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家港与郑和下西洋

    明永乐三年（1405），永乐皇帝派遣三宝太监郑和为正使，开始了长达28年的七下西洋，每次都是从太仓的刘家港扬帆起锚。

    那么，为什么选择从太仓的刘家港出发呢？

    太仓是明代时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水浒传》第119回中，混江龙李俊、童猛、童威等七条梁山好汉，耗尽家私打造船只，从太仓港乘船出海，可见太仓港在宋代已是可通海外的港口。元代的“南粮北调”是朝廷行为，经过元代大规模的建设、经营，太仓具备了成为大港的所有条件。试想，208艘大船、2700余名官兵，如果船队不编队、不经操练，到了海上，一旦遇上风浪走散了怎么办？大规模的船队操练，因江面狭窄，在南京下关造船厂一带根本无法完成，唯有太仓的长江入海口，水面宽阔，类似海面，船队才有条件操练，不要说208艘船，就是上千艘也没有问题。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太仓本来就是皇家的粮仓，筹粮方便。太仓是个靠海的城市，有不少熟悉海上生活的渔民与从事海外贸易的生意人，合格的水手就达一两万人，据说当年的2700多名下西洋的人员，有一半是从太仓当地招募的。太仓因为有“六国码头”之称，汇集了不少通事（即翻译）与船长、大副、二副及医生，这类专业人才在内地很难寻找，批量寻找更难，而在太仓都是现成的。

    太仓有元代就建立的苏州府造船厂（在今城厢镇洋沙村一带），规模很大，系皇家造船厂。当年光煮竹篾缆绳的“巨无霸”大铁釜就有7只，如今还有一只保存在弇山园内。根据史料我们可以知道，郑和下西洋时，南京下关的造船厂造的宝船只是一个船壳子，就像今天的毛坯房，宝船的后期装备都是在太仓完成的。太仓有铁锚弄等为宝船造配套设施的各种加工场。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有宣扬国威说，有开拓海外贸易说，有寻找番药、奇香说，也有人认为明成祖朱棣让郑和下西洋，其主要目的是寻找亡命海外的建文帝朱允炆。

    相传建文帝朱允炆逃出宫中后，镇抚杨应能、监察御使叶希贤与翰林编修程济弃官相随，一齐出逃，先至吴江，再到太仓双凤。四人中除程济乔装为道士外，其余三人均剃度为僧。双凤的乡人顾义庵、顾朴庵兄弟，见这三僧一道虽落魄却气度不凡，认定他们不是坏人，就安排他们在双凤的道观普福宫暂且住下。双凤毕竟离南京太近，朱允炆放心不下，不敢长时间停留，后在顾氏兄弟的帮助下，在刘家港雇得海船一艘，从海上远走高飞。当时的程济因已疾病缠身，无法同行，只能留下。四人分手时，知道这辈子也许再也不能见面了，为纪念同患难的这段日子，也为了感谢顾氏兄弟，朱允炆等君臣四人每人栽下了一棵银杏，以资纪念。朱允炆这一去，就再无消息。后来程济也老了，知道君臣永隔了，为了超度建文帝亡灵，他募款于明正统二年（1437）在双凤镇的盐铁塘上建了一座上冈桥。此桥为单孔石桥，桥宽4米，长30米，东堍23级石阶，西堍21级石阶，龙门石上，特地刻了“二龙戏珠”图案。在桥门的两侧，各有石刻，北面两侧为“乘槎客至思灵凤，提经人来访影文”，南面两侧为“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行好事”。这联语暗寓了对建文、永乐两帝的褒贬。

    那么，程济刻的“乘槎客”一联有何出典？

    这就涉及另一个传说了。相传明永乐三年（1405）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前，因听说建文帝在双凤的普福宫住过，他特地到普福宫进香朝拜。当时普福宫有个老道明知故问道：“公公奉旨出使西洋，为何不走长江，而从刘家港出海？”郑和笑笑，说：“乘槎客至思灵凤，提经人来访影文。”“影文”为“允炆”之谐音，郑和暗示来双凤是要寻找朱允炆的。程济听说郑和到了双凤，连夜外出云游，避而不见。程济死后，双凤百姓有感于他的忠义，特为他在普福寺西建了“程济寺”。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时，太仓的状元毕秋帆曾书写过一块“照胆台”匾额，挂在程济祠，以表敬仰。

    很遗憾的是，有500年历史的上冈桥在1982年时因通航需要而被拆除。

    郑和每次下西洋前，都要在太仓的天妃宫朝拜天妃娘娘，在第七次下西洋前，还特地在天妃宫立了《通蕃事迹碑》。此碑成为考证郑和下西洋这一事件的重要史料。

    2 海上漕运始于太仓

    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后，被元朝统治者招安的海盗朱清（崇明人）、张瑄（嘉定人）得到重用，其原因为：在至元十五年（1278），朱清、张瑄帮助元朝将南宋宫廷的府藏图籍、秘册、古物装船，由海道经太仓刘家港运抵大都。

    此后，朝廷急需江浙一带的粮食，但运输困难，沿途有绿林好汉、反元义士以及饥民截抢。当时运输粮食靠马车、独轮车，载重有限，那时也没有公路，每天只能走几十里路，运输民工还要吃喝消耗，从太仓运到北京，十存四五就很不错了，成本太高。

    至元十九年（1282），朱清、张瑄倡议海运漕粮，从太仓刘家港到天津直沽，开始走浅海水路，虽时有触礁等，但损耗已大大减少。再后来，发展为走深海水路，损耗就更小了，于是，漕运定为岁制。朱清、张瑄奉旨监督漕运。他们造船60艘，走浅海水路运粮4.6万石到直沽，往返仅需一个月。走深海水路后，往返仅需10天左右。宣慰使朱清、张瑄一跃成为元朝的重要人物。朝廷在太仓建了专管海运的衙门泉府司，又在今太仓武陵桥北设庆元市舶提举分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负责检查出入港口的船只，征收商税。元延祐元年（1314）昆山州的州治也迁到太仓，同时置海运仓于太仓南码头，即今南仓旧址。明代永乐年间太仓人陈伸撰写的《太仓事迹》的序言云：“太仓官第甲于东南，税家漕户，番商贾客，云集阛阓，粮艘商舶，高樯大桅，集如林木。琳宫梵宇，朱门大宅，不可胜计。四方谓之第一码头。”太仓遂有“万家之邑”“东南之富城”“天下之良港”“天下第一码头”之称。

    至明代洪武初年，太仓的市舶提举分司升格为“市舶司”，与宁波、广州、泉州的市舶司并立为明代四大海关，而太仓的市舶司在当年规模最宏大、业务最繁忙、影响最深远，居四大海关之首，成为元、明的海运中心。因四夷来商、五方杂处，太仓遂成为郑和下西洋时的始发港。

    3 魏良辅与昆曲

    明张采《太仓州志》云：“吾州魏良辅开昆腔一宗。”

    魏良辅，一说太仓本地人，一说豫章（今江西南昌）人，系明代嘉靖年间杰出的戏曲音乐家、戏曲革新家，寓居于太仓南码头，故昆曲在明代时又被称为“南码头曲”。

    他精通音律，先习北曲，后改南曲，倾尽后半生的心血改革了流传于太仓、昆山一带的昆山腔，糅合弋阳腔、余姚腔、海盐腔，汲取这四腔之精华，化出新声，昆腔具有“柔、嗲、糯”的特色，委婉清丽，余音袅袅，时人谓之“水磨腔”。据史书记载，他研究昆曲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竟“十年不下楼”。

    魏良辅著有《南词引正》，因其对昆山腔的艺术发展有突出贡献，被后人奉为“昆曲之祖”，在曲艺界更有“曲圣”之称。

    明代嘉靖年间的戏曲家李开先在《词谑》中说“太仓魏上泉……兼能医”，嘉靖、万历年间的昆山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记谈昆腔》中说“魏良辅别号尚泉，居太仓之南关，能谐声律，转音若丝”。

    令人扼腕的是，魏良辅晚年双目失明，一代曲圣最终在黑暗中走向人生的尽头，后人甚至不知他究竟殁于何年。

    魏良辅的学生中，最有成就的要数昆山人梁辰鱼（字伯龙）。明末清初的太仓大诗人吴梅村有“里人度曲魏良辅，高士填词梁伯龙”的诗句，对魏良辅、梁辰鱼师生进行赞誉。清康熙年间的周在浚有诗曰：“赖老琵琶奉武王，流传南内北音亡。如何近日人情异，悦耳吴音学太仓。”

    至万历末年，昆腔一跃而为诸腔之首。传入北京后，昆腔迅速取代了当时北曲的地位，空前普及，上层的文人学士不但痴迷于观赏，而且参与创作，甚至有的还亲自登场演唱。当时富贵人家蓄养家乐、戏班是一种时尚，如太仓的王锡爵家乐、王世贞家乐都十分有名，其中王锡爵家乐曾首演汤显祖的《牡丹亭》，王世贞家乐曾演出《鸣凤记》，均轰动一时。许多酷爱昆曲的文人学士，把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积淀，都投入在昆腔的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之中，还把诗、书、画、琴、乐、舞融成一体，从而升腾成种种舞台景象，极大地促进了昆腔的发展，使之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剧种，时人一度称之为“官腔”。

    当时，职业昆班的运作也高度发达，且备受欢迎。据张岱的《陶庵梦忆》记载，杭州的一次演出中，曾出现“万余人齐声呐喊”的壮观景象，而昆班在苏州枫桥杨神庙的一次演出中，“四方观者数十万人”。可见，经魏良辅改革后的昆腔，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经过几百年的传承，自清代以后，昆腔被称为昆曲，并为后世的京剧和其他许多地方剧种提供了多方面的哺育和滋养，因此昆曲艺术也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

    2001年，中国的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名录，这是对昆曲在人类文化传承中的特殊地位、贡献和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是对魏良辅改革昆腔之功的高度肯定。

    4 《牡丹亭》在太仓首演

    在古代，太仓所出的官职最高者当属明代的王锡爵，官至首辅。其子王衡在乡试中考取过会元，在殿试中得中榜眼，是我国著名的杂剧家。王锡爵的孙子王时敏更是了得，被称为“国朝画苑领袖”。

    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至今历演不衰。此剧本大约创作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那时汤显祖寓居于昆山片玉坊徐应聘家中，徐与他是同榜进士，相交甚笃。汤显祖虽住在昆山，但常去太仓，因为太仓与昆山仅相距十多公里，而且太仓的首辅大学士王锡爵是汤显祖的座师。汤显祖到太仓照例是要去拜望王锡爵的，而王锡爵对汤显祖这位才气四溢的门生也向来另眼相看。汤显祖在创作《牡丹亭》期间，也到过太仓，但这次他因时间紧张，就未去拜访王锡爵。王锡爵深感奇怪，认为必有原因，就差人打听，果然打听出了缘由，原来汤显祖正在闭门创作大戏呢。王锡爵不知是出于先睹为快的心理，还是有意要与这位得意门生开个玩笑，他买通了徐应聘家中的下人，嘱其把汤显祖所写剧本，每天一抄，并送至太仓相国府内，这样，王锡爵对汤显祖的创作进展一清二楚，把其剧本的情节记得烂熟于胸。等汤显祖的剧本杀青，大功告成，他首先想到请酷爱戏剧的相国王锡爵法眼正之。哪想到王锡爵稍稍翻看后，一本正经地说此剧情似曾相识啊，还故意把剧情与唱词讲给汤显祖听，惊得汤显祖目瞪口呆，心想花了如此心血的创作，竟与古人之作雷同，要把原稿一把火烧了。这时，王锡爵才哈哈大笑，说明真相。此事在清乾隆年间江熙的《扫轨闲谈》中有记载。

    明代时没有登载戏曲、剧本的书刊，写了大戏若不能演出，相当于做了无用功，而排演一出新戏，没有相当财力是难以办到的。王锡爵命家乐班排练了《牡丹亭》，使太仓成为首演《牡丹亭》的地方。应该说，这对《牡丹亭》的传播、对汤祖显的成名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汤显祖在其《玉茗堂集》中曾提及此事，可见王锡爵的家乐班首演《牡丹亭》一事，不虚不谬，戏曲史专家陆萼庭先生也认为太仓王锡爵家乐班演《牡丹亭》是能查到的关于《牡丹亭》演出的最早的文字记录。这是太仓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另，近代白先勇（白崇禧的儿子）执导的青春版《牡丹亭》，影响很大，主演是太仓双凤人汪世瑜（牡丹奖得主）。

    5 张野塘与江南丝竹

    “江南丝竹”作为乐种被音乐界接受，并在社会上流传，大约是20世纪40年代的事，而“江南丝竹”的正式定名，应该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

    据学者考证，江南丝竹的前身为弦索。弦索原指乐器上的弦，唐代元稹的《连昌宫词》云：“夜半月高弦索鸣，贺老琵琶定场屋。”金代、元代时弦索泛指琵琶、三弦等各种弦乐器。“丝竹”，从字面来看，除了“丝”，还加上“竹”。这“丝”与弦索是相对应的，这“竹”无非是指竹笛等吹奏乐器。丝竹合奏，大概包括了吹、拉、弹，这种合奏形式可以追溯到隋唐时的“清调”“法曲”、宋代时的“细乐”、元代时的“大曲、小曲、回回曲”等，而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合奏形式，则始于明代。

    魏良辅有一个得力助手叫张野塘。《太仓州志》记载：“嗣有瞽者张野塘，以弦子著。长子张八传父技，次子张九又工吹管……皆擅绝……然他邑习弦子提琴，犹问太仓师法。”

    张野塘善北曲，工弦索，因罪从河北谪发太仓。魏良辅重其才，以女相许，招为女婿。张野塘跟魏良辅习南曲后，促进了南乐与北乐的相融，并创制了一种叫弦子的新乐器。在张野塘的努力下，北曲被引进到南曲中，以弦乐器为主伴奏的北曲和以箫、笛为主伴奏的南曲开始结合，弦乐、管乐、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的伴奏乐队也出现了。这在明代时被誉为“颇相谐和，殊为可听”的吴中新乐，也即江南丝竹的初级阶段——弦索。

    弦索或曰丝竹的走向独立，昆曲功不可没。随着昆曲的流行，为之伴奏的弦索传遍了大江南北，这又带动了昆剧伴奏乐的改革、发展。

    我们说江南丝竹起源于太仓，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江南丝竹的乐器与四五百年前的吴中新乐弦索的乐器大致相仿。熟悉昆曲的人都知道，昆曲的主奏乐器是笛子，其次是弦子和提琴。此提琴乃由太仓乐师杨仲修所创。查太仓的方志资料可知，张野塘组建的弦索乐队，真可谓人才济济：谢林泉吹管、吹笛，过云适、张梅谷吹洞箫，张野塘弹弦子，杨仲修拉提琴，赵瞻云弹琴、筝，还有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等一帮乐师，或吹笛笙，或弹琴弹琵琶，或敲板击鼓。这批人，都是当年顶级的乐师，既擅奏乐器，又能清唱，一专多能，各擅绝活，俨然一支训练有素的弦索乐队班子。

    如果说，明代嘉隆年间在昆曲改革中派生出来的吴中新乐“弦索”已具备了独立生存的条件，则等于说弦索不再是昆曲的附生体了。

    在明万历年间，所谓的弦索班子实则是当时望族人家的家乐班，是被大户人家养着的。到了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民间的职业戏班开始出现，这又是江南丝竹一个飞跃性的发展。清代时，太仓的芳吉班属职业戏班子，靠演戏养活一家老小。职业的戏班与票友不一样，要求在技艺上精益求精，又兼承担了培养后人的任务，后来又被称作堂名，一代代传下来。这些堂名班社分布在太仓各乡各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太仓全县的堂名班社中有记载的达30多个，这些演奏班子都会一些江南丝竹的传统曲目。

    到了清后期，太仓地区又出现了独立的江南丝竹社，其成员不再唱戏、伴奏，而是专司乐器，成为职业乐手。他们在乡间庙会、灯会或逢婚丧事时去吹奏，以养家糊口。这种风气一开，太仓乡间或城里，家境稍为富裕的人家，碰到家中有大事，花些钱雇个丝竹班子来吹吹打打、热闹一番是常有的事。这一来，这种职业行当发展就很快了。据说在20世纪40年代时，太仓大大小小的江南丝竹班子有100多个，乐手有100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其中的佼佼者被吸收入专业剧团，如浏河镇的张晓峰进入上海歌剧舞剧院，成了我国著名的演奏家、作曲家。

    近年，在张晓峰老师的支持下，江南丝竹的传统曲目得到了整理。江苏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太仓江南丝竹十大曲》CD中收有流传于太仓地区的《乌夜啼》《槐黄》《春花秋月》《节节高》《花花六板》《六花六节》《南词起板》《龙虎斗》《葡萄仙子》《八段锦》等，此外，还有《太子骑车》《玉和》《杨合》《新平平曲》《红日落》《倒免脸》《思春》《四大景》。近年，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狮城华乐团特邀请太仓文化馆恒通民乐团赴狮城，联合举办“太仓江南丝竹十大曲”演奏音乐会。

    经江苏省有关部门批准，“江苏省江南丝竹实验基地”正式挂牌。

    总而言之，江南丝竹由明代嘉靖、隆庆年间的张野塘在太仓创始，由吴中新乐弦索发展而来。江南丝竹现流传于江、浙、沪一带，深受国内外人士喜爱。

    6 《清明上河图》与太仓

    说起《清明上河图》，中国的文化人没有不知道的，说其家喻户晓也不为过。

    据《太仓地方小掌故》记载：明朝奸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藩知道太仓人王忬（官至兵部右侍郎）家中藏有《清明上河图》，就强行索要。王忬难以割爱，可又迫于严世藩的淫威，就请人临摹了一幅送去。不想姓汤的褙画匠借此敲诈王忬，王忬没有睬他。姓汤的褙画匠勒索不成，就向严世藩告发，说此画他曾在王忬家中见过，王忬送来的是赝品，如若不信，只看屋檐上的麻雀是否一脚踏两片瓦便可证实。严世蕃细看，果如其言。严嵩父子知道后耿耿于怀，伺机报复。恰好此时俺答部进犯中原，王忬作为蓟辽总督，在战场上打了败仗，镇边失利，严嵩父子乘机将王忬斩首。

    历史上流传的戏剧《一捧雪传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只是将《清明上河图》改成了“一捧雪”白玉杯，王忬改成了莫怀古。

    清代时，《清明上河图》先是由陆费墀（安徽人）收藏。陆费墀是乾隆年间的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矜印题跋。此图后被状元出身的太仓籍湖广总督毕沅购得。毕沅（1730～1797），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平生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和他的胞弟毕泷都是清代有名的鉴藏家，兄弟俩都十分喜欢这幅名画，反复欣赏后，盖“毕泷审定”的印章。后毕沅获罪被抄家，家私被抄入内府，《清明上河图》再次进入皇宫。

    关于《清明上河图》，据史学家与书画鉴藏家告知：自此画问世以来的九百多年间，赝品、伪品已不是一幅两幅，而其中最为有名、最难辨真伪的是明代太仓人仇英的临摹本。仇英，字十洲，后成为与唐伯虎齐名的明代四大画家之一。在四大画家中，仇英的出身是最卑微的，他可能是为了生计才临摹名重一时的《清明上河图》。平心而论，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在一定意义上属借鉴，因为他当时还未出名，他也未必能见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所以他的临摹带有再创作的成分。据史书记载，仇英的《清明上河图》长达9.87米，比张择端的真迹几乎长了一倍，人物竟超过了两千人，是张择端原画人物数目的四倍，画面的内容也就更丰富了。由于仇英的《清明上河图》的后半段还有皇宫金明池的图景，比其他留存的版本更全，因此有人认为这才是真品。后经鉴赏家考证：仇英的画作于明代，其中最大的破绽在桥梁结构。宋代的桥梁是木结构的，且无一根支柱，有如彩虹飞架碧水，故又称虹桥。这种建桥法，宋之后就不见了，而仇英的画里的大桥是砖石砌成的半圆拱桥。另外，张择端画的城楼是夯土墙，仇英画的是砖石墙，这也是宋城墙与明城墙的区别。然而，仇英所画的《清明上河图》也自有其价值，一是出自名家之手，二是此画以苏州城的街市为蓝本，同样保留了不少历史信息。

    一幅让海内外一致称道的传世名作，竟与多位太仓名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仓历史底蕴的厚重，太仓作为一个历代书画名家辈出的书画之乡，的确名不虚传。

    7 南码头与天下第一粮仓

    南码头的形成在元代，其位置在太仓原南郊乡，即现在的科教新城。元代的统治者在北京建都城后，迫切需要江浙一带的粮食。因陆地运输成本高、效率低，耗时长，后来开辟了海上漕运的路线，在太仓建了庞大的粮仓。粮仓的规模极大，号称“天下第一粮仓”。海上漕运前后持续100多年，南码头也就兴盛了100多年。在整个元代及明初，太仓的南码头吸引了胡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前来经商、定居，还吸引了孔子的后裔迁居太仓，伊斯兰教也是那个时期落户太仓的，可谓五方杂处。

    昆曲创制于南郊，麻将起源于太仓，江南丝竹发源于太仓，都与南码头、与“天下第一粮库”有着割不断的关系。

    明代时，海上漕运停了，但太仓的粮仓的规模依然是全国数一数二的。

    2009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了位于太仓南郊的“海运仓”遗址，共有919间敖仓，储存了浙江南直隶各处粮食数百万石，俗名也叫“百万仓”。海运仓遗址重见天日，被列为2009年全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 娄东画派与“四王画派”

    太仓的四张“文化名片”之一就是“娄东画派发祥地”。娄东画派简称“娄东派”，一称“太仓派”，是中国画流派之一，被认为是中国画的“正脉”，统治中国画坛两三百年。

    娄东画派师承董其昌，领军人物是清康熙年间的宫廷画家王原祁。王原祁继承祖父王时敏的技法，并仿黄公望的技法，名重于康熙年间，一时从学者甚多，以族弟王昱、侄子王愫和弟子黄鼎、王敬铭、金永熙、李为宪、曹培源、华鲲及温仪、唐岱等为著，其后有曾孙王宸、族侄王三锡，以及盛大士、黄均、王学浩等。太仓因在娄江（即浏河）之东，故称其“娄东派”。娄东画派自清初形成以来，对后世绘画有重大影响。

    我们在提及太仓的娄东画派时，也往往会提及“四王画派”。很多人弄不清“娄东画派”与“四王画派”是不是一回事，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实，“娄东画派”与“四王画派”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异有同。“四王画派”包括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翚，其中前三位系太仓人，王翚乃常熟人。王时敏在明后期就很有名了，到了清代，被称为“国朝画苑”领袖。他又是王原祁的祖父。王鉴是王世贞的曾孙，与王时敏同姓不同宗，但因为都是太仓人，“太原王”与“琅琊王”互相通好。王翚虽然是邻县的常熟人，但他是拜王时敏、王鉴为师的，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住在太仓的。

    一般来说，“四王画派”指明末清初以来太仓地区涌现的四位具有全国影响的代表性画家，后来还有“后四王”“小四王”的说法，但已趋向式微。

    娄东画派是自清康熙期间开始形成的一个中国画流派。用陈丹青的话，“娄东画派”是中国画绕不过的一个话题。

    9 太平天国板桥大捷

    板桥是太仓的一个小镇。据太仓地方志记载：板桥地处太仓城东门外九里处，横跨十八港上的一座三孔石桥。如今的板桥所在地，原名香花桥。相传明初虞宗蕃植花于桥边，花香奇异，故名香花桥。

    清咸丰十年（1860）八月，太平军第二次攻克太仓，并驻军两年多。

    以原太仓把总倪永明为首的地主官僚，为了夺回太仓，就在太仓的新塘镇设立了民团局，招兵买马，扩充兵力。各乡各镇的地主武装纷纷效仿，恢复团练，合起来竟有万余人。他们建营于板桥之东，并筑土城，控制桥口，对太仓的太平军威胁很大。

    民团人数虽然众多，但武器不多、不精，且缺少训练，更无作战经验。太平军利用民团的弱点，突然出击，把民团打了个措手不及，并斩杀了倪永明，可以说大获全胜。

    这对清廷震动很大，为了挽回局势、消灭太平军，清同治元年（1862）清军与太平军在板桥进行了一次决战。

    据史料记载，这次战役，清军派多支民团赴太仓，江苏知府李庆琛、游击姜德也率清军六七千人协助作战，另外还有被李鸿章收买的洋枪队，几路人马从嘉定直扑太仓，扎营于板桥，形成包围圈。

    由于寡不敌众，加之清军有洋枪队，太平军的形势非常危急。忠王李秀成在南京得报，亲率太平军精锐万余，会同纳王郜永宽、听王陈炳文所部三万将士星夜兼程，驰援太仓。在李秀成的指挥下，太平军兵分两路，前后夹击清军。是役攻破清营30座，歼灭清军5000余人，杀了江苏知府李庆琛、同知周士濂、副将王国安及梁安邦等，地主武装的头目夏保全、邵煃亦被杀。清军几乎全军覆灭，只姜德残部两三百人逃回宝山。板桥战役前后持续一月有余，太平军狠狠打击了鬼子洋枪队的嚣张气焰，保卫了苏福省，还扭转了局势，写下了太平军史册上光辉的一页。

    据太仓史志记载：太仓致和塘海门第一桥东北侧，即今太仓名人馆所在地，乃当年李秀成指挥板桥大捷的临时指挥所。老太仓人称这里为杨家东花厅，原名“承荫堂”。它占地6000多平方米，早先为督理长江漕运的杨姓万户侯的私宅，始建于明代天启年间，续建于崇祯年间，距今约400年。清同治元年（1862），此处为太平天国慕王谭绍光的王府，也有学者认为是行辕。当年此处有亭台楼阁，如今只剩一棵500多年的罗汉松，枝繁叶茂，见证着历史的风风雨雨。

    10 太仓光复

    辛亥革命时期，太仓有多位热血青年、仁人志士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早期中国同盟会会员有俞剑华、闻天裔、金沸血、冯心侠、张花魂等。冯心侠还参加过讨袁活动，宋教仁还曾手书“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的对联相赠。

    1911年（农历辛亥八月），武昌爆发起义。上海首先响应，宣告独立。之后，江苏的巡抚程德全宣告脱离清政府，通电独立，他被公推为江苏都督，并分电各州县也可宣告独立。

    当时中国同盟会总部内定曾留学日本的会员俞剑华为太仓民政长，让其先回太仓，联络革命志士。

    农历九月十八日，俞剑华带领闻天裔、杨凤阁、陆瓞圃等30多人集于义仓宝稼堂，商议后，个个臂缠白布，来到州署，令太仓知州赵谨琪交出大印。另有多人由徐福镛率领，冲到镇洋县署，令镇洋县知县胡位周也交出印信。知州、知县知道清王朝大势已去，没作任何反抗，极为配合。

    此时，已集有各界人士百余位，他们会合后绕街而行，呼喊光复口号，其势颇壮。游行队伍来到西门后，在城楼上竖起白旗，表示太仓脱离清朝。

    第二天下午，民众大会在孔庙的明伦堂召开。会上，俞剑华被推举为民政长，但由于俞剑华留学日本，长期不在家乡太仓，太仓的地方绅士并不了解他，甚至不认识他。俞剑华当场表示自己不懂政治，不了解官场，建议推举江苏咨议局议员兼太（仓）嘉（定）宝（山）崇（明）中学堂教员洪锡范为民政长，并以旧州衙为民政署，设六科，又推举洪保婴为总务科长，蒋伯言为财政科长，钟以庄为司法科长，杨瑛为警务科长，蒋乃曾为教育科长，钱泰阶为实业科长，就此正式宣布太仓光复。后来，上海与江苏分别有军队开到太仓，组织临时军政府，由毕家藩任军政长，在旧镇洋县署办公。

    根据现有的史料可以知道，太仓的光复是在中国同盟会的策划、运作下取得成功的。

    11 日寇“天王”级飞行员在太仓被生俘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参与侵华的空军飞行员中，有四位被称为日本飞行员中的“四大天王”。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四位代表日寇顶级飞行水平的飞行员，仅一年有余，全部在我国境内被消灭。

    “四大天王”中唯一被我国抗日军民生俘的是山下七郎。他是“四大天王”中第二个被击落的，时间在1937年9月26日。当时上海《申报》刊登的报道是《敌机经毛家市，一架降落》，9月28日又补充报道《敌机一架受伤，在苏坠落》。据《申报》报道：山下七郎是日本空军联队第二分队队长，他驾驶的是“九六”式126号舰载战斗机。当天，山下七郎驾机从上海公大机场起飞，掩护飞去南京执行轰炸任务的轰炸机群，在苏州附近遭遇我国空军的拦截，后被我国空军第四大队队长高志航驾驶的改造过的霍克—Ⅲ飞机击伤，被击伤而起火冒烟的飞机最后迫降于太仓与常熟交界的地方，山下七郎则被俘虏……

    据当地老人回忆，日本飞机跌落在当时的太仓双凤区项脊乡的网船坟（网船坟是河边的一片坟地）。

    那时临近中秋节，当地农民正在田里劳作，突然听得西北方向天空传来一阵吓人的响声，抬头望去，见一架飞机尾部冒烟，歪歪斜斜、摇摇摆摆地飞过来，越飞越低，一头冲向网船坟的河滩边，那飞机一断为二，飞机翅膀被甩到了二十多米外的河对岸，飞机头在河这边。飞机掉下来时，发出巨大的响声，附近有一只黄牛吓得蹿了起来。附近的农民大部分吓得逃的逃、躲的躲，当时天上还有飞机在盘旋。后来有人爬上飞机一看，发现机舱的玻璃都碎了，一个日本飞行员满脸是血，已不能动弹，还发现飞机上有两挺机枪，是脚踏式的。

    后来，当地的保长卸下了家里的门板，把受伤的日本飞行员从飞机残骸里救出，放到木板上，再抬到附近的南州街庙里。第二天，来了多架日本飞机在网船坟一带低空盘旋，看样子一是侦察，二是想找到飞行员。为了不让日寇的阴谋得逞，当地军民砍了附近一个竹园的竹子，把飞机遮起来。大约过了若干天，飞机残骸被专人运走了。

    相关资料显示：山下七郎出生于日本九州福冈县久留米市梅满町九三零番地，父亲叫山下德次郎。山下七郎被俘后，一度忏悔，他说没想到中国军队如此英勇善战，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并希望战争能早日结束，能活着回到日本。他曾对我国军民优待俘虏的政策表示既感动又惭愧，发誓不再做军人。

    由于山下七郎公开忏悔，有关方面将他押送到了四川内地关押改造。没想到山下七郎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利用看管不严的机会，肆意收集军事情报，还组织其他日本战俘越狱逃跑，后事情败露，山下七郎被判处死刑，结束了他可耻的生命。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