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5年大清顺治二年清兵过江，淮靖王之后——淮王朱翊钜之子朱由桂，一把火烧掉了淮藩府，逃往福建不知所终，“郡人以城相附”，鄱阳从此归入了大清。这个时候的鄱阳，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她的状况，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民不聊生，满目疮痍。公元1650年清世祖福临顺治七年，饶州知府翟凤翥履新时，据实奏告朝廷说：“河东翟凤翥以秋官出守，至则城郊、官庙、衙署、民庐，一望瓦砾”。又过了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68年清康熙七年，新府守王泽洪接任时，用郡丞范文英的话说，府衙仍是“仰视礼殿穹窿就圮，且瓦椽半落”。他们承认，“饶郡前此颇称沃壤，凡堂署公廨，肃然齐备，自兵燹之后，二堂皆为灰烬”。至于县衙，那就更惨，公元1677年清圣祖玄烨康熙十六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县令王克生上任时，“只见县治仅一块乱址，立木数竿，覆以竹席，风雨则不能登也。堂废于明末，官与政俱废。民困于贼者，反复数十余年。县无堂，堂无官，官无民，民无居矣”。于是“因循至今，废坠未振。虽云淳庞之世，茅茨不剪，然亦须风雨攸除，前令以民皆疮痍，官不得不蓬荜耶。”我们想想看，堂堂县衙，只剩下东倒西歪的几根柱子，而且时间长达二十多年，老百姓的处境更可想而知了，这就是大清初期鄱阳的景况。
照说，明朝末年北方多事，南方稍安，鄱阳应该过得去，何况大清取代朱明王朝，也是老百姓期待的事。因为朱明皇帝荒谣无度，苛捐杂税不断加据，老百姓早已对明王朝丧失了信心。所以，当清兵入关，大清帝国建立时，整个的长江之南的人民，对明朝的灭亡并没有多少的眷恋之情。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清兵占据江南以后，鄱阳反而战事不断，以至出现这种残败局面呢？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这样的：满清在北京宣布了王朝建立，而且由北向南不断击破明王朝、李自成、张献忠等多股较大的抵抗势力。虽然，明王室的后裔，在南京被遗臣们推举成了南明政府。但南明政权也很短暂，这时复明的浪潮看起来不减，却都势单力薄，长江以南地区，很快成为清廷治理范围。让人意外的是，人们正准备接受清廷统治时，一股新的反清情绪再次掀起，就连鄱阳和饶州地区也没有平静。从大范围看，在江西，先是有朱明后裔——当年的三藩王之一、益王之后举兵抗清，接着九江李含初、德安郭贤操、南昌举人胡海定联合德兴董氏起兵攻入婺源。鄱阳和周边地区又是怎样的情况呢？顺治二年，乐平吴士玉、何长庚率众反；顺治四年，徽州人吴惇信、王纮嘉等聚集反众在乐平、浮梁、婺源一带抗清；顺治五年南昌的金声桓、王德仁占据豫章反清，饶州守将潘永禧占领鄱阳县城响应，并牵掣余干……直到康熙帝登基之后，这片土地的人仍没有停止反清的武装斗争。公元1674年康熙十三年，城守参将程凤，在十九个士兵的胁持下反清，前后五个多月；康熙十四年，又有一批反清人士趁府城驻防兵力薄弱的机会，从灵芝门破城，这次反清之战，致使城守参将赵登举、饶州府同知范文英、新任知府郭万国，以及署鄱阳事的县丞陆之藩、石门司巡检翁凤翥、万年知县王万鉴等遇害或战死。凡此等等，反清战火风起云涌，前后达三十七年之久，战乱波及鄱阳城乡。
有人会想不通，既然人民并不留恋朱明王朝，清兵入赣后为什么民众的反抗情绪仍有这么大？这里，最关键的矛盾焦点，是满清王朝强迫全民“剃头易服”，按时髦的话说，就是强迫汉民族改变几千年来的文化习惯，改变我们的“衣冠之制”。
事情的起由得从摄政王多尔衮说起：公元1644年十月，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兵，进入了大明王都北京。进京的第二年，他要刚成为大清臣民的汉人，一律按照金国的传统作法，沿用满族的风俗着装，并悍然下达剃头令，以表示归顺。这个政令一下，民情骚动，多尔衮一看大势不妙，只好收回成命。六月，江浙及长江以南大部地区被清兵收复。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多尔衮，再次下令全国军民，凡男子统统剃发。本来此前豫王多绎进入南京时，只是下令：“凡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可是多尔衮却下令礼部、外地各省，自部文到达之日起10天，全部剃发，并定下一条雷打不动的原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其实，就是这种践踏民族尊严的愚蠢决定，为清朝统一全国设置了障碍，从而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情绪，造成了几十年中，全国不少地区的不安宁。可见，文化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尤其是对于一个民族，风俗民情，不是简简单单的生活习惯，而是重要的文化情结。
大清初期抵制“剃头易服”的斗争，发起人都是读书人。于，是清朝廷便对汉民族的读书人，使用出两手政策，一方面在政治上给予残酷压迫，对有反清情绪的和叛逆思想的文人、着述，大兴文字狱。诛其身、灭其族、焚禁其书、株连其朋党，进行严酷的镇压；另一方面却网罗利用科举制度，招纳人才。以至出现了这样的一种奇怪现象：这边府署、县署摇摇欲坠无钱修缮，那边饶州知府翟凤翥向朝廷请示，将淮王府遗址改建为府学，很快就得到批准。我们现在改作博物馆的“黄瓦”，就是从那个时候建成府学的。饶州原先的府学，在朝天门外的妙果寺西北一带，至今那边临马路的去处就叫学门口。何谓学门口？府学门之前的地段。当然，后来以这个称谓命名的外延扩大了，那是人们珍惜这段历史记忆的结果。不过，我们一定不要以子之矛戳子之盾，把清以后才有现叫“黄瓦”府学遗址，将陶侃、彭汝砺都囊括进去，说他们在这里读过书，如果坚持这种说法，范仲淹指东湖为砚，浮舟为印，妙果寺塔为笔，在东湖之北建府学，并在后来另一位即守张谭实现的事，反成了子虚务有了。所以说，历史的玩笑最好不要去开。
清初对诗书人的两手政策，带来的也是两种不同的现象。我这里以清代的一个名门望族为例，当时的鄱阳，居然出现了这种情况：同是史姓，而且在明朝时曾经显赫的耕读传世之家，一位叫史白的先生，为保持汉民族文化尊严，毅然决然从城里搬到青山湖边生活，而且从隐居之日起便没有进过城，一过就是十多年。史白是史乘古的第五个儿子，他哥哥史简编辑了现在仍很着名的《鄱阳五家集》。与史白截然相反的是史彪古，公元1652年康熙九年进士，入了翰林，为给事中，后擢为京卿，是福临的近臣。从这两个人的不同结果看，他们最后也还是殊途同归，在清代的鄱阳史上，都留下了痕迹。由此可见，文化这玩意难以叫人捉摸，说它有包容性，又有排它性，不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同民族还是异族的，当主流文化受到冲击时，因为之中价值观的不可替代性，必然会出现两种结果：或排斥，或接纳。结合当前我们打造湖文化名城的工作，我想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传统和现代，继承与创新。比方说景观的打造，是恢复旧有的，还是在继承的同时走一条新路子，常常也会出现一些争议与分歧，看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徽商与鄱阳
我始终这样认为，从明之后鄱阳已经进入了文化繁荣时期，为什么？因为这个历史阶段，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生产力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明朝中期，资本主义萌芽推进了商品经济意识。说具体点，自这个时期以后的鄱阳，不仅农业发生了变化，商业从这个时期起，也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营有了一定规摸，经营手段与方法也有了很大改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鄱阳的历史地理地位，一方面使不少徽商在这里完成了一定的原始积累，并为后来的发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另一方在徽商走向衰落的关键时刻，成为其持续发展的桥梁与纽带，这种现象一直维持到大清王朝后期。虽然这个王朝和别的王朝一样，也是个多事的王朝，但对徽商而言，鄱阳仍在继续为他们的事业发达，发挥着“跳板”作用。
关于徽商，我这里稍微赘言几句。现代学者认为，徽商形成发展的轨迹大致是这样，起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崛起于成化、弘治年间，盛于嘉靖，到清代乾隆年间达到鼎盛，至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落，前后六百多年，称雄三百年。不过，鄱阳在徽商的后续发展中，既遵循着这种轨迹，又跳出了之中的规律。
徽商的掘起，主要是因从事食盐经营。那个时候，食盐的产量不高，是当时的紧俏商品。徽商由于经营得法，把从事这个行业的山西和陕西商人击败。后来，随着大清王朝在食盐经营上的政策变化，食盐的利润远不如从前。这个时候，茶叶不但成了主营商品，而且出口量很大。正在徽商又一次抓住机遇的时间，朝廷又调整了政策。1684年大清康熙皇帝废除了海禁令，昔日的出口口岸上海，失去了出口的优势；1757年，乾隆干脆下令实行“一口通商”，仅留下广州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设有十三行。从此，昌江、赣江、珠江成了徽商出口茶叶的主要路线。
熟悉昌江河的人都知道，昌江随地形分为三种不同河段：上段，景德镇旧城以上至祁门，山高河回，水流端急，河面宽的地方，仅仅能通小船，狭的地方只能过竹筏；自旧城到凰岗是为中段，河宽100——250米，有急流浅滩，也有碧水深潭，中小帆船能通过；凰岗以下至姚公渡，河宽的地方有350米，15吨以下的木帆船，和中小客船可以长年通航。而过鄱阳湖去南昌，就必须在鄱阳镇过驳到大船，然后才能安全运行。水路如此，陆路呢？安徽池州地区有四条古徽道，其中有一条主道，就是从黟县、祁门出发，经石台仙寓山榉根岭，进入东至县境，直达鄱阳。由此可见，处在走下坡路的徽商，出口的茶叶通道主要就是鄱阳了。此外，做米生意也是徽商后来重要的经营方向。这些，都是鄱阳拥有的优势。这里举几个例子：清初歙县的大盐商鲍志道，他发家起点就是鄱阳。鲍志道11岁便来鄱阳学徒，学会计，后来才到扬州逐渐转做盐生意；祁门的倪尚荣，7岁丧父，家境贫寒，从十来岁开始，以砍柴卖奉养母亲，后来帮人驾船，再后来来往于祁门与鄱阳之间做生意，才积以发家。更有雍乾时期的着名大徽商、江南六大首富之一的胡贯三，他就是通过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黟县及整个皖南遭遇百年大旱，造成“黟县缺米，皖南少粮”的灾馑后，打起了做粮食生意的主意。胡贯三进行粮食收购的大本营就在鄱阳，鄱阳湖周边都是他的收购范围，运输路线是水陆兼程，并在黟县雇了上百人的骡马大队，形成收购、服务、销售一条龙的粮食经营。这种非同寻常的商业行为，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胡贯三后来的买卖做得很大，上至武汉、九江，下至芜湖、南京，南到苏州、杭州都开设了当铺、钱庄、布店、作坊、土特产货商店……
到了清宣帝旻宁道光皇帝手上，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化。道光皇帝虽然是清中叶一位没有什么建树的皇帝，既不是开国之主，也不是亡国之君，他处的时代应该说是个平庸的时代，但又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这位皇帝30年的统治时期，成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语”，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百年变革的起点、一个新时代的“序言”。道光皇帝是鸦片战争的头号当事人，也是惟一一位跨越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皇帝。在他治国时发生的比剃发更为严重的事件——八国联军打入北京。这个事件，远比以前所有朝代的边犯都要严重。因为以前的边犯，都是周围的邻邦发动的战争，挑起事端的少数民族，从文明和先进程度看，都远不如中原之国。这次不同，这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强大、较有实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都有重大变化国家联合起来的侵略。也正是这种侵略，才使我们国家的社会性质有了改变。鄱阳也和中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样，沦入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社会。一方面传统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另一方面先进生产技术和新的文化观念，也开始通过水，源源流入进古鄱大地。同样，这个时期不少徽商，更加看好鄱阳。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的爆发，是因为这场战争以前，中国和外国的贸易优势在中国，洋货敌不过中国土产，茶、丝、瓷、棉布、中药的输出量逐年增加，白银源源流入中国。英国为了挽救对华贸易逆差，加紧输出了鸦片，既毒害了中国人民，又使白银大量流入了英国。所以江西宜黄黄爵滋等人，提出了由皇帝下诏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英国侵略者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罪恶目的，于是爆发了鸦片战争。两次鸦片战争，让帝国主义用坚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被再次强迫开放了10处通商口岸，九江是其中的一个。外国侵路者通过九江口岸掠夺的物产，首先是茶叶。祁红婺绿，祁门的红茶，婺源的绿茶，是徽州府的土特产，徽商的出口大宗，都必须由昌江至鄱阳而到九江，鄱阳成了徽商茶叶的重要集散地。如果我们要想了解当时徽商在鄱阳的盛况，不妨看看创建于万历年间的徽州会馆。徽州会馆是鄱阳创建时间最早的会馆，随着时间和商贸的扩大，它已经不能满足徽商的需要。徽商们于是在大清王朝267年的时间里，历经多次的修建、重建和扩建，至公元1831年道光十一年又大事更修，公元1873年同治十二年重修，公元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再修。三次大修，徽州会馆焕然一新，规模之大，建筑风格之靓丽，都可以冠鄱阳各会馆之首。前后左右分四进，右为敬梓轩，轩前是敦谊室，后为芝兰室，右往务巷口方向是座别墅。这座别墅，后来租赁做了鄱阳第一座火力发电厂——晡曜电厂。此外，还有30多米长的广场，广场前设有戏台。仅徽州会馆不算，公元1684年康熙二十四年，婺源会馆也在徽州会馆南边临河处落成，婺源民国前隶属徽州。鄱阳河街，居然有两座同属一个州的会馆，可想而知，那时徽商对鄱阳的看重。
徽商在鄱阳的兴起，不仅繁荣了鄱阳的市场，也推动了鄱阳经济的发展。到清朝同治、光绪年间，鄱阳商业形成了徽、抚、南、饶四大商帮竞争的局面。当然，实力雄厚的还是徽商。典当、钱庄等资本较大的金融业，基本上由徽商操持。鼎盛时，徽商占市场的三分之一的份额。永丰钱庄、朱怡和当铺、胡和兴当铺、宏裕布店、恒裕隆南杂货店、太和春药店、万恒升盐店、协和昌茶叶店以及太平春酒家、天兴酱园、志美南货店……其触角伸及商业各个领域。
太平军的陷城和庚孒教案
进入大清王朝，实际上也是进入了多事的王朝，在这个时期，不但发生了影晌中国历史进程的事，也给鄱阳在各方面留下很大影晌，其中影响最大的又数两件事，太平军与庚子教案。
公元1851——1864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期间，江西是太平军向清朝政府，进行猛烈冲击的重要地区。地处这个冲击带的鄱阳，自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至公元1863年同治二年的十年间，同样未能幸免战争的洗礼。太平军先后出入鄱阳县城十次。石门街、肖家岭、漳田渡等鄱北一带，成了寸土必争的地区。左宗棠、鲍超等清朝名将，石达开、韦昌辉、罗大纲等太平军着名将领，也都参加过鄱阳境内的战役。而攻陷、收复鄱阳县城的拉锯战，更是屡屡不止。较大规模并给鄱阳造成重创的，是公元1853年咸丰三年。开始，太平军围攻南昌，鄱阳知县沈衍庆，奉檄率领兵勇救援，鄱阳县的事务，调乐平知县李仁元代处理。当时虽值七月，但涨着大水。沈衍庆前脚刚走，随后谣言四起，风声鹤唳，说太平军已经由湖口分兵夺取饶州。于是，沈衍庆星夜赶回鄱阳。这个时候，太平军果然已从水路，由鄱阳湖直奔而来。为了抵抗太平军，知府胡正仁防堵西门，知县沈衍庆防堵高门，代县事李仁元防堵东门。不想太平军由北门凫水攻城。七月十四日，鄱阳终于失守，沈衍庆、李仁元战死。不久，知府胡正仁招募一批新兵将鄱阳收复，这是第一次。以后又有咸丰五年正月初四，清总兵赵如胜进攻都昌，驻守的太平军失败，退回到鄱阳防守。二十一日，太平军由建德起兵再次攻陷鄱阳；二月初二，太平军尚书侯陈等，由都昌突破漳田渡防线进驻鄱阳；咸丰七年正月二十一、三月十一、六月二十五、先后三次进而复出；咸丰十一年二月，又有另外一股太平军，经由古县渡入驻鄱阳等等。
太平军的多次光顾，不仅给清朝的饶州府，与鄱阳县地方政府带来重创，同时也使鄱阳不少文物古迹，遭受了灭顶之灾。据旧《县志》记载，鄱阳主要几大禅林：永福寺、永福寺钟楼、芝山寺、南天王寺、浮舟寺、荐福寺等，都毁于太平军。尤其婉惜的是梁朝建造、座落在团林境内的华严寺。此外还有上谕亭、府文庙、县文庙、府城隍庙、县城隍庙、土地祠、药王庙、张王庙、康王庙、巡官庙、都昌会馆、青阳会馆等，也都在咸丰三年，被到太平军放火烧毁。据《鄱阳县志》民国稿载：“咸丰癸丑以后，太平军争夺县城，进出十次，其破坏尤为强烈”。鄱阳脱胎漆器老字号“张洪顺”创始人张宗琳，因为在漆器店学徒，替老板看店，遭太平军杀致脚残的；受太平军伤害当然不止是张宗琳，所以人们称太平军为“长毛”，可能太平军当时给人们的伤害太大了吧，否则人们不会对他们有此贬责。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寺庙及古建筑，多半都是后来重建的：永福寺是同治四年的建筑，规模已经小了不少；浮舟寺为同治六年、荐福寺为同治七年、文庙为同治十一年的重建，芝山寺、南天王寺也都是同治、光绪及以后的建筑。
庚子教案是指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在鄱阳发生的火烧天主堂事件。我们知道，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崇奉耶稣为教世主，起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后来分裂为罗马公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称作的天主教、正教也称东正教、新教我们中国人叫它为基督教或耶稣教。
基督教传入江西在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神父利窦玛，他从广州岭南，沿赣江北上到了南昌进行传教活动。清朝以后，外国传教士进入江西的人数增多。到鄱阳最早见史料记载的传教士，是法国的特雷科莱，他是公元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来到鄱阳的。在鄱阳长达十多年间，完成了《中国陶瓷史》一书的写作。此后，随着外国人的传教活动不断扩大，特别经过是鸦片战争，一批传教士借着不平等条约，获得了在中国传教的特权，肆意进行文化侵略，欺压中国人民，窃取各种情报，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同治、光绪年间，江西各府县天主、耶稣两教，华式、洋式教堂三百多座。鄱阳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有外国传教士在三条巷边购买民地，建造了第一座教堂，咸丰三年此教堂叫太平军一把火烧掉。当时，江西境内有不少府县的外国传教士，吸收恶劣本地人为信徒，组织教会团体，不但进行有活动场所的传教，而且有的盗买土地，勒索钱财，包庇不法教民，欺压百姓，侵犯人民利益，酿成了一个又一个的“民教纠纷”，以致引发反抗外国教会势力压迫的教案。
鄱阳教案是这样发生的：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有批新招募的江南自强军兵勇，过境鄱阳。这批驻扎在北门外关帝庙的新兵，多是山东籍，纪律松弛，自由散慢，地方对他们无法管束。六月十五日下午二时许，这些无所事事的新兵，拥至景德寺芦圣巷的天主堂，一把火将1890年建造的新教堂引燃，大火很快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围观群众，人们本来对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不满，一见当兵的烧了天主堂，大家拍手称快，大声叫好。这时只吓坏了县太爷陈祥燕，他赶紧将自己的官轿，让给神甫陶文膳，自己则跟在轿后保护着一路小跑。老百姓看见自己的父母官受此侮辱，更加义愤填膺，怒火中烧。职业道士杨连洪，手捡一块大石头，对着陶文膳就砸，结果把陶神甫的头打破。陈知县一看事情不妙，一边左拱右揖求大家息怒，一边急忙把洋神甫送走，并由县衙派役星夜送往九江养伤。有人奇怪，县太爷为什么对洋神甫卑躬屈膝？原来就在义和团运动提出“扶清灭洋”之后不久，江西总督江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俩人，曾联合与洋人签订保护教堂的公约，并以最快的速度下达到府县，严令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加强保护教堂。
县城天主堂焚烧不久，周边乡的天主堂，如四十里街、团林胡家桥的天主堂，也随即遭到付之一矩的命运。这还不算，有些教民的住宅被人拆毁。更有不少强迫入教的老百姓，自动声明脱离教会。那些死心踏地追随洋教的人，一看势头不对，便躲到九江去了。不过，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已经被帝国主义洋枪洋炮吓破了胆的清朝上层官员们，并没有就此罢休。按照江李与洋人签订的公约，知县陈祥燕当即去任；
击破神甫头的杨连洪被官府揖拿，不久释放；地方士绅有武生占丹桂、附生周南、附贡曹化龙等五人，判处五年徒刑。占丹桂、周南羁押南昌候审约两年；由县里购买旧盐仓地皮赔偿天主堂损失，天主堂于是从景德寺，移到了大巷口东湖边。光绪二十七年又规定，凡闹教案的地方，一律停止文武乡试五年。这些所谓的处理，除陈祥燕去职、占、周南昌侯审、买地皮赔偿之外，其余皆不了了之。然而，倚仗外国势力的无赖教徒却没有善罢，经常寻衅闹事，凶焰毕露，接陈祥燕后的两任县官，前一位奈何不得，不敢处理；后一位果敢执法，总算让这件折腾了几年的教案，终于平静了下来。
这两件鄱阳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虽然早已事过境迁，但对后代的影响还是较大。前者让我们失去了不少文物古迹，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物质文化损失；后者产生的精神污垢，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良风优俗受到污染。
从蒋士铨的《竹枝词》看清初的鄱阳
稍稍熟悉鄱阳历史掌故的人都知道，清乾隆年间的才子蒋士铨，因为一度在鄱阳住过，对鄱阳的景物比较熟悉，曾经写下不少，有关咏诵鄱阳景物的诗篇。然而，其中有十一首《竹枝词》，虽属于上面所说的之列，却引起鄱阳当时，及后来人的非议。蒋的《竹枝词》是这样写的：
一、小巷乌衣旧姓王，翰林门第比金张。今人喜说前朝盛，十八坊前剩几坊。
二、灵芝门是旧官门，秋草寒烟泣艳魂。王府山头菜花满，人家寥落似孤村。
三、山头灵芝不重生，止水亭荒面面春。寒食纷纷踏青去，了无麦饭寄孤臣。
四、大龙桥下水迢迢，小龙桥畔柳萧萧。不及门前月波好。几家移居会龙桥。
五、接官亭下系浮艄，方物传来一水遥。满载冰瓷夸大贾，青花样子是官窑。
六、板桥风雨画桥烟，系虎桥头墓碣悬。不解陶公一抔土，残碑三郡草芊芊。
七、湖堤明月罢弹筝，春水桃花不进城。岁岁祓除思太守，年王庙里纸钱轻。
八、水阁窗明背讲堂，里湖花暖睡鸳鸯。范家堤剩黄茅屋，更有谁家治冶郎。
九、浮舟寺下丽人行，荐福寺前春水深。几队红妆一声桨，小舟摇到伴鸥亭。
十、帆樯一字估舟排，正午开头尚未开。日暮新桥箫鼓佛，张王庙里赛神来。
十一、侬影孤于双港塔，郎身远似喻坊船。三十六湾团团转，湾湾相望不团圆。
初浅地看这十一首词，每首都是写景咏怀之作，如果仔细品味，蒋词流露的似是讥讽不屑之意。为此，蒋士铨的《竹枝词》在坊间传开后，本县的有识之士，无不感到愤懑，认为蒋是因为想在府治地落籍入学，条件不够遭到拒绝后，怀恨泄愤的戏说之作。不过，在今天的我看来，倒是研究乾隆之初鄱阳概貌的好资料。
这十一首词，每首都有鄱阳的地名和景观，从描述的景物看，不仅物是人非，而且让人有了“世风日下”，“今不如昔”的感觉。如果我们冷静而理性地对蒋词细细品味，我想进入大清王朝之后，鄱阳不仅在面貌上发生了变化，在思想观念、文化取向上，也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不信，我们可以就蒋的词意，来分析比较一下当时的景况。首先，我们看看第一首词中的“十八坊前剩几坊”。关于“十八坊”，朱贵安先生有过考证，对于它现在的存名，我很同意朱先生《十八坊地名由来初考》一文后面的观点，与行政建置有点关连。不过，我个人还有一种感觉，此名的流传，同样包含了文字与口语误会的因素，即读音之讹造成，硕辅坊——十八坊，后面我还会谈及我这种感觉的依据。至于蒋士铨诗中的“十八坊”，我认为不是单指，不是指澹湖小学所在地的十八坊，而是泛指，指整个鄱阳。我们知道，坊是古代市场管理制度的产物，把都市分为住宅区——里或坊与商业区——市。这种建置，历史较为久远，至少在唐朝便出现了士与民按坊居住，并以此作为行政编制。当时，每个居民聚居点，都要建造一座牌楼式的坊门，并拟定坊名，如同现在的居委会。牌坊则不同，牌坊是怎样建造的？我们知道，古人树立牌坊是为了表旌，按现代说法就就是建丰碑，之中既有朝廷直接表彰的，也有地方出资、甚至是本家族集资建造的。但有一点，都必须得到较高一级官方的批准。鄱阳全县旧有牌坊共119处，其中鄱阳镇地区105处，其分布情况，按方位：东隅18座；南隅22座；西隅38座；北隅8座。此外，永平关，也就是东门口以东又有6座，东北关，也就是现在的北关有13座。分布在农村另有14座。而作为行政建置命名的牌坊只有魁辅坊、延宾坊、硕辅坊、忠考坊、礼逊坊、光俗坊。根据历代县志所载，这1百多处牌坊，几乎都是明朝或以前建造的。由此可见，“十八坊前剩几坊”，无疑是指显赫事件已经减少。
蒋的第二首词重点写了王府山，从词中不难看出，昔日的淮靖王府，虽然已经改建成府学。但规模布局，在当时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即使因雍正皇帝初年，受到清世宗厚爱、官至国子监祭酒的王传，曾在王府山东侧建过的“福字厅”，也因为王传的过世，失去了当年的光泽，所以这块地方仍是一派荒凉。至于后面的多首，更让人看出了，时局给鄱阳带来的巨大变化：因为商品经济观念的影响，鄱阳人商业思想更加成熟，人们更多地选择临江而居，以商为业，如词中所说，“不及门前月波好”、“满载冰瓷夸大贾”、“年王庙里纸钱轻”、“几队红妆一声桨”等这些描写，点明了乾隆初期的鄱阳，不只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战争和朝代更迭带来的满目疮痍与衰败，并未得到完全恢复，城内的格局与前朝已大相径庭，而且更多地还是，文化心态上的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在传统思想较重，又有成见的文人眼中，不但今非昔比，甚至是“世风日下”了。蒋士铨一改以往的以褒为主，而是褒贬结合，我想除了有“怨气”之外，恐怕更多地还是因对“风气”蜕变的不解。这完全是观念的碰撞，是新旧文化心态与价值取向的廻然差异。可以说，蒋士铨对鄱阳是有感情的，他曾写有一首《将归鄱阳》的七言诗：
诗卖明时说养亲，空斋仰屋惜劳身。栈中偶恋三升豆，面上新添一脸尘。
拜月归调娇女笑，弹琴待看鬓丝春。忍饥毕竟还家好，莫作天涯旅食人。
将士铨在诗中将鄱阳视作故里的眷恋之情，时至今日我们读起来仍感到亲切。此外，他还写过《东湖晚归》、《荐福寺》、《秋日过浮舟寺》、《谒张睢阳庙二首》以及长诗《番君庙》、《止水亭》等。他父亲蒋坚也有对鄱阳的咏唱，如《故准宫》：“鸡犬可曾到上头，凄凉也似小山秋。宫门尽掩人锄菜，雪洞昏黄客饭牛。一种空钗埋恨骨，百年草屋变荒丘。神仙富贵原难并，莫如刘安较去留”，一派看清世态炎凉的感慨。
蒋士铨，字心余，又字苕生，号清容居士，晚年号定甫，戏曲家，铅山永平镇人。公元1725年清雍正三年生于南昌。蒋士铨出生的时候，正逢电闪雷呜，因此乳名“雷鸣”。其实，蒋士铨并不姓蒋，他祖父姓钱，祖籍浙江湖州府长兴县，今湖州市长兴县九里泷庵画溪头人。明末时他祖父钱承荣9岁，因避兵乱与家人失散，随人辗转流落铅山县永平镇，被40岁还没有儿子的邑长蒋某收为子嗣，从此改钱姓蒋。蒋士铨出生时，家境清寒，父亲外出谋生，母亲钟氏便带他寄居外祖家。这人天赋很高，3岁开始识字，4岁读诗词经史，11岁跟随父母游历燕、秦、赵、魏、齐、梁、吴、楚等地名山大川，因而开阔了心胸眼界。蒋士铨大约在随父漫游后这段时间，随母亲钟氏卜居鄱阳凤池桥的罗家圹。可能因为父亲身世的缘故，出身歧视使蒋母，萌生了让儿子来鄱阳就读的念头。那时，钟氏考虑鄱阳为府治所在的大县，生员名额较多，想借籍入学。然而，正统思想较为严重的鄱阳乡绅，当然会予以拒绝，于是21岁的蒋士铨在南昌与张氏成婚后的第二年，随父回了铅山。这时，恰逢金德瑛按郡督学，蒋士铨应古学试，接着应正试，榜出名列第一。复试时，金德瑛询问士铨的家世、游迹和古文词之所师承，士铨一一回答。金德瑛很满意，对他的试卷给了这样的评语：“喧啾百鸟群，见此孤凤凰。将来未可限量也。”从此士铨从学金德瑛门下，30岁试内阁中书，钦取第四名；32岁殿试二甲十二名，朝考钦取第一，赐进士出身，人庶常馆，38岁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第二年任《续文献通考》纂修。53岁时，因乾隆帝在赐彭元瑞的诗中，有“江右两名士”之句，并注云：“其一蒋士铨”，蒋士铨感恩，再度出山。57岁任国史馆纂修官，专修《开国方略》，计十四卷。59岁时蒋士铨得风痹之疾，“二竖忽相厄，末疾医莫瘳。右体从此废，语言为伊嘎”，于是回南昌。60岁“病废家居，右半体枯，左手作字，横斜入古”。三月，袁枚来访。临别时，蒋士铨嘱袁枚为他作墓志铭，并要袁为他的诗集作序。公元1785年乾隆五十年，蒋士铨病逝于南昌藏园，终年61岁。有《忠雅堂全集》等传世。
《此君轩》碑的由来
在鄱阳一中校园的西南角，建有一座“鲁公亭”，亭旁复刻北宋大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手书的《此君轩》诗。原先，这里有6块黄庭坚此诗的石刻，这些石刻后为县博物馆收藏。为什么鄱阳一中校址内收有这些文物？年纪稍大点的人都知道，鄱一中的校址，原本是着名的“东湖十景”之一的“荐福茶烟”——荐福寺旧址。民国时期，因鄱阳的中学满足不了生员的需要，于1944年在缙绅耆宿的倡议下，创建起私立中学。学校为体现鄱阳文化，特以陶侃之字命名，这座学校从此便叫士行中学。
读过《此君轩》诗文的人，一定会感到奇怪，黄庭坚的这首诗似乎与荐福寺，甚至鄱阳都没有关系，为什么他的手迹石刻会在这里出现呢？不错，黄庭坚虽然是江西分宁，今修水人，但一生多在西南——主要是四川做官，从他的行迹与我所知道的历史资料看，他并没有来过鄱阳。而碑刻上句式错落，韵律协调，音节流美的七言诗句，又确是这位“江西诗”派创始人之一的风格。尤其是他超逸绝尘、跌岩生姿、气脉奔腾的行草书风，让人一眼就知道，此碑绝对是黄庭坚的书法真迹。那么，这碑文又是怎样来到鄱阳，落籍荐福寺的呢？说起他的来历，不得不先说说清朝中朝的这位鄱阳人周彦。
周彦，原名孚，号东润。公元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陈继昌榜进士。他父亲周崧晓，字翰定，号爕坡，公元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金榜榜进士。在旧县志人物传介绍周崧晓时，特别介绍了周崧晓的父亲周铭（一作鸣）诒，这位别字有容的先生，是公元1745年乾隆十年钱维诚榜进士，与蒋士铨是同时代人，为硕辅坊人。而清朝修纂的《鄱阳县志》有个奇怪的现象，清朝中期以前在人物简介时，对传主他们的故址，多以东、西、南、北隅方位表述，而周铭诒因是其子崧晓的补述，崧晓为清朝前期人，所以表述方法也与大多数人不同，这是一；第二，在介绍一个叫周秉文的人时，第一次出现“十八坊人”这样的表述，不过此人已是晚清时代的人，为公元1832年道光十二年进士。由此可见，以十八坊为地名，显然是后来的事，起因还是口语形成的约定俗成。至于周彦祖孙三代，是不是现代十八坊周家的祖先，因没有做深入考证，不敢定论。假如与周氏家谱能对上号，那就证明我在上面的观点并没有错。
周彦历官兵部主事、御史。公元1828年清道光八年华东大水，淮南、徐州等6县灾情严重，周彦上疏朝廷请求赈济，并呈疏河十策，使很多受灾百姓免遭了涂炭，得到朝廷赞赏。公元1832年道光十二年，台湾张丙、陈办组织天地会反抗清朝政府，朝廷命双眼花翎、一等轻车都尉、福州将军瑚松额为钦差大臣，与参赞哈琅阿前往清剿。周彦参加并辅助他们平定了这次反叛，以功接任为台湾，今台南市知府。周彦在台湾任职期间，除继续清除天地会余党、修筑港口、建造战舰、加强防守之外，又大力推行兴办学校、创建书院、建立保甲制、加大义仓存储等举措，深得台湾人敬重，当地人为他建生祠，塑雕像，表示怀念。不久，周彦升任为浙江宁绍台兵备道。担任这个职务时，周彦一如在台湾时那样敬职守责，并捐资建成了“云石小房书院”培养人才。黄山谷《此君轩》的墨宝，就是他在兵部任职时得到的。
那么，《此君轩》的诗与墨宝，到底又是怎么回事？要了解《此君轩》，先说说黄庭坚。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公元1045年庆历五年——公元1105年徽宗崇宁四年期间人，他是苏轼的得意门生，历史上人称之为“苏黄”，与秦观、晁补之、张耒同为“苏门四学士”。黄庭坚是开创“江西诗派”的领袖人物，在书法上与苏东坡齐名，为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黄庭坚的书法特点是善长行草，用笔以侧险取胜，纵横奇倔，风韵姸媚，自成格调。荐福寺《此君轩》诗石刻，全称为《戏用题元上人此君轩诗韵，奉答周彦公起予之作病眼昏花，句不及律，书不成字》。在诗作之前，黄庭坚有自注说：“元符二年（1098）自黔移戎留江安作”。这件墨宝最早出现在四川荣州的嘉佑寺，上面有他的自跋：“予既追韵作此诗寄周彦，周彦抄本送元师，元师得余手墨，因而作草”。有人奇怪，怎么在北宋也有周彦？相隔七百多年，难道同为一人？这当然不是，只是同名而已。或许这也是一种缘份，相隔虽然700多年，但这首诗作和墨宝，起于周彦相关，存与周彦相连，能说不是件有趣的事。不过，黄庭坚所说的周彦是人的字名，不是我们清朝同乡姓周名彦。北宋的周彦姓王名庠，他是苏东坡的侄女婿，与黄庭坚交情很深。王庠也是个很有才气的人，他在公元1102年宋徽宗崇宁元年举八行，八行是科考的一种，考定为天下第一，徽宗赐他为廉逊处士，并任命为潼川府教授，赐进士出身。王庠不干，或许觉得有辱斯文，凭才气不应只是赐进士出身吧。而黄庭坚诗中的元上人，法号祖元，是王庠的堂兄弟，很会操琴，为荣州嘉定寺的和尚。公元1101年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黄庭坚因苏轼之事牵连受贬，遇到大赦，便从黔州今四川彭水，返戒州今四川宜宾。祖元得知消息后，特地跋涉几百里，从荣州赶到黄山谷将经过的，泸州江安锦水驿，专程看望老友。黄庭坚非常感动，便以两年前，即公元1099年哲宗元符二年，自己写过的《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的诗韵，写了这首诗。此君，实际上指毛竹。为此，诗前有“元师自荣州来，追送余，于之泸江安锦水驿，因复用旧所赋此君轩诗韵赠之，并简元师从弟周彦公”，这就是此刻的前因。
公元1834年清宣宗道光十四年，周彦致仕囬到鄱阳。这一年东湖荐福寺西侧的，“颜范二贤祠”重建工程，历经十年之久即要告竣。这项工程是由荐福寺莫莫堂僧人胜山，于公元1824道光四年，经府守同意后，着手募集资金并破土动工的。周彦致仕的第二年，乡宿拟请他写记，于是他写道：
若颜范二贤祠，明嘉靖初始建于荐福寺后，万历改建于荐福寺右，然不久俱废。寺僧胜山见荆榛满目，颜亭并无其基，慨然以修复为己任，募金集腋，伐石鸠工。不数年，祠宗一新。前建鲁公亭，后翼以青云阁。将圆寂时，出橐中金谓居士培元曰：“盖终其事，吾无憾焉！”培元不食其言，次第工毕，龙石以俟书。道光戊戌，值余归田，导游荐福寺，得竭二贤祠，因碑祀请。予重二贤治行，为唐宋以来楷模，不仅为荐福寺显，而胜山以方外崇善，不吝信废举坠，是可嘉乎！
周彦为荐福寺献黄庭坚这首诗的手书真迹，可能是受胜山和尚善举感动的结果。
着书立说成风的大清时期及主要人物
明朝以来，鄱阳着书立说的一天比一天多了。尤其是进入清朝后，着书立说之风更加盛行。据1994年《江西出版史志丛书·江西编着人物传略》所载，从洪武年间起，已有着作传世的，以和尚克新为先。克新，又叫雷庐和尚，出家前从事科举，后转而致力佛学研究。公元1347年元至正七年，因为家乡鄱阳及江西一带战乱不已，他便滞留在苏杭一带，与张士诚关系不错。公元1368年洪武元年——公元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克新应朱元璋所召，在南京主持佛事。期间，又奉诏书赴西域今新疆，招谕吐蕃。他着有《雷庐南询稿》。自他以后，其他另另总总也有十多个人，有着述传世。但是，除童轩的《清风亭手稿》10卷，被《四库全书》收录7卷于集部别集外，给后世影响的并不多。而清朝录入《江西出版史志丛书·江西编着人物传略》的，自史白起至章穆前后有15人。实际上清同治纂修的《鄱阳县志》中，有70多个入传人物，之中竟有65人有着述存世。为什么清朝的文人都喜欢结集成书呢？因为明王朝的覆灭，激发了人们进行深切反思，所以多以诗文抒发自己的感受。当然，之中也有追赶“风潮”的人物，但大多数还是很有见地和价值的。就其后来较有影响的，我想至少有这几个人：王传、史珥、胡克家、章穆，另外还有武状元张鸿翥。
王传，侯家岗人，葬在梘田街，住在鄱阳镇王府山现五一小学东南。王传是公元1691年康熙三十年进士，当过翰林院侍读，为雍正皇帝的老师，后任国子监祭酒。雍正登位后，召入内廷任南书房侍读。公元1723年雍正元年，设恩科取士，皇帝派他到山东主考，录取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名流为举人，受到雍正嘉奖，赐以“讲幄清班”匾额。据鄱阳名流陈孟庆老师说，他在建国前几年，亲眼看过这块匾额，上为瘦金体书法，另刻有雍正御宝大印。第二年，雍正又亲书福字相赐，所以王传又以福字为厅号。蒋士铨《竹枝词》中：“小巷乌衣旧姓王，翰林门第比金张”的诗句，指的就是王传。王传从官场退身较早，在家闲赋了15年，到65岁时辞世，他死时雍正破格为他“谕祭”，因为谕祭要三品以上官员才能享受，可见王传的官阶并不太高。
史珥，学师戬，号汇东，鄱阳西隅人。史珥是公元1754年乾隆十九年庄培因榜进士，当时录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二十二年后升为主事，三年后也就是乾隆二十五年，便回到鄱阳奉养继母。史珥在官场经历时间很短，前后不过六年光景，但对鄱阳文化作出的贡献很大，一生中对鄱阳的风土人情、轶人轶事，进行了认真的搜集整理和潜心研究，并将地方志及刊本中没有刊印的有价值资料，搜集成篇，作为考察和纠证讹误的依据。现在成了我们妇孺皆知的瓦屑坝，第一个考证的鄱阳人就是他，他在《续瓦屑坽考》中指出：“鄱地以瓦屑为名者，莫着于瓦屑坽，若坝若墩，则传者盖寡。考郡城西二十里为尧山，泛彭蠽湖者，数十里间隐隐可见。延袤十里许，总谓尧山。山在番江北，南岸迤东，有水斜出通江，即瓦屑坽支流也”。“今之坽，应是蒙当时墩坝以为号，及后墩坝名渐隐，而坽独传。”从这简短的文字中，把瓦屑坽即人称之为瓦屑坝的地理方位，确定了下来。使人们毋庸置疑地确信，莲湖瓦屑坽就是时人称作为瓦屑坝的所在。史珥67岁时病故，一生中着述很多，按类别，考证有：《四史俟疑》8卷、《鄱郡史事考》4卷、《三立考》24卷、《鄱阳遗事考》4卷、《四史剿说》16卷、《胡忠烈公遗事》2卷、《塞游记》2卷；文集有：《艺润书院随笔》20卷、《汇东且东文集》4卷、《存旧录》4卷；诗集有：《且存诗》4卷、《睡余集》2卷；另有《年谱》1卷。此外，史珥还有一本《汇东手谈》，为乾隆时代文化专制的牺牲品，被列为禁书，未能流传。然而，令人叹惜的是，史珥这些丰富的宝贵地方史资料，现在能看到的不多。
章穆，字深远，晚号杏云，鄱阳县城外北关人。章穆的生卒年不详，如果以他的《调疾饮食辨》成书时间推算，他大概是乾隆至嘉庆年间的人。了解现代中国中医学的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中医古籍出版社，为供广大医务工作者和科研、教学人员参考，抢救了一批即将失传的，孤善本中医着作，影印出版为《中医珍本丛书》。章穆的《调疾饮食辨》，是其中的一本。《调疾饮食辨》是集章穆一生行医体会的一本力作。全书20多万字分7卷计6大类，收载食用食物653种。这本书上穷天文日星岁序历算，下究草木虫鱼山海珍错，凡五行存产之精，一饮一会之微，独到见解的地方很多。书中每论述一味食物，基本上都是按照训诂、产地、种类、形态、性味、功用、医方、使用宜忌进行编写。涉及到医家论述、风俗习惯、诗词歌赋、野史杂谈，随手拾来，涉笔成趣，而且都是凭借自己记忆。原来，章穆的家境起初并不太差，由于天灾人祸加上善医而不善理财，日子才慢慢紧巴起来。他家中收藏的大量图书，又因一场大火焚烧一空，于是只能凭记忆来撰写《饮食辨》。此书虽为鸿篇巨制，但借典引用都很精确，加上辞畅理明，文采熠熠，妙如随笔，以致后人评议说：“名医乎！儒学乎！”从实用意义看，章穆《调疾饮食辨》的价值有五个方面：一、内容丰富，切合实用；二、见解独特，重在探索；三、言之有据，说服力强；四、，旁征博引，却不泥古；五、观点鲜明，经验之说。章穆是清代鄱阳的名医，在临床治病方面留下很多趣闻轶事，尤其是注重医德方面，深受当时和后人的尊敬。
胡克家，字占蒙，号果泉，本县站前人，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汪如洋榜进士，历官刑部主事、贵州司员外郎、广东惠潮嘉三州道台、开归道台、安徽巡抚、江苏巡抚等职。胡克家在封疆大吏任上政绩显赫，屡有建树。除内抓治安，外抗海盗之外，尤其关心民瘼，重视水利建设，以致为疏浚吴淞口而积劳成疾，死于任上，其时仅55岁。胡克家是着名的刊刻家，嘉庆间他在江苏任职时，出版重刻南朝萧统，即昭明编选的《昭明文选》，并就文选注本存在的较多问题，撰写了考异。这也就是刊刻史上着名的《宋本胡刻文选注》60卷、《考异》10卷，两本书都受到曾国藩称许。公元1816年清嘉庆二十一年，又刊刻《资治通鉴音注》294卷。此书刊印后，人皆称为善本。1986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资治通鉴》时，就出现这样的说明：“清嘉庆间，胡克家据元刊本覆刻，校刻精善，为世所重，1935年国学整理社曾据此加以断句，拼合缩印。”由此可见，胡克家在刊刻事业上的贡献。
在结束这节后时，再谈谈清朝鄱阳着名人物——武状元张鸿翥。张鸿翥，字长河，号高腾，鄱阳镇东湖里人。公元1868年清同治七年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武状元，与中国近代着名的实业家张謇，同为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一年的文武魁首。张鸿翥可以说是位生不逢时的人物，虽为武状元，却处在列强入侵、国力衰弱的年代，因此报国无望。戊戌变法时，他与张謇联名拥护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能果并复辟帝制，他痛恨其倒行逆施行为，回乡隐居，甘为草民。“九·一八”事变后，张鸿翥忧郁而死，终年63岁。张鸿翥一生中，尽管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壮举，可是对鄱阳人来说，他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毕竟，他给鄱阳历史留下了浓笔重彩的一页，从彭汝砺到张鸿翥，一文一武两位状元，虽然时隔829年，但毕竟为这方土地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书院及科举废除与新学兴起
翻开清以后的鄱阳县志，就会发现“书院”是其中的重要的部分。15所书院，包括一所称作秦公讲堂的，3所建于明朝以前，5所建于明代，其他全都为清朝所建。也就是说，进入大清王朝，修或新建了7所书院。众所周知，满清王朝从立国之初起，就对汉民族实行文化专制，为什么他们又大兴书院呢？这问题说复杂又简单，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其实，清朝兴办书院，从禁到放也是有过程的。从全国来看，禁止创建书院，几乎长达一个世纪。公元1652年清顺治九年，朝廷下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可见当时统治者对于书院格外警觉，以致视为“群聚徒党之所”。直到公元1733年清雍正十一年，在相隔顺治初年90年之后，朝廷才放话各省省城设立书院。我们知道，“书院”自唐代有了称呼直到清末。但书院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唐朝书院是指藏书的地方，图书馆吧。中唐以后到五代，才逐渐演变为求学之所，程朱理学兴起之后，推动了书院的创建。明及以前的书院，虽然也有官立、私立之分，但多数是为讲学而设，是学术研究场所。
鄱阳新创书院的开禁，过程与大体全国差不多，但又不尽相同。据旧县志记载，顺治九年，郡守翟凤翥将毁于顺治三年，原建于胡公祠左，公元1602年明万历四十八年，创办的“芝山书院”，改建于府治的明伦堂西。从时间看来，这不是有违圣旨。就一般规律而言，一个郡守决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最有可能，事情发生在朝廷敕令之前。然而，公元1684、1685清康熙二十三、二十四年，知府黄家遴、鄱阳士民又先后创建了“汇源书院”和“希贤书院”，这又作何解释？其实，满清王朝的皇帝深知，要统治中国，必须象前朝的君主们一样，“尊孔重儒”，推崇理学。书院是理学的产物，只要注意回避“群聚徒党”这四个字，把口号放在“尊孔”与“崇理”上，也就不会有什么风险。而事实上地方官兴办书院，重要是在宣传自己的施政业绩，即“公之嘉绩”，再者还可以赚得顺乎“民意”的好口碑。像“希贤书院”就是公元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士民请为巡道查培继立生祠不许，诸生杨钺等请以为查公讲堂不许，乃请改为书院”，成为追思治饶良牧的祭祀场所。在顺治九年之后，即使有书院创建，也是过渡性质的。因为这时候的书院，既没有明代书院那种因私人讲学而兴起，是开展学术自由场所的这种性质，也不是后来完全作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随着用人制度的改变和需要，书院如同府、州、县学一样，主要以服务于科举为目的了。于是，书院统一由官府管辖，并且给予资助。所以从公元1753年乾隆十八年起，“澹湖书院”、“秦公讲堂”、“芝阳书院”相继创建。
这里有件事需作个说明，当时鄱阳虽书院总数不少，但多是属于饶州府七县联办的。后来，通过时间的不断推移，有的书院成了本县独办了。以澹湖书院为例，康熙四十八年设在灵芝门，后因为这个地方为上谕亭，便改建在明伦堂东面。乾隆七年移到二条巷，一直是七县公有书院。咸丰三年毁于太平军，之后于十八坊购买民房，并就张屈二公祠重建，到光绪初年，才为鄱阳一县拥有。
有人会问，鄱阳当时财政不是很拮据，连造县衙的钱都没有，哪里有钱办书院呢？从书院发展的历史看，依靠土地资源的“出息”是主要办学经费的来源。理学家朱熹就说过，置田、买牛等都是书院的“久远之计”。按现在的说法是建立一种基金——买田地，或池塘，或房产，或某一种产业（如田庄、典库等），来维持书院的开支，包括房屋修缮、扩建，教师的束修即酬金、薪金，学生的膏火即灯油古代主要蜡烛，奖赏、仆役的工食银及礼祭等等日常开支。到了清朝中后期，由土地作为主要基金来源发生了变化。鄱阳随着水运事业的日益发展，商业的发达，土地“出息”逐渐被房租、店租、存款的利息所取代。这点我们可以从旧县志中看到：清康熙年间，座落在十七里弄、风雨山、东园里、韩山、朱源等处学田共168亩，岁征早谷103担，糯谷25石2斗，谷折银24两。此外，还有正银5两5钱5分2厘，漕米3担5斗9合；公元1862年同治元年，仍将捐钱置办田地113亩6分5厘；第二年知府王必达，将官军来饶州驻防时，购买的2间房屋租赁出去，收入拨给芝阳书院；又过了三个年头，知县陈志培成立宾兴会，捐钱1500钱，在县城马家巷、张王庙购置房屋2间，将租赁生息挪作教育经费。
尽管清朝期间鄱阳书院的个数，有了增加。但由于书院的性质已经改变，“研究经史真实学问日少，学事入院所肄之业，全为四书八股文，五言八韵诗，所请主持书院的山长，所谓‘乡大夫之耄而无学，并经史之名不能悉数者’充之，所以书院也如府、县学一样，主要为科举的预备机关而已”。这种为统治者所用，只作科举考试准备场所，专习八股时文及诗赋等的教育模式，实际作用无非是笼络社会人心，麻痹青年思想而已。何况自明以来，在商品经济推动下的鄱阳，已经从封闭中走出，这种书院教育的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只以一种现象比照，录取进士的数量，与前几个朝代相比，可以用四个字概括：“每况愈下”。两宋鄱阳有进士116人，元朝也有8人；明朝63人，举人文183人，武4人；而清朝进士58人，举人文233人，武68人。如年按人口比例计算，更少得可怜。鄱阳人口：宋代约13万人，元代平均11万人，明朝平均26万多人。而清代鄱阳全县人口，咸丰以前平均35万多人，咸丰以后平均84万多人，可见进入清朝以后，鄱阳在人才培养的取向上，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公元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清朝政府下诏，停止科举。此前四年，朝廷已经明令全国书院改成学堂，州、县书院改成小学。公元1902年，澹湖书院率先改为“鄱阳县高等小学堂”；芝阳书院改为饶州府中学堂。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开始推行。随着科举制度的结束，鄱阳的有识之士，纷纷接受新的教育，办新学之风盛行。农村集镇及人烟稠密的村庄，办起了初等小学。公元1910年清宣统二年，鄱阳第一所女子小学——竟成女子小学成立。截至辛亥革命止，全县共有小学六所、中学一所、师范一所、中专一所。教育机构之多，可以说在周边乃至赣东北地区，都属不多见的。但就教学内容和形式上，还没有完全脱离科举制度的巢臼。在学校教学科目和内容方面，无论小学或中学，都重视经学，安排读经学的钟点较多。学生毕业考试，仍仿照科举形式，毕业生仍给以科举出身的资格；同时对于科举出身的人，也得分别进入各级学校。
新学对鄱阳产生的影响
清末新型学校的开办，一方面体现了对人才培养方法的改变，另一面也说明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影响。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看出了鄱阳当时的文化进步程度。尤其是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些现象，使我们对当时这个地区的综合素质，有了进一步了解。即使站在今天，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清末鄱阳的教育，我认为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这种教育，为后来鄱阳人积极投身旧民主义革命，以及在旧中国涌现出不少仁人志士、革命先辈打下了基础。下面我想以四个旧民主义革命的代表人物，来说明这种转型教育所产生的结果。这四个人就是何犹兴、李守诚、姜伯彰和周雍能。这四个人，在旧民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孙中山在世时，不但参与了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而且分别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警卫营长和秘书。不过，前两位有的人感到陌生，后两位知名度高，是新中国成立以前，鄱阳姜周两派的核心人物。
先说何犹兴。何犹新，字无文，鄱阳镇下河街人，1883年光绪九年生，1946年病故。何犹兴是饶州府中学堂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体育会步兵科学习的。这个人从小就立有大志，到日本后，通过与孙中山等革命先躯的接触，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和后来的中华党。1910年，何犹兴毕业回国，不久即和革命党人李烈钧走到一起，积极协助李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枪响后，何犹兴与江西本省的革命党人一道，策动清军五十五标的新兵起义，光复了南昌。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何犹兴奉黄兴之命，奔赴南京任警卫营营长。在总统府，他尽心尽职，勇敢顽强，获得“忠勇之士”的赞誉。1913年在讨伐袁世凯的“湖口起义”中，何犹兴骁悍果烈，率部浴血奋战，直至兵败。湖口起义失败后，何犹兴回到鄱阳，不久被北军逮捕囚禁在南昌。袁世凯病逝，何犹兴获释，此时他度过监狱生活长达两年。出狱后的何犹兴又积极投奔孙中山，以图东山再起。1923年第一次北伐战争开始，他奉命离开大本营，回到鄱阳策动里应外合。陈炯明叛变，他响应号召回粤讨叛。1925年孙中山病逝，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7月9日蒋介石誓师北伐，何犹兴服从革命需要，留在广东办理税务工作，筹措北伐军需，此后又到江西负责税务工作。然而，向以清正廉洁自律的何犹兴，团深痛政权腐败，慨然离开江西，客寓上海赋闲，过着粗茶淡饭、清贫拮据的生活。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后，何犹兴生活更加困难，每天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一些守不住艰苦的人变节投向汪精卫伪政权，何犹兴不但守节无暇，甚至连变节亲翁的接济也拒不接受，并与之断交。
李守诚，李守诚又名儒修。1884年光绪十年，出生于鄱阳镇土井巷的一个书香门第。这人自幼勤奋好学，“通经史，识时务”，国民党元老之一的李烈钧，称他为“江西才子”。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在县学入学考试中，李守诚以排名案首的优异成绩，入邑庠也就是县学。后来又以“超等”成绩食饩，食饩即不仅免交学费，而且还能享受一点补贴。1904年光绪三十年乡试时，他本来可以考中正榜举人，因答卷中不完全依据孔孟学说，结果列为副举，以致主考官惋惜不已，认为他的答案“直可上追两汉，下匹曹刘……惜二、三场文字，杂有异端，却置副车”，并连连两声“可惜！可惜！”科举废除后，李守诚到省城求学并接受了新思想，成为先进组织“易知社”的成员。不久，去日本留学加入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积极参与策划1911年的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他竭力敦促李烈钧下决心反袁，并协助李烈钧举行了有名的“湖口起义”。“湖口起义”失败后，为避袁世凯通缉，他再次东渡日本，参与孙中山的建党活动。接着受孙中山委派，到马来西亚主编《光华日报》，写了不少有影响的，鼓吹旧民主义革命的文章。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海陆军大元帅，他为大元帅府秘书。孙中山逝世后，他因对国民党的腐败行为不满，而受到排斥。抗日战争，汪精卫曾派人拉拢他，他予以了严辞拒绝，并辞去一切职务回到鄱阳。虽然这时候他已经是贫病交迫，但念念不忘抗日，最后在忧愤中辞世。当时，他只有56岁。病逝后，连葬殓费也分文未有。
姜伯彰，字信暄，号芝阳老人。1885年生，1971年在台湾病故，鄱阳镇磨刀石村人。1907年，姜伯彰在饶州中学堂预科毕业后，考入南昌髙等学堂，三年后入江西高等巡警学堂续读。武昌起义枪响，江西九江率先响应，姜伯彰闻讯后与九江取得联系，又迅速回到鄱阳，敦促管带黄金龙响应武昌起义，成立饶州军政分府，使之成为继九江之后，江西第二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州府。湖口起义时，他受李烈钧委派，在修水县的吴城襄办兵站。湖口起义失败后东渡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华革命党。1922年任孙中山机要秘书。孙中山病故后，姜伯彰追随蒋介石。1929年，鲁涤平主政江西时的，姜伯彰出任鄱阳县长。在此期间，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进行了反动镇压，给鄱阳人留下了极坏的印象。1949年姜伯彰去台湾，先后担任过立法委员、主席团成员等职。在台湾的姜伯彰，成为江西同乡会的领导者，在台北建造了江西会馆，编纂出版了《江西文献》，对唤起在台江西籍人对故里的热爱，作了一定工作。
周雍能，字静斋，1895年光绪三十一年，出生于鄱阳镇十八坊。1906年就读于鄱阳高等小学，1909年，周雍能入南昌陆军学校学习。当时，有5千多名考生参考，正式录取仅仅80名，他是这80人中的一个。周雍能在陆军学校三年学满结束时，正值辛亥革命和南昌光复，时年17岁的他，则以军校学生身份，荷枪巡街维持秩序。1912年4月，周雍能考入南京陆军中学第五期。这个时候，南京发生兵变，各省改制军官学校，江西设讲武堂并开设将军班。8月，他回南昌入读李烈钧办的南昌讲武堂。“湖口起义”，他任调练团第二营营副。1914年，周雍能在广州参加孙中山织织的、讨伐军阀龙济光的敢死队。1920年，他接受国民党派遣，到古巴开展建党工作。1921年，在上海任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孙中山逝世后追随蒋介石，主要从事财政工作。1949年去台湾，先后担任预算委员会和交通委员会召集人、国民党外交协会理事长等职。后从事教育和工商工作，1986年在台湾病逝。
姜伯彰和周雍能一度是鄱阳的风云人物，在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为争夺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在鄱阳的选票，拉帮结派，互相倾轨，给这片土地带来较坏影响。但是，作为因接受新教育而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又不得不是鄱阳历史上的，两位着名人物。
“五四运动”给鄱阳文化的巨大推动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虽然远在北京，但很快影响了鄱阳，鄱阳人予以了积极响应。先是鄱阳五中就是原先的饶州中学堂，和陶业学校的学生罢课，接着县城所有中小学的学生，在大龙桥集会，并高呼“废除卖国的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反对军阀卖国政府”等口号游行示威。随即，工商界相继罢工罢市。可以这样说，随着五四运动的一声春雷，鄱阳人的价值取向、文化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渴求自由、民主、新生，反封建、反殖民主义和专制政权的革命思潮，已经在悄然潜入人心，不少有志于改造时代、改革社会、改变命运的人，以自己的行为，甚至是生命，谱写了一曲为人民谋解放的壮丽诗篇。
“五四运动”后不久的1926年，受中共江西地委委派，共产党员郑育民、汪辰，在鄱阳建立了中共鄱阳县支部委员会。从此，鄱阳的革命斗争不仅有了核心领导，而且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和领袖人物。这些至今让我们敬仰的人士，包括：彭涛，原名定乾，鄱阳镇七条巷人。“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化工部部长；李清泉，新中国驻瑞士大使，1965年协助安排，曾任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及随行程思远，从美国经瑞士回国。至于献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烈士，那就更多，之中较有影响的有：英豪、何桃花、李烈、陈绍平、李兴汉、余恵韾、汪辰、程文、胡和炽、潘泳流、程翊等。
五四运动除去唤醒人民的觉醒之外，它的划时代性，我认为是对于文化的推动，尤其是对人们新价值观的启迪。这种新文化观念，使鄱阳同样经历了由沉睡到觉悟，它不仅体现在人们对封建传统的抗争上，也体现在求知求学中。清末明初以来，鄱阳不少贫民，通过经商发家和勤劳致富之后，对子女的教育培养，不再宥于读书做官了。他们更多地是从实业、实用、实际，有益于人民出发，因此舍得花费，让子女出外或出国深造。当时鄱阳流行着一句极概括，又极富理性的民谚：“穷盼养猪，富盼读书”，家境渐好的家庭，将子女接受良好教育列为等大事。正是这种观念和思想的催化，使我们看到了，在新中国建立后，一大批国家级鄱阳籍人才，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同的工作岗位，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其代表人物，有：李儒勉，字贵成，鄱阳镇土井巷人，1900年生，语音学家。1920年，入金陵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读书，毕业后先后在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36年至1938年，不满足现有成绩的李儒勉，利用学校给予的休假机会，自费赴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研究莎士比亚，同时受聘讲授英语语音学。1943年根据需要，他在英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负责主编“中英周刊”。1948年，不满蒋介石政府对外消极抗日，对内加紧白色恐怖，尤其是挚友闻一多先生惨遭杀害后，再次到剑桥大学讲学，直到1949年闻悉上海解放，他才回到祖国。在北京，受到胡乔木、田汉等老友热烈欢迎。经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在文化部对外联络处任职，后兼任辅仁大学英语系主任。1956年，因突发脑溢血病逝，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周扬，主持了他的追悼会。
段铮，字元铮，小名福来，1903年生，鄱阳镇筷子巷人。他是第一个，留学欧洲的鄱阳人。段铮家原先也是小鱼贩，后来他父亲靠加工腌制鲜鱼，才积聚家业，成为鄱阳早期可数的鱼行之一。就是这样一位出身寒微的鱼老板，在他发家之后，致力让子女接受现代教育。1923年，段铮在鄱阳中学高中毕业后，其父让他继续深造，先是考上金陵大学，大学四年毕业后出国留学。起初，段铮在法国巴黎大学就读，随着又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心理学。1933年，获心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并毕生从事心理学教学，为推动我国心理学教育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段铮一直任教于浙江，因此与我国着名的姜夔研究者夏承焘先生，交往甚厚。1979年，段铮在浙江杭州病逝。
其他还有：叶森玉，又名叶舟，1925年生，鄱阳镇巡官巷人，金融学家，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研究员。曾任厦门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谭成祖，1928年生，鄱阳镇钟家巷人，国家一级律师，曾任福建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彭定安，1929年生，鄱阳镇七条巷人，作家，曾任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中国报告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先达，1930年生，鄱阳镇新桥柳树巷人，哲学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第三届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会国社科规划哲学组组长、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全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王元萼，1931年生，鄱阳县谢家滩人，着名的妇产肿瘤医学专家，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是攻克医治妇科“绝症”——绒癌的主要研究者之一；刘秉京，1932年生，鄱阳县珠湖乡刘家村人，混凝土技术专家，曾任交通部第二航务局科研所主任工程师，享有国务院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吴梓梁，1932年生，鄱阳县古县渡镇庙背村人，儿科专家，曾任广州医学院儿科教研室副主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医学院客座副教授，业绩入选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医录》；方维鹏，1933年生，鄱阳县芦田乡栎林村人，铁道隧道专家，曾任第五铁路工程局二处总工程师、铁道部隧道工程局副局长，为我国铁路工程建设史书写过光辉篇章。
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还有：超硬材料专家王光祖、电力专家陈哲民、航空专家石屏、湿法冶金专家张仁里、土壤肥料专家王运华、联合国高级卫生官员陈秉衡、地球物理学专家周熙襄、再生资原化学家杜予民、土木工程建筑专家施楚贤、生命科学家彭珍荣、气象专家吴崇浩等等。当然，这里还没有包括因当时家境条件较好，受到良好教育，学有所成的姜伯彰三个儿子，药物学家姜达衢、地质学家姜达权、天气和气侯动力学家姜达雍，他们都用自己一技之长，为祖国作出了贡献。
在说过上述人物之后，有一个人必须要说，那就是辞世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胡飞。胡飞，字翼勤，饶埠镇九甲里胡家村人，造船专家。如果问鄱阳谁是第一个留学生，那就是胡飞。1905年科举制度废止，胡飞便考上公费留学日本，经过预科学习后，入读东京帝国大学造船科深造。在此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与董必武、郭沫若结为至交。帝国大学毕业的胡飞，因成绩优秀，被日本方面高薪挽留，担任长崎三菱造船所相当于工程师的正技师。几年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造船经验。虽然，这时他待遇优厚，妻子儿女一家五口都在身边，但强烈的爱国激情，让他选择了从日本回国。先是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任工程师，后回到南昌接办了江西工业专科学校并任校长。1937年，他担了任同济大学教授兼造船系主任，为祖国培养了一批造船专业人才。抗日战争爆发，他随校迁到昆明。当时，有充当日本走狗的同学殷汝耕，想收买他到华北日伪政权任职，胡飞严辞拒绝：“我宁可饿死，决不做亡国奴，更不做日寇侵华的帮凶。”1940年，胡飞的股骨被日寇飞机炸伤，万般无奈下，只好从昆明回到江西。1944年因脑溢血病故，享年56岁。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副主席先后两次电话江西，了解胡飞下落，得知胡飞病故，便致函邀请胡飞夫人进京作客。
商会一-走进近代文明的一个标志
对于商会，在现代人看来，仅仅是一个统战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叫做工商业联合会的人民团体。进入21世纪，商会与工商联并存，成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其实，商会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具有里程碑式的社会团体。如果拔高一点，可以称得是近代文明的一个标志。因为，商会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产物，是中国几千多年来农本商末思想转变的具体体现——中央政府在行动上予以了对商业地位的重视。
商会，自诞生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公元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清政府在张之洞、盛怀宣等洋务大臣的倡议下，从振兴实业入手，设立了商务部，翌年即颁布《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省垣或埠，均应设立商务总会；商务发达稍次之地则设商务分会；前此所设商务公所等类似的商人组织，一律改为商会。章程颁行之后，清廷又下令各省督抚告谕商人，并劝导设立商会。商务部也向各省颁发劝办商会谕帖，大力宣传设立商会的重要作用，阐明“商会一设，不特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抑且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为益商务，良非浅鲜。”
鄱阳是赣东北的重要商埠，又是清时饶州府治所在，商业一直发达，在省抚督导下，于公元1906年正式宣布成立商会。鄱阳第一任商会会长是徽商程伯良，接着是王瑾光、施秉钧负责。当时，江西全省成立商会的市县寥寥无几，为数很少。虽说，商会是由官府出面组织的，但它成立之后，在整个近代中国，发挥了工商业者新型社团组织的重要作用。鄱阳的商会同样如此，这个组织秉承融通官商，融通商情，繁荣地方经济，维护商民权益及“举办慈善事业，赞助社会公益”等宗旨，对推动鄱阳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发挥了应有作用，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关注乡梓安危，倾心对付军阀。1924年，王瑾光任会长。在王任职期间，北洋军阀冯绍闵师，由南昌退驻鄱阳县城，这支败兵，纵兵扰民，掠夺抢刼，给鄱阳百姓带来极大侵犯。其间，官佐供应、士兵给养，全都取之于商会。据统计，仅一年多时间，耗去银元18万多元，如果不是商会从中斡旋，后果不堪设想，但对鄱阳商业发展，却造成了重大创伤。
二、组织商民抗洪，保障市场供应。鄱阳濒湖依河，旧有“水窝”之说，20世纪70年代以前又没有围堤，可以说年年遭遇水灾，稍稍不同的是水大水小和时间长短。水大时深达数米，时间长时多则两、三个月。面对大水浸淹，鄱阳人自有的对付办法，板壁搭台，与水相伴。然而时间一长，居民有生活所需怎么办？商市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保持营业？商会在抗洪活动中，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他们出面，在安排各商铺搭好自家避水台的同时，建立制度，筹集资金，通过设立过街跳板的机制，既便利民众往来行走，又连通各家商铺，从而保证了商业正常经营。过街跳板全部由杉木打造，长约两丈多，宽过两尺多。直街即解放街，从流水沟，至湖夹埂与筷子巷交接的桥头；横街，则从东门口至一条巷。一条巷以北地势高，非特大洪水，一般水浸不到。每到泛期，大水一来，由专人负责，按预先规定，将跳板架放在指定位置架起，跳板根据水势升降。通街跳板，分左右两行沿街并排架设，人们左上右下循序行进。各商号将自备跳板与通街跳板连接，于是因水瘫痪的街市，在跳板的连接下，加上小划子、腰盆在其间的灵活穿梭，重新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三、设立保学基金，推动鄱阳教育。教育是国家大计，也是相当耗资的事业。鄱阳历为州府所在，教育一向发达，但进入清朝尤其是民国时期，鄱阳教育资金一直匮乏，所占政府支出比例很小。加上国民政府虚造政绩，实行每保联办一所中心小学，经费由地方自行负担。这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无疑会造成捉襟见肘，无力支撑的后果。加上当时战争不断，灾馑连年，苛损杂税日益加重，民众无力分摊。一风而起的农村中心小学，因无法支付教师工资，大多名存实亡。然而鄱阳镇地区，由于商会出面，成立保学基金会，多方筹集资金，使保学一直办到新中国成立，为鄱阳的教育发展尽到了努力。
四、建立消防机构，减少火灾损失。旧时民居，多是木质结构，加上消防设施落后，历史上的鄱阳，曾多次因火灾造成重大损失。大明王朝时有两次大火，差点将县城焚烧一空。然而，自商会成立后，消防作为公益事业，被列在首位。商会的消防组织，按徽抚南饶四大商帮，成立分支队伍，各自购置新的消防设施，分请茅园里、东湖里、黄龙庙等壮健青年，成立专业消防队伍。1927年，瓷器巷竹本加工行业起火，火势很快越街过墙，经东门口向枫子巷蔓延。这时，商会各路消防人马及时赶到扑灭，最大限热减少了财产损失。1931年康王庙打醮时，因爆竹引燃铺华街的棉布，酿成火灾。当时，火势凶猛，南起戴家院，北至一条巷，一百多米的两边店屋合烧，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又是商会的消防组织及时予以扑大，这幸免了火洗横街的后果。
五、拓宽全镇街道，铺设麻石路面。鄱阳街市虽然形成较早，但老街非常窄狭，大约只在六、七尺光景，加上泥土路面，难免晴天尘土飞扬，雨后道路泥泞。随着商业的发展，人口渐增，街市越来越不尽人意，一天比一天更显得偪侧。对于街道的改造，地方政府也多次动过念头，终因财力不够，一直无法如愿。1927年为适应商市变化，由商会出面拓宽街道，经过反复动员，不仅使所有临街店铺自行内移了屋脚，将路面扩至丈余，而且从星子县买来麻条石，将横直两街及河街，包括巷弄全部铺满，使鄱阳街市不仅整洁大方，而且更具了江南市镇典雅雍容的水乡韵味。
六、引进现代文明，率先发电照明。1866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发明强力发电机并用于机车后，电才真正式进入人类社会生产。但是，鄱阳第一次拥有电，却在60多年以后的20世纪30年代，而且是由商会出面办成的。追溯鄱阳的夜市，有据可稽当在北宋。尽管文人诗中曾出现“十里长街，万家灯火”的诗句，那也不过是秉烛购物，或用“气死风灯”也就是灯笼，基本上还是处在“点好自家店铺灯，不管他人门前光”，各管各事的状态。商会成立后，为了方便百姓，使街市保持繁华，便着手夜灯事宜。起初，只从统筹考虑街灯设置出发，安排专人点灯挂灯。直到1938年，由商会出面引进火力发电机，成立晡耀电厂，鄱阳镇东门口以上至新桥段的夜间，于是有了现代文明的光亮。
七、活跃民众生活，推动文化发展。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是鄱阳近百年来的惯例。虽然闹元宵的习俗源远流长，但鄱阳的元宵灯会的持续坚持，应该说还是在商会的推动下。众所周知，从明清朝以来，尤其是清朝末年之后，地方财政便入不抵支，政府总想粉饰太平，实际财力又远远不够。商会成立后，受“融通官商”、“赞助社会公益”等条文约束，无条件地履行起章程所赋予的义务。况且，“热闹”既是“社会繁荣”的表现，同时又是一种“预兆”，更是一次商机。因此，期待一年比一年胜的商人，都会不吝所捐，积极投身这项活动。于是十三起灯，元宵灯会，成了每年的必修之课。又正是这种坚持不懈的群众活动，使我们鄱阳以鱼为特色的灯彩，闻名遐迩，以致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地方特色文化，由江西电视台录制播放。
近两百多年来河流经济带来的繁荣（上）
纵观鄱阳历史，不难发现，从18世纪70年代乾隆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两百多年间，这块土地无论从经济到文化，都可以用七个字总结：日渐进步和繁荣。而这种进步与繁荣，是鄱阳湖和饶河的赐予，是河流经济推动的结果，是鄱阳人文化取向紧跟时代步伐的体现。说具体点，表现两大方面：
一、水土资源充分得到利用
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丰富的降水，密布的水网，这些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鄱阳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理想条件。而使这些条件得到充分实现，应该是近两百多年。
首先是水运发展空前昌盛。前面说过，在以水为主要交通枢纽的一千多年里，鄱阳虽然是随着水运的发展而发展，但它的真正昌盛，应是近两百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70年代。乾隆中期，朝廷规定广州一港通商后，饶河承载除瓷器和茶叶之外，闽浙徽地区也有大量货物改道鄱阳中转。从月波门也就是高门，到姚公渡的饶河岸边，“千帆安泊，百货归墟”，甚至连河南岸，也常常有不少等待泊位卸货的船只，说“骈樯十余里，开肆数百家”毫不为过。湖南、福建、广东的船只，本省南昌、抚州等地的船帮，争相涌进饶河。于是，船家和商贾联手组成同乡帮会，饶河北岸河街，除明朝已建的徽州、都昌会馆之外，从务巷口一路向东直到左家巷口，这个时期相继建起了抚州、南昌、瑞州、福建、婺源、湖南、广东等一座座规模宏大的会馆。那时，鄱阳的饶划子、草托子、平头子、行江子、鸦尾子、鸡尾子；鄱乐余万的倒划子、浮艄子；景德镇的东江子、西江子、鸦艄子；都昌的罗荡子；南昌的土狗子；九江的巴斗子；抚州的大肚子、抚舠子；上饶、弋阳舠子；赣州、吉安的沙排子，这些以人力摇橹荡桨，撑篙扯纤，民间素称“十八子”的各种木帆船，把饶河挤得满满当当。公元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第一艘动力小火轮，驶进了饶河。十年后，鄱阳自己拥有了小火轮。1936年，鄱阳有轮船22艘，载货量416·5吨；各种木帆船1780多只，载货量1·8万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发展，鄱阳水运事业发展空前。到20世纪60年代，大马力、大吨位船舶，逐渐取代小木帆船。1958年县航运营运企业，有木帆船991只，总载量7945吨；1959年为858只，总载量7953吨。这个时期，虽然船的只数减少，吨位却相对增加，可见运载能力有了较大提高。此后，又不断向大马力大吨位的动力船发展。而港口的货物吞吐能力，1960年年吞吐量293·4万吨；客运高峰是1975年，共40·3万人次。20世纪80年代初期，仅从水运运出粮食2884·5吨，那时的饶河，的确是昼夜繁忙，四季热闹，一条河街被大大小小的各种船只和搬运号子，装点得格外富有生机和朝气。
其次是农业生产与销售，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粮食从清朝中期后，不但稻谷耕作已经普遍流行双季种植，而且讲究“三耘”、“三荡”、“犂以三复为率”等耕作技术，并且广泛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如用水车“戽水以资灌溉”。水利工程，防洪灌溉从修建小型圩堤防洪、堰坝蓄水，到新中国成立后兴建大型圩堤、水库，使农业生产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粮食经营，公元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鄱阳便有吴万生、合丰、王恒昌、舒文昌等粮行40多家。此后，又有严顺泰、吴鼎泰、杨外泰、江怡元、胡和盛、谢长顺、舒义泰、刘茂泰、洪水顺、元泰豫等粮号脱颖而出。粮食加工手段，也由砻磨到动力机械。除粮食专营外，油行（榨坊）、油店也遍布城乡，资本较厚，名气较大的先后有义源、和祥、长升、和茂、茂丰、和生、元平、昌记、恒新、恒丰等20多家。莲子、烟叶也是大宗出口的土特产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协和昌茶叶店加工生产的珠兰花茶叶，曾与鄱阳脱胎潻噐帽筒一道，参加了190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并且同样获得了褒奖。
再次是渔业发展空前。清同治以后，随着商业往来的加大，水产消费，由餐馆酒楼船家商铺的每天所需，到加工腌制出口，使渔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专业渔民队伍迅速扩大，水产加工行业应运而生，段正甫、戴友保等专门进行鲜鱼加工的鱼行，为鄱阳的水产远销开了先河。接着，集加工、经营的鱼行越来越多，舒顺昌、姚康顺、陈万集、周复昌、张新昌、董永新、董复兴、董正太、张发记等鱼行，黄、吴、戴等姓氏的鱼庄，组成了一支庞大的鄱阳水产营销大军，盐干鱼、淡干鱼、糟鱼、红粬鱼、大花片、小花片、鲤干片、银鱼干、凤尾干、乌鱼圈等四大类20多个品种的开始畅销全国各地。到新中国成立后，又走出了国门，远销东南亚、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夜半为市，通宵达旦的剖、洗、腌、晒和“一把刀，几把盐，太阳底下晒几天”的鲜鱼加工，既是鄱阳那个时期的一道风景，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此外，商市商贸变化巨大。近些年来，鄱阳县城的变化太大了，城区面积已经扩大了三分之二，尚未改造的旧城区，只剩下依稀可见的大体轮廓。那么，旧时的鄱阳县城是什么模样，上了年纪的人多少有点印象，年纪轻一点的，或从农村、外地迁来的，恐怕不一定清楚。据历代《县志》记载，吴芮筑城时，周长仅七里；东吴周鲂用十三年时间，增修为九里三十步；南宋绍兴年间大水，城毁，郡守史定之借此增修至十二里，以后城郭大体在这个范围。也就是说，在重农抑商的年代，县城一直在东湖以西。商业基本上也多在城内，这从洪迈《夷坚志》中，也能看到一些痕迹。清初以前的街道构建：北起朝天门至永平门，今五一路派出所（原石油公司）的所在位置，南至老百货商场前的东门口，这条街现在叫五一路，原先称之为横街；西起蠙洲门至人民医院，北至灵芝门到十八坊，中间交叉的地方叫十字街；小龙桥往东至上官岭，叫府门口；七条巷至呜山庙叫府背街；从十八坊至鄱中老校门的高门，有两条往饶河方向的街道，分别叫老街和新街；此外，从老街北端至永平门经德化桥为直街。而这些所谓的街，除小龙桥至东门口的直街，以及横街商店较密集之外，其他多是几家商铺点缀其间。城外，自宝胜桥至洪家巷，也就是现在的三中即原芝阳师范，到肝胆医院及再往北一百多米，是自古以来的陆运主要通道和城外市场。而永平门也就是东门口，往东至姚公渡的芦洲，虽在隋大业年间，经郡守梁文谦、巡官刘宗宏率民众，培筑为江岸为市。但在清初以前，商市也只是画桥以西较为繁华。后来，随着水运和商业发展的需要，这一长溜地方，才逐渐热闹起来。这个结论，除综合各种资料之外，特别是从画桥与新桥的重建时间牛，得到进一步证实。可以肯定地说，在19世纪中叶以前，画桥以东虽为街市，但不一定繁华，画桥和新桥的坍塌与否，并不影响商贸交往。所以旧县志结论说：“清乾嘉年间，城内的永平市（应为城外），‘商贾辐辏，百货所集’。县城已为附近区域物资集散、供应的中心。有‘长街十里，烟火万家’之说。”而农村集市，乾隆中叶至嘉庆年间，全县有大小集镇19个，店铺3百来家。据旧县志记载，“（清乾隆、嘉庆间）鄱北的石门街、鄱中的四十里街、鄱南的古县渡等集镇‘以鱼、油、盐、粟、帛相互贸易’”到道光至民国初，增至为36处，商店也增至1300多家。不少集镇由墟市发展为全日商市。至于鄱阳镇，按1937年的统计数字，商店总数已达1930户，新中国成立时，鄱阳商业零售网点共2355个，从业人员3560人，这时候的鄱阳，五行八作各行各业一应齐全。
近两百年来河流经济带来的繁荣（下）
二、文化更加多元与多样
乾嘉以来至20世纪80年代，鄱阳文化呈现出更加多元与多样。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民风民俗有了改变；二是是文化娱乐丰富多彩；三是饮食文化趋向多元。这时候的水文化，在创新中有了更大发展。
先说风俗，西俗东渐。从清后期起，洋货的传入，洋教的宣传，商贸交流的扩大，传播渠道的快捷，以及洋务运动等，使西方生活方式逐渐地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从鞋帽衣袜到食住及出行，都不断发生变化。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五四运动对封建余孽发动了冲锋，赛先生和德先生，也就是科学与民主，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不少陈规陋习受到冲击，并且逐渐被新的良风优俗所取代。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新的时代、新的生活，使我们的文化观念、生存方式，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得到创新发展。
这两百多年中，大众文化由成形到成熟，使鄱阳显得更加多姿多彩。以娱乐文化为例，比方说近几年来，人们津津乐道鄱阳传统的湖文化，其中包括饶河调、渔歌、渔鼓、大鼓书、提线木偶等等。如果我们认真去寻找，这些文化表演形式的足迹，就会发现这些文化娱乐形式，有的起始于这两百多年间，有的是在这两百多年间，得到创新发展，才延续到今天的。
先说说渔鼓、大鼓书。渔鼓原叫道情，我们俗话叫打道情筒。何谓道情，道情是道家以道教乐曲、道教故事，进行出世宣传的文娱表演形式。鄱阳为什么叫渔鼓呢？因为道情是以空竹筒，蒙上猪或羊皮作护心皮，手打能发出响声，并以此为主要乐器。另外，配以3尺米长的竹片，有的加铜片，俗称二下响或三下响，进行演唱的。后来近水的地区，以河豚皮作为竹筒的护心皮，所以才叫渔鼓，流传在鄱阳地区就叫鄱阳渔鼓。这种说唱形式如果溯源，可以上追至唐高宗时期，到宋朝随着道教的发展，逐渐走遍全国。凭什么说鄱阳渔鼓，在近两百多年来才得到较大的发展。据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引清吴江即江苏苏州人，《泗溪道情》作者徐大椿的《自序》说：“到清代，‘仅存时俗所唱［耍孩儿］、［清江引］数曲”。由于道情的单调，这种演唱开乡式，濒于消亡。是故郑振铎先生结论说：“而帧、徐大椿、金农诸家却起而复活了这个体裁。或创新曲，或循旧调。”这里的帧即郑板桥和金农，是乾隆期间江南地区扬州八怪的成员。郑板桥的十首道情词，传唱最广。在他的影响下，写道情一时成了文人的时髦。徐大椿是音乐家，创作了很多曲调。鄱阳是江西赣东北的通衢大都，对文化的接受最为敏感，渔鼓由俚俗到高雅，自然离不开文人涉足，于是渐渐地进入城乡大众的生活。
大鼓书。说到大教书，45岁以上的鄱阳镇人，便会想到那位外号叫“牛子”的，说鼓书盲艺人——周润生。大鼓书本称鼓词，鼓词和弹词都自宋朝起，由变文发展而成的。鼓词流行于北方，弹词流行于南方，都属于讲演文学。鄱阳的大鼓书，是这样形成和发展的：咸丰末年，有安徽淮南流浪艺人张嵩山，只身到景德镇试着设场说书，很快受到瓷业工人欢迎，于是他结束了流浪生活并正式开场。张嵩山的表演，深深打动了听众，一位叫吴名楼的痴情后生，居然缠着要学，张收了吴名楼为徒。后来，吴先后又收了景德镇人陈明初、鄱阳团林徐家人徐天福、景德镇人夏巧亭为徒。三个人不但继承了师傅的衣钵，而且大有建树。混号“贱狗”的陈明初，被坊间誉作为“状元”；混名“大毛”的徐天福，誉作为“榜眼”；混名“大头”的夏巧亭，誉作为“探花”。三人业成后，除徐天福回鄱阳设场外，其余二人分别到九江、都昌、乐平流动卖艺。而鄱阳的大鼓书受大毛的影响，发展迅速，周天润就是大毛的徒弟。抗日战争时，鄱阳凭鄱阳湖的天堑，较沦陷区要安全和平静得多。于是，因战事滞留在鄱阳的各路商船、客贾，便以“听传子”来打发时光。设场最多时，有大小书场八、九个。
除曲艺发达之外，这段时期的表演团体也特别多。五十岁以上的鄱阳人，多半记得本县曾有过木偶剧团。那么鄱阳的提线木偶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传入的呢？旧县志中有记载：“戴缔典，鄱阳津头戴家河人。家巨富，道光间经商南京，偶览傀儡戏，羡甚，专心效仿，尽得其妙。返鄱后，另筑别墅，授伎家僮。每当宾客宴集之时，必令家僮演唱以助娱乐。于是，鄱阳始有傀儡戏之传播焉。”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鄱阳除赣剧之外，先后又曾有过话剧队、越剧团、京剧票友组织的“大同票社”、本县小学教师组成的“人民京剧团”、鄱阳采茶剧团、鄱阳县木偶剧团；进入70年代，又有银宝湖杂技团、田坂街的发扬气功团等文艺表演团体。
鄱阳的电影出现也早。1920年，国民党县党部，买了一台小型放映机，供少数人消遣。大众看到电影却是十年后，江西省巡回放映队来鄱阳放映无声电影。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电影正式落户新桥上首的湖南会馆，当时称之为工人电影院。现在，尽管不少演出形式和表演团体已经退出，但我仍然认为，近两百多年来，是鄱阳文化多元和多彩多姿的繁荣时期，而水运和商贸，则是促进文化交往的重要传播渠道。
这段时期以来，鄱阳不仅在文化娱乐方面百花齐放，在饮食文化上也有了一个飞跃。这期间，无论是餐饮酒楼或糕点副食，不仅色香味形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品种花样、菜系点式、环境布置，都由单一走向了多元。
餐饮：鄱阳餐饮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铺多、店雅、讲究、排场。同治年间，“一品香”菜酒馆已闻名遐迩；清末以来，仅县城内较有名气和规模，也就是称之为正品的上户酒楼有10多家，其中包括新聚楼、聚贤楼、进化楼、聚众楼、嘉宾楼、一品香、太平春、凤鸣楼、会仙楼、文明楼、迎宾楼等；茶馆也有20多家，以露芽春、一品香、玉龙园、涌金泉、涌锦泉、和春园、玉峰泉、长三园、新味园等名声较响；至于经营酒糟、油饼、清汤、麻螆、油条、锅贴等点心的小吃店，也有20多家；此外还有像福和园、和兴馆之类，菜食品种单一、价格低廉、随到随吃，主要服务农民大众的小饭店10多家。由于分工较细，特色也各不相同。如太平春之类的，气势气魄都显得典雅雍容华贵。名人名家撰联书对，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花色品种一应齐全，服务周到味美价廉。八大八小、十大十小、冷碟热盘、点心水果，应有尽有。之中，既有徽菜特色，又有淮扬、湘粤风味，甚至还有宫廷菜的讲究。茶馆，儒雅大方、清洁卫生、招牌醒目，字画点缀、花卉盆景、特色凸显。可以说这段时期，是鄱阳饮食文化最具特色和光彩的时期，按鸡、鱼、肉、山珍海味、卤菜、其他六项归类，已入菜谱的鸡有20种，鱼有32种，肉有33种，山珍海味有45种，卤菜有19种，其他如鸭、牛肉、鹅之类的有29种。形成自己特色，可以称之为鄱阳菜的有33种。
除了餐饮业，副食品行业也很发达，旧时副食品店称南茶店，县城有30多家分布在主要街道，前店后坊，自产自销。稍具规模的有20多家。其中着名商号有源昌、志美、益丰、民生、协和昌、可大等。所制糕点五花八门，京式、广式、苏式、滇式无所不包。色感强、味道好，甜而不腻，香而不恼，余味绵长，在周边一带，包括景德镇、乐平、余干、万年，都享有盛名。
此外，鄱阳大茂、天兴酱园的酱菜，品种多样，颇具特色。张致和、太和春等中药店；中西大药店、江德美、新生、百灵等西药房，更使鄱阳的商业文化增加了异彩。张致和是樟树人经营，太和春是徽州人合股，中西大药店为广东人所开，经营方式不尽相同，经营特色各自凸显，并都为推动鄱阳的中西医药事业作出了贡献。
总之，鄱阳的文化，在近两百多年间，不仅已经具有了各种元素，而且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当时周边最发达的地区。
回顾历史，我们为鄱阳悠久和发达而感到骄傲。展望未来，我们为鄱阳的美好明天充满信心。现在，一个以湖城为定位的发展时期已经到来，让我们在继承中不断创新，使鄱阳文化走进更加璀灿夺目的时代，让以后的鄱阳历史更加璀灿辉煌。
附录：鄱阳文化谈
湿地文化——鄱阳文化的源流
德国哲学人类学家米夏埃尔·兰德曼说：“文化按定义是由人自身的自由的首创性所创造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赋予文化如此多的样式：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区别于另一个时代。”同样，不同地区受环境、气候、地理特点的制约和影响，对文化的创造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虽然，地理条件不能创造技艺和习俗，但能给一定的技艺、习俗等文化内容提供条件，或者限制一定文化内容的产生和发展。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区别于别的地区的个性特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脉，葛剑雄先生说：“研究一种文化区域的历史地理特色，阐释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将会使一种区域文化研究推进到一个理性层面。”因为“地理环境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某些可能性，而人文因素是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选择动力。”鄱阳地处鄱阳湖东岸的饶河流域，为湖泊和河流性湿地的重要交叉带。早在新石期时代，鄱阳的先人便在这块土地上定居，在这种生存环境下，以湿地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相应的思想观念，便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应该说湿地对这个地域文化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作用力，是鄱阳文明的培养基。
特定的自然环境——湿地
湿地是地球上广泛分布的一种独特的生态系统，追溯鄱阳湿地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按照《湿地公约》定义，“湿地系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水域。”按照这个定义，通过现代历史地理学家的考证，可以说鄱阳自有域名以来，便处在湿地这种自然生态环境下。“鄱阳湖区在上更新世也因普遍陆升而呈现为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景观”，虽然“在沉积物上仅形成下蜀黄土沉积与河流泛滥层”，但“全新世以来，湖区地貌形态继承上更新世河网平面景观的特点，因此为湖区生产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时至今日，人们仍从不少古代诗文中得到佐证：“洲岛骤回合，拆岸屡崩奔。乘月听衷狖，浥露复芳荪”，这是南朝时刘宋诗人谢灵运，《入彭蠡湖口》一诗对当时鄱阳湖状态的描述；“地方千里，水陆四通，风土爽垣，山川特秀。奇异珍货，此焉是出，奥区神皋处处有之”，这是南朝刘宋时隐士雷次宗所着的《豫章记》片断。直到现在，鄱阳的湿地发育依然十分丰富，全县有大小河流23条，总长2千多公里，河网密度0·447公里/平方公里；大小湖泊，包括山塘水库数以千计，约占全县总面积的20%，仅属鄱阳管辖的鄱阳湖湖面约3百多平方公里；而滨临鄱阳湖、饶河的湿地面则达400多平方公里，为全县面积的十分之一。
湿地不仅是地球之肾，也是资源宝库，其价值可以用“巨大”两个字概括。是湿地，使鄱阳自古以来享有“鱼米之乡”美誉。早在汉末，以“鄱阳土广人殷”为由立郡；隋又因食饶衍改州为饶；初唐，大书法家欧阳询称“地沃土平，饮食丰赡”；北宋以来，凡着名地理典籍，无不称赞鄱阳是“山川蕴物之奇”、“州以富名，擅撷茗银之利；地皆沃土，夸植桑播谷之饶”、“滨湖有蒲鱼之利，鱼鳖禽畜之富”、“山有竹木麻枲之蕃”、“鱼虾之乡”、“舟车四达，商贾辐辏”、“物产丰饶”的所在。鄱阳之春有油菜黄，夏来荷花香，秋天稻谷熟，冬到捕鱼忙，四季分明，雨水充沛，气候宜人的条件，湿地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鄱阳湿地文化的表现特征
那么，什么是湿地文化呢，鄱阳的湿地文化包含了那些内容和特征？湿地，顾名思义与水分不开，无水不“湿”，但又不完全是水文化，因为湿地的涵盖广，既有水又有地，更有因这种环境而衍生的各种资源，以及人类对资源的认识与开发。湿地作为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最高的生态系统，它为人类生产、生活与休闲提供了多种资源，是人类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也是生命繁衍和文明发祥的起源地。社会学家和文化学家将这一文明形态称之为“水生文明”。追溯鄱阳的文明发展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出，先民们渔猎耕读的生活方式，赋予了鄱阳湿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形态，使之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人文湿地”。其表现我认为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饱含对湿地亲水恋土的开发情结。治水用土，悟彻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水安则民安，水利则民利”，从而依水而居，傍湖结庐，湖洲谋生，饭稻羮鱼，耕种渔猎，水来捕捞，水去抢种。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4千多年前。如县志·尧山条：“尧时大水，民避此山”，鄱阳已有先民；双港乐亭王家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渔猎工具——网针、网坠，渔猎不仅走进了先民的生活，而且逐渐使用了船只。否则，秦时吴芮部将梅鋗在东湖督军台操练水兵就不可能，有水兵必有船；汉末三国吴国时，彭琦谋反亦动用船只，可见当时鄱阳已具一定的造船能力。发展到后来，成为舟车四达，商贾揊辏的鱼虾之乡。
第二、充满对湿地生态图腾的崇拜情绪。因为河网交错，水草茂盛，飞禽走兽动物种类很多。先人们对这块土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发生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在确定域名时，居然把她与丰富的动物资源紧密联系起来，将这块土地取名为“番(读po)”。为什么叫“番”？“番”是象形字，东汉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说“番”：“兽足谓之番，从采从田象其掌。”古籍《春秋元命苞》说：鄱阳“古为服（芜）荒地”，野兽经常出没，以致沼泽之中，常常留下野兽足迹。说白一点，“番”的本意，是野兽留有足迹的地方。可见“番”之成为域名，是一种对自然的图腾崇拜。
第三、深怀对湿地资源利用的保护情感。鄱阳人对湿地资源的情感，体现在对资源保护性的开发与利用上，鄱阳人既看重对资源的充分利用，又不盲目、拗时弃物残害生灵，特别注重到四个字：“顺其自然”。一草一木，顺应时势，做到物尽其用。以对湖草为例，不同的草类予以不同的用途。同是茎管状的植物，荻草（俗称荻柴）只能用作燃料；而蒿草藜蒿，春分前后用作菜肴，出此时期也是燃料。单叶植物泡草，是极好的有机肥，种烟、种东瓜、大蒜都少不了它作基肥，因为这个原因，莲湖、双港、珠湖等地区，在较长一段时期兴起过底宽、肚大、专门用以装泡草的大草船，通不了船的地方兴起了用牛拉的车，于是鄱阳珠湖晒烟，庙前下半岸东瓜以质优而闻名遐迩。芦苇成为捕鱼的辅助工具，并远销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外、像黄花菜、鸡头米、野蒿根是春荒时用以充饥的最好野菜，鼠蛐草（水菊子）为应时节的野草、野茭白为夏初的佳蔬，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对水产资源的顺时猎取。鄱阳湖、饶河是水产库，鱼的种类有118种之多，由此而产生了各种的渔法渔具，这些渔具根据季节、水情、地段的变化而变化。而所有变化都遵循一条原则——予以保护。长期以来，鄱阳人不但不酷具滥捕，而且在捕猎的同时，顺时守势，如适时禁港禁湖，定时开港开湖。又如栈湖，因为是湿地，季节性的过水是这种地貌的主要特点，这就让低洼而不算大的内湖，成为了小型水产资源库。考虑到既要充分利用资源，又不造成对生态的破坏，于是有了季节性的栈湖，并衍生出“七栈金，八栈银，九月十月栈鱼鳞”的渔谚。
对飞禽的适当猎捕。新中国成立以前，鄱阳人口总量不大，且大多数人处在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贫困生活之中。然而湿地的优良环境，成了候鸟的天堂，猎禽无形中成了一种职业，如鄱阳镇的姚公渡、江家岭都有以此养家糊口者。不过，他们一方面捕猎大雁、天鹅，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禁忌，且以实施保护，如对大雁，不能猎捕大群的，只能择其小股的。况且，以猎禽为业的数量不大。而对于繁殖能力较强的野鸭，猎捕面则比较普遍。
总之，鄱阳湿地文化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是鄱阳文化的重要源流。
湿地文化的内核——“天人合一”，敬畏自然
在古代鄱阳人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对自然界一切现象，在利用的同时，注意保护，否则会遭到天谴。正是这种朴素的哲学观念，鄱阳湖和饶河湿地在几千年里，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一、循天理而不是拗天意。鄱阳人在对湿地资源的利用上，始终坚持物尽其用，大到水面沼泽，小到一草一虫。不过，这种利用都保持到生生不息这个层面，而不是斩尽杀绝。这点，在不少生产习俗上得到佐证。如鄱阳人对渔具的使用，多半是在被动上做文章，认为天与人各代表了万物矛盾间的两个方面，即内与外、大与小、静与动、进与退、动力与阻力、被动与主动、思想与物质等等对立统一要素，总是以顺应来求得和谐。以渔具卡子和钩为例，卡子以巧求取，即承传“直钩钓直鱼”的理念，上钩者因贪而钓，垂钓者顺乎天意；钩以静制动，仍是“愿者上钩”，同样是顺乎天意，而且都将主动变为被动，人意成为天意，无论是心理还是法理，不但都求得了平衡，更不会由此而造成生物的失衡，因为这些渔具的杀伤力是有限的。为了保护，人们还杜撰了不少的禁忌，比方说，鱼籽吃多了不会算数；牛、墨鱼（即鳢，又叫乌鱼）、雁、狗四种动物代表儒家的忠、孝、节、义，也为禁吃之列等等。
二、利用而不是掠夺。对湿地资源，鄱阳人自古以来始终注意到管理的重要性。湿地或官营或私营，目的是防止和杜绝掠夺性的侵占行为，并在禁止与开放之间求得和谐。对于人力或道德无法约束的行为，则以雷打电霹这种天谴报应来约束。旧县志和洪迈的《夷坚志》中，载有这样的故事。在民间，就有因不节制猎雁和滥捕产籽鱼遭到报应的传说。如有非正常死亡，人们首先追究他生前的行为，凡此等等，使人产生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从而达到了保护的目的。
由此可见，鄱阳湿地文化的内核是“天人合一”观，其价值是效地保护生态。
当然，湿地文化远不止这些，受篇幅限制，浅尝辄止，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得到大家的扛鼎佳作。
平民文化——鄱阳文化的本质
进入2010年7月，一场十二年未遇的洪水再次袭击鄱阳，虽然鄱阳镇地区已经超警戒水位l米多，但对几千年来经常处在如此自然环境下生存的鄱阳人，已经“习以为常”，不足为奇，既不把它看作了不起的天灾，更未当作太大的事件，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也没有受到多大影响。况且，县委、县政府已率领全县广大干部，全力以赴地投身到抗洪抢险的战斗中。就在人们取得抗洪抢险阶段性胜利的时刻，一个突发事件影响到每一个“城里人”——县城鄱阳镇惟一为机关单位、城镇居民供水的源水管爆裂，近30万人的供水全部痪瘫。50多个小时的抢修，总算使破损的源水管更换完成，供水也得到恢复。谁知好景不长，源水管再次出现严重问题，处在高阜的住户，过起了见不到一滴自来水流进自己家室的日子。烈日炎炎，酷暑逼人，因濒湖临水从不耽心缺水，而且已经习惯自来水供水的鄱阳镇，顿时陷入了断水的严重状态。此时，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把这次突发事件，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抓，又终因种种原因所致，供水很难在较短时间得到有效解决，以至前前后后长达八天。面对如此突然的事故，鄱阳人是那么平静，一切都在正常地进行，秩序井然，街市依旧，没有治安事件，没有聚众肇事。当然，这里面主要有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正确引导的因素。除此之外呢？比方说，在缺水的日日夜夜，为什么凡是有水（包括提水井、压水井、水泵抽水及能得到自来水）的人家，几乎都做到了不厌其烦，不分亲疏，不管早晚，豁达大度，尽其所有为缺水人家提供方便，让“陌生人”把自己家当成“取水点”，任其随时进出，这是为什么？我想，有没有文化因素？是不是几千年来底蕴深厚、古风依存且有着新内涵的鄱阳本质文化——平民文化作用使然。
湿地环境孕育的文化本质
近些年来，通过对资料的搜集解读，使我逐渐认识到，鄱阳文化不仅多姿多彩，而且是由各种元素构成的地域文化。她既有充满底色的码头文化特色，又有源远流长的湿地文化特性，更有着平民本质的文化特征，因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文化风格和特点。
翻开鄱阳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是远离权力（政治）、远离战争的地方。虽然在先秦，史书《左传》、《吴越春秋》有过记载，“吴伐楚，拔番”，但都是经过，而不是兵家逐鹿之地。即使秦建县后的两千多年里，除去在鄱阳湖水域发生过一次决定一个王朝的战斗外，也没有发生过改变历史走向的战事，这是一；第二，在上下五千年里，鄱阳没有出过一个左右历史的显赫人物；第三，江西自古以来就没有立过国，而且只是归属于吴楚，因此有“吴头楚尾”之说。基于这三点，我认为鄱阳一直是远离政治的地方。
尽管如此，鄱阳并不是交通闭塞、荒芜贫脊、生存条件非常困难的地区，但也不像太湖流域那样发达。对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这是一处美丽富饶的地方，所以自两汉以降，在战争、天灾催化下，来此落地生根流向鄱阳的人口，如同饶河的水一样奔腾不息，始终处在流动的状态中。这点，我们可以从族谱中得到发现。所谓的原住民，至今能查到的，最早也不过追溯至唐末。又正因为处在这种变化的状态下，这里的先民既与炎黄后裔同根同源，又与百越族裔交相往来，且出身低微。即使是贵胄后裔的吴芮，也只是贬官的儿子，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余秋雨《文化苦旅》）。”而“贬官文化”只是“平民文化”的一个部分。所谓“平民”者，乃是指无官之人。平民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指与“官”字连边都沾不上的人，这类人包括极多。像落榜的、不想作官的、终生潦倒的、家道中落的……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平民”；第二类就是被贬官的。吴芮的父亲吴申就是受贬落籍“番（po）”的，吴芮后来虽然封为王侯，按照成份划分，还是贬官后裔，无疑属于平民。再说，他尽管是从鄱阳走出去的王侯，又是江西第一位政治家，曾经对秦以后鄱阳的影响很大。可是他的封地在临湘，属今天湖湖南。其子孙对鄱阳没有多大影响。有鉴于此，吴芮本人仍归属于平民。同样，东晋的陶侃也可以如此类推。当然，所有政治都影响过鄱阳，只是鄱阳乃至鄱阳人都不曾处在政治旋涡之中。就是后来，自盛唐吉中孚迄至清代，鄱阳少数人因科举考试走进了“政治”，实际上仍都是边缘人。这些人虽然给鄱阳文化的发展多少有点推动，但始终无法彻底改变鄱阳平民文化的本质，即平民性的品格、平民的精神、平民的世俗现代性等特点。因为这种本质是平民的经济地位和生存方式所造就，如同周作人所说，是“求生意志”的体现，是要求有限的平凡存在的一种文化，所以我认为鄱阳的平民文化，是生存环境孕育之果。
悠久历史铸就的文化价值质点
文化，从本质上说就是人性质的内化和外化。说通俗点，也就是外在与骨子里的东西。它不是抽象体，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言行举止开始。既然文化是求生意志的体现，受经济地位和生存方式的左右，那么我们这个地区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平民自身人化积淀的社会质。这种质表现在生活上，平淡无奇，饭稻羹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夏收，秋播冬藏，不劳不获，聚族而居，安贫守道。在精神上，因为都是出身于一介草民，即平头百姓，所以胸存平常之心，长祈平和之境，乐于平凡之举，安于平淡之为，处以平等之态，唯求平安之福。随遇而安，知足常乐，重义轻利，知恩图报，只重智慧，不耍聪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在深受儒家思想教化之后，这种生存追求与方式，构成为了鄱阳平民文化的核心价值，如果将它归纳，便是：吴芮的宽阔政治胸襟、陶母的自强自尊品性、陶侃的志存高远气度、蔡明远的情义如山壮举、彭汝砺的磊落坦荡品格、洪皓的大义凛然节气、姜夔的穷不丧志情操，加上颜（真卿）范（仲淹）遗风，不仅体现了鄱阳平民文化的完整，也形成了鄱阳文化的生命之腱、活力之源，成为鄱阳独有、世代传承、有别于其它地区平民文化的价值质点。
所谓文化的价值质点，是指文化的原生价值、本质价值，这种价值往往通过历史代表人物体现：吴芮，一生关心民瘼，屡择新主，目的是力促统一，功成名就后，安于现状，毫无野心，成为历史上异姓王的楷模；陶母自尊自强，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穷不失礼，贫不贪婪，其截发延宾的美德流传千古，使之跻身古代贤母之列；陶侃志存高远，运璧励志，惜时爱民，节物尚廉、忠贞果敢，终于成为了虽出身低微且位极人臣的典范；蔡明远职位低微，且深明大义，变卖家产，筹金买米，解颜真卿于危厄的壮举，成为后世美谈；彭汝砺正直自重，光明磊落，不趋炎附势，不落井下石、律己宽人的坦诚品格，成为后来为宦者的表率；
洪皓忠于宋室，坚贞不二，且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尽己所能传播中华文化的高风亮节精神，被誉之为“苏武第二”；姜夔才情横溢，终生布衣，且清高洁雅，不卑不亢，寄情诗词音乐书法等自尊自爱，并恪守人格是金的情操，才使他死后八百多年成为世界文化名人……所有这些典型人物，虽说他们经历不一，所取成就不同，但都有一个共性：立功立事，持之以恒，追求执着，穷不丧志，富不骄奢，不沽名钓誉，不欺世盗名，一步一个脚印，从平凡处起步，到平淡处终结，为鄱阳平民文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代发展要求对平民文化价值质点的守护
我们常常说鄱阳文化底蕴深厚，深厚在哪里？文化是多层面的多维体，它既有物态文化层，又有心态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制度文化层。哪个层面凸显鄱阳文化深厚底蕴，我想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其实，不管处在哪种层面的文化，其核心是正确的价值观，也就是文化中进步和优秀的部分。而这种价值观，是通过历史典型人物彰显出来的。鄱阳有两千多年的建县史，早在元明之前就完成了鄱阳平民文化的价值质点，即：吴芮胸襟、陶母品性、陶侃气度、明远情义、汝砺品格、洪皓节气、姜夔情操，加上颜范遗风，成为人无我有的鄱阳文化，这是周边地区绝无仅有，这也是整个江西少见的。如果按现在的时髦说法——赣鄱文化——我想这就是鄱文化的内涵和精核。不信翻翻江西历史，有哪个地区早在隋唐之前便拥有了吴芮和陶母、陶侃这样的人物？没有。因此我理解，所谓的文化底蕴，实际上就是文化的价值质点。正因为我们鄱阳拥有这么多宝贵的文化价值质点，我们的文化才有了如此巨大的包容性，才有了码头文化的生存空间，才有了后来的更大繁荣和发展。比方东湖十景的确定和形成，比方明清之季商业的发达和发展，比方饶河调的定型与传播，比方鄱阳教育曾经的领先地位，比方鄱阳对新事物接受的敏感和敏锐，比方说新中国建立后鄱阳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所做的贡献……凡此等等，无不与我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尽管我们后来一度落在了人家后面，这是转型时期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化磨合期的正常现象，这种现象既不能否定鄱阳传统文化价值质点，也不能否定鄱阳平民文化价值取向。恰始相反，暴露的是我们对传统文化价值质点的守护缺乏坚韧性，是“邯郸学步”带来的不良反应。
现在，鄱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湖城战略的实施，是鄱阳重新发展和崛起的新起点，为了早日实现湖城建设的四大目标，我想，构建和固守我们的文化价值质点，不仅必要，而且是应该铭记在心的和认真见诸于行的崇高责任。为此，不顾才疏学浅，敢冒大方贻笑，以此三篇浅识，聊作一个没有文化（初二学历）的鄱阳人对鄱阳文化的浅肤探讨。
码头文化——鄱阳文化的底色
以“中国湖城”为发展方向定位的鄱阳，构成了这个古县新的文化生命体征，因而在两年多短短时间里，不但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中，提前对接，凸显了起步优势，而且文化建设也宏图大展，一个全民性参与的鄱阳湖文化热正在形成和不断高涨，这既是鄱阳文化发展的难得机遇，也为建设湖文化名城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众所周知，文化不是一件时髦外衣，可以随心所欲地更换。文化也不是花朵、树叶，文化之成为文化，它至少有两个重要条件，思想性和传承性。如果一个地方是一棵大树，文化就是大树的根，而这些根除去主根之外，还有不少其它的根脉，在这些根脉的滋养下，干才粗，叶才茂，花才艳，鄱阳湖文化也是如此。
关于湖文化，我没有深入研究，但至少体会到：鄱阳文化除包含了以吴芮胸襟、陶母美德、陶侃气魄、汝砺品格、洪皓精神、姜夔情操和颜范遗风为核心价值的主流文化之外，还应有其它的底色文化，而这些底色文化都必须具备一个条件，与水关连密切，有自己的特点。由此我想到鄱阳在历史上的地理优势，和因这个特殊地理优势衍生的现象——码头，进而感觉到码头生成的文化，也应是鄱阳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支撑鄱阳文化的根脉之一。
码头文化在鄱阳的起因与形成
什么是码头？“码头”原指水边供船停靠的建筑，古人骑马到水边，把马拴在石头上，这就是“码头”，码头是临水而生的产物。码头到后来衍伸为三种含意：一是指码头工人在港区从事搬运或装卸作业的组织，一般是一条作业线或一个地段组成一个码头组织，并按轮趸、过载、起肩、上下力、杂项等分工组成若干个“小码头”。这种由把头统制的码头，既从事港口装卸，又从事陆地搬运，彼此都有固定业务范围，人们且称之为搬运码头；二是指交通便捷的集市或商业区，即所谓的旱码头，又称为集市码头；三是指商埠或口岸，如上海、汉口、安庆、芜湖、镇江等。旧社会称跑单帮和行商外出，叫跑“码头”，民间艺人走江湖，到各商埠卖艺的，称之为闯“码头”或走“码头”。这里的“码头”指的是商埠码头。由此可见，码头的功能主要是便于集散与流通，说白一点是人的集散与流通，物的集散与流通，信息的集散与流通，风俗的集散与流通。
鄱阳自始有之日起，就处在河港纵横，水系丰富的地理条件下，而且一直是交通咽喉，河流经济时的航运枢纽。随着商业交往的日益繁荣和鄱阳湖东扩，是水使来如行云，去如流水的船只，不断加大了她对周边的影响。中转、停泊的商贾和舟车，把鄱阳在赣东北的轴心位置固定下来，成为自古以来江西境内的重要商埠，赣东北地区无法取代的水码头。
追溯鄱阳码头的历史，有据可稽的从漕粮和漕运开始。在中国，自有封建制度起，就设立了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的运输方式。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方式有河运、水陆递运和海运三种。早在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北征匈奴，便从山东沿海一带运军粮抵于北河（今内蒙古乌加河一带）。隋初除自东向西调运外，还从长江流域转漕北上。隋炀帝动员大量人力开凿通济渠，联结河、淮、江三大水系，形成沟通南北的新的漕运通道——大运河。至今我们在旧县志中还可以看到，“隋大业间，郡守梁文谦、巡官刘宗宏，乃将永平关外到姚公渡一带，培土为市，且构筑江岸，以利航民之停泊”的记载，应该说这个“构筑江岸”，已经具备了码头的性质和实际上的功能，只是当时并没有称作为码头而已。
唐以后鄱阳湖的进一步东扩，宋以后城镇化的扩大，明以后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以后的门户开放等因素，加速和加大了码头功能的发挥，对经济、文化的影响也随之增强。
有了码头，就有了吃码头饭的人。码头最需要的是搬运，从船上搬到船下，从船下搬到船上，从东搬到西，从南搬到北，赚的就是一个辛苦搬运费；有了码头，就有了货物中转囤集的场地，就有靠经营场地赚钱的人……于是，码头形成了一条链，一条以码头为主线，链接政权、商业、农业等各种政治、经济载体的链。
码头文化在鄱阳的具体体现
1、帮会文化。中国文化最能体现其内涵的是汉字，比如这个帮字，原字应该这样写：从封从帛即帮，意思是群、伙、集团，多指因政治或经济目的而结成为的群体。鄱阳自明朝徽商突起后，不但有了以乡情为联谊的会馆，而且逐渐形成了既含地方色彩，又具行业性质的商帮、船帮、箩帮。这些组织发展到后来，会馆有10个，商帮分徽、抚、南、饶4大体系，船帮也是祁、浮、都、鄱4个类型、箩帮则有张、李、牌楼、新桥、都佬、东门、南门7个派别。这些以码头为核心的利益团体，为了自身的利益，互相制约，各霸一方，除拼命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作为目标外，又以江湖的潜规则，即义字当先，来拉拢、凝聚依附的人，久而久之，礼义不但为江湖上的人所看重，也为鄱阳人所崇尚。在商品社会的今天，民间人际关系的基础，仍旧是礼义大于利。邻里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敬重，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你进我一尺，我进你一丈。在礼义的浸润下，热情、重义、好客的古朴淳风，得到充分发扬。
2、餐饮文化。鄱阳的餐饮与水码头的发展密不可分，尤其是茶馆的兴起，饮茶从高雅到俚俗，从清心到消闲，从一般的礼仪到排解纠纷，都是随着码头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帮派之间发生利益冲突，首先是到茶馆喝茶或酒楼摆宴，如不能解决再升级。这种“先礼后兵”的调解方法，使茶馆酒楼的经营不仅在形式上得到改变，经营内容和手段也同样得到改善。
多大的矛盾，冲突方的地位，决定了茶馆酒楼的档次。因此，鄱阳的茶馆酒楼不但规模和数量可观，而且陈设讲究，追求高档，设施齐全，对烹饪的要求也非同一般。在这种环境下，形成了博采南北风味之长，并蓄江南水乡之美的饮食特色。既融汇了京、徽、川、湘、鄂、鲁、粤、淮扬各种菜系，又诞生了自己的风格——饶州或称作鄱阳菜，使鱼米之乡“饮食丰赡”的美誉，特别是水产类菜肴的制作与烹调，得到传承与创新。
3、娱乐文化。饶河调之冠名饶河而不是别的地名，关键是鄱阳水码头的地位，它从起初的弋阳腔到崑、徽腔的接受，直到皮黄、乱弹各种腔调齐全，完全是吸纳包容的结果，是码头文化特有胸襟产生的效应。大鼓、渔鼓、号子，无不催生于码头。一个看似简单的徘河——在夏天的夜晚，划着船在饶河上唱小曲——体现的正是码头文化的风韵。
码头文化的内涵与传承
一是码头文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开放意识强，接收能力快，有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包容而不狭隘的胸怀。这一点可从鄱阳人的衣食住行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穿戴打扮得时尚、前卫、漂亮，住屋追求讲究、时髦，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情趣。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头。
二是充分体现了城市格局的非政治性，完全以市民文化为特征，这就产生了明清以降，投身功名的人日渐减少，弃士经商增多，不少人开始将文化知识转为商品。
三是码头文化“俗”的原素加重，这里的“俗”可以理解为下里巴人的幽默和风趣。由于码头工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且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苦力，他们喜欢的是民间文艺，或街头巷尾的杂耍，或民间武术，或浪语油腔的小曲等等。鄱阳城乡茶馆密布，说书场遍地开花，专业与非专业演出团体并存，串堂班成为大众文化勃兴的典型符号，都可说是码头文化的结晶。
四是码头文化培养了鄱阳人吃苦耐劳、团结奋进的精神，一支搬运号子，喊出了码头工人团结才有饭吃，扎成一把，脚步一致，不怕负重，勤劳勇敢，忍耐宽厚的道德观。
当然，码头文化也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和因此而带来的不良影响，但敢为人先，宽厚容忍，崇尚文明，兼收并蓄的价值取向和不排外，多包容，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并收，皆为我用的精神，仍是今天应该传承和发扬的。尤其在这种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的大环境下，更要以上海、武汉、天津……这些大码头的文化为榜样，让码头文化发出更加璀灿的光焰，以加快实现建设湖文化名城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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