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多变”的哲学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顺乎民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是有目共睹、无可置辩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人们对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多变”现象也不无抱怨和困惑。对于一个时期中比较普遍的这种社会反映，既不宜简单给予肯定，也不能笼统加以否定，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既有政策本身确实存在的缺陷和失误，如内容缺乏连续性以至于前后矛盾、政策变动的随意性和政出多门等，也有反映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某些局限性问题，如对政策理解上的偏颇和“各取所需”，对政策宣传和解释上的片面性等。正确认识人们反映的所谓“政策多变”问题，对于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提高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创造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政策是在实践中产生和不断完善的

    政策是党和政府依据现阶段的工作任务和客观情况制定的工作方针和要求，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是指导人们从事生产和工作的依据。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世界上不存在静止和不变的事物。政策作为人们在实践经验中获得的一种理性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的变化是绝对的、正常的，不变则是相对的、不切实际的。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反复，才能逐步接近客观真理。政策作为一种理性认识，虽然可以反映事物的某些本质属性，但不能不受到当时当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难免带有某种片面性或表面性。各级领导的责任，就在于通过人民群众执行政策的实践，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适时地调整政策，不断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例如，50年代党实行农业合作化，是根据建国初期的社会生产力状况，领导农民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决策。它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和“大锅饭”的分配方式，逐渐严重地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近三十年的实践，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特点和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在农村普遍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生产力又一次获得大解放。

    其次，政策的正确与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客观规律，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作为一种理性认识，政策只是认识活动的第一次飞跃，有待于通过实践完成第二次飞跃，才能上升为理论。由于客观情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的认识能力也是不断提高的，这就决定了人们的实践活动不可能只是过去实践的简单重复，而具有进取和创造的特点。政策中的某些内容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便成为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客观真理，转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政策中某些不合理的部分，被实践证明不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就必须适时予以调整，从而使政策渐趋完善。例如，改革开放之初，发展商品经济成为时代的要求，大批经商的专业户、个体户得到政府政策的鼓励。但是鼓励致富的政策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些偏差，有损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助长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从而暴露了原有政策的某些缺陷。因此，党和政府近几年通过加强工商税务工作和立法工作进行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品经济逐渐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

    在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人们思想观念的不断更新，对各项政策也就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了充分发挥政策的导向和规范作用，政策制定得相对多一点、变动周期相对短一点，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因此，我们应当教育人们正确理解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对政策的要求和期望值不能过高，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要求一项政策出台之后就完美无缺、一成不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策是否变化，而在于怎样变化，在于向正确的方面变，还是往错误的方面变。任何公正和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我们党和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都是力求不断适应客观情况和人民群众的愿望而向正确方向发展的。

    二、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

    在一个时期内，在不少方面的工作中，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确实给人们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损害了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例如，在社会主义中国，投机倒把行为历来为国法所不容、为人民所不齿。但在前些年我们的政策模糊了正常经营与投机倒把的界限，许多非法长途贩运被视为“搞活经济”受到鼓励，有的地方甚至给一些不法的“暴发户”披红戴花、入党提干，使一些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再如，我们党的干部政策历来强调德才兼备，新时期党提出的干部“四化”的要求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有些地方和部门，对干部“四化”的政策要求却忽左忽右、摇摆不定：一会儿“文凭至上”，没有学历一律不准提干；一会儿又片面强调所谓“实践经验”，似乎干部又无需“知识化”“专业化”了。对于“革命化”“年轻化”的要求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人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这虽属偏激之辞，但确实也很值得我们深思。作为制定政策的领导部门和领导者，在这方面确有很多经验教训应当记取：

    第一，政策必须具有连续性。对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无可非议。但是这种调整，应当是对过去政策的补充和完善，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另起炉灶。在事关全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等重大问题上，先后制定的政策在基本思路上必须一致，不应当随意和轻易加以否定。即使是政策中不合理的部分需要调整，也应当是部分的扬弃和更新，而不是全盘否定。我们党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正确的。各级党和政府、各个部门制定的具体政策，都必须与党的总路线、总方针保持一致，不但应该而且可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如果前后脱节、自相矛盾，就会搞乱思想，失信于民，贻误工作。

    第二，必须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上面说的“政策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并不是说政策变化越多越好、越大越好。一项政策从制定到实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政策必须经过一定的实践才能发生作用，也才能显示其正确和错误的方面。在一般情况下，政策变动不宜过于频繁，必须有一定的周期。如果单凭主观愿望，想当然地改变政策，朝令夕改；或者根据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随意制定“土政策”，就会使人们无所适从，产生不安全感。例如，一些农村的养猪政策，就因为变动太多，使农民产生后顾之忧，影响了养猪业的发展。

    三、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而努力

    “政策多变”现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的不够成熟和周密，而政策的这种局限往往是同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化、科学化相联系的。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制定出包医百病的万能良药；但是尽量减少政策的失误，则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应当着重总结那些本来可以避免而由于主观主义的错误未能避免的错误。在改革开放的复杂形势下，党和政府要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必须大力推进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以为要着重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1．坚持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前几年一些重大政策上的失误，是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有关的。有些政策由于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的全部工作，都是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的，各项具体的工作任务和政策，都不能偏离和违背这个总目标。一旦稍有偏离，势必损害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从而影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例如，前些年由于片面甚至错误地强调生产力标准，忽视了经济、文化、教育等工作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方向，导致一些部门和单位不顾社会效益，“一切向钱看”，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2．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40年来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是坚持这一原则的结果，而发生的失误也在于偏离了这个根本原则。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大起大落，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基础落后，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也是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作为一个以辩证唯物论武装的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3．尊重客观规律。人们的思想想要得到预想的结果，就必须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规律性，否则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不能制造和改变规律，只能以积极的实践去认识和掌握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各项工作取得成绩、避免和减少失误的根本途径。违背规律是要受到规律的无情惩罚的。但规律并不是不可知的，可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认识，也可以根据现有的材料进行预测。例如，“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商不活”，摆正国民经济发展中“农、轻、重”的位置，正确处理三者关系，就是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一条重要规律，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21世纪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力，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和智力状况。因此，能否确立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将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这也是可以预测的规律。

    4．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的政策不但来源于对实际情况的正确了解和判断，而且来源于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决策的科学化必须以民主化为前提。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真心实意地向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学习，了解群众的意见和情绪，尊重群众的创造和智慧。要加强政策制定的科学论证，充分尊重专家和知识分子的意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贴近和面向实际，为行政决策提供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决策部门要善于听取各种批评和建议，建立起依靠科学研究实行科学决策的有效机制，防止决策的主观随意性。江西省委从1989年起委托省社联举办“兴赣《隆中对》”征文，号召知识分子为振兴江西献计献策，便是一件具有远见卓识的开明之举。

    5．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项正确的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并不会一帆风顺，它要受到包括传统习惯势力在内的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只要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就会有强大的生命力。领导者必须以革命的坚定性，为贯彻正确的政策而奋斗，而不为暂时和局部的困难所动摇。另一方面，当某些政策已被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时，就应该本着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勇于向上级机关提出调整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并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尽可能防止和减少损失。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我们深信，随着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普遍提高和群众路线的恢复发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一定会更加成熟。

    写文章与当领导

    关于写文章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也并非再无文章可写。比如写文章与当领导的关系，就是值得一做再做的题目。

    古时以文取仕，“道德”和“文章”被视为人才的最高标准，见得文章和写文章者地位之高，堪称“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六十年代，“笔杆子”与“枪杆子”被视为“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所必须依靠的“两杆子”，文章的身价有升无已。到了信息社会，虽然传媒样式多元化，但无论是介绍经验、部署工作、发布文件、宣传产品、传递信息，还是了解情况、学习文件、掌握科学、调查研究，文章仍然是主要渠道和主要样式，领导干部的工作更是离不开读文章和写文章。然而时下有一些人对写文章这一件事似乎不以为然，特别是有些官员也不大把写文章当作一回事。比如，有些自己不写文章、也写不来文章、以念稿子为主要工作方式的领导人，他们在戏称写文章者为“秀才”的时候，就常常怀着一种不屑和鄙夷的心态，骨子里认为写文章是一件等而下之、不足挂齿的事情。

    文章能否救国治国，姑且不去论它；但卓越的领导者大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却是古今中外俯拾皆是的事实。文章高手未必人人适合当领导；但优秀的领导者都必须学会写文章和善于写文章。因为写文章需要理论品质。写一篇文章，不但要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而且需要比较深刻、科学和严密的思维过程，需要调动人的综合素质和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者写文章的水平与其领导工作水平呈正相关。写文章不但需要知识技巧、学识素养，更需要责任感、事业心、理想信念、激情操守、情感胸怀以至于审美素养。现实生活中，那些优秀的领导者，往往酷爱读书，喜欢动笔，并且写得一手好文章；看他们的工作，则往往思路开阔，见解独到，高人一等。而那些从来不写文章的领导者，则大多政绩平平，也不见得有很大发展前途。照我看来，不会写文章的干部不能算是优秀干部；不会写文章而看不起写文章的领导者，则往往是短视、昏庸、狭隘、无能的领导者。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有些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前常常写文章的人，戴上纱帽之后就扔下笔杆，再也不写文章，哪怕几百字的讲话也要秘书代劳。理由自然是因为“忙”。但据笔者观察，此类人在当官之前也并没有“闲”着，只不过当官前后“忙”的内容有别而已。说白了，他是觉得担当重任之后，领导只须出“意图”，文章可以由别人去写，事必躬亲“像什么样子！”殊不知，领导的许多所谓“意图”，未经周密思考，缺乏理论支持，往往与实际大相径庭，甚至荒谬之至；依靠“秀才”做逻辑推理和注释产生的文章，自然讲的不大会错，却往往不大有用；而此类领导所谓“忙”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恰恰是由于自己扔掉笔杆、不再进行缜密的理论思维，而陷入了形式主义和事务主义的怪圈。此种“勤政”产生的“政绩”可想而知。

    其实，写文章并非只是一部分人的“专利”，有一定文化基础的人只要把它当一回事，没有学不会的，何况于领导干部！人生在世，无论做官为民、教书育人、务农经商、知人论世、交朋结友以至于待人接物，某种意义上说都在“写文章”，问题只在于经过思考，使之理陛化并形之于文而已。一个脑子经常在想问题的人，必然有写作的需要和冲动，自然会养成写作的习惯和能力，决不会视作文为畏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写文章是责任感的产物，是人生追求的文字化，是才能智慧的结晶化，是做人的必然要求。实践“三个代表”的党政官员，如果小看了写文章的价值，不把写文章看作为官的一项基本功，错莫大焉！

    人生至乐在探求

    ——《教苑杂谭》自序

    1970年夏，我是怀着对人生前途的困惑和迷茫踏上江西这块红土地的。当时的希望，是当一名普通的教师，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培育之恩。经过一年部队的劳动锻炼，命运把我送到省教育厅（当时称江西省革委政治部教育组）工作，从此一干就是32年。我先后编过教材、搞过教研，直至担任省教育科研部门的负责人。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应该说命运对我不薄，甚至可以说一帆风顺；而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既没有担任过教育决策者，也没有真正从事过教育的实践、没有当过一天的教师。我的工作，主要扮演着参谋的角色，为教育实际工作者出谋划策，摇旗呐喊，敲敲边鼓而已。但我却从这一角色中学到了人生，感受到快乐，用一句时下年轻人爱说的话，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自问这几十年中还是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民族之事，没有浪费江西人民的粮食。

    我投身教育的这三十多年，是中国教育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的时期，是教育史上社会对教育关注度最高的历史时期。从教育的十年浩劫到拨乱反正、走向恢复，到迅速发展、全面改革、走向现代化，期间发生的教育现象、教育问题、教育思想、教育探索真是丰富多彩、瞬息万变、层出不穷。教育实践者在推进这项千秋伟业之时，急需理论和思想的武器；学传统、学外国虽然重要，毕竟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这就为教育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对生活并无过高追求和特别嗜好，但对研究问题却有比较浓厚的兴趣。我喜欢观察、思考、研究，凡事有欲知究竟的脾性和探求真谛的愿望。身处省级教育管理部门，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教育信息和教育实践，无疑给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课题和材料。我利用工作之便和大量的业余时间读书和调研，用我的文字和言语，在各种教育报刊上、各种教育问题的研讨会上、各种以教师为主要听众的讲堂上，发表我的研究心得和教育主张。每当有论著获奖、收到读者热情褒奖的来信、得到与会者和听众的真诚好评时，我便感到极大的满足和快慰，看到了自己劳动的价值，从而激励我继续去研究教育工作者所关心的新课题。

    我虽毕业于师范大学，但由于“文革”，在校并未系统地学过教育理论，研究教育所运用的教育思想，主要是结合研究内容在研究过程中学习的。我的研究，主要是面对教育实际问题、特别是基础教育实际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较少空泛的理论演绎和纯学术的名词堆砌。我喜欢独立思考，不喜欢人云亦云，这使我的论文较少陈词套话，带有较为鲜明的个性色彩，甚至不乏“离经叛道”、不合时宜之论。我的文字，一如我的为人处世，崇尚直率、晓畅、简洁、快人快语，因而较少冗杂艰涩之作和故作高深之论。有道是文如其人，我的性格和文字上的这些特点，也许在本书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探索中，我自知这些文字未必有多么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作为30多年教育改革的参与和研究者，一个老教育科研工作者留下的这些思考痕迹，多少展示了这个时期教育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发展轨迹，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中国教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从教育的历史传承性和发展性要求看，本书对各种教育问题所发表的见解，对于今天和今后的改革者、探索者、研究者，也许不无启示和借鉴的价值。所以，编辑出版这本教育论文集，并非只是学人的自我欣赏，是有所寄托和希冀的。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说过：“凡事总需研究才能明白。”教育无论作为一项事业、一种职业、一件工作，都本是极需要研究的事情。在我看来，任何教育的决策者、管理者、实践者，缺乏研究的兴趣和素养、缺乏对教育问题的理论思维和理论研究，是不可能有什么大作为的。因为理论品质和研究素养是任何人才必备的品格。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只有在把它当作一个研究对象的时候，有了科研的参与，这项工作的水平才可能得到提升。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现代教育对科学性的要求更是越来越高，它不但要求理论工作者，同时也要求实际工作者加强教育科研，探索教育规律，讲求科学的态度和策略。那种用拍脑袋决策的领导方法、靠行政命令的管理方法和凭“一支粉笔一本书”的教学方法，已经到了必须终结的时候。我希望有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关注和钟情教育研究，这也是我出版本书的一个动因。

    编入本书的论文共88篇，内容涉及教育各个领域，基本上已发表过，按文体大体上分为教育时评、教学探索、教育随笔、决策参考、课题报告五个部分，每部分依写作和发表时间排序。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对下列同志谨致诚挚的谢意：江西高校出版社许国刚社长为本书选题立项和出版发行给予了热情和大力的支持。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陈国庆副教授用大量时间和精力为我进行了资料收集、筛选、分类、编校等工作，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编辑意见。我的大学同窗、爱人、江西教育出版社编审刘年珍协助校阅了全部书稿。特别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老同事、老朋友、曾任江西省教育厅副厅长、省社科院院长、现任省科技厅厅长的李国强，他始终热情关注和支持本书的出版，还审阅书稿并亲为作序。

    人生苦短，数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社会的角色可以改变，探求的精神不应磨灭。对于教育的钟情，我将“从一而终”；对于探求的努力，我将一如既往。

    告慰平生有知音

    余本会稽一书生，欲立“功”“言”两未成；世海茫茫惟自得，告慰平生有知音。

    ——题记

    2002年春节过后，我决意编辑自选集《教苑杂谭》的初衷，是想把几十年来的文字加以整理，作为人生的一个阶段性总结，聊以自慰；并赠予多年来真诚关心帮助过我的领导、师长、同事和朋友们，以志纪念，顺便传递本人“夕阳红”了的信息。文集于今年5月出版并陆续分赠各方以后，得到的反应却远非我所预料。许多朋友纷纷来电、来函、来访，对拙著肯定鼓励有加，有的还自发写出书评、创作诗词，其言、其文、其情，令我感动不已。特别令我感动的，是85岁高龄的前辈凌老骥飞先生，在严重眼疾之下、以颤抖而苍劲的手笔连写两封长信，亲赋长诗，并由82岁高龄的师母刘光年先生（即著名教育家、我的母校华东师大已故老校长刘佛年先生胞妹）亲手誉正一份寄来，读来让我寝食难安。资深教授周劭馨先生在一天多时间内一气读完40万言的拙著，次日下午即挥毫写来热情洋溢的书信，并在数天之内写出两篇七千余言的书评（已分别在《江西日报》和《江西教育科研》杂志发表）。身居南昌市人大领导岗位的姚燕平同志，在亲临抗非一线指挥的繁忙政务中挑灯夜战，写出数千言的书评。杜君克强先生则频频来电祝贺勉励切磋，并字斟句酌、数易其稿，特赋七律一首，先以电脑传递，复以手书抄录，两番徒步亲送敝舍；凡研读拙著发现文字标点之误，即或一字，亦必立即来电指正，已难计其数。朋友们送来的这些深情厚谊、真诚挚爱，对于我是远胜于金牌的奖励，是一份值得我永远珍藏的礼物。

    我既非达官显贵，亦非权威名家，对自己的学识水平也有自知之明。以一介书生得到众多朋友如是肯定褒奖，自不免“不虚此生”的欣慰。我平素不善交游，时相过从的，基本上是志趣相投、有过文字交往的学人或“官”“学”两栖型的朋友。我对许多朋友的学识人品、道德文章一向就十分敬重，深以为他们所赠予我的诗文，并不只在于表达同志和朋友的情谊，实际上也是对我半生所躬行的教育探求的一种肯定、一种倡导、一种呼吁。许多文字不但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文学和美学的价值。将这些承载友情和思想的文字珍藏起来时时展赏，自可获得精神的愉悦和激励；但若深藏箧中限于一己受用，未免可惜；不如加以整理汇编，传之友人，相互交流，岂非一件雅事、乐事？这个“创意”在得到几位相知的朋友首肯之后，我就立即付诸行动——这就是这本《杂谭余韵》的由来。

    早年相与创作过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大学同窗和挚友张兴荣君在收阅拙著之后曾问我：何以不趁出书机会把自己的人生简历写出，也好让读者对作者有更多的了解。我听了怦然心动，似乎确有所憾。有道是知人论文、文如其人，著述既已面世，也应该约略道些作者其人才好。故今趁此补上数笔，也许可以增加朋友们对本人思想、性格的了解。

    我于1944年9月2日出生于浙江上虞（今属绍兴市）一个乡村的贫农家庭。故乡名曰“谭村”，北靠杭州湾，南临曹娥江。鲁迅母亲的出生地“鲁迅镇”，与我的故乡仅为一江之隔，相距不过5公里。我的出身，按过去的说法可谓“苦大仇深，根正苗红”，三代贫农，家境穷苦。父亲主要是务农，兼作石匠手艺，农闲时修桥铺路做石坟。父亲早年被抓过两次“壮丁”，阵前没放过一枪却被流弹打掉半个手指，死里逃生，40岁上才结婚生下我一个儿子。母亲也是农家妇，中年丧夫，带着三个子女与我父亲成的家。因为贫穷，我同母的两位姐姐，一位贫病而夭，一位被母亲忍痛丢弃于路边凉亭中（后被人收养，今健在）。我的父亲勤劳正直、乐善好施，但喜烟好酒，不会治家。我在5岁上，家庭分裂，母亲去给人帮佣，同母的哥哥去给人放牛，后来到杭州丝厂当了学徒（今健在）。我离开母亲随父生活，先后被父亲寄养在七八个同样贫苦的亲友家中，并不时随父为生计而东奔西走，因之自幼备尝人世艰辛、寄人篱下和失却母爱呵护之苦。

    1952年我9岁时才上了小学，一所村校、一个教师、三个年级，启蒙老师罗祖英因出身不好、家庭变故而弃学从教，但他的学识和为人却成为我道德的楷模，使我这个祖辈没有文化的农家孩子第一次受到了文明的教养。4～6年级去一里外的中心小学（沥东三小）就读，也是复式班，只是多了几位课任教师。有位语文老师桑金尧，十分赏识我的作文，在五、六年级的语文课上朗读了我的一篇习作《远足》（即春游），使我大受鼓舞，从此喜欢读文学作品，但苦于在乡间难以找到书读，只有到开蒙老师家中借些旧报刊来看。

    1958年，我被免试保送进入“大跃进”中新办的一所农村初中（上虞十中），只有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加三位教师。开学时连课桌椅也没有，只有让镇中同学自带；或者在坟堆边上课。那时劳动多，却也学到了数、理、化。三位教师都很敬业爱生，师德、学识均属上乘。初中使我从少不更事到初涉人世，朦胧觉得应该怎样做人。1961年，我被免试保送进入离家60里外的、我所十分仰慕的江南名校——春晖中学，有幸获得一批名师教诲，奠定了我道德和文章的基础。

    1964年，我被“推荐加高考”，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才读了两年书，“文革”风暴骤起。我的出身、经历和当时的“学生党员”“学生干部”身份，决定了必然处于“保守派”的地位。我是中文系“老保”的重要头目之一，据说造反派从校党委有关材料中发现我被列入了“接班人”名单，我便被认定为“修正主义的苗子”，遭受到前所未遇的政治压力。好在我“出身好”，人缘也还好，虽然受过一些批判，并未受到什么大冲击。然而，满腔政治热情却一落千丈。此后许多年，我只觉得整个世界的面貌变了形，社会和人生的前途一片迷茫。1970年夏，我怀着骤然丧父之痛，告别混沌的校园和故乡的山水，沿浙赣线进入江西的红土地。

    在永新县埠前一个炮团部队营地（名曰“小屋岭”）的一年“锻炼”，除了劳动就是“活学活用”领袖著作。作为学生连的三个党员之一，我被任命为“六班长”，带八位“战士”负责种菜以解决连队吃菜问题。我的劳动和学习表现受到好评，一年后组织上决定把我分配在部队，去吉安师部当政治干事，连级干部待遇。我当时喜出望外。不料林彪事件发生，军委下文不留大学生。“文革”后期党政机关已开始要干部，结果把我分配至省革委会政治部教育组。从此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涯，一干就是30多年。

    回首以往人生岁月，有几点是值得一提的——

    一是我对共产党、新社会从小打心眼里感激。土改使我家分到三亩多土地和地主的一张凉床，父亲从此可以安居乐业。政府关心贫苦农民，我读小学时，不但全免学费，连书费都由学校补助。我没有鞋子穿，一年之中有5～6个月要打赤脚；天凉了，老师便会动员同学捐助我一双旧布鞋。冬天无御寒衣服，我家作为村中“困难户”，经常受到政府给予的衣物补助。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享受最高的人民助学金。大学一年级时学校“借”给我的蚊帐和棉被一直用了六年。我从童年就知道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政府给予的。为了报答党恩，我读书一向比较用功，十分听老师的话，学校评选三好学生或优秀队员、团员等，一次也未拉下过。我还作为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代表，参加全县的“少队会”、“团代会”，走进象征着庄严、神圣和光荣的县人民大会堂，感受过“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滋味。

    二是我的社会责任感。党和人民的哺育之恩，激发了我的报效之志，驱使我自觉地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同辈人中，我是最早加入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共产党员之一。我在小学当过班长、少先队大队长，中学时当过团支书、班长、学生会学习委员和校团委宣传委员，大学时当过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我是1965年底入党的）。凡是党要求参加的政治运动，我无一例外是十分投入的。解放初农村政治运动很多，我是学生宣传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怀着一腔热血参加“文革”，前期因“保守”受到冲击，工作以后力图“紧跟”，却也受到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风雨人生，挫折坎坷，似乎并未消解我对国家、民族、社会的那份钟情和执著。我在研究教育问题的同时，始终关注社会问题。留下的文字中，少有风花雪月，却不乏对社会现象的沉思。

    三是同我的出身、经历、教养密切相关的我的个性。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身上流淌的是农民的血液。中国农民的勤劳、淳朴、正直、善良陶冶了我的品性，在我身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形成了我人生价值的取向。特殊的家庭困苦和童年经历，使我对友爱和亲情有特别的渴求，知恩图报的心态也较一般人为甚。我曾在正月里跟随父母到外乡讨过饭（绍兴乡间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走万富”，意即讨到一万户就能致富）；曾跟随父亲为人打工而四乡闯荡；我还陪着盲人去卖过唱，甚至与信佛食素、终身独居的伯父在村外一个荒凉破败的庵堂中与众多的菩萨生活过好几年。我对民间疾苦、世态炎凉有许多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对于为富不仁、恃强凌弱等社会不公现象嫉恶如仇，而对于身处困境的人们则怀有本能的深切同情。我的生活起点低、易知足，所以万事随遇而安，没有过高的欲望；我不抽烟、不嗜酒，不打牌、不跳舞，业余除了读书作文、有选择地看些电视，唯一的爱好是与一二知己同事神聊或作“电话散步”。

    四是对于我的事业和人生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几个人——

    爱人刘年珍是我大学同班同学。其父母都是工人，父亲原籍山东，母亲原籍江苏，自幼均生活于上海。故有老同学戏称我俩结合是“工农联盟”。我们是在动乱的大学校园，因共同的政治思想倾向和性情品格而走到了一起，并共同来到江西的。几十年中，我们风雨与共，相濡以沫，甘苦备尝。她当过17年中学语文教师，后来调入江西教育出版社任编辑，虽也入了党，但始终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她为我精心组织家庭生活并充当贤妻良母，没有她对我工作事业所作的支持和自我牺牲，没有她在我思想和工作困顿中提供情感关怀和精神抚慰，我至少写不出现有的文字量。我的文章立意总要得到她的首肯，并接受她作为“第一读者”的文字挑剔和编辑加工。

    挚友邹良志君，是我大学同学。但他在教育系，我在中文系，到江西部队农村才相识。我当蔬菜班长，他任炊事班长，因志趣相投，性情相合，遂成知己。他分配至医学院，由从教而从政，一路升迁，直至高校的党委书记。几十年中，我们两家过从甚密，亲密无间。我们初建家庭，他从临川老家购置同样两套桌椅，一家一套。对于社会与人生，他总能以理性和睿智给我以有益的启迪；对于工作和事业，他总会给我提供精神的动力和智力的支持；对于家庭和生活，他对我的七情六欲，都能感同身受、体察人微、无微不至；对于我的不利遭际和情感困顿，他总是为我指点迷津，让我摆脱阴影，走向振奋。

    知交李国强君，系复旦学子，同在一个部队的不同连队锻炼，在教育厅共事16年。他的学识才干、治学态度，他的机敏睿智、坚韧顽强，他的正直无私、奉献精神，他的事业抱负、理想追求，他的宽阔胸襟、人文情怀，数十年来一直是我心中的人格楷模。他是我们同辈中的佼佼者，是不可多得的领导干才和学术精英，也是我难得的知己。我在人生的几个重要关头，都有国强以智者的眼光和仁者的情怀所提供的鼎力相助。即以编辑出版《杂谭》而言，从提出动议到内容编排、目录分类、体例设计、书名确定以至于封面设计，他无不一一过问，提出具体意见。如我原定收入87篇文章，他问我“此数何意”，我答“无意”，他要我补成88篇以呈“发展”之态。我本来想请人代为设计封面，他则以自己的《镂石集》为例力主必须自作创意。书名原拟有七八个，也是他帮助选定。他的《镂石集》“自序”题为《平生最恋是书香》；我的“自序”则仿其立意和句式，起名为《人生至乐在探求》。他利用国庆休假执笔为我作序，文成后即逐字逐句电告征询意见。所以这本《教苑杂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与国强共同合作的成果。我与国强时有文字往来，日前又蒙赠其新作《“官”“学”之间》，尽述其学人情结的形成与发展，更增我对其人格的了解和钦佩，亦给我为人为学以启示和激励。

    这本《余韵》，也许可以与朋友们作一次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因为我并非名家，开不成什么“研讨会”，也难以一下子聚集起四面八方的朋友。就让这个小小的文本去承载友情、表达我对朋友们真诚的感谢和祝福罢！

    需要加以特别说明的是：我在将有关文字收入本集子之前，未能一一预告并征得有关朋友的同意，这是需请朋友们谅解的。好在本集只限在少数朋友中传阅，并非正式出版；我的朋友亦大都是有书卷之气和文字之好者，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尽管有些朋友相互并不熟识，但对于同一对象所作的议论，相信会愿意进行文字交流的罢！

    收入集子的内容大体分为手迹、诗词、书信、书评、伊人、履痕、附录七部分，大体按作者的年岁排列顺序。书评中，还收入了关于拙著《家庭教育的热门话题》的两篇。邹良志、张兴荣、陈国庆诸君和我高中班主任张志南老师、初中同窗高志林君、小学同窗罗世安君的文字，是在获悉我编印此集后陆续特为撰写的。不同时期的同窗、老师、朋友的回忆，从不同侧面多少展现了本人彼时彼地的形象风貌、个性特征。“附录”的两篇是我新近撰写的回忆文字，还有两封（1972年和1991年）我给母校领导的信，表示我对哺育我成长的母校和师长们的感念之情。

    本集收录的文字均为“原汁原味”，未作改动，仅对个别明显的笔误作了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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