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说父亲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其实也不是什么传奇，他是脚踏实地走过来的。但说他不传奇也不准确。
当年父亲被阎锡山抓兵抓走，晋中战役时候让徐向前的部队给打散了，从晋祠跑回家，提回一支枪来，交给政府。回村之后就做了咱们这边的民兵，还当过队长。1949年开国大典，父亲还作为民兵方队在天安门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
父亲不多说话，也不善辞令，你跟他坐在一起，你不问他，他会就那么沉默着跟你坐半天，不了解的人以为他是一个很难接触的人。实际上不是，他的朋友很多。我们弟兄几个也都不善辞令，数我能说，这是煤矿集体环境下多年的历练。
俗话说得好，叫做“养儿方知父母恩”，到今天我们都有了儿女，才知道父亲那些年来的艰难，用“艰难困苦”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他从来没叫过苦，甚至连一句牢骚都没有听到过。这就是我的父亲。或者说，我们有这样一个父亲，心底里非常踏实。
要说父亲最初办企业的动机，非常简单，就是想给几个儿子每人盖一串院子。清徐的风俗，找个对象，先得有房，没房子，订婚的时候要交上一笔数目不小的“房押金”。兄弟几个都一个一个长成人了，没有房子怎么行。五个儿子，意味着得盖五进院子，那压力大啊！放谁身上都是一顶不小的愁帽。
父亲是社队局的采购员，出差机会多，每年都天南地北跑，1978、1979两年，父亲转遍了沈阳、武汉、西安、郑州等二十多个大中城市。虽然辛苦，但父亲也长了不少见识。
1980年，全国乡镇企业在四川成都召开展销会，父亲代表县供销公司去参加，还被太原市六县区代表推选为组长。
开会期间，父亲大胆与成都市有关部门签订了以清徐高粱换四川小麦200万斤的合同，一斤换一斤。按当时比价，这是很好的一笔生意。而且，那时候的山西，尤其是山西北部，小麦奇缺，老百姓的主食就是高粱玉米，吃不上白面。兴高采烈回来找领导汇报，可从来没有这先例，给谁说谁都不敢承担责任——好事是个好事，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出什么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赚钱不赚钱的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是个大问题。没有通过。
这个事父亲非常感慨，经常念叨。从那以后，父亲心里就憋了一股气，开始思谋着做点自己的事。做自己的事，一个是顺心，二个是搞得好，还能把左邻右舍都带动起来。当年在白石河滩打石头，不止我们一家人，父亲把村里的人都带起来了，打下料之后，他给找门路推销。父亲干个什么事情，总是想，能不能让别人也沾点光？他总是这么想。这跟他平时为人有关系，朋友多，即便是在困难时期，他的朋友也不少。
有一回，他问我们姐弟几个，说现在允许搞副业，你们思谋思谋。他总是让我们“思谋思谋”，说是商量，其实是在引导我们动脑子。我们都觉得捣石子不错，一方卖9块钱，那是什么买卖啊！但父亲却不以为然。
你注意，那时候在集体农业之外，搞其他东西，叫做搞“副业”。春耕夏锄秋收之外的一切东西，都叫做副业。
三俊、四俊年轻好动，早就学会开车了，就想有个自己的方向盘。既然父亲把话放出来了，他们就说，能不能闹个车？
父亲一听，心里亮了，说好啊！其实父亲心里早就有了谱。
清徐县地处省城南郊，公路、铁路交通便捷，周边县份货源又充足，要富就得有自己的车啊。父亲又在供销公司工作，门路熟，有货就不愁销。父亲觉得这事能行，就琢磨着买车。买车需要钱，就去贷款。
贷了1万多。现在说起来很可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贷款都需要泼天的胆量，银行贷不出款，四处求人，但还是没人敢贷。中国人，离开正常的经济运转好几十年，贷款两个字特别烫手，它好像不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一个道德底线。贷款就是个坏人，坏人才去贷款。况且，在家庭年收入不足1000元的年代，贷1万多，真是在天上捅一个窟窿。
贷了1万多，一口气就买了两辆波兰产的“依发”W50大卡。就是那种铅灰色的平头大卡，一车装5吨，样子很可笑，现在已经绝迹了。这两辆车，是榆次矿业公司淘汰下来的二手车。
两辆车，带着我们家起步了。那是1981年的春天。
大哥那时候已经结婚，三俊、四俊两个长大成人，姐姐与五俊还在上学，我在西山煤矿下井。父亲就带着在家的三个壮小伙子干开了。大哥总负责，三弟、四弟开车。
两辆车一开，业务如预期的那样，每天不得闲，效益很好，很红火。
1981年谁自家有车啊？没有。虽不是偷偷摸摸，但不敢大张旗鼓。
有一个细节，给车上户，不能上成个人户，那时候交警公路部门也没有这个说法，得上成集体户。就像现在得挂靠一个集体单位。父亲当时费了一番心思，上户的时候，没把车上在我们村，上的是王答乡马庄村一个生产队。为什么？怕出问题。全县就没有一个个体运输户，万一出了问题，遇上“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办？上在本村，不连累乡亲们吗？1981年，大家确实都提心吊胆，挣钱，致富，还没有后来提得那么明确，那么响亮。不过，父亲也有他的精明处，他认为现在企业都搞承包，到时把车挂靠出去，订个承包合同就行了。事情做得天衣无缝，看车、买车、上户时，都是父亲与马庄那个生产队一起办的。双方还签订了承包合同，不管赔挣，每年我们家给马庄上交3000元承包费。
刚开始的两辆车，主要是拉煤，拉土方，提溜住啥拉啥，还有盖房子用的建筑材料，水泥啊，砖啊这些，都拉。当时太原五一广场还在修，拉土方的活特别多。市里白天不让大车进城，一过晚上七点钟之后，广场上马达轰鸣，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好像一声令下，车都撤出去。都是清徐来的车。
当时就是哥哥、三俊、四俊在干，父亲自己不能去，因为他是政府工作人员，干这个违反政策，去了就是问题。不过后来，到星期天，他也参与进来了。最初我们家开始创业的，算起来是三个半劳力。头一年下来，净赚4000多元。
有了钱，首先给大哥盖串新院。因为大哥结婚了，还跟父母住在一起。有钱，事情也就好办。1981年冬天，最终盖起来的是并排的两串新院，16间土坯表砖的房子，父亲一边，大哥一边，当时在村里是好房子。父亲对那院子有感情，现在还不愿意翻新，让亲戚住着。农村人自己盖房子，每一块砖都自己摸过三四遍，装卸、浇水、上墙，不多不少。能没有感情吗？
事情还是发生了。
1982年春天，我们姚家运输专业户一夜之间被定成了“资本主义黑典型”。3月初，父亲被隔离审查。5月，父亲被拘留，家被抄，两辆车也查封了。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一沾公安局的边，不是阶级敌人就是犯罪分子，很严重。一时间，满城风雨，不知这个姚巨货捅下了多大的娄子。
6月份，县检察院按经济犯罪起诉，把父亲抓了进去。父亲一关就是多半年。
直到1983年2月份，父亲被无罪释放。在监狱里，父亲瘦了50多斤。虽然出狱了，但县里认为我父亲是“违法不犯罪”。
父亲已经年近半百，遭这一场劫难，受了多少罪且不说，进去前他从不抽烟，在里头关了半年就学会了抽烟，精神上受了多少煎熬，可想而知。他现在快八十了，还是一根接一根地抽。我们也劝过他，让他少抽点，可是老人高兴。既然老人高兴抽个烟，我们做子女的还能说些什么？他这么大年龄了，身体挺好，抽抽烟也没什么。
再说1983年父亲回家。几个月的牢狱之灾，把过去残存在心里的那点顾忌一下子全给打掉了，过去还怕这怕那，把自己当成一个国家干部。现在看来，自己就是一个老百姓嘛，就是一个公民嘛，国家号召的事情为什么他不能干？
事实上，父亲这个案子，在清徐县外的反响也特别大。因为两辆自有的汽车坐牢，说到哪里都说不过去。因此，省城几家报纸的记者，一直在关心追踪这个事情，而且也引起了高层的注意，搞得县里很被动。
他要亲自下海干事情。
那年的春节，父亲亲自提笔写了春联，贴在了家门和被查封过的汽车上。不大对仗，却很押韵。
上联是：三中全会就是好。
下联为：看来汽车还得跑。
横批：继续前进。
1984年，父亲承包了供销公司的运销业务，头一年承包费是一万五，后来就涨到了每年10万。除了三俊、四俊继续跑车外，父亲还和东马峪、西青堆等村的五六个人合伙入股，贷款10万开办了清徐县煤炭加工厂。父亲任厂长、法人代表。然而，当时市场不景气，生产出来的焦炭堆在厂里，怎么也卖不出去。其他入伙的人都想退股不干了。父亲说，干啥没有风险？你们要真不想干了，可以申请退股。
就这样，父亲开始了独自一人面对工厂停工、工人放假、债台高筑的困境。父亲分析了一下，认为问题出在含糊质量上，就请了师傅，改进技术，同时派人到各地了解行情，加强与客户的联系。结果，很快就发生了转机，原来的滞销变成供不应求，焦炭远销石家庄、沈阳等地。到了年底，除了还贷，净赚10多万。
1984年，山西到处都是土法炼焦，清徐搞土焦炉的大概有一百多家。清徐的河滩上有一百多根烟囱，很壮观，污染得不得了。那时候没有环境保护这个概念。到了1985年，客户对焦炭的要求越来越高，焦炭生产遇到了困难。有次在与客户的交谈中，父亲了解到外省一批企业急需焦炭，只要具备一定发运条件，货款就能马上到账。父亲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他要租赁铁路站台，大批量发运焦炭。
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个大的背景，正赶上山西民营经济发展的好时候。1985年，忻州地区的原平县正搞“搭台唱戏”，叫做政府搭台，群众唱戏，大力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政策也在大形势下往前迈了很大一步。那时候还没有民营企业这么个提法，叫做“专业户”、“个体户”，或者“乡镇企业”。不管怎么称呼，要租赁铁路站台，那真是异想天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铁路这个国有企业的龙头老大，还施行军管，你想想怎么会对一个个体户开放？父亲和大哥俊良四处求人，疏通关系。铁路主管部门就是不批。父亲跑到县里找支持，当时县委副书记高华给铁路上的领导写了封信，请他们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好事多磨，批文下来，一个私人企业终于租赁到了国有企业的站台，这在山西还是开天辟地第一回，第一家。
1985年1月，父亲租赁的太铁分局北营车站铁路发运站台开张。后来又发展到榆次五二五仓库、修文车站、太铁东站、西站、北站等十多个站台和场地。
有了站台，还得有车皮。一开始是跑计划，有了铁路部门的计划才能调拨车皮。搞市场经济就像下棋，一步走对，满盘皆活。1985年，一个月只能搞到三到五个车皮的计划，对于一个小厂来说已经足够了。到1986年，企业赢利15万元。随后，扩建焦化厂，还带动了当地20多个汽车运输专业户和周围县区五六家焦炭企业的快速发展。
到这时候，计划内车皮显然不够用，父亲又是集资，又是贷款，购买自备车皮。这样，到了1987年，企业拥有200多节自己的车皮。
又赶上山西大力推广原平经验，政府对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扶持力度特别大。到1988年，政府一路绿灯，股份制的清徐县联合煤炭运销站正式挂牌成立，大哥俊良任总经理。父亲也搞了一摊子，叫做清徐县乡镇企业供销公司运输站。之后，两个运销站合二为一，成立了太原清泉煤炭运销集团公司，父亲任董事长，大哥俊良任总经理。
姚家的事业在这一年开始有了一个大的跨越。但是父亲一直没有从1982年那场劫难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一直没有停止上访和申诉。什么是个“违法不犯罪”？父亲不服气，不认罪。整整五年，直到1988年才有了结果。县委专门开会，专门下文，为父亲五年前的冤案彻底平反，并且作出赔偿，赔付父亲因关押和封车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4.5万元。
父亲领到这个钱，真是百感交集。他一分钱也没有要，又原封不动交回到县委，说，他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些钱，就算交党费吧。
这个事情县里传得很广，说老姚这个人怪，不服气，不服罪，一分一分算账的是他，现在又一分不要退回来交了党费的还是他。父亲却看得很淡。他说，党给咱平反，说明咱做得对。他对别人说，我体谅县委的困难，只要政府支持我搞企业，这个钱还能挣回来，请你们记住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以后别在政策上难为我。
老一辈人的思想，就是那样子。在大是大非上，总比我们站得高。这就是我的父亲，沉默寡言的老父亲。
这一年，父亲已经是57岁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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