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时期

    公元581年北周大定元年，宣帝宇文赟的岳丈、关陇集团重要成员——杨坚，废除了八岁外孙宇文衍的皇位，自己当了皇帝，国号为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

    杨坚国号为隋，实际上是随的变体。隋是文，不是字。杨坚的父亲杨忠本是北周时的随国公。杨坚篡位之后，觉得这个随字不好，便去掉“走”字，改随为隋。虽说，杨坚是这样登上皇位的，但他当上皇帝后，切实做了几件与前朝皇帝不同的事。比方说大索貌阅，根据年龄和相貌，详细检查户口，以查找隐满人口、偷捐偷赋的不实情况；又比方说创立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和做官联系起来；还有就是把东汉末年以来推行的州、郡、县三级地方组织结构，改为州、县两级。也正是这种改革，才使鄱阳有了饶州的名称。

    鄱阳改为饶州，是在公元589年隋开皇九年，隋文帝消灭了南方的后梁和陈朝之后，使分裂了三百多年的中国，最终实现了统一。这一年，原属南朝陈朝领地的鄱阳，正式成了隋王朝的皇土。也就在这一年，鄱阳郡改名为饶州。

    隋王朝为什么要将鄱阳郡改名为饶州呢？历史上虽然有几种说法，但都大同小异。

    一、唐朝中前期，由史官梁载言编纂的《十道志》说：“山川蕴物珍奇，故名饶也。”意思是这里的山山水水都蕴藏很多的物产。

    二、成书于北宋、由文学家李昉编修的《太平御览》，引唐朝徐湛所写的《鄱阳记》说，“饶之北有尧山，尝以尧为号，又以地饶衍，遂加食为饶”。徐湛在这里说得更全面，一是鄱阳之北有尧山，其实尧山在鄱阳西边不在北边，尽管方位有错误，主体还是没有问题；二是地饶衍。这个衍字用得最精妙，它有三层意思：本义——水广布或长流，广义——既指盛多，又指低而平坦。意思是说鄱阳有座叫尧山的山丘，这里水网密布，地势平坦，加上物产丰富，于是在尧字旁加个食字，顺理成章便成了饶了，州名从此便叫饶州。

    三、北宋时有位叫吴孝中的写了篇《余干学记》说：“饶之为州，壤土肥而养生物多，其民家富户羡。”这里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叫饶州，吴这里多了一点强调，家富户“羡”，“羡”字在这里指有余。余干属饶州管辖，说余干当然要说到饶州，于是有这段概括。

    四、南宋王象之的《舆地览胜》说：“旧以尧为文，以地饶衍加食为饶。”王象之的解释没有什么新意，他只是重复了前人的说法。不过，王象之以尧为文的说法稍有点费解，其实还是文与字的关系，尧是文不是字，古人是将文和字分开的，所谓文者，是指不可分析的象形和表意字，所谓字者是指合体可分析的表意和象形字。

    总结上面的摘引，州以饶为名，实际就是两条：鄱阳有尧山，而且非常富饶，所以在尧字旁加个食字，便叫饶州。那么，尧山为什么在古代这样有名？我们看看古代典籍是怎么说的。《鄱阳记》说：“尧九年大水，人居避水，因此为名。或遇大水，此山不没，时人云此山浮。”成书于南宋，由祝穆编纂、祝洙增汀的地理志《方舆胜览》也说：“尧山，在鄱阳西，相传尧时洚水，避难者居之。”历代县志有：“俗传尧时大水，民避于此，因名”的记载。原来尧山之尧，是时代的记忆。有人会怀疑，这可能是后代杜撰的吧？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江西省考古工作队，先后两次在双港镇乐亭村王家嘴，挖掘出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期时代石器。尧是什么时代的人，距今也是4000多年，可见，我们古代很多传说大多是有事实的，无非人为地加了一点神秘色彩而已。由此看来，以尧为文，加食为饶还真是恰如其分的。这里顺便说一句，上饶的得名。近两年来，看见上饶办的报纸说，上饶得名是因为上等富饶。北宋历史地理学家、宜黄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说：“所谓上饶者，以其旁下饶州之故也。”其实，“信州，为番县地，汉为豫章郡鄱阳县，历代不改，唐乾元元年正月置州。”原来信州也是唐朝时从鄱阳析置出去的。

    州既以饶得名，那么随之而来则是与饶不可分割的另一件大事。这件事发生在隋朝，很多人都知道，那就是江岸东扩，培土为市的情况。前面说过，经过两晋南北朝，鄱阳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尤其鄱阳湖的东圹，使鄱阳的水运能力加大，吴芮所筑的县城，虽然经过几次扩大，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隋炀帝杨广登基后，将饶州改为鄱阳郡。公元606年隋大业二年，郡守梁文谦、巡官刘宗宏，率领民众将永平门，就是东门口以东到姚公渡，长达6里多的外江内湖芦洲，构筑成江岸，一是方便人们往来，二是可以开辟为市。因为古代坊和市是分开的。坊为居民区，市为商业区，在重农抑商的明代，市是次等地区，所以多在城外近城门的地方。但是，后来的鄱阳人还是非常感谢这两位官员功德的，人们将梁文谦奉送进“九贤堂”祀祭，成为鄱阳历史上的九贤牧之一。牧，指治理百姓的州官。对刘宗宏，因为他不是地方官，便特地在税务巷与明辉巷一间，建了座巡官庙。在我十来岁时，那里还有一条小巷叫巡官巷。如今，庙不复存，巷也无踪，剩下的也就是这点由来。

    鄱阳籍的皇帝

    我说鄱阳也出过皇帝，不但会使人感到愕然，也让人感到莫名。当然，在中国文化的认同中，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说鄱阳出的皇帝是史上没有承认，却事实上有过并存在了六年的鄱阳人林士弘。

    在中国历史上，隋朝和秦朝的情况十分类似，是个短命的王朝，前后只在位38年，如果从灭陈算起，统一中国后当政，只有30年。虽说如此，而这个朝代对鄱阳的影响，也比较大，并都有过两次类似的大起义。秦末，吴芮率部反秦，最后辅佐刘邦建立汉王朝，成正果。隋末，林士弘随同乡操师乞起义，不久操师乞中箭身亡，林士弘统率部下继承操师乞遗志，建立楚国，自称皇帝，国号为楚，占领了江西全境和广东的大部分地区，可惜最终失败，未成“正果”。

    众所周知，隋炀帝杨广和秦二世一样，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是以种种虚伪的手段，骗取他父亲隋文帝扬坚的信任之后立为太子的。最后，又弑父杀兄登上了皇帝宝座。他上台后，改州为郡，鄱阳依然称作鄱阳郡，所以梁文谦在鄱阳不是饶州刺史、知州，而是郡守。

    隋炀帝当上皇帝后，滥用民力，大兴土木工程，搞得民不聊生，他第一次游江都，也就今天的扬州时，仅纤夫便用了八万人。这个人为了自己的享受，不惜穷奢极欲，挥霍浪费民财。自公元612年隋大业八年起，三次发动进攻高丽的战事，以致加重了人民的赋役负担，又正是这种师出无名的战争，把广大农民，投入无穷无尽的徭役和兵役的灾难之中，于是成了爆发农民起义的导火线。

    隋朝的农民起义，首先来自山东一位叫王薄的义军领袖，在公元611年，王薄率先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县境，发动了起义。虽然后来王薄的表现不好，先是投降宇文化及，继而归附窦建德，最后又投降唐朝。但毕竟他还是对隋朝廷首先发难的人，所以登高一呼，天下会合响应。到公元617年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有三大支起义军在全国名声最响，如《隋唐演义》中的瓦岗寨、窦建德等。至于南方也有多股。公元616年大业十二年，鄱阳新义（今属金盘岭乡）操家人操师乞，出头带领农民揭起了起义大旗。

    操师乞是种田的农民，这人性情豪爽，膂力也就体力、筋力过人，平时又好打抱不平，在当地也算个人物。小时候，操师乞也念过几年书，后来一边跟父亲种田，一边练习武功。操师乞住的操家，四面是山，中间平坦，常常受到兵匪侵扰。在他倡议下，村里开辟了练兵场和跑马场，又在村口筑起了寨门，农闲时便组织村民练起拳脚，舞弄棍棒，日长月久，这支习武队伍无形中成了一支自卫力量。

    隋炀帝不惜滥用民力，残酷地使用农民，形成了“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隋书》)”的局面，致使“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隋书》）”。在隋炀帝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统治下，不但北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南方农民也纷纷揭竿而起，在这种背景下，操师乞伙同太阳埠人林士弘，于公元616年大业十二年，各拥一支农民义军，分别在金盘岭、太阳埠举行起义，不久合为一支。很快，义军攻克了鄱阳县城，并开仓放赈安抚百姓。十月，操师乞自称元兴王，元号为“天成”。接着，义军又攻下浮梁、彭泽等县后，迅速向豫章（今南昌）发起进攻，乘敌不备，占领了豫章。这时，操师乞任命林士弘为大将军，并确定豫章为据点，向江西和岭南扩展。

    豫章失守，使隋朝廷大为震惊，南逃到江都的隋炀帝，紧急命令治书侍御史刘子翊率兵前来讨伐。刘子翊是位有着丰富军事经验、带过兵打过仗的将军。来到南昌后双方摆开了阵势，操师乞在战斗中中箭身亡。面对着义军群龙无首、军心涣散的局面，林士弘挺身而出，带领义军继续战斗。

    随着农民起义的不断高涨，隋朝廷已陷入四面楚歌，政权摇摇欲坠。当时，江南唯一的精锐是刘子翊的部队，然而，这支军队在围剿操、林义军中受到重创，且又无法得到增援。林士弘分析形势后，当即作出决定，把握战机，彻底消灭刘子翊。于是组织水军，率部与刘子翊决战彭蠡湖，结果取得了全面胜利。义军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开，邻近豫章的各县农民纷纷加入义军，林士弘部队很快发展到十多万人。也就在公元616年12月，林士弘建立楚国，自称为楚皇帝。不久，楚军攻占了九江、临川、南康（即赣州）、宜春。不少隋朝地方官员也归附了林士弘。转眼间，林士弘便占据了江西全境，并南下广东，其势力范围“北至九江，南洎番禺（今广州）。”

    关于操师乞、林士弘在隋朝的起义，《资治通鉴》是这样描写的：“鄱阳贼操师乞自称元兴王，建元始兴（县志为“天成”），攻陷豫章郡，以其乡人林士弘为大将军。（炀帝）诏令治书侍御史刘子翊将兵讨之。师乞中流矢死，士弘代统其众，与子翊战于鄱阳湖，子翊败死，士弘兵大增，至十余万人。十二月，壬辰，士弘自称皇帝，国号楚，建元太平，遂取九江、临川、南康、宜春等郡。豪杰争杀隋兵，以郡县响应。其地北至九江，南及番禺，皆为所有。”

    唐武德五年，大贵族地主出身的李渊，收编了北方大大小小的义军后，把目光转向了南方的楚国，李渊竭尽各种手段，分化了林士弘义军的内部，至使林士弘忧愤而死，楚军自行溃散，楚国自兴至亡。

    尽管操师乞、林士弘的起义以失败告终，但他们除参与了推翻隋王朝暴政之外，在鄱阳历史上还创造了三个奇迹：一是比历史以往起义的规模要大；二是建立了自己的武装政权，并自称为皇帝；三第一个开创了鄱阳湖的水战史。

    最早的道观——仙坛观

    年纪稍大一点的鄱阳镇及其周边的人，都知道有个叫仙坛观的地方。爱好鄱阳人文的年轻人，不知道仙坛观，却知道马蹄山。其实，仙坛观和马迹山是一回事，是地处道汊湖西北边的一处重要道教遗址。

    仙坛观毁在民国年间，它一度是道教的重要福地，建观历史非常悠久，据旧《鄱阳县志》记载，观建于公元582年隋大业二年，由道士曹志虚创建。

    道教是我国唯一的土生土长传统宗教。它产生在东汉末年。当时，汉室统治危机日益严重，整个社会迷信泛滥，社会的动荡和生活的无助，使贵族和民众对现实失失了信心，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便渐渐鼓胀起来。这时，道教适时地虚构了一个美好的超现实世界，告诉人们可以通过道德的修养，和身心的修炼，可以成神成仙，在超现实的世界里，永远摆脱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困难。由于人们幸福美好的生活，最后只能在超现实的彼岸世界中实现，因此博得了大多数人的青睐。公元141年东汉顺帝刘保永和六年，沛国丰，今天的江苏西北人张陵，自称老子亲自传授给他“太上三天正德经”、“正一照威妙经”，说老子命他为天师。张陵亲自订立了教规，用符水咒法为老百姓治病。他四处传道，辗转二十四个名山福地，广收信徒，势力很快扩展开了。眼看着信徒的日益增多，他又规定凡入道的必须交五斗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五斗米道”，道徒以《老子》为经典，并开始定型化。张陵死后，他儿子张衡继承了父业，张衡又传给儿子张鲁。后来，他的子孙来到贵溪的龙虎山，从此，这里便成为道教的传教基地。

    说仙坛观为什么要扯这么远呢？因为就在张天师落户龙虎山后，鄱阳有个叫王遥的，在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来到仙坛观修炼。公元292年西晋惠帝司马衷元康二年，王遥终于修炼成正果，在朗朗晴日下升了天。王遥经过85年光阴修炼成仙，他飞升的地方就在马蹄山，所以在他升天后290年，有曹姓道士在马迹山建起了仙坛，祀奉真人王遥的遗像，敕名为中元观。公元743年唐玄宗天宝二年，改名罗浮观。公元1118年北宋徽宗重和元年，改名延祥观。公元1370年明朝洪武三年，经饶州知府叶砥举申请，敕名为仙坛观。

    仙坛观不但是鄱阳道教最早的庙宇，也是规模最大、名气最响的道教活动场所。旧县志引道书所说，此观为五十二福地，《江西考古录》作七十二福地，而《天台记·名山洞天福地记》说是第四十九福地。何谓福地？洞天福地之说起于晋代。在道教的政治秩序中，“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他们的分工是“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风雨，道人主教化成仙。”马迹山是真人王遥升天的地方，所以称作为福地。

    仙坛观座落在道汊湖畔，观的东南方有5000多亩水面，湖光山色，相映成趣，很是秀丽。于是便拥有了十大景观，这“十景”是：

    一、马蹄山势：马蹄山又叫马迹山，不高，海拔40多米。然而，马蹄山诚如中国传统文化观所体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里是王遥骑马升天的所在，王瑶升天时留下的马迹，才使这山有了马迹的名字。

    二、道汊湖光：道汊湖在观的左方，也就是东南，湖汊湖是四十里街南部山脉溪流的集水湖，它枯水期水深14米多，常年不干。

    三、延祥观宇：仙坛观创建在隋朝，受到历代朝廷的敕封，这也就是延续吉祥，祈祷凤调雨顺、太平安宁的活动场所，是观毁之前本县祝禧的最好去处。

    四、朝斗灵坛：在仙坛主观后面，曾有一座高出十丈许的灵坛，面积较观大一倍，传说这里是王真人作法念咒的地方。

    五、药炉苔藓：药炉在山的西边，高约一丈左右，树木茂盛，青翠葱茏，为真人炼丹药的所在。

    六、丹井清泉：丹井在山岭，右边接飞仙亭，原有井屋遮盖，后坍塌。本来，这里清泉汩汩，井水长流。公元1207年南宋宁宗赵扩开禧之年，大府卿赵师铎浚井，得到一枚玉尺。为讨好皇上，他把玉尺进献给了皇帝。据说玉尺离井，清泉逐渐断流，井水慢慢枯竭。

    七、方池珠漾：池在斗坛西边，方形，有山泉翻涌，如开水腾沸，明珠散落。传说，山泉通星宿海，王真人书符炼丹，必须取池里的水，这里也称作仙坛。

    八、驾虹渡马：虹是桥名，卷拱如虹，在山的东面，传说王遥是在这里驾着虹桥骑着马升天的。

    九、马蹄波浴：马蹄山与道汊湖之间，有座飞仙亭，此亭也是王遥跃马升天留下的遗迹。

    十、柏源降虎：从马蹄山往东南一里左右，是块较开阔的平坦之地。早年，这里有很多柏树，人们叫它柏源，传说王真人在这里收伏过老虎。

    仙坛观十景早为传说中的遗迹，但仙坛观的声名，从隋起便响彻远近。北宋鄱阳知州范仲淹曾写诗颂咏：“灵台拱上百神清，碧坞红霞相映明。曲径犹无青草合，乱掌时有白云生。亭亭翠纛高山矗，隐隐狂雷落不轰。待得九霄鸾鹤驭，玉书应改地仙名。”从范仲淹的诗里，我们多少能感觉到它在北宋的规模和影响。鄱阳道教文化一向昌盛，恐怕与仙坛观有一定关系。

    进入唐朝

    公元618年，贵族大地主家庭出身的李渊，废除隋炀帝杨广之孙隋恭帝杨侑傀儡皇帝的皇位后，自立为皇帝，建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唐高祖。

    李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封建王朝，它的强盛不但远远超过了秦汉，而且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个王朝的289年间，中国发生深刻变化的是经济重心开始了南移。这种南移，又是以唐朝两个时期的历史变化为分水岭，以公元755年唐玄宗李隆基，我们习惯上称作为唐明皇的天宝十四年，所发生的安史之乱划线：安史之乱前，唐朝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疆域辽阔，声威远播达到了极盛；安史之乱后，由极盛走向了衰落，由统一走向了藩镇割据，终于消亡。同样，对于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言，也还是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线。安史之乱前，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北方。安史之乱后，这个重心逐渐向南方加快了转移，鄱阳无疑也处在这种转移之中。下面，我们还是按照与鄱阳相关的事说下去。

    进入唐朝以后的鄱阳，到底有哪些与后来文化发展相关的大事要事呢？我想，第一件大事恐怕就是入唐以后，对鄱阳的“瘦身”，也就是大肆分割鄱阳的土地，使一个历史上很大的县域一下子缩小了三分之二的土地面积。根据手头的资料，我粗略地进行了一次疏理，除了汉晋及南朝划分出的鄱阳土地之外，唐在公元785年肃宗李亨上元元年之前，划置设县的土地分别是：

    公元619年唐高祖李渊武德二年，分出鄱阳东界设置新昌县。公元742年唐玄宗李隆基天宝元年，新昌县改为浮梁县。

    公元620年唐武德三年，分出鄱阳县北境设置广晋县，合四县隶属浩州，后来广晋部分土地划归了彭泽。

    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以鄱阳的至德与宣州的青浦、青阳并属于安徽池州。

    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以鄱阳西北雁子桥以南地设置都昌县。

    上面是“安史之乱”前，也就是唐初的“瘦身”情况，“安史之乱”后，唐朝廷对鄱阳的“瘦身”仍然没有停止。

    公元757年唐肃宗李亨至德二年，分鄱阳东北境设置新县，这个县因在肃宗至德二年设置的，所以县名至德。

    公元758年，唐肃宗乾元元年正月，分鄱阳东境设置上饶县、玉山县，隶属信州。

    入唐以后，先后6次划出鄱阳大片土地设置新县，结果，饶州在中唐时不但土地锐减，人口也骤然下降，以至成为了唐初的下州。唐朝的中上下州是这样划分的：凡人口在4万户以上的为上州；人口在2·5万户以上的为中州，2·5万户以下的为下州。也就是说，在唐朝中期，饶州的人口不到2·5万户。

    说到这里，我想说说吴芮的籍贯问题。曾经，本县有位有识之士撰文问责鄱阳人为什么不关心吴芮的籍贯，说浮梁县有人考据出吴芮的出生地是浮梁等等。其实，对历史名人的出生地是多有争议的。浮梁人说吴芮出生在浮梁并没错，因为吴芮出生地已经归属现在的浮梁县。但是，这位先生之所以在没有错中出错，是因为他并不清楚浮梁县的沿革。浮梁县什么时候才有的？在唐朝，公元619年唐王朝高祖李渊武德二年，浮梁从鄱阳析出，于是才有了这个县。吴芮出生在什么时候，在战国，那时根本就没有浮梁，吴芮出生的那块地方，属番县也就是现在的鄱阳。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说吴芮是鄱阳人比说吴芮是浮梁人更准确，就像我们说鄱阳湖得名鄱阳山，而不能说周瑜在鄱阳湖练过水兵，不能说陶侃在现在的博物馆——也就是清以后的文庙读过书一样。当前，就有那么一种倾向，为了打造所谓的旅游景点，居然会不顾历史事实，以至出现不惜捏造的事情。对历史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去探讨。不能不顾历史事实，历史背景去臆测、去断言。更不能抱着只有不敢想的，没有不能做的观点去虚拟、捏造。什么叫尊重历史，我理解尊重历史就是指尊重当时的事实，而不是用现代人的观点，现代人生活方式，现代人的认识水平去对待历史。历史不是我们现代人能编造出来的，而是稽之有据，是古人早以认定的。如果什么都用现代人，尤其是并不懂得历史的现代人观点考证历史，那么，廿五史恐怕就是一堆废纸了。

    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唐朝初期，朝廷将鄱阳那么多的土地分出去设置新的县？这里有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李渊称帝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统一中国。鄱阳正式成为唐朝的疆土，是公元623年武德六年的事。此前，鄱阳的土地已经被割据的农民起义军瓜分了，以致唐兵每取得原属鄱阳的每一块领地，便设置一个新的县，这就是唐初鄱阳土地划分得多的原因。不过唐朝统一后，很快成为中国重要的发展时期，鄱阳同样走进了重要的成长期。

    唐朝时的社会经济（上）

    尽管进入唐朝以后，鄱阳县域范围不断缩小，但随着鄱阳湖的东扩，和“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的南移，鄱阳的社会经济还是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任职地方官对鄱阳所作的贡献，使鄱阳仍然保持着上县的地位，其表现有：

    第一，鄱阳的人口保持着增长势头。隋统一中国后，江西郡县的人口比较南朝时有较大增长，但总数依然不够。进入唐朝中期，中原战乱严重，江西相对稳定。特别是鄱阳，因为鄱阳湖的南扩，使它处在了战乱后方，一些避乱南迁的北方人进入了鄱阳。这些南迁的移民，被鄱阳较好的生存环境所吸引，定居下来，繁衍生息，由客籍变为土着。如江苏籍诗人戴叔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有诗说：“淮汴初丧乱，蒋山峰火起。与君随亲族，奔迸辞故里。……石壁转棠阴，鄱阳寄茅室。淹留三十年，分种越人田。”戴叔伦这几句诗的背景是这样的：戴叔伦在抚州任官后，他姐夫还留在鄱阳。在任官之地，他回忆起为避战乱，与姐夫一道从家乡逃到鄱阳，安家落户的景况。戴叔伦还不是真正的北方人，戴叔伦的家乡江苏金坛，也属予富庶地区，他倘且如此，北方人更是流连忘返。山西籍诗人卢纶，天宝末年他去京城考进士，由于安史之乱受到影响落第，于是奉亲投奔鄱阳，与吉中孚等结为泉林之友，而且后来都成为大历才子的成员。所以，鄱阳的人口，在土地分割之后不久，也迅速有了增加。这点，《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元和郡县志》等都有记载，其时鄱阳郡的人口情况如下：公元609年隋大业五年为10102户、11400口；公元639年唐贞观十三年11400户，59817口；公元742年天宝元年40899户，244350口；公元806-820年元和间为46116户。据《元和郡县志》所记，从玄宗开元年间到宪宗元和年间，饶州由20个乡增至69个乡。

    第二，水利工程开始列入了地方官的政绩工程。唐代不少地方官为鄱阳兴修水利做出了贡献。

    公元711年，唐睿宗李旦景云初，饶州刺史祝钦明，率领民众疏浚黄沙港与饶河联通的坽港。从此，鄱阳至南昌的水运可以从这里经黄沙港，沿莲湖表恩到康山抵达省城，水路至少可以减少3-40里入鄱阳湖。为此，鄱阳人为感谢这位刺史，便将这道坽港称作祝君坽，现在人们叫讹音了，成了竹溪坽。此外，他还率民众修筑了一条祝公堤以抗御洪水。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刺史李复率民众治理隋时构筑的江岸，沿江建起了李公堤，以抵御江水浸害。随后，又有姓邵的地方官在县东北兴建郡公堤。

    公元819-820年，唐宪亲李纯元和末年，刺史马植带领民众挖建马公塘和修疏士湖。

    从现代人的眼光看，这些水利工程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的。但在一千多年前；这些工程不仅造福人民，而且也是了不起的水利设施，以祝君坽为例，祝君坽的疏浚，不只是便利了船只的往来，也保障了运输的安全，我是管驿前人，从小目睹过河流经济时，祝君坽对往来船只的贡献，因此也留下了极深印象。又如李公堤，现代人包括近代人，都看不出它留下的一丁点痕迹。然而，对构筑江岸只有162年的中唐时鄱阳人来说，那可不是一般的工程。

    上面所列举的水利工程，从当时的现实意义看，至少是经济和农业发展兴旺的表现。

    第三，农业生产工具。鄱阳在晚唐时，便开始使用较先进的曲辕犁了。这种犁和解放初期农村使用的犁没有多大差别。它最主要的优点是节省畜力，减轻扶犁农民的体力消耗。因为弯曲方便，更有利丘陵山地的垦种。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水利设施的加强，推动了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发展。早在中唐，鄱阳就有“粳米”作为贡品进献给朝廷，这在《元和郡县志》中存有记载，这种米香味很浓，以至“粳香药灵”，成为佛寺勃兴的原因之一。那时，连诗人也对鄱阳的农业生产赞叹不已。诗人姚合在他的《送饶州张使君》诗中写道：“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可见，由于这里的生产条件得到改善，粮食生产也相应有了发展。除粮食为贡品之外，鄱阳苎布也一度是贡品。古人对麻区分较细，尽管苎与纻相通，也还有一些细微的不同，两者都可以绩，绩就是纺纱。但苎的麻丝较细，纻的麻丝较粗，苎布就是较细的麻丝织的布。那时还没有棉花。棉花是帕来品，在东印度一带才有，唐朝人翻译叫它吉贝。南北朝时，中国人对吉贝已经有了些了解，广泛种植是北宋以后的事了。

    第四，造船和水上运输业比较发达。公元644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李世民下令进攻高丽，派将作大监阎立德等人到洪州（今天的南昌）、饶州、江州（今天的九江）三地，营造大船400艘以运载军粮。朝廷知道，江南水乡航运超过车马，鄱阳湖南扩后，鄱阳更是连通昌江、乐安河、信江与鄱阳湖、赣江、长江的水运枢纽。商贾贸易，官民过往，无不需要船只往来。当时饶河承载的各种货物，主要有贡品粳米、苎布、麸金、瓷器、茶叶以及乐平银山邓公场的10余万两银子、永平监铸造的7000贯铜钱、浮梁县700驮茶叶，加上漕粮、屯米等。

    唐朝时江西和鄱阳湖的水上运输，那可称得上“壮观”两个字，北方籍的诗人看到后眼界大开，感慨不已。初唐大诗人王勃就这样描述过赣鄱的水上实况：“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船只，让人眼花僚乱，目不暇接，这既是水上运输的兴旺，也是造船业发达的结果。

    第五，茶叶对鄱阳商业的推动。在唐朝时，浮梁每年有700万驮茶叶运销各地。说鄱阳为什么要说浮梁的茶叶？因为之中有很重要的关联——鄱阳是浮梁茶叶中转地。浮梁在唐朝茶叶年产量是700万驮。驮在这里是怎样的重量单位，目前还无法界定，不管怎样，一驮至少百斤以上吧。也就是说，每年经过鄱阳，出长江，转输中原、关陕等北方州县的浮梁茶有7亿多斤，按现在的公制是35万吨。另外，还有婺源和安徽祁门的茶叶，相加起来，估摸50万吨左右。这些茶叶不但繁荣了航运事业，同时也繁荣了茶叶市场。茶场巷的茶场由来，我想就是这个原因。

    第六，鄱阳成了江南的铸钱中心之一。“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于财政窘迫，急需扩大钱币来源，于是增加铸钱基地。考虑到饶州有官营铜矿，水路运输方便，便在鄱阳设立了铸钱中心——永平监。永平监设立的时间，相关典籍说法不一。按照《太平寰宇记》的说法，是在公元785年唐德宗李适贞元元年。而南宋的王应麟在他的《玉海》一书卷180《食货·钱币》中“元丰二七监”条有夹注说：“铸钱唯永平监最古，自唐乾元初（公元758年）已创”。照王应麟的说法，鄱阳永平监比乐史说的要早27年。至于永平监在唐朝的年铸钱量，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每年铸钱在7000贯。

    唐朝时的社会经济（下）

    虽然，唐朝距离现代已经一千多年，但进入唐朝的鄱阳，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思想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首先，开始有了一定的商品意识。以一个细小的变化为例，专业渔户。作为渔业，自古以来都是副业，“稻饭羮鱼”，完全是自供自给。再就是文人中故作姿态的隐士，比如唐朝着名诗人张志和，他以渔翁自称，写了很多与渔相关的诗，实际上他还是文人。然而，鄱阳在唐朝却有了真正的专业渔者。县人南宋洪迈在他的《夷坚志·夷坚支癸》卷八中有段记载，说双港丽（利）池村“无田畴，诸聂累世居之。采木于山，捕鱼于湖，以为生计。”又清朝的《饶州府志》也有这样的记载：“唐朝时鄱阳有渔者柳翁，常乘小艇钓鄱江中，凡水族之内川脉深远，无不知鄱阳渔者。”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农渔职业分工并不十分明确的古代，鄱阳既有聚族而居的渔村，还有十分熟悉鱼性的渔者，而这种渔者，如果不是专业，能“凡水族之内川脉深远”，无不知其名吗。与此同时，渔法也有了多样化。网、钩、叉、笼、截流、兽捕、药鱼等捕捞方法先后出现并兼用其次，坊市的规制受到冲击。本来，隋唐继承自汉以来封闭式的城市管理——坊市制。盛唐，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城中原有的固定市场，容纳不下日益发展的工商业了，里坊中就出现了店铺和作坊，如德化桥一带，不但开始有铺店营业，而且逐渐形成“向街开门，各逐便宜”的店面布局。在农村，墟、集等地形成了一定规模。

    再次，不但出现了专业商人，而且具有一定规模。在唐朝，鄱阳已经有了经营茶叶的大商人。《罗隐集·广陵妖乱志》一书里有“大商人吕用之，家居鄱阳安仁里，其父（单名璜）即‘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应该说唐朝的茶饮之风兴起，不仅给生活带来改善，给经济带来更好推动，同时也给观念带来改变。

    同样，经济的发展还给文化以巨大推动。在这个时期，鄱阳社会显得尤其活跃的是宗教，它已由单一性向广泛性和深入性发展。先说道教，这个时期它与孔孟儒学享有同等地位，成为正规的社会教育内容。同时，这又是佛教传播的盛行阶段，至中唐，各派佛学体系已经完成。因此，鄱阳不少寺观，就是在唐朝创建的。

    先说寺庙。

    妙果寺。在北关原走到师范西侧，公元636年唐太宗贞观十年建，《江西通志》有记载。关于妙果寺，曾留下了很多传说，是鄱阳重要的佛教活动场所。妙果寺前面原有座17米高的土塔，塔与永福寺塔相望，构成东湖十景之一——“双塔铃音”。可惜塔在公元191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倒塌。这天晴天朗日，却黄尘弥漫，对面难看清容貌，数小时后，寺塔无存。

    荐福寺。荐福寺在东湖东岸，支家嘴东南，现在的鄱阳一中西南端。荐福寺创建的时间有多种说法，一说是在南北朝，一说是唐朝初，再一说是唐明皇开元年间。我倾向于南北朝，在这里我还是放在唐朝来说。为什么倾向南朝开始有荐福寺？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欧阳询，后面我会说到他。欧阳询有帧自传体的法帖说：“年二十余到鄱阳。”欧阳询二十多岁的时候在鄱阳寓居是在陈末隋初，因父亲在陈朝犯谋反罪受到株连无依无靠，被尚书令江总收养成人后来到鄱阳的。欧阳询在鄱阳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写了荐福寺碑。隋末以后，欧阳询投奔李渊去了，而且很得李渊欣赏。从隋朝起，他一直在长安做官。由此可以推测，荐福寺碑是他寓居鄱阳时写的。如果当时连荐福寺都没有，他写什么碑文？有一点可以肯定，鄱阳荐福寺开始名声鹊起在唐朝。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荐神求福的荐福寺，读过唐诗的人都知道，很多诗人都以荐福寺为诗题，不过那不是鄱阳的荐福寺，鄱阳的荐福寺说到底还是那块荐福寺碑。

    芝山寺：在芝山南麓，旧县志作唐初建。现存的寺庙建于82年前。寺前原有碧云轩，为范仲淹治饶时的憇息之所。

    景德寺：公元722年唐开元十年创建，是永平门外直街上最大也是最早的，佛教活动场所。

    在农村，唐时创建的佛教寺庙还有：公元627年贞观元年建的净慧寺、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建的荆山寺、公元632年贞观六年建的龙安寺、公元718年玄宗开元六年建的吉祥寺、公元633年贞观七年建的宝胜寺、公元680年高宗永隆元年建的法云寺、公元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建的觉林寺、大中年间建的南塘寺、唐眧宗乾宁间建的华法寺和三龙寺、唐末建的治平寺等。

    在唐朝，道教的洞天福地同样在鄱阳受到重视，其时创建的道观有紫极观，观址在现在的鄱阳宾馆，公元741年唐开元二十九年创建；玄妙观，原在现在的高家洼一带，公元847年，唐宣宗李忱大中移建在东门口一带。

    除上面的佛道教活动场所之外，鄱阳在唐朝兴建的着名胜迹还有鄱江楼、流玉阁及芝亭、江亭等。

    说到鄱江楼，至今有个历史陈案，有不少古代典籍说，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写有咏鄱江楼的诗。到现在为此，本人尚没有找到，一些有志于鄱阳历史文化研究的人也没有看到。借此机会，恳请关心鄱阳的乡梓和研究者帮助找找这首诗，以免给后人留下一个残缺。

    唐朝的鄱阳，手工业也很发达。除造船业之外，还有制陶、纺织、酿酒、制茶业。而陶瓷、白纻布等又是财赋的重要来源之一。

    又正是唐朝时经济的发展，鄱阳与江南西道其他郡一样，成了唐王朝的赋税重地。“安史之乱”平定不久，曾经担任过饶州刺史的第五琦，曾向唐玄宗建议：“于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又正是第五琦的建议，使唐朝廷眼睛紧盯着江南。唐朝中期的文学家韩愈说：“赋出于天下，江南居什九。”诗人白居易也说：“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赋孔殷，国用之系。”孔殷，指众多，这段话的意见是江西七个郡：鄱阳、临川、庐陵（今吉安）、南康（今赣州）、宜春、豫章（今南昌）、九江，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唐朝的腹地，给国家的赋税很多。

    唐时鄱阳任职的官员（上）

    在唐朝近300年间，有据可查到鄱阳任过职的刺史、太守、长史、别驾、司马、司户共60位，另有县令、县丞4位。这些官员中有不少人，在历史上知名度较高，有的位极人臣，有的为当时的重臣，有的是学者，有的是诗人。当然，臭名昭着的也有，比方说卢諅，就是其中之一，也来过鄱阳任刺史，后来修志的人把他的名字除掉了。这些来鄱阳的官员中多数是贬职的，也有历鄱阳符虎之守后，升迁到高位的。不过，从《饶州府志》、《鄱阳县志》中获得的这些信息，也并不全然可靠，张冠李戴，朝代秩序颠倒的仍然存在。如《饶州府志》中排在较前的是窦俨，他是五代十国时的饶州刺史，府志却把他列在了唐朝。下面，我将我所获得的信息，也就是经过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典籍对照及参考《府志》、《县志》后，选择几位任过鄱阳地方官的知名官员，作个简单介绍。

    入唐以后，我认为第一位刺史应该是诸葛德威。根据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所载：“六年，春，正月，己卯，刘黑闼所署饶州刺史诸葛威德执黑闼，举城降……”情况是这样：公元623年唐高祖武德六年，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种菜的大将刘黑闼，在农民起义军，后归顺大唐的窦建德旧部的拥护下，重新反唐，而且势力很大。武德五年，刘黑闼建号称汉东王。然而这年年底，太子建成用魏征的计策，分解了刘黑闼义军的军心，刘黑闼已经完全失败。第二年春天，刘黑闼逃到原为他所署的饶州。这个时候，刺史诸葛威德用计将他擒拿，使唐军消灭了刘黑闼全部。所以说，入唐以后，鄱阳当时的第一位刺史，应该是诸葛德威。但《饶州府志》和《鄱阳县志》，摆在第一位的是崔确。而崔确传中，却注明他是贞观中饶州刺史，贞观前后23年，贞观中期应该是公元634-641年，这近20年间不可能没有刺史。当时从安抚民心出发，作为并不对大唐政权构成威胁，又处在小州地位的饶州，留任诸葛威德也不是不可能的。关于刘黑闼这段事，《旧唐书》说法不同，他说事情发生在饶阳，而饶阳在古代和现代一般是指河北的一个县。在唐诗中，有很多诗人又把饶州称作饶阳，如章孝标的《送张使君赴饶》第一句就是“饶阳因富得州名”，所以我这里依据了《资治通鉴》的说法。

    按照我所获得的资料排序，第一位到鄱阳任职的重臣应该是韦嗣立。公元701——704年，武则天长安年间，一位则天皇帝朝时名气很大，后来担任过睿宗、中宗时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相当于副宰相的官员韦嗣立，受张易之，张宗昌事件的牵连，贬到鄱阳任长史。长史是比刺史地位低，比县令地位高的官职。《饶州府志》说是刺史，府志在韦嗣立来鄱阳时间也有出入，说是开元时期，这是不准确的。

    接下来就是公元710年唐睿宗李旦景云初年，曾任中宗侍续、官拜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官员祝钦明，贬到鄱阳任饶州刺史，祝君坽就是他凿浚的，后来升任为洪州，今南昌的都督。

    公元720年前后，一位执拗的学者吴兢，贬到了鄱阳。吴兢，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武则天时入史馆编修国史。中宗神龙二年升任右补阙，古代补阙分左右两种，左补阙是门下省，右补阙属中书省，右的职责是对皇帝进行规谏。后来他又担任了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任卫尉少卿兼修文馆学士、累迁太了左庶子。吴兢起初与人撰《则天实录》，里面叙述有张宗昌引诱张说陷害人的事，直书不讳。张说担任宰相后，多次请求他将这段事修改，吴兢坚持不同意，以致得罪张说，玄宗开元时贬为饶州刺史。作为史官的吴兢，他在史官职务上一干就是30年。吴兢写的东西秩序分明，文字简洁，深得大家看好，在当时是位很有影响的人物。

    第二位学者型的地方官是杜佑。杜佑字君卿。京兆万年，今天陕西西安人，公元73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生，公元812年唐宪宗元和七年故。杜佑是以父荫入仕的，在古代，祖先有功勋，子孙可以补官，这叫补荫，不是有句老话叫封妻荫子嘛，出处就来自这种官制。补官子孙可以先从低级官做起，以后凭能力和运气去上升。杜佑主持过财政，但在史学上的贡献更大，他花了30年时间写的一部《通典》，共200卷，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

    唐朝对鄱阳来说，不愧是个多姿多彩，又影响很大的朝代。在来鄱阳的地方官中，除了重臣、名官、史家之外，还有两位在历史上至今仍有影响的政治家，一位善于理财，一位善于治国，他们分别是第五琦和李吉甫。

    第五琦，字伯鱼，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生于公元729年唐玄宗开元十七年，死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公元770年大历五年，第五琦因鱼朝恩案牵连，贬到鄱阳任刺史的，但时间不长。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唐明皇因“安史之乱”逃到四川，第五琦在成都见到了唐明皇并提出：“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他说如果让他管理江淮财赋，可以保证军费开支。尽管，这时候李隆基的儿子李亨已经当上了皇帝，但是唐玄宗还是任命他为监宗御史、江淮租庸使。租庸是盛唐时的赋役法——租庸调法。不久，第五琦又在陕西风翔见到了新皇帝肃宗，提出了将租庸购来的实物，将粗重货改为轻货的主张，说具体一点，就是把从老百姓手中收来的稻谷和铸币，换成轻巧灵便的物资，这样便于运输。第五琦这个建议受到了肃宗的欣赏，正式命他为理财官员——山南等五道的度支使。从此他正式开始了理财生涯。

    李吉甫，字弘宪，赵郡，今河北赵县人，公元758年肃宗至德三年生，公元814年宪宗元和九年病逝。李吉甫是以父荫补职的，当时的宰相李泌很重视他的才干，27岁便当上了太常博士。他是公元803年德宗贞元十九年，从柳州迁任饶州刺史的。宪宗继位后的第二年，他就当上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参与辅佐朝政。公元811年宪宗元和六年再次出任宰相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精简官吏活动，裁减亢官800、吏1400员。李吉甫在鄱阳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他之前有四任州牧，先后猝死在州城，结果弄得人心惶惶，州署官寝无人敢住，说郡城出了妖怪。他到任后，要来钥匙，叫人除掉荆榛杂草，稍事整理清担后，便安然地住下。然而，三年时间里，他居然毫发无损，以致那些忧心忡忡的，都说他福气大，妖怪不敢近身于他。李吉甫在鄱阳的时间较长一些，在他任上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说，有位叫饶娥的民女，因为以渔为职业的父亲，酒醉后溺死江上，饶娥为了寻找父亲，不幸也被水溺死。这事传到了李吉甫耳里，于是他请千里之外的好友、文学家柳宗元写了篇《饶娥庙碑》，此碑对后人的影响很大。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李吉甫是位重视教化，按现在的话说，重视正面宣传的政治家吧。

    唐时鄱阳任职的官员（下）

    除上面介绍的之外，还有李复、韦玢、韦伦、卢和猷、陈儒等也有政绩。此外还有诗人官员如李端、张蒙、李嘉佑等坧鄱阳任过地方官。

    先说李嘉佑，生年不详，约死于公元779年唐代宗大历十四年，河北赵县人。李嘉佑是唐朝担任鄱阳县级官员的一位佼佼者，也是给鄱阳留下诗篇最多的一位诗人。“四年谪宦滞江城，未厌门前鄱水清。谁言宰邑化黎庶，欲别云山如弟兄。双鸥为底无心狎，白发从他绕鬓生。惆怅闲眠临极浦，夕阳秋草不胜情。”这是他在鄱阳官居四年后，即要离任前写的一首诗，诗题就叫《承恩量移宰江邑，临鄱江怅然之作》。李嘉佑在鄱阳四年间，与这块土地结下了很深的感情，在他的笔下，我们不但能看到饱含浓情的诗句，而且还可以清晰地看到，鄱阳当年的民俗风情。如《夜闻江南人家赛神，因题即事》的七言长诗，里面就记录了唐时鄱阳的风俗：“南方淫祀古风俗，楚妪解唱迎神曲。枪枪铜鼓芦叶深，寂寂际筵江水绿。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桨醉尽迎神还。帝女凌空下湘岸，番君隔浦向尧山。”李嘉佑的仕途并不通顺，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一定地位，他与钱起、郎士元、刘长卿并称为钱郎刘李。李嘉佑诗风婉丽，善写山水景物，诗以七律见长，且结构完整，笔法熟练，多用白描，古人评他的诗“冷艳委婉”、“含蓄有味”。

    再说韦伦。韦伦的官运也是不够好的，多半任地方官，而且在北方时间多。那时藩镇割剧，北方是多事之地，难免会吃败仗，于是受贬。官运不好的原因很简单：率直。杨国忠专权时，他担任铸钱内作史判官。当时，杨国忠征召农民做工匠，韦伦抢白说：“铸钱需要懂得技术的人，农民没做过，你征他们为役，没做好又处罚，那他们怎么活？”韦伦的这种性格使得他在官场上几上几下，弄得同僚都有些怕他。不过，韦伦的名声还是很好。《旧唐书·韦伦传》说他“居家孝友抚弟侄，以慈爱称”。

    还有一位也是当鄱阳县太爷的李益，公元748年唐玄宗天宝七年生，公元827年唐敬宗宝历三年故，陇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公元769年大历四年进士。刚入仕途时并不顺利，便弃官客游燕赵之间，后来官至礼部尚书。李益有位“舅老爷”叫卢纶，他也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卢纶和李益同年，比李益早故27年。这人因投靠妹丈在鄱阳住了好长一段时间，旧县志将卢纶列为寓贤。卢纶住在鄱阳时，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他原想凭自己的才华，在鄱阳搞个名额进入仕途，当时也有人主张举荐他进京考试。可是，卢纶在鄱阳住的时间长了，通过与这地区人的接触，发现这里的人很有才气，于是放弃了当初的念头，并写了首诗，这首诗较长，里面有这样几句：“鄱阳富学徒，诮我戆无营。谕以诗礼义，勋随宾荐名”。意思是说，鄱阳读书的人是这么多，学徒，古代指学生。他们笑我太痴太傻太正规，不知道取巧钻营，凭着我的才华和知识，都愿意举荐我。可见，鄱阳在唐朝时的乡风淳朴得让外人感慨不已。

    有人会问，难道唐朝到鄱阳任职的地方官都是好官？可以说绝大多数，是当时或在历史上有过一定贡献的人物。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安史之乱”前后，鄱阳一直是唐朝比较富裕又安全的小州。在中国历史中，每个朝代更替之后，交帜着激烈的朋党之争。朋党，照现在的说法是拉帮结派。一些官员的荣辱，总是随着线上人的命运升降沉浮的。之中，有不少人是被皇帝看好，曾经受到过恩宠的，也就是说或多或少有些老面子，因此在贬谪时都会给点照顾，不会将他们委派到离京城偏远，或比较艰苦的地方去。可见，来鄱阳的贬职官员，多是名声好，名气高并不都是皇帝或首辅太厌恶的人，这是一种；另一种就是比较有前途的，如同现在的挂职锻炼吧，这类人像张蒙（一说蒙）、马植就是。张蒙后来升幅不大，马植官至副宰相。

    张蒙，他尽管不是唐代的名诗人，但在唐德宗时他的诗曾经出了一把风头。公元788年唐德宗贞元四年的重阳节，皇帝李适在御园曲亭与朝臣游园，下令群臣制诗奉和。奉和就是先出诗韵，作诗的人则按韵填诗。结果，张蒙和殷亮等20人的诗被评为三等。这下不得了，有才啊，皇帝肯定的诗还能错得了，于是放来饶州任太守，属于提拔。张蒙有位诗界有名气的堂兄张籍，凭着这层关系，一些真正的诗人便来捧场，之中有章孝标、姚合、贾岛等。所以，张蒙仼职鄱阳时，来鄱阳的知名诗人不少，还都留下过脍炙人口的诗篇，如章孝标的《送张使君赴饶州·送饶州张蒙使君赴任》、姚合的《送饶州张使君》、贾岛的《送饶州张使君》等，里面都有不少颂咏鄱阳的佳句。

    马植，就是那位在鄱阳兴修过水利的地方官。他是公元81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进士，陕西扶风人。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个皇帝时期，先后三次来鄱阳任刺史。马植为将家后代，一次本地举行秋赋，发榜时特别提出要加试五场，开始没有人敢报名，只有一位卢弘正的报了名并试了两场，但没有结果。到第三场，马植揭下了解状。不少人见马植也敢应试，都暗自发笑，认为这个习武世家出生的人，居然也敢登大雅之堂。只有主考的藩镇令狐楚，没有小看他。于是考官出题，作一篇《登山采珠赋》。马植果然了得，赋作得确实不错，尤其是“文豹且异于骊龙，探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的句子，为人叹服，最终将解元拿到了手。马植自黔南任职后，由大理卿、迁刑部侍郎、通叛盐铁，再迁户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务的。

    此外，也还有一些性格梗直的人，一个是韦玢，一个是裴諝。韦玢本来当上了尚书左丞，他认为“郎官多不举职，请沙汰，改授它官”。郎官是从官，闲职，闲职多半无所事事，于是建议派到地方去。这还不算，他带头外任，于是先到离京城较近的冀州，后到饶州。再一位是裴諝，这人因为敢讲真话，遭到宰相元载的妒忌，便在代宗李豫的时候外放为刺史，先是到赣南虔州，后到饶州。

    在唐朝，不但长期任期鄱阳，而且老病于任上，这就是长寿州牧吴丹。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特别提到了他说，吴丹讳真存，以进士第入官。他为清净恬寂，可以称得是个达士。吴丹年过80还在刺史的职务上，这不但在唐朝，在历史上也是罕见。

    唐代在鄱阳任地方官职的正面人物太多了。坏官有没有呢？是不是就是一个卢諅？在唐朝，曾在鄱阳任过地方官，在历史上遗臭万年的刺史也有一个，那就是卢杞。

    卢杞是河南滑州人，他在公元780年前后唐德宗建中元年期间，由御史中丞升为宰相的，我们那位让鄱阳人受戴的刺史颜真卿，就因为遭他陷害而死的。这人在德宗朝做了很多坏事，大约在公元785年贞元以后受贬，经过新州再到鄱阳任饶州刺史的。

    欧阳询与颜真卿

    欧阳询与颜真卿，是唐代两位着名的书法家，一个生活在初唐，一个生活在中唐。就文学而言，唐朝分为四个阶段，初唐：公元618-711年，唐高祖武德至唐睿宗景云二年，；盛唐：公元712-755年，唐玄宗先天元年至天宝十四年；中唐：公元756——824年，唐肃宗至德元年至唐穆宗长庆四年；晚唐：公元825-907年，唐敬宗宝历元年至唐哀帝天佑四年。文化发展也基本上这四个阶段。由此可见，虽然他们同是唐代书法大家，欧阳询与颜真卿不仅相隔近70年，而且文化背景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鄱阳有过重大影响。

    欧阳询，宁信本，公元557年生，公元641年故，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这个人长得很丑，罗锅，自幼聪明过人，他经历了南朝陈和隋唐三个朝代，是初唐书法四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道良和薛稷中为首的。唐朝时担任过太子率更令，所以世人又称他为“欧阳率更”。他的书法受北魏碑书的影响，人们评论为“金刚瞋目，力士挥拳”，很有气势。欧阳询对书法的追求从不满足，虽然已经取得很大成就，但仍不忘继续提高。有一天骑马赶路，无意中看到一块古碑。原来此碑是晋代着名书法家索靖书写的，欧阳询忍不住驻马浏览，看了很久才不情愿地离开。眼看着欧阳询离古碑几百步了，突然他又返了回来，再次下马站在碑前观察，感到疲乏后，干脆铺开皮衣坐下来揣摸，这一钻研，竟然过了三天三夜，最后守才恋恋不舍地离去。他又学习王羲之的书法，以重金购买，王羲之教儿子王献之学习书法的《指归图》，反复揣摩，多方融合，从而形成了法度森严，刚正险竣的书法风格，人们称作“欧体”。欧阳询书法之名远播，曾经有高丽，也就是今天的朝鲜使者，奉命到唐朝购买欧阳询的书法作品。就是这么一位历史上着名的大书法家，在20多岁的时候，在鄱阳寓居了一段时间，并对这片土地一往情深。这种感情，我们现在仍能从他自己写的书法帖中感受到：“年二十余至鄱阳，喜其地沃土平，众土往往凑聚”。这19个字是他的原话。

    欧阳询到鄱阳后，给后世的影响，主要还是荐福碑，可惜荐福碑的真迹和内容都以失传。现在，欧阳询留在鄱阳和人们印象中的，还是“运去雷轰荐福碑”的故事。

    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奇巧，在唐朝三代书法家中，有两代代表性的人物都在鄱阳或寓居、或做官，并且都留下了墨宝。

    盛唐书法家是以颜真卿、徐浩、张旭、怀素最为着名。其中，又以颜真卿为代表。这位代表性的人物，也曾在鄱阳当过地方官——刺史。

    颜真卿，公元709年生，公元785年故，字名清臣，琅琊沂（今属山东临沂人），与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同乡。颜真卿曾经担任过平原太守，人们称他为“颜平原”。颜真卿的书法初学褚道良，后又得笔法于张旭，彻底摆脱了初唐的风格，创造了新的时代书风。他写的楷书，雄秀端庄，字体由初唐的瘦长变为方形，方中见圆，具有向心力。他用笔浑厚强劲，善用中锋，饶有筋骨，也有锋芒，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颜筋柳骨”。颜体字一般横画略细，竖画、点、撇和捺略粗。这种书写风格，显得大气磅礴，多力筋骨，具有盛唐气象，把楷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界。此外，他的行草、遒劲有力、真情流露，结构沉着，点画飞扬，为王羲之之后的行草书法别开了生面。

    颜真卿是公元758年唐肃宗李亨乾元元年，因“军国之事知无不一言”，用现代话说，不论军事政治，只要是国是，他都敢直言，而得罪当朝宰相贬离京城的。先是担任山西同州刺史，接着转浦州刺史，在浦州任上不久，受到御史唐旻诬劾，结果从山西贬到饶州当任刺史。这时顺带说一下，同是刺史，为什么到饶州为贬。古代受贬有多种，调职是一种，再就是由离京城近到离京城远。鄱阳与浦州相比，当然是鄱阳远。颜真卿到鄱阳后，给鄱阳人有哪些影响呢？我想主要是三件事：

    一是颜真卿与荐福碑的事。颜真卿任饶州刺史后，发现欧阳询的荐福碑，处在日晒露，浴风沐雨境况里，于是便在碑上建起了一座碑亭，后来人们把这座亭叫做鲁公亭。荐福碑毁坏后，鲁公亭成了景观亭。所以在有了东湖十景后，“颜亭荷雨”为十景之一。

    二是颜真卿与藜蒿，这是听来的一则传说。当年，饶州府署建在木家山，也就是现在的鄱阳中学。府衙正门往来100多米有座城门叫月波门。从月波门渡饶河便是河南岸。这年春天，颜刺史看见不少乡民渡河到河南岸采摘一种野草的根。他很奇怪，便问本地人的幕僚。慕僚说他们采的是种叫蘩的野草。颜真卿是饱读诗文的人，《诗经》里有：“于以采蘩，于沼于止”的诗句，古人把它作为祭祀植物。于是又问：乡人采它何用？幕僚回答，采回磨碎滤粉度春荒。原来藜蒿根极含淀粉。只是吃过后出口不畅，引起便血。尽管如此，比起挨饿来还是好得多。颜真卿想了想便说，既然这种蒿草是黎民百姓喜欢的，何不叫它黎。后来人们不但在藜字头上加草头，而且因为它属于蒿类，人们从此就叫它藜蒿了。

    三是颜真卿与蔡明远帖。我手上正好有帧蔡明远帖。事情是这样的，颜真卿在鄱阳时间不长，不久转调升州，今天的南京任刺史。当时江苏地区连年遭遇洪水，粮食非常缺乏，大米的价格很昂贵。消息传到鄱阳，让颜真卿在鄱阳任上的朋友——校尉、鄱阳人蔡明远格外牵肠挂肚。蔡明远马上变卖家产，买了一批大米，星夜兼程从水路送到南京，为颜真卿解除了绝粮之困。蔡明远的行动，使颜真卿格外感动，于是挥笔写下这帧着名的蔡明远帖。

    为什么鄱阳人对颜真卿特别尊重，将他与范仲淹两人的风范，并称为“颜范遗风”呢？因为颜真卿不但书品高，而且人品更高。颜真卿的死，可以称得上惊天地，泣鬼神。颜真卿在安史之乱中，抗贼有功，入京任吏部尚书、太了太师，封为鲁郡开国公，因此人们称他为颜鲁公。淮西李希烈叛乱，德宗皇帝想派一位有声望的大臣，去劝说李希烈投降。在与颜真卿有意见的大臣卢杞怂恿下，德宗把这个差使交给了颜真卿。李希烈的为人大家都清楚：凶狠残暴、反复无常。群臣们知道颜真卿此去一定凶多吉少。有好心人劝颜真卿，你就以年老体衰为理由，把这个差使推辞了吧。颜真卿却对大家说：“我已经是年近八十岁的人了，有什么可怕的？要是能够说服李希烈投降，国家和老百姓就可以免受更大的灾祸。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去，那怕让我捐躯，我同样在所不惜。”说完，他便带着一个家僮出发了。结果可想而知，李希烈既不能使颜真卿屈服，又不肯放他回去，最后却把他缢死。想想看，这样道德高尚、大义凛然的人，能不受到世人尊敬。所以鄱阳人一直以他当过鄱阳的地方官，而感到光荣和自豪，并以他的风范教育激励后世人。

    诗人不断光顾的朝代

    唐朝，是鄱阳文化空前吸收营养的时期。进入唐朝以后，不仅有书法大家来到鄱阳，而且有不少的着名诗人，也纷至沓来，这些诗人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咏唱，这些咏唱至今仍为鄱阳增光添彩。下面按时间顺序，简单地说说他们的情况和诗篇。

    第一位到鄱阳的诗人，有据可考的是李颀。李颀字号、东川，今天四川云台人。约生于公元690年武则天天授元年，约死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李颀虽然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但释褐，就是脱掉布衣身份做官之后，仕途一直不顺，长期沉抑在下僚的位置上。后来好不容易才弄到河南新县尉的职务。李颀看看自己升任的希望不大，便辞官返山，从此不再与官为伍，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天宝中期，李颀陪同堂弟从四川动身，来到鄱阳，写下《送从弟游江淮兼谒鄱阳刘太守》的诗，留下了“彭蠡湖连芳草春”感叹。在古代，文人遨游可以不要带多少盘缠，如果手中窘迫，可以以自己的才气，也就是写诗作为见面的由头，拜见地方官或权臣，这叫干谒，李颀的诗起的就是这种作用。

    第二位着名的诗人是刘长卿。公元760年唐肃宗李亨上元元年，51岁的河北人刘长卿，因为刚直不阿的性格受陷害，以至铛郎入狱。后来又不明不白地放了出来。过了几年，忽然贬他为潘州南巴，今天广东电白去任县尉。刘长卿于是离开流落多年的苏州，准备经洪州赴任，谁知事情发生了变故，以至在去洪州的半路之中，滞留在余干长达两年。恰好这个时候，另一位着名诗人李嘉佑，也因受贬来到鄱阳当县令，有一种说法任县丞。刘长卿便往来鄱阳、余干之间，写下许多与鄱阳相关的诗，如“鄱阳寄家处，自别掩柴扉。故里人何在，沧波孤客稀。湖山青草遍，云木夕阳微。南去逢回雁，应怜相背飞。”这首《送舍弟鄱阳居》，把滞留余干、鄱阳间的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

    李颀和刘长卿在唐朝时就有享有很高的诗名，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接下来与鄱阳结下不解之缘的是顾况。顾况是中唐前期诗人的代表，他生性诙谐，与另一位诗人元结，都以继承盛唐杜甫的现实主义写作而闻名。顾况生于公元725年唐开元十三年，死于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江苏苏州人，与柳浑、李泌关系非常好。柳浑辅佐唐德宗的时候，推荐他当秘书郎。到李泌手上，升为着作郎。公元789年唐德宗贞元五年，与宰相李泌相交甚厚，李泌死后因升迁过慢的顾况，写了一首发牢骚的诗，结果得罪了权贵，贬到饶州当司户。司户就是管理一个州的户籍、计帐、道路、行旅、田畴、六畜等事宜，照现在的说法民政干部。想当年，顾况在京城被名士推为诗文的宗主。凡做诗文的，都要经他过目后定个高下。初出茅庐诗人写的诗，他能看一遍就算不错，能让他看第二遍，无疑是上等作品了。当时的文人把顾况家的大门，比作“铁门关”、“金钥匙”。还没有成名的白居易，在出名前拜见顾况，就受到过他的戏谑。一天，白居易携一卷诗求见。顾况一看这位瘦削羸弱的书生，眉宇间有股凛然正气，谦恭而不卑琐，拘礼而不迂腐，行卷上醒目地写着“太原白居易诗稿”七个字，便开玩笑说：“方今长安米价昂贵，居大不易也”而白居易既不解释，也不申辩。及到顾况看罢卷首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后，不禁摇头晃脑吟咏再三，赞不绝口地说：“此诗得陶（渊明）韦（应物）之气，吐李（白）杜（甫）·之锋，真佳作也。作得如此绝妙好辞，即如长安，居又何难。”顾况的肯定，很快使白居易的诗名大显，于是在诗坛上留下“顾才子掣开金钥匙，白乐天撞开铁门关”的佳话。就是这样一位着名的诗坛大家，在鄱阳居然一待34年。又正是鄱阳，使他磨钝了自己的锐气，觉悟了人生的真谛，写出“鄱阳中酒地，楚老独醒年”的诗句。公元813年唐元和八年，顾况最后选择出世，入茅山为道士，离了这块伴他走过1/3人生旅程的第二故乡。

    顾况一生多才多艺，他不仅是诗坛大家，通俗诗也写得很出色，而且还是一位着名的画家，他的山水画法理论，至今仍影响着中国画的传承。

    续顾况之后，给鄱阳影响较大的是诗人张籍。张籍也是江苏苏州人，出生于公元766年大历元年，死于830年大和四年。尽管目前找不到张籍到过鄱阳的依据，但从他的诗中隐若总让人感到，他至少对鄱阳是有过研究的，并由此推断他曾经来过鄱阳。他有一首诗叫《答鄱阳客药名诗》：“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诗向松桂，心中万事喜君知。”虽然这是一首打趣的诗作，奇怪的是他将鄱阳特产半夏，写进了诗里，可见对鄱阳十分熟悉。还有一件事，他堂弟张蒙来饶州任职后，因为张籍的关系，使当时有名的诗人纷纷唱和，之中有姚合、贾岛、章孝标等。尤其是张孝标那首七律《送张使君赴饶》，收进了清朝刊印的《江西通志》。诗是这样写的：“饶阳因富得州名，不独农桑别有营。日暖提筐依茗树，天阴把酒入银坑。江寒鱼动枪旗影，山晚云和鼓角声。太守能诗兼爱静，西楼见月几篇成。”饶阳，是唐朝时一些文人对鄱阳的昵称。更为有趣的是，张籍死后仍与鄱阳人结下不了情缘。南宋时期，鄱阳人汤中（字季庸），用京藏公元1085年北宋神宗元丰八年，张籍诗的写本，兼以其他本校定，编成了《张司业集》8卷，由魏峻（字叔高）在苏州刊刻，这才使得他的诗能够比较完整地传世。

    此外，还有在鄱阳寓居过的诗人戴叔伦。

    上面所说的唐代诗人都还不算顶尖人物。唐朝顶尖诗人中，白居易多次途经鄱阳去浮梁看望自己的兄长，写过《将之饶州，江浦夜泊》的诗。再一位就是李白。对李白是否来过鄱阳，至今还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从李白《浔阳送弟昌峒鄱阳司马作》的叙事中，可以认定他是来过鄱阳的，诗中的“吴江对楚岸，彭蠡当中洲”句，没有亲历是写不出来的。吴江指的就是鄱江，那时鄱阳湖还在长山、康山以西，他如果没有来过鄱阳，是无法写出如此准确的地名和方位。还有那首《秋日与张少府、楚城韦公藏书高斋作》的诗。韦公者，开元间饶州太守韦玢。李白送昌峒是在秋天，《秋日》诗中的场景也与鄱阳吻合，所以我推测他是来过鄱阳的。

    到了晚唐，一位和尚诗人贯休两次走进了鄱阳。贯休第二次来到鄱阳的时间，是黄巢军洗劫鄱阳后。那时，他对十多年前的鄱阳印象很深，然而这次则是“鄱阳古岸边，无一树无蝉。路转他山大，砧驱乡思偏。湖平帆尽落，天淡月初圆。何事尧云下，干戈满许田”。尽管这首《鄱阳道中》描写的景况，并不十分荒凉，然而在出家人眼中，已经有了另一番味道，这块和平的土地上，也曾经有过战争的硝烟。

    吉中孚、大历才子与鄱阳

    说到唐朝经济社会的进步和文化成长，不能不谈到唐朝时，为鄱阳增添不少光彩的鄱阳人——吉中孚。吉中孚不但是鄱阳在唐朝的唯一位进士，而且列为大历十才子之一。有人会奇怪，唐朝考进士有那么难？要了解这个情况，我们先搞清唐朝的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严格地说，源于两汉至南北朝的察举制度，大抵萌芽于南北朝，开始于隋朝而完成于唐朝，是唐宋以后选拔官员的一种考试制度。唐朝的科举考试分两大类，一类是制举，一类是常举。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临时性考试，主要是寻求非常之才，考试科目临时设置，平民子弟和官吏都可以应试，但不经常举行，每次录取的人数不过一两个人，多的时候也只有五六个人。常举是定期举行、科目有规定的考试，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德、明算、道举、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重要。唐朝常举中以秀才一科等第最高，要求也特别不同。士人，就是读书人怯于应试，不久就废除了。其他杂科如明算、明德又为士人所不耻，都不愿去应试，只有明经和进士成为主要科目。然而，明经考试，分帖经就是从经书中提出一句，命考生把上下文默写下来；墨义就是把经文连注疏，也就是对经书的注释，全写出来。说到底主要考考生的死背硬记功夫，渐渐地被士人看不起，甚至连皇帝本人也讽刺这个考科。考进士不同，既有帖经，诗赋，又有时务策就是政治论文，尤其是诗赋。“唐以诗取士”，所以唐朝的诗歌成为中国文学的发展顶峰。我说这些，目的就一个，想让大家知道，唐朝考进士很难很难。在唐朝，我们江西在近300年里不过考取了69位进士，要知道那时江西人口已经达到2-300万人，在这些可数的进士中，鄱阳的吉中孚不仅是69人中的一个，可以称得上凤毛麟角吧。不仅如此，他还是大历年间的十才子之一。

    那么，什么是大历十才子？大历十才子是指唐代宗李豫大历年间，十位有名的诗人，他们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这十位才子是根据《新唐书·艺文·卢伦传》中认定的，后来有人去掉了韩翃、崔峒、夏侯审，加进了郎士元、李益、李嘉佑和皇甫冉，这样反成为11位才子了。为什么把这十个人称作为“才子”呢？这是因为这十个人的诗歌风格，不但基本上是以写自己个人，日常生活的闲雅情趣为主要对象，而且多是应制，也就是指定时间、指定内容的“遵命”之作，但在后代文学史上地位并不高。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才气，这里。我不妨引明代文学家杨慎《升安诗话》的一段话：“诗之兴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以取也。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并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杨慎对唐代既重视诗，又忽略对诗创作的基本要求，作了精辟的评论。“诗言志”，需要有感而发。如果硬性规定，在指定的时间内做出一首诗，无异于赶鸭子上架，只能是临时拼凑，应付了事。这样就无法出写好作品，这也就是他们没有传世佳作的原因。不过，他们的才气还是不容否定的。

    大历才子中，有一半人来过鄱阳，卢纶、钱起、耿湋、苗发、李端。有的曾在鄱阳任职、寓居，有的旅游走访，李端任过饶州刺史，卢纶一度在鄱阳寓居，苗发在乐平担任县令，并都留下了写鄱阳的诗句。如在第五琦任饶州刺史时，耿湋来到鄱阳拜访，并写下《奉和第五相公登鄱阳郡城西楼》的诗篇，对鄱阳在唐朝中期一派安定平和的景象，称赞不已：“晓肆登楼目，春销恋阙魂”，“夕阳移梦土，芳草接之相源”，“童牛耕废田，壕木绕新村。野步渔声溢，荒祠鼓舞喧”等等。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在入官前，曾在鄱阳寓居了一段时间，他对鄱阳的感情很不一般，多年过去，仍无法忘记在鄱阳的日子：“因浮襄江流，远寄鄱阳城。”意思是说我本山西人，随着襄江顺流而下，来到离家很远的鄱阳寄住。关于钱起，我这里还想多说几句。大历十才子中，钱起的诗名稍高，至今仍有一些警句类的诗句广为流传，如“曲终人不散，江上数峰青”，“竹怜新雨居，山爱夕阳时”之类的。而钱起是否来过鄱阳，至今未找到诗文。不过，从宋代几位历史地理学家的典籍中，都提到他有写鄱江楼的诗。如《方舆胜览》说：“鄱江楼，在南城上，唐有此名，有钱起诗”；《舆地纪胜》说得更具体：“鄱江楼，唐钱起有《陪史君叔鄱江楼宴郑中丞》诗。”可是，查遍《全唐诗》又找不到钱起与鄱江楼相关的诗，历代县志也没有收录。这应该是个遗憾，希望涉猎广泛而又关注鄱阳的人，能帮助找到这首佚诗。此外，大历十才子中的李端，任过饶州刺史，李端是李益的哥哥，卢纶是李益的妻兄，李端、李益都曾任职鄱阳。在李端饶州任职期间，吉中孚曾经新授了官职，并辞官回到鄱阳。这时，李端便写下《送吉中孚拜官归业》诗：“南入华阳洞，无人古树寒。吟诗开旧制，带绶上荒坛。因病求归易，沾恩更隐难。孟宗应献鮓，家近守渔官。”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吉中孚是个并不贪图荣华富贵和官职高低的人。诗中说的孟宗是三国时人，以孝着称，这里说，吉中孚品行端正，孝悌为重，升官后考虑到母亲年迈，便辞官归业，归业指归正业也就是农业，属急流勇退。可见，从唐朝起，鄱阳人就具备了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鄱阳湖之名开始走进诗歌

    近些年来，我们常常说：鄱阳湖因鄱阳得名，鄱阳因鄱阳湖扬名，那么，这种扬名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众所周知，鄱阳湖是自隋朝起才以鄱阳得名的。此前就有东晋诗人谢灵运，笫一个写下咏鄱阳湖的诗，那时他写的诗就叫《入彭蠡湖口》，他之这样称呼，是因为这个湖还没有新的名字。可是，在湖以鄱阳作为湖名后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是习惯称她为彭蠡湖，这种称呼在唐诗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它差不多延续了两百多年。只要翻开《全唐诗》就可以发现，从盛唐到中唐都有人写过这个湖，也就是说，唐朝的诗人们，早已把目光从洞庭湖转移了过来，但仍没有人用鄱阳两个字，来取代那个原本改变了位置，并且早已不存在的湖。这些诗人们包括第一流的诗人李白、白居易和李颀等。直到晚唐，鄱阳湖之名才正式走进了诗人的篇章。

    在唐朝，又是谁第一个以彭蠡之名，将鄱阳湖写入诗的呢？根据我对资料的掌握，是唐玄宗时当过右宰相的诗人张九龄。张九龄是广东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他不但是第一个写鄱阳湖的诗人，又是开凿大庾岭，打通广东另－条北上通道的重要人物。正因为他打通了从大庾岭经江西北上的道路，这才使他目睹了这个年轻湖泊的风采，写下《彭蠡湖上》的诗：“沿涉经大湖，河流多行泆。决晨趋北渚，逗浦己西日。所适虽淹旷，中流且闲逸。瑰诡良复多，感见乃非一。庐山直阳浒，孤石当阴术。一水云际飞，数峰湖心出。象类何交纠，形言岂深悉。且知皆自然，高下无相恤。”诗中说：我从岭南沿途跋渉来到大湖，那么多的河流，任着自己的路径放纵地畅流。我选择了一个早晨，走进了湖北面的一块陆地，居然流连忘返到日近西落。这个湖由于太大，反不像我想象中汹涌澎湃，奔腾湍急。使我想不到的是，湖中各种奇异变化，真让人感慨不已。水之阳的庐山耸立湖边，突兀而起的湖岛，任水缠绕。眼前的一切是如此自然，如此和谐，如此壮丽，以致使人对山和湖的高低，不再认为是种差别。张九龄这首七律，可以说是首描写唐朝时，鄱阳湖原生态的绝唱。遗憾的是他把鄱阳湖的名称，依然写作为彭蠡。好在我们可以通过这首诗，把一千多年以前，鄱阳湖的湿地风貌，经过搜索复制后，粗略地加以还原。

    继张九龄之后，又有李颀、顾况等其他诗人，写过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个湖。然而，用鄱阳两个字作为湖名入诗的，是晚唐时期的大诗人韦庄：“四顾无边鸟不飞，大波惊隔楚山微。纷纷雨外灵均过，瑟瑟云中帝子归。迸鲤似梭投远浪，小舟如叶傍斜晖。鸱夷去后何人到，爱者虽多见者稀。”诗的题名就叫《泛鄱阳湖》。这首诗，不仅开创了将鄱阳两个字作为湖名入诗的先河，而且全诗充满了对这个湖的深爱之情。诗人以写鄱阳湖景为主线，最后回到了感慨：“爱者虽多见者稀”。毕竟，这个湖太年轻了，到诗人写她时，也不过两百来年，何况当时她处在变化时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对她望而畏，敬而远之。但是，这个湖对于韦庄，她的浩瀚、她的宽阔，那是别的湖无法可比的。诗人才离开湖的西岸，便感受到湖的无边无际，在这水的世界里，想看见一只飞鸟也很困难。湖西岸的山，眼看着越来越小，而这只载着失意文人的皮阀小艇，在雨过之后，让西斜的太阳－照，就象一片飘泊的树叶。还有头上飘渺的云天，诗人分明看见那是尧的女儿从上面归去。

    对于韦庄，我稍微多说几句。韦庄应称得是诗歌世家出生，他是大诗人的后代。很多人都记得那首“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滁州西涧》诗吧，这首诗的作者韦应物，就是他的曾祖父。韦庄自己不但善于作诗，而且是出色的词家，他与晚唐的另一位词人温庭筠齐名，被后来人称作为“温韦”，并且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词作风格。不过，他在政治上只属于大器晚成。晚唐时并不得志，68岁那年，总算让他在五代十国的后蜀王建朝廷，熬上了宰相职务。

    在晚唐，还有一位着名的和尚诗人，也以鄱阳两个字作为湖名写入了唐诗，这个人就是贯休。从年龄看，贯休大韦庄三岁，照说贯休应该排在韦庄之前，我为什么反将韦庄，列为第一个写鄱阳湖的诗人呢？根据我的判断，我认为韦庄，以鄱阳两个字作为湖名入诗，稍早于贯休。

    贯休写的是一首五律《春过鄱阳湖》：“百虑片帆下，风波极目看。吴山兼鸟没，楚色入夜寒。过此愁人处，始知行路难。夕阳沙岛上，回首一长叹。”诗人无愧是出家之人，他虽然是在春天横渡这个大湖，眼里的景观和心中的所思，却是军阀割据，战乱不断，民无安宁，让人愁肠的国家和人民。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在唐朝倒数第二个皇帝——昭宗乾宁年间，这位本是浙江人的贯休，开始在金华出家。但是，贯休虽然出家了，却不出世。面对用世无望的处境，西行经鄱阳渡鄱阳湖去庐山归隐，于是有了这篇感慨之作。以我们现在的目光看，不管贯休当时写诗的目的和心情怎样，他毕竟将鄱阳之名作为了湖名，至少可以这样说，多次到过鄱阳的贯休，对鄱阳是有着一定感情的。

    虽然，在唐诗中只能找到这两首，冠以鄱阳两个字的咏湖之作，但从中也能看出，那时的鄱阳湖，已经为迁客骚人所重，也正是从这时候起，鄱阳湖正式开始履行了，为鄱阳扬名的使命。更让我们感到奇巧的是，这两首写鄱阳湖的诗，还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首是写由西向东行的感受，一首则是由东向西行的感慨。韦庄写这首诗时的背景：因为唐朝末年政治腐败，危机四伏，农民起义大风暴即将来临，他多次应试不中，于是游历江南，访僧垂钓，过着五陵游客绿醅红袖的风流生活。这首诗，就是他由西东行，到江西的登临凭吊之作；而贯休也是在郁郁不得志时，准备退避山林到庐山去隐居，由东西行，途经鄱阳湖的感叹之篇。不管什么原因，可见在唐朝末年，这个湖的鄱阳之名，正在不知不觉中被文人们接受，并进入了作品。

    程长文、郭常和吕用之

    在唐朝三个鄱阳人必须要说，一个叫程长文，一个叫郭常，一个叫吕用之。前两位是鄱阳人的骄傲，一位是民间女诗人，一位是医术精湛、且医德高尚的医师；后者让鄱阳人汗颜，这位先生不但是位方士，方士就是那些热衷鼓捣神仙术的巫师，而且特别喜欢玩弄权术，在历史上名声很不好。结果，两个入了县志，一个虽然在正史上出现过，且遭到鄱阳人唾弃，并被遗忘。

    先说程长文，她之能在一千多年里被人们记住，主要是三首民歌体七言诗，选进了《全唐诗》。一首长诗《狱中书情上使君》，一首律诗《铜雀台怨》，一首绝句《春闺怨》。尽管，《全唐诗》对她的介绍仅9个字：“程长文，鄱阳女，诗三首”。但这三首诗，尤其是长诗《狱中书情上使君》，使我们知道了一千多年前，鄱阳曾经有过一位如此有才华的女子。诗是这样写的：

    妾家本住鄱阳曲，一片贞心比孤竹。当年二八盛容貌，红笺草隶恰似飞。

    尽日闲窗刺绣坐，有时极浦采莲归。谁道居贫守鄱邑，幽阁寂寞无人识。

    海燕朝归衾衣寒，山花夜落阶墀湿。强暴之男何所为，手持白刃向帘帏。

    一命任从刀下死，千金岂受暗中欺。我心匪石情难转，志夺秋霜意不移。

    血溅罗衣终不恨，疮粘锦袖亦何辞。县僚曾未知情绪，即便教人絷囹圄。

    后面还有一些，这里就不往下引摘了。从诗中我们看到，她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十六岁的时候，书法己经有了一定的造诣。那时，心情舒坦的时候，便在红笺纸上写写草书或隶书。有时，坐在窗前刺绣。有时还到比较远的湖里采摘莲子，过着安贫守道的平静生活。后来结婚了，嫁了一位读书的郎君。丈夫为了追逐功名，离家出走了十个年头。十年来，景物依旧，物是人非。每当夜深人寂之时，她都会倍加思念亲人。然而，丈夫却一去杳无音信，她只能过着孤单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位恪守古训的女子，尽管极少抛头露面，过着几乎被人遗忘的日子，却依然无法逃脱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命运。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位蒙面歹徒拿着凶器妄图对她施暴。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操，她勇敢地与歹徒进行了搏斗，致使歹徒受伤。让人想不到的是，受害者反而被恶人先告状，更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县吏，居然把她收入了监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尽管，她已经惨遭诬陷，但坚信沉冤会白。一位古代的弱女子能有如此胆量和见识，足见鄱阳在唐代的文化习俗和风化程度，远远高出了一些地区，否则不会产生如此极具穿透力的女性诗篇。

    郭常，唐德宗——宪宗时鄱阳一位中医。那时的鄱阳，不但是福建通往北方的主要水运中转地，而且常有外商过往。一次，－位波斯安息国，也就是今天中亚－带的伊朗商人，因患重病历经多个医生治疗无效，找到郭常。郭常说能治好，那位波斯人便给了他五十万元。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波斯人的病好了。波斯人临行时，郭常把四十九万九千元退还了他，只收了一千元。波斯人奇怪，便问是不是嫌钱给少了？郭常说，我的药、我的医术只值一千钱。事情过后，有人责问郭常，人家给你钱你为什么不要？郭常说，商人是毫铢计较的。我为他治病，是为了救他的命，如果商人反悔，觉得钱给多了，忧郁返病以致送命，那不是做了一件对不起神灵的事嘛！这就是唐代一个鄱阳医生的美德。

    吕用之，这个人的名字恐怕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因为，与鄱阳相关的书里，很难找到这个符号为什么？名声不好。中国修志历来有个原则：贬恶扬善。发展下来，变成隐恶扬善。吕用之在正史里不光职业不好，品质也坏。公元878年唐朝末期的僖宗乾符六年，黄巢正式称王（巢字读科），这个字在这里等同窠字，它是黄巢父亲有意这样取的名字，目的是借谐音，期待儿孒长大能够登榜进士，以实现五子登科的愿望。第二年，黄巢军占领了江西全境和浙东广大地区，唐朝廷为了苟延残喘，便用老军阀髙骈对付义军。高骈是个喜欢神仙术的人，而且非常怕死，他见义军势力很大，干脆龟缩在广陵不出来，广陵就是扬州，说自己患了疯瘫症。这时吕用之出现了，他是从别的失败了的起义军，逃到扬州的。其实，因为他父亲做茶叶生意的原故，吕用之曾经在扬州长住过，这次是以方士的身份来投靠高骈。照说，吕用之的父亲是做茶叶生意的，又发了大财，他应该继承父业才对，为什么还要做方士？就算学了方士，何必又要投靠这个义军，那个官僚？实际上这也是一种中国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加上吕用之本人利欲熏心，总想以投机取巧，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结果找准了对象。他和高骈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成了髙骈的得力干将，而且最后都落到了被人砍头的命运。

    有人会感到奇怪，说鄱阳为什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说？因为我曾经说过，唐朝是鄱阳重要的成长期。入唐以后，流贬到鄱阳的官员很多，这些官员中多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有的因种种原因失宠，里面也有奸佞，和犯有各种罪行的人物。这些人一方面扮演了文化使者的角色，一方面又继续着一些不好的行为示范。鱼龙混杂，在给予优秀文化的同时，也掺杂了不良的政治影响。从社会发展看，经济重心的南移，在推动和加快鄱阳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使鄱阳的文化，开始由当时的单一性走向了多样性。所以，吕用之较之鄱阳唐朝之前的，历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来，像三国的彭绮、彭旦，梁朝的鲜于琮、隋朝的操师乞、林士弘以及同一个朝代的名人蔡明远、郭常等相比，他的政治目的和功利色彩更浓重、更露骨、野心也更大，以致不择手段，置道德不顾。不但与上面的人有天壤之别，更是后来鄱阳人中，一个最典型的反面教员，并被鄱阳人所不齿。

    五代十国的吴与南唐时期

    在鄱阳的发展历程中，有记载的多是成气候的朝代，也就是统一了中国、统治时间较长的朝代，对那些割据一方、统治时间较短的王朝，往往在不经意间给予了忽视。比如汉、唐、宋、明、清，对这几个朝代的记载就要多些。其他如三国、西晋、南北朝等历史时期，留下记忆的东西，就不那么多了。其实，鄱阳在这些历史阶段中的发展，又是一个比较快速和稳定的时间段，五代十国的吴和南唐就是属于这样一种时期。

    稍稍对历史有兴趣的人都知道，我们中国的古代史，都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907年唐哀帝天佑四年，在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中，结束了李唐王朝289年的历史，中国进入到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9年后梁开平三年，淮南王杨行密攻占鄱阳，唐刺史唐宝弃城出走，从此归属了吴王朝。按照历史学家划分，五代十国前后为53年，而鄱阳在吴、南唐的统治下，前后经历了66年，有人会问这是为什么？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回顾一下鄱阳的历史。

    以前我们常说鄱阳是兵家必争之地，“吴伐楚，取番”，就是在汉末，仍为兵家必战之处。但是自鄱阳湖东扩之后，湖成了鄱阳的天然屏障，重大的战事几乎很少了，即使发生战斗，那也是夺地之战，而不是战略或战术的需要，这就使鄱阳成了偏安一方的所在，于是有了吴唐66年的统治。在这近70年的时间里，北方的战争不断，王朝更迭频繁，局势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程度的破坏。相反，处在南方的鄱阳，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都是北方难民避乱安身之所。进入杨吴的统治，包括南唐之后，由于统治者们比较注意社会生产，实施了一些有利于恢复生产的政策，比如历史学家称道的征收谷帛，提高绢价，督民耕桑等促进农业生产的举措。就是说对税赋的征收，不但可以以谷物和织品缴纳，而且将缴纳的实物折成市价，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提高，以这种举措来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其具体做法，不妨抄摘一段洪迈《容斋随笔》全文收录的，北宋太常博士许载着《吴唐拾遗录·劝农桑》一文中的记载：“吴顺义中（921年），差官兴版簿，定租税，厥田上上者，每－顷税钱二贯－百文，中田一顷税钱一贯八百，下田一顷千五百，皆足陌见钱，如钱不足，许以市价折以金银。算计丁口课调，亦科钱。”这是杨吴中期的赋税情况，税率应该说不仅高，而且苛刻，重不算，还不能交实物，只能交现金。后来一位叫宋齐丘的江西人上书，提出可以缴纳实物，并且把实物的市价由“绢每匹市价五百文，绸六百文，绵每两十五文”，提高为“绢每匹抬为一贯七百，绸二贯四百，绵为四十文，皆足钱”，这还不算，还要免除“丁口课调”。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南唐，南唐的李昪又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推行了鼓励农桑的举措。公元939年南唐升平三年，朝廷下令“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二万，皆五年勿收租税。”这些政策，使南方广大地区呈现出“野无闲田，桑无隙地”的景象。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到南唐李昪末年，鄱阳基本属于“耕织岁滋”，连年丰收的地区。

    农业是如此，其他方面呢？据史料记载，鄱阳铸钱中心——永平监，不论在规格还是生产规模，在南唐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太平寰宇记》说：“永平监者，本饶州铸钱之所，伪唐立为监。”由所升格为监，行政级别高了。这还不算，铸钱量也翻了几番。在南唐时期，其所辖地区，除永平监之外，没有第二个铸钱的处所。南宋史学家李焘，在他编着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说：“初，李氏岁铸六万贯，自克复增冶后，然不过七万贯。”这里的李是指南唐的李昪。可见永平监的铸钱能力，南唐时比唐朝元和年间的岁额七千贯，增加了八倍半以上。

    南唐期间，我们鄱阳永平监所铸的钱币，铜钱有“开元通宝”、“永通泉宝”、“唐国通宝”三种，另外还有铁钱。“开元通宝”是唐朝武德年间所铸的钱，南唐只是依样铸钱。“永通泉宝”是大钱，一个能当开元钱的十个。钱币学家、南宋鄱阳人洪遵，在他的《泉志》一书中说：“此钱有三品，字八分书者径寸五分，重五铢七参，背面肉好，皆有周郭；篆文者径寸三分，重五铢七参，轮廓重厚，铜色昏暗；又有面为篆文，背为龙凤形者。又八分书文曰‘永通泉货’。”而“唐国通宝”是小钱，以两个当开元钱一个。“唐国通宝”分五种，规格大小不一，大约一千个小钱，重16两制的3斤12两。在现代钱币收藏中，“永通泉宝”的一级品价格，每枚髙达一万五千元上下。“唐国通宝”的镇库大钱，每枚价值10万元左右。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价格或许早已过时，无非供爱好者参考而已。

    在吴唐时期，鄱阳的水上运输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个发展，又与景德镇的瓷器制造有很大关系。当时，还被称作饶州浮梁县的制瓷业，在唐朝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为后来的宋代制瓷作了铺垫，也为饶河流城的水运加大了提速。随着对浮梁瓷的需求增大，鄱阳的中转地位也在提升，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鄱阳湖形成后，给鄱旧带来的－种新气象。对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两个短暂且范围不太大的王朝予肯定。

    陈陶、徐铉和钟泰章

    在说吴和南唐的鄱阳时，有三个人不得不顺带说说，一个是陈陶，一个叫徐铉，还有一位叫钟泰章。

    先说陈陶，我把他放在这个历史时期说，肯定会遭到一些非议，甚至有可能，对我下面的观点不能认同。作为一家之言，我还是按照我的思路和掌握的资料、以及自己的体会说下去。

    关于陈陶，有很多版本，从习惯上看，多半认定为唐朝人。陈陶，字嵩伯，至于籍贯，有三种说法：鄱阳、岭南、剑浦（今福建南平市）。据有的资料说，他出生在公元812年唐宪宗元和七年，以诗人、处士、着名道家存迹于历史的，而且是个带点神仙色彩的人物。据说，他隐居在南昌西山后，历经了五代十国，直到北宋太祖开宝年间（969一976），有人进山砍柴还看见他。如果这是真的，他至少活了160岁。可是，在唐诗中，陈陶在晚唐时期便离开了人世。比方说诗人杜荀鹤、张乔、曹松等都写过《哭陈陶》的诗。以杜荀鹤和曹松的诗为例，我们就知道陈陶在晚唐时真的是死了，而且死在杜甫故世的地方——湖南的耒阳：杜荀鹤的诗是这样写的：“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两地荒坟各三尺，却成开解哭君心。”曹松的诗则说：“园里先生冢，乌啼春更伤。空余八封树，尚对一草堂。白日埋杜甫，皇天无耒阳。如何稽古力，报答甚茫茫。”从杜荀鹤的诗中我们又知道，这位死了的陈陶入过翰林。与杜荀鹤、张乔、曹松他们同时代。而比上面三个人，死得稍晚的和尚诗人贯休，却在黄巢起义之后，经鄱阳去庐山时，写有两首与陈陶相关的诗，一首叫《春晚闲居寄陈嵩伯》，一首叫《春寄西山陈陶》。从贯休的诗中，又无法找到陈陶己经死逝的痕迹。还有－位和尚诗人齐己，他也写过－首诗，叫《过陈陶处士旧居》。你看，这下就有矛盾了，杜荀鹤说陈陶为翰林，齐己说陈陶是处士，处士指什么？没有做过官。这分明是两个人嘛。看来，北宋有人看见的陈陶，恐怕就另有其人了。那么，历史上的陈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这是两个同名同姓，而且都是诗人的陈陶，相混的结果。前者是岭南或剑浦的陈陶，后者才是鄱阳的陈陶。我的这个观点，来源于《辞海》和《全唐诗》。《辞海》的陈陶条，1979年版和1999年版也有不同。79年版说：”（约812－885前）唐诗人。字嵩伯，鄱阳（今江西波阳）人，一作岭南（今广东、广西－带）人，又作剑浦（今福建南平）人。大中时游学长安。后隐居南昌西山。其诗多表现出世消极思想，《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首，为世传诵。有诗集十卷，己散佚，后人辑有《陈嵩伯诗集》－卷。”99年版则说“唐诗人。字嵩伯，自称三教布衣。大中时，游学长安。后隐居南昌西山。工乐府。《陇西行》写征戌之苦，为世传颂。有诗集十卷，已散佚，后人辑有《陈嵩伯诗集》一卷。另南唐尚有一陈陶能诗而好道教，旧时多将二人事迹及作品相混。”尽管条注大同小异，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区别。79版纯碎是唐朝的陈陶注，而99版则把两个陈陶还是相混了。因为他们还是把重点放在那位死在耒阳的唐朝陈陶上。如果我们认真去琢磨一下《全唐诗》中陈陶的诗，就会发现之中确实存在两个陈陶。

    “忆昔鄱阳旅游日，曾听南家争捣衣。今夜重开旧砧杵，当时还见雁南飞”，这是一个陈陶写的；而另一个陈陶写道：“千里潺湲建溪路，梦魂一夕西归去，龙舼欲上巴兽难，越王金鸡报天曙。”前一首诗名为《鄱阳秋夕》，后一首为《闽川梦归》。作为鄱阳人的陈陶，总不会把自己的故乡，作为昔日的旅游地吧！

    而福建或岭南的陈陶，也不会在闽北梦着西归吧！我们知道，鄱阳曾是福建通往京师的必经之途，对于地理观念没有现代人这样明确的古人，鄱阳的地理方位无疑在西。当然，仅凭这两首诗是分不出两个陈陶来的，更无法从哪几首诗中，证明其中一位陈陶是鄱阳人，而且时间也不允许，我在这里信马由缰地去考证，我今天之在这里，把他作为说事的一个内容，无非是借此机会抛砖引玉，期待有心者进一步分辨，使这个历史陈案，能够有个比较圆满的结果，以使历史上那个鄱阳人陈陶，早日回归故里至于徐铉，那是鄱阳历史应该记上－笔的人物之一。徐铉，五代至宋初人，文字学家。字鼎臣，扬州广陵（今江苏扬州）人，起初在南唐做官，后来归顺宋朝。他和自己的弟弟徐锘齐名，号“大小二徐”，又与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主要人物韩熙载－道，谓之为江东韩徐。徐铉曾与句中正等校订《说文解字》并增补19个字进正文，又将经典相承和时俗通用，为《说文》所不载的402个字，附在了正文之后，后世人将这种《说文解字》称作《大徐本》。徐铉是因为受贬谪，在南唐时到饶州任刺史而到鄱阳的。在《全唐诗》徐铉的六卷诗中，有三首与鄱阳有关，其中有首是在贬谪鄱阳前夕写的，诗名叫《移饶州别周使君》：“正怜东道感贤侯，何幸南冠脱楚囚。皖伯台前收别宴，乔公亭下舣行舟。四年去国身将老，百郡征兵主尚忧。更向鄱阳湖上去，青衫憔悴泪交流。”徐铉这首诗哪里是写移官，分明是悲忿忧怨的渲泄。因为徐铉移官的时间，正在南唐李憬，向后周伏首称臣的第四个年头，他感到耻辱难消又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能不悲愤忧郁。据史料记载，徐铉后来就是因为向北宋皇帝直言，对南唐后主李煜的不公平待遇，而惨遭杀害的。

    最后说说钟泰章。在旧《饶州府志》里，钟泰章被列作为唐朝刺史，这是不正确的。其实，他是吴时鄱阳的地方官。钟泰章是安徽合肥人，杨吴时为左监门卫将军，这种职务属赠职，没有实权。公元908年后梁开平二年，他随后来成为吴国皇帝杨行密的爱将徐温，杀了张颢，才擢为滁州刺史的，他在鄱阳任刺史应该是杨吴时期，不在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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