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宋吴中水利专家郏亶

    郏亶（1038～1103），字正夫，太仓人，北宋水利学家。

    郏亶出生于农家，自幼酷爱读书，见识不凡，宋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授睦州（今浙江省淳安西南）团练推官，知杭州于潜县。他没有去上任，终日跋涉于野外，从事农田水利的考察和研究，深究古人治水之迹。

    宋熙宁三年（1070），朝廷诏告天下，征集兴利除弊的良策。此时，他在广东主管机宜文字，当即上书建议治理苏州水田，提出治水主张，认为“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莫过于苏州，但自唐以来，经营至今，始未见其利者，其失有六。今当去六失，行六得”。他总结了前人治水的经验与教训，指出以往治水中存在的六处失误，并指出治水必须“辨地形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泄之迹”。后来他提出的“治田利害大概”七条，被宰相王安石采纳。为了更好地总结前人的治水经验，他还实地考察了太湖地区治水的历史，考察了260多条河流，结合自己治水的亲身体会，撰写了《吴门水利书》四卷（已佚）。

    《苏州水利六失六得》和《治田利害七事》两篇流传至今。他指出要根据不同的地形特点和水文条件，因地制宜兴修农田水利，主张疏浚与筑堤相结合，“驱低田之水尽入于淞江，而使江流湍急”，既可冲刷河床，又可加速排水。他还绘制了许多水利图，为后人治理吴中水利提供了重要依据。

    熙宁五年（1072），郏亶任司农寺丞，提议兴修两浙水利，熙宁六年（1073），由于遭到朝廷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被罢免。回太仓后，他置个人荣辱于脑后，在住宅西面一块名为“大泗瀼”的水田中，开圩崖、沟浍场圃，实践治水理论，获得农业丰收。于是，他再次上书重申自己的主张，朝廷复任他为司农寺丞，另授江东转运判官，元祐年间授太府寺丞，令其出任温州知州，后授比部郎中。然而未及上任，郏亶病死于温州任所，年六十六。

    2 明代文坛“后七子”领袖王世贞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弇州山人，太仓人。父王忬，官至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世贞自幼颖异，读书过目成诵，有捷才，少时有“少年醉舞洛阳街，将军血战黄沙漠”句，其师骆居敬大奇之，叹曰：“子异日必以文鸣世。”嘉靖二十六年（1547），王世贞22岁时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其执法端谨，时锦衣都督陆炳受“巨公”指意，匿罪犯阎某于宅，王世贞搜之且绳之以法，因此忤权贵。嘉靖三十年（1551），王世贞迁刑部员外郎，又迁刑部郎中。时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因弹劾权相严嵩而被害，王世贞泣奠，经理其丧，遂使严嵩深恨之。史部两次欲迁其为提学副使，均被严嵩阻止。王世贞后改任青州兵备副使。嘉靖三十八年（1559），父王忬被严嵩构陷冤死，王世贞与弟扶柩归里。隆庆元年（1567），他讼其父冤，得徐阶相助，父冤始洗，补河南按察司副使，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寺卿。万历二年（1574），他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又因政见忤张居正而被罢官。万历六年（1578），他被起用为应天府府尹，遭弹劾而罢。张居正殁后，王世贞被起用为南京兵部侍郎，升南京刑部尚书，后称病乞归，万历十八年（1590）归道山，享年六十五岁，葬故里。观其一生，志在兼济，反对宦官与权奸，主张抗击南倭北虏。他才高八斗，宦途坎坷，历五相未得重用，遂以名山之志娱平生，以才华成士人领袖，独主文坛二十年。他在中国文化史上书写了浓重一笔，堪称一代宗师。

    王世贞与《本草纲目》的出版

    在明代，李时珍远没有现在的知名度，只是湖北蕲州一个继承家学的地方名医而已。他虽然经过27年时间，写成了洋洋洒洒52卷本的《本草纲目》，但在世俗的出版商眼里，李时珍无非是个名不见经传的乡下土郎中，他们如何肯为他投资出版城砖一样厚的专业书籍呢？在书肆老板看来，医药书不可能成为畅销书，谁又肯做赔本的买卖呢？

    碰了钉子的李时珍不甘心这部花费了他毕生精力、倾注了他毕生心血的巨著埋没于乡野，在万般无奈之中，他突然想起了文坛泰斗王世贞，想请王世贞向书商推荐出版，因为当年王世贞在湖北任湖广按察使时，他与王世贞有过交往，就凭着这点关系，李时珍从南京泛舟到太仓。

    李时珍拜会王世贞，主要目的是为《本草纲目》求序，希望《本草纲目》的出版能得到王世贞的支持。

    李时珍是明万历八年（1580）到太仓来求序的，可能是《本草纲目》专业性太强了，王世贞断断续续看了十年，直到1590年王世贞病故前几个月，才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巨著的代序，王世贞在序言中称李时珍为“真北斗以南一人”。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王世贞的序言，促成了《本草纲目》在1596年的正式出版。这也是太仓文化人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大贡献。可惜，现在新版的《本草纲目》把王世贞的代序删掉了。

    王世贞与戚继光

    明隆庆二年（1568），明代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到太仓拜访仰慕已久的王世贞。当时他离任赴京北上，暂驻邻县，于是忙里偷闲，约了同道好友、曾任左司马的汪道昆乘舟到太仓造访王世贞。戚将军着便服，而非戎装，故一派儒雅风度。

    一个是武将，一个是文人，但戚继光与王世贞两人相见恨晚，谈得十分投机。据说戚继光曾以海中巨铁锻得宝剑三把，戚继光与左司马汪道昆各一把，另一把则赠予王世贞。王世贞得此宝剑后，欢喜不已，遂作《戚将军赠宝剑歌》以记其事，回赠戚继光将军，留下一段佳话。

    在万历十三年（1585）时，戚继光第二次到太仓专程拜访王世贞。因二人已非第一次见面，平时有书信往来、诗文互赠，所以这次戚继光来太仓，希望王世贞为他所著的《止止堂集》写个序，也算美事一桩。王世贞有感于戚继光的功绩与名声，以及他的儒雅与真诚，认认真真地给《止止堂集》撰写了序言。

    王世贞与《金瓶梅》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海内外见诸报刊、书籍的有五六十种说法，但排在第一位的可能作者是太仓人王世贞。

    明代时，廿公在《金瓶梅跋》中指出作者“为世庙时一钜公”，明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则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与王世贞同时代且与之有交往的屠本竣在《山林经济籍》卷八说：“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他特意指出，“相传为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明文学家谢肇制则说：“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完好。”

    清初，“王世贞说”开始流行。此观点最早见于宋起凤著于康熙十二年（1673）的《稗说》，其卷三云：“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其后不久，《金瓶梅》康熙乙亥本的序言中，谢颐用甚为肯定的语气说：“《金瓶梅》一书信乎为凤洲作无疑。”“凤洲”是王世贞的号。乾隆年间的顾公燮在《消夏闲记摘抄》中《作金瓶梅缘起——王凤洲报父仇》一节里有较为详细的描写：“忬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曰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促之间，凤洲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抄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迹，阴搽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拟批，不称上旨。上寝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清代的李慈铭、梁章钜等文人也持此观点。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张竹坡“苦孝说”一出，则成为当时最受追捧的一种观点。张竹坡指出：“其亲为仇所算”，“痛之不已，酿成其酸”，“《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若孝说”。张竹坡在《金瓶梅》第100回夹批说：“作者固自有沉冤莫伸，上及其父母，下及其昆弟，有千秋莫解之冤，而提笔作此，以仇所仇之人也。”由于张竹坡所说的情况，唯有王世贞一人符合，故得到多数人认同，像清康熙年间的文学家张潮公开赞同“王世贞说”。佚名的《寒花庵随笔》还把此传说编成了曲折动人的故事，流传甚广，影响甚大。另外，《缺名笔记》《秋水轩笔记》《茶香室丛钞》等书的作者也都认为《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后来的蒋瑞藻的《小说考证》，也持此观点。这样，基本坐实《金瓶梅》为王世贞所写。由于海外译本以前均以张竹坡评本为蓝本，所以“王世贞说”在海外也流传甚广。

    20世纪30年代时，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金瓶梅》评价甚高，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后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日文译本序中又有了新的说法：“《金瓶梅词话》的对话却全用山东的方言所写，确切地证明了这绝非江苏人王世贞所作的书。”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里也持相似观点。然而他们都忽略了王世贞原本乃山东籍，乃“山东琅玡人”，并且他做过三年山东青州兵备副使，他会山东话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王世贞作为文坛大家，会故乡语言是情理之中的事。1934年1月，吴晗在《文学季刊》创刊号上发文章反驳“王世贞说”，由于鲁迅、吴晗两人的身份、地位，“王世贞说”受到了重大冲击。天津的朱星教授则力主“王世贞说”，1979年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论文《〈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1980年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金瓶梅〉考证》一书，从多方面论证，除了王世贞不可能有其他人写出如此巨著。朱星教授之后，又有学者周钧韬提出“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2008年，李宝柱先生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彻底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谜——王世贞与兰陵笑笑生关系考证》。据李宝柱考证：兰陵就是王世贞祖籍地山东峄县，也就是琅琊；“笑笑先生”系北宋文人文同的雅号，是王世贞极为推崇的前贤，王世贞在其诗文中多次提及，因慕其名，故去其“先”字，自号“笑笑生”，以表对文同的尊敬。这样，王世贞取名“兰陵笑笑生”的笔名都有出处、有着落了。李宝柱先生的这篇考证文章再一次强化了王世贞写《金瓶梅》的可能性。

    李宝柱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其考证文章应该是可信的。即便这是一家之言，也是极具分量的。

    3 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冈

    陆子冈（1522～1620），亦作陆子刚、陆子岗，明代著名玉雕圣手，江苏太仓浏河人氏，后来迁居琢玉中心苏州。

    陆子冈自小即有雕刻之爱好，及长技艺日精。他所制玉器，方圆、扁平富于变化，意之所到，即能成器。其贡献之一是将传统的“沙碾法”改变成刀刻法，使雕刻艺术达到高超精美的程度。因其雕刻技艺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地步，故他雕刻可以视材质赋形，刻出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花卉、虫鸟，以及茶壶、发簪等，深受士大夫与收藏家之青睐。

    陆氏琢玉最大的特点是“刀刻法”，作品闻名朝野，可惜刀法已失传多年。陆子冈是用什么工具把玉器雕刻得如此精美，至今还是个不解之谜，而且，他琢玉非常讲究，有“玉色不美不治，玉质不佳不治，玉性不好不治”之说。要知道，玉质越佳，往往硬度越高，雕刻的难度越大。据陆子冈自己说，他手下绝活皆出于独创之精工刻刀“昆吾”，他能够用尖利无比的昆吾刀直接“刻”玉，但这“昆吾刀”，他从来秘不示人，操刀之技也秘不传人，充满神秘感，成为旷世绝技，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带徒传技，他被皇帝杀头后技亦不传，后继无人，惜哉惜哉！

    陆子冈的手艺很为徐渭、张岱等文人所推崇，被誉为“吴中绝技”。据史书记载，他的作品有玉蝉、玉水中丞、玉印池等。传世的实物有青玉“婴戏执壶”、青玉“合卺杯”、青玉“山水人物纹方盒”、茶晶“梅花花插”等，现今传世的陆子冈作品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等地。

    陆子冈是玉雕艺人中第一个要求社会承认自己的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他坚持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作品上，在作品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留有“子冈”“子刚”“子刚制”三种刻款。刻款部位十分讲究，多在器底、器背、把下、盖里等不显眼处。当时的权贵对他这种“大胆放肆”颇不以为然，但是又实在喜爱陆子冈的玉雕作品，所以只好妥协。即使皇帝叫他琢玉，他也要在玉器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明代是程朱理学发展到极致的年代，社会上早已牢牢树立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尊儒风气。然而，陆子岗的精湛技艺使他以“下贱”的工匠身份成为备受士大夫推崇、敬重的玉雕大师。他的知名度极高，这在古代的工艺名家中也是不多见的。他制作的许多精美玉器，成为士大夫和收藏家的偏爱之物，一只簪的价格就高达五六十金。其中有不少传入宫中，成为帝王赏玩之物。

    相传，当时皇帝命他做一套玉壶，并严令其不得署名，但是后来，有人在壶嘴内部还是找到了极为巧妙地隐藏起来的“子冈”二字。他因此遭人告发，被判“犯逆罪”。

    清代时，苏州玉器业就将陆子冈奉为本业祖师，顶礼膜拜。他的一身绝技也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代乾隆年间官府曾几次招雇苏州玉工到京供职并传授艺徒。后世艺人对陆子冈极其推崇，清代玉工多喜署“子冈”，作品被视为向前辈致敬之作，凡落“子冈”款的玉佩一律称子冈牌，可见陆子冈影响之大。

    现在市面上有“子冈”落款的玉器已成为价值连城的国宝级藏品，连那些仿“子冈”落款的玉制品也备受推崇。全国各地的玉雕大赛也经常以“陆子冈”命名，以纪念这位名垂青史的玉雕大师。

    4 明代首辅大学士王锡爵

    王锡爵（1534～1614），字元驭，号荆石，明神宗万历十二年至十八年（1584～1590）任文渊阁大学士，万历二十一年正月至二十二年五月（1593～1594），任武英殿、建极殿大学士，任职时间前后共5年多。据王氏谱牒记载，王锡爵为北宋真宗时宰相王旦的后裔。元代时，王锡爵的祖辈避战乱而南下，其中一支迁徙至今太仓浏河。王锡爵为太仓琅琊王氏第十一世孙。相传，王锡爵出生时，正巧有一群麻雀飞集其家院宅，因古时“雀”与“爵”通假，遂起名锡爵。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他取得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翰林院编修，累迁祭酒、侍讲学士、礼部右侍郎等职。万历十二年（1584）他官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曾疏请“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等六议，为万历皇帝所采纳，并受褒扬。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入阁为首辅。他力请罢止江南织造和江西陶瓷等专门为宫廷制造奢侈品的机构，要求减轻云南的贡金和赈济河南饥荒，都得到了施行。次年，他因在“争国本”中首肯“三王并封”遭朝中非议，辞首辅。万历三十五年（1607），再次被征召入阁，凡三辞，皆不许。他离职后，朝廷对他恩礼不衰，加赠太子太保，赐道里费。卒后，朝廷赠太保，谥文肃，赐葬，敕建专祠。

    王锡爵的曾孙王掞在清代也官至大学士，因此人称“祖孙宰相”“两世鼎甲”。王锡爵的儿子王衡和孙子王时敏又荫赠一品，因此，又称为“四代一品”。

    5 娄东琴派创始人徐上瀛

    徐上瀛（约1582～1662），别名青山，号石泛山人，江苏娄东（太仓）人，明末著名琴家，娄东琴派代表人物。徐上瀛纠正了严澄弹琴只求简缓而无繁急的缺点，自成风格，达到了较高的弹奏水平。他总结多年的弹奏经验，辑成了《大还阁琴谱》一书，是我国古代琴艺学的瑰宝。在严澄提倡的“清、微、淡、远”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和、静、清、远”等二十四要诀，系统地阐述弹琴要点和美学原则。

    徐上瀛自幼习琴，博采众派之长，对娄东琴派的琴学有很大贡献，被誉为“今世之伯乐”。

    徐上瀛著的《琴乐二十四况》（即《奚山琴况》），继承发展了儒、道两家的思想，提出了古琴表演艺术的总的美学原则和审美标准，对清代琴坛的影响很大。

    6 张溥与复社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太仓人，明崇祯年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著作千卷，名满天下。他提倡“兴复古学，务使有用”，创立复社，被尊为领袖，有门生七千人，堪为一代宗师。后张溥被魏忠贤余党构陷入牢狱，卒时不满四十岁。张溥一生著作宏丰，编述三千余卷，涉及文、史、经各个领域，他精通诗词，尤擅散文、时论。其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记》，系《古文观止》的压轴之作，这是一篇激烈抨击魏忠贤阉党的檄文，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之一。

    张溥是徐光启的学生，代表了中国最早向西方寻求科学与真理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在中国的历史上，明末的复社，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社，他的发起人就是太仓的张溥与张采，人称“娄东二张”，特别是张溥，乃复社的第一代创社领袖。他不满足于东林党人的清谈、坐而论道，就与同邑的张采提出了“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口号，在崇祯二年（1629）在今苏州的吴江成立了复社。这个文社由松江几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昆阳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七个社团联合而成，地域上涵括了明代十五个行政区六十余府八十多个县。

    复社成员以青年士子为主，先后参与者达3025人。复社成立后，发起了吴江尹山大会（1629年）、南京金陵大会（1630年）和苏州虎丘大会（1633年）。特别是苏州虎丘大会，当时四方学子云集，声震朝野。明崇祯四年（1631）的科举考试中，那一届的贡生有2/3是复社的成员，吴梅村取得会试第一。之后，不少复社成员参与政事，朝中很多新秀自称系张溥门下，一时有复社“遥控朝政”的说法。

    有近代研究者认为：复社是我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民间社团，乃我国政党的雏形。

    可惜的是，张溥在不到40岁的时候就病故了。

    张溥的辞世对复社是个重大打击，加之清兵入关，复社成员有所分化：一部分参与了抗清，甚至英勇战死；一部分不愿与清廷合作，遁迹山林，著书立说；一部分遁入空门，隐居起来；部分人被清廷招安，入仕清朝。

    复社成员遭到魏忠贤及余党的不断迫害，复社在清顺治九年（1652）基本被取缔。复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笔，也留下了张溥的散文、吴梅村的诗歌、顾炎武的政论等，复社倡导的“经世致用”与关心、研究社会问题等，开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新风。

    7 写《圆圆曲》的著名诗人吴梅村

    吴梅村（1609～1672），名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江苏太仓人。

    吴梅村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聪慧，被认为有异质，少年时已能落笔千言，洋洋洒洒。同邑文人张溥见而奇之爱之，叹曰：“文章正印，其在子矣！”梅村遂拜其门下，成为复社之中坚。名师出高徒，师生两人竟都在明清之际的文坛上留下煌煌美名。吴梅村在明崇祯四年（1631）取得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先得会元，后获榜眼。吴梅村生活在明清交替的动荡乱世。在明王朝瓦解之前，吴梅村因复社牵连，差点遭灭顶之灾。刚逃过这一劫，他无可奈何做了遗民，满腔热血、满腔抱负，无从施展，唯浅唱低吟，聊以度日，以不仕来保晚节，哪知只因名头太大，想明哲保身也难。清王朝一统江山后，为收买人心，于顺治九年（1652），朝廷实施了“诏起遗逸”的怀柔政策，在政治高压下，吴梅村出仕清朝。

    吴梅村后期的诗，把他不愿仕清又无法拒绝，内心自责、悔恨的那种痛苦、煎熬的心情，全部融入了诗的字里行间。

    吴梅村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在世六十余年，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文，计有《梅村诗集》《春秋地理志》《春秋氏族志》《绥寇纪略》《复社纪事》《鹿樵纪闻》等。其中《圆圆曲》最脍炙人口，“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句美意厚。

    吴梅村对筑园也情有独钟，清顺治五年（1648），他把王世贞的儿子王士骐的贲园盘下后，加以拓展，改造为梅村，筑有乐志堂、梅花庵、交店庵、娇雪楼、鹿樵溪舍、桤亭、苍溪亭渚胜，还在梅村西筑了旧学庵，可惜，在历史的风雨沧桑中，梅村只留下了一个地名，园林已不复存在。

    8 明代江南大儒陆世仪

    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晚号桴亭，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之意，人称“桴亭先生”。陆世仪为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学家、文学家，被誉为江南大儒。他与乡贤陈瑚（字言夏）、江士韶（号药园）、盛敬（号寒溪）被里人尊为“四先生”，清代时，太仓城里建有“四先生祠”。

    陆世仪曾从刘宗周讲学，通晓诸子百家学说，并精研程朱理学。他以“居敬穷理”为本，力主读书要讲求实用，不尚虚谈。他是邑人张溥领导下的复社的成员。

    明亡后，陆世仪隐居读书、著述、讲学，曾讲学于东林书院与毗陵等地的书院，名声日盛。他著有《思辨录》《论学酬答》《性善图说》《淮云问答》及诗文杂著等40余种、100余卷。

    及清，陆世仪不应科举，主要在家乡太仓讲学，清同治十二年（1873）在今海门第一桥西南创设尊道书院，初名桴亭书院。

    陆世仪曾被列入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为主编），是一位有重大贡献的杰出思想家。

    9 毕沅与关中文物的保护

    毕沅，太仓著名的三位状元之一，系清代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状元，他是著名的经史学家、文学家，生于1730年，卒于1797年。

    毕沅是镇洋县人，古时镇洋县就是我们今天的太仓城厢镇所在地，据考证毕沅的老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老新华书店、老电影院那一带，是个园宅合一的私家园林。

    毕沅的墓地在苏州吴县灵岩山，20世纪70年代初被发掘，出土了不少有价值的随葬品，现在都保存在南京博物馆。

    毕沅于清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1771～1776）和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年（1781～1785）两度出任陕西巡抚，前后在西安为官近10年。他编著了历史上最早系统记述陕西古迹的志书——《关中胜迹图志》与《关中金石记》。《关中胜迹图志》列出了53座帝陵，《关中金石记》收集了797块古碑石刻，是了解、研究关中文物与古碑石刻的重要参考资料，为后来乃至今日保护关中文物奠定了基础。毕沅在任关中巡抚期间重视发展文化、保护古迹，至少有十二大贡献，真正当得“功不可没”四字。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整修西安碑林；保护西安城墙；重修关中书院；翻修西岳庙；重修灞桥；保护周陵；修葺司马迁祠；修缮苏东坡祠；修葺杨贵妃墓；弘扬秦腔艺术；倡修方志；收集历史典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毕沅对西安碑林的整修。到清乾隆年间，碑林已完全失修，破败不堪，而且历朝历代的朝廷权贵、地方官吏以及有钱有势的各色人等，都通过种种关系，把有利自己与家族的碑刻塞进了碑林，以致整个碑林滥竽充数者比比皆是，要保证碑林的文化性、历史性，就必须清理。常言道“请神容易送神难”，如何才能把那些不入流的碑刻清理走呢？主持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有权的大官；第二，必须是碑刻方面的权威，说话有分量。毋庸置疑，毕沅就成了唯一的人选，因为他不仅是陕西巡抚——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而且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金石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由毕沅来主持，谁还不服？毕沅秉公主持，一一甄别，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将没有历史价值、没有民俗价值的碑刻通通清理，对那些有艺术价值、有文史价值的碑刻，将损坏的修补、将倒塌的扶正，重新布局，重新排列，重新加固。经过多年的辛劳，西安碑林焕然一新，为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安碑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中的百姓、关中的文化人，乃至整个中国的老百姓与文化人，都应该感谢毕沅对关中文物的保护。因此，毕沅被陕西人民誉为“关中文物的守护神”“陕西文物保护第一人”。2009年，陕西的文史研究学者徐耿华先生在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学者督抚毕沅》一书，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对毕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0 陆增祥状元与三百廉砚

    陆增祥，字魁仲，号星农，太仓城厢镇人，生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卒于清光绪八年（1882）。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在南京乡试考中举人；在道光三十年（1850）的庚戌科，以进士科一甲第一名在殿试中夺魁，成为清朝以来第九十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

    咸丰六年（1856），陆增祥充任顺天府“丙辰科”乡试主考。明、清两代乡试，数顺天府（今北京）最为引人注目，主考官由前科状元担任。顺天为京畿要地，官宦士绅云集，乡试中走后门托人情成风。陆增祥出任顺天府主考后，权贵显宦纷纷致书为自己的子侄亲朋求情，但陆增祥生性耿直，不徇私情，一律秉公评卷，择优录取，并愤然曰：“士子寒窗苦读，十年辛苦，无不思售，我岂能背良心、违国法、徇私情，为后人笑。”他因此遭到权贵们的排挤，后来出任道台。

    陆增祥在辰沅永靖道做了4年道台，认为自己生性不宜当官，1879年乞归扫墓，辞官回太仓老家，他的仕宦生涯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陆增祥外放当地方官时，因个人爱好金石，搜集了汉魏以来的古砖数千块，以作研究之用。据地方志记载：他辞官回太仓时，因古砖沉重，只能从水路走，船经黄河时，有盗贼见此船吃水如此之深，以为必遇上了一位卸任的贪官，猜想船内必是装了搜刮来的大量金银财宝，于是拦船抢劫。盗贼见船舱中有几十口大箱子，高兴极了，以为发大财了，及至开箱一看，竟是满满一箱砖块。盗贼不信，将所有箱子一一打开，结果全部是大小不一的旧砖、断砖，盗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呼倒霉，失望而归。此事也在当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陆增祥回太仓后，悉心治学、著述，他把收集到的汉、魏、晋、宋、齐、梁各朝的古砖，精选出品相较好的300块，包括铜雀台的汉砖等，雕琢成砚台，拓墨本跋之，按编年撰记，并将古砖一一编号，还写成了《三百砖录》一书，并将自己的书房起名为“三百砖斋”。陆增祥的300块砖砚如今已陆续散失了，但在太仓的博物馆与个别收藏家手里，还能见到陆增祥保护下来的砖砚。这可视为廉政之砖，堪与苏州的“廉石”相媲美，同为古代苏州地区的廉政佳话。

    11 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陆宝忠

    陆宝忠（1850～1908），字伯葵，太仓城厢镇人，清末教育家，光绪二年（1876）进士，先后授庶吉士、编修等职。光绪十一年（1885），他出任湖南督学使，后历任少詹事、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兵部右侍郎等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出任顺天学政。他疏请整顿教育，广设学堂，被朝廷采纳并付诸实施，光绪三十一年（1905），又疏请设立文部，管理自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以下的各省学堂。他主张加强职业教育，多设商、农、工、蚕、林学等科目，使青少年学有一技之长。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礼部尚书。光绪三十三年（1907），御史赵启霖因谏被革职，他十分同情，疏请朝廷应广开言路，严禁党援，使更多的忠良能为国效力。

    陆宝忠认为“科举敝陋已深、非实行教育不足以开民智”，所到之处，“谆谆以提倡学堂为先”。

    及至诏停科举，陆宝忠因势利导，借鉴外国特别是日本的相关情况，上疏献策：设立文部，并责成学政总理各省学务，一以事权；变通学堂奖励之法，毕业者不再予以举人、进士功名或各等官衔，而改授学士、博士名号，“以学茂名高为美、不以能薄官显为荣”；各省广设师范传习所，对自行研习熟谙教法而考验合格者亦准充当教习，以广储师资；纠正“各省中学堂每偏重洋文”之弊，做到国文亦兼并重，责成学官切实督查；注重实业教育，多设实业学堂，“务使通国学人于实业占其多数”；为求教育普及，除“官立”学堂外，亦倡“公立”，私塾有师范文凭之人充当教员和能改良教法者，也允其并存；凡七岁以上不入学者罪其父兄家长；等等。

    陆宝忠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历史人物，特别是他对我国教育的贡献是开创性的，如今我国一些大学依然沿用他当年制定的规章制度。

    12 对上海开埠有大贡献的钱鼎铭

    钱鼎铭（1824～1875），江苏太仓人，字新之，号调甫、定舫，系吴越王钱镠的第三十世孙、清代湖南巡抚钱宝琛之子。

    钱宝琛力主禁烟，比林则徐还早，也是后来林则徐禁烟最主要的支持者。

    据地方志记载，钱鼎铭少而好学，后以州学生考中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选赣榆训导，旋援例授户部主事，以丁忧归。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著于光绪年间的《请宣付史馆疏碑》中记载：钱鼎铭在籍募勇从官军镇压小刀会，授任榆赣训导，后因受上海道台委托，赴安庆乞曾国藩援江苏镇压太平军而一举成名。同治中，参赞李鸿章军务，镇压太平军；再镇压捻军，驻清江浦主持军饷转运。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疏荐其才大心细，堪膺重任，朝廷命其任直隶按察史，寻迁布政史，两年后，升河南巡抚。简练河南马步兵，凿贾鲁河故道，浚勺金河、丈八河、永丰渠等。光绪元年（1875）卒于开封官舍。谥敏肃。

    钱鼎铭在《清史稿》中有传，著作有《钱敏肃公奏疏》七卷，存素堂刻本，南京图书馆存。

    钱鼎铭墓志铭由李鸿章撰于光绪元年（1875）并正书，后在江苏省太仓市出土。

    钱鼎铭对上海的开埠是有很大贡献的。太平天国后期，钱鼎铭为了保护钱氏家族的财产，组织了地方武装，出任团练。他后来受上海道台与江苏巡抚的委托，借其父钱宝琛当年在湖南任巡抚的名望，去找曾国藩求援，凭口才终于说动曾国藩出兵。在大战之前，钱鼎铭在江浙一带劝农村的地主、富农去上海避难，因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无法移动，唯将把金银、珠宝、字画、古董等随身携带，这样，短期内江浙的财产就集中到了上海。土豪们坐吃山空，钱鼎铭就鼓励他们在上海投资，这相当于现在的大规模融资，于是，大大加速了上海的开埠，可惜知晓这段历史的人已很少。

    13 交通大学第十一任校长唐文治

    唐文治（1865～1954），号蔚芝，近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他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时代，先仕后教、先工后文，颇有传奇色彩。

    唐文治出生于太仓岳王的静观堂。他自幼聪颖，读书刻苦，青少年时得同里名师王祖畲指导，国学扎实，学识渊博，光绪十八年（1892）考中进士。他历任户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农工商部尚书等职。

    在清政府任职期间，他曾随使出访考察日、英、法、美等国，深感要解救贫弱的中国，兴办实业、培育人才为救国良方。因此。在执掌农工商部期间，他审批、兴办了一大批工矿企业、银行等实业，成为“戊戌变法”之后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对我国现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有过很大的贡献。

    1907年，唐文治目睹中华民族备受外国列强凌辱、清王朝摇摇欲坠、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毅然决然借丁忧回籍之机弃官从教，开始了他长达40多年的教育救国实践。

    唐文治曾先后担任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上海交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校长。在今西安交通大学校园里，还竖立有唐文治塑像。唐文治办学“文理并重，办理工科学校时，重视文科教学，办文科学校时，不薄理科”。因此，作为理工科学校的南洋公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我国早期的邮电、交通、电机等方面的专业科技人才，还造就了如陈柱、朱东润、冯振、邹韬奋等著名的人文学科的教授、报人。当时该校因学生德行好、学术好、体魄好而驰名，人称“东南表率”。

    无锡国专是一所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高等学校，唐文治除力主学生须精研国学、弘扬国粹外，还广泛开设了逻辑学、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地图绘制法等其他社会科学课程，因此造就了诸如王蘧常、钱仲联、魏建猷等众多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

    新中国成立后，唐文治曾任中国文学院院长等职，遗著有《茹经堂文集》等。

    14 百岁丹青大师朱屺瞻

    朱屺瞻，清光绪十八年（1892）农历五月初二生于太仓浏河新镇的一个富商家庭，名增钧，号起哉、二瞻老民，斋名梅花草堂、癖斯居、养菖蒲室。他八岁起临摹古画，中年时期两次东渡日本学习油画，20世纪50年代后主攻中国画，擅山水、花卉，尤精兰、竹、石。他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顾问、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等职。

    20世纪50年代以来，朱屺瞻先后在上海、南京、北京、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过十多次个人画展。1962年，他参加法国春季沙龙画展；1983年，他92岁时为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画巨幅《葡萄》；1984年，山水画作品《大地春意浓》获第六届全国美展荣誉奖；1995年2月，英国大英博物馆举办了他的艺术作品展览；同年7月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画展展出他的作品。1986年应邀赴美讲学。他是我国著名的寿星画家、画坛的一代宗师，并在百岁纪念日于上海举办了“百岁书画展”。

    朱屺瞻的作品融会中西，致力创新，笔墨雄劲，气势磅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出版有《朱屺瞻画集》《癖斯居画谈》《朱屺瞻画选》等。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于1981年拍摄艺术纪录片《画家朱屺瞻》，1995年上海市政府在鲁迅公园创建了朱屺瞻艺术馆，不仅用于收藏和研究朱屺瞻的作品，也是一个艺术交流机构。

    1991年，朱屺老年届百岁时，其家乡太仓市市政府在先生旧居处重建梅花草堂。梅花草堂落成典礼之日，朱屺瞻应邀偕夫人、女儿等专程前往。先生还向梅花草堂赠送了近作《春风新长紫兰芽》《老干横生色如铁》《雨后溪山》等书画作品6件，并与家人在铁卵池畔的合欢树下合影留念。

    朱屺瞻虽已离开家乡太仓浏河几十年，但仍对家乡一往情深，他先后为家乡的博物馆、墨妙亭等捐画，为同邑大科学家吴健雄创立的“吴仲裔奖学金基金会”捐款，还在家乡的明德中学设立了“朱屺瞻奖学金”，并被学校聘为此奖学金组织的名誉主任。

    此外，朱屺瞻还多次为家乡的书画家，如邢少兰、马士达以及种兰专家殷继山等题写书斋匾额，为作家凌鼎年的集子题写书名。

    1996年4月20日朱屺瞻因病长逝，享年105岁，骨灰安葬在青浦华侨公墓。

    15 “中国新闻界的释迦牟尼”俞颂华

    俞颂华是江苏太仓人，俞家是太仓城内的名门望族。他1893年出生，原名垚，又名庆尧，笔名澹庐。

    1915年，俞颂华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

    1919年4月，俞颂华出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编。

    俞颂华在主编《学灯》副刊的第三天，就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研究的征文。这次征文，使得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得以见报、传播，引起各界人士瞩目。在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期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建者、同路人——如李大钊、陈望道、胡愈之、马寅初等人——的文章都曾先后刊出，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当时的《学灯》副刊被誉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名副刊之一。郭沫若、张闻天、叶圣陶等一批作家的早期作品都在《学灯》上被推出，俞颂华慧眼识人、扶植后学可见一斑。

    俞颂华与瞿秋白最早接触也开始于他编辑报刊。两人惺惺相惜，互通书信，相互切磋，成为莫逆之交。

    俞颂华在日本留学时，曾阅读、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对马克思主义颇为向往。特别是1917年苏俄的十月革命，使他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他一直有亲往苏俄考察的愿望。在张东荪、梁启超两位先生的支持下，上海的《时事新报》和北京的《晨报》策划了一个大胆的活动，委以俞颂华、李仲武特派员的身份，让他们去一次苏俄，做一次实地采访。俞颂华对日文很精通，但俄文不太好。他想起了好友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过俄文，就邀请了他。就这样，瞿秋白以俞颂华翻译的身份随同前往。1921年元月，俞颂华一行在莫斯科见到了列宁、莫洛托夫和季诺维也夫等苏联主要领导人，俞颂华对列宁等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这些采访文章接连在《时事新报》《晨报》上刊出，在国内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后来，这些文章又以《晨报》的名义编成系列丛书。在系列丛书的第二集《苏俄见闻记》中收录了俞颂华撰写的四篇长篇通讯，分别是《旅俄之感想与见闻》《俄国旅程琐记》《劳农俄国之观察》《俄国之再造问题》。俞颂华以满腔热情描绘、歌颂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文中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

    瞿秋白回国后，撰写了《饿乡纪程》一书，由于瞿秋白后来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史学家在表述这段史实时，往往把瞿秋白写成是赴苏俄采访的主要人物，甚至有些文章干脆只提瞿秋白，不提俞颂华。其实，真正的组织者应该是俞颂华，我们应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让后人对俞颂华有更深刻、真实的了解。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申报总编史量才接受黄炎培建议，创办《申报月刊》，并力邀俞颂华出任主编。俞颂华慧眼识才，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多篇后来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佳作，如茅盾的《林家铺子》、巴金的《沙丁》等。俞颂华以他的锐眼，认为鲁迅的杂文很有锋芒，就约请鲁迅撰文，后来鲁迅用“洛文”“罗怃”等笔名在《申报月刊》上接连发了多篇言辞犀利的杂文。

    1937年4月3日，俞颂华及属下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去延安采访，先后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俞颂华与延安的这几位领导人在窑洞里畅谈，了解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撰写了长篇通讯并予以发表。

    1947年10月11日，俞颂华先生在苏州呕血病逝，享年仅54岁。他一生尽瘁报业，虽饱尝艰辛，却一直坚守在新闻岗位上。当时的社会名人黄炎培先生对俞颂华的英年早逝悲痛不已，惋惜不已。他把俞颂华誉为“新闻界的释迦牟尼”。

    俞颂华著有《赤俄见闻记》，译作有《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商务印书馆出版有《俞颂华文集》。

    16 《清宫秘史》导演朱石麟

    朱石麟，1899年9月1日生于江苏太仓城厢镇南门街上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1967年1月5日病逝于香港，中国知名的电影导演艺术家、编剧。

    1923年朱石麟加入华北电影公司，任编译部主任。

    1926年朱石麟因关节炎双腿致残，时年27岁。卧床三年时间，朱石麟与罗佑明合作编写电影剧本《故都春晓》，引起电影界重视。之后，他又抱病单独创作了《故都春梦》《自杀合同》《恋爱与义务》《恒娘》等8部电影剧本。其中，短片《自杀合同》是请阮玲玉为主角拍摄的。

    1930年，朱石麟创作的第一部电影《故都春梦》被投入拍摄，并搬上银幕。这是一部在当年堪称完美的影片，公映时轰动一时，朱石麟由此在电影界声名鹊起，为他加入电影界打开了门路。

    1932年朱石麟到上海加入联华影业公司，正式投身电影界，任联华影业公司编译部主任，兼代经理。

    1934年，联华影业公司三厂成立，朱石麟出任厂长并开始执导影片。他自编、自导的第一部影片为《归来》。后来，又连续编导了《慈母曲》《联华交响乐》《人海遗珠》《新旧时代》等多部影片。

    抗日战争期间，朱石麟拍摄了许多抗日救国题材的影片，对抗战胜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6年朱石麟应邀去香港，当时的香港电影界荒凉一片，朱石麟成为首批拓荒者之一，他出任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导演，拍摄了《各有千秋》《同病不相怜》《第三代》等影片。

    1948年，朱石麟导演、拍摄了大型历史宫闱片《清宫秘史》，引起轰动，此片还去美国、日本公映，1950年参加了瑞士罗卡洛影展，被评为当年最重要的一部影片。正是这部给他带来荣誉的影片，“文革”时期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20世纪50年代是朱石麟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创作了《一板之隔》等多部佳片。朱石麟善于在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中，发掘人性的美，他更善于用细腻而又流畅、含蓄而又幽默的手法，写出人与人之间纠缠不清、难分是非的纠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清宫秘史》被认为是卖国主义影片，遭到重点批判。1967年1月5日，香港的《文汇报》转载了姚文元撰写并发表在北京出版的《红旗》杂志上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文中批判了十八年前曾经引起轰动的电影《清宫秘史》。当时在香港拍片现场的朱石麟见到姚文元的这篇批判文章，实在无法接受，突发脑溢血，于当天下午含冤离世，终年68岁。

    朱石麟对我国早期电影事业是有贡献的，特别是对香港的电影事业功不可没。他从影40多年，以病残之躯编导影片100多部，其中很多影片已成经典。大部分电影至今都有生命力，并继续影响着许多热爱电影的年轻一代。他的影片在海外有较高的声誉，他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另外，还有一点不能不提，朱石麟还培养了一批电影专业人才，如监制陈静波，导演罗君雄、胡小峰、任意之、岑范、白沉、鲍方、朱枫，演员刘琼、王丹凤、舒适、傅奇、石慧、朱虹，编剧朱岩等，他热心奖掖后辈，培养了桑弧等电影专业人才。

    从1930年到1967年，朱石麟共编剧（包括联合编剧）66部，导演（包括联合导演）67部，总导演18部，合计为151部。比较著名的作品有：1936年在上海拍摄的《慈母曲》《新旧时代》，1946年到香港后拍摄的《清宫秘史》《误佳期》《一板之隔》《中秋月》《水火之间》等。

    17 “中国居里夫人”吴健雄

    吴健雄，女，1912年5月31日，生于太仓浏河镇，系美籍华人，在β衰变研究领域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她完成的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实验，使得杨振宁、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被称为“诺贝尔奖的保姆”，并有“世界核物理女皇”“东方居里夫人”之美誉。

    吴健雄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吴仲裔在家乡创办了明德女子职业补习学校。由于父母提倡男女平等，她从小就与其兄弟一样读书识字，在家乡读完了小学。

    1934年，吴健雄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获得学士学位。1936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1944年参加“曼哈顿计划”，1952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1958年升为教授，1958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75年任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同年获得美国总统福特在白宫授予她美国最高科学荣誉——国家科学勋章（这是美国最高科学荣誉），1978年在以色列获沃尔夫奖。

    1972年的金秋，吴健雄第一次回到了她魂牵梦萦的祖国，回到了故乡太仓浏河。她与夫婿袁家骝博士倾一生积蓄，在美国设立了纽约吴仲裔奖学金基金会，把每年的利息部分用于奖励家乡明德学校的优秀师生。她先后捐赠了500多万元，在明德学校建造了明德楼、紫薇阁接待楼、教工宿舍、计算机中心、科技大楼等。

    吴健雄于1982年受聘为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学术委员会委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1997年2月17日凌晨（北京时间），吴健雄在美国纽约因再次中风而不幸逝世，享年85岁。按其遗愿，吴健雄的骨灰被安葬在家乡太仓浏河明德中学校园内，长眠于其父亲栽种的紫薇树下。

    1998年，“吴健雄墓园”在明德中学校内建成，明德学校还建有“吴健雄科技楼”“明德楼纪念馆”。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在国立中央大学旧址（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内建造吴健雄纪念馆，并创建了吴健雄实验室和吴健雄学院。纪念馆不仅对吴健雄的生平业绩进行了充分展示，而且陈列了由吴健雄家属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捐赠的大批遗物，包括她生前所获得的奖章、奖状、证书、聘书、有关文件、书籍和朋友及要人赠送的书画等物品。

    其家乡太仓建有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以纪念这位杰出的女性。

    18 著名国画家宋文治

    宋文治，现代著名国画家，于1919年10月28日生于太仓西郊镇。

    宋文治初习“四王”山水，早年从张石园学习山水，后得陆俨少指授，并拜吴湖帆为师。1951年，入江苏省国画院，受傅抱石影响，致力于山水画创新。其早年作品风格疏秀，中年笔墨劲健，意境灵奇，时代气息浓郁，晚年尝试没骨泼彩，格调清新，意境空蒙迷茫。他曾任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美协副主席、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江苏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江苏省政协常委等职。

    宋文治的代表作品有《山川巨变》《梅园长春》《江南春潮》等，他先后在中国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安徽省博物馆以及日本、新加坡等地举办个展。他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日本福冈美术馆等处收藏。其出版有《宋文治作品选集》《宋文治山水画小辑》《宋文治画集》《宋文治山水画选集》《宋文治画谱》等专集。

    宋文治还曾被誉为“当代山水画八家”之一，因其喜绘江南水乡柔美虚灵、清新隽秀的风光，秀润中见苍茫，有“宋太湖”之美誉。

    1999年8月10日，宋文治病逝于江苏省人民医院。

    1989年12月，太仓县人民政府批准建造的宋文治艺术馆正式开馆。2000年4月，宋文治的汉白玉雕像、青铜塑像在太仓宋文治艺术馆落成。

    宋文治艺术馆占地1000余平方米，主体陈列馆粉墙黛瓦，古色古香。庭院内假山荷塘，布置典雅，宋文治先生汉白玉雕像坐落于佳木修竹之间，供参观者瞻仰。艺术馆紧接宋文治先生故居“松石斋”，古松相拥，奇石做伴，为宋老生前回乡创作生活的寓所。

    宋文治艺术馆收藏有其生前捐赠的代表作品及明清书画珍品和出土文物，同时还收藏众多当代书画佳作。艺术馆除常年对外开放外，并开展学术研究、书画交流、培养人才等工作。朱屺瞻百岁画展也曾在此隆重举行。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同志曾为宋文治艺术馆书写了“祖国山河美，入画更光辉”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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