼长”；穆静的《崔主任和“蓬头鸡”》中的“蓬头鸡”刘亚丽等等。还有不少作品探讨了两代人的隔膜和如何化隔膜为友爱。陈村的《两代人》（《上海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九期），铁凝的《小路伸向果园》，把历史和现实所造成的两代人的精神鸿沟、道德鸿沟，表现得十分真切。这鸿沟是能够弥合的，但首要的楚心灵的相通，是温暖，是爱的纽带。这是两篇手法新奇的作品。
青年生活与爱情婚姻总是紧密联系着的，青年新作中最多的还是写爱情生活的作品。爱情必须有所“附丽”，如果不能通过爱情描写揭示出社会内容，不能给人以健康向上的积极力量，那不过是卿卿我我的无病呻吟，鸳鸯蝴蝶的低级趣味而已。因为爱情和婚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是一种集中检验高尚与卑劣、壮美与丑恶的社会关系。今年，有不少写爱情生活的佳作。陈建功的《丹凤眼》（《北京文艺》一九八〇年第八期）里，矿工自有矿工的豪气，也有矿工新美的爱情。男子汉辛小亮和泼辣的丹凤眼孟蓓的爱情之所以美，是因为他们都视荥华富贵如草芥，都维护自己作人的尊严，都有自己超尘拔俗的恋爱观，是那么普通，又是那么不凡！话剧演员田芬，曾以她的剧作《她》打动人心。在短篇《我的“丑人儿”》（《中国青年》一九八〇年第四期）里，她探索了爱情的审美标准：只有灵魂美才是真美。王安忆的《雨，沙沙沙》，在淅沥的雨丝中，通过幻觉，把一个女孩子对爱情的憧憬，对美的情操的追求，写得诗意绵绵。《杜鹃啼归》、《勿忘草》的作者们，在严肃的探索理想与现实、爱情与道德的矛盾，力图寻求新旧交替时期里婚姻问题的根由。这是新的问题，引起争论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青年创作在思想上、题材上进行着不断的深化，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在不断创新。这后一点比以往显得更突出。《乡场上》的作者，仿佛是个高明的医生，一刀下去就切取了一个虽微小但极典型的场景，抓住了社会矛盾的焦点。《公开的情书》采用书信连缀的形式，正好表现青年的内心活动。矿工出身的陈建功，象挖取乌金一样，不但挖到许多妙趣横生的细节，而且把语言的金子，那活在青年唇舌间的活的语言引进作品，使之大为生色。不过，更突出的是，许多青年作者大胆引进外来的表现手法，省略繁琐的客观描写，跳跃组接，挥洒自如，直接“切入”人物的意识活动。对话，并不写说话人的神态，则情态逼现，意境遥深。
在我们通过一小部分作品简略回顾了今年的青年创作以后，会强烈地感到：青年创作生机勃勃！不少青年作者对生活体察的深度，艺术表现的新颖有力，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中的佼佼者，或初步形成或正在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他们年龄虽轻，其实已经是公认的青年作家了。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就某些青年创作的现状看，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亟待克服的不足。敢于独立思考，提出创见是可贵的，但怎样以迄今为止仍然是最先进、最科学的世界观——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自己深刻认识生活、观察人生，依然是青年作者的重要课题。有少数青年作者轻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反倒盲目地接受了一些早已被历史抛弃了的思想武器。用这样的思想去观察生活，不免陷入迷惘，给作品蒙上某种不健康的色彩，或把作品变成狭小的“自我”感情的抒发。大胆突破禁区的勇气同样可贵，但要注意必须从生活出发；从理念出发去猎奇和编造，只能产生新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艺术形式的创新，也必须是立足于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深刻理解，否则作品就只剩下一副“可怕的外表”（鲁迅）了。应该承认，不少青年作者的创作准备是不足的，因而，努力提高艺术修养和艺术技巧也就很迫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还是如鲁迅所说“健壮的幼芽”。“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给历史以强大的引动，一个空前深刻的历史改革时期到来了，青年作者肩头的担子也更重了。前进吧，新时期的文学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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