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曾经说过，宋元两个朝代是鄱阳文化的成熟期。我为什么这样说，根据是什么？如果我们从大历史看，也就是说把历史的视角放大，看看长江流域的文化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经济水平高于北方，文教事业空前发达，加上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重心，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南移，长江流域文化，才开始走进文化的成熟期。鄱阳地处长江中游地带，又与两宋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的长江下游紧密相连，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尽管有着得天独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但绝不可能高于或先于这个文化带，她同样只能同时或同步进入这个阶段。
我们知道，北宋政权是在公元960年太祖建隆元年正式建立的。这个王朝，是开国皇帝赵匡胤，用政变手段，从后周手上夺取的。赵匡胤原是后周柴荣的部将，他在将士的拥戴下，黄袍加身，当上了皇帝，演绎了历史上“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可是，北宋建立政权之后，并没有结朿割据分争的局面，直到公元979年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中原地区和南方才基本上统一。不过，这种统一是有限的。从全国范围看，北有契丹族的辽政权，西北有党项族的西夏王朝。此外，还有云南的大理、西藏的吐蕃等不在宋朝的版图中。可就是在这种畸形格局下，形成了统治危机来自北方，物资供应基本上依赖江南的局面。这就使得江南地区，在人民加重负担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实际上就是文化水平提升的充分表现，所以说这也是鄱阳文化的成熟期。那么，鄱阳又有哪些具体的事情可以表明，她在这段时期的文化成熟呢？
我认为有至少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鄱阳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远的不说，以鄱阳州学为例，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的学徒，也就是生员达一千多人，居江西各地第一，由此可见当时鄱阳的办学规模。至于鄱阳乃至饶州地区，对求学的重视程度，鄱阳人洪迈在他的《容斋随笔·饶州风俗》中说：“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为什么会有这种风俗？我认为这是儒家教育观，渗透进人们思想的结果。“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了人们的追求。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教育的地位大大提高。两宋期间，江西有进士5442人，其中北宋1745人，南宋3697人。当时，江西有68个县，按平均数每个县应该是80个人，鄱阳占了多少呢？北宋56人，南宋59人，共计115人，按80个人的平均水平，鄱阳多出35个人。这时的鄱阳，不但有州学、县学、书院，还有私塾。这种教育结构，有如现在办学模式，不但有公办学校，还有民办学校。书院、私塾，就是民间开办的教育场所。可以说在两宋期间，鄱阳的教育触角，已经伸进了农村。南宋末，有位叫张采的人，他就是迄今有记载的，鄱阳开办私塾的先行者。
第二、教育催生了人才的迅速成长。在唐朝，鄱阳仅有吉中孚进士及第。两宋不同，不但有那么多的进士，而且还出了状元。这还不算，担任尚书、节度使的有5位，侍郎、刺史的3位，也就是说省部级的共8位；知府、郎中这些地级官员有10位；县级官员占进士比例的五分之四。更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两宋朝廷任宰相、副宰相的25位江西人中，鄱阳又有两位。这些政治家们，不仅成为了两宋南重北轻文化结构的核心，更为加快鄱阳文化的成熟步伐，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作用。以刻书和藏书为例，此前在典籍上，很难找到鄱阳刻书的记录，到了南宋不但始有官刻，而且还有私刻。官刻如：1165——1173年南宋孝宗乾道年间，俞诩饶州鄱阳郡斋刻本，范仲淹撰《范文正公集》20卷、《别集》4卷、《尺牍》2卷；1167年南宋孝宗乾道三年，有饶州刻本，范纯仁着《范忠宣集》；1186年孝宗淳熙十三年饶州刻本，陈襄着《古灵先生文集》；1208——1223年南宋宁宗年间，饶州鄱阳郡署刻本，史定之纂修《饶州志》两卷；有饶州刻本，赵士輵、耿延年编《皇朝考科录题名》；1223年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饶州鄱阳郡斋刻本，洪迈选编《万首唐人绝句》。私刻有李传叙刻本《晦庵续录》。这些刻本，不只体现了鄱阳印刷业的发达，同时折射出鄱阳刊刻技艺的很不一般。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就受到皇帝称赞。此外，从另一个视角看，书籍的大量刻印，对文化的发展作用极大。在藏书方面，据南宋着名词人、笔记体作家周密的《齐东野语》说：“宋承平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番阳吴氏……皆号藏书之富”。近代学者张金吾先生说：“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从这种文化现象中，我们可以窥视当年鄱阳的读书风气。
第三、两宋中重要的政治家在鄱阳的任职，给鄱阳文化的提升，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我们鄱阳人在叙述自己的历史时，总喜欢用“颜范遗风”来总结。何谓“颜范遗风”，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颜指颜真卿，范为范仲淹，两位古代有名的人物，他们都在鄱阳任过职，又都给鄱阳人留下了浩然正气。不过，历史对于颜真卿的评价，只是“唐大臣、书法家”这么个定语。而对于范仲淹则以“政治家、文学家”称呼。事实上，范仲淹对于鄱阳的影响，远远大于颜真卿。范仲淹的在州之北办学，20年后定出状元的预言，造就了彭汝砺的状元及第。当然，又正是颜真卿、范仲淹的政治品性，才给“苏武第二”的爱国者洪皓，以巨大的人格影响。尤其是范仲淹和及后在鄱阳任过职的王安石，他们的从政风格和民本思想，都给后来任过宰相的洪遵、洪适很大启示和教育。甚至可以这样说，从两宋起，鄱阳从政的人渐渐多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两宋时期鄱阳的文化，已经突破了隋、唐和五代十国时期的文化盲区。并为后来鄱阳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文化广纳和博取
对于将宋元定为鄱阳文化的成熟期，之中还有一个要的因素，那就是进入宋代以后，鄱阳行政建置和隶属关系的变化，以及南宋朝廷南迁的影响。又正是这些因素，才使我们有机会，广泛接纳和博取先进地区的文化，丰富我们自身的文明与进步。
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因素呢？因为我们的先辈和后来的乡贤，每谈到我们的文化，都习惯以“吴风楚俗”来概括。那么，吴风到底从什从时间，真正成为鄱阳文化的内涵？我想，两宋应该是重要时期。此前，我曾简单追溯了一下鄱阳从先秦到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的历史，从当时的历史进程看，除隋唐之外，鄱阳一直处在吴楚交融和吴头楚尾的环境中。其实，从先秦到汉朝的鄱阳，这块地方就是楚的属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设立36个郡，鄱阳属庐江郡，其时江西大部分地区属这个郡。不过，郡治所在地就在鄱阳，可以这样说，秦朝时鄱阳是江西的首府。进入西汉，刘邦废庐江设豫章郡，郡治由鄱阳移至南昌。豫章郡所辖范围，包括湖南长沙等大片地区，到三国东吴统治时，基本还是这些地方。唐初立十道，后为十五道，鄱阳属江南西道。五代十国杨吴和南唐时期，其统治的范围，差不多和三国孙吴相似。所以说在两宋之前，鄱阳一直归属楚文化带。我们知道，楚族源于中原，楚文明源于中原文明，鄱阳文化的基础，还是华夏文化。
公元997年北宋至道三年，太宗改道为路。公元1018年宋真宗天禧二年，江州（今天的九江）、饶州、信州（今天的上饶）、南康军（今天的星子、都昌）属江南东路，与长江南岸的江宁府（今天的南京市）、宣州、歙州、池州、太平州、广德军（均为今天的安徽所辖），共同为一个大行政区。这种状况差不多维持了350年，直到朱元璋建立明政权才结朿。
公元1127年北宋钦宗靖康二年，宋徽宗第九个儿子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天的河南商丘正式登位，改号建炎，这就是南宋的高宗皇帝。南宋偏安王朝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是种耻辱，但在鄱阳文化史上，还是留下了一份灿烂。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至少接纳了两个方面的文化，一个是中原文化，另一个是吴越文化。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这时候的中原文化较之先秦的中原文化，己经大相径庭。中原文化经过汉、魏、西晋、北朝、隋、唐等朝代，在数百年间的苦心经营，早己进入了成熟期。恰恰相反，长江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文化仍在发展阶段，而这个时候，广纳和博取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北宋到南宋，从文化需求看，这正好是长江以南的中下游地区，更大的补充与输入期。
先说两宋时中原文化的传播，我想有三个方面给鄱阳带来了提升：第一、语言。我们的语言，在两宋时得到很大规范，不但在语音上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语词上同样保留了很多的习惯用词。先说语音，成为乡戏的饶河调，至今的道白还是保留着中州音。中州音又称汴音，汴是指汴梁，北宋的首都，今天的河南开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当时的开封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汴音尤如今天的普通话，是全国的通用语言，所以为全国各地接收。众所周知，我国地大物博，语言较为复杂。洪迈在其《容斋随笔·南北语音不同》一文中说：“南北语音之异，至于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属，虽人所常用，固有不识者……”可见语言障碍给人们带来的诸多不便。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逐渐接受汴音的呢？当然不是像现在推行普通话那样，实行语言规范化。移民，移民是汴音渗入鄱阳方言的重要管道。元代虞伯生说：“故宋南渡，阻江以为国。鄱之余在江之东、西之间，重湖之表，郡完地博，土沃而民安，去临安近而无险，是以贵臣大家而居之。”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以前朝代的移民身份，那时多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这次不同，“贵臣大家”，有钱有势的，这对文化改变的力度，应该有明显不同。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习惯用语，至今与两宋“话本”的用字相同。比方说“官”字，有“老官”、“小官”“新郎官”，它们的词源，都来源于评话的“官人”；称姑毋为“姑娘”，脚跟不着地谓之“跕脚”，说他和指去为“渠（音且）”，说疟疾为“打脾寒”，带头为“牵头”，以及农村保留的习惯用语“日下”等等。第二、风俗习尚。先说饮食，面食在宋室南渡前，鄱阳并不流行，南渡后成为仅次于稻米的主食；春不老煮黄伢头鱼，这也与南渡后兴起的时尚菜有关。不过，当时的鱼不只限于黄伢头，菜也不是春不老，但毕竟源于菜齑煮鱼；再说节日，如寒食、鞭春、端午、七夕、重阳、腊八等，追根寻源，都与南渡有关。还有不少用具，我举一个例子，卖鱼的木盆，现在的年轻人没有见过，45岁以上的人会有印象，以前卖鲜活鱼，用木盆盛水养着卖，不像现在用塑料盆。最早记载木盆的是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这里的东京指的就是汴梁。他在《鱼行》”一文中说：“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叫卖”。这不和50多年前，鄱阳鱼贩子卖鱼同出一辙吗！所谓“浅抱桶”，实际上就是木盆。以前我们很多的家俱，都是用木料经过竹篾箍匝而成的，这种箍匝，犹如抱状，所以古人称作为抱桶。第三、宗教，永福寺塔的建造和延祥观之名。虽然，鄱阳有塔，最早始见于唐朝，但远远没有北宋时的永福寺塔；仙坛观在宋时称作“延祥观”，庙名与汴京的延祥观同名，总不能说它是沿用了我们的观名。
上面浅谈的是中原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吴越文化呢？我认为这个时期，是我们接收吸纳吴越文化的重要时期。别的不说，我们有兴趣去研究下，洪适的“盘洲”和洪迈的蠙洲“野处”的相关资料，我想里面一定有不少这类的东西。在这里，我顺便谈点我对吴越文化的理解。
我们知道，吴地的先民是勾吴族，算是古百越族的一个分支。吴地开发较早，接收华夏文明的浸润较深，加上身处太湖流域平原，经济富足，生活安定，以至养成求稳怕乱的守成心态。越人的情况不同，他们处在山区与海岛的“地狭民贫”的环境中，这就迫使他们致力以奋斗求生存，冒险和开拓进取精神比较强。鄱阳纳入江南东道之后，因为行政隶属关系，与吴地交往无形中多了起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两宋时期，吴越有两个代表人物在鄱阳任过地方官。一个是苏州吴县人范仲淹，一个是温州乐清人王十朋，加上我们的洪氏父子四人，长期在江浙任官，在潜移默化中，吴越之习能不渗透进鄱阳的文化之中。
两宋时的社会经济状况
首先，我们从两宋时鄱阳的人口情况，看看当时的社会状况。宋代由于赋役政策造成的不良后果，《宋史》中的户口数，给后人带来了很大疑团，即人口的增长，户与口不能成正比。当时，鄱阳有户一万，人十三万口。然而，宋代在人口统计过程中，采用了主户、客户登记法。也就是说，凡是有土地的人称作为主户，不占土地的称之为客户。客户中大多数是佃农，一部分是贫民，而且主客户都在发生变化。太宗太平兴国时期，鄱阳的客户，约占人口总数的39·4％，到神宗元丰年间，减少了9个百分点。这种下降说明，丘陵山地得到开垦。但是，贫富差距还是很大，“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比方说，我们鄱阳有位叫甘绍的人，就“积财钷万”，结果遭到“群盗所掠”。尽管如此，农业生产还是比较兴旺。作物品种增多，耕作技术提高，仅水稻品种接近10个。那时候，鄱阳各地普遍栽培早稻和晚稻，不过是一季稻不是双季稻。除水稻之外，还开始种麦和五谷杂粮。因为粮食多，南宋高宗绍兴中期，知州程迈奏请朝廷：“蠲舟车征算，增米价以来远商”。这项免征车船税的建议，使得我们鄱阳一下子收到大米60余万斛。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鄱阳的粮食生产，己经非同一般了。否则，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是无法收到这些大米的。
茶叶在两宋时一度是鄱阳农业的主要产品，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十九之二至三《中兴会要》所录，“户部左曹具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诸路州军县所产茶数：饶州鄱阳、浮梁、德兴十三万五千五百五十五斤三两”，这里不但特别标出了鄱阳，而且三个县的总量，已居江西各县之首。
蚕桑是两宋时期的主要纺织原料，蚕桑的产量，鄱阳在当时也不低于别的县。公元1091年北宋哲宗元佑六年，余干人都颉作《鄱阳七谈》说：“膏腴七万顷，柔蚕桑茧之盛”，这话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洪适在他的盘州别墅旁，建有“茧瓮亭”。这还不算，我们还可以从他的《盘洲记》，“沃桑盈陌，封殖以补之。厥亭茧瓮，启六积关度”叙述中，知道种桑养蚕，在官民心目中的地位。他在《茧瓮亭》一文中又说：“倚阑课条桑，作茧看成瓮。我亦效吴蚕，踏破愁清梦”，可见当时对种桑养茧，无形中成为了国策，并受到广大官民的高度重视。正因为如此，种桑养蚕也就成了农民的主业之一。弋阳人、南宋末任过饶州知州的谢枋得有诗说：“吾知饶信间，蚕月如歧邠。儿童皆衣帛，岂但奉老亲。妇女贱罗绮，卖综买金银”。蚕桑不只是养家糊口产业，也是以物易物的重要商品。
现在，我们不是大谈特谈“湖文化”吗。我想，谈湖文化总不能回避鱼。在两宋，鄱阳的渔业生产是重要的发展时期。倚居鄱阳湖的鄱阳人，自先秦以来过着“饭稻羹鱼”，“不待贾而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然而，这种生活方式，在两宋时期有了很大改变。这个时期，随着以捕捞为职业的渔者增多，他们的商品经济观念也越来越明显。首先，我们看看职业渔民增多的事实。南宋鄱阳人洪迈，在他的《夷坚志》《阁山枭》中说：“乾道辛卯岁（公元1168年），饶州久不雨，阁山渔者三人，空手入番江捕鱼”。在《屈师放鲤》中又说：“番城西南数里，一聚落曰元生村，居民百余家，皆以渔钓江湖间自给。”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渔民己经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成员。2005年，因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我曾经就我们县的渔业生产发展情况，进行过一次粗略的寻访，通过到相关的村查阅家谱，从中发现，管驿前戴家和问龙湾邓家的先祖，在两宋时便从事了渔业生产。邓家是在北宋时由抚州金溪迁入，戴家在公元1246年南宋淳佑六年，由城内迁出。当时的鄱阳，一方面专业渔民在增多，另一方面，贩运鲜鱼的商人也应运而生。旧县志中记有这样一件事，说有个鱼贩子因放生得到回报，之中有这么一段话：“有乡人李进勍（晴）者，以贩鱼为业，常以大船满载其鱼于金陵及维扬肆中。”由此可见，当时不仅有专门从事捕捞的，还有专为从事贩运鲜鱼的。那时的捕捞手段，不但有钩钓，还有各种网具。追溯起来，我们的渔业生产习俗，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源远流长。我想，这也是一种湖文化吧！
南北宋时期，是鄱阳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鄱阳的商业较之前几个朝代，不但发展速度加快，而且市场成熟程度，也是前几个朝代无法相比的。可以说在那个时期，已经形成了行业多样化、经营规模化的新局面。这里，我还是借那个时代的鄱阳人——洪迈的着作来证明。在洪迈的《夷坚志》里，有多篇涉及到我刚才说的问题。《夷坚志·张二子》中说“番阳城中民张二，以卖粥为业”；《夷坚志·张霖》中说：“饶州市民张霖，居德化桥下，贩易陶器，积以成家”。在当时，不但普通老百姓开始了经商，就连落第的读书人，也对儒家一贯轻视的行业，发生了较大兴趣。《夷坚志》中的《黄安道》就是一个最好例证：“鄱阳士人黄安道，治诗，累试不第，议欲罢举为商，往来京、洛、关、陕间，小有所赢，逐利之心遂固。”我想，从这些例证中不难看出，当时经商已成为了一种风气。又正因为两宋时鄱阳商业的比较发达，对朝廷的贡献也就更大。公元1076——1077年，北宋神宗熙宁九、十年间，仅鄱阳县城的商业税和盐税为102770贯。这种十万贯税收的记录，一直保持到元丰年间。据南宋王应麟的《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鄱阳已有20个乡、一个镇的行政建置，这个镇就是石头镇。可见在两宋时期，鄱阳的人口和耕地都在增加，这种增加，充分体现了鄱阳经济进步的这一显着特点。
因为涉及石头镇，我想作点解释。有人会问，石头镇是不是石门街？我的回答：不是。石头镇是如今归万年管辖的石镇街。万年是明朝划立为县的，在两宋，它归鄱阳辖管。
永平监和铜镜制造
前不久，我们在谈杨吴和后唐时，曾说到永平监，不过那是杨吴和南唐时期的情况。永平监的辉煌，应该在两宋，尤其是北宋，这是永平监的黄金期。
北宋灭了南唐之后，江南西路转运使张齐贤，转运使是负责，掌管财赋和督察地方官的朝廷命官，张齐贤又是太宗时的重臣。他在南唐的基础上，增加了永平监的工匠人数，使铸钱额继续上升。与此同时，他还调集和发动其它县的男丁，开采饶、信、虔州（今天的赣州）的铜、铅、锡矿，以保证永平监铸钱的原料供应。在这种情况下，永平监的铸钱量遂渐增加到30万贯，这比唐元和年间的铸钱量，增加了几十倍。不仅如此，铸钱技术也进一步提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四说：“求前代铸法，惟饶州永平监用唐开元钱料，坚实可久，由是定取其法，岁铸三十万贯，凡用铜八十五万斤，铅三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这个时期，永平监所铸钱的品质，也都是过得硬的。不过，据史学家们推测，永平监的铸钱配额，并没有完全按开元钱的配额下料，铸造出来的钱币，比开元钱要轻要薄。张齐贤铸30万贯钱，耗料137万斤，干均每贯折合四斤九两，每枚铜钱的重量合七厘三毫。这样的结果，受到后人的批评。南宋的李焘评论说：“唐永平钱法，肉好，周郭精妙，齐贤所铸，虽岁增数倍，而稍为粗恶矣。”然而，永平监在北宋前期的高额铸钱量是前所未有，可以用“无与匹敌，独占鳌头”，八个字来形容。由此可见，永平监在那个时期的技术和规模。
公元996年宋太宗至道二年，从鄱阳永平监分出部分工匠，到安徽池州设立永丰监。公元999年宋真宗咸平二年，又在建州，今天的福建建瓯市设丰国监；江州，今天的九江市设广宁监。虽然铸钱的场所多了，但还是以永平监为主要铸钱基地。到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4年，北宋共有铸钱监17所，年铸钱506万贯，永平监为61·5万贯，占总铸钱量的12％，达到最高峰。公元1109年徽宗大观中期，饶池建江四州钱监铸钱139余万贯，其中永平监46·5万贯，占34·4％，仍排在首位，而且这批钱的质量最好，全部上供，也就是留给朝廷用。
进入南宋，铜钱铸造的形势远远不如北宋景气，但永平监的中心地位没有变。公元1159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左司谏何傅说：“鄱阳永平、永丰两监，当诸路鼓铸之半，铅锡铜铁，四面辐辏，祖宗以来，置司其地，宜矣。”在他的奏请下，南宋的最高采矿铸钱机构——“提点诸路坑冶铸钱司”设在了鄱阳，按现在的说法，鄱阳拥有了中央派出机构。这里附带作个说明，关于永丰监，前面说过北宋太宗时分设，到南宋高宗时并回鄱阳，所以有鄱阳永平、永丰两监的说法，也就是见于现载，但当时俗称的东监、西监。
因为永平监是古代制造业的重地，它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关注。然而相距时代久远，沧桑多变，以致古迹无踪。据旧《县志》所载，永平监“在郡东关外”，仅简短5个字。因此对它的具体所在位置，常引起争疑。但我县残疾学者邓道炼先生，经过反复考证，发现永平监分东监、西监，东监在东湖北岸，西监在西门铁沙墩一带，坑冶司则设在东门口直街一带。而南宋鄱阳人洪迈在他的《夷坚志·永平楼》中则说：“饶州永平监楼，南临番江”。综合两者说法，我认为冶炼场，如邓先生所说，分东监、西监，即东湖北岸和西门铁沙墩；但监所，也就是南宋提升为坑冶司的所在，在现今的瓷器巷口之西临饶河的地方，紧挨永平门东、直街南的城墙，否则不会以永平冠名。光绪年间编纂的《江西通志》证实了我这点推测，“永平监，置在郭下”，郭，城郭，郭下，紧挨城墙而己。
在两宋，鄱阳还有一个与铜相关的赫赫有名制造业，那就是铜镜制造。说到铜镜，年轻人感到新奇，60岁上下的人可能会有印象，新中国成立前新娘子坐花轿，胸前要挂一方铜镜，说是避邪。在古代，照容用的就是铜镜，金属的，所以“镜”字的结构从金从竟。以石英砂等为主要原料制作的玻璃镜，是清朝以后才有的物品。
鄱阳铜镜的制作，无论从技巧到造型，都在全国前列。据史料记载，除浙江湖州之外，就数鄱阳了。从江西地区和外省，如安徽及湖北等地出土宋镜中发现，鄱阳制造的铜镜，造型多样，品种齐全，有菱花型、园形、方型、葵花型和带柄手镜等多种，镜身厚薄不一，大小有别，分铸有坊记和不铸有坊记的两个类型。铸有坊记的多半在铜镜背面，铸上某某坊号，或铸上“饶州炼铜照子记”，按现在的话说，打上牌子。不铸坊记的，镜身普遍较薄，用现代话说，“山寨”产品。俗话所说，野鸡作坊的制作，质量肯定不过硬。
那么，鄱阳当时到底有哪些制镜作坊呢？据邓道炼先生搜集，有：肖家巷周小三、家父、朝天门里周二家、石家、叶家久、棚下叶三家、新桥许家、上巷周家久、朝天门里周五家、上巷周家小乙哥、李家等。这些作坊，都是邓先生通过实物考证得到的。他们在制作的铜镜上，除冠上坊号之外，还会铸上“炼青铜镜子”或“炼青铜照子”、“青铜照”等字样。说到这里，我想就坊作所注的地名稍作解释。这里的肖家巷，指现在德化桥北的那条巷。棚下上巷，是指下棚巷、上棚巷，朝天门里，指九条巷或刘家北巷一带。从这些作坊的分布地看，鄱阳镇不少地名，多半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
有一件事我想还是要多说几句，为什么在当时会出现无坊号，也就是“野鸡”或“非法”的作坊呢？在宋代，铜是控制物品，禁止民间交易。结果，有的因为制作铜镜，不惜销毁铜钱铸器，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国家法律，但受利润逐使，仍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进行“地下”制造。
鄱阳湖和鄱阳水运
说鄱阳，就无法绕过鄱阳湖，两宋时的鄱阳湖是怎样的状况呢？据现代地理学家们考证：“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迅速向东向南扩展”，于是有了后来鄱阳湖的规模。遗憾的是，鄱阳湖的扩展过程在古籍中找不到，因为那时没有发达的科学设施、先进的科学技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从当时文人们，留下了的片言只句中，看出一点变化情况：
“鄱阳湖与天同阔，不惜乘风破浪来。”这是北宋仁宗时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拚，他写的一首过鄱阳湖诗摘句，从诗句中我们明显感觉到，它和唐诗的描写有了很大不同。
北宋治平状元、鄱阳人彭汝砺，对鄱阳湖也有过描述，他在诗中说：“秋风浪飞屋，春雨水弥天”。
北宋的王安石则是这样写的：“茫茫彭蠡春无地，白浪卷风湿天际。东西捩舵万舟回，千岁蛟龙时出戏”；而神宗时代的吉安人刘弇说：“巨浸连吴城，高缠入斗牛”，“番君疏带砺，彭蠡壮襟喉”。
到了南宋，诗人对鄱阳湖的范围写得更具体。曾经担任过饶州知州的章谊说：“鄱阳湖面三百里，草树云山望里无”；更有一位叫周弼的北宋画家写道：“鄱阳湖浸东南境，有人曾量三十六万顷。”
……
我想有这些例子已经足够了，它们多少说明了当时的景况。虽然上面引摘的都是文学语言，而且很不全面。但这些诗句，并不是诗人的臆测和凭空捏造，结合今天地理学家们的考证，这时的鄱阳湖己经较之前朝的鄱阳湖，已经大不相同。那么鄱阳湖的东扩，到底给鄱阳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从逻辑上说，她至少使鄱阳的水上运输业，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改观吧，至于改观的程度，我们不妨通过下面一些数字，了解一个大概。
对鄱阳在两宋时的水运状况，如果想从史料中找出清晣，那是比较困难的。不过，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尽管找不到完整的数据，但也不排除还有蛛丝蚂迹。
我们知道，自三国东吴以来，鄱阳的行政地位，一直处在江西北部的重要中心位置上。这里除了行政因素，受到历代朝廷的重视之外，很关健的一点，那就是地理因素。因为人类的文明和发展，与水密不可分。鄱阳地处鄱水之北，这条河从形成到发育，一直都是连接赣东北，乃至安徽西南境、福建西北境的大动脉。在河流经济时期，这条河实际上，就是赣东北广大地区的生命之河、生存之河、发展之河、文明之河。她不仅承载了人们的生活需要，更承载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随着人类文明的提高和经济社会的进步，这条大动脉的承载能力，也越来越显现。在两宋，我们鄱阳的水运能力到底有多大呢？这里只是作了一个粗略和不全面的统汁。
一、农付产品方面：漕粮，以太宗至道年间为例，江南东骆991100担，江南东路所辖48个县平均每县漕粮20100石，鄱阳是大县，约在30000石左右，加饶州六县（当时还没有万年县），共130000石；商品米：仅绍兴中鄱阳一个县集米60万斛，饶州六县每年在150万斛；茶叶：鄱阳、浮梁、德兴135600万石：绢48000匹、绸10000匹、布：鄱阳10000匹，饶州六县共54000万匹；丝棉409300万两，20000斤：上供绢5900匹。
二、矿产：以北宋哲宗年间为例，德兴每年岁额铜50000余斤，铁967500斤，此外还有242000斤铁解往安仁县，即今天的余江，这些铜都要通过饶河中转。
三、铸钱：先说铸钱所需要的金属矿。年需铜237800斤，铅166600万斤，锡215000斤。年铸钱平均500000贯，约230000斤，四项合计655900斤。
四、景德镇的瓷器。从原料到成品，尤其是成品的出口中转，鄱阳都是必经之地。
五、其它：婺源、祁门茶叶的中转，信州纸张、农副土特产的吸纳与中转；福建闽北的农副土特产的销售与中转；食盐的销售与中转，鲜鱼的贩运、水果的中转等等。
从上面的统计看，鄱阳当时水运量和运输能力，都是非常可观的。这里以永平监为例，据史料记载，永平监为了运输所需的名种物料，专备料船七纲计280只，分批往返于鄱阳湖和信江、饶河。说到纲与料船，我稍作点解释。纲指什么？这是古代成批运输货物的组织，《水浒传》里不是有智取生辰纲嘛，智取的，就是为运输皇帝生日所筹集各种货物的组织。至于料船，料是重量单位，一料相当于一石，专用作衡量船只载重能力的大小。当时，鄱阳的料船多在300——700料之间，船的造型有平底船、暖船和小料船，这些船既适应像饶河、信江这样的深水航道，也适应鄱阳湖、长江的航行。
有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说两宋时，鄱阳的水运有了较大发展？因为从大历史看，这个时期中国的水运事业，也是非常发达的。“以舟为马，以楫为车”已成为社会时尚。南宋偏安江南，更加速了水运的发展。南宋末年的浙江人吴自牧，在他的《梦粱录》中说：“向者汴京用车乘驾运物，盖杭城皆石板街道，非泥沙比，车轮难行，所以用舟及人力耳。”其实，吴自牧在这里只说对了一半，木轮车在石板上是比较难推，我认为这不是“以车为马，以楫为舟”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江南水乡，港汊纵横、舟楫四达的良好水环境，带来的运输便利。
水运发达，乗船远行的人也逐渐增加。名人、名家经鄱阳湖来到鄱阳的就更多了，介绍鄱阳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不断问世。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苏辙，盛赞鄱阳湖的水运说：“山转楼船影，岸催连橹声”；北宋词人贺铸不无感慨地唱咏：“鄱阳不乏江山助”。抗金名将李纲，在他的《彭蠡湖》七言诗中写道：“群川已汇江不湍，朝宗到海东南安。烟收云敛望不尽，眼界始知天地宽。世传扬澜和左蠡，无风白浪如山起……好风已借一帆便，霁色更增双眼明。”范成大、杨万里，也都留下过咏唱。对于鄱阳与鄱阳湖的水运盛况，如同王安石、文天祥总结的那样，鄱阳湖和江西的水运事业，“大舟如山起牙樯，输泻交广流荆扬（王安石）”；“南人撑快桨，北人坐危樯（文天祥）”，水不再是畏途，而是载物的通道，水上运输已成为两宋时，鄱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鄱阳进士及熊本、陶节夫进士，是封建社会衡量地域文化强弱的象征之一。翻开清朝《鄱阳县志·历朝进士表》，两宋进士占人口的比例，比后来历朝的都要可观，可见当时鄱阳的文化水准，也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不过，与后来朝代的进士相比，你会发现有个奇怪的现象，在历官介绍中，北宋初和中期，有不少中举的鄱阳进士，居然看不到他们的一官半职。比方说进入北宋后，摆在第一位同榜排列的，是窦随和谢恩恭，他们都是公元985年宋仁宗雍熙二年，梁灏榜的同科进士，也是有记载的继吉中孚之后的进士。然而，在历官介绍中，却没有看到他们担任过何种职务。从史料上看，北宋的科举制度，较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有一定发展，中举的名额比前朝要多。宋英宗以前，每隔一或两年进行一次进士考试，每次入选进士的名额，约为二三百人，应该说通过考试做官的机会也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二位的无官职可记呢？我想，这与北宋的开国皇帝有很大关系。在宋初，赵匡胤曾经发过话，“不用南人为相”，虽然他指的是担任宰相之职，但他的这一“指示”，无形中埋下了对南人歧视的种子，以致在整个北宋时期，尤其在南方地主阶级势力壮大之后，形成了南北两方，不断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因此，考上进士之后能否在仕途上旋展才干，得到称心如意的职务，这就要看自己的运气。恐怕这就是窦随、谢恩恭和继窦随之后，鄱阳在公元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陈尧咨榜中的三名进士：龚纪、黄梦松和沈士廉，两人无声无息，惟有黄梦松历官监察御史、户部侍郎的原因。
宋太祖为什么登基之后，对南方人实施歧视呢？原因很简单，赵匡胤之所以能够登上皇帝宝座，主要得势于北方地主阶级，所以在政权分享上，他必然要重北轻南。可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政治重心的南移，使后来的北宋朝廷，不得不起用南人为相。比方人说吴县人范仲淹、江西人王钦若、王安石等等，他们都是南方人。正因为北宋存在南北争权的现象，结果幸运倒霉的都让鄱阳人遇到了。以公元1024年宋仁宗天圣二年，宋祁榜的吴伸为例，他就是官运亨通者，官至兵部尚书，相当于国防部长。接着又有大梨的胡光，历官工部侍郎。所以，在北宋中举的56人中，有36位看不到官职介绍，我想这些人中，多半是任由命运安排，只求安稳，不寻风险，一生中只在低层中任职。当然，之中也不排除，不为“五斗米折腰”者，他们不甘伏就于庸俗无能、玩弄权术且官运亨通之辈。
尽管历史总会有发生让读书人受到戏弄的事，但毕竞也还会让有一些确有真才实学，且又运气不错的人，能够得到应得的待遇。在北宋，在20位做官的鄱阳进士中，仍有6位入选了《宋史》，这不能不是值得称道的文化现象。这6位入选《宋史》的人是：熊本、彭汝砺、彭汝霖、彭汝方、陶节夫、洪皓。为了叙述方便和便于比较，暂时把彭氏兄弟、洪皓父子放在后面说，今天先说说熊本和陶节夫。
熊本，字伯通，公元1046年宋仁宗庆历六年贾黯榜进士。熊本从小就非常爱好读书，范仲淹在景佑年间任职饶州时，曾经看过他写的文章，认为他有才华。熊本进士及第后，先是在抚州担任军事判官，接着到浙江建德县担任秘书丞，这两个职务都很小，属幕僚，从七品，准县级吧。别看熊本职务不高，民本思想却很浓厚。一次，建德县令要将鱼池，发包给人作田地，他坚决站出来抵制，把鱼池还给了拥有者。公元1073年宋神宗熙宁六年，四川泸州有个叫罗晏夷的少数民族背叛朝廷，他通过分化瓦解，打击首恶，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不久，他又用智谋化解了重庆南川的，一次少数民族反朝廷的事变。熊本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在使用人上举贤任能，量才录用。当时有个叫蔡京的，在安徽舒州担任推官，熊本了解到这个人的情况后，竭力予以推荐。对于不称职的官吏，熊本不护短不包庇，秉公执法，毫不留情。在任秦凤路转运使时，调查了解到熙河一带的地方官，法纪松弛，人浮于事，便奏请朝廷裁减了140名无事可做的官员。熊本一直具有变革鼎新的思想，早在宋神宗熙宁初期，便提出了“师用贤杰，政修法度”的主张。他不但支持王安石变法，而且与王安石私交很深，王安石有好几首诗，表述他与熊本的感情。熊本历官天章阁待制、龙图阁待制，洪州、杭州、江宁（今天的南京）府知州，算是北宋时官运不错的一个鄱阳进士。
陶节夫，字士礼，东晋大司马陶侃的后代，公元1096年北宋哲宗绍圣三年，何昌言榜进士。及第后的陶节夫，运气比熊本还差，到广州当了一名录事参军，从八品，大概也就是现在的科级吧。但是，陶节夫不以职低而不为，不仅认真而且敬业。那时，抓了个叫杨元的山大王，这人还真有点本事，每次抓到之后，他都能越狱逃跑掉，并且拒不承认自己是强盗。这次抓了差不多又有一年时间，他仍不认帐，官府奈何不得。陶节夫知道后，只和杨元说了几句话他就认罪了，在伏法之前，杨元跟狱友告别时说：“陶公有长者风度，我即是死了，也不后悔在他面前认错。”后来，陶节夫官至陕西转运副使兼延安知府，在这个职务上，西夏多次与大宋发生军事冲突，结果他都巧用计谋赢得了胜利，夺取了大片土地，为此提升为龙图阁学士，为正三品官员。
熊本、陶节夫相隔差不多近三十年，他们的仕途生涯也很相似，都是从幕僚干起，而且都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冲突中，得到了朝廷的尝识，这看似巧合的偶然，说明了什么？我想，除用成熟两个字解释之外，很难找到更合适的词。与36位见不到官职和14位有官职，却没有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相比，他们的成熟，应该是鄱阳地域文化成熟的一种征兆。因为，人的成熟，都与他成长地的文化密不可分。事实上，在熊本之后的第18年，我们鄱阳那位第一个，也是鄱阳历史上惟一的一个文状元——彭汝砺为鄱阳文化在两宋时期的成熟，再次作了诠释。
彭汝砺与弟彭汝霖、彭汝方和其后裔
在中国历史上，自公元605年隋朝大业元年推行科举制，到公元1905年清朝光绪三十一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前后历1300年。在一千多年里，从隋期产生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个状元孙伏伽，到清朝的末代状元张謇，一共有状元608人。然而，在这少得可怜的数字中，鄱阳人彭汝砺占了一席，于公元1064年北宋英宗治平二年，夺得了一个名额，殿试进入一甲，高中榜首，金殿传胪，雁塔题名，大魁天下，获取了将全部投状放在最前面，称作状头，也叫状元的荣誉。
彭汝砺，字资器，公元1041年北宋仁宗康定二年（一说宝元三年，1040年）生，公元1095年北宋哲宗绍圣二年故，一生只活了54个年头。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既是中举状元，除荣宗耀祖之外，一定有不小的官职。其实不然，彭汝砺尽管在科考场上春风得意，但官运且不亨通。金榜题名之后不久，他只是在湖南的保信军、武安军先后任推官和掌书记，在河南的彰州，任军事推官之类的，从八品低级幕僚之职。说到这里，有必要就地名后面出现两次的“军”字，作一解释。这里的“军”指什么？指行政建置。北宋之初，赵氏朝廷对行政制度上进行了改革，设置高于县，次于州的行政单位——军，按现在的说法，准地级地方政权。这种结果表明，彭汝砺只是个不善于官场应酬，满脑子浸透儒家思想的人，所以为人正直、爱憎分明、是非观强烈、不计个人得失、坦坦荡荡。史家评价他：“读书为文志于大者，言动取舍必合于义，与人交往必尽诚敬”。是个“为文命词典雅，有古人之风范”的正人君子。
彭汝砺尽管状元及第，有一定声名，但并未受到重用，他的起用，多亏了有“拗相公”之称的临川人王安石举荐。王安石赏识他的才华，对他写的诗文给予过比较高的评价。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赠彭器之》的诗，里面有这样几句：“鄱水滔天竞东注，气泽所钟贤可慕。文章浩渺是波澜，行义迢迢是归处。”可见“拗相公”对他是很器重的。王安石不愧是提携彭汝砺的伯乐，可又正是这位“拗相公”，使彭汝砺在官场上走了一些弯路。因为，彭汝砺对于王安石在尊重感激的同时，并没有去附就。作为一介书生，一个有一定辨别能力的年轻从政者，他认为按照自己的思想、品性、品德和性格去看问题，这才是正直的表现。对王安石的变法，彭汝砺既不盲从，也不完全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阐明自己的观点，结果激怒了王安石，遭到了王安石的厌恶。同僚蔡确利用彭汝砺，不轻易苟合别人观点的耿直性格，对他进行弹劾。弹劾就是向皇帝检举失职行为，以受到法纪处分，按我们鄱阳话说，向皇帝奏本。结果，使彭汝砺外放，离开京城长达十年之久。后来这位曾经搞过他名堂，以致使他受到挫折的蔡确，遭到别人的诬陷。照说，彭汝砺有机会对他进行报复的，但彭汝砺不仅不投井下石，反而站出来帮蔡确说话，结果自己受到了株连。
彭汝砺虽然有治政之材，磊落之德，但屡被权术所害，仕途一直坎坷。他在宋神宗起用他为监察御史里行时，曾首陈十件事：一正己，二任人，三守令，四理财，五养民，六赈救，七兴事，八变法，九青苗，十盐事。这里面不乏真知灼见，且得不到理解和支持。当时，有位叫陆佃的浙江同僚，对彭汝砺的为人非常钦佩，他尤其欣赏彭汝砺的正直和不盲从。偏偏彭汝砺身上这些闪光的品质，恰恰是官场上的大忌。适应不了官场尔虞我诈伎俩的彭状元，除了像陆佃所赞许的：“三年清苦下书帷，诸子专门盛一时。研尽锦砂重注易，莫浅饶纸谩笺诗”的书呆子性格之外，还真不是玩弄权术、驾驭权力的好手，结果又被皇帝贬到江州任地方官，到九江后不几个月，卧病不起，溘然而逝。彭汝砺死后，安葬在湖北省阳新县木港镇。他着有《易议》10卷、《诗议》20卷、《鄱阳集》12卷。
彭汝霖，字岩老，彭汝砺的大弟，公元1076宋神宗熙宁九年徐铎榜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看起来这只是正七品的官阶，却属要职，职位不多，只设两员，专门负责“掌言事，及朝会中纠察朝仪班序”，职小权大。彭汝霖虽然是彭汝砺的弟弟，性格与人品与他哥哥彭汝砺截然回异。彭汝霖是靠曾布提携，由秘书丞擢升到殿中御的，曾布是他的仕途“恩人”。做人不能忘恩负义，这当然是条重要的原则。但是，怎样报恩，也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江西南丰人，任过饶州知州，宋徽宗时当上了宰相，在《宋史》中收列在《奸臣列传》中。彭汝霖在曾布揽权坑害贤良时，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害了不少朝臣，留下不好名声。
彭汝方，字宜老。旧《县志》有彭汝发没有彭汝方，注明彭汝发是彭汝砺的弟弟，为公元1088年宋哲宗元佑三年进士。《宋史》不是这样，《宋史》说“以汝砺荫补荣阳尉，临城主簿，汝砺卒弃官归葬”，与彭汝发看似两个人，我想这可能是汝发为汝方之讹，错误出在旧《县志》上。彭汝方这个人可能受彭汝砺的影响较深，为人忠贞可敬。公元1120年宋徽宗宣和初，彭汝方为浙江衢州通判，后擢知州事，代理知州时。方腊起义于浙江睦州青溪，今天的淳安。这里离衢州很近，很快攻到了衢州，当时衢州没有一兵一卒可以抵御方腊的义兵，官员们也都成鸟兽状望风而逃。彭汝方与同僚段约介两个人独守孤城三天，最后城池失陷，彭汝方被俘，直到至死仍骂不绝口，以命献国，终年六十六岁。
在谈彭氏家族时，有个人不能不说，那就是彭大雅。彭大雅，字子文，彭汝砺的叔伯侄孙。大雅的祖父汝执，为汝砺的堂弟。彭大雅与朱宗尹、江迪、黎泰三人，同为公元1214年南宋宁宗嘉定七年，袁甫榜进士。初官朝请郎，公元1232年理宗绍定五年，蒙古遣使来议夹攻金朝事，南宋遣使报谢，大雅为书状官随行，并将亲身见闻写成《黑鞭事略》，叙述了蒙古立国、地理、物产、语言、风俗、赋敛、贾贩、官制、法令、骑射等事。详备简要，为研究早期蒙古史重要史籍。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来，彭大雅迁为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创筑重庆城，以御蒙古军。理宗淳佑初，被劾贪黩残忍，除名，到赣州居住。公元1252年淳佑十二年，追录其创城之功，复官。不久病故，追谥为忠烈。
世事就是这样纷杂，为什么彭氏家族中不同人物，会有不同的命运？同为一朝之臣，同为读书之人，即是同为一母所生，彭汝砺、彭汝方、彭汝霖兄弟之间，为人处事的差异是如此之大？我想，里面固然不排斥性格因素，却也不能否定文化因素，是不同价值观取向的结果，是他们对文化深层次认识差异的使然。是以政治框范文化，让文化成为政治的衍生，还是文化包含和影响政治，以保持文化的自尊，这在他们兄弟，包括后代中，因追求不同而最后命运各一。可以说，凡是视文化如生命的，他即使参与到政治之中，表现的仍是理想化、情感化和保持自信的特点，这样有可能缺少周旋能力，难于与环境协调，以致造成仕途的悲剧，然而这种文化的成熟，将会给人带来一定的精神财富和人格魅力。相反，那些视政治于生命者，在玩弄权术的同时，也为自己给文化的玷污付出代价，严重的会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从洪皓身上看鄱阳文化
近几年来，洪皓及其三个儿子，成为现代鄱阳人耳熟能详的历史热点人物，这给我说他们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要么鹦鹉学舌，重复别人多次重复的东西，要么回避，绕过他们走。可是，说鄱阳事又无法撇开他们，左右顾盼之下，我还是麻起胆子，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谈点自己的浅见。
洪皓，字光弼，公元1088年北宋哲宗元佑三年生，公元1155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病故。他与三个儿子同朝，在历史上享有“父子相承，四上銮坡之直；兄弟在望，三陪凤阁之游”的赞誉。为此我认为，“四洪”现象，不仅在鄱阳具有一定典型性，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尤其是洪皓，既是鄱阳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颇有代表性的案例。今天我想以一孔之见，就洪皓与鄱阳文化进行一些探讨，并希望得到教正。
众所周知，洪皓是公元1115年北宋徽宗政和五年，何栗榜进士。宣和年间曾任秀州，今天的浙江嘉兴司录。司录全称叫府司录参军，是负责民政司法的地方官。公元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春，徽钦两个皇帝被金军掳走。五月，赵构即位为帝，称宋高宗。高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便硬起头皮来重新启用受百姓拥戴的主战派李纲为宰相。实际上在赵构的骨子里，最担心的，还是真把金兵打败，迎囬徽钦二帝。果真这样，就是自己保住了皇位，也多了两个太上皇。于是他一味妥协投降，派出使节和谈，求金国罢兵息战，以苟延残喘。既然要与金兵求和，就得挑选一个合适的人，他认为洪皓“议论纵横，熟于史传，有专对之才”，也就是说洪皓具有使者的外交才能，这就把洪皓推进了水深火热，使这位爱国者从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到公元1142年绍兴十二年，历经了十三个年头极端艰苦的流放生涯。
洪皓在金国的流放地，主要是在冷山，今天的黑龙江五常市冲河乡东北，60华里处的大秃顶子山。这里条件很差，“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加上金统治者对他的虐待，生活极其艰苦。头两年不供食物，他们只得拾马粪取暖煮饭，挤在羊群里取温御寒，想尽办法顽强地生存下去。在这里情况下，洪皓始终保持大宋使臣的气节，忠君节义，不辱使命。
作为宋臣，洪皓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徽钦二帝的消息。他到金国的第三年，得知徽宗赵佶、钦帝赵桓羁押在五国城，今天的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依兰县的消息后，便秘密派人送去奏章和桃梨粟面等物，暗示两个皇帝逃离束冕，并让他们知道，宋朝没有灭亡，赵构建立了南宋。不久，宋徽宗赵佶病逝，洪皓在得知这一噩耗后，日夜“北向泣血”，派人到燕山开泰寺建道场，为徽宗写《功德疏》。
金国女真氏上层集团准备攻打蜀中，洪皓知道后据理力争，他告诉完颜希尹：“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自古无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希尹以杀头威胁洪皓，洪皓说：“自当分死，顾大国无受杀行人之名，愿投之水以坠渊为名可也”。意思是说，本来我就想以死报国，考虑你不想失去具有国家实力的名气，作为使者，我不要你杀我，让我去投河，就说我自己掉进水中淹死算了。真可谓铮铮铁骨，大义凛然。
洪皓在流放期间忠贞节义、可歌可泣，但自古忠孝难两全，作为上有慈母，下有稚子为子为父者，他无时无刻不思念自己的母亲和骨肉，以致柔肠寸断，“老母八十漫磋予，男女有九赋采绿。固知我后恤不惶，人岂无情捐骨肉。万里一身只自怜，其谁高义哀茕独？”他的《使金上母书》，更是思亲情切，字字滴血。
洪皓不但是个顶天立地的人，而且还是个满怀仁爱的儒者。宋高宗邢皇后的姨父赵伯磷，被抓到北方后成了一名劳役，处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极度贫困之中，洪皓尽自己的能力周济；北宋名臣范镇的儿子流落北方为佣奴，洪皓与金人论理，使他恢复了自由之身；宋将刘世光的女儿，流落北方替人养猪，洪皓帮她赎身，嫁给良人为妻，改变了牧猪奴的命运……
作为大宋的臣民，洪皓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同胞做了该做的事也就行了。可是他不，他还以宽厚仁德之怀，向女真人传播中华文化，在当地条件艰苦，既缺纸又缺笔的情况下，利用大雪封山、长夜难熬的时间，取桦树皮作纸，鹿毛、羊毫绑在芦管上为笔，将当地出产的一种黑色滑石碾成粉末为墨，凭着记忆，“取桦叶写《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传之，时谓桦叶四书”。他将平生所学的儒家经典默写下来，教授“村人弟子”，致使对他一向苛刻的完颜希尹，也不得不敬重他的人品和才识，聘为家庭教师，“使教其八子”，希尹的孙辈，大多跟洪皓读书，“诸孙幼辈，聚之环堵中，凿困窦仅能过饮食，先生晨夕教授”。在他的授业下，完颜氏的后辈中才俊辈出，不少人学业有成，成了金国的栋梁之才。
这就是洪皓，这就是一个喝饶河水、沐鄱湖风全身浸透鄱阳文化的洪皓。他不是圣人，却有圣人之智，圣人之怀；他不是菩萨，却有菩萨之心，菩萨之善；他不是宠臣，却有忠君之诚，感恩之德；他不是孝子，却有至孝之情，至真之义。如果我们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剖析一下洪皓，就会发现这里有个让人弄不明白的向题，那就是在当时既不可能具有崇高理想，又不可能树立坚定信仰的时代，洪皓凭什么在绝境中支撑了十二年，之中做了那么多的大事、善事、好事，并且坚信能囬到自己的故国？我想，这应该是一种文化因素，一种只有饮饶河水，沐鄱湖风才能产生的文化因素——文化的自信。我为什么把洪皓身上所体现的行为，提到这样一个高度？因为我始终认为，鄱阳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个“平”字，这个“平”字，就是用水孕育出来的平民文化，具有平常之心，平静之境，平和之状，平等之姿，平易之态，平坦之怀，平凡之举，平淡之为，平安之求等元素。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知恩图报，只重智慧，不耍聪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深受儒家思想教化的文化精神。从吴芮、陶侃、蔡明远、熊本、彭汝砺、陶节夫、彭汝方直到洪皓，这种文化轨迹越来越清晰，其精神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凸显。当然，之中也不乏吕用之、彭汝霖之流，但又都落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下场。因为文化是以道德为底线的，是智慧的凝结。而智慧与聪明的区别在于，智慧是学与识的结晶，是诚与实的积累，是文化与磨砺的合成。而聪明只是先天赋予的处事敏锐，它只有与智慧结合，才能开出艳丽的花朵。一旦过度滥用，就会视道德与良知而不顾，最后沦入浅薄与投机取巧的深壑。秦桧凭借的是聪明，洪皓凭借的是用文化浸润的智慧，他深知只有智慧才有前瞻性，才有自信度。聪明做不到，聪明的“自信”实际上就是侥幸。洪皓是集鄱阳文化精核于一身的智者，所以处惊不变，处劣不忧，使强者惧、弱者敬，最后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其结果是：秦桧因聪明玩弄南宋而遗臭万年，洪皓因略显愚忠的智慧而流芳千古，这点己为后来底鄱阳人牢记。
洪皓的籍贯与他儿子、后代的成才
了解“四洪”的都知道，洪皓是他太祖父，也就是曾祖洪士良手上从乐平迁来鄱阳的，到洪皓已经四代。三代为籍，关于这个问题，洪皓的第二个儿子洪遵，在写他高祖洪士良的墓志中，说得很清楚：“高祖以朴野闻见不广，挈子若孙买宅郡城。”郡城在哪里？不用说是指鄱阳，而挈子若孙，孙是谁？洪皓的父亲。所以，在公元1185年南宋淳熙十二年，洪适女婿许及之所写的《盘州行状》中说：“本贯饶州鄱阳县”。而有些人说“四洪”是乐平人，这是违背历史常识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分歧呢？这与清同治年间篡修的《饶州府志》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宋史·洪皓传》中说洪皓是鄱阳人，《宋史》是元顺帝，也就是惠宗至正初完成篡修的，它为什么认定洪皓是鄱阳人？皇家档案。科举考试是很严格的，考生必须自己投状，这个投状不但要本人填写，而且必须地方政府认定。可以肯定地说，元史中洪皓的籍贯是毋庸置疑的。而当年主篡同治《饶州府志》的，是乐平人石景芬，这个人曾经当过安徽徽、宁、池、广四府的兵备道，相当于小军区的司令吧。凭着自己致仕前的职务，以官大一级压死马的“霸道”，强加给了“四洪”乐平籍贯，从此埋下了洪氏父子“户籍”争议的祸根。
我们先还是看看洪氏家族，是怎样从乐平迁来鄱阳的。洪皓的曾祖洪士良，种田兼小贩，经常往来于乐平鄱阳之间贩运，时间一长，看中了离县城30多里，现在属于三庙前乡一个叫滃港的地方，并以“零存整取”的，感情和物质投资方式，最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据洪适《盘洲老人小传》所叙，高祖洪士良，在滃港买地竖屋的过程是这样的：“舟过之，爱其水朝山绕，可卜居兆，于是每归必以鱼盐遗主人雷氏，世久浸熟，秋成则买谷百许斛，分寄诸家，尝置酒聚其族曰：‘诚惭岁以谷相溷，欲谋数丈地自作仓以贮可乎？’皆曰：‘诺！’”意思是想弄块宅基地。当时，雷氏家族中也有人站出来反对，终因众人同意，包括反对人自己的老婆，最后也不再阻拦。我们看看这个洪士良，一个平头百姓，一介小民，一生平凡无奇，却以时间和毅力，取得了反对者他老婆的支持，实现了自己的心愿，什么是平凡？平凡就是坚韧。在谋划从乐平迁来鄱阳中，洪士良知道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他除了以普通人，平常心，平凡举，通过时间，通过行动，一步一步，最后达到目的之外，别无良策。洪士良买下滃港的地后，“立庾屋其上，为往来贮储地”。庾，露天的谷仓，实际上是做中转仓库。后来按洪士良所说：“葬我必以滃港仓下，后世青紫当不绝”，从此落籍鄱阳。洪士良为什么要以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得到滃港这块地呢？从洪适等的记载看，洪士良以上的家族，都是世代种谷植桑的农民。自洪士良开始经营小本买卖，从此走出了世居的那块天和地。特别是往来乐平与鄱阳之后，心中有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州治所在，无论读书的环境还是氛围，远比乐平要强。他知道，自己只能一辈子种田做小买卖，要想改变子孙的命运，就必须让子孙认真读书，跳出“农门”。于是他开始分步实施自己，向州治所在地进军的计划。如同现在的陪读一样，目的在子孙成才。我想洪士良之这样做，并以风水相告，传递的应该是另一种文化信息：以平常之心，行平凡之举，便能事与愿成。洪皓所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精神。
大家都清楚，洪皓有三个儿子：洪适、洪遵、洪迈。在这三个中，现代人最熟悉的是洪迈，因为他有一部叫《容斋随笔》的书，据说毛泽东非常喜欢，所以名气很大。其实在这三个人中，历史给予评价较高的还是洪遵。洪遵虽然也一度官至宰相，但仍不失平常之心，敢爱敢恨敢做敢为。下面，分别看看洪皓三个儿子的情况。
洪适，在这里“适”读扩，不读室。字景伯，晚年自称盘洲老人。南宋孝宗时，任司农少卿，司农是掌管钱谷货币的部门，少卿为副职，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待遇。累官尚书右仆射、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院史，也就是当过副宰相、宰相。洪皓从金国南还后，对南宋朝廷的苟安很不满，尤其对抗金英雄——岳飞父子惨遭杀害深感痛惜，以至当着皇帝的面慷慨陈词，痛骂秦桧，结果打狗欺主，惹恼了高宗赵构，贬他回到鄱阳担任饶州知州。不久秦桧又命他的走卒罗织洪皓罪状，削夺官职，贬到广东的英州，今天的英德。洪适是个孝子，洪皓再次遭遇了流放，洪适也被株连罢官，于是携带眷属回到鄱阳，往来于江西广东之间，伺候年老多病的父亲长达九年之久。公元1155年南宋绍兴二十五年，洪皓复官，不幸于北归途中病逝，洪适直到三年孝服期满，才被重新启用。启用后的洪适，因为历经磨砺，民本思想更加浓重，在湖北、安徽任地方官时，办了不少的实事、好事。洪适对金石、文字有研究，被后人誉之为金石家。
洪遵，字景严，洪皓的次子。累官吏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枢密院都承旨、资政殿学士等职，至同知枢密院事。洪遵在三兄弟中，他是最有性格的一个，他性情耿介，处世认真，敢恨敢怨，毫无附丽俗气；敢爱敢怜，胸怀恤民浩气；敢治敢管，慨然一腔正气；广着博论，充满经世儒气。与秦桧的儿子同事，别人抢着拍马屁，他不齿一顾；担任地方官，他不是抓农业生产就是忙着修水利，所到之处的老百姓，争先为他立生祠；任建康府知府时，他对不服管理的皇室卫兵，也敢开刀肃饬；洪遵广采博识，好学善思，着书立说，显有文名。他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勤政为民，清正廉明，深受百姓拥戴。他不但善于理财，而且还是古代有名的钱币学家，他着的《泉志》，为后来的钱币收藏家们看重。据说，清代着名戏曲家、《长生殿》的作者洪升（昇），是他的后裔。
洪迈，字景庐，别号野处，洪皓的幼子，官至端明殿学士。洪迈是父子兄弟四人中，惟一的主和派。曾经在出使金国时，差点被拘留。洪迈的学识渊博，自经史百家及医卜星算，都有论述，尤其熟悉宋代的掌故。他在南宋前期，以才学广博雄视一时，代表作有《容斋随笔》和《夷坚志》。《容斋随笔》于公元1163年宋孝宗隆兴元年开始撰写，几乎用了半生的精力萃成。《夷坚志》也是影响后代的一部力作。洪迈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公元1166年孝宗乾道二年，因赵构命他出使金国未果免除职务，免职后的洪迈，对故乡的情况有了更深了解。当他知道，鄱阳因历来产金而造成的贡额过重，致使乡亲不堪负担一事后，复官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上《减贡金答子》，使鄱阳的贡金数，由一千两而减为三百两。
现在，我们大家普遍知道的，是洪皓和他三个儿子。然而，在《宋史》中留名的，还有洪家的另一代人洪芹。洪芹是洪适的曾孙，南宋理宗和度宗时间的人。他不但人品好，也很有才气，丞相程元凤说：“当今地望无逾洪芹者”，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但是，更为可贵的他敢直言。“慷慨敢言，天下义之”，即使因此遭遇不公正待遇，也“怡然自适”。
通过上面对洪氏家族的简介，我想这个曾经在两宋显赫一时的家族，是最能体现鄱阳文化核心价值观的。他们自洪皓到洪芹，始终保持的是那种普通人，即平常人的心态，以平凡之举，也就是有良心、有头脑、有眼光、有骨气、有胆识，身处政治漩涡之中，不取巧，不钻营，不结党，不弄权。不仅不以丧失道德和良知，来换取自己的荣华富贵，而且都是踏踏实实、清清白白地做官为人。他们身上闪烁的，正是走向成熟的鄱阳文化风采。
姜夔——鄱阳文化的一道彩虹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世界文化名人，对310多个水星环形山，象月球上的环形山一样，进行了命名。之中，有15个是以我们中华民族的人物名字命名的，他们是伯牙，传说是春秋时代的音乐家；蔡琰，东汉末女诗人：李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唐代大诗人；董源，五代十国南唐画家；李清照，南宋女词人；姜夔，南宋音乐家；梁楷，南宋画家；关汉卿，元代戏曲家；马致远，元代戏曲家；赵孟頫，元代书画家；王蒙，元末画家；朱耷，清初画家；曹沾（即曹雪芹），清代文学家；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家。以姜夔命名的环形山，座标中心位置在西经103度，纬14·5（南）40径（千米）。可以说姜夔不仅是鄱阳人的骄傲，更是我们鄱阳文化史上的一道最靓丽的彩虹。
姜夔，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鄱阳镇姜家坝村人，约生于公元1155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他六岁那年，父亲姜噩进士及第，以新喻（今江西新余）丞知汉阳县，今武汉所属。姜夔九岁时，随父亲去了湖北，他自述“予自孩幼，从先人宦于古沔”，指的就是这个时候。公元1168年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姜噩病逝于汉阳任上，14岁的姜夔，只好投靠嫁到汉阳西北汉川的姐姐。从此“依姊山阳，间归饶州”，山阳是他姐姐下嫁的村名，其后过维扬，历湖湘，多次寓居合肥，漫游吴越一带，长住浙江杭州。姜夔曾经三次，回到鄱阳参加乡试，又屡屡落第。在最后一次回到鄱阳时，留下《忆王孙·彭氏小楼》的小令。彭氏小楼是彭大雅的故居，彭大雅这时出使蒙古，他以这件事为由头，表露自己离乡背土，漂泊异乡的感受：“冷红叶叶下塘秋，长与云共一舟。零落江南不自由，雨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他知道这次的落第，意味着从今以后，命运己经把自己交给了漂零。
公元1176年南宋孝宗淳熙三年的冬天，22岁的姜夔从汉阳出发，途经被金人两次蹂躏，惨遭兵燹的扬州，看到昔日繁华兴旺的商业都城，已是“市尘尽荞麦，号角吹宵寒”的空荡凄凉景象，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情思，创制出以警辟对比词藻，度成曲调的佳作——《扬州慢》。
公元1191年南宋光宗绍熙二年，最后一次游历合肥的姜夔，乘着大雪绕道苏州，拜访了比自己年长30岁的范成大，赏梅范村，填写显名词坛的佳作——《暗香》、《疏影》，范成大以青衣小红相赠。这年除夕，姜夔自苏州石湖归湖州，途经垂虹桥，作“小红低唱我吹箫”的诗。
公元1197年南宋宁宗庆元三年，姜夔入居杭州。第三年，年届45岁的他，上《圣宋铙歌鼓吹十二章》，得到宁宗赵扩恩宠，诏免由地方送考，直接入试进士。然而，命运又与他开了一次大玩笑，仍因“时嫉其能而不获尽所议”，加上与朱熹相交甚厚，朱熹的对立面竭力反对，致使不为入科，布衣终身。
关于这位集诗、词、音乐、书法、鉴赏、文艺评论诸家为一身的同乡，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他在文学艺术上的才华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在文学上有很高的造诣，为当时的一大词家和诗人，他的书法，也深得人们称道，他的书法理论之作《续书谱》，是书法研究者的必读之物；他涉猎广泛，无所不精，既对古玩鉴赏有精到之处，又对文学理论有独特见解，他的理论专着《诗说》，后人评论为：“多精之至”；他更是宋朝惟一的一个有词调曲谱传世的，杰出音乐家，娴通音律，善吹箫弹琴，能配合词作自创曲谱，并有音乐理论着作。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被视作“音乐史上的稀世珍宝”。其中14首自度曲，自度就是自己作的曲，突破了词牌，前后两段完全一致的套路，使乐思的发展更为自由。尤其让人感慨的是，他能娴熟地运用，五声调式音阶和偏音，这在音乐史上也是一个奇迹。因为我国古代音乐是以工尺字谱记谱的。这种乐谱流传下来的，多是五声音阶，而姜夔在实际上，己经娴熟地运用七声音阶作曲记谱了。又正是他的这种音乐天赋，使自度的曲调显得清越秀丽，加上与他独具一格的清刚婉丽、典雅蕴藉的词风相结合，所以后人称他的词与曲为之天衣无缝。当时的诗坛大家杨万里，将他词曲誉之为“裁云缝雾之构思，敲金戛玉之奇声”。
《孝经》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乐民心，乐和民声”。姜夔是音乐家，当时，南渡已经六、七十年，乐典散佚。不少有识之士，想以古制补礼乐的不足，又都无从下手。姜夔却努力搜集古制，补正庙乐，身处底层的他恪守的是古训，“祖宗之法不可变”，进《大乐议》、《琴瑟考古图》。他的这些行为，让我们从他身上再次看到，鄱阳文化的另一种成熟——古风淳俗的继承与发展。又正是这种平民文化的性格，才使他在死后八百多年，成为了世界文化名人。
姜夔是虽然是个地地道道的文人，终身布衣。布衣原意指平民，后来专指没有做过官的读书人。却“气貌若不胜衣，而笔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尤其是他在没有生活来源，又不得不依存于达官贵人的情况下，不受厚赠，始终保持人格独立。姜夔与南宋大将张俊的孙子张鉴相交最深，“旧时所倚，惟有张兄平甫，其人甚贤，十年相处，情同骨肉”，张鉴是接济他生活的人。然而姜夔深知，对人的依存不是依附，特别是面对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着生杀予夺权力时，两人之间不可能真有所谓“情同骨肉”的情谊。在这种情况下，他牢记“世象纷披，人格是金”的做人原则。张鉴为他买官，姜夔“其辞不愿”；张鉴纳妾，他作词相戏。参政张岩欣赏他的才华和人品，准备收他为属官，他坚辞谢绝。为什么？平民文化是注重平等相待的，当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对称时，平等只是空话，所谓的情谊也就非常脆弱，这时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系维所谓的情谊。姜夔的这种冷处理，使他们之间在张鉴死后，终于作出了“情同手足”的结论。这让人想起两千多年前，陈胜在大泽乡揭竿反秦时，提出“苟富贵，毋相忘”的口号的实际意义。在这种文化观念支配下，后人才对姜夔“家无立锥，而一饭未尝无食客。图书翰墨之藏汗牛充栋，襟期洒落如晋宋间人”的品性，由衷地钦佩。他依托于贵族与平民间，却不委屈自己去以依附，来度过清贫而又诗化的一生。这种奇妙矛盾的结合，我认为不仅是南宋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也是鄱阳文化的一次升华。
姜夔的作品，有文学理论家评论说，他的词缺少一种穿透力，“没有目标，没有希望，更没有雄起的力量”，我想这正是姜夔的特色。我们试想一下，一个生活在宋金对峙、南北妥协、南宋王朝忘却国耻，一味歌舞湖山的时代。除了才华便一无所有的文人，过着湖海漂零、寄人篱下的生活，难道仅凭空喊和热情，就能改变自己乃至国家的现状？其实，姜夔也曾有过理想和抱负，然而命运并没有使他得到实现，他怀有用世之志，却困踬场屋，场屋指考场；他想整理国乐，却得不到重视；他文名籍籍，却终身沉沦……面对这些，除了以平常之心，平静之境，平和之状，平淡之为泰然处之外，还能有什么济世之策。我想，这应该是种特殊的文化元素，一种只有饮饶河水，沐鄱湖风的平民文化元素。这种文化元素，表现在创作上，便形成了缓斟慢酹，浅吟低唱，欲笑还颦，欲歌先敛的风格。尽管王国维先生对这种风格不为欣赏，说姜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事实上姜词的这种“古雅峭拔”、“读之使人神观飞越”，才有了“如野云孤鹤，去留无迹”，自成一家的赞誉。而这一特色的形成，我认为只有熟知鄱阳湖、长饮饶河水的人才能拥有——还人生的本质，过平淡的生活，从平凡中追求完美。
盘洲、野处和姜家坝，
说南宋，就无法避免盘州、野处和姜家坝。因为这三处地方和洪适、洪迈与姜夔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说实在的，对于能否说清楚这些方面的问题我还真有点心怯，怯的倒不是不敢一说自己的认识和体会，而是曾经亲耳听见某先生自己说过，他对盘洲、野处乃至四洪都很有研究，本人充其量只是浅尝辄止。
世上的事说来就是巧，盘洲、野处和姜家坝，几乎都在同一个方向——芝山西南。姜家坝和野处离得远点，盘洲近，紧挨芝山的西南山腿，连起来差不多是一块地方。
根据《盘洲文集》的记载，盘洲的由来是这样的：公元1166年南宋孝宗乾道二年，官拜左通奉大夫、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的洪适，因这年春天，老天不体恤人，一直低温阴雨，先后长达三个月之久。以致农耕难作，田地荒芜，身为宰相的洪适，认为是自己的失德之过造成的，便引咎乞退。孝宗皇帝赵眘见他去意坚决，也就同意了他的请辞，这年洪适正好50岁。不过，皇帝还是觉得，天要下雨也不是洪适一人能左右得了的事，便让他挂了一些高级闲职，留在浙江绍兴兼任浙东安抚使。这样便使洪适在绍兴前后待了三年，他的一些着述，如《隶释》、《隶续》等，就在这个时期刊刻的。公元1169年乾道五年，洪适再次辞去安抚使的闲职，只要了观文殿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的虚职，回到了故乡鄱阳。回到家乡的洪适，己经失去了做官的兴趣，开始在城北营造别墅，建造台观，种植花竹，取名为盘洲，这就是盘洲的来由。
乾道八年，已经把盘洲经营得象模象样的洪适，写了一篇叫《盘洲记》的散文，自称盘洲老人，从此这个盘洲便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走出了鄱阳，走进了历史。那么，盘洲在什么地方，洪适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关于盘洲的具体位置，至今没有看到一点记载。但是，根据《盘洲记》、《盘洲老人小传》等所描述的揣摸，它应该在马家山，也就是现在称作马鞍山以西、稍北，芝山西南靠马家山山咀边一带。《盘洲记》是这样写的：“出北郭左行一里，所穿耕畴，趋支径有弃地盈百亩。延旷纡坦，接西郭之衢。厥形，始锐如犁，至其中浸广，末则一弓不能及。”纡，弯曲、曲折。《盘洲老人小传》也说：“得负郭荆棘之地百亩。”熟悉这一带地形的人，一看这些描写就能猜出，这和麻厂路以右，马鞍山往北拐弯处山洼处的西面，相当吻合。再看下面的描述：“双溪掖岸，泓渟湾洄”，“列岫如屏障”。这块山咀，原先确有两条水流经过，一条是后来称作濠沟，实则连通东湖的溪流；一条则是西门湖与韭菜湖相通的湖汊。那么当年洪适，为什么把这个地方称作为盘洲呢？众所周知，盘是多义字。洪适在这里使用，至少有四层意恩：盘者，蛰伏隐居，已过天命之年的洪适，一生在官场厮混，其中的险恶多有经历，谈职务官至极品，曾经位居宰相，他不想再沉浸在你争我斗之中，所以找个清静的去处隐居下来，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盘为娱乐也，宦海沉浮，疲惫不堪，也该找个地方自娱自乐；第三、这里的地形依山而变，盘绕之洲也；第四、稳定坚固，事实上洪适向朝廷请退之后，再也没有出仕，并且在这片土地上，一待就是16个年头，直到68岁与世长辞。
野处呢，野处是怎么囬事？公元1162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因为采石矶大战的胜利和金国内部发生的兵变，使赵构萌生了求和正名的心。四月间，委派洪迈为贺登极使出使金国议和。当时，赵构提出的条件很高，尽管事前洪迈也曾向皇帝表明了情况，但还是差点步了父亲的后尘，最后仍以“使金辱命”而罢职。罢职后的洪迈回到了鄱阳，先是在城西临西门湖，也就是当年叫蠙洲，现在统统称作姜家坝的地方，建起了“野处”。野处建成后，有皇帝赵眘亲笔题字。接着又造小隐。关于这两处建筑，我们可以从洪适的诗中，看出一些轮廓：“地偏不接市尘声，古木参天鹤唳清。台榭逈穷千里目，诗章突过五言城。花移琼树真无敌，酒换金绍未足荣。灯火归来笙管作，解嘲何事有歌行（《次韵景卢野处解嘲之什》）。”第二年，孝宗隆兴元年，“容膝斋”挂匾，其兄洪适特意题诗：“寸地有别天，斗牗无长物。吾身容易安，此膝不可屈”，这是何等气魄与情操的寄托与叮嘱。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洪迈开始了《容斋随笔》的创作。从我对资料的理解及实地观察的推断，野处所在位置，应该是出西门城外与姜家坝之间，属蠙洲的地方，并与盘洲紧邻。盘洲、野处虽然隔溪相望，但近在咫尺。所以野处每有新的建筑落成，洪适都有诗唱咏。
末了再说说姜家坝。我之肯定地说姜夔是姜家坝人，而不是鄱阳别的地方人，是用了排除法，这个排除法的主要依据是家谱。在查阅家谱之前，我有一本姜夔最权威的研究者——夏承焘先生笺校的《姜白石词编年笺注》。在这本书里，收录了明朝时九江人严羽写的《白石道人传》，之中说：“白石道人夔，字尧章。九真姜氏，其先乃徙于饶州，逐为饶人，夔生于饶”。应该说，这段话已经把姜夔的身世表述得非常清楚和明白不过了。然而，偏偏是那部同治间的《饶州府志》，居然将姜夔的籍贯写成德兴，这是为什么？为释去存疑，我这里不妨摘抄一段夏承焘先生，关于姜夔的《行迹》考：“白石籍贯有两说：世系表谓七世祖泮‘饶州教授，因家上饶。’严杰传则云‘泮任饶州教授，即家鄱阳。’案上饶属于信州，而鄱阳即饶州；教授饶州，即家鄱阳，严传以为近实”。我很同意严传的结论，理由很简单，姜夔自认。姜夔在他的《白石道人歌曲》集中是这样写的：“番阳姜夔尧章”。本来事情到这里已经作了了结，谁知又蹦出个“若江西志及徐熊飞拟传以在白石为德兴人，则因箬坑丁山在德兴而误。”其实，夏先生也就箬坑丁山作了考证并予否定，至于江西志的讹误，我想来源又是同治《饶州府志》有关。在这部府志中，凡是姜夔的籍贯，全都注为“德兴人”。至于姜家坝，我依据的是严羽的姜传。严说，姜夔祖籍九真，九真是哪里？现在的越南。在我国西南，至今仍保留称平地为坝的习惯，所以我推断，姜家坝当是姜泮手上购置的世业，否则不会叫做姜家坝。还有一点，南宋时。这一带树木茂密，洪适写“野处”时说：“古木参天鹤唳清”；姜夔在他自己写的《送左真州还长沙》诗中也说：“望乡乔木是吾家”，可见这决不仅仅是巧合。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盘洲、野处、蠙洲与姜家坝毗邻，为什么洪适、洪迈笔下没有一点记载呢？关于这点，很好解释，中国从来都是等级森严的国度，洪氏兄弟都是朝廷大员，一个州教授不过从六品小官，他们既不存在交往的基础，也没有交往的由头，只要不产生予盾，老死不相往来就已经不错。试现，姜家的占地能有多大？何况，洪家的老三也比姜夔大整整三十个年头，因此历史安排他们的，只能是擦肩而过。
颜范遗风的构筑者之一——范仲淹
范仲淹应是鄱阳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很多传说、故事都和他密切相关，如“九箭射东湖”、“州学北迁”、“借海沙修城墙”等等。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有的人谈这些话题的时候，比我说得更细、更具体。今天，我说范仲淹，只就“颜范遗风”谈点自己的见解。
我记得在谈两宋是鄱阳文化成熟期的时候，提示性地说了一下“颜范遗风”，颜指颜真卿，范指范仲淹。具体的呢？他们俩人到底有些什么风范影响着鄱阳人，并使之成为鄱阳文化的重要内涵？
众所周知，颜真卿留给世人的宝贵遗产，除了书法之外，就是他坦荡率直、一丝不苟、忠贞节烈的品质和性格。作为77岁高龄的老臣，明知奸相卢杞设下圈套要他去送死，并且在很多同僚都劝阻不要上当的情况下，他凭着对朝廷赤诚之心，对叛逆的愤慨之情，毅然决然赴汤蹈火，结果惨遭李希烈党羽的杀害。颜真卿率真忠烈之风，一直成为鄱阳人的典范，这在明朝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后话。那么，范仲淹呢？就我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范仲淹留给鄱阳人的固然很多，归纳起来有八个方面：
一、勤奋之风。范仲淹自幼孤贫，他父亲范墉，生前只当过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即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从八品，相当于现在的副科级待遇，就是这样也好景不长。他两岁的时候，父亲病故，母亲谢氏抱着他改嫁到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一朱姓人家，改从朱姓，取名朱说。朱姓是富户，但范仲淹并没有被优越的条件丧志。他读书十分刻苦，为了励志，他寄宿在附近山上的醴泉寺，每天只煮一锅浓粥，等凉了以后划为四块，早晚各取两块，佐几根腌菜，调半盅醋汁，以此度日。后世人称誉范仲淹这种行为，叫“断齑画粥”。齑，就是腌咸菜。范仲淹这种“苦其筋骨”的励志精神，被当时人传为佳话，尤其是在鄱阳人中，更为美谈。联想到鄱阳状元彭汝砺，在芝山勤奋攻读的情景，能说范仲淹没有给他影响？至于两宋以后，一直以范文正公为师表，勤奋努力，立志成才的鄱阳人更不在少数。
二、自立之风。范仲淹在醴泉寺，度过了差不多三年时间。一次偶然事件，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于是下定决心离开朱家，自树门户，等将来卓然立业之后，再接母亲归养。年龄并不很大的范仲淹，收拾了自己的衣物，不顾母亲和朱家的阻拦，离开长山，外出求学。公元1011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范仲淹来到雎阳，今河南睢阳区应天府书院求学。这里不但有名师指教，志同道合者切磋，大量的藏书供读，而且免交学费。这就为他的苦读提供了条件，也为他后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打下了基础。100多年以后，洪皓出使金国时，洪氏三兄弟寄宿寺庙发愤苦读的景况，能说不是范仲淹当年苦读的“克隆”。
三、节俭之风。饱读经典的范仲淹，一方面努力汲取书中的营养，一方面学习前人的优秀品德，并为他自己后来的人生走向定下了调子。还在应天府书院学习的时候，范仲淹的一个同学，是南京留守，也就是南京最高的行政长官的儿子。那人看范仲淹终年吃粥，便送给他一些美食。想不到的范仲淹对这些食物，居然视而不见，一口也不去品尝，直到这些佳肴美馔发霉变质。那位同学生气了，责怪他不通情理。这时范仲淹才非常诚恳地赔礼说：“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吃粥的生活，耽心一旦贪恋起美味佳肴，以后就无法吃得了苦。”范仲淹这种俭朴节约的作风，一直保持到官至副宰相。在鄱阳，据说藜蒿炒腊肉一菜，便来源于他。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时，生活俭朴，对饮食不挑剔也很随便，这让敬仰他的鄱阳厨师，对他的饮食倍加用心，总想变着法子让范大人吃好吃饱，于是想到了腊肉炒藜蒿这道菜肴。偏偏这道花钱少且开味的菜，使范大人深爱不已。传到坊间，从此鄱阳人就喜欢上了这道乡菜。
四、无畏之风。公元1021年真宗天禧五年，范仲淹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照说这只是个闲差，西溪又是个荒凉的地方，按照一般的常理，他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然而在范仲淹眼底，发现这里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尤其是失修的海堤亟待恢复，便上书江淮漕运使张纶，痛陈利害，建议重修。不久得到朝廷批准，由他全面负责。谁知，工程动工之后，遇到极大困难不算，又遭遇到特大自然灾害。就在人们丧失信心并选择放弃的时候，他临危不惧，执着坚守，以大无畏的精神，最后使绵延百里的海堤，岿然屹立在黄海之滨。范仲淹的行为感动了大家，老百姓不但把长堤命名为“范公堤”，而且为他立了生祠，甚至不少灾民跟他姓范。对于经常面对水患的鄱阳人，这种无畏，也在世世代代不断地传承延续。
五、重教之风。公元1026年北宋仁宗天圣二年秋天，范仲淹母亲谢氏病故，他满怀悲切之情回到南京，今河南商丘服丧居住。这时，南京留守官——江西临川人晏殊，听说范仲淹通晓经学，擅长《易》经，便邀请他协助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范仲淹身体力行，忠于职守，改变了学凤，发掘、帮助、培养了很多人才，如历史上有名的学者和教育家：胡瑷、李觏、张载、孙复、石介等。到鄱阳任职时，他指妙果寺塔为笔，东湖为砚，重新选择校址的传说，也足以说明他的重教思想。
六、执着之风。范仲淹历官场前后40多年，几起几落，历尽波折，但他从不气馁，时刻以平常之心看待宦海沉浮。他是公元1028年仁宗天圣六年，开始入为京官的。三次因直谏朝政受到贬谪，可敬的是他从都不为自己因直言降职而后悔。尤其面对吕夷简之流的老官僚，他居然敢冒获罪的风险。吕夷简大开后门，滥用朋党，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上“百官图”揭露，结果贬到了鄱阳，妻子李氏也死在了鄱阳任上。当时，在德兴担任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写了首《灵乌赋》的诗劝戒他，锁住嘴巴，除了吃喝，只管翱翔。范仲淹当即回了一首《灵乌斌》：“矫首赋灵乌，拟彼歌沧浪”，表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这种性格与品性，成了很多鄱阳为官者的准则。
七、仁爱之凤。范仲淹是个极富民本思想、以仁施政的人。公元1043年仁宗庆历三年，他在《答手诏条十事》中，提出了十条改革主张，其中有五条关系到民生。如“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人做官与升官的途径，以达到政治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的目的；“择长官”，对地方官要严格选派制度，认真考察政绩，防止冗滥；“均公田”防止分配不公，接等级发给职田，让官员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以廉节为政。从表面看来，这三条好像没有直接体现让老百姓得益，实际上这是从源头堵塞漏洞，如果没有有能力而又认真办事的好官，老百姓能有好日子过？如果范仲淹心中不时刻想着老百姓，不从减轻人民负担出发，能提出上面的主张？其他如“厚农桑”、“减徭役”，那更是直接让老百姓受益的主张。
八、忧乐之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这种胸怀天下的苦乐观，至今不但为鄱阳人所敬仰，也为天下人所示范。
为什么鄱阳人对范仲淹如此一往情深呢？我想，平民出身的范仲淹，在他一生中，无不体现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平民文化精神——也就是我上面所归纳的八个方面。这既是范仲淹留给我们鄱阳人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我们鄱阳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组成。
两宋名臣、名家的鄱阳缘（上）
据不完全统计，两宋间在鄱阳任职的非本土官员，大大小小近一百二十位。其中，名臣名家约占五分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到鄱阳求学或游宦的名人，他们中有的在文坛享有一定声名。这里面，既有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家，也有留下了不少的佳作名篇、逸事趣闻，给鄱阳后代人以较深影响的志士仁人。下面分两种类型叙述。
先说在鄱阳任过职的，如王安石、毛滂、王十朋、胡铨、唐震等和江万里。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江西抚州临川人。作为提点江东刑狱，主管江南东路各州司法、刑狱、监察兼农桑的官，王安石于公元1059年宋仁宗嘉佑四年，来过鄱阳巡视。又正是这次的鄱阳行，为中国诗歌史留下了一段佳话，发现了一位颇有诗才的小税官刘季孙。当时，怀才不遇的刘季孙在司署屏壁上题了一首诗：“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旁人浑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诗写出后，谁也没有介意，偏偏让巡视到司署的王安石，看出了刘季孙的“底事”与清闲。“底”，在这里作何字解。经过接触和了解，发现刘课税官是个人才，于是推荐他当上了饶州教授。后来，他们之间虽然因为政治主张不同，而没有走到一起，但这段佳话却让后来的文人传为美谈。王安石在鄱阳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多篇咏唱。他与熊本交情很深，他推荐了彭汝砺，他通过在鄱阳时对“茶法”的了解，发现这是当时产生犯罪的主要根源之一，写下《议茶法》，陈述榷茶的弊端，榷，就是专卖。提出“置榷茶之法，而使民贩之”，就是说取消由官方控制茶叶的买卖，任由老百姓自己贩卖。
毛滂。对于毛滂这个人，因为他在鄱阳所任的职务不大高，在相关的记载里，就很少看到他的名字。其实，毛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低，尤其是他鄱阳任职期间，写了很多与鄱阳相关的诗。毛滂字泽民，号东堂居士，浙江衢州江山人，他是以父荫进入官场的。公元1091年北宋哲宗元佑六年，毛滂从杭州推官的职务上，平调到饶州。推官是负责司法的府属幕僚，一般都是正七品。毛滂在离开杭州之前，有一段文坛趣事。在杭州，他的顶头上司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虽然苏轼和他同僚多年，却一直不了解毛滂的文学才华。有一天，苏东坡宴请文友至交，席上有歌妓演唱了一阙《惜分飞》的词作，听着听着，苏学士不禁大吃一惊，这词写得笔墨如流，情深意浓，言已尽意未了，意犹尽情未穷。就想，这决不是等闲之辈所能写的。于是再三打听，当得知是刚离任不久的毛滂所作时，东坡居士深感愧疚。不过，苏轼就是苏轼，他赶紧修书一封，派快马将出了杭州的毛滂追回府衙，俩人在一起谈诗论词，过了好几个月才放毛滂赴任。在毛滂的笔底，东湖秀色可餐：“烟空夜色垂，肤寸凝酥柔”；“湖东十顷玉，月落漫不收”；“滟滟金波暖作春，疏疏烟柳瘦于人，柳边半醉不胜情”。毛滂的官运很差，在鄱阳的时间很长，六年以后，他与北宋的另一位大词人贺铸，在饶州府衙晤面，又同登月波楼，写下《七娘子》“和贺方回登月波楼”词：“月光波影寒相向，借团团、与做长壕样。此老南搂，风流可想、段勤冰彩随人上。欲同次道倾家酿，有兵厨、至金波涨。云外归鹤，烟中飞桨，五湖秋兴心相往。”方回是贺铸的字名，俩人的官运都不好，同是宦海失意人吧，难免惺惺相惜。尽管这阙词只是抒情，它却让我们捕捉到一条重要信息，那时饶州府衙木家山东南，不但有城门叫月波门，城门上有楼名月波楼，而且已经是鄱阳的重要景点。可惜的是贺铸的那阙词，因为失字太多，让人无法辨认。
胡铨，字邦衡，号澹庵，庐陵，今吉安人。他是秦桧死后到饶州任知州的。接现在的话说，属于受秦桧迫害平反昭雪复职的。因为他是力主将秦桧杀头的朝臣，结果被贬到广东软禁起来。胡铨是位很有血性的爱国者，疾恶如仇，对祸国殃民的汉奸，总是深恶痛绝，即使受到残酷虐待，也不低头屈服。由干胡铨是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子，尽管在饶州为官的时间不长，仍受到鄱阳人的敬仰与爱戴，与颜真卿、范仲俺、洪皓等贤牧一起，被祀奉在“集贤祠”中。
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人。公元1163年南宋孝宗隆兴元年7月，来饶州任职，公元1165年孝宗乾道元年7月离任，在鄱阳整整两年时间。在这个时期，他为鄱阳人的确办了一些实事、好事，受到鄱阳人拥戴，以致在他离开时，有意拆掉他必须途经的石桥，借此挽留。王十朋在鄱阳时，写有不少诗作，倾注了对这方土地人的真挚感情。之中，尤让人难怀的是那首《送莫志归鄱阳》：“鄱湖秋水落，白下买舟还。远梦惊新雁，归帆识旧湾。打碑过荐福，携酒看芝山。却忆曾游处，清溪万柳间”。白下是地名，一般泛指南京。这首短短40个字的诗篇，一连用了三处鄱阳较出名的景和典。可以说，非王十朋不会用此景，非鄱阳通不会借此典。王十朋在历史上的名气很响，这种响，除了他自身的政绩之外，最重要的还是有折叫《荆钗记》的戏。这本戏的一号人物就是王十朋，只是，剧中的王十朋，除了名字是真的，中过状元，到饶州任过知州之外，其他的全是虚构，甚至有损于他的形象。现在，《荆钗记》一改过去的拖沓，情节更紧凑合理，成了一折感人至深的越剧传统爱情剧目。
唐震，字景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唐震是南宋朝廷的最后一任饶州知州。为官公廉，平生喜欢别人指点他的过错。他是公元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到饶州任职的。当时，兴国军、南康军、江州等鄱阳周边的郡州，都归附了元兵，饶州的守兵也严重不足，只有1800人。唐震多次上书向朝廷求援，却得不到转达。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带领州民日夜死守，很少休息。转眼到了1275年，通判万道同知道这座孤城很难守住，便暗暗派使者带礼品向元兵求降。唐震知道后，予以了严词痛斥。在唐震感召下，鄱阳血气少年杀死使者，全城老少更加坚定了抗元决心。然而，鄱阳终因势单力孤而失守，唐震被元兵俘虏。元兵要唐震写降书，唐震不从，最后被元兵杀害，同时被害的还有他哥哥唐椿和家人。鄱阳人敬重唐震，也把他奉进“集贤祠”敬祀。
就在唐震以身殉国的消息传出，后不久，鄱阳又发生了另一件可歌可泣的事：节烈丞相江万里，率一家十多口投止水池报国。江万里，字子远，号古心，都昌人。他从小入太学，为官40多年，历官91任，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江万里不但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终生热心教育事业的教育家。他先后创办了吉安的白鹭洲书院、南昌的宗濂书院，又委托南安军开办了大余的道源书院。江万里秉性峭直，一身正气，是力主抗元的南宋官员。公元1273年南宋咸淳九年，他在担任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的时候，便以独具的慧眼，对文天祥寄托了厚望：“吾阅人多矣，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其勉之。”不久，便上书致仕，回到了他祖辈的居住地——鄱阳。公元1275年南宋恭帝德佑元年，在他闻悉饶州失守、唐震殉国的消息后，带一家老小投身止水池，写下了中国爱国史上一幕悲壮的乐章。而那首《止水亭》的诗，则是他临终前弹奏出的最后一个强烈音符。江万里没有在鄱阳任过职，我为什么把他与鄱阳任过职的官员列在一起？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位南宋的退休高官，把自己的生命，与鄱阳的安危连在了一起。
两宋名臣、名家的鄱阳缘（下）
在两宋，既有在鄱阳任过职的名宦、名家，也有游宦和就读在鄱阳的达官显贵，他们中有韩琦、梅尧臣、黄庭坚、刘弇、贺铸、李纲、岳飞、向子湮、汪藻等。这些人也给我们增添了不少文采。
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人。公元1040年北宋仁宗宝元三年，与范仲淹在共同防御西夏时，结下了深厚情谊，被当时的人称作为韩范。韩琦不但是位领兵带将的统帅、辅佐朝政的重臣，而且还是宋初词坛的显宦之一。公元1045年仁宗庆历五年，受范仲淹庆历新政的牵连，自请出仼扬州地方官，不久迁任。韩琦大约在这个时期来过鄱阳，凭吊了范仲淹当年在木家山府衙，建造的“四望亭”并题诗：“西北云高拂女墙，危亭虚豁望中长。田间阡陌成新隰，天外山川是旧疆。古道入秋漫黍稷，远坡乘晚下牛羊。凭栏多少无言恨，不在归鸿送夕阳。”一首七律，唱出了与同僚、至友往昔并肩战斗的深厚情谊。
梅尧臣，字圣俞，安徽宣城人。他早年官运不佳，但文名很显，他是以叔父的“门荫”进入仕途的。梅尧臣不仅是范仲淹最好的文友，而且还是范仲淹推行新政的积极支持者。每当范仲淹在官场上失意时，他都以诗给予安慰。因进吕夷简《百官图》受贬到鄱阳任职的范仲淹，刚到饶州不久，梅尧臣便写了一首《灵乌赋》，劝慰范知州。范仲淹的夫人李氏在鄱阳病逝时，梅尧臣又写下《范饶州夫人挽词》二首，予以吊唁：“君子丧良偶，拊官哀有余”。从这简短的十个字中，我们多少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情谊。梅尧臣在鄱阳留下最着名的诗作，是《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这首“作于樽俎之间”的诗，受到他同时代的文坛大家——欧阳修的高度赞赏：“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他还写了多首咏唱鄱阳风俗的诗。
黄庭坚，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江西修水人。诗人、书法家。虽然他与张耒、奏观、晁无咎同为“苏（轼）门四学士”，但和苏轼齐名，人称“苏黄”。在诗歌上，他开创了江西诗派；在书法上，与苏东坡、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黄庭坚写鄱阳的诗不多，却与鄱阳缘深。他有一首《送吴彦归鄱阳》的长诗，充满了对鄱阳人吴彦的真挚情谊。这首五言诗很长，有70句。他那首《戏用题元上人此君轩诗韵奉答周彦》的诗作和书法，至今仍以碑刻存记在鄱阳一中校园内。而黄庭坚另一首《五老亭》的诗，却鲜为本县人所知。五老亭名是范仲淹取的，在芝山顶上。黄庭坚的诗是这样写的：“白发苍髯五老人，德虽不孤世无邻。松风玩味伺戴舜，梅雨萦头非避秦。筑亭风流二千石，此老入谒官不嗔。一樽相对是宾友，学得养生通治民。”尽管，我在这里将这首诗列作为他写鄱阳的诗作，但还是有点把握不准，或许这只是咏唱一座同名的亭阁，希望有人再找出证据，肯定或否定我的判断。
刘弇，字伟明，号龙云，吉州，今吉安安福人。这人很有才气，性格豪放，喜欢喝酒。他是应好友陈伯模之邀，横渡鄱阳湖来到芝城的。当时五品官职的陈伯模，正在副职正用，代行知州之职。而刘弇在洪州，今天的南昌当教授。刘弇来到鄱阳后，登了芝山，游了东湖，到了浮州的寒林亭、荐福山禅院、和离禅院不远的澄心亭，并都留下了诗句。在他的笔下，东湖是“风痕不动玻璃软”，鄱城是“十万人家一色秋”。这还不算，刘弇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也为鄱阳当年那座极有价值的观赏景点——月波楼，填补了空缺，写了首《月波楼》的诗。迄今为止，我见到咏唱月波楼的诗词只有5篇。第一首是宋初大诗人王禹偁写的《月波楼咏怀》长诗，那不是写鄱阳的，诗人笔下的月波楼属于湖北黄冈。黄冈的月波楼比鄱阳的出名。从史事实看，王禹侢也确实没有到过鄱阳。刘弇不但来过，而且纵情尽兴地玩了一阵，也写了不少咏唱。遗憾的是，《县志》和《府志》都没有收录，尤真是咏月波楼的诗，里面找不到。可是，早在北宋就有人写了，毛滂写了，刘弇也写了。诗不长，照抄如下：“玉魄冰魂万顷连，曲栏仍在斗魁边。浮天自作通津去，洗客终疑爽气偏。不比寻常闲水墨，最宜三五好婵娟。翚飞稳蘸明河接，更拟凭虚逼岛仙。”刘弇受江西诗派影响，写的诗难免保留着坳、硬、劲峭、字字有来处的风格，读起来不大爽口，但他毕竟让我们这处名胜古迹，又一次留下了深深印记。此外，还有两首写月波门的诗，诗人都是两宋人，一首作者为张伯玉，另一首作者是叶适。张伯玉的名字比较陌生，叶适是继朱熹之后的着名哲学家，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俩人所写的月波楼，在浙江嘉兴府，与鄱阳无关。
贺铸和李纲俩人都到过鄱阳，前者留下名句，后者发过誓言。贺铸是北宋时期着名的词家，虽然人长得比较丑，但机敏聪颖，谈吐渊雅，满腹文采，华章焕灿。他的那阙《青玉案》中“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梅子黄时雨”的词句一经传出，便赢得了“贺梅子”的美誉。公元1095年北宋哲宗绍圣二年，贺铸得知好友周开祖出守鄱阳，便随同好友来鄱，写下一首七律《送周开祖出守鄱阳》，之中有这么一句：“鄱阳不乏江山助”，我认为这是古今所有咏唱鄱阳诗中的，最精典之句。历史有时是这样巧合，40年后，公元1135年南宋高宗绍兴五年严冬，抗金名臣李纲，在由湖广调任江西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时，也乘兴来过鄱阳。在欢迎宴席上，李纲即兴作了一阙《六么令》“次韵和贺方回金陵怀古，鄱阳席上作”，留下了“纵使岁寒途远，此志应难夺”的抗金豪言。词题中贺方回就是贺铸。看来，历史的偶然仍在必然之中，因为不乏江山多助的鄱阳，始终在激发诗人们的创作热情。
在宦游鄱阳的两宋人中，最有影响的，应该是民族英雄岳飞。他的那首《题巍石山寺》，几乎成了我们的一种骄傲。从史料记载看，岳飞一生留下的文学作品不多，除《题巍石山寺》诗，一共只有3首。巍石山在凰岗，就是我们习惯叫法的狮子山。当年，山上有座禅林叫“龙居寺”。岳飞这首诗就是写龙居寺的，不长，只有八句，40个字：“巍石山前寺，禅林古木生。紫金诸佛像，白发老僧头。潭水寒生月，松风夜带秋。我来嘱龙语，为雨济民忧。”诗很直白，有点像民歌体。曾经有人问我，岳飞真的到过鄱阳吗？我的回答是：肯定到过，不但到过，公元1130年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差一点被派驻饶州，成为镇守鄱阳的军事首长。是他自己认为“建康为要害之地，宜选兵固守，仍益兵守淮，拱护腹心”，才使高宗赵构改变了主意。至于岳飞在什么时候来到鄱阳，据我所知，应该在公元1131年南宋高宗绍兴元年，江西守将李成叛变，他受江南路招讨使张浚之请，作为副使讨伐李成时，途经鄱阳凰岗的。他这首《题巍石山寺》的诗，只为历代《鄱阳县志》收录，正式出版的诗词集中看不到。
此外还有向子湮和汪藻，一位是樟树客，一位是德兴人。前者路经鄱阳，后者在鄱阳就读。他们都曾为鄱阳留下诗作。所不同的，这俩人的政活主张截然回异。向子湮是抗金主将，而汪藻是主和派的骨干。向子湮有阙《蓦山溪》“绍兴乙卯，大雪行鄱阳道中”的词：“瑶田银海，浩色难为对。琪树照人间，晓然是、华严境界。万年松径，一带旧峰峦，深掩覆，密遮藏，三昧光无碍。金毛狮子，打就休惊怪。片片上红炉，且不可、将情作解。有无不道，泯绝去来今，明即暗，暗还明，只个长不昧。”全词清新风趣，一番雪景还真个了得。汪藻有多首诗在旧《县志》中存录，于我印象最深的是《四望亭》：“纵横尽得江山胜，俯仰方知宇宙宽。十里风烟环广座，四时星斗转危栏。”
“鄱江”、“二贤”书院和江西理学
在我们回顾宋代鄱阳历史和文化的时候，有个重要的话题不能回避，儒学在鄱阳的深化和发展。
两宋时期，鄱阳除设有府学之外，书院也正式登场亮相。书院是干什么的？它是历史上的一种机构。“书院”的名称，起于唐朝。南宋学者王应麟在他的《玉海》一书中解释说：“院者取名周垣也”，唐朝宫廷有所谓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等，都是国家编校、典藏图书的地方。到了宋代，书院成了教育机构。虽说如此，实际上它与州学、县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更准确一点，它的功能既是传播江西理学的教育场所，又是学者探讨学术的重地。可以这样说，学术研究和教育相结合是书院最突出的特点。
据旧《县志》记载：宋代鄱阳建有两所书院，一所叫“鄱江书院”，一所叫“二贤书院”。“鄱江书院”的创始人叫金去伪，“二贤书院”是祀程端蒙、程珙两位理学传承人的。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说什么是理学？
理学又叫道学，它是以儒学学说为中心，相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又吸收唯物主义的某些思想，及若干自然科学知识，形成的一个庞大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儒学，是传统儒学发展的新阶段。从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思想，经过汉代“独尊儒术”，使儒家经学，成为贯穿中国学术史的主流阶段后，一直延续到宋代才有了新的发展。理学这种学说，比旧的儒学学说，在哲学理论上大为丰富。它从世界观的高度，论证了封建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更能适合封建统治的需要，以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代表统治阶级思想的理论基础。理学的中心观念是“理”，理学家把“理”说成是产生世界万物的精神东西，又把“理”说成是封建伦理道德，就是“三纲五常”。所以，理学把封建伦理道德永恒化、绝对化，把它解释为世界的唯一基础，成为封建制度的护身符。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基本上是在江西地区，或江西人中完成的。它开创于北宋，完成于南宋。理学既然产生在宋朝，那么，它的创始人是谁呢？这个人如果说他的名字，有的人一时半会可能想不起来，如果说他的作品，大家一定都很熟悉，这人就是写“出淤泥而不染”、《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
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今天湖南道县人。周敦颐一生的主要活动，和重要思想的形成，都是在江西。他曾经担任过南康军的行政首脑，南康军当时设在星子县，在他的住处前，有条清洁甘寒的溪流，于是他把寓居的处所，称作濂溪书堂，所以后世人都称他为濓溪先生。他创立的理学学派，也称作为濓学。在宋朝，奠定周敦颐学术的，是河南洛阳人程颢、程颐兄弟，人们称它为洛学。此外，还有陕西长安张载的关学。而集大成的则是朱熹，朱熹之学后人称为闽学。理学虽然有濂、洛、关、闽四大学派之分，但到朱熹头上，才最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它的发展、形成过程都与江西密切，所以后人便称作为江西理学。
说宋代的鄱阳，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理学？因为理学和书院关系密切，江西又是理学的发祥地，江西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它的学术分布，曾构筑了一个环鄱阳湖的优势带。在这个优势带中，鄱阳不但是重要的一环，而且还是理学向新安延伸的重要传播枢纽，所以在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背景。
鄱阳的儒学，在朱熹理学输入之前，主要有洪氏家族的经学。然而，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从传播学角度看，一个叫程端蒙的德兴人，通过府治所在地的鄱阳，为朱熹的道学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程端蒙，字正思，号蒙斋。公元1176年南宋孝宗淳熙三年，朱熹展墓前来从学的弟子。展墓指察看、检查。对这个人，朱熹的评价是：“博学师友”、“以求道修身为己任”，“任道勇而用志专”，说到底是朱熹忠实的信徒。他着有《性理字训》，将理学中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命、性、情、才、志、仁、义、礼、智、道、信、忠、恕、中、和、敬、一、孝、悌、天理、人欲、谊、利、善、恶、公、私等，一一进行了简明扼要的诠释。此外，程端蒙还有《学则》，对学者的行为规范提出了具体要求。从传播学角度着，程端蒙这两篇着作，对朱熹理学的传播，意义非同一般。
其实，对于道学的环鄱阳湖传播，对鄱阳来说，还有一个比程端蒙早，给饶州场域形成有价值的人物，那就是苏昞。苏昞，字秀明，是程颢、程颐的弟子，武功，今陕西人。公元1094年宋哲宗元佑末年，在吕大中推荐下，起布衣为太常博士，后来贬到鄱阳，为饶州编管。这个人虽然在鄱阳的学术活动，留下的资料不多，但对后来鄱阳乃至饶州的理学影响，还是很大的。
宋代在理学形成和输出中，鄱阳人里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董梦程，他是鄱阳学派的代表。董梦程字万里，号介轩，他着有《诗书训释》、《大尔雅通释》等书。那么，什么叫理学的鄱阳学派呢？理学的鄱阳学实际上就是注重训释之学，这个学派是从程端蒙开始的。续程董之后，鄱阳其它的朱子，也就是朱熹的后学还有：汪德辅，字长孺，朱子传授《易》、《礼》的弟子；姜大中，字叔权，与汪德辅同学于朱熹；程珙，字仲璧，他是程端蒙的堂曾孙，也登过朱熹的门，着有《易说》，是“二贤书院”的供主之一；董拱寿，字仁叔。至于金去伪，旧《县志》“鄱江书院”条中是这样注释的：在城北，创始不详，相传朱子（熹）门人金去伪讲学处。”而相关朱子理学的资料中，却没有看到更详细的介绍。
鄱阳在朱子理学的形成与传播中，除形成鄱阳学之外，再就是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向新安，也就是浙江桐庐地区的传播枢纽。这个枢纽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鄱阳的交通地位所决定。从水陆交通看，由两个方向可以到达“新安”区块：一条是经乐安江至乐平，经德兴，到朱熹的故乡婺源。婺源在宋代属徽州，也就是新安地区。一条是经昌江到景德镇、浮梁、再到安徽祁门、休宁、屯溪，经桐庐、富阳直至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由此可见，鄱阳在宋代的儒学发展中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尽管在《饶州府志》中，有关理学的着名人物介绍里，鄱阳相对地处在劣势，通过我上面的介绍，还是能看出鄱阳在江西理学形成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还有一个人必须要提到，那就南宋的鄱阳人王大受。王大受的生卒年和较详细详细料找不到。王大受，字仲可。他是南宋着名思想家、文学家叶适的弟子。叶适是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提倡功利之学，他的哲学思想不但与朱熹的哲学思想完全对立，还与另一哲学派系陆九渊的心学派，鼎足而三。王大受作为叶适弟子，在哲学观点上，当然与江西理学针锋相对。王大受着有《拙斋诗集》传世。
通过以上林林总总、杂杂碎碎的归纳，不难看出，在两宋的319年里，鄱阳文化不仅具备了多样性，而且逐步构筑了多元性。不止如此，从它的成熟程度看，无论从渗透的广度和深度看，较之以前的所有朝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我个人认为，两宋是鄱阳文化的重要成熟期。
元朝和“东湖十景”及其他
在有的人眼中，无论从那个角度看，元朝的鄱阳似乎话语不多，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和事极少。我看不然，在元朝统治的短短97年，鄱阳首先完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础工作，那就是让现今本县人感到骄傲，且又无比惋措，期待能够恢复的“东湖十景”。可能有人对我这个推论有所怀疑，会问：依据在那里，凭什么这样说？
稍稍了解鄱阳历史的人都知道，最早完整咏唱“东湖十景”的，是元朝的鄱阳本土人。他们分别是清季学者史简所编《鄱阳五家集》中的：黎廷瑞、吴存、徐瑞和叶兰。也就是说五家集中只有一位集主——刘昺，没有留下咏唱东湖十景的诗。之中，黎廷瑞的叫做《东湖诗十首》，可惜仅存三首，现存的三首没有像后来三个人那样分景咏唱，但内容已经涵盖了景意。吴存、徐瑞俩人的十景景名完全一致，叶兰与前面俩人不同的是“松关暮雪”，吴存、徐瑞的叫“江城暮角”，其他九景相同。此前或此后，都没有人这样集中地咏唱过。或许有过，只是我孤陋寡闻，没有见到而已。
下面，还是让我们先对这四位元代乡贤的情况，做个大致的了解
黎廷瑞，字仲祥，号芳洲，公元1250年南宋理宗淳佑十年生，利阳镇，原属鄱阳人。他是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张镇孙榜赐同进士出身的，授予广东肇庆府司法参军，因为有资格的多，实际职务少，所以需要排列顺序，按现在的话说，排队吧，结果没有挤上趟。南宋灭亡后，他在家幽居长达十年，种梅养兰，寄意山水，以吟诗唱和为娱。所交的朋友，都是当时的名士。从公元1271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起，当了五年本郡的学官，此后退休，更号俟庵，弹琴着书，不再出山，直到公元1308年元朝武宗至大元年病故。所着有《芳洲集》3卷存世。
吴存，字仲退，号月湾渔者，他出生在黎廷瑞进士及第那年，凰岗人。从小学识卓着，少有英名，居住地有名的先生们，包括年长他21岁的黎廷瑞等，都愿意与他交往。他出生后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成人。吴存自幼习读程朱理学，其授业老师为齐梦龙，齐的老师是沈贵宝，沈的老师为德兴人董铢，而董则是朱熹的嫡传弟子、得意门生。公元1314年元仁宗延佑元年，朝廷开没科举考试，县尹三次请吴存乡试，他都予以推辞。总管看见牒文上没有吴存的名字，很是惶恐说：“不可无吴先生”，非要他参考，果然中选，并授饶州路学正的职务。不久，调宁国路，今安徽宣城教授。公元1320年延佑七年，被聘为主持江西省乡试。公元1339年元惠帝至元五年病逝。着有《本义折衷》、《程朱易传》、《乐庵遗稿》、《巴歙杂咏》、《鄱阳续志》、《新志》、《四书语录》、《月湾诗稿》等。
徐瑞，字山玉，号松巢，公元1255年南宋理宗宝佑三年生。他的祖人，是在平定黄巢时落籍鄱阳的。以后成为鄱阳鹊湖，原属凰岗，后划归景德镇的望族。徐瑞工于诗，与吴存、黎廷瑞住处相隔不远，书信互致，唱和相答，既是文友，又是志同道合者。公元1317年元仁宗延佑四年，以经明行修推为本县书院的山长，没当多久便归隐回家。从此巢居松下，花晨月夕，吟诗作赋，逐年笔记，留下《松巢漫稿》，松巢的字号就是这样来的。公元1325年元泰定帝泰定二年，徐瑞病逝。
叶兰，字楚庭，号醒渔，生卒年不详，据说他死时年纪很轻，才三十多岁。叶兰在元朝时，担任过太常寺礼仪院奉礼官，后来随父亲去了浙江。他父亲叶懋，有才识，喜欢作诗，官至大中大夫，嘉兴路总管。元朝称府为路，总管相当于知府。叶兰是个才子，文名很高，善于歌赋，他的作品，人们评价为清润古雅。元朝灭亡后，曾经任过元朝廷官员的鄱阳人周伯琦，应朱元璋的召见进京，叶兰赠诗周伯琦说：“觅得神鳌休便休，不须重上钓鱼舟。回头更向溪上望，明月芦花便是秋。”周伯琦回到鄱阳后，深深体会到叶兰所说的道理，于是推荐叶兰。朱元璋下诏，叶兰拒绝，朱元璋再召，叶兰乘船至一个名河石桥的地方，溺水而死。他有《寓庵集》存世。
从上面介绍的个人资料看，这四位元朝鄱阳人中，有三人住在凰岗一带，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很有性格，而且爱好吟诗作赋，寄情故乡山水。除叶兰之外，前三个人都不满元人统治，不信看看徐瑞的诗。徐瑞的《双塔铃音》中有这样的句子：“浮屠双笔仰书天，檐铎吟风破曙烟。似为众生说般若，兴亡莫问刼灰年”。东湖十景，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如果说得更堂皇、更体面一点，东湖十景就是这些文士们，借雅意湖山之情，怀南宋朝廷之旧，抒爱国主义之绪的结晶。说直白一点，它实际上是受西湖十景的影响，发思古之幽情，抒眷宋之真情。
我们知道，杭州西湖是中国最美丽的湖，她有十大景观：苏堤春晓、平湖秋月、花港观鱼、柳浪闻莺、双峰插云、三潭印月、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断桥残雪。西湖十景成于什么时间？偏安南方的南宋朝廷中期，也就是公元1195——1224年宁宗赵扩执政期间。当时，“十景”成风，除此之外，还有“钱塘十景”，并称为西湖双十景。毕竟当时的杭州是“国都”，尽管是“临安”，且还是安。国都形象不仅体现在灯烛荧煌、笙歌达旦，纸醉金迷上，还要体现在楼阁高筑，亭榭散布，名胜点缀中，于是有了西湖十景。
公元1275年，元兵占领了鄱阳。从此这比土地，开始接收中华另一个民族的统治。然而，这个现代中国人能接受的现实，在南宋的遗老遗少们看来，是一件让人痛心疾首、无法容忍的事。那些长期受儒家思想教育、程朱理学熏陶的读书人，在既无缚鸡之力，又无冒着一死精神的情况下，只好借山水以寄自己的一腔爱国热情，这是古已有之的事。尤其是黎廷瑞、吴存、徐瑞三位，他们的人生足迹已经表明，生为宋民，当为宋鬼，不事二主，不做贰臣。因此我认为，东湖十景发端于黎廷瑞，定型于吴存、徐瑞，最后完成干叶兰。当然，这件事并不是现在说的这样简单，在当时也必须得到地方缙绅的支持，政府的首肯，并且有一批拥护者。但有一点，在打造本土文化的问题上，这三个人有着非同一般的话语权，他们是鄱阳的文化耆宿，学界大佬，不说一言九鼎，至少也能起到一定的决定作用，毕竟这不是一般粗通文墨的人，能够完成得了的事，因此他们的主张，很快得以实现。
在元朝，除了东湖十景之外，有三个人必须要作点介绍，这三个人是周伯琦、赵友钦和汪元亨。
周伯琦，字伯温，公元1298年元成宗大德二年生。这人博学广闻，擅长书法，不但为皇帝篆刻了“宣文宝阁”的印章，题写了“宣文阁”的匾额，还书写了“至正通宝”的币文。周伯琦官至兵部尚书，不久又参知政事，是元朝时期官阶最高的鄱阳人。公元1359年元惠帝至正十九年，元朝廷派周伯琦招降张士诚时，被张羁留于平江，今江苏苏州作人质，前后长达十年之久。在这十年中，他既要和张士诚周旋，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又不得背叛朝廷，失去元人的信任，足见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政治智慧。周伯琦写的“清箴”、“慎箴”、“勤箴”、“忍箴”《四箴》，和“存铭”、“养铭”、“省铭”、“察铭”《四铭》曾一度成为鄱阳后来为官者的座右铭。
赵友钦，名敬，字子恭，号缘督，宋皇室后裔，天文学家。着有《革象新书》5卷32篇，分别证述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32问题，提出中天观测法以求恒星的赤经差。通过实验，得出大孔成像，小孔成像的正确定论。
汪元亨，字协贞，号云林，散曲和戏剧家。着有散曲《小隐余音》、《云林清赏》和文集《归田录》；编有杂剧《斑竹记》、《仁宗认母》、《桃源洞》3种，南戏《父子梦栾城驿》等。
应该说，元朝的鄱阳同样多姿多彩，一个东湖十景，不仅平添了鄱阳文化的内容，更丰富了鄱阳文化的内涵，对此，我们也应该予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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