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师道尊严”

    在我国，教师的地位曾与“天、地、君、亲”同列，尊师重教的传统源远流长。五千年中华文明，铸就了“师道尊严”这熠熠生辉的四个大字。

    余生也晚，待到成为师范大学一名学子亦即未来教师的时候，“师道尊严”已被大张挞伐。教师的称号与“臭老九”、“封资修”画了等号，斯文扫地的现象举目皆是。教师似乎成为罪恶的渊薮，个个都是“假道学”、“伪君子”、“两面派”、“教唆犯”；而起而口诛笔伐的，竟大都是教师的学生。自幼在乡间形成的对教师的崇拜之情被猛然轰毁，心头真个是百般不解，充满了失落与哀伤。

    直至拨乱反正，教师才洗清不白之冤，恢复了失落的尊严。其时我已忝列教育工作者队伍，整日与教师为伍，真正体验到了“师道尊严”这一古训的内涵与分量：教师作为人类文明薪火的传递者和创造者，实在是最需要、最应该受到尊重的社会群体；教师的称号，无可争议、难以替代地应该与光荣、崇高、圣洁、伟大等一切美好的词汇相匹配；教师的命运，从来是如此紧密地与社会文明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相关联。

    改革开放潮涌以来，教师的地位不断提升，社会对教师的期望也与日俱增。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社会日渐强烈的对师德滑坡现象的抱怨和忧虑——有一些教师抵挡不住五光十色的商品诱惑，正在淡忘和失却应有的尊严。“今天我们怎样做教师？”换言之，新世纪教师应该树立何种新形象？这不但是时代对教师发出的神圣呼唤，也是塑造江西人新形象、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的应有之义。甚至可以说，塑造教师新形象，应该是“塑造江西人新形象”的“重中之重”。这是由教师在“科教兴赣”战略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

    教师新形象的内涵是什么？我想，既是“新形象”，自然要体现时代精神，举凡现代社会所要求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效益观念以及知识结构、心理素质等等，都不可或缺，但也不能缺少传统道德的内容，诸如重义轻利、知书达理、礼仪诚信、敬业爱生等等体现教师职业人格尊严的内容也断乎少不得。因为道德文化具有历史传承性和发展性，若抽去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发展就会失去根基，塑造新形象就无异于沙堆建楼。为此，笔者主张重提、重建“师道尊严”，为塑造江西教师新形象修建坚固的基座。

    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而提出的“师道尊严”，自不免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其中“为师之道须要讲求尊严二字”这一内核，却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是可以超越时空、万代传承并弘扬光大的。自古以来，“教”兴则国兴，“师”尊则国强，难道不是事实么？

    重提师道尊严的另一个现实依据，是师德的长堤眼下正遭受商品大潮的严重威胁，不少区段已经险象环生，警报不断，甚至出现“管涌”，急需大声疾呼，严加防修，方不至决堤塌方，酿成祸患。

    重建师道尊严，自然有许多的工作要做。但最紧要、最有效的，还在于教师自身努力，要用“自尊、自重、自强”这六个字自律自勉。因为“尊严”既是一种形象，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操守、一种信念。尊严的树立和巩固，既不能靠吹、靠捧，更不能靠欺、靠压。作为内在的品质，主要靠自身的锻炼和修养。

    修养该从何处入手？关于怎样做优秀教师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堪称典范的优秀园丁也是群星璀璨。但我以为作为一个“人师”应该坚持的基本道德操守，其实说白了也可以简单明了：

    首先，是在为人处世上少一点名利之心。教师虽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清教徒，但自身的利益和欲望，只能靠诚实和辛勤的劳动争取回报，不能作非分之想和额外之求。纵观古今中外的教师，大都清苦自守，以教为乐。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教师职业，也就选择了清贫。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身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更要有淡泊名利、自觉奉献之心，才能坚挺起“德高为范”的人格脊梁，赢得尊重和信赖。如果在职称、福利、待遇等利益问题上“寸土必争”，在教育业绩上弄虚作假求名图利，利用手中的权力变着手法向学生家长“索、拿、卡、要”，教学不负责任却以大量“补课”求得“津贴”，就会大大玷污教师在学生和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其次，是在教书育人上多一点“博爱”之情。有道是“只有不称职的教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有道是“人无全才，人人有才，因材施教，人人成材”。面对不同个性类型、智力差异、素质特点的学生，教师要公平公正、兼爱普施，决不能厚此薄彼，更不可歧视后进。听说有一位语文教师，在点名让一位口吃的学生在课堂上宣读自己的作文时，引起满堂哄笑，使那位学生尴尬羞愧得满脸通红。这位教师不是采用简单的“大家不要笑”、“你大胆地念下去”这样的处理方式，而是宣布“全班同学把头趴到桌上，老师把头转向门外”，然后满怀深情地鼓励那位学生道：“你大胆地念，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念好！”那位学生是满含着泪水念完了自己的作文，从此他的语文成绩和各科成绩扶摇直上。假如教师有了这样一份对学生的爱心，还有什么学生不能教好？还有什么事业不能成就呢？又怎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还有，是在待人接物上讲一点“儒雅”之风。教师的待人接物、言谈举止、交朋结友以至于饮食起居等生活小节，对学生无不起着榜样示范和行为导向的作用。古时的教师大都温文尔雅，谓之“儒雅”。外在形象反映着内在的素养，今天的为师者仍当继承发扬。诸如口出秽言、行为粗俗、衣冠不整、专制武断、骄矜蛮横等等不良习气，与教师的形象似同冰炭。试想教师在无人处随地吐痰、在马路上乱闯红灯、在公众场合目中无人地大声喧哗，还有什么资格和力量去教育学生？

    有了以上三个“一点”，我想大抵可以修筑起教师职业道德的“万里长城”，“师道尊严”的古训将能重现光彩！

    教育局长，该是啥模样

    在中国庞大的行政官员队伍之中，教育局长一职，曾经是不怎么起眼的角色。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科教兴国方略的实施，教育局长的地位日趋凸显——不仅由于权力，而且由于责任。一个县级的教育局长，不但掌管着全县1／5左右的人口，而且掌握着全县一半以至大半的财政。人所共知：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和前途，取决于人口的素质状况；而人口素质则取决于教育的发展水平。身为一方教育长官肩负的重任，不言而喻。

    我们在讨论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教书育人这一百年大计时，十分关注校长和教师的素质。这是不错的，因为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一个好教师就是一批好学生。然而似乎很少有人关注校长和教师的领导者、管理者、教育者——教育局长。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局长的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往往影响和决定着一方教育，影响着校长和教师的工作状态、精神面貌以至于生存方式；换言之，一个好的教育局长，可以造就一批好校长、好教师，从而造就大批栋梁之材。

    曾经听到一位省级教育领导对少数不注意自身形象的校长提出的严厉批评：“一头乱发，胡子拉碴，裤腿一边高一边低，嘴上叼根香烟，耳朵上还夹着一根。哪里像一个校长！”其实，据笔者的接触，优秀的教育局长虽到处可见，而形象不佳的教育局长亦非绝无仅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醉心于文山会海、送往迎来者有之；热衷于酒池肉林、麻将扑克，以编制和传播荤段子为乐者有之；不读书、不看报，整天东游西逛，信口开河，夸夸其谈者有之；不懂教育、不研究实际问题，却居高临下、指手画脚者有之；不关心师生疾苦，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者有之；忙于请客送礼、蝇营狗苟，以权谋私者亦有之。

    如果说，共产党的官员应该是人民的公仆，那么，共产党的教育长官，就应该是最优秀、最文明的公仆之一，他们应该是师生员工和人民群众的道德典范、文明楷模。其原因不在别的，就在于他头顶乌纱上的“教育”印记。教育是传播和创造文明、培育和造就人才的圣地，非人中之佼佼者，岂能在此执掌大印？

    如果说，普通的党政官员只有忠实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勤政为民、廉洁自律，方能获得百姓拥戴；那么，作为教育长官，若无较高的思想文化素养、为国家民族尽忠竭智的胸怀境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敬业精神，就难以赢得良好的口碑。湖南的胡昭程、江西的涂赞珠，便是教育局长中的优秀代表。

    笔者由于工作关系多年来接触过不少基层教育局长。其中很多人令我肃然起敬，但实在也有一些人令我不敢恭维，左看右看似乎总不大像一个教育局长。这“像”与“不像”的标准、特征到底何在？细细想之，似乎有以下一些——

    一是有无书卷之气。教育局长应当是文化人，虽未必要求他们个个手不释卷、夜夜挑灯苦读，但总该喜欢读书看报，对文化知识有浓厚的兴趣，这才与教书育人的行业相称。但有的局长不读书、不看报，或者“读书读皮，看报看题”，真不知他们滔滔不绝的报告的源头来自何处？难道凭了一纸文凭，就如有百万雄兵在胸，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二是有无调研之趣。教育本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和精神生产活动，只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方可了解实情、摸索规律，创新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取得实绩。有的教育局长——恕我直言——其实不很懂得教育，又没有调研的兴趣和习惯，结果自然只有“拍脑袋”，岂有不误事的？

    三是有无“忠诚”之心。教师出身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这“忠诚”二字用得真是精辟！“忠”者，忠实执著也；“诚”者，真心实意、心无旁骛也。教育之行业，惠及子孙，功在国家，利在长远；但一时三刻是不容易看到“政绩”的。忠诚事业，就会真心实意推行素质教育，为学生的一生发展呕心沥血；心怀二心，就会急功近利，追求“政绩”，搞花架子，嘴上讲着素质教育，心眼却死盯在升学率上。那些“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地方，我看或多或少都有教育局长的身影在“游荡”。

    四是有无爱生之情。烘托着教育局长这一宝座的基础，是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身为教育局长，其全部的工作目的，可以说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故对学生应该有天然的血肉之情。但有的教育局长对于眼下还并不更事的众多“孩子娃”，那些承载着父母无限希望的百姓弟子，他们的利益、兴趣、愿望、要求以至于个人权益、人身安全，似乎视若无睹，麻木不仁。有的人不惜以牺牲学生的发展为代价换取自己的“政绩”和升迁。说重一点，这简直是“以人血染红顶子”。

    五是有无儒雅之风。身为教育局长，在公众面前，总该有“长”者之风、“仁”者之风，“智”者之风。虽不能要求个个温文尔雅，总不应有卑俗粗蛮之相。但有的教育局长的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比不上一个普通乡村干部，甚至需进行“五讲四美”的教育补课。

    当然，也许还应该有“六是”“七是”……

    教育局长的形象特征和素质特点，我以为是值得研究的一个大题目。这题目，组织人事部门要做，教育部门更要做。

    透析“职称论文”现象

    每年职称开评前夕，教育报刊编辑部便会收到一些教师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送来的应评职称之需的文章，言辞恳切地要求“予以关照”发表。这些“论文”中，虽不能说没有佳作，但大多属于临时炮制出来的、质量低劣的“敲门砖”之类。其中不乏拼凑之作、“克隆”之作、仿冒之作、即兴之作，甚或抄袭之作和捉刀代笔之作。此种“职称论文”现象，说轻一点，是师德失落的表现，是一种行业不正之风；说重一点呢，与“学术腐败”沾了边，是师魂的堕落。

    “职称论文”的作者之所以敢于堂而皇之或半带羞涩地送上这些“敲门砖”，我以为在其深层意识里面，不无某些“思想”“理论”在支撑。比如有人认为，职称管理部门规定教师晋升职称必须有符合要求的论文发表，是“多此一举”：教师的业绩水平主要反映在教学上，何必要看论文？诚然，有些地方（特别是一些高校）评定教师职称，确实有片面追求论文发表数量、不注重教学业绩的倾向，但这与把有无论文发表或交流作为晋升的必备条件之一不能画上等号。教师工作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著名教育家钱伟长最近指出：“不搞科研的教师不可能教好书。”这是完全符合教育规律和教育实际的真知灼见。教育论文是教育科研成果的表现形式，论文写作水平是教育科研水平的综合反映。规定教师晋升职称必须有相应的论文要求，对于推动教师投身教改和科研、走科研兴教和科研成才之路，无疑有积极的导向作用，我以为完全正确，十分必要！

    有些教师自以为教学水平等均已符合晋升条件，只是不喜欢、不善于写文章而已。他们自忖如果单为缺少论文而使职评不能如愿，未免冤哉枉也。言下之意，教学好的未必能写文章，会写文章的未必教学水平就高。此论貌似有理，其实也站不住脚。教师虽然不可能个个都成为文章高手，但用文字总结教学经验、探求教学规律、发表教学主张和见解，是每一个教师必须具备的基本功，谁也不应例外。论文水平虽不能完全等同于教学水平，但却是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以教师教育实践为内容的教育论文，某种意义上不是“写”出来，而是“做”出来的。没有对教学工作的创造性耕耘和真知灼见，是断乎写不出好文章的。至于时下报刊上并不鲜见的那些内容空泛、并无价值的所谓“论文”，则是教育研究领域浮华不实之风的表现，而其中就包含了某些编辑因难过“人情关”而无奈放行的“职称论文”。

    也有些理科类、文体类的教师认为写论文只是政治、历史、语文教师和学校领导的事情，自己只要教好书就行，不必去写什么论文。此论亦差矣！理论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是各科教师都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也是各科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共同的重要标志。一本教材、一支粉笔“包打天下”的传统“匠人”型的教师，已难以适应现代教育的要求。无论文科教师还是理科教师，都必须用现代教育思想和理念指导教育教学工作，进行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并善于用文字形式把实践经验理性化、条理化。设想一个勇于创新、善于思考、勤于实践的数理教师，一定会自觉学习和运用教育理论，不断写下自己的学习和实践心得，而决不会视写作论文为畏途的。当然，自感写作水平低下的教师，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尽快弥补自己的不足，而不应当心安理得地处之泰然。

    以上所列这些似是而非的思想和观点，是阻碍教师开拓创新、建功立业的拦路虎，是推进素质教育、深化教育改革的绊脚石，均当在扫荡之列。一个有志气、有抱负、有作为的教师，一定会用自己的实践和文字，写出教书育人的瑰丽篇章。

    莫把“素质”当棍子

    “素质”一词，时下正以其高频率见诸文件、报端、影视广播、书刊杂志、会议讲话之中，可见素质教育深入人心。此乃国运兴盛的吉祥之瑞，甚可喜之。在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学校和课堂，自然就更要教育引导学生时时处处事事讲求素质，以利造就高素质的一代共和国公民。但窃以为，为人师者对于素质教育，当重在以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躬行之，并不在于是否整天把“素质教育”一词挂在嘴上。至于对待学生，特别是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话，倒要慎用“素质”一词为好。

    比如，一位教师对一位没有弄懂题目的学生斥责道：“为什么偏偏又是你听不懂？你的素质也太差了罢？”有位犯了过失的学生，从家长那里听到的教师的批评结论是“素质太差”。另有一位学生，因为在上课时发表了与教师和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意见，与教师发生言语冲撞，使教师下不了台。教师当着全班学生宣布矛盾的性质，属于这位学生的“素质”问题。

    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提倡“精神文明用语”，其本质要求是倡导对别人的尊重和信任。学校乃“书香门第”，粗俗卑污的语言不应有其立足之地；而貌似“文明”实为伤人的语言更要提防其堂而皇之地作为“教育用语”登人大雅之堂。如果把“素质”一词当作一根“文明棍”任意挥舞，那么学生的厌恶、抵触、不满和反感是可想而知的。而遭到学生反感的所谓“教育”，除了一时宣泄了教师的不良情绪，有什么正面的教育效果可言呢？

    教师应当怎样对待学生？这也许是教师资格考试中最简单不过的一道考题，极少有人会答错；但实际做起来，不及格的怕并非绝无仅有。这是因为前者只需要理解和记忆，而后者则需要师德和师爱。即以上述三位教师为例，其错谬至少有三：

    一谓忘记了为师者的责任。学生学习有困难，正需要教师满腔热情帮助克服之，这是教师的责任所在。“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见后进学生便满脸不高兴、不耐烦，甚或斥之，讥之为“素质太差”，在“棒杀”学生的同时，也必然玷污了教师的自身形象。学生素质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教师的责任就在于努力缩小这种差异，并使不同素质的学生都尽可能多地得到发展；而不应人为地去强化这种差异，更不应鄙视后进者。

    二谓以偏概全，“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学生在某方面有缺失，就应当在某方面进行帮助教育，使之改正；笼统地斥为“素质太差”，不但无助于学生正视自己，反而使学生产生自卑心理或对立情绪，客观上倒可能更助长了其缺点的发展。须知“素质”二字，虽然在教育界议得沸沸扬扬，而在一般学生和家长心目中，它多少等同于“本质”。说他“本质上”（亦即根本上、整体上）不行，谁接受得了？

    三谓“无限上纲”，打击学生的积极性。“上纲上线”是“文革”的流行做法，即对于不合自己胃口的东西，一概先给它上“阶级斗争”这个纲，“路线斗争”这条线，即宣布你为“阶级敌人”，把你“打倒”。有的学生个性较强，喜欢持不同意见，这并非都是缺点，甚至倒是优点。即使有些意见乖谬、荒唐、可笑，也不值得教师上火。教师应该宽容、慈爱，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细心体察，精心保护学生哪怕微不足道的每一点积极性，引导其明辨是非，扬长避短，走向成熟。倘若学生的意见本来并非一无是处，教师仅因其“冲犯”自己而加压，就更不应该了。

    以上信笔走马，应属当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洪流中一点小小的浪花。因为自认为牵涉到“教师素质”这个大问题，也许并非小题大做。

    有感于教师补课费

    有位中学班主任告诉我，在他们学校，课任老师在自己的工作时间内，凡是给学生补了课，都要由班主任老师替他们向学生收取“补课费”。这位班主任觉得这个钱不应该收，但是顶不住来自一些课任老师的压力，只得照办。只是免收了自己的那一份钱，不料却因此招来“假正经”一类的讥嘲，他很是为此苦恼。我很同情他的处境，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作为一个教师，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是自己的职责，即使为学生多花了一些劳动，也是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事。我们的大多数教师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做的。事实上，学生学得不够好，也是同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方法分不开的（当然，有些学生成绩较差，是不能责怪老师的）。教师有弥补教学缺陷的责任，并没有额外索取报酬的权利。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工人造出次品、医生发生医疗事故，不但用不着检查原因，反而可以因此得一笔奖金，那成何体统？

    我们的教师不但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且是精神文明的传播者和建设者，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典范和楷模。补课收钱，教师是增加了一些收入，但学生和家长却增加了不该有的负担，而且对学生的心灵和社会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似乎我们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只不过是一种商品的买卖关系。这是与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不相容的，也是与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不相称的。难道我们值得为那么区区几元钱损害人民教师的声誉、污染学生的心灵吗？

    师恩难忘

    ——献给母校的老师们

    岁月如流，离开就读三年的白马湖畔，已过去了整整30个春秋。几十年的风雨沧桑洗去了儿时许多天真的梦幻，却难以泯灭对母校的深情眷恋和怀念。接到“春晖中学70周年校庆筹备委员会”寄来的《给春晖校友的信》以来，心头便时时涌动着一种激情，一种向亲人倾诉情怀的难以自抑的激情。在母校七秩庆典将临之际，我没有丰硕的成果奉献，愿以这简短的文字，敬献给在我成长道路上付出过无数心血和汗水的、永远令我尊敬和怀念的春晖老师们。

    1961年秋，我被保送进入春晖中学——这所我久已仰慕的学校。春晖中学的悠久历史和崇高声誉，曾经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青少年的心。当我挑着简单的行李走在百官至白马湖的石板路上，行走在碧波荡漾的湖间小路上（听说那是前辈春晖师生们用自己的双手建成的路，故名曰“春晖马路”），内心的激情是难以言表的。三年的春晖生活，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年月，正是国家经济遭遇暂时困难的时期。春晖的老师们，以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坚贞信念，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对工农子弟的深厚感情和殷切期望，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自觉奉献。如果说，春晖的前辈老师们曾经以爱国的情怀、渊博的知识和高超的教艺为春晖赢得了声誉，那么，当新中国的“春晖”普照神州大地以后，春晖的老师们便以人民教师的光辉形象，继承弘扬春晖的光荣传统，为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给春晖的光荣历史谱写了崭新的篇章。

    春晖的老师们，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始终饱满的政治热情教书育人，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忠于祖国和人民的优秀儿子；

    春晖的老师们，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崇高师德言传身教，使无数莘莘学子受到革命精神的启迪和优良品德的熏陶；

    春晖的老师们，以严肃负责的教学态度，一丝不苟的教学作风、精湛高超的教学艺术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合格的人才；

    春晖的老师们，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教育学生，注重身心的健康发展，以丰富的课余生活和经常的体育活动锻炼了学生的意志和体魄；

    春晖的老师们，给了我知识，给了我思想，给了我为人处世的道理，给了我战胜各种困难的勇气、智慧和力量。

    恩师永记，师恩难忘！

    曾记得，1957年、1958年的政治风雨，使春晖的一些好教师遭到了伤害。那个时期，他们在学生的心目中显得比较严肃、比较沉默，但从他们对教育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中，从他们对学生一往情深的态度里，我们看到了一颗颗忠于党和人民，执著于教育事业的灼热的心。“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更使不少老师蒙受冤屈和摧残，但也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他们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的初衷。我曾从一个受过伤害的老师那里听到他对教育发展的自豪，内心感动不已！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忠诚、多么正直、多么善良，又是多么令人敬佩！

    曾记得，那个年代的春晖老师们，生活是多么清苦！教师的伙食几乎和学生没有两样：一碟素菜，一小钵饭，难得见到鱼肉荤腥。大多数老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在学校没有家室，和学生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少数有家室的老师家里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在艰难的日子里，他们自觉地为国分忧，没有牢骚，没有怨言；有的是对事业的执著，对前途的信心。早晨，起床的钟声响起，老师们率先出现在操场上；白天，老师们一片忙碌，几乎看不到他们轻松的聊天和悠闲的散步；晚上，他们或伏案备课，或巡视教室，或个别辅导。当工字房的灯光熄灭之后，教师窗前的煤油灯光，总要亮到深夜（那时学校是自行发电的，但只发到晚自修课后便结束），那时的我曾经想过：他们这样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究竟图的什么？这个道理，我到后来才渐渐明白。

    曾记得，春晖的老师们对学生倾注了多少爱心。很多同学因家境困难要辍学，是老师们跋山涉水家访，做家长的思想工作。我的班主任张志南老师曾两次写信给我那不识字的农民父亲，希望他能克服暂时困难，让我继续读书。当我读着那滚烫的字句，热泪突眶而出。不止一位老师，从自己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拿钱给我买过饭票。当我在学习中略有成绩时，老师是那样欣喜不已；当我有些课程成绩不尽如人意时，老师又是那样忧心忡忡。作为一个贫农的后代，我正是从老师们身上，具体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怀，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从而激发起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情感。

    曾记得，春晖的老师们对教学工作是那样认真负责。他们备课极为严肃，讲课特别认真，批改作业从不马虎。从难从严、一丝不苟、扎实刻苦，构成了春晖特有的教学风格和特色。为了纠正体育课的一个细小动作，那时年事已高的老教师詹之尧会不顾自己的身体，连做很多个示范动作。

    教师的职业是崇高的、伟大的，教师对于学生的恩德是学生永远铭记、也是永远难于报答的。春晖的老师们，还有教育过我的其他学校的老师们，也许已不甚记得他的每一个学生，但学生却会永远记住每一位老师所给予的教育和爱心，每当我工作取得成绩时，我就会记起老师的恩情；每当我在人生道路上遇到挫折时，我就会记得老师的许多教诲。而这，也许就是最值得教师欣慰和自豪的地方。

    物换星移几十秋，春晖的老师们，现在熟识的也许已经不多。但我相信，春晖的校风、春晖的传统、春晖的师德一定会代代相传，一定会在新的时代发出新的光彩。

    衷心祝愿春晖的老师们身体健康、事业顺利、生活幸福！

    衷心祝愿春晖中学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阳光，更加蓬勃兴旺！

    师德春晖

    时代列车风驰电掣地刚进入21世纪，就迎来母校80周年的华诞。负责校庆筹备的经遵义老师多次来函来电并寄来《春晖报》，瞩我写一些纪念母校的文字。身受春晖沐浴之恩的弟子而今又忝为教育科研队伍之一员，这本是责无旁贷之事；而竞因种种原因迄今未曾动笔，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

    实际上，这件事近半年来时时萦绕脑际，令我不敢贸然动笔的一个深层原因，是白马湖留给我的记忆太多、感念太多，不知道从何写起。

    春晖的湖光山色、花草树木、屋宇廊回、石桥曲径，无不留下过我少年的足迹和青春的梦幻；而最使我梦萦魂牵、心向往之的，还是那些包括校工职员在内可敬可亲的春晖老师们。

    十年前，我写了一篇《师恩难忘》的文字，表达了我对春晖老师们的感激和怀念之情。今天我仍想写这个题目，不过从师恩说到了师德。如果说师恩尚局限于个人的感念之情，那么师德则多少可以反映我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一些思索。

    事实上，春晖老师们的人生态度、理想追求、思想品格，在教会我应当怎样做人方面是发生过极为深刻影响的。我在春晖之后的几十年间虽无大的作为，但自问在为人处世方面，还是无愧于母校培育的。当年，我不但从文献资料和师长的叙说中了解过许多春晖先人们的高风亮节，而且切身感受到身处国家困难时期作为春晖教师的那一种可敬可佩的品格，是怎样潜移默化地熏陶着一代又一代学子，影响他们人生的道路。

    我高一和高三时的班主任张志南，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政治课教师，而且是一位优秀的班主任。青年时期的张老师热情正直，充满理想，富于激情，而且极具人格魅力。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生动活泼而又富于哲理，是真善美的结合，绝无单调乏味之感。这不但源于他扎实的业务功底和高超的教艺，更在于他的精神和气质。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对祖国和对生活的热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真理和理想的热烈而执著的追求，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使科学、真理的力量与思想、情感的力量融为一体，产生了巨大的慑服和感染力。正是张老师的人格和他的政治课，帮我奠定了今后为人处世价值取向的基础。张老师热爱和关心每一个学生，把他的班集体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学生干部，张老师与我在白马湖畔朝夕相处，无论在课堂、寝室、田间、操场，真个是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他教会我怎样严于律己，怎样关心同学，怎样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怎样争取集体的进步和荣誉，怎样对待困难和挫折。这些都使我走上社会以后获益匪浅。

    陈宗秀是我的数学老师，清瘦病弱的身体，陈旧不堪的衣衫。要不是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极易误认为是哪个山村的老农。据说他1957年受到不公正待遇，当时身处逆境。但他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教学上的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耐心细致，给我印象殊深。记得有一次上午第四节课后我问他一个数学题目，他竟不厌其烦地用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给我讲解。要知道那是物质和精神都极为贫乏的困难年代啊！每到第2节课后，无论学生和老师都已饥肠如鼓，饿乏难忍。第4节下课钟声响后还能坚持挺住半小时之久，对于他那病弱的身体，需要多大的精神意志力量！从此以后，我怕再见到陈老师期望的眼神，听他的数学课再也不敢轻易走神。一个身处逆境的人能够给学生以如此的认真与关爱，没有高尚的品格是难以做到的。

    体育老师詹之尧也是我极为敬重的一位。作为一位老教师，他与年轻人一样风里雨里跑掷拉跳、摸爬滚打。人称“黑白牙膏”的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动作步骤丝毫不肯马虎。记得他常说的一句话：“小伙子有三斗三升火，怕什么寒冷和饥饿”，“年轻时不锻炼，不吃点苦，将来怎么为国家服务？”有个冬天我赖床逃避早操被他发现，却谎称身体不舒服，不料遭到他声色俱厉的批评：“年纪轻轻睡懒觉，你还是个学生干部，怎么好意思！”真使我羞愧难当。据说詹老师夫妇都是体育教师，没有生育儿女。他是把我们每个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的。别看他表面严肃，其实是一个极为和善厚道的长者。我想他终生未必得过什么体育金牌，但他的人格在学生心中塑造的丰碑是无价的、永恒的。

    还有，当时春晖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刘启贵和夫人展兰英老师、吕耀永老师，他们在我就学困难时期和离开春晖以后长时期对我政治思想上和经济生活上的种种无微不至的关爱，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

    在春晖中学，这样的老师真是难以计数，随处可见。

    春晖中学的教育质量历来是有口皆碑的，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我以为在于她源远流长、传承不衰的优良的师德师风。在当今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能否继承、弘扬和光大这种师德师风，实在关系着春晖发展的前景，更关系着民族的复兴和国家的未来。

    愿春晖的师德长存，愿师德的春晖照耀千秋万代！

    学子的怀念与追思

    新中国第一代著名教育家、母校华东师大的老校长刘佛年先生，谢世已经2周年了。捧读《刘佛年教育文选》《刘佛年学述》这两本书，凝视着刘校长那平易宽厚的熟悉的遗容，感受着书中充满睿智而明白如话的思想和文字，心头充满了对前辈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我是1964年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的。当时师大文史楼后面的二排平房分别为中文系、历史系和教育系办公室。从我所住的第一学生宿舍去图书馆，时常要穿越教育系办公室外的长走廊，可以看到许多老先生坐在屋内埋首文山书海，一年四季忙忙碌碌又默默无闻。有一天，一位高年级的同学与我同行至此，指着一位戴深度眼镜、头发花白、举止持重的老先生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刘佛年校长。一个带着鲁迅故乡的泥土气息新来乍到的青年学子，面对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前辈，我当时的兴奋、幸运、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肃然起敬的心态至今记忆犹新。然而仅隔一年之后的1966年初夏，“文革”风暴骤起，刘校长被视为“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双料货”，首当其冲地被“揪出”“打倒”。第一张欲置刘校长于死地的大字报，我还记得题目是“老虎屁股棍子打”，贴在图书馆大门内的大厅右侧。在我，倒是从大字报提供的材料中初次了解到刘校长早年的革命经历和在国内的学术地位。像这样一位忠诚于革命、潜心学术的专家学者竞被列入“黑帮”之伍，当时只是徒增了我对这场运动的困惑和迷茫而已。

    在相对正常的“文革”前二年大学的学习生活中，我无缘聆听刘校长的讲课，也来不及拜读刘校长的文章著作。心理学既被判为“伪科学”，教育学也被看做“集封资修大成”的、需要“砸烂”的学科，师范大学的学生还能读什么书呢？

    在“文革”开始后长达四年的岁月中，刘校长虽然没有被作为运动的重点对象，但我不时从被侮辱、被亵渎的文字和场面中看到刘校长的名字和身影，心中十分难过。当时的悲凉情绪之中，既有对刘校长等一大批老革命、老教授命运的深切同情，也包含一个师范学子因人生理想的轰毁所引起的失落与哀伤。在校园和世态一片混沌的1970年，我终于告别母校踏上江西的红土地，在部队锻炼一年后被再分配至省革委教育组，先是编教材，再是搞教研。因为工作需要，这才开始读到刘校长的文章。随着拨乱反正，“文革前17年”的中国教育连同刘校长作为教育家的地位从此逐渐恢复和清晰起来。

    1991年，山东教育出版社要出版一本我主编的《中小学教学改革方法入门》，我很想请刘校长题个词，苦于相求无门。当时，刘校长的内弟（其实是连襟）、南昌业余大学的凌骥飞先生正在与我共事，我便通过凌先生的介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刘校长府上拜访。出人意料的是，刘校长及师母竟是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他并不相识、初次上门的年轻人，师母还亲手制作点心相招待。刘老非常赞赏并热情鼓励我为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科学素养所作的工作，认为青年老师不投身教学改革、不学习教育科学是难以成就事业的，教导我要趁着年轻多读点书以弥补“文革”造成的损失，并欣然按照我的请求展纸挥毫写了一段很长的话，内容是鼓励青年老师努力学习教育科学，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立志为培养祖国建设事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建功立业。我当时真是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立即挂号寄给了山东教育出版社。令人万分心痛遗憾、使我长期愧疚不已的，是这一篇珍贵的墨宝，竟被某印刷厂丢失了，几经查找无果而终；而我当时竟粗心到没有复印一份留存下来！事虽至此，刘校长对一个普通学子的关爱之情，仍使我终生难忘。

    80年代以后，我作为江西教育科研部门的负责人，有机会多次在全国性的有关学术会议上见到刘校长，聆听他的学术报告。在有些会议上，他是作为普通与会者坐在台下，穿一套极普通的中山装，认真听讲和作笔记。记得一年夏天我在石家庄参加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刘校长作为学科专家组负责人与会，当时年事已高，会后他自己洗晒衣服，已显得很吃力。我曾主动上门看望，表示愿为刘校长代劳生活琐务，他笑着道：“这样的事我还可以做的。”并一再表示“谢谢”。90年代后期，我获悉刘校长患病住院，逐渐丧失工作能力；直至2001年5月某日，我经过南昌市邮电局门口，适逢凌老先生去拍发给刘师母的唁电，我才确认我所敬重的老校长已经与世长辞，心中痛惜不已。

    刘校长给他的无数学生、给中国教育界留下的财富是十分丰厚和弥足珍贵的。他为创立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学科体系所作出的贡献，他为打开长期封闭的中国教育通向世界各国教育的窗口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他为探索新时期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所贡献的力量智慧，他的事业理想、人生追求、师德风范、治学态度、品格情操，与他留下的大量思想和文字，将永远与他的学生同在，与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同在，将鼓舞和激励、启示后人去努力完成他的未竟事业，为实施科教兴国、推进教育创新，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而奋斗。

    魂牵梦萦白马湖

    ——我与母校春晖中学

    “红树青山白马湖，雨丝烟缕两模糊。欲行未忍留难得，惆怅前溪闻鹧鸪”。这是著名诗人柳亚子为我的母校——浙江上虞春晖中学留下的瑰丽诗篇。

    古人有云：“近山者仁，近水者智。”中国的教育先哲们热衷于在青山秀水、风光旖旎之处建校办学，不但寄寓着他们的爱国抱负、人文情怀，而且表达着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想，即重视优美的校园环境对于吸引名师大家、对于完善人格和开启智慧的育人功能。

    浙东上虞和余姚交界处有个白马湖，湖畔的春晖中学，是我国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经亨颐先生于1921年创办的一所旨在实践教育新思想的“实验学校”（现为省级重点中学、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一个世纪以来，春晖中学不但以秀美迷人的湖光山色蜚声海内外，而且云集过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杨贤江、匡互生、朱光潜、李叔同等一大批文化大师任教，吸引过蔡元培、张闻天、何香凝、黄炎培、柳亚子、叶圣陶、瞿秋白、王任叔等名人名家前往讲学和考察，可以说集山水文化、名人文化之大成，一时赢得“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

    白马湖水面辽阔，四周有象山环围，登山视湖，形似白马。另有一说，是相传晋时有一位官员骑一匹白马入湖仙去，白马湖因此得名。春晖中学隐没于湖畔葱翠的林木丛中，只有一条小径穿湖而过与外界相通，是个闹中取静的天然读书佳处。唐大诗人李白游历至此曾留下赞美的诗篇。朱自清的《白马湖一日》、夏丐尊的《白马湖之冬》，均为近代脍炙人口的散文精品。无怪乎当年蔡元培前往春晖中学讲学，要以《羡慕春晖的学生》为题，亦无怪乎张闻天当年要不远千里，亲把侄子从上海送至春晖求学。

    我是1961年从一所农村初中毕业，被免试保送进入春晖中学的，在白马湖度过了难忘的三年高中生活。高中时代被认为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母校的自然风光、人文底蕴、师长哺育、校园氛围，对于我的人格形成、思想发展，对于我此后几十年的人生道路，确实产生过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四十多年的风雨沧桑，未能冲淡我对白马湖岁月的温馨记忆，难以洗去我对母校深切的感念和眷恋之情。

    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校长的经亨颐，是因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受到反动当局的排挤打击，应蔡元培之托，才决意来自马湖办学以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的。他的教育主张，是力创人格教育，认为学校不是“贩卖知识之商店”，应以陶冶人格为主旨，提出“求学何为？学为人而已”，并明确制定“与时俱进”为春晖中学的校训。经先生的人格教育思想，成为春晖中学的办学传统和教育特色，使这所江南名校英才辈出，教育质量始终名列前茅。

    我的高中时代处于物质极端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每天只有5—6两杂粮聊以充饥，上两节课后便饥肠如鼓。高一时班上60位同学，到高三时只剩下21人。学校师生员工全部寄宿，老师的定粮基本上与学生相同，但工作负担远重于学生的学习负担。学校名师荟萃，好些优秀老师当时还顶着“右派”、“右倾”帽子，身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煎熬。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从校长到每个教师、职员、校工，无一不是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没有牢骚怨言，没有敷衍塞责，更没有争名逐利，只有教书育人的呕心沥血、废寝忘食。晚自习结束熄灯之后，办公室的煤油灯便次第亮起，直至深夜。当时学生要在夜间轮流护校，我看到身患疾病的方模、陈宗秀等老师房间半夜还亮着灯，心里阵阵发热。春晖老师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尚人格对我教育殊深，让我懂得什么叫做事业和责任，启示我无论在怎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应当坚持人格和操守。在社会动乱的年月里，尽管我有过困惑和迷惘，但没有过沉沦；虽然也受过错误思潮的影响，但没有失落过人格。我对工作比较负责、投入，不敢含糊敷衍，在为人处世上，始终牢记着母校的教诲。

    教育的基础是爱。在白马湖畔含着热泪翻译意大利教育名著《爱的教育》（再版30多次）的“平屋先生”夏丐尊，传留下爱生的许多动人佳话，与众多名师共同铸就了以“师爱”为鲜明标志的春晖师德、师风和师魂。

    母校老师对我的关爱之情，使我每忆及此便心潮难平。我家境贫苦，之所以能念完高中，全靠老师们的支持和帮助。有多位教师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为我慷慨解过囊，给我以衣食之助，并用殷殷的教诲和期待鼓励我克服困难坚持学业。大概是受白马湖文化的熏陶，我对作文有浓厚的兴趣。记得高二时我的一篇作文《雪》在全县中学生作文比赛中获一等奖，一天之中竟有十几位教师前来祝贺和鼓励我，让我感动不已。我虽是学校“有影响”的学生干部，但当出现缺点时仍难免受到严厉的批评。数学老师陈宗秀曾当众批评我上课“走神”，体育老师詹之尧曾严厉批语我喜欢睡懒觉，并把我从热被窝拉起来去做操，班主任张志南老师对我思想上工作上的要求更是严厉有加。悉心关怀和严格要求所凝结的真诚无私的师爱，日积月累、润物无声地滋养了我的性情和品格，培育了我的忠爱之心，教育我热爱党、祖国和人民，热爱工作和事业，并用真诚的爱心去面对与我相处的人们。我性格中的坦诚、直率、宽容，使我赢得了组织和同事的信赖；虽然有时也要为真诚付出代价，但我始终坚守“严于律己、以宽厚之心待人”的准则，无怨无悔。

    春晖中学虽地处“世外桃源”，却富于革命传统，历来关注社会风云和国计民生。上虞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叶天底就在学校从事革命活动。当年学校曾积极组织师生走向社会，反对军阀统治，宣传抗日救国，抨击卖国独裁，唤醒民众觉悟。作为人格教育的重要内容，学校注重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学生。我在高中当过班长、团支部书记、校团委宣传部长，学校领导和班主任老师在培养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活动能力方面倾注过大量心力。校党支部书记刘启贵多次教育我“当干部最要紧的是以身作则”，徐槐树校长教导我“社会工作和学习要做到相互促进”，团委书记吕耀永、张志南则在如何组织领导社会活动、如何协助老师进行管理、如何关心和帮助同学等方面给我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我上大学后就担任团支书，不久就入了党，青年时代就养成了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热心公益事业的习惯，并且比较成功地领导管理过一些单位，应该说均得益于母校师长的精心培育。

    母校老师治学严谨、教艺精湛，也使我受益匪浅。据说当年朱自清给学生讲唐诗宋词，一次说到“饮酒到将醉未醉之时，头脑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韵味、快感，脑筋特别活动，所以李杜能做出好诗来。”语毕顿感对学生可能产生误导，随即“认错”，提醒学生“千万不要到湖边小店去试”。其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可见一斑。春晖中学许多老师专业功底深厚，但能厚积薄发，讲课惜时如金，很少废话。不论讲什么课，总是提纲挈领，画龙点睛，使人得到美的享受。钱钟岳老师讲的语文课神采飞扬，裘华钦老师的俄语课深入浅出，化学老师叶茂康、数学老师吕香虎、生物老师叶一鸣，掌握课堂时间几近分秒无差，令人叹服。高中所学的数学公式、物理概念之类，而今在我已大都荡然无存，独有教师各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似乎已融入了我的血液，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的思想和行为。如我对生活小节较为粗疏，但对工作之事无论大小，却都较为认真仔细。特别是对于自己的文字，不字斟句酌，不愿轻易出手示人。说话办事注重实际、讲求效率，反对形式主义和拖拉作风，也是与母校老师们耳濡目染密切相关的。

    清醇甘甜的白马湖水，孕育过独具江南灵秀的众多文化名人，也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春晖学子。丰子恺在春晖画出第一幅漫画而终成中国漫画大师，李叔同在春晖谱出传世之作《送别》而载入艺术史册，著名导演谢晋的艺术素养也应该是起源于“白马湖文学流派”（前几年有《白马湖文学丛书》六部出版）的熏染。造就春晖辉煌，使春晖独具魅力和神韵的，我以为是经先生所制定的独具慧眼、充满睿智的校训“与时俱进”，是她的质朴和清新。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崇尚自然、崇尚实际，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才使这所江南名校永葆春晖。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作为一名春晖学子，我将牢记“与时俱进”的校训，以不懈的努力和进取报效春晖沐浴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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