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短篇小说不再象前几年那样，尖锐，新鲜，效果轰动；随着中篇小说的兴起，人们在短篇之外，也很关注中篇小说了。短篇是轻武器，敏锐、精悍，它的兴起正值思想解放的发韧阶段，当时人们期待于文学作品的，主要还是能否及时鲜明地提出重大“社会问题”，于是，不少短篇小说获得了超出作品本身价值的特殊效果。几年来，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入贯彻，思想解放潮流的迅速发展，不但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创作，而且提高了读者的思想水平；所以，不是短篇“跌了价”，而是读者的欣赏要求提高了，广泛了。至于说到今年以来短篇创作水平下降，那就要作具体的分析了。在对某些生活领域的反映上，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出现曲折反复，显得薄弱；但只要留心阅读作品，就会发现，总的看来，今年的短篇小说还是在逐步地发展着：向广处、向深处、间新处发展着。它就象一个创出好纪录的运动员，要再创新纪录，是困难的，但毕竟在提高；它又象冲出一段艰难河道的河流，要再加深加宽，流速就不会那么快了，但毕竟在向前流动着。
首先，今年以来的短篇小说，给人突出的感觉是，呈现出题材的转移和扩充的趋势。打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反映当前现实矛盾的作品就开始增加，到了今年，这类作品的数量更多了，初步扭转了过份集中描写“伤痕”的现象，题材面扩大了。这是很可喜的现象，说明我们的作者有正视现实，关注现实，思考现实的勇气，他们不但站在今天回顾昨天，而且从昨天与今天的历史联系中，面兑现状，反映现状。这种题材的转移和扩充，又突出集中地表现在反映当前农村生活的作品中，加强了前几年一个很薄弱的环节。去年短篇小说《乡场上》发表，引起广泛重视。作者敏锐地、准确地抓住了当前农村生活的转机，写了农民在由穷变富的过程中，精神的觉醒，人的尊严的恢复。由于这是当前农村中的普遍现象，于是一大批作品，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这种觉醒和变化。如当年写出过《大河涨水》、《鱼鹰来归》等精彩短篇的高缨，于去年底发表的短篇《悔》；再如，彭兴国的《这车好炭》、张发的《硬汉宫老存》和赵本夫的《卖驴》等。但更加惹人注目的，则是高晓声的《水东流》和《陈奂生转业》。作家站得高，钻得深，视野开阔。他的作品已不限于仅仅写农民的由穷变富，而主要表现了新的时代因素渗透到农村生活以后，在农民精神世界引起的广泛的变化，人生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等一系列传统观念受到了冲击，农村正进行着一种潜在的新与旧的斗争。比如《水东流》中的刘兴大，他勤俭、保守，还有点儿狡黠，很讲实惠，但他越来越感到与生活不能协调，原有的观念与现实凿枘不合。然而生活毕竟象滚滚东流的水一样不可抗拒，他的观念也不能不变。小说的开头，高晓声是这样写的：“村与村之间，空隙在缩小，距离在拉近……站在田野里环顾四周，竟疑身居城围之中，牧歌式的生活早已结束。”这自然是对作品的具体环境苏南农村的描写，但何尝没有一种深长的寓意呢？作家捕捉和表现的，正是“牧歌式”的陈旧的生活方式与现代化建设逐渐波及到农村所引起的冲突。至于陈奂生，作家把他作为当代农民的一个典型来刻画。在《“漏斗户”主》的结尾，政策落实，粮食到手，陈奂生并不相信政策的稳定性，但眼里溢着泪花；在《陈奂生上城》里，他可以进城“卖油绳”，买新帽了——尽管新帽还没有买成，但心境已经坦然多了，还有点自鸣得意；到了《陈奂生转业》，世事大变，老实巴脚的陈奂生被推到一种梦想不到的位置，生活硬要他充当他不能适应的角色，他惶恐、迷惑、陌生，但仍然随着生活走出了好远。虽然他还是那样淳朴，憨厚，但一番“闯世界”，使这“投煞青鱼”的头脑开化了，复杂了，更象一个生活和命运的主人了。
《内当家》的作者王润滋，有胆识、有眼力，他撷取的是新时期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以后出现的新矛盾。旧日的地主要回国看他的旧居了，土改时分到这所“果实房”的一家要在院里打机井了，新旧房主狭路相逢了！这一矛盾凝聚着几十年农村生活的动荡和变迁，昔日阶级仇，今日游子情，该如何对待？正是在这种新的矛盾中，作品塑造了一个有血性、识大体的农村妇女形象——李秋兰。类似这种描写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变化的作品很多，作者们在注重真实性的基础上，还注意寻求各种新的角度去展开尽可能广泛的生活侧面。如王兆军的《在水煎包子铺里》，尤凤伟的《爱情从这里开始》等作品，是从爱情描写入手的，邹志安的《喜悦》、何士光的《喜悦》。还有《四妯娌》，《当麦苗返青的时候》等作品，又是从家庭关系的变化入手的。写得好的还有马烽的《典型事例》、王吉呈的《女御史》等。
我觉得，这些描写农村新生活的作品，在艺术上有一个很大的进步，那就是能够比较正确的处理政策与生活真实、政策与人物描写的关系了。这曾经是写农村生活历来十分突出的一个难题。应该看到，农村政策与农民生活有极密切的关系，所谓“政策决定着农民饭碗里的稀稠”，政策的正确与否严重影响着农民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文学作品要完全避开政策是不现实的，要写一种远离政策的纯艺术的作品更是虚幻的。问题在于怎样写才符合艺术规律，是图解政策，配合政策，让人物和故事为政策脤务，还是面兑现实，从被政策影响了的生活真实中，去提取主题，提取形象？一句话，是写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人（当然这种“人”的精神不可能不受到政策的影响），还是让人物的活动印证政策的正确？《乡场上》在把握冯么爸的精神变化上是很准确的，只是在后半部分，冯幺爸说得有点多了，说了一些不该由冯幺爸嘴里直接说出的话，比如“只要国家的政策不象前几年那样，不三天两头变，我冯幺爸有的是力气”等语，不但显得露，而且有点“写政策”的残痕。到了高缨的小说《悔》，就处理得更好了。作品始终紧紧扣住“冒尖户”魏立成那种将信又疑、三翻四复的矛盾心理，写他忽而在旧的阴影下退缩，不愿暴露实际收入，忽而在新的形势感染下，生出了懊恼直到后悔的心情。这也是写农民由穷变富中的精神觉醒，伹更加忠于生活真实，忠于人物性格逻辑。“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不言“政策”，却把新政策下生活的巨变深刻地转达出来。
这种对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的追求，不光表现在写当前农村生活的作品里，而且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迟松年的《普通老百姓》，涉及到废除干部终身制和提拔新生力量这样一些关系国家体制改革的大问题，但小说又不是写“问题”，而是入情入理地刻画了吴枫副专员从不肯退位到辞官为民的痛苦的觉醒。因为“权”在实际生活中的重要性，还因为他对革命的感情，他虽然已经糊涂衰老，仍然要到处讲话，于是，演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似他终于觉醒了：参加革命需要勇气，辞官为民需要更大的勇气！他后来在大青山牧场选中了自己的归宿。舒群的《少年贫女》，正视现实，从两个贫富悬殊的家庭，从一位高干对一位贫女的怜惜关系中，深入刻画了一位情操高尚的老干部的崭新形象。王不天的《赴宴》，写一个新提拔的青年副厂长，如何在权力和地位的变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劳动者的本色，出人意外地应付了三次宴请。陆文夫的《一路平安》，也是在人生足迹的回顾中，在冲破旧的和新的生活的“围墙”的过程中，深入描写了老革命干部的心理活动和新的觉醒。题材的扩大还表现在描写工业战线的作品上面。闰水的《竞争者》表现了工业战线上敢于竞争的新人形象。陈国凯的《他调不了我的心》，刻画了一个不畏权势、坚持原则的老工人形象。《半落青天外》表现徇私舞弊者利用职权对国家企业的威胁和钳制，以及“四化”的创业者在这种反钳制的斗争中的艰难举步。
我们的作者在扩大题材面的同时，加强了对思想艺术上的深度的追求。比如描写“伤痕”、总结历史教训的作品，前几年已经很多了，但我们的作者探索得越来越深入了，有些作品也就必不可免地引起争议。作家张弦始终带着一双社会学家的眼睛观测生活，总是从历史的纵深去探讨人物的命运，使他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去年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成功地从农村妇女的爱情婚姻“切入”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的核心。今年他又连续发表了《未亡人》、《污点》、《挣不断的红丝线》，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挣不断的红丝线》中的傅玉洁的人生历程，她的婚姻的变化和归宿，与她的社会地位紧密联系。作家似乎要说明，爱情上的自由的程度，是严格地受到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的。这条红丝线是挣不断的。娜拉出走以后，恐怕不得不回来；傅玉洁追求个人的自由的爱情，绕了一个大＿子，不得不回到齐副师长的身边。由于作品探索的问题的复杂性，它已经引起争论，但这也正是创作向深处发展的必然结果。茹志鹃的《着暖色的雪地》、冯骥才的《酒的魔力》要探索的，其实是多少年来被视为难题的人性、人情问题。邓友梅的《荒寺》，站在今天的角度，从一座寺的兴废中，探讨历史功过，探讨人与人关系的演变。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张新奇的《那绿色的山寨》，都是从“四害”横行的时候，在偏僻山野中封建主义残余的肆虐中，引出了有益于今天樁神文明建设的积极主题。虽然反封建的斗争早就展开过，但任务没有完成，它仍然是今天文学创作中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刘绍棠的《蛾盾——豆棚瓜下之一》，通过一对农村青年的悲欢离合，以诗意的浪漫笔调，浓厚的乡土气息，抒发了劳动青年男女之间相濡以沫、之死靡它的坚贞感情。浩然的《机灵鬼》，比他以前的短篇深了、新了。这深和新在于，他生动地描写了一种农民中的复杂性格，而且以新的观点对待这种复杂性格。既指出这种性格产生的社会原因，又指出这种性格的积极面。李准的新作《王结实》，虽然也写十年浩劫的农村，但写法不同一般。他在荒谬的环境中突出刻画了一位朴实、正直的农民，以人物描写的深刻见长。陆文夫的《唐巧娣翻身、则探索工人阶级的真正翻身不能离开精神文明的提高。湛容的《褪色的信》，可算“问题小说”，但又不同于前几年的“问题小说”。作家以冷静、客观、克制的笔调，写了一出历史造成的婚姻悲剧，决不把原因归结为个人品质，也不把“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恩格斯），表现出一种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作品走向了深入。
描写青年心态，描写两代人的隔阂和谅解的作品，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也在向深处发展。王蒙的《深的湖》，仍然采取放射线的结构，意识流的跳跃，写了一个画家和他的儿子的精神距离，但作者要召唤的，是那象深的湖水一般对青春理想的追求，是人们各自应该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比之近几年写青年生活的作品都更见深度。小说不止写青年人的互相鼓励，奋斗进取，而且更进一步写早先的奋斗者被社会污染而落伍，青年大学生中新的分化，含有较深的人生哲理和教训。写得较好的还有韩少功的《飞过蓝天》、戴晴的《不》，叶之蓁的《我们正年轻》、铁凝的《渐渐归去》、景风的《送我一束红柳花》等等。
另一些作品也值得注意。如汪曾祺的《大淖纪事》，于风俗画中写人情。虽然写解放前的旧事，仍然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再如历史小说《秦宫月》、《金缕曲》，也拥有读者。
从以上所举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创作上一种新的发展的趋势，那就是作者们从写“社会问题小说”转入更广阔、更深刻的写人生、写人的灵魂、写人与人关系的新的调整和变化。这样，短篇小说的深度增加了，作品就更经得起咀嚼回味，它的社会作用从“针刺”一样的尖锐变为更长久的对人的熏陶和浸润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作品不要接触“社会问题”，相反，假若作品不能触及和提出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它的社会价值就要大大降低。关键在于怎样“提出”。如果仅仅孤立地把“社会问题”作为艺术构思的中心，那么，难免就把人物作为抽象问题的化身了。如果把人物作为复杂完整的人来描写，把“社会问题”与人的命运、与社会生活的复杂因素联系起来，从兑现实关系的真实描绘中自然地“提出”——隐现出社会问题，那么，这样的“提出”没有什么不好。比如高晓声、张弦的小说，谌容的《褪色的信》，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其中包含着“社会问题”，但这“问题”又是渗透融化在人物描写之中的。它们没有抽象的布道，只有形象的渲染。这应该看作是小说艺术水平提高了的一种表现。
今年报刊上开展了对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讨论；今年短篇小说中写新人的作品也在不断出现。对新人的理解至今仍有些扑朔迷离，写新人的作品也还不够成熟有力。但写新人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作者们正在努力从创作实践上取得经验。《内当家》、《女御史》等作品的人物塑造较成功，但这种农村泼辣爽朗的妇女形象在以往的一些作品中似有可资借鉴处。《竞争者》、《赴宴》、《他调不了我的心》，就作品本身来说，人物形象生动，但都没有在更广阔的社会矛盾中充分展开新人的精神世界，新的时代特征还不够鲜明，还不能说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人物。如何面兑现状写新人已成为短篇小说面临的迫切课题了。目前短篇中写得较成熟的，还是其他一些复杂的性格，比如浩然的《机灵鬼》中的小机灵鬼；《普通老百姓》中的吴枫；《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王木通等等。有同志指出，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中，人物身上“阿Q气太重”。笔者在阅读中也深有同感。特别是那些写农民由穷变富的作品里，主人公大都是背着沉重精神负担，同时又有农民的传统美德的人物。《水东流》中的刘兴大、《陈奂生转业》中的陈奂生，《卖驴》中的孙三老汉，《悔》中的魏立成……可以说多少都有点相象。这是否也是一种狭窄——人物类型上的狭窄呢？当然，“阿Q气”的造成，是由于多灾难、多曲折的农村生活的现实，描写这种人物也往往能够使作品深化；但是，更广大的农村青年层呢？中年层呢？写得就很不够。而且，当代农民中有没有那种奋发图强、“阿Q气”很少或者摆脱了“阿Q气”的人物呢？应该有，一定有，只是还没有得到有力的表现罢了。
在看到短篇创作健康主流的同时，也有某些作品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比如《歌德与缺德》的作者的《醉入花丛》、《女儿桥》、《竞折腰》等，思想倾向就很不好。有的报刊已对此进行批评。这类作品还有一些。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深入生活，力求准确地再现生活，看来仍然是当前一些青年作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今年上半年的短篇小说，是在艰难地探索中向前进的，它还有许多不足，如新人描写的薄弱，某些作品回避现实矛盾的苗头，人物种类的不够丰富，题材面还需要继续扩大，深度还需继续挖掘。整个看来，作家们亟需扩大和丰富生活的积累。踏踏实实深入生活的作者目前还不算多，这种状况必须改变，不然，创作是很难有大幅度改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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