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曾给猴子的爸爸要“打倒”的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过警卫员，还冒着枪林弹雨救过那位将军。爸爸铁了心要“保”将军。猴子的爸爸为啥要“打倒”他，爸爸没透露。我不知道将军长得啥样，在哪里。
双方的爸爸对立，不过，我还是和猴子一起玩。别看猴子精瘦精瘦，他的拳头可厉害，好像我是他练拳的“沙袋”，拳头落在我身上，他说：砸烂你的狗头，狗崽子。
爸爸那个“保守派”人数少。猴子的爸爸还在场部贴了我爸爸的大字报，称我爸爸是“走资兵”——走资派的走狗。我就成了狗崽子。
猴子的爸爸是造反派里的第二把手，他有两个特长，一是毛笔字，我爸爸斗大的字不识一箩，可猴子的爸爸肚子里有“墨水”，学习时，他总是念报纸社论，而且，毛笔字写得很漂亮；二是大嗓门。据我爸爸说，有一回冲进敌人的驻地，三个人对敌人一个排，他大喊：缴枪不杀！那喊声像一颗炮弹的爆炸，一个排的敌人乖乖举手投降。
“保守派”抢先举行声讨大会，联合了造反派。猴子的爸爸一夜无眠，写批斗大会的横幅，写一条条的标语口号。那时开大会，会场内外都要张贴标语。
上午，声讨大会在场部露天影剧院“隆重”举行。猴子的爸爸成了批斗对象，因为，他把“万寿无疆”写成了“无寿无疆”——那条歌颂伟大领袖的标语不知要重复书写多少条。
爸爸领喊口号也喊错了，也成了“反革命”。批斗之后，按惯例，要游街，不但在场部，而且到场部附近的几个连队游：爸爸最怕去保养间（修理连的别称），因为，游到了保养间，保养间有独特的东西迎接游街的“牛鬼蛇神”——一盆或一桶废机油，那是洗过了拖拉机零部件的机油，又黑又稠又黏。从头浇到脚，整个一个人就成了“非洲特使”（保养间职工自豪的说法）。那一浇，除了牙齿还白着，通体油黑。声讨大会后，我爸爸先坦白交代，接受审讯。
晚上，爸爸选择穿什么衣裤。他选了打补丁的藏青色中山装，反正游过了街，他打算“淘汰”这套中山装了。他知道，油渍很难洗掉。预先，造反派那边已放过来话：你这个叛徒，这回叫你当“非洲特使”。
爸爸又多了一顶帽子——叛徒。革命了大半辈子，突然戴了“叛徒”的帽子，我想，猴子的爸爸反戈一击，可能掌握了爸爸“投敌”的证据。大字报只是给安了一个帽子，没有具体通敌的事实，反正，要“打倒”谁，就随便安顶帽子，帽子多得是。人家要“打”，你要“保”，那不就是革命的“叛徒”？造反有理。大人的事我还是弄不明白。
爸爸像热锅上的蚂蚁，正如大字报写的：惶惶不可终日。要被“揪出来”的那几天，爸爸总是看我不顺眼，动不动就拿我出气，好像我是“叛徒”，出卖了他。我就不吭声，早早钻进被窝，听妈妈安慰爸爸：游过街了就过关了，他们还能把你咋样？你又不是当权派，谁叫你去“保”？你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拼命保人家。
爸爸说：他是我的首长。
妈妈说：首长知道你在保他吗？
露天影剧院，高音喇叭播放着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我被指名要参加爸爸的批斗会，跟一帮学生坐在一起，接受“教育”和熏陶。
爸爸直接自我爆炸——喊错了口号。换了一个领喊口号的人顶替我爸爸。一人领，全场喊。我也不得不举手跟着喊（打倒自己的爸爸，砸烂爸爸的狗头之类的口号），表现出跟走资兵爸爸划清界限的姿态。只是，碰上爸爸的姓名，我只是动口（嘴型），而不出声。我还在念小学，旁边的同学在监视着我——舞台中央站着我爸爸，低头弯腰，穿着中山装，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三个大红叉，压在我爸爸的姓名上边，那是“枪毙”的标志），还戴着尖锥形的纸糊的帽子，足有三尺高，我觉得爸爸一下子长高了。我慢慢地小起来小起来。
我望着“低头认罪”的爸爸，心想：你这回不敢再揍我了吧？你再敢揍我，我要反戈一击，揭发批判你呢。
突然，口号停止。会场前边一片骚动。我以为喇叭坏了。好像跑片，一卷影片放完，等着另一卷片子。全场的脸都朝着舞台——放映电影，那里会悬挂银幕。
冷场好一会儿，舞台一侧，像戏里的演员出场——一个又高又尖的纸帽子出来（好像被猛推了一下那样）。帽子下面的人，是接替我的爸爸领喊口号的大人，被两个人反扭着手押上来。
喇叭里又响起口号（不如我爸爸的嗓门），“打倒”后边跟的是那个人的姓名，姓名前的定语：现行反革命。
我想，爸爸是不是把错传染给了那个叔叔？喊口号也会传染？
猴子的爸爸是埋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定时炸弹”？这一下子，猴子还能翘尾巴吗？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拳头”厉害，还是你的猴爪厉害？我瞅瞅前边一排的猴子，他低下了头。我爸爸和那个叔叔并排站着。全场的手像疯长的树林，嘴像刮进林带的沙暴。唯独猴子抱着头，可能在哭吧？我想：你再嚣张？！
本来，我爸爸成了批斗会的主角，猴子的爸爸稍稍靠边，陪斗着。接下来的批斗，好像把我爸爸晾在一边，矛头对准被爸爸传染的那个叔叔。我义愤填膺高举手，高声喊——谁叫你跟我爸爸过不去？
批斗会结束，三顶高帽子移出露天影剧院。猴子的爸爸在前，胸前的牌子确实写着“现行反革命”（那毛笔字不咋样）。我爸爸居中，那个后继的叔叔殿后。舞台后边，一定预备着许多许多帽子和牌子吧？要不然，咋这么迅速——帽子在等人？
我脑子像放电影，一遍一遍地倒胶卷，重复放映。我装了一脑袋喊口号的人，脑袋发胀。
一大早，两个戴红袖标的造反派闯进我家。爸爸穿上了有补丁的中山装。除了几个大人押着他走，后边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小孩。小孩很兴奋，说：去保养间，这是去保养间。
保养间和场部仅隔着一条引水渠。过了渠上的小桥，桥那边早有几个穿工作服的大人迎候着了。像是一种仪式，过了桥，暂停。所有游街的到了那里，必有一项仪式——浇一盆废机油。我喜欢追着闻汽车放出的屁（尾气），却不愿闻废机油的气味，那是清洗机器零件的机油，污黑污黑，稠浓稠浓。
一盆废机油从头浇下去。我爸爸顿时成了“非洲特使”——浑身上下黑油油，像镀了一层黑漆。还叫我爸爸自报家门：现行反革命谁谁谁，叛徒谁谁谁。
我只记得，那两张嘴里的牙齿是白的。猴子远远站着。
然后，临时开了短暂的现场批斗会——无非是喊喊口号，保养间的大人、小孩，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我爸爸。
爸爸在中午的阳光下浑身反射着黑色的亮光。我躲在外边，不让爸爸看见，其实，爸爸只是低着头，哪有工夫瞧别人？我能闻到废机油的金属气味。
那天，黑色降临，爸爸叫我陪他去连队前边的引水渠（我回家取了一套内衣外套）。引水渠那边是一望无际的稻田。稻浪起起伏伏。
爸爸一遍又一遍地打肥皂。渠水漂着黑黑的油污。好像油已渗进爸爸的体内，他的牙齿直打战（毕竟是雪山融化的水），再打一遍肥皂，再钻进水里，水面又浮起一层油污。
爸爸把那套油不拉唧的中山装埋进了稻田。稻子吸收了油水，会咋样？
妈妈不让爸爸上床。
爸爸说：我又不是叛徒，你要跟我划清界限？
妈妈说：一股机油味。
爸爸说：我把皮都洗掉一层了。
妈妈特别讲究干净。爸爸打了地铺。一夜的呼噜，爸爸一累就打呼噜。
爸爸进了“牛棚”，被允许晚上可以回家睡觉，只是白天的活儿很重：脱土坯。爸爸身上还残留着弹片，逢了天阴就疼，他的身体像气象站。可是，那几天，他只是呻吟，好像要变天——变天的话不能说，人家会上纲上线。
妈妈就是不让爸爸上床睡，嫌他脏——爸爸身上散发出废机油的气味。每天傍晚，爸爸都去引水渠洗澡，一遍一遍打肥皂，但还是过不了妈妈那一关。
妈妈说：别碰我。
爸爸说：你还是不是我的老婆了？
妈妈说：我一闻到那个味道就恶心。
爸爸临时搭了一张床。我醒来，他的呼噜还在响。爸爸累得揍不动我了——是不是一盆废机油浇掉了他的威风？
有一回，半夜，我听见爸爸恳求：几层皮都洗掉了，你闻闻，有没有机油味了？
妈妈说：你别上来，我要吐了。
再听见爸爸的呼噜，仿佛是对妈妈的抗议。每天，爸爸已自觉地睡在似乎永远不拆掉的那张临时床上了，因为屋子小，那张床总是早晨拆，晚上搭。进进出出，爸爸拉着个脸，像是阴天一样。我发现，爸爸总是绕过保养间走。
那次猴子的爸爸在原本没有实体对象的声讨大会成了第一个挨斗的主角三天后，猴子的爸爸又在同一个舞台——宣判大会，因为白纸红字，罪证确凿，他和一批强奸犯、盗窃犯排在一起，被判了刑。
据说，我爸爸成为第二个挨斗对象的前一个晚上，猴子的爸爸写标语，那条标语重复写了几十幅，其中后半夜的三幅写错了一个字。听说，他一直写到天蒙蒙亮，用冷水洗了个头，还对着镜子看了看熬夜的脸。农场大人的说法是，夜里照镜子，镜子照出的是“鬼”。万万万无无无。重复地站队站错了。
猴子的爸爸去山上劳动改造——劳改犯。猴子的拳头没了束缚，猴子成了孩子王。我躲着他。我想，那天晚上，他爸爸不照镜子，大概就不会成“鬼”了。后来，我一直不敢夜里照镜子。照妖镜，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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