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党戏曲

    上党梆子

    在中华民族的民间艺术中，美不胜收的地方戏曲艺术，可谓是集民族艺术之大成者。就像京剧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灵魂一样，上党梆子同样展示着三千年的上党文化。

    上党梆子同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并称为山西四大梆子，在四大梆子中独树一帜。一个不甚精通山西戏曲的人，极易把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与蒲州梆子认作秧歌剧种。这也难怪，因为这三大梆子在音乐唱腔、表演程式、甚至是传统剧目上，都极为相似——毋庸置辩，它们原本就是一个老祖宗。但无论是谁也不能把上党梆子和这三大梆子混为一谈。这是因为：无论音乐唱腔，还是表演程式，无论舞台场面，还是传统剧目，甚至连服装脸谱，上党梆子都极富自己的个性。它没有越剧、黄梅的温娓文雅，却饱含北国塞上的赤放豪情；它缺乏南音苏昆的恬淡静逸，却充盈京梆的火爆炽热；它鲜见南疆的柔情似水，却常现莽原的金戈铁马；它少有江南的小家碧玉，却张扬着太行的大气磅礴。虽原始，却古朴；虽粗犷，却昂扬。这个性，这特点，饱含着上党盆地深厚浓重的民族文化底蕴。

    707年，正是大唐三代而衰的时候，武则天之孙、爵封“临淄王”的李隆基领四品衔到上党任“潞州别驾”。两年半后，他潜回都城长安发动兵变，平灭韦后之乱，登上九五之尊，开创了“开元盛世”。之后他于开元十一年（723）、十二年（724）、二十年（732）三次驾临潞州。被后人尊为“梨园之祖”的一代帝王李隆基，恰恰是从上党发迹的。在戏曲史学界，都公认“梨园先歌舞”之说，上党梨园先歌舞，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虽然还未发展到“院本”“杂剧”的戏曲形式，但毕竟占据了戏曲发端之先。回想当时“街头巷尾笙和歌”，该是一种多么壮丽的盛况啊！在这种气氛熏陶下逐渐成长起来的上党梆子，与戏曲艺人历代尊崇的“老郎神”——李隆基，都是本乡本土的实事实人，这确是上党梆子的骄傲。

    “戏曲发源于歌舞”，这是公认之说。“戏曲是从民间艺术进化而来的”，这也是公认之说。如同“金院本”“宋杂剧”“元杂剧”都是从民间“说唱文学”发展而来，上党梆子的初期形态，也是对民间艺术的兼收并蓄。早期的上党梆子，虽有了独自的剧目，但在声腔上，昆、梆、罗、卷、黄都唱。其中的“罗罗腔”和“卷腔”都始于民间小唱，并且在吸收“昆黄”之前是以唱“罗罗腔”为主的。这一点，在清人李绿园所写的长篇小说《歧路灯》里就有直接反映。上党梆子早期的这种“五腔同台”演唱，并没有影响它确立自己的特色。1985年从潞城发现的明万历二年（1574）手抄本《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中，就可看到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长坂坡》《黄鹤楼》《天门阵》《闯幽州》《陈桥兵变》《私下三关》《赵氏孤儿》等剧目，其中三国戏和宋、杨家戏占了很大比重，而且都是表现战争场面的，这的确又和上党是“自古兵家必争地”的地域历史有关。三国纷争、宋金割据、元明相斗的中华民族战争史，几乎全在上党梆子的传统剧目中得到反映。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来，上党梆子的演出剧目中逐渐确立了“南（泽府派）岳（岳飞戏）北（潞府派）杨（杨家戏）”的主流系统，这种情况是全国其他地方的戏曲中所没有的。

    清代，“康、雍、乾、嘉”是盛世。这时，晋商扶植戏班，使其盛绝一时，也是历史的一大景观。泽州府著名的上党梆子班社“鸣凤班”，是由东四义的大财主史溥主持的，而在潞安府，壶关著名商人王大旦兴办的“十万班”，曾无比辉煌。王大旦本是壶关县一位财主千金的私生子，其母因私孕而被逐出家门，却暗获巨额赠金。其父成家后，遂经商而成巨贾。王大旦子承父业，颇善经营，由晋入京，商铺字号，连绵不绝。只因在其叔父的“六合班”看戏时遭到冷落，一气之下，出资铜钱十万贯，办起了戏班“乐意班”，人称“十万班”。财大气粗，自然阵容强大，场面辉煌，所置设备，用二十四头骡子运输，号为“上八驮”（大衣箱）、“中八驮”（二衣箱）、“后八驮”（头脑把子箱）。光绪初年，王大旦率“十万班”进京演出，不但得到在京晋商的捧场，而且得到达官贵人的赏识。进京归来，“十万班”有了两面金字招牌：一是横幅“乐意班”三个绣金大字，一是顺轴“天下太平”四个绣金大字。“十万班”声言这是“给慈禧太后祝寿演出得到的赏赐”，事实虽未必如此，但金字招牌风涌上党，至今仍传为佳话。王大旦经商败落后，“十万班”也随之破产，三个八驮的戏箱，先后卖与长子南和、平顺王曲以及潞城任超等办的戏曲班社。平顺王曲的“三乐班”当时因拥有赵清海（陵川人）、段二淼等上党梆子名角，得此戏箱，如虎添翼。但1922年春在壶关北凰村演罢《白马关》后，舞台失火烧毁戏箱，于是留下了一段“火烧十万班”的逸闻。

    上党梆子的班社在清代多如牛毛，且基本上是民办的“家生戏”。除著名的“鸣凤班”“乐意（十万）班”外，其他班社的名字就体现了浓浓的合作意识，像“三义班”“三合班”“六合班”“双庆班”等。这些班社，为了生存发展，出太行，下中原，过冀州，进齐鲁，把上党梆子的种子，撒到了四面八方。河北永年的“西调”、山东菏泽的“枣梆”，就是光绪年间上党梆子艺人外出传艺的成果。

    戏曲班社及其艺人在封建社会是不被人看重的“下九流”，但它所提供的娱乐性，却让人赏心悦目，连历来的统治者都不肯放弃“玩乐”。从春秋战国的“俳优”到秦汉的“百戏”；从隋唐的“参军”到宋元的“杂剧”，直至明清的“科班”，绵延不绝，可见其生命之顽强。这种统治阶级主观上的“欣赏”，客观上为民间艺术的生存提供了某种“合法”条件。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分封他的几十个儿子到各地做“闲王”，其中第21子被分封到上党来做“沈简王”，前后坐镇潞州40多年，主要职能就是“察吏、看戏”。因为皇帝送其出京时，都送有戏班和剧本。他们吃喝玩乐的中心内容就是看戏。封建统治者的爱好，是促使戏曲由民间走入庙堂并因而得以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党梆子”之名是在1954年山西省首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定下来的。早期称呼是“梆戏”“大戏”，20世纪30年代还曾叫“宫调”。1935年阎锡山当政山西时，省教育厅厅长郭象升是晋城周村人，省查禁毒品委员会委员长马骏也是晋城城关人。此二人是在省府居高官的上党人，为上党艺人发动了一场赴并献艺演出的活动。因嫌上党梆子当时叫“大戏”有碍大雅，遂把上党梆子雅称为“上党宫调”。这次赴并献演，前后历时数月，赵清海、段二淼、郭金顺、张桂枝（女）等人大获甚佳口碑，“优孟传神”“青出于蓝”“桂林一枝”等金字牌匾，让上党梆子艺人着实风光了许多年。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挺进晋东南，创建了太行、太岳根据地，给上党梆子带来了新的生机。活动在太行山区的作家赵树理十分喜爱、重视上党戏曲艺术，创作了现代戏《万象楼》，创作和改编了古装戏《邺宫图》《韩玉娘》等，这些剧作弘扬民族气节，揭露奸伪丑态，激励反抗精神，由武乡县光明剧团、襄垣县农村剧团演出，很受观众欢迎。接着，《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三打祝家庄》《白毛女》《血泪仇》等剧也先后由上党梆子剧团演出。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晋东南各地纷纷成立上党梆子剧团，为以后的繁荣发展，保留并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

    1956年7月，长治专区赴京汇报演出团在京公演了《两狼山》《天波楼》《三关排宴》《皮秀英打虎》《徐公案》后，专家们公认《三关排宴》是一出优秀剧目，值得认真加工。这为上党梆子传统剧目“推陈出新”启开了一扇光明的大门。1962年3月，在人民作家赵树理的亲自参与下，上党梆子《三关排宴》终于摄制完毕。这是上党戏曲历史上第一次被摄为电影的戏曲艺术影片，也是第一次运用媒体手段把上党地方戏介绍给全国观众，更是上党艺人第一次在银幕上看见了自己的演出形象。从此以后，上党戏曲接连不断地走上影幕荧屏，如《佘赛花》《斩华堂》《杨七娘》《血箭》等。可以说《三关排宴》为后来者开了先河。

    据1965年不完全统计，上党梆子共有剧目700出（其中梆子600余出，皮黄90余出，昆曲10余出，罗罗戏和卷戏各数出）。现存剧本400余个。这些剧目，大部分都粗犷豪迈，淳朴健康，具有自己的特色。其中表现杨家将、岳家军的剧目较多，如《闯幽州》《雁门关》《三关排宴》等是代表性剧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党梆子受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勃发生机，涌现《山村供销员》《骏马岭》《杀妻》《还印》《借粮》《两地家书》《西施》《巧会虹霓》等一批新剧目。1982年，郝聘之、郝同生、马正瑞、高玉林在全省优秀中青年演员评比演出中获一级优秀演员奖，吴国华、张爱珍、袁金叶、郭孝明、张保平、刘晋苗等后起之秀，大胆创新，将上党梆子推向新的艺术境界。2004年，长治市上党梆子剧团获首届中国戏曲“红梅奖”大赛优秀组织奖。同年9月，在全国曲艺牡丹奖比赛中，崔嫦娟获牡丹奖。长治市上党梆子剧团创排的古装戏《汉阳堂》，获山西省首届移植剧目调演优秀演出奖。长治市上党梆子剧团成员索伟琴获首届全国戏剧“红梅奖”，演唱比赛金奖。2006年12月，长治市上党梆子剧团成功申报为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

    上党梆子从生成至今已经跨越了三百个春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已经成为长治乃至整个晋东南地区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

    上党落子

    原名“黎城落子”，俗名“闹戏”。清道光年间由河北省武安县传入黎城县，同当地语言、民歌融合，逐渐发展为具有上党乡土风貌的剧种。至民国年间，发展到上党各地，形成自己粗犷豪放的独特艺术风格，1954年改称“上党落子”。20世纪60年代后，各剧团相互学习，进一步丰富了上党落子的表演艺术。长治专区二团演员杨福禄在历史剧《薛刚反唐》中，将金雕翅耍技首次用于上党剧坛。长治市红旗剧团在演出《宝莲灯》时，发展了武打技艺。“文化大革命”期间，在移植“样板戏”时重点进行了音乐再创作，伴奏加入了圆号、长号、大提琴、小提琴等西洋管弦乐器。80年代，表演艺术达到新水平。晋东南地区落子剧团演出的新编历史剧《杨七娘》，被省电视台录制摄像播出后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1984年，地区落子剧团演出的新编历史剧《佘赛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彩色戏曲艺术片在全国发行上映。上党落子的音乐唱腔，以板腔体为主，曲牌体为辅。板腔体唱腔主要有流水、清流水、散板、哭板、悲板等；曲牌体唱腔有凹板、八板、数板、戏牡丹、钉缸调等。音乐唱腔既炽热奔放，又悠扬委婉，别具一格。上党落子以演风趣、曲折的生活戏见长，也善演历史题材的正剧，深受当地群众喜爱。上党落子拥有400余个剧目，主要为《棘阳关》《高平关》《三劈关》《骂殿》《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龙图案》《反西唐》《反徐州》《醉陈桥》《忠保国》《回荆州》等传统剧目，《茶瓶计》《黄金婵》《薛刚反唐》等移植、改编剧目，《杨七娘》《潘娘娘》《郭子仪单骑见回纥》《佘赛花》《潞州英烈》等新编历史剧目，《武大妈》《一日三餐》《磐石岭》《千秋大业》《民兵的枪》《公婆的婚事》《两家人》《春来嫂》等新编现代剧目。1985年，长治有两个落子专业剧团。近代著名艺人有王三和、王聪文、程联考，王渺荣、郭江成、赵迷则、杨福禄、郝聘芝等。

    1990年，上党落子《山情》参加了在河北邯郸举办的首届中原民间文化艺术节，获一等奖。1992年，《山情》参加了山西省戏曲现代戏调演，获优秀剧目奖。付永亮、郭明娥等演员在山西全省崭露头角。1994年，排演的历史剧《血箭》，参加山西省戏剧交流评比演出，获优秀剧目奖，郭明娥、付永亮获山西全省表演一等奖。1995年，郭明娥携上党落子《山情》《包夫人》等戏赴京展演，夺得了第十三届全国戏剧“梅花奖”。《山情》的音乐设计，划时代地开创了上党落子音乐的新局面。1997年12月，由张志明与著名演员郝聘芝出演的《三关排宴》赴京演出，夺得了中国戏剧“牡丹奖”。2003年7月，在全国国花杯中青年演员戏曲表演大赛中，索伟琴获十佳老旦金奖、景云龙获伴奏金奖。12月，在中国戏曲“红梅奖”演唱大赛中，常海湘获提名奖、索伟琴获金奖。

    2004年，市落子剧团排演的现代戏《希望的田野》中由李潞刚作词、赵雪峰作曲的歌曲《百姓当家人》，获第六届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市落子剧团排演的《三关明月》获山西省首届移植剧目调演优秀演出奖。2009年，市上党落子剧团新编现代戏《枫叶正红》经山西省文化厅观摩，获得好评。2010年，长治市落子剧团大型现代戏《申纪兰》赴省参加观摩表演。

    上党八音会

    上党八音会是一种汉族民间吹打乐，在山西省东南部长治、晋城一带广为流传。八音会是民间组织的音乐班子，主要使用鼓、锣、钹、笙、箫、笛、管等八种乐器，故名八音会。2006年5月20日，上党八音会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上党是凝聚大量人类文明的古晋圣地。浸润着地域特色的民间艺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融会修磨，演绎着自己的辉煌。20世纪50年代初长治地区发掘战国墓，曾出土了8个编钟和16个编磬的事实说明，早在2000多年前，商代诸侯微子创建微子国时，就已经十分注重音律了。经过1000多年的修磨、融汇、完善，到明末清初，基本上定型为和现在差不多的演出形式。上党八音会于清代就曾传流中原，数百年间风姿尽展，改革开放以来，又连连奏捷，甚至名扬海外，都是因为它独特的艺术个性与强烈感染力的缘故。

    上党八音会的艺术特色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吹打并重，热烈奔放。八音会在演奏中亦吹亦打，吹打并重，热烈奔放高亢激越。它的吹奏，可以是一支民间小曲，也可以是一支名曲、一段名唱段，甚至是整出戏文（包括不同行当的念白）。可以是“文吹”，也可以是“武吹”。“文吹”即是普通的吹奏之法，重点给人以听觉的满足。吹奏者通过吹卡戏和口咪，让人如听一出戏文，从头至尾有生有旦，听个完完整整，痛痛快快。而“武吹”则不仅是吹奏，而且外带功夫。如口咬铡草刀，刀的两端还系盛满清水的大水桶，刀上放花瓶或盛满清水的碗。此时既要用鼻孔吹奏，还要同时吹两支唢呐，为让更多的观众看清楚，有的还特意站在当街摆放着的八仙桌上。这样的绝活儿，又常常是祖辈相传。所以在乐班中既有父子联袂之吹，又有兄弟联袂之吹，有的甚至是祖、父、孙三代同吹。真所谓“喇叭声声呈绝技，祖辈相传代代情”。一个八音会乐班的知名度如何，能否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拥有一个或几个好的吹家当至关重要。八音会的吹奏技巧要求高，不仅大、中、小唢呐都能运用自如，而且吹奏戏文时还要运用口咪，各种大小口咪亦要熟练掌握，这样才能算一个全行的好把式。

    二是声情并茂演奏兼备。音乐一般是以听觉为主的艺术。而八音会这样的吹打乐，不仅要有听的美感，而且要有观赏的愉悦，方为尽兴。这就是它所独具的亦奏亦演（表演）、演奏兼备、视听结合声情并茂的艺术特质。一个好的乐手，不仅演奏的技巧纯熟，吹得悦耳，打得嘹亮，而且能够随着乐曲情绪的变化，边吹奏边表演乐曲或戏文中的人物唱段（当然也是吹出来的），边演奏边走场子，这需要极强的表演天赋。他们吹旦行演旦行，吹生行演生行，吹到净角，则要摆出一副威风八面、旁若无人的架势来，真可说是喜怒哀乐，表情丰富。看他们的演奏，不亚于观看名角的舞台表演，常常看得人如醉如痴，捧腹落泪。八音会演奏中，除了主要乐手要做重点表演外，对于配合的乐手，也要求能够做出相应的表演。演奏中每当主要乐手进行表演时，配合乐手则立即予以呼应，或喜或悲，或愤或怒，浑然一体，使整班的演奏，随着同一种感情与节拍律动，呈现和谐整体的美。正可谓“精打细吹显高艺，喜怒哀乐动人心”。上党八音会先后在深圳、香港等地演出，技惊各地友人。1999年全国群星奖比赛中，晋城参赛的八音会——“上党八音渔鼓韵”，以其优美的吹奏、火爆的打击、精湛的表演，连连叫彩，征服山城重庆的观众，赢得评委一致好评，一举获得全国金奖。一时间，“山城争说八音会”成为佳话。

    三是较强的兼容性。一些地方乐曲，往往囿于地方特点，难于融会和吸收别的音乐的精华而日渐枯萎，而上党八音会却与众不同，它凭借多种音乐成分构成的良好底蕴，融会和吸收着各种音乐的精华，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无论南乐北调，也不管是雅是俗，但凡引入，稍事加工，转换调式，更换乐器，便觉合理合韵，自然天成。若是吹起戏来，不管是歌是曲，也不管是当地戏曲还是兄弟剧种，甚至是国粹京剧，听来都丝丝入扣，相映成趣。还有嬉戏滑稽的地方小调俚曲“小上坟”“打酸枣”“钉缸调”等，皆能与八音会搭调入味，情致盎然，现在则把流行歌曲也融合进来。上党八音会能够容人之长，丰富自己，还有一个为历代乐人严格把握的原则：不管引入和融会哪一种音乐，都始终把强化本体特色放在首位。它自身所特有的“高亢激越，热烈火爆”的音乐特色和地方戏曲与民歌小调的音乐母体，只能强化不可削弱，像音乐曲牌中的“二番”“戏牡丹”“一马三箭”等，一直保持到今天。

    如今上党地区不仅村村都有八音会，而且还发展了一大批女子八音会。长子县南陈乡东陈村赵彩霞领衔吹奏的农民乐队，就被称为“上党梨园一枝花”。她们的出现更增加了乐班的生气，同时为上党地区广大农村的群众文化队伍增添了一支新军，成为民间乐坛的一大盛事。

    上党八音会正以其自身的艺术潜质，独特个性，在一大批新的民间艺人的勤奋努力下，活跃在沁（河）漳（河）两岸、太行太岳。

    上党秧歌

    长治市现存的最主要的秧歌戏有壶关秧歌、沁源秧歌、襄武秧歌、平腔秧歌、混场秧歌、干板秧歌等，它们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是民间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襄武秧歌，即襄垣秧歌和武乡秧歌的总称，流行于晋东南北部的襄垣县、武乡县等地区，是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地方剧种。

    襄武秧歌的起源未见文献记载。据一些老艺人口传和流传下来的一些唱词考证，在300多年以前的清朝初年，它就开始萌芽了。当时统治者强施剃发令：“蓄发者杀毋赦。”地方官吏借此大行肆虐，横榨民财，农民们“不平则鸣”，便在田间劳动和修建房屋打夯时，唱出了自己的悲情苦衷。在襄垣“挑高”秧歌里，流传这样一段唱词：“如今世道真稀罕，头发长短有人管。汉人蓄发祖上传，龟孙剃发去归满。”这段唱词只有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才能产生。所谓“挑高”，是一种二人对唱形式，一人摇着响环，一人打着雨伞，你唱我和，随唱随编，谁编得生动，唱得顺口，谁就博得观众好评。因为二人竞唱，越挑越高，所以人们就把这种歌唱称之为“挑高”，后来加上打击乐器，发展成为挑高秧歌。在襄垣、武乡一带，每年元宵节，村村演、人人唱，邻近村庄还相互往来，交流演唱。

    据老艺人王根戌（1878～？）等口传，大约在清雍正年间，有人把“挑高”与襄垣曲艺“小板鼓”“莺歌柳”等唱腔互相渗透，唱出一种新的腔调叫“干板秧歌”（无弦乐伴奏）。到了乾隆年间，才有了一把呼胡伴奏，唱故事、唱人物，逐渐出现了角色，发展成为广场秧歌（襄垣叫“地圪圈”秧歌，武乡叫“跪腿”秧歌）。据武乡韩家垴古舞台题壁记载，乾隆四十六年，王庄沟村秧歌班在此唱戏一天，可证实最迟在1781年前后，即有襄武秧歌的早期班社活动。道光年间，襄垣北、中部和武乡东南部，出现了西营旦（范冬喜）、下良生（李栓成）、店上丑（韩狗蛋）、上良旦（赵满有）等不少出色的演员，他们卓有成效的艺术创造，大大提高了广场秧歌的艺术水平。咸丰年间民间成立了“自乐班”“同乐会”等半职业秧歌班社，有了简陋的服装道具，弦乐增加了“二把”，开始把广场秧歌搬上舞台，形成了上党地区的一个独特剧种。

    襄武秧歌在演唱时采用当地方言，生活气息浓郁，表演活泼、诙谐、风趣；唱腔自然流畅，清新悦耳，深受当地群众喜爱。其剧目有130余出，多以表现儿女情长，家长里短为内容。角色以小生、小旦、小丑“三小”为主。到抗战爆发前，襄垣尚有夏店的“富乐义”、官道村的“悦意班”。武乡县也有“庆荣班”“鸣凤班”“乐意班”等襄武秧歌演出班社。

    壶关秧歌原名“西火秧歌”，也叫“干板秧歌”，起源于现在的长治县西火和壶关的赵屋，是流行于晋东南长治、壶关、陵川、平顺、长子、屯留等地的戏曲剧种。它原是以说唱、清唱等形式进行的一种群众娱乐活动，当地人称“地圪圈”秧歌。壶关秧歌的历史悠久，据长治县八义乡窑沟村老艺人王冬狗（曾以演小生负有盛名）等传说，它大约兴于清嘉庆年间，盛行于同治年间，发展到光绪末年才由广场演出搬上舞台。这一时期，仅壶关就有石坡、川底、西关壁等数十个村成立了秧歌班社。那时它的艺术水平虽有提高，但仍然是不带丝弦伴奏的干板形式，再经发展，才逐渐成为“杂三班”，由秧歌、落子、梆子等混合演出。演出内容主要是民间小故事。

    沁源秧歌，由民间歌舞发展而成的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小剧种。当地人称之为“沁源小调”。沁源秧歌未形成剧种以前，作为一种自唱自乐的民间歌舞形式，大约有200年的历史。它最初活跃于沁源县的城关、郭道、韩洪、麻苍一带。没有正式班社，只是逢年过节打“地圪圈”演出。演出者手持纸扇或腰挂腰鼓边唱边舞。除了夹以打击乐，并无弦乐伴奏，也无行当之分。演出的节目大都是民间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如《偷南瓜》《收草帽》《怕老婆顶灯》等。

    应该指出的是，襄武秧歌以及沁源秧歌具有深厚的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太行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张万一先生根据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的《小二黑结婚》，历经半个世纪，在秧歌剧种演出中千锤百炼，常演常新。它已成为中华民族地方戏艺术宝库中的一块瑰宝。

    上党地区这三个秧歌剧种，目前演出的专业剧团只有3个，即襄垣人民剧团、武乡光明剧团、壶关秧歌剧团。沁源秧歌剧团因种种原因，早已在十余年前停业，部分骨干演员保留到了县文化馆等文化单位。可以说，沁源秧歌已名存实亡。但是，壶关秧歌剧团是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其他三个秧歌剧团都在抗战时期做出过卓越的贡献。襄垣秧歌剧团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过演出。这些小剧种并非能量小，在历史的某个时期，它们的社会功效是其他文艺形式无法比拟的。

    上党曲艺

    与八音会并肩为上党百姓最欢迎的另一种民间艺术，是历史悠久、名目繁多的上党说书。当你徜徉在城市节日的街头、当你盘桓在自由市场的铺面儿前、当你进入农村的村户院落……你耳朵里首先听到的是声情并茂、乡音浓醇、节奏清脆、风趣幽默的上党说书。无处不在、无处不闻的上党各种鼓书，已成了上党百姓寻常生活的伴侣。

    曲艺，就其内容和形式来讲，是一种说唱艺术。在戏曲未形成之前，特别在宋、金时代，是官方民间流行的主要艺术形式之一。在戏曲形成之后的将近800年间，听书看戏仍然是人们休闲生活的主流。上党，过去所辖泽、潞二府，沁、辽二州，因为曲艺繁多，遂致戏曲普生。即以今天缩小了的上党地区看，保留下来的曲艺品种照样是繁星满天。长治市郊周围有潞安鼓书、潞安大鼓、上党鼓书、上党大鼓；长子县有长子道情、长子鼓书、长子坠子、长子钢板书；襄垣县有襄垣鼓儿词、襄垣鼓书、襄垣琴书、襄垣评说；屯留县有屯留道情、屯留鼓书；黎城县有黎城鼓儿词、黎城鼓书；潞城市有潞城鼓书；壶关县有壶关鼓书；平顺县有平顺鼓书、平顺坠子等；沁县有沁县老州调（亦叫三弦调）、沁县挑高；沁源县有沁源三弦调、沁源挑高；武乡县有武乡琴书、武乡三弦书、武乡鼓书等30多个民间曲艺曲种。这些曲种遍布全市13个县（市、区），深深扎根于群众土壤，长治市县县有地方曲种，乡乡有曲艺队伍，村村有曲艺演出，曲艺已经充分融入百姓生活，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不同历史时期，为宣传党的纲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

    潞安大鼓是上党各种鼓书中最著名的曲种。在全国曲艺界，它和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苏州评弹、四川清音等享有同等的声誉。这不仅指它的历史，更指它在新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86年，长治曲艺作者傅怀珠与王怀德（省曲协）、王仲祥（武乡县）合作、创作了一部反映农村平民百姓爱情生活的曲艺作品。经长治市文化局精心组织，请来省曲协苏友谊（长子籍人）作曲，让长治县红专剧团女演员崔嫦娟演唱，并于当年9月参加了在曲艺之乡天津举办的“全国曲艺回顾展”，结果一炮走红，名震津门。随后，又应邀在人民大会堂展示演出，潞安大鼓遂名满天下。缘此，中国曲艺家协会报请上级领导部门批准后，决定将“文化大革命”后首次“长治杯全国曲艺（鼓曲、唱曲部分）大奖赛”决赛安排在长治市举行。为此，长治市文化局调集相关策划、创作和表演力量进行了预案。这次大赛，盛况空前。全国曲艺界名家魏喜奎、刘兰芳、李金斗、高元钧……莅临上党，给太行古城增添了节日盛彩。决赛结果，崔嫦娟演唱的《柳二苟与小广州》（常天秀、史文彬、李福庆作词，苏友谊编曲）一举夺魁；傅怀珠作词、苏友谊编曲、魏海玲演唱的《九月九》获一等奖；另一个曲目《上党好风光》获三等奖。这次机遇，使上党曲艺的辉煌达到了巅峰。以付怀珠等为代表的曲艺作家，创作了不少名段，如《醋为媒》《九月九》《拙老婆造反》《水》《火》《路》《新编珍珠倒卷帘》等，多次获奖。其中，《醋为媒》1986年获全国曲艺汇演创作、表演、音乐设计二等奖、郭双堂等获伴奏一等奖；《九月九》1990年获全国曲艺大赛一等奖。与此同时，崔嫦娟被誉为北方曲艺表演“四朵新花”之一。1992年6月，中国曲艺家协会、山西省文联等联合在长治县召开了“付怀珠曲艺作品研讨会”，使潞安大鼓跻身于全国优秀曲种行列。1995年，经过再加工的《新编珍珠倒卷帘》，代表山西省参加第二届中国曲艺节，获“牡丹奖”。

    俗话说：生书、熟戏、听不厌的曲艺。长治曲艺孕育于两晋，产生于盛唐，成熟于明清，曲种繁多、特色鲜明，是中国曲艺特别是北方鼓曲艺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梨园始祖”唐明皇李隆基在潞州初创“梨园教坊”始，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繁衍至今，生生不息。中国曲艺家协会第一任主席赵树理，就是从长治走向全国的。1937年八路军东渡黄河，创建了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也开创了上党说唱艺术史上的新纪元，他们纷纷成立抗日宣传队，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根据上级指示，积极进行地方曲艺改革，在各个历史时期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长治的曲艺事业进一步焕发活力，发展壮大，无论是艺术创作、赛事表演还是文化交流，都呈现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全市职业鼓书艺人2000余位，各类曲艺演出队伍200余支。涌现出潞安大鼓智燕说唱艺术团、长子鼓书引红曲艺演唱公司等一批曲艺表演团体。这些风格鲜明、活力迸发的民间演出演艺团，相继创作演出了潞安大鼓《古城赋》《割肉还娘》《相媳妇》《好婆婆》，襄垣鼓书《水》，长子鼓书《小两口回娘家》《常回家看看》《腊月天儿》《山西面食》，武乡琴书《一碗榆钱》，沁州三弦书《笑声飞出刘家坪》等一大批体现核心价值观、弘扬时代新风尚、传播社会正能量、具有长治风格和上党气派的曲艺精品力作。潞安大鼓《割肉还娘》、长子鼓书《小两口回娘家》首度参加法国巴黎中国曲艺节，是长治曲艺首次走出国门。

    曲艺花开遍潞州。长治曲艺在全国曲艺界和曲艺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近年来，众多重量级赛事、演出和荣誉纷纷花落长治，在各类曲艺赛事上屡屡斩获大奖，荣获包括中国曲艺牡丹奖创作奖、表演奖、节目奖在内的30多个国家级奖项。1990年，中国曲协、中央电视台、长治市委市政府联袂举办了“长治杯”全国曲艺大赛。2002年和2005年，中国曲艺家协会和长治先后两次共同承办了中国曲艺家赴太行老区慰问演出活动。2008年、2010年和2014年，相继承办了第五届、第六届、第八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2012年，举办了第五届中部六省曲艺大赛；潞安大鼓、襄垣鼓书、沁州三弦书、长子鼓书4项地方特色曲种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8项入选省级非遗保护名录、15项入选市级非遗保护名录，沁县、长治县先后被中国曲协命名为“中国曲艺之乡”。通过央视《曲苑杂坛》、曲艺走基层全国百场巡演活动、全国曲艺展演季等平台，充分展示长治优秀曲艺成果，有力地提升了上党曲艺在全省、全国的影响力。

    曲艺一头连着历史，一头连着现实，既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又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2015年8月27日，首个“中国曲艺名城”花落长治市。长治曲艺根脉发达，繁衍了众多曲种，枝繁叶茂，百花盛开，构成了一幅长治曲艺艺术的精美画卷。

    2 长治名吃

    上党腊驴肉

    上党的腊驴肉为山西省名优产品。据传说，清朝中期腊驴肉已驰名上党。不仅在潞安府八县享有盛誉，在京津等地也颇受欢迎，而且还是给皇帝的贡品。

    俗语道：潞安府三件宝：腊肉、凉粉、酥火烧。这里的腊肉，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冬天腌制后熏干或风干的肉食。潞安腊肉，专指砂锅腊驴肉，因制作于腊月而得名，它以新鲜驴肉为主料，既不用腌制，也无须熏干，而是专门有一套独特的制作工艺。腊驴肉一直是长治市的传统名特食品，长期以来，腊驴肉以其考究的做工和独特的风味闻名遐迩，载誉古今，博得各方人士的交口称赞。在肉类中，因驴肉肌间结缔组织不甚发达，故享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之美称。工余假日，要能来上一盘腊驴肉，二两潞酒，就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外地人到长治，都以一饱口福为快；逢年过节，招待亲朋好友，腊驴肉更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佐膳佳肴。因光绪年间潞安府遭旱灾粮食歉收，无力承担贡品，只好以腊驴肉代之……

    腊驴肉生产历史悠久，嘉庆年间已驰名上党。清光绪年间，腊驴肉的生产开始进入兴盛时期。当时，潞安府主要有两大家，他们是南街的黄家和西街的李家，虽说在选料配料和工艺制作上，两家大同小异，出入甚微，黄家的声誉却要略高一筹，对后世的影响也首推黄家。据黄家后人讲，当年每逢壶关、长子等集会，一定前往摆出摊子，挂一只方形灯笼，上书“黄家腊肉”四个红字（是黄家人引以为豪的标记）。集市上，腊驴肉销量视集会的大小而定，一般一天要卖200～300斤。提起黄家腊肉，方圆三五十里，没有不知道的。后来随着洋货输入，战事频繁，自然灾害袭击，黄家生意渐渐衰落。1945年10月8日长治解放后，黄扁孩的长孙黄森林又在英雄路开“林胜”腊肉铺。其他一些经营腊驴肉的店铺大都出自黄家门下。1956年，公私合营，原先各家的继承人，一些制作腊肉的行家老手成为食品公司职工，他们以精湛技术和无私奉献精神，为保持和发展这种独特风味食品起了积极的作用，腊驴肉的生产经营也日趋兴旺。1982年，长治市食品公司成立熟肉商店，加工各类肉制品。1985年6月，熟肉商店的业务，移交给新成立的熟制品加工厂，腊驴肉生产又取得了新的进展。

    由于腊驴肉工艺考究，色鲜味美，1982年被评为优质产品，由山西省人民政府颁发了优质产品证书。1985年，山西省经济委员会推出中英对照、印制装帧精美的《山西省优质产品》，以期为山西优质产品找到更广阔的市场。在肉类项目中，久负盛誉的平遥牛肉，太原的六味斋酱肉皆未收入，唯有长治熟制品加工厂生产的腊驴肉一花独放，占尽春光。

    1998年8月，长治高新技术开发区组建山西世龙食品有限公司，形成一条龙生产线，使得古老的上党腊驴肉得以发扬光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今的腊驴肉已融入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成了不可缺少的美食。

    壶关羊汤

    壶关羊汤，历史悠久，早已闻名中原大地。提起壶关羊汤，还有点神话色彩。相传，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为争夺天下，亲自率领人马北上远征。行至太行山，山高坡陡，地势险要，人烟稀少，行军数日，兵困马乏，缺粮少水，难以前进。眼看着将士们饥饿难忍，体力不支，急得曹操整日唉声叹气。忽一日，在半山腰发现一牧童在放一只羊吃草，曹操命令卫士将牧童请来问话。牧童见曹操气色不凡，威风凛凛，确有大将风度，问：“叫我何事？”曹操说：“我军将士，几日水米未沾，想借用你这只羊宰杀供士兵充饥，日后吾夺得天下，必以重金酬谢。”牧童说：“一只羊怎么能够供你几万人食用。你看前边山上有那么多山羊，足够你的士兵饱餐一顿。”曹操望着牧童手指的方向观看，看见一片白茫茫的山羊正在吃青草。曹操喜出望外，哈哈大笑，下马要大礼参拜牧童，回头一看，牧童不见了，原来牧童是“太白金星”下凡，他去蓬莱路过太行山，看见曹操要遇大难，前来相助。曹操见空中一朵红云向东而去，跪拜说：“天助我也！”于是曹操命令将士捕捉山羊杀掉，取山沟里的水炖羊肉吃，并且将内脏也煮之成汤食而喝。将士们大饱口福，精神振奋，一口气登上了太行山。曹操日后写有《苦寒行》诗一首：“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书中的羊肠坂即是现在壶关县境的鹅屋岭。当地百姓为纪念曹操的北上远征，每到立秋之后，家家户户都要炖羊肉、包饺子、下水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吃法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上党名吃之一。壶关羊汤，配料精细，熬制讲究，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民间有“冬天喝羊汤，驱寒暖身增营养；伏天喝羊汤，温胃止泄去肚胀”的歌谣。

    壶关县天平饭店和山西郭氏食品有限公司及长治市东华门程氏羊汤馆制作的羊汤各有特色，皆为壶关羊汤中的佼佼者。2001年，天平饭店的羊汤参加首届“汾酒杯”面食节小吃比赛荣获“山西名吃”称号。2003年又获“中国·太原国际面食节”金奖。郭氏食品有限公司的羊汤，安装了一条软包装生产线，原汤原汁原味。2004年和程氏羊汤参加山西省第四届烹饪大赛同获“山西名吃”称号。

    潞城甩饼

    甩饼是上党地区独有的一种民间小吃，因起源于潞城，故又称“潞城甩饼”。明《潞州志》、清《潞安府志》都有“立春、迎春、鞭春”及“春盘、春饼”的记载。甩饼就是立春时春饼的一个品种，若要卷上肉制品或凉拌或炒成丝状的菜肴即叫“春卷”，或叫“卷白馍”。在潞城一带民间多用驴油制饼，吃甩饼时再卷上腊驴肉，油汪汪，香喷喷，不软不硬，回味无穷。

    潞城甩饼创制于何时，无文字记载，只有口碑传说。相传唐明皇李隆基任潞州别驾时，微服私访至潞城县南门口，突然下起了大雨，主仆二人走进一家拉面火烧铺落脚用膳，想吃碗拉面。结果店伙计秦亨在和面时，放的水多了，晃条提不住，不小心又把面团掉进了油盆里。店主师傅董芳灵机一动，把掉到油盆里的面团赶紧拿出来，放在案板上擀成圆饼，撒上椒盐面，两边一叠盘成圆形，用擀杖擀饼。由于和面时伤了水，在擀饼片时，面团有收缩性，所以董师傅就擀一擀，甩一甩，待饼片甩得厚薄均匀立刻放在打火烧的鏊上烙制。但饼片一上热鏊，因皮薄表层立即鼓了起来，他急中生智，用手指将鼓的地方捅了一个窟窿，顿时洞开气跑，而董芳的手指也烫疼了，不由得在葱花盆里蘸了一下，手上带出了葱花，他随手把葱花甩在饼上，翻了个即刻端给客人吃。李隆基边吃边问：“这叫什么饼？又薄又软，又焦又香，又好吃。”董芳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李隆基说：“我看你的饼是甩圆的，就叫‘甩饼’吧。”后来李隆基做了皇帝来潞州视察，府衙设宴招待他，李隆基一看没有“甩饼”，府衙就派快马到潞城城南饭店取来甩饼助兴。这时经营甩饼的董芳才知道前几年第一次吃甩饼的客人是唐明皇，于是他写了一块“甩饼店”的招牌挂在店门外，客商都来小店吃皇帝吃过的“甩饼”，从此甩饼成了潞城一带的名牌产品，一直延续至今。

    “甩饼”在晋东南、长治市餐饮比赛活动中多次获奖。2003年潞城市建国甩饼店王建国的甩饼参加“中国·太原国际面食节”荣获金奖。同年，长治市阳光大酒店在江西南昌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厨师节美食展览会上表演的“甩饼”荣获“中国名点”奖。2009年长治市郊区马厂郭明生的甩饼荣获国际攀岩节名吃金奖、山西八城市烹饪技艺交流最佳风味小吃奖。

    长子炒饼

    长子炒饼是上党小吃之名品，山西之名小吃。改革开放以来，在上党大小酒店、餐馆皆有售之。谈起“炒饼”，虽在长治各县皆有，但制作方法和原料配备不一，故分三种流派：长子炒饼配粉条、蒜薹，最后撒蒜末；长治炒饼配粉条、白菜，最后撒蒜苗丝；襄垣炒饼是饼丝和粉条搅拌均匀，蒸软再炒。各有风味，各有特色，可是多年来，百姓定论唯“长子炒饼”最佳，特别是长子县石哲镇明孩饭店师傅张明孩制作的炒饼“出锅味飘十里香，吃后回来还想尝”。据传长子炒饼早在清代光绪年间就闻名晋、冀、鲁、豫，并深受食客青睐。《长子县志》对“正宗”的长子炒饼是这样描述的，“其特色是色鲜、质软、清香、味美”，“长子炒饼系用面饼丝、水发粉条、猪肉丝、植物油为主料，配之以精盐、酱油、葱段、蒜苗、醋和鸡汤等佐料，用炒瓢在旺火上翻炒而成。正宗的炒饼要经过四十多道工序才能做成色泽金黄、香软可口的美味”。多少年来，炒饼已成为长子的形象广告，“炒饼、青椒、剃圪脑”，长子炒饼名列榜首。

    长子炒饼是何朝何代从何地传入的？还是土生土长的奇葩？至今是个不解之谜。不过在当地流传着一段故事。相传，清代长子县著名书法家冯士翘先生，经常徒步民间深入农户写写画画。一日，他行至石哲村，口干肚饿，到一户人家打尖。户主见是冯先生到了，就吩咐家人做待客饭。冯士翘将主人端来的饭、汤吃了个精光。并问，这么好吃的饭，好喝的汤，叫什么名字？主人回答说：“你吃的饭是用小粉面、粉条、白萝卜条做成的，叫‘炉卜’，这是我们这儿待客饭。”冯先生听了主人的叙说，高兴地取出文房四宝写了一首诗：“徒步特游发鸠山，漳河源头碧水翻。下山行至石哲村，进宅解渴来打尖。主人端出待客饭，粗粮细做炉卜香。”写好后，赠给主人作为留念，扬长而去。冯士翘回家后，把在石哲村打尖吃“炉卜”的事说给夫人。夫人按先生说的方法也做“炉卜”吃，可是怎么也做不好。于是她再次给先生做炉卜时，和面烙饼时抓了几把白面，掺入小粉面内烙成饼，切成丝同粉条和白萝卜丝焖炒在一起给先生吃。先生边吃边说：“好吃！好吃！如果用油炒一炒，可能味道更佳。”之后“炉卜”经历代厨师们的改良，进化成当前的“炒饼”，但因“炉卜”是长子、屯留民间百姓的祖传，所以至今长子、屯留的百姓，仍然将“炒饼”称为“炉卜”。

    原山西省委书记胡富国，每次视察工作路过故乡长子，就餐时一切从简，唯独不能没有炒饼。就餐时吃惯了西点大餐的联合国粮农考察官员韩丁先生，一边吃炒饼一边“OK、OK”说个不停，海南一中外合资公司的总经理下榻长子宾馆，吃炒饼后颇斯文地留言：“有缘得食长子炒饼，天下美味尽于斯。”

    襄垣腥汤素饺

    荤汤素饺也叫腥汤素扁食，是襄垣县传统小吃，也是襄垣县百姓喜欢吃的一种节日饭。它是选带皮的猪五花肉，切成骨牌片，加黄花菜、黑木耳、海带片、粉皮、大豆芽及调味品制成的汤菜，即“腥汤”。再将豆腐、粉条、白菜、葱白加调味品做成素馅，包成饺子煮熟，捞入碗内，浇上腥汤菜即叫“腥汤素饺”。其特点是：荤汤香鲜味美，素饺清淡爽口，肉片肥而不腻，素馅淡而入味。这种食品特色鲜明，关键是在烹制腥汤时，放有襄垣本地黑酱。这种黑酱味美、清香、色黑，长期存放不腐败、不变味、不脱色。相传，宋朝算卦先生苗广义，扶赵匡胤统一天下后，不愿在朝做官，故三山五岳到处游玩。一日游至襄垣，日正中午，他看见仙堂寺门前有一卖素饺子的，有一卖肉片汤的，一荤一素吸引着无数香客。他想各吃一碗，银两又不够，只好各买半碗兑在一处吃了起来。吃罢，拍案称绝。他打开卦包，取出笔墨，挥羊毫题诗于墙上：“四白为素食，五味调荤汤，饱餐各半碗，素饺伴荤汤，入腹提精神，味美赛鸡鲜，劝君常食之，益寿亦延年。”他走后，大家才知道是大名鼎鼎的算卦先生苗广义。于是“荤汤素饺”便名震上党。2003年，长治名厨吕水华女士制作的“腥汤素饺”荣获“中国·太原国际面食节”金奖。

    现在凡到襄垣旅游的人们，总忘不了吃一碗“荤汤素饺”。凡住在襄垣各大酒店、招待所的客人，都可以在餐厅品尝到这种美食。

    沁县干馍

    “沁县小吃三件宝，干馍拨面软米糕”，这三件小吃是当地人喜欢吃的传统食品。早在清朝顺治年间便闻名沁州、潞州、泽州、并州。干馍即烧饼的一种，居三件宝中的首位。无论馈赠亲友，还是长途跋涉，都是首选的佳品。这种风味小吃选料精、制作细。取上等面粉，加清水和成面团，在案板上反复揉至光滑有筋，搓成圆柱形长条，揪成面剂，摁成圆饼，再揪一小块面球蘸上椒盐、油汁，包入饼内，用走槌擀杖擀成圆饼形，放在鏊上烙至定形后，放人炉铛内烘烤至中间鼓起，呈黄白色时取出即可食用。趁热用刀沿边处开二分之一的口，装入长子猪头肉或清真五香牛肉，或腊驴肉，味道更佳。干馍清白微黄，外脆里香，热吃脆香，冷吃干香，存放一至两个月，味质不变。

    沁县干馍如此好吃，是本地就有，还是外地流传到沁县，因无文字记载已经很难说清，但沁县民间相传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传说隋朝末年，杨广荒淫无道，听信谗言将大臣李渊赶出长安贬为晋阳留守。李渊前脚出长安，贼臣杨林后脚追杀，要将李渊全家斩尽杀绝。追至沁县时，李渊率领儿子和随从人员同杨林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杨林兵马围困在沁县月岭山上。山下徐村的徐茂公听说后，率领徐村的百姓前去助阵，击败了杨林。李渊奋战几日兵困马乏，饿得晕头转向，徐茂公见此情况急派百姓支锅做饭，可是锅、碗、灶具全被打得粉碎，皆成瓦片。于是徐茂公让大家垒好炉灶，将和好的面团揪成小剂制成小饼贴在锅片上，放入灶中烤成干饼，送给李渊及士兵们充饥。李渊吃后感觉喷香、酥脆，便问徐茂公：“这叫什么饼子？”徐茂公说：“此饼无油无盐，是用小火干烤而成的，我看就叫干馍吧。”故在沁县、武乡、沁源民间一带流传下来。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刑部尚书吴琠的母亲进京看望他时，亲自做了很多干馍。吴阁老见母亲带的家乡特产，如获至宝，亲自送干馍到后宫让皇后、嫔妃们品尝，食后个个翘指称赞。

    沁源莜面栲栳栳

    莜面栲栳栳，也叫“推窝窝”，是山西高寒地区民间的主要家常面食。这种山区普通的杂粮便饭，距今已有1000余年的历史。

    莜面的原粮叫莜麦，也称“燕麦”“玉麦”，已有2500多年的种植历史，是山西高寒山区常见的粗粮品种。它不仅有耐饥抗寒、保肝、保肾、造血及增强免疫力之作用，而且还有强体、健脑、清目、美容之功能，常食可提高智力、降低胆固醇，对治疗糖尿病也有良好的效果。它既是营养丰富的食物，也是降血脂防癌的药物，故也称莜面为长寿食品。

    莜面可制作的花色品种很多，“栲栳栳”是其代表。制法关键有四：一和面，二推片，三搭卷，四火候。和面必须沸滚开水，稍晾揉成光滑面团；趁热搓条，揪块，放在光净的石板上，用手掌推出形如人舌、又薄又匀的长片儿，接着用手指往起一挑搭，即成圆筒形，一个挨一个整齐地排立在蒸笼上，像蜂窝一样，蒸10分钟即熟。蒸时要注意火候，火候不到“窝窝”不熟，过火“栳栳”软瘫，食之无筋，味欠色减。栲栳栳的吃法有两种，一种是栲栳沾卤子吃，卤子一般有的是肉酱，也有用肉、土豆、茄子在一起炒再勾芡。另一种是切开加菜炒食。

    莜面栲栳栳制法、名称来历，可以追溯到1400年前的隋末唐初。民间相传，唐国公李渊被贬太原留守，携家眷途经灵空山古刹盘谷寺，老方丈特制了这种莜面食品以款待。李渊问：“手端何物？”老方丈答：“栲栳栳。”栲是植物的泛称，栲栳指用竹篾或柳条编成的盛物器具。唐寅有诗云：“琵琶写语番成怨，栲栳量金买断春。”看来当时方丈是以手端的小笼屉作答了。后来李渊当了皇帝，便派老方丈到五台山当住持。老方丈带领众僧赴任，路过静乐县，看莜麦初收，便把莜面栲栳栳制法传给当地。再后来这种民间面食传遍了晋、陕、蒙、冀、鲁等地，成为北方山区人民的家常美食。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相传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用的就是这种面食犒劳三军，一举建立大唐王朝，“栲栳”是由“犒劳”一词流变而来。虽是民间传说，但莜面栲栳栳在山西民间除了是家常美食，确实还有犒劳亲朋贵宾之意。

    3 长治名产

    潞党参

    党参以其故乡在上党盆地而得名。上党人参灭绝后，人们用党参代用，因而党参药用历史不长。党参之名首载于吴仪洛所著的《本草丛新》。该书刊行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三十五年（1770）编修《潞安府志》，在“物产卷”部分列到“党参”时，特别注明“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并说“党参甘平，补中益气，止渴生津”，党参含糖多，味醇质优，以补中益气的特有药用价值闻名于世。

    传说吕洞宾和铁拐李二位神仙从中原来到太行山云游，看见四周犹如仙境一般，二仙赞叹不已。当他们走到平顺地界时，忽然看见了一头山猪，在山坡上的土里乱拱，二仙童心未泯，想看个究竟，见山猪拱过的地方，黑土疏松，油光发亮，土里长着一种似豆秧的东西。铁拐李把它放在口中，边嚼边跟着吕洞宾赶路。走过了一程，吕洞宾气喘吁吁，回头再看铁拐李，却神情如常，紧紧跟随。途中他们遇见一樵夫，樵夫说：“这是一种神草。传说古时上党郡有户人家，每晚都隐约听到人的呼叫声，但每次出门看望，却始终不见其人。在一个深夜，主人随声寻觅，终于在离家一里多远的地方，发现一株不平常的形体和人一样的植物，因出在上党郡，所以叫‘党参’。”

    现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有种植党参，但是山西晋东南与忻州地区生产的党参最受欢迎。长治市党参品种很多，分布在平顺、壶关、长子、潞城、黎城、武乡等县，潞城有“潞党参”、陵川有“五花蕊”、壶关有“紫团参”，生长在忻州地区五台县的叫“台党参”，这些党参以它的药用价值闻名于世，不仅全国销量很大，而且在亚洲各国享有很高声誉。

    潞酒

    潞酒，因产于潞州（今长治市）而得名。其生产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甚至更早时期。《山西通志》列“古酒之美者”，有“汾潞之火酒盛行于世”的记载，所谓盛行就是一种商业状态，这应该是潞商崛起的信号和先声。早在中唐时期，潞酒就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格。唐景龙元年（707），李隆基任潞州别驾，潞州一带连年丰稔，人民安居乐业，安定祥和的环境是最容易将人引入醉乡的，由此而兴起的酿酒作坊在潞州各县约有50家，李隆基即帝位后，曾三幸潞州，当地的官绅将潞酒献上筵席，唐玄宗与民同乐，直喝得“陌路相逢醉人多”，他两次免潞州租税八年，使潞州人民得以丰衣足食，于是纵酒之风炽盛，当地大小酒坊发展到近百座。

    到了宋代，潞酒的工艺已基本定型，而且形成了自己的营销网络，北上过东阳关到冀（河北），南下经天井关到豫（河南），东过小南天到鲁（山东），西行出翼城经晋南达陕（陕西），这些交通要道都是太行山与外界接触的主要通道。在当时的交通状况下，运送潞酒全靠商人肩挑。崎岖山路上，一担一担的挑酒商人将酒香洒溢在草丛枝叶中和蓝天白云的空气里，因此有“潞酒一过小南天，香飘万里醉半山”的赞词。明清之际，潞商遍布全国各地，所到之处，都把潞酒作为一种对家乡的怀念而随身携带，每逢佳节，每逢望明月而思故乡的时候，品一杯家乡的酒，用以寄托那种对亲人的思念和祝愿，因此就出现了专营潞酒的商家。据《涪州志》载：“道光六年（1826），山西人来涪州经营山西潞酒。”潞酒能在产酒之地占有一席之地，一是说明潞酒的质地优良，再者说明潞商的分布广泛和经营品种的多样。

    20世纪30年代军阀混战，冯玉祥、阎锡山“倒蒋”时期，为慰劳士兵，征大批山西好酒运抵前线。时值严冬，一路上汾酒和潞酒不结冰，划一根火柴即可点着，火灭后滴酒不剩，可见酒质之精良。故民谚曰：“上党潞酒，天下少有。”

    以潞酒为底料，再蒸馏，加入其他原料而酿成的珍珠红，宋人徐炬《酒谱》中有“潞州烧酒名珍珠红”之说，当时人们就将“珍珠”作为潞酒的代名词悬于酒肆门楹：

    槽滴珍珠漏泄乾坤一团和气，

    杯浮琥珀陶溶肺腑万种风情。

    明沈安王朱铨铄坐镇潞州多年，深嗜珍珠红，他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潞州城中酒价高，胭脂滴出小檀槽。

    华胥一去不复返，汉使何须种葡萄。

    这是在长治历史上唯一发现的一首描写潞酒的诗，所以就显得很珍贵。诗中写的是“珍珠红”，晶莹光润，味道甘醇，度数较高，少量便醉，人喝了之后，悠悠忘形，犹如梦游华胥国一样美不可言。诗前还有一小序：“潞州鲜红酒盖烧酒也，入口味稍美，易进而作剧，吻咽间如刺，或云即葡萄遗法也。”从诗中来看，这种酒的颜色应该是红的，所以才叫珍珠红，但它又是烧酒，属于烈酒一类，入口味美，及至咽间却感到刺烈，因此肯定不是葡萄酒，却又是葡萄遗法，可见此酒酿造之难，工艺之复杂。中国是一个产酒的国度，朱铨铄作为皇室宗亲，喝过的美酒一定不少，能盛赞此酒，说明此酒当属美酒之列。与此相映衬的是近年在长治发现的一张明朝时期的潞酒广告，广告纸质暗黄，边框长11厘米、宽5厘米，其中的文字为楷体，内容自上而下、由右向左共印制57字：

    潞府，永隆升记，铺在潞安府大街路西开设酒局，自造鲜红碧绿潞酒，发行不误主顾，价钱随时，货真价实，永不哄人，凡赐顾者，须认印票为记，永记。

    这则广告中所说的“鲜红碧绿潞酒”，其中“鲜红”者很可能就是“珍珠红”，同时，我们还可以得知，当时除了“珍珠红”，还有一种“碧绿”酒，有人说，是以潞酒为底料，加绿豆酿制而成，它应该是潞酒中的上品，可惜这两种美酒的酿造方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失传了。

    但潞酒还在，而且正在发扬光大，一千多年的潞酒史，在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无时不在和忽悲忽喜的人们做伴，一壶潞酒十里香，入口绵绵永难忘。潞酒在北方享有的声誉有增无减，1974年获“山西名酒”称号，1978年“上党门”牌潞酒获“山西省著名商标”，1979年评为“山西省信得过产品”“山西省优质产品”，1991年评为“轻工部优质产品”“全国食品博览会银奖”。潞酒走到今天，由山西省长治市潞酒有限公司在借鉴前人秘方的基础上，开发生产了山西名酒潞酒、历史名酒二贤庄古酒、上党佳酿潞州醇。大众化产品精制白酒、白酒、高粱白酒等一批现代潞酒。其中，潞酒属清香型大曲酒，以优质高粱为原料，以豌豆、大麦踩制的中温大曲为糖化发酵剂，采用地缸发酵、清蒸“二次清”工艺。清蒸流出的酒进行分级贮存、勾兑出厂。具有酒液清亮透明、酒味清香纯正、入口绵甜、落口爽净、饮后回味悠长等特点，1974年就被命名为山西名酒。此外，历史名酒二贤庄古酒，源于瓦岗寨农民起义将领单雄信故地长治市二贤庄地区，距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相传单雄信宴请各路义军首领喝的就是这种酒。有诗为证：

    风云淡，酒正浓，二贤古酒汇群英。

    义旗高举求公道，同饮血酒排弟兄。

    近年来，长治市潞酒有限公司的科技人员将传统工艺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结合，使二贤庄古酒这一历史明珠更加璀璨。精制白酒是根据广大消费者口味开发的物美价廉的新产品，充分发挥传统的酿造工艺，广泛吸收国内先进的酿造技术，采用优质高粱酿造而成，具有酒体清亮、酒味清香、绵甜适口等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潞州醇系浓香型饮料酒，以优质高粱为原料，采用先进工艺和领先的调配勾兑方法，具有酒体协和、芳香浓郁、绵软甘美、入口甜、落口绵、尾子净、余香长等特点。

    潞城铜器

    清朝时，有一位皇帝很是器重潞州商人。他认可潞商的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潞商的信义厚道和勤奋敬业，更被他们做出的各类铜锡用品手艺高超所折服。这位皇帝就是乾隆帝。从这位皇帝身上，潞商凭借自己的实力和努力“赚”到了一次御赐的买卖。乾隆十五年（1750）的一日，乾隆帝外出巡访回京，路过安定门外，叮叮当当的做铜器的声音吸引了他，只见50余家铜锡铺干得热火朝天，匠人们手中的铜产品个个精妙绝伦。乾隆帝深受感染，回宫后便将紫禁城要铸造300口鎏金大铜缸的任务交给了在京城潞城的铜匠，按每口缸铸造费500两白银拨款，并允许铜匠在大铜缸上铸铜锡铺的字号作为纪念。

    清乾隆初年，故宫里的铜缸并没有现在的这么多，只有置于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等处三五口。有一次，乾隆皇帝从老师的口中得知，鎏金铜缸并非是为了点缀门面，而是镇火灭灾之物，名谓“门海”，亦称“吉祥缸”。

    当时在京的制铜业几乎全被潞城的铜匠垄断，所以给皇家造铜缸的这项工程便自然落在了潞城铜匠的肩上，以“泰德号”牵头，将在京的潞城铜匠全部组织起来，经过精心设计，精细采铜，日夜冶铸，共用铜3392公斤，历时三年，一口口铸制精美、金碧辉煌的大铜缸陆陆续续地摆在了紫禁城里的太和殿、中和殿、东宫、西宫门前，铜缸底铸有“潞城县三井村牛氏铜匠泰德号”字样。精妙绝伦的铜缸，使得乾隆皇帝兴奋之余，御笔一挥，写下“登天铜府”四个大字，并令制成巨匾赏赐给为他铸造铜缸的潞城“泰德号”。于是，在京城“泰德号”门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此事传到家乡，当时便轰动了整个潞安府。

    潞城铜匠利用给皇家制造铜缸的机会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声名大振的匠人们从此便将铜锡生意在天子脚下扎稳了，潞商的铜匠铺红红火火经营了200余年。到民国初年，在京城的安定门外、前门外、崇文门外潞商的铜匠铺最多时发展到130余家，有泰德号、泰兴号、宝山号、永盛号、合义号、天盛号、源裕号等等数不胜数的老字号，他们为雍和宫铸铜佛、为颐和园铸铜殿、为外国驻华公使馆铸铜招牌，也为京城的老百姓铸造些锅碗瓢盆的小铜锡器。民国《平顺县志》载：“打造铜锡银器之小营业者，业铜炉房锡腊铺者，实攫平津之霸权。”诸如铜火锅、铜暖手炉、铜盆、铜镜一类铜器走进了千家万户，这些产品不仅实用，而且工艺精美绝伦，如今已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珍品。

    荫城铁业

    铁，石与火的结晶。它被人类发现和作为工具使用的历史距今已有3000余年。大量的考古资料证实，春秋时期，铁器已经在许多地区被普遍使用。从那时起，我国社会逐步进入了铁器时代。在这一伟大的人类社会进步过程中，被誉为我国著名铁府的上党荫城镇，以其得天独厚的煤铁资源，紧跟时代的节拍，在铁文化历史发展长河的每一个章节中，铸就了一页页鸿篇巨制。

    上党产铁，古来有之。《左传》记载，公元前513年，荫城人民就已经掌握了简易冶铁技术。光绪《长治县志》记载，汉朝在上党设有铁官，荫城驻有铁商。唐宋两代，铁业有了长足发展。到明代荫城铁业生产更为发达，有一明万历元年的铁鼎，上有“山西潞安府长治县铸”字样，并铸有工匠名字。明代，荫城开始制造军械，现长治市博物馆珍藏着一门铁炮（长1.97米，炮筒直径140毫米），炮身铸箍，箍间所铸铭文为“崇祯十五年，长治县知县颜习孔置造”。明朝洪武六年（1373）全国13个铁冶所，潞安荫城即为其中之一。清朝至民国年间，荫城铁货发展到鼎盛时期。据荫城镇桑梓村西庵庙、石炭峪村玉皇庙碑刻记载：清乾隆、嘉庆年间，“荫城铁水奔流全国”。太行山上的这块小盆地再一次以它的精良产品而使全国瞩目，历史记住了一个地名，那就是长治县的荫城镇。

    早在汉代，上党设铁官，荫城驻铁商。明清时期，荫城几乎成为铁货的代名词。荫城及其周围的132个村庄，家家有铁炉，人人会打铁。炉火刺破夜幕，与星光共辉；锤声惊醒物眠，与鸡鸣互闻。

    荫城铁货之所以名闻遐迩，誉满全国，其主要原因是品种全、质量好、善经营。

    品种全。据《长治县志》记载，当时荫城铁货多达3000多个品种，其中分为生铁货、熟铁货两大类，两大类中又分为钉、锤、绳、锁、铃、锅、勺、壶、铲、笼、鏊、匙、铖、盆、桶、刀、剪、锯、斧、犁、镢、锹、锄等以及各种细杂共几十个种类。每个种类又按大小、轻重式样和用途，具体分为上百个型号，名目繁杂，数不胜数。如钉类，按形状分枣籽钉、鱼眼钉、卯尖钉、水泡钉、荷花钉、车钉、斗钉、犁钉、耙钉、门钉、柜钉、镰钉等，每类钉中又分为大小、轻重规格各不相同的若干种。再如勺类，则按打水、舀汕、烧茶、炒菜、取米面、舀汤等各种不同的用项制作重量、口面、深度、把长、库长等大小不一的铁货品种，使各地用户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挑选。

    质量好。荫城铁货制艺高超，规格精巧，经久耐用。凡用过荫城铁货的人都知道，这里的铁器比一般铁货的铁质、铁性要好。荫城的铁锅、铁铖等灶具，新货时呈灰色，使用前先用砂石磨光擦净，明火加热，然后食油浸里，草木灰熏外，使用起来里边盛水不生锈，外边遇潮不腐烂，越用越黑亮，美观好看，经久耐用。用这些铁器蒸、煮、炒、煎的饭食不变色，不变味，不损害营养成分。荫城的铁勺、铁匙成形后，表面沾薄铜，即把黄铜热处理后打在铁器表面，薄铜厚铁，浑然一体，看上去光亮照人。用其制作的食品，色、味俱佳，烹调效果绝非铝制品可以比拟。荫城的“娃娃绳”，其形如链，每挂百环，重达半斤，十分精致，一度远销西藏，成为藏民所喜爱的装饰品。荫城的水泡钉，入水不生锈，头圆心空，厚薄均匀，永不掉盖。荫城的椽钉，人称“三绝”：上尺绝，长短粗细，分毫不差；上秤绝，几个一斤，数准秤平；上木绝，入木生锈，牢不可拔。用这样的铁钉钉椽，即使椽本身已年长朽烂，铁钉与木衔接处依然紧扣如初，力拆不开。

    善经营。这是荫城铁货得以畅销万里的关键。荫城人会打铁货，但是全村几百户，即使家家升火，人人打铁，铁货产量也是极其有限的。那么，小小荫城何以“日进斗金”呢？最重要的是荫城人勤于经营，会做买卖，把这里变成了名扬中外的铁货集散地。在荫城的铁货铺和市场上，本村铁货占的比重并不多，大量的铁器是长治、高平、壶关、陵川、晋城等县的几百个村庄、千万户农民铁匠的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地不论离荫城几十里，还是上百里，也都把产品运来，打上荫城铁货的铭牌进行销售，否则就难以出手。正如人们说的“高平铁、晋城炭、离了荫城不能干”。荫城人在吸纳他们的同时，在质量上严格把关，认真负责地维护其名牌声誉，共同营造了一个全国最大的铁货市场。于是，荫城铁货愈见声名鹊起，吸引了八方来客。在铁货买卖的旺季，荫城的铁货行店都有外地庄客常驻，全村留人客店、旅馆上百个，村中的大街，至今还保留着“馆街”的称呼。街头巷尾、熙熙攘攘、客商云集，镇上的客栈、饭店百余个，一直营业到深夜，那时的荫城就有了不夜城的美誉。当时全村留驻的远地外商少则五六十家二百多人，多则七八十家三四百人。常驻荫城客商共有九路，分别是：关东客（东北三省），京客（北京、天津），上府客（太原、大同），西府客（陕、甘、宁），口外客（内蒙古、新疆），河南客（河南、安徽、湖北），山东客、两广客、西南客（云、贵、川）。这些客商大部分都是来定货的，他们看中的是荫城铁货高品位的质量和上党人宽厚而诚实的品格。荫城的铁货商根据各路顾主的要求，依图制品，定点进货。对产品质量、规格、标准严格要求，对雇主认真负责，信守合同。质量与信誉的结合，使得荫城铁货遍布全国各地，并出口俄国、日本、朝鲜、不丹、尼泊尔等国家，荫城铁水流向全国、流向海外，年交易额可达千万两白银。

    荫城铁货曾火红了数百年，荫城这个名字也曾火红了数百年。然而，荫城铁货也和潞绸一样，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民国时期，荫城铁业已是强弩之末。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交通阻隔，运输停滞，铁货积压，生产渐趋萧条。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作为经营荫城铁货的潞商也雄风不再，走出去搞运输铁货的人越来越少。此时，潞州的铁货比明清时的销量和输出量大大下降，荫城一带的铁炉减少200余座，铁货行铺由350家减少到仅有的34家。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了上党各重镇，荫城铁货更是雪上加霜，铁府80%的铁炉停产，销售铁货的店铺纷纷停业关闭，常驻荫城的外地客商逃难出走，仅有零星几家店铺，也只是勉强维持生计而已。长治解放后，在政府的竭力扶持下，虽然也曾一度接近于历史最好水平，但毕竟因为种种条件的制约，再也找不回往日的市场，找不回往日铁货的辉煌了。

    沁州黄小米

    “沁州黄”是沁县檀山小米的简称，产于次村乡檀山一带。沁州黄小米从清代起，成为沁县“三大宝”之首，属中国古代四大名米之一。《中国谷子品种目录》所载的一万多个谷子品种中，“沁州黄”品质名列前茅。据《沁州志》记载，沁州黄小米在明、清被列为宫廷贡品，民国4年（1915），“沁州黄”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1949年后，“沁州黄”年年进京展出，多次参加广州国际交易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1986年4月的石家庄、1988年4月的洛阳等一系列的全国赛米会上，多次荣获冠军。

    “沁州黄”的特点是色泽鲜黄明亮，颗粒圆润、均匀，食时绵软可口，清香甜美，且具药膳功用。中医临床实践证明，“沁州黄”味甘、性微寒，为清凉性滋养品，有养阴、壮阳、清热、利尿、消肿等功效，对高血压、炎症、癌症均有一定的预防和抑制作用，当地农民有“有衣穿到冬天，有米吃在伏天”的谚语。

    沁州黄谷子原名“爬坡糙”。相传在400多年前，沁州大地遭遇罕见的干旱，土地干裂，草本枯黄，庄稼都旱死了，唯有沁州城东南20公里外的檀山寺院附近的几株谷子没有旱死，并且抽穗开花，结了种子。秋天，寺院和尚把这几株谷穗采收播在附近的田里，历经多年精心培育，不断繁殖，终于选育成一种品质好、抗旱性强、耐瘠薄、病虫害少、生育期适中的优良谷子品种，当时起名“爬坡糙”，米称“糙谷米”。明朝嘉靖年间，檀山寺院一位僧人的亲戚在京城供职，僧人捎去“糙谷米”一斗。巧逢皇后生子，因失血过多，面黄肌瘦，不思饮食，病情日趋严重。一天，皇后口喊“黄金汤，黄金汤……”于是皇帝就命宫中大小官员在京城四处寻觅。有位官员忽见一老妇端着一大碗“黄金汤”给坐月子的儿媳妇食用，官员跟随察看，问老妇“这是什么汤？”老妇回答：“是黄金汤”，官员大喜，便用重金换来“糙谷米”，煮汤敬上。皇后一见“黄金汤”，连喝数碗，安然入睡，不久病愈。事后访得此黄米产在沁州，嘉靖皇帝发旨沁州，将“糙谷米”列为贡品。直到清朝，都把“糙谷米”定为贡品。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吴琠在朝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时，将檀山产的“糙谷米”献给康熙帝品尝，帝悦，问：“此米产自何地？”吴答：“沁州。”皇帝便赐封为“沁州黄”，并封为贡米。从此“沁州黄贡米”沿袭各代，名扬天下。

    平顺花椒

    花椒、柿子和核桃，俗称“上党三宝”。平顺是全国最早栽培花椒的地区，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唐代，平顺一带就开始种植花椒。经过长期的培育，品种多达十多种，有大红椒、大绿椒、小红椒、狗椒、白沙椒等，其中大红椒最好，产量大，耐寒，味香，出油率高，有十里香之称，多年来畅销全国，出口欧美、东南亚许多国家。近年来又引进了换代新品种——大红袍，使平顺的花椒种植业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大红袍花椒1993年获山西省农业食品博览会金奖，1994年又获全国名特优新林业产品博览会花椒唯一金奖，之后平顺被民政部命名为“中国大红袍花椒之乡”。平顺花椒皮厚，颜色纯正，香味扑鼻，是一种上等的调味佳品，全县15个乡镇的花椒产量占全省花椒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强。秋收季节，满山遍野红星点点，数里之外，香气四溢。请听那随风飘来的采椒歌：

    七月里来满山山红，秋风送来椒蛋蛋崩。

    十里山外醉人心啊，嫦娥斟酒满杯盅。

    七月里啊满坡坡红，男女老少忙啊忙哄哄，

    摘呀摘呀摘花椒，椒根（儿）冲我喜盈盈。

    七月里啊满院院红，砖包新房蓝格莹莹……

    相传唐朝李渊任太原留守设宴时，厨师炖肉烧菜用的就是平顺花椒，迄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花椒籽是很好的油料，产椒区群众在招待客人时常用花椒油烧菜、煎炸油条、油饼等以示隆重。此外，平顺花椒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到了夏天，还是驱虫储粮，保证粮食安全度夏的良好用品……花椒有如此多的独特作用，难怪明代僧人宗林在《花椒》诗中赞道：

    欣欣笑口向西风，喷出玄珠颗颗同。

    采取倒含秋露白，晒时娇映夕阳红。

    调浆美著骚经上，涂壁香凝汉股中。

    鼎□也应加此味，莫数美桂独成功。

    为变当地花椒优势为经济优势，增加农民收入，1998年平顺县成立了集科、工、贸为一体，公司与农户相结合的新型股份制企业——平顺县大红袍开发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已研制开发出绿色食品系列、绿色调味油系列、辣酱系列、调味汁系列、火锅料系列、芽菜系列等6大系列50余种产品，并新建优质大红袍花椒原料生产基地4万亩，建立日光温室花椒芽菜大棚30栋。在全国20多个省（市）、100余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办事处、代理商，产品进入了1800多家大中型超市，且远销港澳地区及新加坡、蒙古国、加拿大等国际市场。平顺大红袍花椒正在走向规模化、基地化、专业化、标准化、产业化的开发之路。

    长治堆锦

    堆锦，是长治一项传统的手工艺品，五光十色、色彩斑斓，极具有浮雕效果，被人称之为“立体国画”和“软体浮雕”。曾几何时，长治堆锦曾以它独特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而蜚声海内外，传阅于文人雅士之手，陈列于达官贵人之家，获得过国际银奖，也曾作为国礼馈赠友人，堪称我国民间工艺品百花园中的一颗明珠。

    有专家推论，堆锦这一独特的手工艺品当产生于隋唐时期，但难以找到实物予以佐证。而清末民初的长治人李模和他堆制的长治堆锦，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如果说隋唐时堆锦工艺就已经发轫，那么是在李模手里才使它发展到了极致。

    李模（1867～1933），字子才，出生于长治市炉坊巷一个破落官宦家庭。祖上曾做过大夫、主簿、千总之类的官职，到李模父亲李沾清时，家道中落，迫于生计，李沾清遂跟长治北街的一位姓林的师傅学了油漆裱糊手艺。李模自幼读私塾，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弱冠之年善画。在和父亲、长兄从事油漆裱糊工艺时，偶得一件工艺品装饰，李模对此工艺品产生了极大兴趣，经过细致剖析，认真探索，反复试验，终于走出了一般裱糊装饰的窠臼，制出了一幅美妙绝伦的堆锦工艺品（当时称为“堆花”）。从此，李模名声大振，前来选购观赏堆锦的人络绎不绝，炉坊巷“自胜李”字号门庭若市。由于用户增多，销量扩大，渐显人手不足，这时，李模之弟李楷便也投身堆锦。随着堆锦工艺的日益完善，工艺品也不断流往外地。这时的堆锦工艺品主要有“福禄寿三星”“南极翁”“八仙过海”“唐僧取经”“苏武牧羊”“西厢张生”“刘海戏蝉仙”“黛玉葬花”等，这些堆锦工艺精巧，形态生动逼真，图案新颖，造型典雅，既具有民族风格，又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实为中国民间手工艺品中的上品。

    清宣统三年（1911），李模与长子李时忠、次子李时庸应邀前往平遥、太原等地传艺。在此期间，先后为冯玉祥、吴佩孚、黎元洪、阎锡山等人堆制了一批肖像。袁世凯死后，还为其葬礼堆制过“走马像”。其时，还为外国传教士堆制过教皇、耶稣像，并被这些传教士带回荷兰、美国。这些肖像作品，不仅堆得惟妙惟肖，而且真实感很强，因此大受青睐。

    1915年，李模、李时忠、李时庸父子3人，历时3个月堆制的“春桃”“夏荷”“秋菊”“冬梅”四季条屏，被选送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荣获二等银质奖章。1918年9月，山西省府在太原市新南门内劝工陈列所（今海子边人民公园）开办山西省第一次实业展览会，李模的堆锦也获得奖励。

    长治堆锦的主要工艺是：先将图形描在薄纸板上，照线剪裁成若干块，再在这些纸片上“贴飞边”“压纸捻”“续棉花”，后蒙上所需绸缎，并按图案要求将蒙上去的这些绸缎经过“拨折”“软褶”“彩绘”“贴金锡线”，成为片状半成品，然后将此半成品平面拼贴在已经绘好场景的底板上，装入玻璃木框，一幅形象生动的堆锦即告完成。这些堆锦作品传世不多，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苦苦寻觅。1981年，在山西平遥县一村民家中发现一幅李模于清末民初期间制作的堆锦“全家福”，保存完好。山西芮城县历史博物馆中，有清末民初长治堆锦的残片。长治西街孛隆铭存有民国初年“龙戏凤”大屏中“凤凰”的残片。长治市博物馆曾在高平、晋城等地收集到几幅长165厘米、宽37厘米的长治堆锦条屏，经考证为1928年所制，题材多为八仙形象。因保管不善，原物已经朽烂，但可从及时拍摄的彩色照片中一睹其当年的风采。可喜的是近年来在北京广化寺内发现两幅长1.5米、宽0.45米，用红木镶嵌玉寿字作框的长治堆锦，其题材分别为“富贵荣华”和“福寿三多”，据考证这两幅堆锦的制作年代是在清末。另外在开发祁县乔家大院和晋中榆次常家庄园过程中，竟发现了58幅清末民初时期长治人李模、李时忠父子制作的堆锦。这些精品中多以四季花卉条屏为主，还有“富贵荣华”“多子多福”及“八仙”“七宝”等道、释二教的内容，条屏数量多是四条屏和六条屏，也有一些单幅的堆锦作品。

    1933年，李模因病逝世，戴着他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的银质奖章，结束了近40年的堆锦生涯。次年，长治堆锦的第一位继承人李楷也与世长辞。七七事变后，在战乱和灾荒的影响下，特别是日军侵占长治后，长治堆锦跌入谷底。李模之子李时忠（1891～1967）曾被逼给日本军官堆制“龙戏凤”工艺品，并被日本军人当珍品运回国内。

    1949年后，长治堆锦重振生机，1953年，李时忠、李时杰（李楷之子）、李玉珍（李楷儿媳）等人，在长治市油漆裱糊生产合作社组成堆锦小组，增加了“各族人民大团结”“歌唱和平”等现实题材。抗美援朝期间，李时忠制作的“英雄常在”（雄鹰和松树），被有关部门赠给朝鲜友人。1957年，李时忠根据毛泽东主席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见时的照片，堆制了“和平与友谊”的人像工艺品，由国家赠给来访的苏联友好代表团。这个时期的长治堆锦，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而且还出口苏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随着外销渠道的逐渐拓宽，长治堆锦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20世纪60年代初，堆锦工艺美术人员增至150余人，这个时期，长治堆锦生产有几十个品种。如单体套装“八仙”，套装卡通人物“快乐童年”“天女散花”“葡萄熟了”，还有穆桂英、花木兰、梁红玉、红娘子等的单体条屏，名曰“巾帼英雄”。这些堆锦产品于1964年秋季进入广州交易会。1965年和1966年共出口条屏、单幅画以及盒装工艺品4000套，创汇20万元。其间，《山西日报》《工人日报》登载了李时杰向青年工人传艺的照片，照片中有位青年工人叫李反英，她是李时杰最后培养的堆锦艺人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治堆锦一度停产，图纸失落，样品被毁，李时杰等艺人被整，77岁的李时忠被逼自杀。稍后情况略有好转，李时杰又和广大职工一起恢复了堆锦生产，并对堆锦工艺进行改革，使设计、绘画、制作从全能艺人独自完成走向流水线生产，所用原料也从草板纸、通草、棉花、绸缎、麻纸捻、动物毛、金银箔逐渐演变为绫、纱、锦缎、的确良、坯丝、绒、木刁（静电植绒）、麻皮等，对以往堆制的传统工艺也进化为部分悬贴和多层组合的方法，阎德明首创了“拜月”“听琴”等堆锦换代工艺品，采用纸壳植绒的方法创制了“福禄”中鹿的形象，运用表面粘贴坯丝制鸟兽毛皮的办法创制了“松鼠”“鹗鸭”等新的堆锦工艺品。改革后的长治堆锦主题鲜明，构思巧妙，物象准确，透视合理，色彩明快，装潢新颖，曾多次受奖。

    1972年，首届全国工艺美展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这也是1949年后工艺美术界的第一次盛会。长治堆锦中的“秋翁遇仙”“八仙过海”等精品参加了展出，博得与会专家的好评。此后，虽然对堆锦的用料和工艺都进行过新的尝试，并参加了1978年的第二届全国工艺美展和1987年的第三届全国工艺美展，但终因其价格昂贵，未能有效地开拓市场而渐为世人所淡忘。

    这是长治堆锦又一次遇到的危机，如果不加以拯救，这一艺术瑰宝很可能就此谢别舞台。从事堆锦艺术30多年的工艺美术师涂必成不忍心也不甘心看到这样的结果，他奔走呼号，以引起社会更多的关注。在他的努力下，1997年6月，由长治市工艺美术学会和长治市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共同成立了“山西省长治堆锦研究所”，他们首先解决了长治堆锦多年来最令人头疼的问题——蛀。然后，采用新型锦缎布料，并对其进行特殊色彩处理，使作品中的各种动物呼之欲出，珍禽异兽活灵活现，琼花仙草逼真诱人。1999年，涂必成和他的同事经过半年时间设计堆制的作品《迈向新世纪》，在“中国民间工艺美术迈向新世纪创作大展暨博览会”上荣获银奖，作品《领袖的风采》获佳作奖，《八仙图》获优秀奖；2002年8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暨2002年‘华艺杯’评选展”上，涂必成的新作《文殊师利菩萨》荣获最高学术奖“华艺杯”银奖，《刘备和五虎上将》《四季图》《四美图》等条屏获优秀奖。紧接着，他们又用一年时间完成了一套以佛教内容为题材，多达94幅条屏，长达40米的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这套堪称世界第一的巨作，将《大悲心陀罗尼经》上的94个佛教人物堆制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而另一幅创造了“世界第一”的涂必成的得意之作《西方极乐世界图》，长7.2米，宽2.8米，是第一幅也是最大的一幅堆锦壁画。不久前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确定堆锦为工艺美术中的单独一个类别。根植于上党沃土的长治堆锦终于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必将再次惊艳世界。

    黎侯虎

    黎侯虎是发祥于山西省黎城县的汉族传统手工艺品，因黎城古称黎侯国而得名，是黎城县汉族民间手工技艺的一朵奇葩。黎侯虎起源于商周时期以虎为图腾的汉族民俗，后经过3000年历史演变，逐步完善定型为今天集故事、草编、刺绣、剪纸、书画于一身的独特造型。黎侯虎在民间有赐福、镇宅、生财等文化内涵，被誉为“中国第一虎”。

    黎侯虎是黎城县的汉族民间手工技艺的一个缩影，集历史传说、虎的原始崇拜、图案纹饰和所昭示的信仰与审美观念为一体，当地汉族民间赋予黎侯虎以赐福增寿、镇宅祛邪、安家生财等民俗功效。表现了黎城人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鲜明的民俗特性，是黎城地域人们生存意识和生存方式的特定惯例。如当地有给出生的小孩“望满月”的习俗，在满月那天，由孩子的姥姥拿上“虎”，放到小孩怀中，示意小孩像虎一样健壮，然后小孩母亲再把“虎”放在小孩的身旁，虎头冲向小孩身体，示意这只“虎”能护佑孩子健康成长。历经数千年岁月的更迭、风雨的洗礼，化为一种民俗文化，黎侯虎深深地植根于黎城人的生活中，寄寓着百姓祈福避邪的美好愿望。

    说起“黎侯虎”，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相传很久以前，在黎城一座大山里，住着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叫张哥，女的叫李妹。张哥身强体壮，李妹天生丽质，夫妻两人恩恩爱爱，男耕女织，丰衣足食。不到两年他们又生了一个胖儿子，取名小宝，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天有不测风云，不知从何方来了一个山妖，相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带领一群蛇蝎毒虫驻扎下来。从此山妖兴风作浪，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人们养猪猪死，养鸡鸡瘟，生活相当艰难。一日，山妖巡山，看见了李妹，见李妹身如杨柳面若桃花，感叹道：“这样的美人儿，只应在天上有，如何失落在民间！若能与她结为夫妻，岂不胜过神仙！”白天，山妖变成人形，趁张哥下地干活之际，便来勾引李妹，李妹不想理它，一口回绝。山妖再三引诱李妹不成，恼羞成怒，威胁说：“你要不答应我的要求，我让你的儿子半死不活，让你的张郎活不如死，你若心疼他们，就答应嫁给我。”说完化作一股黑风散去。第二天，山妖调集满山遍野的毒虫蛇蝎向张哥家进攻。张哥和儿子小宝被毒虫咬得遍体鳞伤。正当此时，一位云游神仙路过此地，看到邪气云集，毒雾弥漫，忙念咒语。刹那间，烟消云散，毒虫无影无踪。接着神仙变成一位游方道士，手持拂尘，来到张哥家，从随身葫芦里倒出二粒仙丹，给张哥父子服下。二人服下仙丹，顿觉神清气爽，身上毒患全消。一家人高兴之余，急忙拜谢救命之恩。道人开口说：“山妖所为，我已知晓，我送你们神物一只，可保你家人宅平安。”说话间取出一只金虎，送给张哥，然后化作清风而去。从此，张哥家人宅平安，家境又渐兴旺。

    四邻八村乡亲知道此事后，为求得人宅平安，纷纷仿制各种老虎。因为用金、银、铜不便制作，且代价大，他们就用红、黄布采缝制。除了布老虎，还制成小孩穿的虎头鞋、虎头帽，流传至今，已经变成一种民俗。

    艺术源于民间、源于生活。憨态可爱、栩栩如生的“黎侯虎”以其独具的民间地方特色，不但受到世人的关注喜爱，同时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现了黎城灿烂悠久的古老文化。

    1998年农历虎年，黎侯虎被国家邮电部定为生肖邮票图案，使黎侯虎一下子名闻全国。黎侯虎名扬海内外，它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黎城县，人大代表高秋英是个名人，这是因为她是生肖邮票上黎侯虎造型的制作者，她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妇，由于过去家里贫穷，她从小就跟着母亲学会了各种针线活，这种黎侯虎的样式就是她的家传。她制作的布老虎独具特色，成为全县制作布老虎的样板。在她的带动下，高秋英所在的谷驼村有320多名妇女缝制起了“黎侯虎”，同时，黎城县形成了以“黎侯虎”为主，与当地民间刺绣、鞋垫、虎头鞋、虎头帽、香包、绣球、草编、剪纸艺术等汇集为一体的民间工艺品生产基地。“黎侯虎”作为一个品牌已经走向全国，畅销上海、北京、珠海等10多个大中城市，在全国许多商场也设了专柜，产品供不应求。

    2008年7月，黎侯虎被正式确定为北京奥运会民间工艺参展品，奥运会期间将在北京地坛公园向中外朋友进行为期15天的展示。

    黎侯虎虎虎生威的造型里积淀着往古传说的文化底蕴，凝结着汉族妇女的智慧巧思，它的传承和发展将成为古黎国文化的一种遗存，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独树一帜。

    如今的“黎侯虎”和传统意义上人们用来“望满月”的黎侯布老虎，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布艺黎侯虎，更大程度上是从文化意义上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购买它的人，多半是为了收藏和装饰。

    4 长治风俗

    屯留人爱喝大叶茶

    谈到茶，人们自然会想到西湖的龙井、云南的普洱……然而，如果有幸到屯留走一趟，也许就会认为，屯留的茶道不亚于日本茶道呢！

    屯留本不产茶，屯留人所喜爱的“霍玉黄”大叶茶大部分是从皖南买来的，据说是秋霜过后采摘的最后一茬茶叶。大叶茶色黑、性寒，枝叶掺杂，价格便宜，饮用方便，具有提神壮力之效，是屯留人待客办事的第一必备品。

    沏茶时，先用大铁壶把水煮开，将大叶茶放在小茶壶内，一般放半壶。沸水高冲，壶满手停，滴水不漏。稍候，将茶水低斟入杯中，倒至茶杯1/3处即可，再冲两遍茶水，倒至茶杯2/3处，再冲三遍茶水加至杯满。即“高冲低倒不起沫”。高冲使茶叶易展，味易出；低斟保持热度、茶味。这样的茶水味酽色正，水色带有琥珀般的晶莹。初品是苦涩的，但余味却香甜清爽，如果再加入白糖，可以和咖啡媲美，让人不忍割舍。

    屯留县家家都饮大叶茶。清晨起床，先生先烧水冲茶，然后才做饭。夏天柳荫下常设茶座。冬日炕头上、火炉旁常围坐茶客。客人进门，主人就会马上先沏一壶大叶茶，让客人喝。茶水既然沏上，就会让客人喝个过瘾，只要客人把杯放下，哪怕只呷了一小口，主人也要马上给斟满。如果客人不喝，只要将杯里的残汤轻轻泼在地上，主人就不会再斟了，这叫“倒了茶羹不再喝”。如果客人不明白这个规矩，只是说“不喝了”，主人就会认为客人在讲客气，便一直斟满茶杯让客人喝下去。

    屯留人为什么喜欢喝大叶茶呢？民间流传着喝大叶茶水的故事，给人们一种启迪。屯留县城，在很早以前叫霍壁村，霍壁村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村旁有一个湖泊，清澈见底，游鱼可爱，白莲溢香。夏日，红男绿女泛舟采莲，嬉戏湖波，如入仙人之境。霍壁村的西头，垂柳傍岸，有一家祖传茶馆，由老夫妻俩经营。老汉姓张，为人厚道好客，客人们喝了茶水，有钱没钱都可以走，乡里后生都称他张爷爷。有一年夏天，正是白莲盛开的时候，从东面来了一个后生，红红的脸庞，身穿绛红绣龙袍，头戴卧龙方巾，手拉一匹绛红马，停在了门前，和那一湖白莲相映成趣。后生在垂柳下坐稳之后，张爷爷像变戏法一样，立刻沏上了一壶茶水，笑嘻嘻地说：“客官请用茶。”后生一看杯中像一块活动着的晶莹透明的琥珀，高兴地连用三杯之后，笑逐颜开，站起来连说：“好茶，好茶，不仅醇浓溢香，而且长途跋涉疲劳一扫而光。这茶水是茶好，还是水好？”张爷爷笑得那把银须噗噗地颤动，脸上绽开了湖水般的涟漪说：“你是外乡来的，不知俺这里有好湖水。”说着指了指莲花湖，“这湖水既醇甜，又清香。据说这是西天如来佛台下流出来，渗到这湖里的。用这里的水沏茶喝，舒筋活血，爽神开胃，解暑败火，还能消除疲劳，真是神水啊”。后生随着张爷爷的指点，朝湖水望去，只见一碧湖水，红鱼戏白莲，绿柳系玉藕，青山湖底，微风吹动，涟漪轻浮，异香飘绕，清凉幽静，真是胜似西湖三月景，赛过南海一枝春。后生观景多时，恋恋不舍地拉马告别了难忘的小茶馆。张爷爷送走后生去收拾茶具，发现在后生就坐的椅子上有一个东西闪闪发光，拿起来一看，是方方的一块碧玉。其正面刻着四个篆字——“赤龙之宝”，背面也有四个篆字——“福泽黎民”。这一下可把张爷爷惊呆了：原来这是神灵之宝。他随后就追，但后生已无踪影。慌得张爷爷忙朝空叩拜。从此，张爷爷就把这块神仙之宝敬入香炉。

    原来在张爷爷茶馆的后生，正是东海龙王之子赤龙公子，那天为何匆匆离去？他要去参加王母娘娘十年一次邀集的蟠桃盛会。本来应邀的是他父亲老龙王，他要父亲把他带去看热闹。这一天各路神仙，高驾祥云，聚集在王母娘娘神宫。席面上大八珍、小八珍、野味海肴、仙桃仙果，样样俱全，丰盛非凡。小赤龙不大讲礼节，先端起玉盏喝了口茶，连说：“不好喝，不好喝！”王母娘娘听见茶不好喝，就有些不大高兴地说：“小小年纪懂得什么？这是下界杭州最好的龙井绿茶，有何不好？”小赤龙马上跪下奏道：“启禀王母，茶是好茶，但水不好。微臣知道下界有处好水，在山西地界上党盆地境内霍壁村。如果把那里的水取来沏茶，更能延年益寿。”王母准奏，就传旨命小赤龙即刻取来。

    小赤龙取水不大要紧，可给霍壁村带来一场灾难。这一天，霍壁村霎时狂风大作，乌云滚滚，电闪雷鸣，湖面上骤然两股锃光发亮的水柱钻入天空，转眼满满的一湖清水不翼而飞，旋即露出湖底。从此，屯留境内连年大旱，害得百姓背井离乡，妻离子散，民不聊生。

    再说霍壁村开茶馆的张爷爷，在大旱之年，把红脸后生遗失的“赤龙之宝”拿出来，带领乡亲们朝天跪拜。这一天小赤龙在龙宫突然心血来潮，感到民间有灾难，才想起自己把霍壁村的水吸干了。于是就把王母娘娘蟠桃会上剩下的水吸在肚里，驾彩云来到了屯留。谁知小赤龙年轻，精力旺盛，超过霍壁村，到了西边的盘秀山，就把水吐在盘秀山。于是盘秀山顶的如来佛祖庙神座的下边便渗出一股水，到山脚下冒出八大七小十五个泉眼，喷吐浸溢，无法阻挡。小赤龙一着急，就地一滚躺在那里，用自己修长弯曲的身体，挡住了横流，使这股神水形成了纵贯屯留80里的一条河流。在小龙身躯的映照下，这条河流的水成了浅绛色，所以叫绛河。又因为这股水是从小赤龙口里吐出来的，带有赤龙的唾液，所以水性硬，可以沏开叶大梗粗的大叶茶。既醇香味美，又提神健胃。

    这就是屯留人爱喝大叶茶的来历。

    沁县端午民俗特色浓

    沁县地处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一座北方风情浓郁、水乡神韵独特的城市，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境优良，有着“千泉之县”和“北方水城”的美誉。沁县县委、县政府把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融合起来，把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从2009年开始，沁县每年都举办“北方水城端午民俗文化节暨全国龙舟邀请赛”，集中展示水城沁州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以“中国曲艺之乡”为代表的厚重的非遗文化魅力，为建设北方水城、美丽沁州扩大影响，凝聚力量，赢得商机。

    “北方水城·中国沁州端午民俗文化节暨全国龙舟邀请赛”为期10天，内容包括民俗展览、民间七十二行技艺表演、吴阁老游园、文化巡游、戏曲服饰盔饰展、沁州书会、传统庙会、龙舟大赛、钓鱼大赛、《美丽乡村》摄影展、“生态沁州”一日游、客商游沁州、端午篇·中华经典诵读等多项传统项目。启动仪式和龙舟大赛结束后，游客们涌入沁县民俗展馆，不仅可以看到打铁补锅、剃头磨刀、修房砌灶、纺纱织布、裁缝绣花等七十二行民俗展示，而且还可以品尝到全国多种特色小吃。开幕当天，沁县还举办招商引资签约大会，涉及农业、工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城镇建设等领域。

    水城沁县端午习俗融合了华夏文化、小米文化和北方水乡文化的特质，一年一度的端午民俗文化节暨龙舟邀请赛，依靠文化助推、体育搭台、展示风采、打造品牌，以“大型歌舞文艺演出、七十二行民俗展演、群众文化体育比赛”等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保护民俗、展示非遗、传播文化、服务大众，反映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展示沁县独具魅力的山水人文特色，传播沁州耕读传家的文化理念，打造国内知名文化品牌和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加快推进魅力长治、水城沁州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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