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教”道“育”

    教育改革必须以“理念”更新为前提。然而教育理念的更新一则受到“社会存在”的制约，二则因着传统文化的束缚，显得沉重而艰难。诸多陈旧落后的教育观念常常令我们置身其中浑然不觉而又难以摆脱，或许与我们对“教”与“育”这两个字的内涵认识偏颇不无关系。

    在中国，最早把“教育”二字用在一起的是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者，三乐也。”词典上说，“教”的含义是“传授”，“上所施下所效也”；“育”的含义是“培植”，“养于使作善也”。可见“教”与“育”这两个字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大概是受韩愈《师说》对教师职业的定位（“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影响，很多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把教育工作单纯理解为“教”，而忽视了“育”，因而导致诸多见书不见人、教书不育人的现象。这就难免与“以人为本”、“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相悖。

    细究一下“教”与“育”的区别，我想至少有以下诸点——

    在行为方式上，“教”主要靠口传、身授，显声有形；而“育”则丰富得多，不但可以通过口传身授，还可以通过师表作用、道德操守、人格精神等方式影响学生，收到耳濡目染、“润物细无声”之功。

    在实践时效上，“教”或许可以“立竿见影”，“育”则相对需要较长时日，一时三刻难以彰显成效。这是因为由“不知”到“知”，从“不会”到“会”，只要讲授得法、训练循序，学生可以靠理解和仿效完成认识过程；而“育”的内容则属于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等个性素养发展方面，必须经历从低到高、由浅入深、潜移默化、实践反复的认识过程，决非一日之功。比如“洗手”这两个字几分钟就可以教会，洗手技术也不难掌握，但要学生养成每天饭前自觉洗手的卫生习惯，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载体使用上，“教”一般必须有具体的物质凭借，如书本、音像、网络等；“育”的载体则既可以有形，也可以无形，而且有时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如家庭背景、社区环境，学校的办学传统、教风学风以至于校容校貌、校园文化等各式“软件”，都可以而且必须作为“育人”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这就叫“全方位育人”。

    在师生关系上，“教”通常以单向的管道、以居高临下的方式出现，就如教师的讲台，总得高出教室课桌若干；而“育”则不尽然，教师与学生往往要处于平等地位，双向互动，教学相长。大至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培养，小至个性爱好、行为习惯、心理品质的养成，教师常需通过交流、讨论、引导、鼓励的方式，方能使学生由入耳入脑到心向往之，身体力行，从而使教育目的内化为自觉要求。

    在评价模式上，“教”可以比较单一，一张试卷、一场表演，大抵可以使“教”的效果一目了然，优劣自现；而“育”的评价则比较复杂，比较艰难。如政治和思品考试是难以准确考核学生的政治思想和品德操守的，必须综合考核其实际的思想行为表现，包括校内外表现、师生的反映、社会实践的检验、家庭的反馈等方面的因素，兼而顾之。这就使学校教育实效的评价，至今仍是一个需要加以探索的领域。

    如此看来，纠正重“教”轻“育”偏向，更新教育理念，很有必要从正确认识“育”字的含义和特点开始，可以说，是否重视和善于“育人”，是一个教师师德状况的根本标志，也是一所学校教育思想是否端正的试金石，一个地方是否真心实意实施素质教育的分水岭。

    把书教活

    ——从思品课“谦让”说起

    笔者日前观摩了一节小学思品课“谦让”，内容是讲两只山羊在山谷之间的独木桥中间相遇，各不相让以至于争斗，结果双双掉入深渊。于是由此引出“孔融让梨”、上甘岭战役中“两个苹果的故事”等传统的道德教育教材，最后联系学生实际：在保温桶的龙头面前装饮用水应该相互谦让、乘坐公共汽车要主动让座，等等。

    应该说，这节课教材的内容和教师引入的内容都很不错，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属于上乘，现代化教学手段也运用得好，按传统的评价标准应得高分。但我总觉得还是有点缺憾。我想：评价一堂思品课的标准，恐怕不能光看课堂现场的教育效果，更为重要的要看它对学生思想品德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换言之，即要看它在帮助学生学会怎样做人方面所起的作用。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问题就来了。

    首先，是传统道德教育内容如何与现实社会生活结合的问题。谦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过去要，现在要，将来也不能不要——未来社会总不能建成你争我夺、勾心斗角的魔鬼世界罢！然而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们正处于商品经济的竞争时代，国家间、地区间、部门行业间、单位间、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竞争。而这种竞争，从本质上讲正是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一种推动力。谦让的传统美德是构成民族凝聚力的要素之一，使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仪之邦”的美誉。但毋庸讳言，无原则、无休止的“谦让”，也是近代以来我们屡屡丧权辱国、使朝内奸雄当道、神州民生凋敝的原因之一。割地赔款，投降派得势，导致民贫国弱，最后是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丧失殆尽，回首往事令人扼腕。改革开放使中华重新崛起、使国人升腾起民族复兴的希望，而这种希望正寄于年轻一代。这就要求我们在弘扬传统道德的时候，融入时代精神的要求，突出竞争精神这一主旋律；要求教师既要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陶冶学生，又要引导学生正确对待和学习传统道德。要向学生讲清：谦让精神是永远需要的，但必须弄清什么是谦让精神的内核？怎样谦让？怎样划清谦让与竞争之间的界限？总之，一切要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不能有意无意地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引导学生时时、事事、处处作无原则无是非的“谦让”。

    其次，是如何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问题。素质教育的重点是培养创新精神，而竞争意识则是创新素质的基础和前提。谦让和竞争都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应该服从哪一种道德准则，必须根据效益原则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社会主义道德的客观标准应当是：在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总前提下，提倡效益优先，鼓励公平竞争；在社会公正原则的指导下，提倡人们在个人利益之间的相互礼让。以上述二羊相争而论，假如它们在桥的某一侧而不是在中间相遇，在需要保证双方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的情况下，就不只存在一个需要谦让的问题，还有一个谁应该让步才能使双方在总体上获益的问题。在不损害别人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我以为应以竞争而不是以谦让为价值取向。

    第三，是如何培养学生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问题。我们以往的德育工作不无成效，但形而上学的东西也不少，不少方面甚至是误导、误人子弟。比方鼓励孩子用稚嫩的身躯去扑灭山火、在危险的场合去为抢救国家集体财产壮烈牺牲等等。“谦让”一课似乎对教材也还可以进行一些具体分析。孔融让梨的故事且不去说它。志愿军让苹果的故事固然很生动感人，但若全团因饥渴危及战斗力和生存，苹果给伤员吃固然高尚，但谁能说让团长吃了就一定是错误的呢？也许团长的生存可以拯救一个团的生命，取得一个战役的胜利，远比救活一个伤员更有价值呢？再如，几十个学生在短短下课休息十分钟内，在保温桶前你谦我让，结果喝到水的人也许就更少！这种场合应强调的是遵守秩序，而不是相互谦让。总之，社会生活是极为复杂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以不同的准则去规范，用不同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这就是科学精神。

    以上看法也许有吹毛求疵之嫌，对教材和教师过于苛求。但我以为作为思想品德课，面对一大群心灵纯洁如白纸的学生，必须审慎处理才好。

    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教材无非是例子。”这是很精辟的见解。我们的教材无疑需要不断改革和更新，但怎样使用教材，如何灵活处理教材，关键还是在教师的水平和素质。教师应该把书教活，必须根据时代要求，面向实际生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处理。而这正是实施素质教育、进行教育创新对教师提出的要求。

    让课堂充满活力

    南昌市西湖区实施素质教育的区域性整体改革，在走过几年探索历程之后，把主攻方向投向课堂教学，致力于建立“有指导的自主教学模式”，我以为这是抓住了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关键问题。针对应试教育影响下课堂教学普遍存在的弊端，他们把调整师生关系作为突破口，吸取、总结国内教学改革的先进教育理念和成功经验，从本区小学教育的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能够为广大教师所接受和应用的课堂教学模式，取得了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显著效果。这个事实再次证明：课堂教学改革潜力很大，大有可为。

    我国传统教育无疑有许多瑰宝，但严重的缺陷是在师生关系认识和处置上存在偏颇。教学活动是“我教你学”，“教”不管“学”，“教”和“学”成为互不相干的“两张皮”。否定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课堂教学必然成为僵化封闭的“炼狱”生涯，毫无生气可言。这种陈旧的教学理念和刻板模式，在充满竞争和开放的社会中，已成为人才成长的桎梏。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要求对学生的主体地位以充分的尊重，构建为“学”而“教”、学生自主发展、生气勃勃的课堂教学结构，激发学生的全部激情、智慧和才能，使其生存状态充满生机和活力。毫无疑问，只有这样的教学工作，才能够造就面向新世纪的适用人才。

    这种完全新型的课堂教学方式，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把教改的着力点放在寻求‘主导’和‘主体’的最佳结合，努力实现‘教’与‘学’的和谐统一这一目标上”。课堂教学自身的素质仍然是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教师的政治思想、文化科学业务素养，往往影响其教育理念的选择。教师的“主导”作用如何有效发挥，包括指导的方向原则、内容重点、策略手段、方法艺术以至于教学环境和条件的优化、人际互动氛围的营造等等，无一不需要教师科学的教育思想和育人艺术。使人高兴的是，西湖区的这项改革课题，已促使许多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经验和能力，激发起改革和创新的强烈愿望，并且在改革中涌现出一批很有希望的研究型的中青年教学骨干，这是教改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

    作为全省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县级教科所，西湖区教科所在区教委的领导和党政部门的关心支持下，在区域推进素质教育上所作的探索性努力是值得赞许和令人感佩的。教学工作作为一种创造性劳动，只有在把它看做一种研究对象的时候，其面貌和结果才会出现新的气象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科研的含量和参与程度，直接决定了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益的高低。一个教师能否意识到这一点并躬行实践，将影响其事业的前途。

    作为以创新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科学的课题，这项改革自然尚有许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如课堂教学如何进一步提高信息容量和训练效度？如何在调动全体学生积极性的同时，做到因材施教，使尖子学生崭露头角？如何引导学生面对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如何创造性地把教材进一步用好用活？如何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提高课堂效率？如何使教书与育人做到最佳结合？这些问题，有待于科研人员与教学人员的携手合作，在艰难的探索道路上继续前行。

    近几年来，我有机会参加西湖区素质教育的一些活动，在“建模”课题阶段性成果结集出版之际，主事者要我写几句话，不揣浅薄。因以付之。

    “教读法”的启示

    南昌二中特级教师潘凤湘的《我的教读法》，于最近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省语文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

    潘凤湘老师以几十年的艰辛探索创立的语文教读法，使语文教学的面貌和效果为之一新，成为省内外语文界瞩目的一项教改成果，受到了广大专家学者、语文教师的高度评价和普遍赞赏。关于教读法本身的教育科学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各方专家和教师已经或还在作出许多中肯的评价和深入的研究，这里，我仅就教读法的成功经验和潘老师的教改历程给人们的启示方面，谈几点个人的体会。

    第一，教学工作必须立足于改革才会有广阔的前途。从传统观念看，潘老师本来是一位出色的语文教师。难能可贵的是，他同时也是一位不倦的探索者和勇敢的改革家。他从社会的实际需要和自身的教育经验中，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激发起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不迷信传统，不满足现状，也不在乎社会的偏见和责难。一旦确定了改革的目标，他就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即使披荆斩棘、作出自我牺牲也在所不辞。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富于创造，这是一个教师最可宝贵的精神和品格。任何想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教师，都可以从潘老师的足迹中，获得改革的勇气和力量。任何因循守旧、急功近利的教育思想和观念，都是注定不会有远大前途的。

    第二，教学改革必须立足未来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教读法与片面追求升学率是格格不入的。他不是着眼于统考的分数，而是致力于培养学生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培养素质的核心问题，我认为是充分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在语文教学和其他各项课外活动中，潘老师十分重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尊重学生的智慧和创造，为学生智能的自由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教读法与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反差，也与有些名为教改，实为追求升学率的所谓“试验”划清了界限。教读法的生命力和科学价值，首先在于其指导思想是符合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规律的要求。

    第三，教学改革必须把培养自学能力摆在突出的位置上，才能获得成功。社会和科技迅猛发展，新知识和新技术层出不穷，培养自学能力因而成为当今各国教学改革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教读法的最大成功，正在于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任何伟人都不能穷尽知识和真理，再高明的教师也不可能把人类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传授给学生。未来人才不但应当是知识丰富的人，更必须是善于自学、掌握了科学的学习方法的人，教读法所体现的注重学生自学的教育思想，是完全符合教育“三个面向”的要求的，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第四，必须充分认识教育科研对于教学改革的意义。教读法是教育理论指导改革实践的成功范例。潘老师善于学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善于结合实际，学习中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甚至注意从各门学科中汲取和借鉴科研的理论和方法。这就使他的改革实践能够建立在比较科学的理论之上，把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了。而教师一旦把教学工作作为科研活动，必将使教学质量面目一新。小平同志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把培养人才的教育工作也算作生产力的话，我认为教育科研也是第一生产力。换言之，教育质量和人才质量的提高，必须依靠教育科学和技术。没有大面积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没有教育科学的广泛普及，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就只能是一句空话。这个真理正在逐步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认识。

    《我的教读法》一书的出版，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将鼓舞和推动更多的教师投身到教学改革的行列，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这条标语该置何处

    “一切为了孩子（学生），为了孩子（学生）的一切！”这条标语，多年来被挂在不少幼儿园和学校公共场所的醒目之处。记得笔者初次看到这条标语时，心头曾涌起一阵对教育工作者的崇敬之情和神圣之感，并由衷地羡慕在新时代阳光下幸福成长的孩子们；然而见得多了，当我注视着校园内生龙活虎的孩子，思考着这一代孩子成长中种种不尽如人意、可忧可虑的现实情形时，便对这条标语的客观效果产生了疑问，总感到它“是否挂错了地方”。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标语的内容绝对正确，无可挑剔。我们的教育工作的全部目的，当然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学习、成长、前途、幸福。为了孩子，也就是为了祖国，为了未来，这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我们要为孩子的学习和健康、生活和成长等负完全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所在、高尚之处。问题是，标语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的载体，作为在公共场所展示的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要看其内容，更需要顾及其产生的客观效果。这条两个“一切”的标语，内容性质属于教育工作所必须遵循的宗旨和要求，挂在校长、教师的办公场所，可以对身为人师者产生“毋忘宗旨、牢记职责”的教育警示和诫勉作用；而挂在校园公众注目处让学生看，笔者以为很不得当、很不合适。

    当然，不能否认，把人民教育的根本宗旨广而告之，让孩子感受党、祖国和人民的阳光雨露和培育之恩，也是具有正面教育意义的；但是，把一条本来指向教育者的标语改为指向被教育者，教育效果是不会理想的。如要实现上述教育效果，不如改成“祖国哺育我成长”；“生活在党的阳光下”，或者“刻苦努力，建设祖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之类更为相宜。

    问题还不止于此。这条“二为”标语，对于尚不懂事的孩子心灵，还很可能产生误导，潜移默化地滋长其“个人至上”、“自我中心”的不良意识，产生负面教育效果。既然“一切为了孩子”，那么我的任何要求你都必须无条件满足，那么老师在我的意愿以外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应该的；既然“为了孩子的一切”，那么我的一切事情，包括穿鞋系带、吃饭睡觉、拉屎拉尿等等，你都得全包，那么我的话你就得字字听从、句句照办。这样一来，许多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小皇帝”地位，不是在学校得到合法化、合理化了吗？我们应该关心孩子、尊重孩子，但首先需要弄清应该着重关心什么，应该尊重孩子的哪些权利。如果去关心本不该关心的东西，去尊重不应该尊重的“权利”，就会给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帮倒忙，于无意间养成其“娇”“骄”二气，本欲爱之，结果害之。

    一条内容无错的标语能否导致如此不良的后果，也许有些校长不以为然，甚至以为是小题大做。但笔者以为，孩子的心灵纯洁如白纸，缺乏认识能力和生活经验，对于任何教育的内容都是“先入为主”，从“环境育人”方面考虑，是不能不倍加斟酌的。

    不过，笔者也有怀疑，是有些校长并非不知道为“二为”标语的内容指向，之所以要精心设计在校园醒目处，本是为了给家长、领导、各方人士和来宾观赏，意在彰显本校办学方针和理念、管理目标之类，如此有何不可？家长访校、领导检查、来宾参观、同行考察，挂点标语口号无可厚非，但内容必须得体，指向必须明确，形式必须恰当，方可收到表达情感、展示形象、学习先进等意，并不是任何内容无错的标语，都适合挂在想挂的任何地方的。至于个别学校领导人喜欢附庸风雅，搞花架子，照搬以至于乱编一些标语口号任意张贴悬挂，则不在本文所论之列。

    主次不应颠倒

    不少教师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批改学生作业上，而用于备课的时间却少得可怜。这种反常的现象，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作业评改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重要一环，是课堂教学的必要补充，无疑是应当重视的。但是把批改作业看得比备课还重要，就未免失之偏颇。譬如打仗，战后的总结检查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战前准备。战前准备工作不充分，仗是很难打胜的。

    造成这种主次颠倒的原因很多。一是有些教师对备课的意义认识不够，或自恃教学多年，驾轻就熟；或以为真功夫得课堂上见，备课好坏无足轻重；甚至以为教书本无须备课者，也不乏其人其例。二是作业布置过多，据说有些学校作业量不是由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确定，而是由学校硬性规定的，迫使教师耗费大量精力去批改。三是作业批改方法不当，书面练习几乎都由教师精批细改。这些原因，大都同学校管理不善有关。如有的领导检查备课情况不注意同课堂教学实际相结合，只看备课笔记的字数和格式；又如把作业布置和批改的数量作为衡量教师教学态度的标准，作业本上“见红”越多越高兴，等等。

    为了保证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备好课，必须减轻作业负担。所谓“精讲多练”，不是练习越多越好，练习也不一定都得让学生书面完成，更不宜布置大量课外的书面作业。教师应在作业的设计和选择上下功夫，不应片面追求作业的数量和种类。同时，要认真研究和改革作业批改办法，尽可能当堂批改，尽可能让学生自己动手批改。如果教师能从堆积如山的作业中解放出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业务进修和研究教学，教学质量定能大大提高。

    我看“减负”

    江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反响之所以如此巨大，我想首先是这个问题关系重大。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事关国运兴衰和民族前途，每一个具有爱国心、责任感的人无时不在高度关注。其次是它反映了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总书记说了要给学生“减负”，学生们说“共产党真好”，愁肠百结的家长们嘘出一口气，校长教师们也如久旱遇到甘霖，政府的各类官员们则又一次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神圣职责。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问题，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均作过许多重要指示。据统计，建国以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先后发过近五十个减负文件，近几年则是会议开到中南海，文件发自党中央。但问题好像依然如故，有的地方甚至愈演愈烈。“总书记发表一个谈话，就能解决这几十年来的顽症吗？”心里有此疑虑者我看不在少数，抵触者也不乏其人。

    小平同志说过，中国的事情拖不得，也急不得。我想这件事也是这样。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广大青少年心里只有考试、分数、名牌大学，而思想品德低下，心理素质脆弱，法纪观念淡薄，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前途、还能复兴吗？如此大事，还能再拖下去吗？但是，若简单采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一概取消考试、不准补课、不做作业，甚至连书包也不准带回家，快则快矣，但结果也会适得其反的。对于解决这一顽症，正确的态度，我看一要坚定信心，二要实事求是，三要真抓实干。

    所谓坚定信心，就是相信我们党能够逐步解决好这个问题。共产党代表着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为教育工作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要求、符合教育内在规律、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这就决定了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和问题总是暂时的。这不是套话，而是真理。大家都认为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根本原因是就业门路不广，而就业问题又根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偏低。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落后是事实，教育、就业的思想观念陈旧落后也是事实。其实我看这二者是互为因果的。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观念的逐步转变，“减负”问题总可逐步缓解以至于解决，前途是光明的。

    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问题、研究对策，切不可搞“紧跟”、“照办”一类的形式主义。教育工作搞形式主义是要遭受历史惩罚的，是要付出难以弥补的代价的。前些天教育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已在对舆论进行正确导向，这无疑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比如有些偏远农村中小学并不存在负担过重问题。减轻过重负担并非不要求刻苦学习，作业和考试不能一概否定，适当的补课也是需要的。具体问题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所谓真抓实干，就是党政领导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广大家长这一次一定都要动真格、出实招、办实事，否则减负的口号很可能又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上，暂时收敛后卷土重来也并非绝无可能。中国有句使用频率极高的话，叫做“关键在于领导”，我看是对的。而领导的关键又在于认识。领导部门能否把对减负问题的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要求上来，能否把它提高到在政治上是否同党中央自觉地、坚定地保持一致的高度来认识，则是关键的关键。

    诚然，“减负”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互相配合。如果大家相互推诿责任，减负确实可能成为“大众的亲戚——没人打狗”。只有大家对此形成共识，明确职责，付诸实践，形成合力，施以“综合疗法”，方可根治此一顽症。

    说到社会，就业门路不广、利益分配不公、政策导向不当、舆论氛围不良，都是导致和加剧学生过重负担的原因。但是“社会”究竟在哪里？现在的情形是：学生责怪社会，家长抱怨社会，校长、教师批评社会，就连不少党政官员和教育部门的领导人，也开口闭口批评“社会的不良风气”，似乎谁都真理在胸谁也没有责任又谁也无能为力，岂非怪事一桩！其实，社会就是你、我、他，除此，“社会”安在哉！有人对“党政领导”是否属于社会一部分提出疑问，我以为问得好、问得妙！我们有些党政领导把党中央关于教育方针的许多指示当作手电筒——专照向别人，从来就不照自己。他们一边大谈教育改革、素质教育，一边下升学指标，捧“高考状元”，树“名星学校”，一级压一级，最终压到学生身上，迫使徐力一类学生一狠心拿起了鎯头砸向自己的母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们难道能够容忍这一类“政绩”吗？所以我以为改善教育的社会环境，人人都有责任，而党政领导则是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国家民族兴旺重托的各级领导人，必须以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祖国下一代负责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紧迫感，以实际行动和政绩为党中央分忧，为老百姓解难。对此怨天尤人，消极观望，是政治上的严重失职；助长“应试教育”，摧残年轻一代，无异于“谋财害命”，是对历史的犯罪。（我对此深恶痛绝，故极而言之。）

    我在此想谈谈家庭教育的问题。徐力“弑母”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家庭教育问题的关注。因为这个悲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家教不当所致。设若徐母能懂得一点家庭教育的科学常识，对孩子不采用那样的“高压”手段，惨剧也许就不会发生。转变家长的教育观念、人才观念，使他们调整对孩子的期望值，尽可能采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孩子，实在是目前教育工作的一件当务之急。我在总书记谈话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党和政府的这种殷殷之心和关切之情。但是，这一重大的事情该由谁去做呢？我以为学校和教育部门责无旁贷，政府和社会亦有关心支持之责。十多年前，我和一些同事因有感于学校正面教育不断受到不当的家庭教育（甚至是“反教育”）的严重影响和干扰，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构成潜在的严重威胁，而力主学校和教育部门应担当家庭教育指导的责任，并为此奔走呼号，且在家长学校的办学实践和理论探索上付出不少心力。但同时，我也痛感这一件大事，至今关心重视的人还太少，真正办实事的更少。在一些党政领导眼里，家庭教育是“小事一桩”，怎能摆上工作议程？社会各界倒不乏热心之人，但呼吁的多，干事的少。学校和教育部门呢，不少人视之为额外负担，也无暇顾及。现在不少学校教师不搞家访，家长会变成了“分数名次通报会”；学校对于家教的许多误区不但不作正确引导，反在有意无意地助长和纵容。平心而论，学生家长中不乏高文化、高学历者，但作为一个合格家长的要求，我敢说为数不算太多。教授、工程师、领导干部由于家教不当被孩子捅了刀子的事件，不是时有所闻吗？尤为令人不解和可悲的是，有些人作为教师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但作为家长却是不合格者，其中的道理，不令人深思吗？我想，一个真正关心国家前途和青少年未来的教育工作者，面对家庭教育的严峻现状是绝不会坐视不管的。

    把学生负担过重的板子打在校长、教师身上是不公正的，责怪家长也不近情理。主要责任在社会，大家都要负责任。但话说回来，解决这个问题，总还得由教育部门充当主角，谁叫你吃的是这碗饭呢？我们的校长和教师，总得有社会责任感，总得讲一点职业道德、讲一点社会良知吧，绝不能把责任推向社会、推给家长。社会教育环境确实不尽如人意，但是难道要等到尽人意之后再来搞素质教育吗？难道我们就没有促进社会教育环境不断优化的责任吗？难道对于纠正“应试教育”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功利追求无可厚非，但总不能见利忘义，不去追求“公利”而去制造“公害”吧！有的教师说当年曾为此挨过板子，也用板子打过别人，但到头来这些板子都落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了！为了孩子，为了明天，我想我们教育工作者就忍痛挨几下板子吧！换个时髦的名词，这叫做改革的“阵痛”，其实是避免不了的。

    也要给教师“减负”

    现在大家都在呼吁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这无疑是对的。但同样值得呼吁的另一个问题是：教师的过重负担也亟待减轻。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过重负担如果不能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是难以减轻的。

    据笔者所知，目前相当多的中小学教师严重不足。一个初中语文教师一般除每周十节课外，还兼班主任工作。单是两周批改一次的作文本就有一百几十本（许多初中班学生多达六七十人），其他的作业和课外活动更难计其数。学校规定的政治学习、教研活动、班主任例会等等都是必须参加的，教师往往只有利用晚上的时间才能批改作业和备课。很多教师每天“眼睛一睁，忙到熄灯”，本身的业务学习根本没有保障。知识长期难以更新，教学水平就难以提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批改名目繁多的作业上，就谈不上去深入钻研教材教法和了解学生。对外界的教改经验和信息所知甚少，教育理论修养得不到加强，也就难以迈开教改之步。这就导致许多教师因袭陈旧落后的教学思想和方法，只能借助于题海战术、加班加点等加重学生负担的办法去追求所谓的“教学质量”。于是便出现了“教师教得越苦、越累，学生就学得越苦、越累；学生学得越苦、越累，也迫使教师教得越苦、越累”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针对当前的弊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首先必须切实加强对教学工作的管理，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严禁各种违反教育规律的做法。这方面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二是在考核学校工作和教师教学质量时，把是否加重教师、学生的负担作为一项重要标准，坚决改变单凭以分数论优劣的倾向。三是废止各种烦琐的、束缚教师手脚的、简单化的教学管理办法，把教学的主动权交还给教师，由教师根据实际需要向学生布置适当的作业量，而不是由学校下达“指标”。四是鼓励和提倡教师进行以提高教学效率为目标的教改，在学校造成向教研要效率、向教改要质量的风气。当然，教师也应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思想的束缚，勇于改革，争取自己“解放”自己。

    重视推广教改经验

    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大力推广先进的教改经验，扩大已有教改成果的应用面。目前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方面，具有相当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的教改成果正在不断涌现，传统的教学理论和教学体系正面临重大突破；另一方面，不少学校和教师仍沿袭陈旧落后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不愿接受先进的教学经验，不改变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

    教改经验难以推广的原因，首先是传统的教育思想和习惯所形成的惰性的影响。一些教师自以为教学多年，对教材、教法驾轻就熟，因而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其次，是片面追求升学率思想的束缚。不少教师生怕万一出现失误影响升学率，弄得学生吃亏，家长抱怨，领导责难，吃力不讨好。特别是有些学校领导，把升学率和教育质量混为一谈，不懂得应当向教改要质量，热衷于加班加点、题海战术，对教改信息和教改成果缺乏兴趣和热情。第三，对教改经验缺乏系统和科学的总结，宣传推广不力，不少好的教改经验不能从理论上得到总结、提高，只好自生自灭。第四，师资队伍文化、业务素质偏低。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没有学过教育理论的基础知识，不懂教育的基本规律，难以完成从教学理论到教学实践的飞跃。

    针对上述情况，教育部门当前应从以下几方面做好教改经验的宣传和推广工作：

    一是端正教育思想。面对世界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教育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学校领导首先必须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思想中摆脱出来，尊重科学，坚持按教育的客观规律办事。

    二是普及教育理论基础知识。在抓好教师系统文化知识进修的同时，要重视对教师进行教育基础理论的教育。要紧密结合教学实际，组织教师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和各科教材教法，尽快提高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理论水平，为广泛深入地开展教学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是放权“松绑”。领导要信任教师，尊重教师的辛勤劳动和探索精神，不要急功近利，不要用升学率的绳索去捆住教师的手脚，也不能用一般的教学管理方法去对待教改实践。比如，从事教改的教师在选择教材、确定教学计划和要求、组织课堂教学的方式以及选择作业的批改方法和考试制度等方面，都应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只有切实解除教师的精神负担，才能使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使教改结出硕果。

    四是要建立一套支持、鼓励教改的规章制度。教育行政部门应作出一些相应的规定和措施，保护教改者的积极性和保证教改的顺利进行。如成立教改领导小组，对教改试点班教师政治上的要求和生活上的困难，在可能的条件下应优先给予解决；对从事教改卓有成效者，应视作科研成果，给予重奖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教师投身教改，造成以教改为荣的好风尚。

    走科研成才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一批青年教师脱颖而出，以卓越的教学成果引人注目。青年教师成才的途径因人而异，而共同的基本经验之一，我以为是走教育科研之路。

    （一）

    高超的教育水平必须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丰富的教育经验必须以一定的实践为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教育经验与教育年龄并不一定同步增长，这也是俯拾即是的事实。其中的关键，是看教师能否以科学的思想、态度和方法从事教育工作，是否善于以科学的教育理论总结实践的经验。教育经验的获得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靠自身积累，二是靠借鉴别人。在教育科学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大多数教师主要是依靠自身长时期的实践体验，“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对教育工作规律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总体而论是符合认识规律的，但必须指出，它是一条不很经济、不很科学、效益很低的道路。其原因，是它忽视和排斥了教育科学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使教师对实践的认识长时期停留在感性阶段而难以飞跃，经验长时期内在较低的层次上相互重复，教师因此付出了大量效益不高甚至是没有效益的劳动。一个青年教师从20岁左右走上讲台，必须经过二三十年的苦苦摸索，直到鬓发染霜，才能够比较地有经验。而这种经验，大多是前人摸索的成果，鲜有创新和发展。对于教育工作来说，模仿和借鉴别人的经验和做法不可缺少。但教育工作与其他工作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生产劳动，受到主客观条件更为直接和明显的制约影响，带有极为鲜明的个性色彩。这就使任何教育经验都难免带有某种局限性，而学习借鉴别人经验时又极易落入照搬模式的窠臼，所谓易学其形，难得其神。不少教师在学习别人经验时，忽视了自己的具体情况，结果走了弯路。然而，如果能够把教育工作当作科研活动来认识、来处理，无论是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别人成果，面貌和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它将大大缩短对教育规律的认识过程，促使教师按照教育的客观规律自觉地优化教育思想和方法，从而大幅度、大面积地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和效率。魏书生、顾冷沅等优秀教师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

    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断。教育是培养人才的生产活动，如果也称为一种生产力的话，则教育科学技术也是“第一生产力”。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教育质量的提高，当然也要靠投入、靠政策，但从根本上来说，必须依靠教育科学，宏观微观概莫能外。遗憾的是，这个真理至今尚没有为很多教育工作者所认识。教育科学长期以来不够繁荣，为人们所淡漠，便是证明。这种情况再也不应继续下去了。青年教师具有中老年教师所没有的优势，他们思想敏锐，较少保守思想，接受新事物快。然而要使这些品质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只有借助于教育科研的力量，才有可能。如前所述，教育是一门科学，科学是有规律可循的，只有认识和掌握了规律，才有教育质量和效益可言。因此，青年教师当前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认真学习教育科学，努力实践教育科学，在改革的实践中为繁荣和发展教育科学贡献力量。

    教育科学在发展教育事业中的“第一生产力”地位，要求教师把提高自己的教育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摆在突出的位置上。青年教师必须加强学习，不但要刻苦钻研专业文化知识，而且要刻苦钻研教育科学理论，不断增强自己的教育科研能力；对于古今中外的教育理论财富，都应当有所涉猎，特别是对于现代中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应当有所了解，有所研究；对于我国教育科学上的新成果，更应当认真学习、研究和应用。积极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改革实践，在改革实践中应用教育科学、发展教育科学，努力攀登教育科学的高峰，是当代青年教师的神圣使命。

    （三）

    我国现代化的前途取决于未来人才的素质，而未来人才的素质取决于今天的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素质。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教师，都必须有强烈的使命感，为振兴我国的教育事业建功立业。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智慧的伟大结晶，是各项事业和工作的指路明灯。青年教师想在教育科研上有所建树，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唯物辩证法这个克敌制胜的锐利武器。这绝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和空洞的说教，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只有当他在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某一领域有了独到的思想和建树时，才能占领科学的制高点，从而摘取某一项科学的皇冠。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马克思主义不但指明了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而且能给科学工作者以巨大的开拓勇气和精神力量，它能激发人们强烈的改革意识，鼓舞人们冲破传统的束缚和世俗的偏见，战胜征途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使人们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树立为科学而献身的坚定志向，是青年教师走上科研之路并获得成功的关键。投身科研不应只是改革大潮下的一时激情和冲动，而应是基于对教育规律科学认识的自觉选择，是在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信念下确定的一种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科学不但需要热情，尤其需要为之献身的精神。在教育科学领域，有着大片的处女地等待开垦。青年教师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扬长避短，确立明确具体、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目标既定，就不能瞻前顾后，东张西望，而应当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坚定不移地前进。

    从事教育研究必须具有科学的态度和作风。科学态度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任何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急功近利的作风，都与科学的要求不相容。无论是确定研究课题、设计方案、选择方法，还是收集资料、调查研究，都必须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能以主观愿望和想像代替客观实际。任何急功近利的思想和华而不实的作风，都会使科研走偏方向。

    科学的道路充满了艰辛。综观成功者的经验，有三种精神是教育科研者必须具备的：其一是无私奉献精神。教育本身是一项奉献的事业，教育科研要求作出更多的奉献，它要求教师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在个人幸福方面作出许多自我牺牲。自然，成功可以给奋斗者以巨大的精神报偿，但不能指望它给个人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其二是一丝不苟的精神。教育科研的第一步，并不是美妙的音符和乐章，而是充满了平凡和琐碎、枯燥和单调。教师要从日常的、表面的、细小的现象和事例中，去发现问题、分析原因，研究规律。它要求准确、严谨、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摈弃粗枝大叶和形式主义。其三是坚忍不拔的精神。教育科研难免有失误，有挫折，有失败。成功者与不幸者的区别，在于能否在挫折和失败中奋起。百折不回的勇气、坚持不懈的毅力、知难而进的精神，是任何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格。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