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伟哉同志：

    你好！

    早就听说，继《昨天的战争》第一部、第二部出版后，你在军事题材的创作中，进行着艰巨的探讨和试验，且以短篇创作为主，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例如战俘好几个人向我说起，认为颇能动人，但我竟一直没有找到。记得你告诉过我，它发表在河南省一个地区办的叫《沃原》的刊物上，但我们这里没有。直到《小说月报》十二期转载了它，我才算读到了（顺便说一句，你肯把这样一个很有深度和新意的短篇，拿给一个地区办的刊物，这本身就引起我的好感和敬意；作品的价值是并不取决于发表在哪一级规格的刊物上的）。

    读了《战俘》，心情好几天不能平静。它刺激了我对你作品的好奇心和寻求底蕴的欲望，我又继续翻寻，果然有所获，在去年的《解放军文艺》第二期和第十二期上，又发现了《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尊严》两篇。我觉得，这几篇都有一股新鲜的，让人动情的力量，使我感受到一种象去年读《西线轶事》时的那种心境，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别人读时也会受到强烈感染的吧。我们的文学战线很长阔，内容丰富得很。我总认为，并不仅仅只有那些一时期为大家注目的，竞相称誉的作品为文学宝库提供了新东西，其实，还有许多并不特别引人注目的作品，也为我们的文学宝库提供着点滴的新鲜血液。你的几篇小说，都写朝鲜战争的事情，取材可以说并不新鲜，但其中恰恰有新的东西——过去的战争文学中很少发现、很少深入触及的东西，在闪着亮色。我一边读，一边思索着，这里面究竟有哪些耐人寻味的东西呢？

    人们常说，爱情是文学艺术里一个不嫌重复的永恒主题，因为，只要人类社会存在，就必定有爱情；其实，战争，这流血的政治，人类生活中上演不衰的戏剧，情形又何尝不如此？表现战争的文学，至少可以与表现爱情的文学，在整个文学史上相媲美的。远的不必提，就建国以来看，军事题材的作品，描写战争的作品，数量就很可观。其中不乏很好的作品，积累了很多成功的经验；但也有许多从文学的角度看，不那么成功的“框框”和“公式”在束缚创作的深化和提高。这些“框框”和“公式”，年深日久，流风所及，遂使不少作品，陈陈相因，竞相蹈袭，逐渐引起读者的厌倦。问题似乎主要在于，战争文学的描写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是着重表现战争中蕴含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内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仅仅把它作为某次战争、战役的形象化了的“大事记”、“编年史”呢？是着重挖掘战争中活生生的人的思想感情、内心世界呢，还是着重去体现某种军事思想、战略原则呢？是创作一个个血肉饱满的性格呢，还是把人物当作某种概念的化身、某种精神的“号筒”呢？我这样说或许太抽象了，但我在读一些表现战争生活的作品时，确实发生过这种疑问。例如，有的作品，几乎是非常完整地图解了诸如正规军与游击队、兵与民、武力解决与分化瓦解、占领大城市与建立根据地等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可叹的是，它始终征服不了读者的感情。如坐而论道，只能叫人漠然对之，敬而远之。还有的作品，虽然能看到英雄人物超乎常人的壮烈行动，但却使你很难触摸到他们完成这些行为时内心的真实活动；它的作者，每到此处，似乎总是习惯于用一种抽象的英雄主义概念和词句直接说教，而不善于挖掘英雄行为后面的时代精神，英雄儿女们力量的来源。还有不少作品，总热衷于“端炮楼”、“摸舌头”之类的紧张情节。更普遍的情况则是，无论指挥员或普通战士，类型只有那么很有数的几种，“生旦净丑”，各司其位，各唱其调……凡此种种，与实际存在的浩瀚复杂的战争生活相比，真是太不相称了。如果说，各个题材领域的创作都需要来一番除旧布新的话，那么，战争文学似乎特别有大革新、大突破之必要。人民什么时候都是需要战争文学的，需要从战争的史迹中汲取新的诗情，需要从昨天、前天或更久远的战争中，获得新的思想力量、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战争的硝烟虽然散去了，但对文学来说，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作家和人民永远可以从过去的战争中提取当前现实所需要的东西。不知这样的看法是否符合实际？我觉得，目前许多国家的文学现象都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意义上，我觉得你的几篇小说“出新”了，注意挖掘了对今天依然具有启示作用的性格力量和精神力量，在于跳出了某些“框框”。

    有人会说，你这样说，对《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对《尊严》都比较合适，那么《战俘》呢？《战俘》不是写了一个当了战俘的营长的大半生行止吗？有人认为，这是一篇“问题小说”，它只是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战俘的社会问题罢了。我不这样理解。我认为，社会问题的因素是有的，但不限于此，更不是你主要的用力所在。你的心血是化在“人”的身上，是发现并创造象万马兴营长这样一个奇特的、被囚的英雄性格的。你创造这一性格，指出他的不寻常的宝贵价值，并为他一度被社会所冷落和遗弃，发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愤激和不平。这样，小说的含义就比单单提个问题要丰满和深刻得多了。

    万马兴是在我们的战争文学中尚未露过面的人物。我们看过董存瑞式的舍身炸堡垒的英雄，看过黄继光式的用年轻的躯体堵住敌人恶毒的火焰的英雄，还有各式各样勇于献身的英雄，他们是容易被人们发现和承认的英雄。但是我们何曾看到，那种在完全失去抵抗力的情势下，连死都来不及的时候被拋进被俘者的狼狈处境中的英雄呢？而且他还活了下来，还被遣送回国了！多么不可思议！不知从何时起，在世人眼中，凡被俘竟又活下来的人，不分青红皂白，皆与英雄是无缘的。人们不大想知道，此人被俘的具体情势，在集中营里的作为，反正“被俘者”本身就是耻辱与叛变的同义词。万马兴其人大半生的坎坷不幸，总根子不正是当过“战俘”吗？然而，战争毕竟是战争，它自有它严酷的逻辑，且不可把它简单化了。我认为，你用你的笔尖挑开了万马兴“不可信任”的外罩，惊心动魄地再现了他难能可贵的英雄本色。他的处境是那么特殊，而他的斗争手段又是同样的特殊，你依次写来，却极真实，极可信。我真怀疑你是否有一个现成的“模特儿”在脑中？虽然你主要采用叙述方式，但由于情节的强烈的戏剧性悬念，由于掌握了读者的心理，更由于严格忠于万马兴其人的性格逻辑和社会生活的逻辑，颇有激荡人心之力。开头闲闲叙起，很自然地引读者“入戏”。当万马兴被俘，在釜山，在巨济岛，在洲济岛，那些遥远的充满血腥和恐怖的地方，他进行壮烈的斗争的时候，真如“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可是，到了二十八年后，“我”在街头遇到拄着拐杖，双鬓斑白，与当年的英姿勃勃判若两人的万会长时，情节急转直下，又如“失势一落千丈强”了。当年在敌营，他大节不亏；如今穷愁潦倒，依然气节如前。他在街头遇到一个观光的外籍华人——当年战俘营的一个我军战士，硬不肯相认，为的是“内外有别”，不让“外国人笑话”。这些仅仅是要提个“社会问题”吗？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他很敬佩那种敢于抚哭“叛徒”尸体的人的。当然，“叛徒”是指叛逆于旧时代的革命者。而万马兴呢？不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被“极左”的人们当作“叛徒”或“准叛徒”对待着吗？而你敢于发现并指出这样一个人的崇高气节，我认为很有意义。万马兴的视死如归，终不辱节，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历史上有过苏武、文天祥，有过千万此类英烈，虽然各自的阶级和时代不同，但在葆有民族精神和英雄气节这一点上，却都值得称道，都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豪杰。对我们今天来说，万营长的高贵气节，无产阶级战士的本色，不正值得仿效和领会吗？所以，我不把它当作问题小说，而看作一首正气歌。我是这样理解你的《战俘》的，不晓得是否是你的初衷？

    我再谈谈读你的《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时的感想。我觉得，这篇比其它两篇在艺术上都更深刻细致一些。你着重写了一个品格正直、顾全大局、颇有头脑的年轻参谋王乃山，在一次失败的战斗后，面对着郁闷的空气，烦恼，敏感的人事矛盾，如何斡旋于三位高级领导人之间，发挥了一种奇特的弥合误解、协调关系、顾全大局的作用，兼写了三个各不相同的将军的形象。“新意”在于不止把一个普通的小参谋放到了主角的位置上，而且“突入”了他内心最微妙的活动之中。比如当军长问他对失败原因的看法时，他直言不讳，转达了下面的反映。可是，当处于焦燥状态的军长严厉追问：“这话是谁讲的？”时，他却沉默了片刻，说：“哎哟，这是谁讲的我倒一时想不起来了。”王乃山认为，在首长不冷静的情况下，说出此人的姓名，后果不好，而且也不符合民主原则。他还认为，如何处玴这样的小事，是个党性和道德的问题。象此类有力量的细节还有几个，如见到副军长一节，言谈之中，辞微而义深，内心活动很复杂，很微妙。是你一面写出了王乃山的“滑”；另一面，却无处不写他的“直”。“滑”是表象，“直”是实质，“滑”中见“直”，“直”极而“滑”。这也就是王乃山性格的辩证法吧。可以说，在领导身边大体有两类人，一类属于明哲保身的，头脑很机灵，但见风使舵，善于迎合，处处考虑的是自己；另一类，貌似“滑”，也很机灵，巧于辞令，但党性很强，顾大局识大体。王乃山即属后一类。要用艺术的笔触仔细分辨这种本质的不同，是并不容易的。王乃山的形象很鲜明，我们决不会怀疑王乃山这种人，会在领导面前说哪个人的坏话。这印象本身说明人物创造上的成功。王乃山是军事文学画廊里的新角色，很值得注意。我有种感觉，过去某些战争文学作品中，作者写人的心灵到了一定程度，遇到“厚障壁”即停下来，仿佛打钻遇到石板层一样。你写王乃山，到了“障壁”面前，没有停止，还继续“挖”，这或许正是人物比较鲜明丰满的主要原因吧。去年我在读了《西线轶事》后，曾写过一篇粗疏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点感触，就是深感到，徐怀中同志很注意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人物感情的多面性，很注意挖掘战士生活中的人情之美，于是，貌似平凡的“轶事”被巧妙地引入小说，使人物变得可亲，可敬，可触摸了，包括英雄人物的心灵世界，也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我认为，你写《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也注意到了这些，三个将军也好，王乃山也好，都如在眼前，有声有色。就因为他们都是人，是活人，有活人的复杂的感情；更因为他们又都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有无产阶级本色、觉悟和品质。《西线轶事》的艺术成就，的确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的。

    末了，对你的短篇《尊严》，也不能不说几句。因为它同样使我感动，因为它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与今天的社会心理，关系是太密切了。我曾遗憾地看到，在今天的生活中，在少数表现“友谊”的作品中，有的人忘记了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尊严，流露出？一股盲目的“媚外”的情绪，以致丧失了“国格”。例如，有的作品中，竟把神圣的民族战争，我们与反动派的殊死搏斗，说成是当年的“一场误会”，真令人痛心。是的，我们今天格外需要民族自信心，这并不是闭关锁国的夜郎自大，而是在自信自重的原则下学习别国的先进技术。你只是写了在那个阴雨霏霏的朝鲜的秋天里，我们可爱的小号兵刘明祥，怎样在美军的围困和诱降中，突然感到，他不能穿着这件美军的上衣（战利品）死去，他不愿敌人在他的死尸前，发出恶毒而得意的奸笑。他愤怒地撕碎了这件对他来说很需要的取暖的衣服！这一强烈的行动，由于你真切的描绘，发生在特定的心境和环境下，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这个短篇只有几千字，很凝炼，但它不单薄，它对我们很有价值。

    我把读你的几篇作品时的感受，以及由此联想到的关于战争文学的思索，一并写信告诉你，因深深感到：如何使我们的战争文学贯注新的时代精神，如何在读者面前，打开一个崭新的战争世界——活生生的人，令人振奋的诗情，道德美与精神美的燃烧……正应该是新时期文学创新的一个内容。不但读者、评论工作者有责任研究它，思索它，作家们在创作实验的同时，也有必要提供自己的认识和经验，为共同提高和繁荣战争文学的创作而努力。我是很希望你这位亲身参加过昨天的战争，又正从事着战争文学创作的作家，也来讲一讲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让我们共同探讨这个“永恒的主题”吧！

    祝

    春节好

    雷达

    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

    雷达同志：

    你好！

    春节假日，我没有休息，也没有去向长辈和同事们拜年，整整四天，钻在办公室写东西；但我心里想着所有我尊敬的长者和亲切的友人，只希望在另外的机会和场合，向他们道歉，请他们谅解。

    这几天，老作家郭风同志送我的水仙开花了，青年诗人曲有源送我的水仙正含苞欲放（我把它们养在我从遥远的乌苏里江带回來的一个大蚌壳里）。我平时不养花，但不是不爱花，这水仙的碧绿的叶片和素白而溢散着淡香的花朵，就使我感觉到春天的气息和生命的美。我说这些的意思是，我们平时虽交往极少，但你在春节期间给我的信，却使我感受着友爱和温暖。

    你的信谈到我的三个短篇小说：《战俘》、《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尊严》。作为作者，我不想对你的评价本身作什么评价（这似乎很难，亦不应该），但我要说，你作为经常注视着创作现状的专职评论编辑，对我的创作意图的理解和揣摸，是颇为准确和内行的。为了以文会友，这里，我不妨向你谈一点我自己的情况。

    如你所说，《昨天的战争》出版了两部，但我的创作意图还没冇完成，还应该有个第三部才能收尾。可是，这三年来，虽然时有读者来信催促，我暂时还是没有写那个第三部。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兄长般的诗人张志民同志给我提出了建议，他说：你要写一些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不写反映当代生活的作品不好……我理解他所说的“当代”是更狭义些的，但我仍然认为他的意思是很好的。我听从了他的忠告。我就开始构思和创作另一些作品，尽自；己的力量，追踪时代的进程和生活的脚步。

    一九七八年，应《长春》编辑部之约，写了我“文化革命”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冰河上的火焰》，此后，又陆续写了《舌》、《头发》、《被俘者》、《一件忘不了的小事》、《在远离北京的地方》、《插图》，再就是你信中的三篇；还有可称为中篇的记实散文《从北京到乌苏里江》，短篇记实散文《陪审员笔记》之一、之二等。这中间，花力气较大的是中篇小说《夫妇》和正在陆续发表的长篇小说《访问失踪者》。

    算起来，这个单子中，可称为军事题材和准军事题材的，除了你读过的三篇外，尚有《冰河上的火焰》、《头发》、《被俘者》。

    你对我的所谓带有历史色彩的军事题材的作品发生了兴趣，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倒也引起了我的“回忆”和思考。

    真的，这几年，对我这些水平不一的军事题材的篇什，我也时时听到一些反应，收到读者的书信。例如，关于《昨天的战争》，先后既有从新疆到期南的十多位素昧平生的读者要求改编电影文学剧本，我收到的改编稿就有三个，《战俘》问世之后，小小的《沃原》编辑部收到数百封热情的信函和一些评论，也有两个素不相识的读者作了改编，还有人继续要求改编；《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发表后，有关的报刊编辑部和我个人，都收到一些读者谈感想的信……

    当然，我不敢拿我的作品得到的这种反响同那些引起轰动的作品相比，但我仍然珍惜读者们的这种鼓励，并曾默然思索；结论是，广大读者群众的口味和需要是极其多方面的，即使在十年浩劫之后，在他们的精神食粮中，也还需要几粒历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以及诸如科学幻想等等题材的食粮；就算我培植的只是几棵小草吧，在我们如此广大的国土上，它大约在某几个小的角落还有一点点生态平衡的意义。

    我永远承认，我的作品，不论长、中、短篇，都是有不足和弱点的，正如什么人讲过的：即令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总是还没有写出来的那一部，也许，实际上，是永远写不出来的那一部。但是，反过来，我也不想做谦谦君子，说我已经写出来的作品（尽管水平参差），没有我对生活和艺术的理解，没有我自己的美学追求；这可能吗？

    我之所以写一些革命战争历史的题材，是因为我有过那么一段生活经历，那段生活总激动着我，让我不能忘怀，同时，激发、诱发我挖掘这些翅材的价值和意义、使我获得创作契机和灵感的，又恰恰是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当前的现实。——有时是一个逆向刺激使我的心灵鼓荡；有时是一个顺向感应使我的情绪燃烧；而就已经写出来的这些来说，似乎是逆向刺激的居多，或者还有逆、順相交的结果。例如你说到的《战俘》，一方面，这样的同志受到的极左处理的危害令我深思，是逆刺激；另方面，他们许多人在敌人集中营那个黑暗王国里的充满牺牲精神的英勇斗争，又令我极为感动，他们在受委屈多年后，对党、对袓国、对人民依然忠心不二，更令我十分钦佩，这就是顺刺激，正面的感召。因此，就写成了如你理解的那样。又例如《一个参谋和三个将军》，开篇的那一段序言性的引子，就道出了我写那篇作品的现实契机，显示了我获得灵感、升华主题的那个瞬间。我跟那个青年的交谈是真实的事情。当然，我们现实生活中，某些在领导干部身边工作的人，忘记或丢掉或不懂党的优良传统，无事生非、搬弄是非、有意无意地挑拨是破坏团结的现象，也是久郁我心、使我创作那篇作品的基因。我记得作品里有这样一句对话：“打了败仗的共产党员，党性应该更强……”那就是我认为我们在一场大灾难之后应该采取的生活态度。那篇作品曾几易题目，其中之一是困难的时候就是想寄托我认为在国家遭到严重破坏、百废待举之时，我们应有的精神状态。《尊严》里脱掉、扔掉美军服装这情节，事实上是我自己在被围困时的经历，我当时曾把我的感情写进日记里。但将近三十年来我没有想到把它写成小说。可是，我不隐瞒，这两年，当我听闻到某些人竟那样地不爱国以至于不惜丢弃自己的人格和丧失民族尊严时，我就想起了这件往事，反其意而结构了这篇小说。在《被俘者》里，我写了一个在被俘之后为保守军事机密而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那是在现实生活中几种观感和思考的综合：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或是不了解、或是否认、或是忘掉了今天的生活同以往的历史——哪怕是一个战士的牺牲——的内在的积极的联系；一方面是因为我感到在关于革命者的人性和道德的某些议论和见解中，有某种我不以为然的观念……于是，我便根据一个真实的素材，探讨了一个共产党员在那种特定情境下的灵魂和道德面貌……《冰河上的火焰》和《头发》，可算是写“伤痕”的，——一位老将被林彪集团无辜地整成“叛徒”，流放发配，初步平反后又没有工作；一个当年我军的女歌手在“文革”中备受凌辱，挨批斗，剪阴阳头，灾难过去后丈夫又不忠于同她的爱情……但我觉得，在他们身上，在他们的性格里，最可贵的是充满信心、相信未来和坚强不屈……我尽我所能，探索他们品质、道德和精神的美……总之，在艺术上，我试图努力追求刻画人物；而这几年來我逐渐形成的一个创作观点则是：既不粉饰生活、不掩盖矛盾、不歪曲现实，又能显示矛盾解决的趋向和生＃发展的趋势。生活中有假恶丑，也有真善美。我们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大的民族灾难，我们的国家必须从灾难中前进，我们的人民不能不痛定思痛，同时更需要振奋。最黑暗的夜晚也有宇宙之光，中华民族在任何艰难困苦中都有脊梁骨。历史总是走着曲折的道路，但什么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对未来丧失信心。这就是我在自己当前的创作中所理解的现实主义。

    至于一般谈到军事题材文学的地位、价值和意义，我大体同意你的看法。象我们这样从人民革命战争中涎生的国家，象我们这样战争历史漫长、战争生活十分丰富的国家，象我们这样经济上、军事上还远不够强大而又受到大小霸权主义者侵略威胁的国家，怎能够设想没有军事题材文学呢？君不见在多少现代化大国里，这正是一种历久不衰的题讨，至少是拥有许多读者的题財，并受到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它难道是偶然的吗？任何一个民族要生存，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都离不开军队的保护，都得准备打仗，它的公民便应有必要的尚武精神和军事爱国主义。当然，我们要创造的是无产阶级的军事文学。我的一部分作品，之所以从目前现实出发而又从战争历史中获取诗情和素材，也正包含着我的这些想法，其实是为明天、向未来的。我相信，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自有它特殊的审美价值和启迪作用，只要我们努力创新、出新、开掘；这里，最重要的当然是战争中的人也就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当然是无止境的艺术之途。

    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拉杂了这许多，谁晓得能不能使你对我多一点理解和了解呢？比如，我说过，春节假日我没有休息，在写东西，那是一个名为《纪念碑的诞生》（暂定）的小说（也不知道是短篇还是中篇）。也和战争及军队生活有关。在写到一个地方时，我曾流了许多泪，但谁知道终究会写成什么样子，奉献给读者时，读者又作何感想呢？一般说，作者洒泪之处，读者能觉得“还算真切”、鼻子发酸，就不错了……

    天快亮了。打住！

    谨此致意！

    孟伟哉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二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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