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陈鄱阳湖大战

    公元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派兵围攻小明王刘福通的据点安丰，今安徽寿县。朱元璋考虑到安丰是应天的屏障，便于三月率主力去营救。四月，陈友谅乘着江南兵力空虚的机会，亲自带领60万军队，水陆并进，包围了属于朱元璋领地的南昌即洪都，并占领了吉安、临江、抚州等地。为了进攻洪都，陈友谅特地制造了几百艘高数丈，外饰红漆，上下三层，大的可载3000人，小的能载2000人的巨舰，进入鄱阳湖和赣江。当时，驻守洪都的朱元璋主将，是他的侄子朱文正，以及邓愈、赵普胜等人。陈友谅军全力攻城，朱文正等拼命死守，洪都被围长达一个多月，城里与外界阻断，消息不通，处境十分危险。直到六月，朱文正才派千户张子明向朱元璋告急。

    朱元璋得报后，急命正在围攻庐州，今安徽合肥的右丞徐达、参知政事常遇春回师增援。他自己于七月初六率领冯国胜、廖永忠、俞通海等大将，与徐常会合。这时，他们的舟师不过20万人。七月十七日，朱元璋带领部队到了湖口。为了把陈友谅锁困在鄱阳湖中，朱元璋指派戴德屯兵泾江口，今安徽宿松南的长江边。又安排另一支部队屯兵南湖嘴，今湖口北，切断陈友谅的归路。同时，调派守信州的兵力把守武阳渡，今南昌东南的鄱阳湖边，以防汉军逃跑。部署停当，朱元璋才从松门，今都昌进入鄱阳湖。

    再说陈友谅，他带领汉军围攻南昌长达85天，久攻不下，士气沮丧，得知朱元璋援兵到来后，于七月十九日从洪都周边撤出，顺赣江东行进鄱阳湖迎战。第二天，两军在余干康郎山，我们俗称的康山遭遇，于是在这里演绎了，为一个新王朝诞生奠定基础的鄱阳湖大战。

    鄱阳湖大战的主战时间，是从七月二十一日开始的，中间经过三天的相持，前后五天的恶战。史籍是这样描写这场水战的：“呼声动天地，矢锋雨集，炮声雷鞫，波涛起立，飞火照耀百里之外，水色尽赤，焚溺死者一二十万众”。真可谓：鬼哭神泣，惊天恸地，湖水尽赤，死伤无算。最后，这场奠定一个王朝的中国历史上着名水战，以“友谅中流矢死”而结束。

    鄱阳湖大战早己过去了，但这场大战对鄱阳人留下的影响，却像湖草那样无法消失。朱元璋、陈友谅的种种传说，也像蒲公英般撒满了鄱阳大地，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疑点和问题。

    问题一：因为确实发生过鄱阳湖大战，有关朱、陈在鄱阳的种种传说，也就很多。众说纷纷，版本不一，张冠李戴，各取所需。人们不禁会问，这些传说难道真的确有其事？要搞清传说的真伪，首先必须弄清什么叫传说？我理解所谓传说，是指口口相传下来的民间说法，它既有真实性，也存在虚构性，它有可信的一面，也有值得认真琢磨的一面。假托之词，夸大之词难免。以朱、陈大战为例，它的真实性是朱元璋、陈友谅的部队，都曾占据过鄱阳。这两人因为战争，他们的某个队伍，说不定还真的在其个山头或村庄、田垅出现过，真真假假就说不清楚了。为了证实朱元璋、陈友谅都占据过鄱阳，不妨引用一下《饶州府志·吴宏传》。吴传是这样说的：“吴宏，字德广，鄱阳人。项普寿陷饶州，宏起义兵自为保障。左丞老老复饶州，宏率众降。老老欲诛县属诸为首者，宏谕众曰：‘吾与诸君戮力相保，诏许悔过，既降复杀，信安施乎？’明日，复取余干，营武陵。老老两遣刘诚朵焰攻宏，不克。于是饶信诸县多附宏，十八年彭翼遂以宏守饶州，陈友谅杀徐寿辉及翼，授宏天章，守余干。太祖兵驻江州，宏谓幕下曰：‘番君初事秦，继而事楚、事汉，史卒称忠，以其义耳。’遂遣部下赵先俊奉图表归太祖，仍以宏守饶州。”我们看看这段记载，吴宏在元末的这种经历，充分说明当时的鄱阳，在你争我夺中的变化。起初，鄱阳被项普寿的义军攻陷，吴宏带领本地民众收复。不久，元兵来了，因为元人不守信，吴宏赶走了元兵。继而红巾军到，吴宏归顺了徐寿辉。陈友谅杀了徐寿辉，吴宏将鄱阳献给了陈友谅，及到朱元璋攻克江州，鄱阳又归属了朱元璋，而且朱元璋也确实幸驾过我们这块土地。正因为如此，这才衍生出不少与朱陈相关的传说，如“呜山庙的柏树将军”、“风雨山名的来历”、“得胜山和撑夏”、“龙吼山兵营”、“韩山和檀溪渡的马蹄印”等等。

    问题二：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大战鄱湖十八年。朱元璋、陈友谅的鄱湖大战，真的长达十八年之久吗？根据史籍记载，鄱阳湖大战前后历时只有37天。具体为公元1363年农历7月20日在康郎山遭遇，到农历8月26日陈友谅中箭身亡。然而，民间版本的“大战鄱湖十八载”，可以肯定地说夸大了其辞。不过，所谓的十八载也不是子虚乌有，但不是单指鄱阳湖大战，而是指元末农民起义的整个高潮阶段，也就是公元1351年元惠帝至正十一年，到公元1368年朱元璋洪武元年，宣布大明王朝建立。这之间，群雄纷争前后长达18年之久。

    最后，顺带谈谈曾有人问过的另一个问题：既然是鄱阳湖大战，为什么主战场在康山，而不是别的水域？熟悉鄱阳湖的人都知道，鄱阳湖有深有浅。自宋以后的时间里，森林的大量砍伐，植被的不断破坏，水土的日益流失，使得鄱阳湖的湖床逐渐增高。所以，在元末明初的鄱阳湖大战时，尽管还是农历七月的洪水末期，仍难免出现“湖水浅”、“水路狭隘”、“相随渡浅”这些现象。这个时期，特别是南湖北部的原鄡阳平原，也就是现在靠都昌以南的水域，包括我们鄱阳所属的西部湖面，普遍较浅。相反，明朝时的康郎山，不是现在的这种状况，那时候康郎山如同我们现在的瓢山一样，与陆地相隔甚远。在古人看来，为鄱阳湖正中。康郎山以东，我们莲湖以南的大湾水面，那时没有围堤，湖面开阔，湖水较深，古称大湖。这一带即使是枯水季节，也适宜艨艟巨舰航行。鄱阳湖大战时，陈友谅方使的是楼船，“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舟大，乘上流，锋甚锐”；朱元璋方虽然船小，但太祖的指挥船也还是有点规模，所以在规避时忽然搁浅，以致差点被陈军所害。此外，得知朱元璋增援洪都的陈友谅，放弃围攻南昌从水路东进迎战明军，适应他们战船的唯一水道，是顺赣江支流入鄱阳湖。这时，由北湖及鄱阳向南挺进的明军，恰好在这里与汉军遭遇，于是一场水上恶战便在这块湖面展开。

    朱元璋与鄱阳

    公元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正式登基当上了皇帝，从此一个国号叫大明的王朝诞生。这个王朝虽然也曾经历过不少事件，但重大的转折并不多，也远没有前些个王朝复杂。公元1419年明永乐十九年，皇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又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攻占下北京，大明王朝宣告结束。这个王朝从太祖朱洪武到毅宗朱由俭，前后历13代17个皇帝共276年。

    然而，大明王朝对于鄱阳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就在它即要诞生时，历史为鄱阳书写了新的篇章，她终于让世人耳目为之一新。因为，在这片有着几万年生存史的古老土地上，总算留下了一位皇帝的足迹。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在他准备登上权力最高宝座之前，来到了鄱阳。朱皇帝是鄱阳有史记载以来，惟一一位幸驾了这片土地的皇帝。又正是从这个王朝开始，鄱阳不但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同时走进了一个经过漫长时间蕴酿的，文化繁荣阶段。下面，我们还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说说明朝时鄱阳的那些事。

    鄱阳进入明朝的第一件大事，无疑还是朱皇帝的驾幸。本来，府志、县志都有记载，然而正是这两本志，让人搞不清朱皇帝到底是在当皇帝前，还是当皇帝后来过我们这个地方，具体是哪个时间？

    关于朱元璋来鄱阳的时间，同治《饶州府志》和《鄱阳县志》应该说都有过记载。在这两部志中的“府城隍庙”条都说：“明洪武元年，太祖克江州，幸鄱至东门外，御书城隍之神，祀以少牢。”《府志》稍不同的是说，“御书‘城隍之神’匾额”，实际上是祭文。而县志《大事记》中却多了一条说：“（元至正）二十三年，明大祖次康山，吴宏以兵归之，仍以宏守饶州。御黄龙舟，幸鄱江城楼，亲书城隍神祀之”。“城隍庙”条说“太祖克江州，幸鄱至东门外”；“大事记”说“至正二十三年”。前者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在元至正二十一年；后者是时间，发生的事件鄱阳湖大战，谁对谁错，叫人糊涂。为什么两本志犯同样一个低级错误呢？颠三倒四，自相矛盾，以致让人对朱元璋是否真的过鄱阳产生怀疑。可以肯定，根据史料记载，朱皇帝的确来过鄱阳，至于时间，在立国之前。最权威的依据是《明史》·《太祖本纪二》：“（元至正二十一年）太祖乃自将舟师征陈友谅。戊戌，克安庆，友谅将丁普郎、傅友德迎降。壬寅，次湖口，追败友谅于江州，克其城，友谅奔武昌。分询南康、建昌、饶、蕲、黄、广济，皆下。”请注意，这最后一句的前面有两个字：“分询”。分询是什么意思？分是分别，询呢？这个询字我理解为查访的意思，照现在时行的话说，搞调研。也就是说，朱元璋在1361年攻克江州，把陈友谅赶到武昌后，先后率部队夺取了江西的星子、南城、鄱阳，及湖北的蕲春、黄州、广济等地，并进行了查访。旧《县志》《鄱江楼》条说：“明太祖幸鄱阳，登楼见父老。有年九十者。上说，以为守臣保障力”，指的就是分询。

    为了进一步弄清《太祖本纪二》所说的背景，我稍稍展开一点。元朝后期，自武宗即位的公元1308年起，至元惠帝也就是顺宗的25年间，一共换了8个皇帝。尤其是1328-1333年不到5年的时间，居然换了5位皇帝。激烈的帝位争夺，既造成了统治集团的四分五裂，也加大了官吏的贪污腐化。蒙、汉地主阶级大量吞并土地，政府赋税的日益加重，更激起了人民的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在元朝最后的30多年中，朝政废弛，政治腐败，经济随着衰退，财政日渐枯竭，加上天灾人祸交帜并乘，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就加快了农民起义的大爆发。公元1351年元惠帝至正十一年，至公元1368年朱元璋洪武元年的前后18年间，农民起义如火如茶，群雄并起，拥兵据地，称王称帝，干戈不息。时而与官兵，时而相互间，枪来剑往，争夺天下。先是刘福通领导红巾军高举义旗，各地群起响应。江南地区，徐寿辉起兵湖北蕲水、黄冈，攻占武昌，继而又席卷江西、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徐寿辉的另一位部将明玉珍，控制了四川后，自称皇帝。再就是方国珍起义于浙江宁波，占据了浙东地区。到后来他们当中，除了朱元璋的西吴政权之外，还有兵力最强大、割据江西与湖广等地，杀了徐寿辉自称为“大汉”的陈友谅；经济实力最强、立都苏州国号“大周”的张士诚，又称“东吴”；以及明玉珍和方国珍。

    公元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闰五月初一，兵强势盛企图鲸吞朱元璋的陈友谅，亲率10万水军，越过西吴占据的安徽池州，攻占太平，今安徽当涂，夺取采石矶，逼近应天，今南京。到达江苏后，陈友凉又派人和张士诚联系，打算两人联手，上下夹攻，一举吞灭朱元璋。其实，早在陈友谅进攻之前，朱元璋的军师刘基，也就是刘伯温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向朱洪武进言，张士诚志在自守，不足为忧，陈友谅每天都想亡我，还是先灭了陈友谅，再图张士诚。这次正好，朱元璋趁陈友谅兵临应天的机会，利用陈友谅求战心切，骄傲轻敌的心理，借助应天城池坚固，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采取诱敌深入、设伏聚歼的方针。朱元璋先是通过陈友谅的好友、元朝降将康茂才诈降，把陈军的艨艟巨舰，引进了较为狭窄的新河。与此同时，安排了常遇春、徐达、赵德胜、杨璟、张德胜等伏兵，加上朱元璋自己的主力，埋伏在南京狮子山。为了牵制陈友谅，威胁他的侧后，朱元璋还派胡大海从渐江等地西攻信州。一切安排妥当，只等闰五月初十汉军按西吴指挥，舍长用短，舍舟登岸，进入伏击圈。果然，急躁轻敌的陈友谅，接到康茂才的信后，信以为真，不等张士诚答复，便仓促出兵，结果可想而知，陈友谅以大败江东桥而告终。朱元璋不但俘虏汉军2万多，缴获巨舰100艘，而且夺回安庆、太平，继而又取得信州、袁州，今江西上饶、宜春等地。

    这场战役之后，陈友谅的大汉内部矛盾激化，朱元璋乘其内顾不暇，不断向西推进。仅一年的时间，又夺取了江州周边的蕲州、黄州、兴国、黄梅、广济、及乐平、抚州等地。接着又收编了龙兴守军，今南昌，并将其改为洪都。连克瑞州，今高安、吉安和临江，今清江。不久前还为陈友谅属地的湖北南部、江西大部地区，很快易主，成了西吴的领土。接着，朱元璋频频亮相在这些地方，其目的也就是推介西吴，推介自己，为最终夺取天下，深入人心。所以他也来到了鄱阳，“登楼见父老，有年九十者。上说，以为守臣保障力”。江东桥之战，造成了大汉的惨败，陈友谅志在“天下”之心不死，并一直伺机收复江西，于是在两年后挑起了这场战役——鄱阳湖大战。

    明初的移民、瓦屑坝和陶安

    最近瓦燮坽被炒得火热，据考，当年的瓦屑坝就是现在莲湖的瓦燮坽。在此之前，从《鄱阳湖新闻》上看到，县政协还召开了由市、县两级学者专家参加的学术讨论会，权威们都发表了一言九鼎的高见。本来我不应该不自量力凑此热闹，然而这个话题又不可能绕过，无奈之下还是硬起头皮说几句。

    我认为，21世纪以前的人类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以战争与迁徙为主线的历史。以鄱阳为例，历朝历代都不乏移民，从两晋、唐、宋……都发生过因战争带来的移民活动，只是大多为迁入，并且没有形成过规摸。至于迁出也有过，比较零星，不大集中。正因为如此，在寻根热的21世纪初，不少鄱阳移民的后裔，曾经来过鄱阳寻根。他们中就有洪皓、詹天佑的后代。而明朝初期瓦屑坝的这次移民，堪称鄱阳历史上徙出人口最多、持续时间较长、涉及族氏较广的一次，尽管史料没有较详记载，但由于之中出了两个人物，即后来康乾盛世时，先后任过宰相的张英、张廷玉父子，才使这次的移民，倍受专家学者们关注，就连滥竽充数的我，因为瓦屑坝，从2000年起也先后四次，接待过相关移民的后裔，收到两次转来的信函，回答了三次询问。无奈的是，这些寻根者除了知道自己的姓氏，先人们据说来自鄱阳或饶州瓦屑坝之外，就说不出更多的线索。区区如我一个浅薄的普通老百姓，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济实力探研真相，只能让他们带回失望和遣憾。可是作为鄱阳人，总觉得欠下了一笔不小的债。所以本人除在2001年写史珥时提到外，于2002年，当时还没有恢复县名，编着的拙作《鄱阳湖明珠——波阳》一书中，特地撰写了一节《移民重地瓦屑坝》。

    对于这次移民事件一直耿耿于怀的我，有时就想，既然一次规模不小的移民活动，为什么在明朝的历史上，居然没有像别的移民事件一样，能够找到比较系统的记载，和具体的时间呢？

    就我个人从历史资料中所了解到明朝的移民，它在大明立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因为，经过二十年的长期战争，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以方说曾经的繁华都市扬州，一度被地主武装的元帅张明鉴占领，军队搞不到粮食，每天杀城里的老百姓吃。到公元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韩林儿的龙凤三年，朱元璋的大将缪大亨攻克扬州、张明鉴投降时，城中居民仅仅剩下18户。所以，朱元璋早在公元1367年元至正二十七年下令，用移民屯田，开垦荒地的办法，调剂人力的不足。移民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也就是说，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人少地广的地区。他在这一年，迁了不少苏州的富民到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居住，理由是这些人帮张士诚抵抗了明军，为张士诚说了好话。据史书记载，自洪武三年起，仅朱元璋手上就有过多次移民。具体有：洪武三年从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五个地方，移出无业农民4千多户到濠州种田，给牛具种子，三年不征税。这一年不但规定，凡是移民垦田，都由政府给耕牛种子路费；还订出制度，北方郡县的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垦辟，每户给15亩，又给地2亩种菜，有余力的不限顷亩，一律免交三年租税。不久，又强迫江南，主要是苏、松、杭、嘉、湖一带14万户富民移居他的家乡凤阳，而且不准私自回老家。洪武九年，徙山西及真定，今河北正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洪武十五年，迁广东番禺、东莞、增城降民24400人于泗州屯田。洪武十六年，迁广东清远徭民1307人于泗州屯田。这段时间，朱元璋强令的移民目标，主要是为了繁荣他起义的根据地和周边。到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先后共八万多户移民，不再限于他故乡一带，而是真正意义的从窄乡到宽乡垦辟……由此可见，移民不仅是朱明王朝的一项重农措施，也是当时的一种大趋势。公元1391年洪武二十四年，朱无璋干脆发话，“公侯大官以及民人，不问何处，惟犁到熟田，方许为主。”政策己经宽到这种程度，对视土地如同生命的中中国百姓来说，那是多好的消息。

    瓦屑坝移民呢？可以这样说，瓦屑坝的移民一直不在朱元璋的视线之中，又正是这个原因，史料才缺少记载。但从移民后裔的回顾看，瓦屑坝移民的高潮期，恰恰就在朱元璋生前的洪武年间。更为奇怪的，移民主要散布在安徽安庆地区的桐城、潜江和宿松等县，并且不是一次成行的。基于这些因素，我认为瓦屑坝移民，实际上是地方官员，推行朱元璋安养生息政策的结果，它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元至正末至洪武初任职鄱阳的知府大人——陶安。

    陶安，字主敬，《明史》为安徽当涂人，同治《饶州府志》为姑熟人，后者为前者的古称。陶安博识经史，尤其长于易学。元至正初，荐举参加浙江乡试，授明道书院山长。后为避战乱，回到当涂。朱元璋夺取太平洲时，陶安与当地耆儒李习一道带领父老出迎。通过对话，陶安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任命他为左司员外郎，及后又命他知黄州。在黄州，陶安因施政太宽，忽视政权初立，不该让老百姓沉浸安乐，而受到朱元璋谴责，贬到安徽桐城当知县，不久来鄱阳任饶州知府。陶安既然在朱元璋身边待过，当然吃透了朱元璋的治国方略，所以身体力行扩大耕辟。在鄱阳期间，陶安狠抓农桑，垦辟土地，使百姓的日子有了改善。离任时，鄱阳人拿他来时比较，觉得变化很大，便编顺口溜歌颂他：“千里榛芜，侯来之初。万姓耕辟，侯去之日。”其实，当时的鄱阳也属于人多地少的地区。洪武年间，鄱阳人口已达20多万。面对鄱阳乃至饶州地窄的实际，联想到安庆地区桐城一带，地广人稀的荒芜景象，陶安在狠抓垦辟的同时，同样动起了移民的念头，我想这就是鄱阳移民的主要原因。此外，从瓦屑坝移民的散布看，主要是安徽怀宁，即安庆地区，而这一带又曾是陶安任职过的地方，能说这仅仅是巧合？当然，这只是推论，目前尚未找到具体的依据。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更坚定了我这一推论。瓦屑坝移民扩大到江西，这就有了“江西瓦屑坝”的说法。因为陶安离开饶州后高升了，当上了江西行省的参政知事。

    有人会问，瓦屑坝的移民规模到底有多大？据曹树基、葛剑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江西瓦屑坝》一文说：从鄱阳瓦屑坝、或饶州瓦屑坝、或江西瓦屑坝的移民总数约28万，其中约20万来自饶州，直接来自瓦屑坝的约10万人。文中还引录民国间安徽《宿松县志》对族系的综合比较说，这个县256个氏族，除迁入时间和原籍不详的之外，还有213个氏族，其中182个是明中期以前迁入的。182个氏族中有82个来自饶州，占总数的45％。而元末明初迁入的143个氏族中，迁自江西的116个，其中有38个明确记载来自瓦屑坝，31个来自饶州或鄱阳。桐城县63个氏族，有20％来自鄱阳瓦屑坝，其余的来自九江、南昌、南康、吉安或江西、“江右”。如果这些引录可以佐证，我想我的推论或许可以成立。

    再说瓦屑坝

    瓦屑坝是当前的热门话题，我在前面曾两次涉及过这个话题，只是仍觉意犹未尽，还想多说几句。有人问我，瓦屑坽为什么称作坝？众所周知，瓦屑之叫坝，对近代鄱阳人反而是陌生之语。相反，只要走出鄱阳，它不但名声响，而且影响大，以致在清朝时，便出现了石虹与史珥的考据之争。说到坝和坽，一是鄱阳称坝的地方并不多，姜家坝、横涌坝……屈指可数；二是鄱阳人对坝的定义认识不同，鄱阳人眼中的坝，专指避水或堵（拦）水的土埂，史珥在谈及瓦屑坝得名时，特地点出这个因素。其实坝字还另一种界定，山地中的小平原。像姜家坝、横涌坝，都处在山地的平原部分。姜家坝原先就有不少山丘。瓦屑坝的地貌，在几百年间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单单这些个地方也叫坝，并有了坝坽之分？对瓦屑坝，我想，这个坝字应该是引来之字，是移民与未移民两种群体习惯称呼带来的纠葛。从瓦屑坝的地貌看，按照我们当地人的习惯用词，它仍属予坽。坽在我们鄱阳，尤其是鄱南这一带，是个使用频率较高的字，就像某某弄的弄字，是对地名界定的特殊用字。凡处水陆交汇且陡峭的地段，多以此为定语取名。坽属冷僻字，现代辞书中找不到这个字，我是在《康熙字典》中找到的：“坽，［集韵］郎丁切音灵，峻岸也”，看看我们鄱阳取名坽的地方，基本上也多是这种地貌。像麻埠坽、鸳鸯坽、张家坽、南湖坽、坽口（有两个，一个在古县渡，一个在油墩街）、泗溪坽、君子坽等等。

    何为坝呢？我曾在《鄱阳湖新闻》发表的拙文《水墨鄱阳·姜家坝》中解释过，但很片面，当时只知道西南那边，将平坦的山地称作为坝，不知道长江中游的临江一带，也把平地叫作坝。现代中国韵诂学家、文学家、湖北蕲春人黄侃在《蕲春语》中说过：“吾乡谓地之平迤者，日坝……亦并作坝”。蕲春、黄梅、宿松、潜山相隔不远，语言是否相近？此外，长江中游的沿岸地区是否也是这种叫法？毕竟我没有到过这些地方，一时很难定论，但这个坝字也实在让我觉得蹊跷，蹊跷的关键人物又是陶安，陶大人不仅是长江边上的当涂人，而且曾在相隔蕲春不远的黄州任过职，所以这个坝字的由来，会不会受他的语言因素的影响？当然这只是推断。现在的问题是瓦屑坽人太文雅了，好好地一个“屑”字，居然变成了“燮”，这就不止“相去二三里”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字源远流长，文字结构错综复杂，一个字或一组词，只要你不经意地改动一下，就有可能带来歧义。有时，即使是对语法掌握得较为娴熟的人，也不一定对有些字词的结构说得清楚，以徘河一词为例，曾经就有人挺权威地断言，这种词组结构不合语法，其实在我们的语法中还有－种结构：限定式合成词，尤其对于约定俗成的词，以概求全或以偏求全去否定，都有违于客观，既然存在，就有其合理的一面。看来还古人说得好，学海无涯，天外有天。

    最近，又听说瓦屑坝移民点已经打造起来了，这是好事。不过我觉得挖掘瓦屑坝移民元素，不仅是寻找根亲文化的符号与记忆，而应该发现它的基因，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县城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通过移民文化，加大一切血缘、亲缘、地缘联系，调动所有推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重视自己的根。叶落归根，在几千年里都是中国人无法消除的情结。从开发旅游资源看，打造瓦屑坝移民点的活动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从我以往和最近接触到的移民后裔看，他们期待和翘盼的是寻找自己的根。不知我的感觉有没有错，我认为遗民后裔的寻根，决不仅仅满足于发思古之幽情，为了找到一个遗民点去凭吊、瞻望，而是真正意义的，为续写自己家谱而寻根问祖，我认为这才是我们要打造根亲文化的，最终目标和要达到的目的。可见，当前和今后更为重要的工作，恐怕还是为掀起寻根潮作好铺垫。至于瓦屑坝移民的根，这就是一件非常复杂艰巨而庞大的工作，它不再满足于从字面或断章摘句中去体现才华，而是要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地作风，不断认真思考和努力的科学态度，才有可能获得追求的成果。因特网上照搬照套、现炒现卖，是无法满足那些传统挚扑寻根者愿望的。那么，移民们的祖在哪里？瓦屑坝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站。就现在瓦屑坽的几个村落情况看，何家、胡家、红墈下（邵氏）、黄家、高家、朱家六个“成员”中，落户最早的据朱贵安先生考证数何家，再是胡家。不过这两个村，也只是大明王朝中期的嘉靖年间，由鄱阳镇迁入的，远在当年移民潮落之后。其他的姓氏都比何、胡两姓更晚，可见这里并不是真正的根。在寻找瓦屑坝移民之根方面，曹树基先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清康熙间大学士张英、张廷玉家族，使他看到了瓦屑坝遗民点的深远意义，并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如同竞技体育的接力赛跑，现在该由拥有瓦屑坝的我们来接捧了。还以张英、张廷玉的家族为例，我认为这个接力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历史层面上，而是更具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当代中国人中，有位着名的学者叫余英时，他是2006年第三届克鲁奇奖的获得者。克鲁奇奖是有世界人文科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大奖，余英时是第一位华裔获得者。作为中国人，我们除因此感到骄傲之外，作为鄱阳人却有另一层含意，余英时是瓦屑坝遗民的后裔，他的母亲就是张廷玉的后代。而张英曾经说过：“吾桐与潜（山）接壤，相距百里许。余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潜亦同时同地并来鄱阳，始祖为贵七公，徙居于潜山青山焉。”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潜山的青山张与桐城张的始祖是兄弟，即是不是亲手足，也是从兄弟，并都来自鄱阳瓦屑坝。如果这样，那就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先辈，有可能与瓦屑坝有关系，这人是张恨水先生。据张恨水先生之孙张纪说，他祖父为潜山人。我并不是说张家的贵四公、贵七公就是来自鄱阳，张英、张廷玉、张恨水他们就是鄱阳人。但是，张氏在鄱阳是古已有之的姓氏。本人曾粗略地查阅一些相关资料，鄱阳有据可稽的张氏，有拓港枫树下张家，系唐末由徽州迁入；芦田大吉张张姓，北宋初由饶丰的贯居山迁大吉，贯居山张家无疑更早。此外，还有游城花桥张家，为宋初即入居此地……再看洪迈的《夷坚志》，在涉及鄱阳人和事的笔记里，张姓占了五分之三的比例。张氏目前只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个家族，其他还有没有呢？我就想，如果我们循着宗谱这条线，去帮助瓦屑坝的移民后裔找寻当时的足迹。那么，他们的根难道会失落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嘛！我始终相信，既然曾经有过瓦屑的碎片，就一定能复原旧陶的面貌，问题在我们肯不肯下功夫。“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相信烟草金圣的广告词：功到自然成。那时，我们打造的，就不止一个瓦屑坝根亲文化遗址了，而是真正意义的瓦屑坝根亲文化了。

    筷子巷——瓦屑坝根亲文化的“孪生地”

    只要稍稍关注移民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明初的江西移民点中，除了瓦屑坝就是筷子巷，这在不少方志和家谱中都能看到。湖北《大悟县志》《人口卷》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有史料可查，较大的一次迁徙为明洪武初年，迁入者以江西、湖广居多。民间素有祖籍江西‘筷子巷’之说”。有人推测，这个筷子巷的所在地指南昌。是否如此，谈几点浅见：

    近些年来，明朝的江西移民后裔，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对先祖因移民而一度尚末找到的根，寻找之心越来越迫切，对当年移民地的所在，倍加关注和关心，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捕捉信息，努力去寻找因失去文字记载的脉胳——连接这根的瓦屑坝和筷子巷。对于瓦屑坝，通过两百多年的寻觅与考证，尤其是现在借助网络媒体之后，已经真相大白。可是，伴随瓦屑坝根亲文化的，还有另一个孪生地——筷子巷，它仍在移民后裔的寻找之中。

    筷子巷犹如瓦屑坝，不仅是明朝江西移民根亲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符号，也是江西移民后裔对祖籍地的一个难忘心结，是追忆、寻找先人祖根的另一条线索。然而，在我国多个省的市县中，同瓦屑坝一样，都有着筷子巷这个地名，而且分布非常广阔：除南昌有筷子巷外，还有上海闸北的筷子巷、武汉武昌的筷子巷、湖南长沙的筷子巷、湖南湘潭的筷子巷、四川巴县的筷子巷、河南光山县城南关的筷子巷；江西有：临川的筷子巷、永修的筷子巷、余干的筷子巷，鄱阳也有筷子巷。不光如此，还有叫筷子街、筷子堤、筷子湖的，连香港澳门也有叫筷子街、筷子巷的，林林总总合起来约30来条吧。这么多的以筷子命名的街巷，到底何处才是移民们的出发地？

    面对如此复杂纷纭的线索，除非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和比较，才能得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偶然的一次机会，让我增强了对鄱阳筷子巷的认识。河南省光山县的赵氏《宗谱》，为破译了这个历史悬案提供了重要依据，赵家宗谱出现了这样的记载：“赵宋之后避敌于闽广间，其子孙苗衍散于江左江右，至今数百年矣。念始祖杉公，原籍江西鄱阳县瓦屑坝双港桥筷子巷赵家湾，经元乱于明初经由鄂麻迁河南光邑。”这看似非常混乱的短短66个字，不但叙述了这个家族辗转迁徙的家史，而且还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始祖杉公，原籍“江西鄱阳县瓦屑坝双港桥筷子巷赵家湾”。我想，只要是鄱阳人，一看见这17个字，就会联想到双港塔下，那座曾以捕鱼为主业的赵家湾。赵家湾的赵姓，据《鄱阳县志》民国稿记载，“始祖赵端于宋政和由饶城迁双港赵家湾”。宋政和是北宋徽宗年号，为公元1111——1118年间。这个时期，北宋朝廷开始面对一拨又一拨的农民起义，宋江等人在山东扯起了反贪官的大旗，接着浙江的方腊又起来谋反。所有这些，震惊了官民。这些史实无不证明，赵氏宗谱中提供的迁徙背景。之中虽然同时出现了瓦屑坝、筷子巷，包括双港桥等地名，但都存在，并从明初沿袭到今天。可见，那条迄今尚未让人一时弄明白的另一个移民点——筷子巷，无疑指的就是鄱阳的筷子巷。有人会说，历史不是推论，它需要史实，能说这就是真实可靠的史料？为了解开这个疑团，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鄱阳的筷子巷。

    年纪稍长的鄱阳镇人都知道，解放街往东的尽头叫湖夹埂。湖夹埂的得名，是南有墨湖，北有球场湖，两湖相夹有一条土埂。从湖夹埂进城，也就是进鄱阳镇的街市——解放街，转拐南端就是一条规模不小的巷弄，这就叫筷子巷。筷子巷东面是墨湖（墨湖以前可以直通大河），往西是髙家巷，南边接架木棚，架木棚的南端挨饶河一溜叫戴家河。现在这些地方有的已经折迁掉，人们很难看到我描述的旧迹。2009年12月6日下午，我因讨教鄱阳籍教育家段铮先生的家事，特地拜访了县人民银行退休干部、82岁高龄的老人李翰炤先生。不想歪打正着，顺手牵羊了解到了筷子巷。原来，段家与李家，都曾是筷子巷的老住户。一百多年前，段家在这里开过规模不小的鲜鱼加工厂——鱼行。而李家则因家境贫寒没有本钱，只能从事经理代销毛竹的营生，也就是卖毛竹的伢人。据李老先生回忆，这条巷原是鄱阳的“贫民窟”，是穷人居住的地方。因为河边是毛竹集散地，于是聚集了一些削筷子、编竹篮做篾匠的手艺人，所以才有这么个朴实的巷名。

    我们常说，鄱阳因水而兴。这条筷子巷更是如此，架木棚之名就是木材集中的地方。为什么木材会在这一带集中，因为这里水路四达，它处在饶河与对面乐安河的，丁字形一横－竖钩的交叉点上，往东的昌江到此结束，向西的饶河从这里开始。而信江的货运，经马背嘴、珠湖山走十字河进乐安河，也在第一时间抵达鄱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水上咽喉。祁门、婺源、德兴、乐平、上饶、铅山等地的竹木，无不在此停靠。德兴、乐平、万年和鄱阳饶埠、芦田、三庙前，景德镇、浮梁和鄱阳鱼山、凰岗、古县渡及游城、滨田、屯田、段坂等地乡民都可以乘船率先到达这里。如果追溯徽商的发展史，有不少徽商就是通过昌江运销竹、木、瓷土、生漆、茶叶等土产，经鄱阳流经江西或入长江，积累资本后，向江左发展而成为巨富的。同时，有更多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流离失所者，随着竹木筏漂泊到鄱阳谋生，特别是经过战争的蹂躏之后，来鱼米之乡混口饭吃的更是有增无减。筷子巷之成为贫民窟，完全是这块地方能更多提供短工挣钱的机会。此外，与筷子巷紧临的墨湖，还有一块奇特的土地，湖中有个湖洲，能同时容纳好几百上千人。据李老先生回忆，抗日战争时，洲上曾搭棚卖票演戏，看戏的人必须通过船才能登洲。联想到瓦屑坝当时的环境，那是放大了的墨湖湖洲，而筷子巷的墨湖湖洲，则是缩小了的瓦屑坝。两处都是借水进行移民活动的最佳场所。在这种情况下，筷子巷作为瓦屑坝移民的分散集中点，或中转站也不是没有可能，否则瓦屑坝移民的先祖们为什么要把瓦屑坝、筷子巷连在一起？

    当然，赵氏宗谱所提供祖籍地址，在现代人看起来较为混乱。假如，我们倒退到六百多年前，而且以一个移民的身份来经历，恐怕会认为这是较完整的记忆了。根据史料记载，明初的移民对象较为宽泛，之中有大地主、失地农民、手艺人、多人口中五丁抽一的家庭成员、战俘、少数民族等等。试想，当一个或一群人，在迫于无奈下，将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求生存时，满脑子除了空白之外，谁会有心事周到谨慎地考虑，所到达目地之外的问题？可以说，六百多年前那段难忘的经历，既给先祖们留下了伤疼，同时又造成了失忆。本来，大的战事已经结束，人民可以过几天平静的生活，做梦也没想到遭遇这种猝不胜防的结果——远离故土、远离亲人。这些移民中，说不定里面还有半大的孩子，有的人恐怕还是第一次走出家门。长期封闭在农村，以致走出村子后难免分不出南北东西。在这种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移民们到落籍地的首要任务，无疑是重新扎根，首先解决生存问题，接着考虑立业安家。到基本安定之后，笫一代人说不定已经垂垂老矣，这时他才记起了自己必须交待的事，来自何处何地。不过，劳累和挣扎，使他们原曾受伤的记忆，差不多快要变成失忆，无奈中便把模糊的记忆残片，留给了自己的后代。在他们的子孙再次经过战争、饥馑、流离、失散、迁徙之后重新寻找自己的根时，就出现了因混乱而理不清头绪的难题。而后代们在无力了却先辈心愿的情况下，只能权且将先人们的移民地，作为落籍处的地名，更有不少人因为自己出生地没有筷子巷出名，才让筷子巷取代了故里。于是出现了上面所列举以筷子取名的街巷，犹如姜夔的先人将芝山西面的湖称作九真湖，人们讹音为韭菜湖，以致姜夔也念念不忘，在年青时到湖南旅游时，在缅怀祖籍时写道：“九真何茫茫，乃在清汉间。衡茅依草木，念远独伯姊”，这就是移民情结，移民后裔们总是念念不忘对自己先祖移民地的追记。当他们在失去筷子巷的具体所在地时，移民后代只能用这种方法来释怀。所以，我敢肯定地说：鄱阳镇的筷子巷就是明初的移民地，不过它主要是发挥中转功能，是到瓦屑坝移民点外的另一个集中地，为瓦屑坝大规模移民临时“减负减压”处，于是才出现了像河南光山县赵氏始祖的追忆。

    江西填湖广的重要移民点之一——油墩街

    前些时候我笼统地说过筷子巷，尤其让我坚信的是，河南光县赵氏宗谱中出现的：“江西鄱阳县瓦屑坝双港桥下筷子巷赵家湾”，这一连串的鄱阳地名，说明在元末明发生的移民活动中，我们这个古县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赵氏宗谱中那些看似混乱，却有关联的地名，竟被600多年前的移民后裔记住，并在那些略显矛盾的地名前，毫不犹豫地冠上江西鄱阳县，能说这是一种偶然，而不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因此我敢断言，除瓦屑坝之外，筷子巷也是鄱阳一处让移民及其后裔，念念不忘的移民点。不但如此，在明和后来的清朝这段历史时期，鄱阳还有一处至今让湖北移民后代惦念的分家地——油墩街。

    对油墩街这个移民点，恐怕知道的人很少，绝大多人都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其实，在我刚刚接触这三个字时也不敢相信，因为此前接触过的史料和资料中，都从未涉及到这个地名，也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吧。但是，油墩街对于“江西填湖广”，并在鄂东南重要移民中转地——现湖北省阳新地区的居民来说，同样与筷子巷一样重要，是他们先祖分家的地方，是江西移民迁徙到湖北的首发地。我得到这个信息纯属偶然，到深圳与儿子们聚居，闲暇时在南山书城过书瘾，不经意中从一本《中国老村——阳新民居》书中获得。原来，在元末明初发生的移民活动中，鄱阳除经瓦屑坝大量移民安庆地区之外，又有过“江西填湖广”的大规模移民。这看似毫不相干两处移民，无论从起始时间及背景，都是既有着关连又互相交叉的，所不同的是一部分移民奔安徽怀宁地区，一部分则奔鄂东南的阳新，然后又从这里散发到湖北其它地方，如咸宁、通山、大冶甚至成为“湖广填四川”的移民。

    据史料记载，江西填湖广不但是元末明初大规模移民活动中的组成，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大量江西人迁居到湖广，湖广指元代包括现在的湖南、广西、海南全省区以及广东、湖北、贵州；明代有所缩小，基本上只辖有两湖地区，现在的湖南和湖北两省；清代虽然分置为湖南、湖北，但“湖广”之名仍然约定俗成。这次移民，影响十分深远。从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湖南、湖北人中除极少数是土着的后裔外，绝大部分人的祖先，是从两湖以外其它省迁来的。考查其原籍，来自十多个省区，之中有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内蒙、四川等。居前三位的是江西、安徽、广东。

    为什么江西移民会占其他省的首位呢？在元、明以前，江西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北宋时期，江西人口曾居各省之首，经济开发在南方属于先进地区。及至明代，虽然江西人口较浙江稍逊一筹，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每年所纳税粮有时甚至要超过浙江。不过，从总体趋势上看，当时东南沿江、沿海区域经济已日趋多元化，相形之下，地处内地的江西，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经济结构，注定了其发展水平将日趋下风，当地百姓的生活水准，也只能是每况愈下。明人张瀚就曾指出：（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试想，鄱阳既为江西所辖，岂能不受行省“领导”，不参与这一重大活动？

    从湖广移民的大流域看，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约占移民总数的90％。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内有一个由东向西的移民趋势，而且是两湖移民来源的主要特征。在这90％中，江西移民又占90％。据推算，两湖人口中有60-70％，是江西移民的后代。“居楚之家，多豫章（指江西）籍”。所以，民间以“江西”来代称移民的来源。而江西移民，主要出自明清时期的饶州、南昌、吉安、九江四府。今鄱阳、余干、景德镇、乐平、南昌、丰城、九江、德安、吉安、泰和等市县，赣北多于赣南。

    当时，成千上万户外省移民，扶老携幼，远途跋涉，迁入两湖，自主择居，看似无序，实际上很有规律。受相对地理位置和迁移距离的影响，各省移民有一个大致的分布范围。陕西、山西等北方移民集中落户，在湖北的北部和西北部，比如陕西移民占郧阳地区人口的40％。越往南，数量越少，远徙湖南的就极其有限了。而广东、福建移民，又主要定居在湖南的南部。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在两湖的分布，由东向西逐渐减少，湖北东部的家族比例中，江西移民占80％，而在西北部还不到30％。

    阳新位于湖北省东南部，长江中游南岸，幕阜山脉北麓，地处鄂赣交界，与江西修水、武宁、瑞昌三地相接，是多山之乡，百湖之县。也是公元前221年建县，全县有两千多平方公里土地，98·3万人口，2009年财政收入7亿元。综上所说，这也就奠定了上述移民的地理特征。复原当时的移民路线，可以看到，移民是水陆并举迁入两湖。进入湖北以水路为主，移民充分利用了长江，一乘船溯江而上，先选择鄂东定居，所以东部江西移民最多。此外，在江西一侧的修水、武宁、瑞昌，通过幕阜山中段的白岭和大洞两个关口，也就是现在的316国道，成为陆路移民的主要通道。

    我们再回到移民出发地的鄱阳，为什么油墩街也成为了重要的移民点？众所周知，鄱阳农村称之为街的地方寥寥可数，鄱北：石门街、梘田街、田畈街、油墩街四个地方；鄱中：四十里街、铺田街；鄱南：永平街，全县总共不过7个。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现象？首先，我们看看街的定义，“两边有房屋的、比较宽阔的道路，通常指开设商店的地方”；《说文》说：“街，四通道也”；《三苍》说：“街，交道也”。可见街的最起码的条件——四通八达，也就是交通枢纽吧。油墩街地处我县西北，稍西有漳田河，往南有庙前湖，都与鄱阳湖相通，这是水路；陆路，它是古代通往江州，今九江的驿道的重要站点，辐射范围很大。往南与铺田街相通直达县城；往东与田畈街相直抵浮梁；往北与谢家滩、石门街相连转程安徽；往西更是登庐山访浔阳，出赣去鄂的必经之途，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加上又是古代鄱阳的居民聚集地，它之成为移民点也就不奇怪了。从我所知，油墩街周边虽然多是明代移来的都昌人，实际上作为村落早已存在，其相邻不远的汉墓群足以说明这一点。

    还是那句老调，历史需要证据，中国幅员辽阔，同地名的地方很多，未必彼油墩街就是此油墩街。不过，从阳新地区至今保留的方言土语中，也能寻到油墩街乃至鄱阳的踪迹。据研究阳新民俗的学者王炎松、何滔考证，“阳新方言，与湖北省大部分地区流行的西南官话回然有别。历史上是由于明清时期江西的移民迁居境内，使阳新方言相当接近赣方言。”当然，这两位学者只是说相当接近赣方言，而没有说是油墩街或鄱北或鄱阳方言，但从举例中我们按图索骥进行对照，就会发现下面所说的，分明是鄱阳话：如“瘦肉”叫“精肉”，“厕所”叫“东司”，“大”读成“它”，“道”读成“涛”，“坐”读成“挫”，“撞”读成“仓”，“造”读成“操”，“欢”读成“豁”，“原”读成“曰”以及幸运叫“行时”，去年叫“旧年”，女人称“云仔”，怎么办为“是何解”，英雄称“好佬”，嫁女叫“把人家”，生病叫“不好过”，干瘦叫“壳壳仂”等等等等。此外，阳新方言象鄱阳话一样，在音调上没有去声，没有卷舌声母，所有去声的“浊辅音”都被“清辅音”代替，能说这种现象仅仅是一种偶然？从地缘说，阳新接近江西的九江与宜春，为什么语言又接近我们？所以说这是因为筷子巷与油墩街的缘由。原来，油墩街也是元末明初之后的一处重要移民点。可见，在中国历史上，鄱阳人早已散落在全国各地。

    为什么鄱阳能成为当时重要的移民地？我想有三点：第一、江西地区，鄱阳也就是饶州府，曾是朱元璋建国前较早的“解放区”，洪武皇帝派他既信得过、又有才干的陶安来此任职，有推行和开辟朱元璋治国大略的意图；第二、鄱阳“齿繁地窄”，赋税过重，而幸临过鄱阳，并对鄱阳人留下较好印象的朱元璋，有意从政策上给予一点“保护”，办法就是移民；第三、这也是选择的关键，鄱阳湖赋予了鄱阳四通八达的水系，这对以水为主要交通纽带的六百多年前的王朝执政者来说，是最好的利用渠道。故此，我对瓦屑坝、筷子巷、油墩街这三个移民地，都属于鄱阳深信不疑。当移民数量骤增，需要多个疏散地时，作为瓦屑坝的补充，筷子巷、油墩街也就出现了，于是有了移民留给后裔的记忆。至于说南昌筷子巷，我查了一下地图，它离水不近。当然，它很出名，不但设有派出所，还出了个英模民警邱娥国。

    明初鄱阳湖对鄱阳最有影响的两件事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我似乎感到在现代鄱阳人眼底，鄱阳湖只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符号，因为她离我们的生活远了，我们对她的依赖少了，甚至在洪水淼天的泛期，也不再感到她力量的巨大。不像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与鄱阳湖休戚与共，依荣依存地那般亲密。其实，当我们翻开发黄的历史之页时，就会惊讶地发现，鄱阳与这个大湖的关系，远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简单，尤其是进入大明王朝之后，她为这块土地的发展，不仅奉献了无尽的资源，同时也为我们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鄱阳湖大战，可以说为鄱阳后来的历史地位，谱写了新的篇章。这里，我重点只说两点。

    第一、明初的鄱阳湖，不但奠定了朱明王朝天下，同时也提高了鄱阳的知名度。

    我们知道，明朝之前，在北纬28度一32度之间的三个大湖中，鄱阳湖是名气最小的一个。而洞庭湖与太湖，远远超过了这个原为第二大，现为第一大的淡水湖泊。这从唐诗宋词，和中国文人的笔底可以看出。为什么？文化含量低，而古人对文化含量的认定标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名人效应。湘有屈子，也就是屈原；吴有伍员，也就是伍子胥。再说洞庭湖中葬有湘君，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太湖近畔埋着泰伯，周王长子，吴氏始祖，那都是顶尖人物。正因为如此，湖庭湖畔的岳阳名传古今；而傍依太明湖的苏州、吴县更是华夏名城。鄱阳湖有什么？五水汇流，一湖清水。尽管此前，她已经有了比她古老得多的鄱阳命名，而文人们依然习惯地把她称作彭蠡。

    不可否认，这之中可能有鄱阳湖成长较为缓慢的因素，她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阶段：两汉至两晋，主要是北湖的活跃期；从南朝刘宋起，南湖开始加快了成长步伐；隋唐五代至北宋间，鄱阳湖基本上形成了现在的规模。据我国着名的地理、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研究，隋至北宋这段时期，我国的气候变暖，雨量增多，长江的径流量相应增大，水位上升。长江上游的来水，除部分分洪于洞庭湖之外，大部分倾泻东下，这就在湖口一带形成两种结果：一是分洪进彭蠡泽，也就是北湖；再就是顶托北湖出水。而这两种结果的结合，造成了鄱阳湖的南扩。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缺乏可以炫耀的人文资本。然而，是鄱阳湖大战，才让这个湖彻底走出了彭蠡的阴影：“太祖平陈日，楼船下此湖。波涛吐壮色，天地见雄图……”李梦阳首先道出了之中的缘故。也正是从这个事件起，鄱阳湖因鄱阳得名，鄱阳以鄱阳湖扬名，才算是真正的名副其实。这个大湖已经让世人刮日相看了：“鄱湖百丈锁蛟宫，向夕飘飞广漠风。云里匡庐看出没，天边日月挂西东。三江水涨银河接，万里湖面铁瓮通。此地一经龙战后，千年人识帝图雄。”袁懋谦的这首《鄱湖》，应是一首极有代表意义的诗作。昔非今比，在当时中国的五大湖中，鄱阳湖显现了无比的气魄，从此才以恢弘的气势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并给鄱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以致明太祖洪武皇帝，一度将饶州府改为鄱阳府。

    第二、明初的鄱阳湖，不但张扬了鄱阳的名气，而且成就了瓦屑坝这个移民点。

    瓦屑坝移民因为是一段历史，且不见记载，加上朴素的瓦屑坝地名，被后人为凸显儒雅，变成了瓦燮坽之称，结果让一个本应是明初较着名的移民点，变得扑索迷离，让人费尽猜测，并差点让人张冠李戴。

    莲湖的瓦燮坽，是不是就是当年的瓦屑坝？清朝就有两位学者写过相关的考证文章。一位并非鄱阳人，号作石虹，真名却叫张希良的，居然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说此瓦屑坽非彼瓦屑坝，其实他否定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与张英攀亲。另一位是我们本县的史弭，他对此也有考证，史先生对瓦屑坝的由来，虽然考证细致，但似乎并没有抓住要害。依我浅见，瓦燮坽无疑是当年的瓦屑坝，是它现在的地理位置。瓦屑坝之能成为明初的重要移民点，关键是它拥有的得天独厚地理环境，而这个得天独厚，正好与鄱阳湖的赋予分不开。熟悉瓦燮坽的都知道，它处在莲湖东部，四望湖的西岸。鄱阳的水上航线，自唐以来，经由鄱阳湖进出的最佳路线是：从饶河进祝君坽，入黄沙港西行，便是湖夹港。去南昌方向，走表恩，入鄱阳湖，然后过康山，经梅溪行经赣江支流。去湖口，洪水时，顺饶河，穿洪家叶，走北河入鄱阳湖西行；枯水时仍经表恩，绕瓢山，最后都得过老爷庙、松门山，再入北湖抵达长江。近代的航线改由龙口入湖，经瓢山或往北或往西行。至于我说的湖夹港，恐怕人们感到陌生。我认为现在曾沿莲湖东岸，那条称作为“胡家港”的水道，实际上是湖夹港的讹音。因为这条港在大莲子湖与四望湖之间，洪水时连成一体，枯水时两湖相夹，对于没有航拍准确定位的古人来说，这条深水航道，当然是湖夹之港了。那时，莲湖被称作为莲荷山，是被水与陆路隔离断的一座孤岛。孤岛东岸的瓦屑坝，就在湖夹港与黄沙港的交汇处。稍北，就是四望湖，从这里往北可以入饶河；往南通航的范围更大，鄱南及乐平、万年乃至德兴，都可以从乐安河经黄沙港直达瓦屑坝；余干，包括南昌、抚州、吉安等方向，可穿鄱阳湖经表恩，入湖夹港到瓦屑坽。处在这样的地理位置，真可谓四通八达。粗略了解瓦屑坝的地理位置后，我们还是回到明初的移民政策上。尽管明朝政府，也就是朝廷，给予了移民不少优惠，而真正自愿要求移民的，恐怕人数不多，史料中的记载可以证实，朱元璋的移民基本是强制性的。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诸如并非朝廷授意的移民，在无法动用较多兵力押送的情况下，怎样用最小的力量达到最好的效果。也就是说只要动用少数兵力，就可以控制数以万计的人群？最佳的方案，当然是选择一处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毫无疑问瓦屑坝是最理想的去所，即使每次有数万计的移民，这里也能安顿自如。官府只要动用不多的兵力，把自愿或强迫的移民集中到这里，让他们除去按照指定路线，分别登上到达目的地的运送船之外，想走别的路恐怕就非常艰难，因为鄱阳湖为移民设置了天然屏障，能说这不正是鄱阳湖，成就了瓦屑坝的移民工程。

    一个新的文化繁荣期的开始

    大明王朝前后经了历276年，276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个瞬间，但对于一个已经建县一千多年的古县来说，她不但开始走进了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时期，同时走进了一个经过漫长时间蕴酿的，文化繁荣阶段。众所周知，文化的繁荣，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经济是文化的原动力，也是文化发展的酵母。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文化有可能是一片苍白。从明代起，鄱阳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走进了商品经济时代。正是这样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才加快了水码头的发展步伐。因此我认为，明代鄱阳文化繁荣的最大特色之一，主要体现在商品经济的发达，城镇化进程的加大加快，和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三个方面，而这种发展，已经不仅为以前的朝代所没有，同时呈现出一种全方位的突破态式。

    首先，我们从农业谈起。进入大明王朝，农业的最大变化，是综合经济体制的发展。这种发展，改变了传统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自给性经济体制，而形成了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机制。尤其是随着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农林渔副较合理的协调发展，生态平衡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加以利用等，推进了农业经济中的商品地位。考虑到电视机前受众对象不同，我就“集约”一词，在这里稍稍多说几句，什么叫集约？集约与粗放相对，也就是说在同一土地面上，投入较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进行精耕细作，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增加产品总量，不是完全依靠老天，或水耕火耨，或任其自然。相反在种作上，既注意“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在选种、育苗、施肥、除虫、灌溉、收割、贮藏及翻耕、土地利用诸方面，尚科学、重经验之外，又信神重巫，讲究禁忌。明代的农民耕田，提倡“宁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凡稻田收获不种者，土宜秋耕垦，使宿稿化烂，敌粪力一倍”。到了来春播种时，“一耕之后，勤者再耕、三耕，然后施肥，则士质匀碎，而其中膏脉释化也”。在作物方面，稻、麦、糯粟米、高粱、豆、棉、麻、蔗和若干油料并存。后来又有从国外引进的玉米、山薯和花生、烟草。据明武宗正德年间编纂的《饶州府志》记载，仅帛类，便有“布、棉、麻苎数色，”“货类，棉花。”这里的色字作种类解；货，指商品。

    可想而知，素以粮食着称的鄱阳平原，在农产品结构上，已经有了很大突破。随着棉织物的增多，染料的需求也显得迫切，种蓝制靛的生产，在明朝中期也在鄱阳逐渐推广。蓝靛是种植物染料，又叫蓝青，简称靛，是从蓝草中提取的。蓝有蓼蓝、菘蓝、大青、马蓝、木蓝、苜蓝。60岁以上的人可能还有印象，早年我们不少家庭都有这种颜色的印花被心，现在贵州少数民族的蜡染，用的就是这种颜料。此外，水利设施得到进一步重视。从明宪宗成化年间起，到崇祯年间止的一百多年里，鄱阳先后有东朗、樟潭、北湖、汤湾湖、南湖、大场湖、神宝堂、新坽泉湖、车辆湖、孔目、泗溪、郭溪、荞麦湾、画湖、湘坽湖等24座圩堤建成；据《鄱阳县水利志》记载，公元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全县有大小堰坝171座。所有这些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无论技术还是水利设施，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其次，看看鄱阳当时的城镇化发展步伐。明朝初期，人们仍然以农耕为本，工商为末。然而由于倭寇，就是日本海盗对东南沿海的侵扰，在公元1403——1424年明成帝永乐年间，江西的水运逐渐成了全国商业运输的重要交通枢纽。鄱阳也不例外，饶河——鄱阳湖航道，刺激了本地商业的繁荣，土着人，尤其是南昌来鄱阳的经商者，逐渐增多。及到中期，随着徽商的西进，景德镇瓷业的空前发展，扼咽喉之道的鄱阳，商业化程度迅速提高，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1985年出版的《鄱阳县志》《商业》条说：“明万历以后，客籍商贾增加，有十多个省、州、府的商家”。尽管这种提法比较笼统，也缺少足够的说服力，但会馆的设立，完全可以证明当时鄱阳的商业状况。那么，会馆是怎么囬事？明代，在城乡的商业活动中，商人们为保护自身财产和人身安全，开始有了集会结社的习俗。这些行会商社，多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当沾亲带故，同一地区同一姓人，在一个市镇经商、聚集的人多了，为了增进乡谊、维护共同利益，就开始建立一种既含地缘因素，又具同业行会性质的联络场所，这就产生了会馆。会馆自它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四种功能：一、互助互济，增进乡谊；二、协调价格，排解矛盾；三、同乡旅社，临时贮场；四、义举庇所，集会场地。尽管这些功能，也只是一般化的商业兼地缘行为，但毕竟反映了鄱阳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并且推进了人们市民意识的增强。

    明清以来，关于会馆，历来的《县志》都有过记载，先后共建有十所。其中数徽州会馆最早，正好在明万历年间。据《长江文化史》综析，长江流域的会馆，基本在这个时间始建，由此可见，它可以排在中国第一批的会馆之列。徽州会馆额曰：“新安书院”，地址在紧挨德新桥的华光巷下首、李家巷上首的中河街。这座会馆的出现，既使鄱阳最早有了旅县商帮的公共建筑，也使鄱阳商业发展与中国商业文明达到了同步。接下来有时间记载的是都昌会馆，建于公元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地址在下河街旧名墙角巷的瓷器巷口。其余的如德化桥西的青阳会馆、务巷口东的抚州会馆、华光巷西的婺源会馆、上河街施家巷东的福建会馆、上河街徐家巷口东的湖南会馆，及左家巷口东的广东会馆，都建于清朝。之中，有本省的两座会馆，即南昌、瑞州会馆始建年不详。瑞州又叫筠阳，就是现在的高安。对于这件公案，我认为并不复杂，根据它们的建筑地点看，应该晚于徽州会馆，早于都昌会馆。南昌会馆在下河街的中和巷口下首，瑞州会馆在南昌会馆与婺源会馆之间的桑家巷口上首。当时，鄱阳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达，街市不但出了永平门，而且形成了三街并行，即正街、现在的解放街，中河街和河街。而明朝中叶，新桥以下的河街最为繁华。因此，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商帮，便占据了这些地方。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大，到明末清初，河街便向新桥以上延伸，这才以新桥为界，形成了后来的上下河街。可见，占据了下河街的不仅是时间上的抢先，同时也是他们发展规摸的领先，否则，就无法在明朝时，便在这个黄金地段存在。

    风尚变化

    只要我们走进明朝的鄱阳，就会发现－个有趣的现象，原先因水灾浸扰而使人望而生畏的滨湖地区，绝大多数从这个朝代的中叶开始，基本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并以捕捞为职业的专业渔村。这是为什么？比方说鄱阳镇的管驿前、姚公渡、东湖里。如果通过当地人叙述及家谱寻踪，这些地方尽管在明朝以前都有人家，甚至还有以渔为业的，但归根结底是在明中叶以后，才扩大了迁入。这些村落，不但有本地人，也有来投靠亲戚的外来户，甚至还有迫于无奈，盲目来碰运气的外地人，如婺源及邻近县的。因为举目无亲一无所有，才从事了捕捞这门职业。另外，也有厌烦官场的人，最典型的是明永乐年间，最后－榜进士高举和他的后人。高举当过监察御史，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罢官回家。也就是从他开始，从城里的高门，迁到祝君坽往莲湖方向走的，黄沙港边一个高墩上居住。他的子孙从此以后世代为渔，这个渔村也因为高举的身份，被称作君子里，我们土话把它叫变音了，叫浑子里。再如最近炒得火热的瓦屑坽，它的第一代住户，来自北关胡氏，查查北关胡氏家谱看，也是名门望族，官宦后裔。我就手头现有的资料，粗略地作过－个统计，莲湖、双港、珠湖、三庙前、乐丰等滨湖地区，专业渔民比较集中的村落，80%是明朝中叶，及以后从四面八方迁入的。有人奇怪，为什么从明代中期起，专业渔民会愈增愈多？要说答案也很筒单，明朝中叶之后，人们的商品经济观念越来越浓重，在这种新的思潮推动下，社会风尚发生了很大变化，弃儒经商、弃农就贾、工商为本的思想已经入渗入了人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鄱阳镇的市镇综合功能，和商品交换能力大大提高，交通枢纽型和商业服务性的特点不断凸显。清以来的历代《县志》称：“所谓‘百货归墟，帆樯云集’至此（指明朝）臻于盛轨矣”。与此同时，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改变，奢侈之习、拜金主义已经抬头。在没有钱无法生存的环境下，“抬头求天，低头求土”，远不如水中求财更来得简单、快捷，只要举手之劳便能变成金钱，靠水吃水，向鄱阳湖要饭吃，这对于具备了商品经济观念，但身无分文、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想从商且无本钱的穷苦士农来说，“茅屋深湾里，钓船横竹门。经营衣食外，犹得弄儿孙”，倒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路，水窝里反倒成了乐土，或许这也是一种“湖文化”现象。

    说到湖文化，借此机会饶舌几句。现代社会，文化一下子成了时尚词，人人个个大谈特谈。吃为饮食文化，住为民居文化，掌钱的说财文化……处处是文化，结果是谈不清楚的文化。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辞海》“文化”条中有三解(我这里引主要的两解）：1、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机构·2、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在内。《辞海》条目中的广义解释文字比较多，我只是摘引了定义的部分。因为辞书的定义太概括，以致每到具体的文化恐怕就不好谈了。这些年来我一直琢磨，文化什么是玩意？因为越是牵涉具体，越难说清楚，比方说鄱阳文化或者说湖文化，我曾经听见一位很有名气的人说，鄱阳文化就是名人文化，渔文化，戏曲文化……对此我不敢苟同。你说鄱阳有吴芮、陶侃……他们是名人，别人呢？王安石、欧阳修，解缙是名人吧？他们是哪里人？他们那个地方就不叫名人文化？同样渔民渔俗，人家也有，总不能说别人的不算只有我们的才算。京剧、越剧、黄梅戏？看来谈文化一旦陷入泛文化的怪圈，就会自己把自己弄糊涂了。我理解从广义说，文化这玩意实际上就是除大自然自身存在的－切物质之外，凡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精神和物质东西，都应该属于文化。简单点说，文化就是人类的行为习惯，就是怎样对待自己，怎样对待别人，怎样对待大自然的问题。如果你要突出你们那个地方或单位的文化，你就要必须找到你那个地区或单位，大家都认同了这种行为习惯，这才是那个地方或单位的文化，说文雅一点，找出有个性的东西。以靠水吃水为例，我们就有不同吃水习惯，我们对水的敬畏，就与人不同，我们的水崇拜，已经近乎到宗教色彩。有人可能认为我在危言耸听，故弄玄虚而夸大其词。实际上由于我们的司空习惯，而忽视了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鄱阳地区为死去的人买水，它无论是隆重程度，还是虔诚程度，都有别于其他地区，这能说不是我们绝无仅有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它的文化意义，难道会比水神崇拜逊色？我觉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难能可贵的。可惜近些年来，这种传统而古朴的鄱阳特色文化，已经在逐渐变味，变得越来越被庸俗化了，使之成了攀比、炫耀、斗富、斗势的一种表现形式，我认为这是对鄱阳文化的一种亵渎。当然，我们与湖相关而有着自身特色的文化，还有很多很多，这里不再展开。还有一点，用什么衡量有没有文化，我认为只两个字：道德。一个人连道德都丧失了，他还谈得上有文化？不是有学者说，国际经济危机会带来的是文化对应，为什么，经济危机起因多是金融，多半也是信用危机，信用是需要道德支撑的，道理就这么简单，做起来实在太不容易。

    还是回到原先的话题。明朝中叶鄱阳商业的发展和市镇化的加快，涌现一大批新兴市民阶层，虽然并不是主流，但这些人因为从商品经济发展中，意识到金钱的潜势力，所以讲究实际，注重功利，不尚空谈，更加追求享乐和审美情趣，人际关系也就出现了一种新趋向：重利寡义、贪财求富。奢侈豪华取代了俭朴，居住多砖木结构，傍水依河，前店后坊，中有天井，光线充足，建房规格超过历代，“国初（明初）风尚甚朴，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饰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咸以茅（草）为屋，裙布荆钗而已。即中产之家，前房必土樯茅盖，后房始用砖瓦，恐官府见之以为殷富也”；衣着变化也很显着，比方说旧《县志·衣食住》中说：“环城内外多仕宦，向敦朴，近日服饰，渐尚繁华，东乡士民，亦颇爱美丽，绫罗绢缎之属矣”，按照现在的时行话说，消费观念起了变化；吃的方面，奢侈之风同样开始蔓延，请客讲排场，耗费巨大。“当初设席待客，前面空菓罩五个，槟榔盒四个，每个四格，一糖色，一细壳，一小菜，一咸。案牲味五盘，盘亦大，而装亦满。而用点心一盘，如肉包、松团之类。汤三盏，先粉汤，末鱼汤。其鱼汤号为撬臀汤，以言客将去也。近身盐醋二碟，更无他物，待新亲亦不外此……今则席上约数十味，水陆具备，必觅远方珍异之物，然后发帖，非此主不足以申敬也。至如鳝鳖鳗鲡，当时名为厌纯之物，每筋（即斤）价银三四厘，今以此厚待尊客，每斤索价银二分之外，亦奇异也。”当时，就是比较贫寒的请客，也“杯盘罗列，堆积满案”。从这些笔记里，我们不但可以看出当时富家的宴请之俗，又正是这些风俗，才有了“四季时鱼”春鲇夏鲤秋鳜冬鳊，和“鄱阳三鲜”银鱼、鳗鲡与凤尾，原来这是“必觅远方珍异之物”成风带来的结果。至于人情世风，也有了很大异化，尤其是在婚姻方面，再不以门第为重，而是以钱财为标尺。明朝中叶以前是男方休妻，中叶之后可以由女方提出离婚。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市镇和市镇经济蓬勃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娱乐风盛与饶河调

    经过南宋偏安，江南地区经济文化重心的地位进一步有了凸显。虽然，鄱阳只是一定意义上的江南地区，不是后来特指的江南，也就江浙的部分地区，但毕竟一度划作过这个区域，其文化仍受这个地区的较大影响，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娱乐，尤其是戏曲。尽管后来又经历了元朝统治和元末战争，但江南的戏曲、曲艺等文艺形式，依然没有停止它的发展步伐。长江流域四大声腔：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和昆山腔，就是在这个时期，相继得到定型和兴起的。其中，海盐腔出现年代较早，昆山腔发展较迟，在昆山腔产生之前，流传较广、影晌最大数弋阳腔。到了明代，四大声腔突破了地域局限，向南北广大地区传播开来，并且在明中后期，取代了北曲杂剧的地位，成了戏曲艺术的主流。

    明朝四大声腔，之能以极迅速的步伐走出去，关键还是市镇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积累较多，一些拥有大量金银的富室巨贾，在找不到扩大投资的情况下，便追求物质和官能享受。稍有文化情趣的，追逐的享受，除要求高雅之外，五花八门的名目也渐渐地多了起来。庙会、踏青、香市各种名目的旅游、观赏、宗教以及与商业相结合的活动，无形中推动了说唱和表演艺术的繁荣。

    鄱阳不算是江南的重要商埠，却是赣北的一大市镇——景德镇的出入门户、徽商西扩的必经之途。这些优势，使它始终处在江西的突出地位。明朝学者张瀚在他的《松窗梦语·商贾记》中说：“古南昌为都会……九江据上游，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胜于建袁，以多行贾。”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鄱阳的商业地位和商业性质，为我们接受外来文化方面创造了条件，至少在传播速度上，要优于一些地区。比方说我们的乡戏——饶河调，虽说并不是这个剧种的发祥之地，却能够生根开花，我想这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追溯我国的戏曲发展历史，可谓源流久远，上可以到汉。唐朝李隆基，也就是唐明皇在宫廷创造了梨园班，所以戏曲界的后人，将他奉作为戏曲的祖师爷。南宋盛行的南戏，是北宋中期中原地区杂剧南流的产物。而元朝，不但产生了“四大声腔”，其时北方的杂剧，又优于南戏。可见戏曲的产生和发展，决非一日之功。然而，中国戏曲发展的重要时期，却是明朝。明朝是之所以说是重要时期，是这段时间推动了戏曲声腔的发展和交流。这里有一件事提请大家注意，戏曲和戏剧的区别。在辞书里，戏曲是指传统戏剧形式，它包含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杂技等各种因素，主要又是以音乐和舞蹈，为表演手段的戏剧。戏剧是泛指，包括戏曲、话剧、歌剧等的总称。

    说到戏曲声腔，我在这里只作门外谈。从相关的资料中获悉，四大声腔对戏曲艺术的影响，经历比较、认识的过程后，才对地方戏曲的定型奠定基础。明朝后期的文学家、书画家徐渭说：“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徐渭这段话是概括“四大声腔”的流行区域。而这种流行，说到底还是名自特色的使然。弋阳腔为高腔，特点是一人独唱，众人帮和，只用打击乐器伴奏，不用丝弦乐器，高亢粗犷，曲调自由，不受陈规旧套限制，有浓厚的民间色彩。它为什么流传最广，四省两京。其他三腔只在江浙，最多没有走过安徽皖南。明朝的学者顾起元有过总结：“南都（指南京）万历以前，公侯与缙绅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弋阳错用乡语，四方士客喜闻之；海盐多官语，两京人用之。”这说明弋阳腔之能被广泛接受，是它使用的语言——保留了中州语系，当时的普通话。此后，弋阳腔发展到后期，创造了一种新的调式——滚调，用行家语说，其腔调近于朗诵或“数唱”，多为一板－眼，板眼就是拍节，容易为大众接受。弋阳腔的这种形式，在现有的剧种中，只有川剧保留得最好，但音乐已经有了很大区别。我们江西地区，从后来的戏曲发展看，赣剧对弋阳腔保留得最少，弋阳腔的直接后裔只有青阳腔。根据戏曲学家分类，赣剧虽属于弋阳腔系统，只是有历史的“亲缘”关系，却很少有直接的遗传因素。虽说戏曲家把赣剧起初发源，归结在弋阳、乐平一带，指出当时主要唱弋阳腔，可是我们的饶河调中，只是偶而地有点已经变调了的弋阳腔痕迹。饶河调更多的却是昆曲、秦腔（或称梆子腔、俗称乱弹）、拨子、皮黄、浙调和文南词等声腔，这些腔调并不与弋阳腔搭界，这是为什么？答案还是那句话，鄱阳在明朝时市镇与市镇经济的发展，决定了饶河调必然会走出弋阳腔，这点，旧县志中有过记载：“东关沿河一带，多商贾集合公所，时唤昆弋两腔，演戏祭神”。因为那时，昆曲影响已经大于戈阳腔。由此可以表明，鄱阳在明朝的政治经济地位，内烁着熠熠光彩。既纳昌江、乐安河之水，又接信江之流，加上处在鄱阳湖东岸，是徽商看好的商埠，为瓷都景德镇的咽喉，南来北往的商贾，巡视查访的大员，寻欢求乐的巨富，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对时尚的追求，已经使鄱阳不但出现了像茅园里这样的“红灯区”，也有了玉龙园之类的茶馆。此外，明朝是鄱阳水神崇拜最活跃的时期，晏公庙、张王庙等庙宇，就是那个时期新建或重建的。还有，明朝又是谱牒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在堂会、庙会加上修谱等活动的催生下，除百谷登场、岁晚农闲之时，有各种演出之外，加上市会、神诞等戏曲演出。戏曲能不繁荣，南腔北调能不融汇？曾经有乐平人说，饶河调属乐平，从发祥看乐平确是饶河调发展过程中的起跑点，一个短暂厂的中转站，但饶河调的定型在鄱阳，它的版权永远只属鄱阳，况且它的名字是饶河，饶河也只为鄱阳所拥，所以我们把饶河调称之为乡戏，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关于饶河调的起始时间，目前众说纷纭，莫由一是。我认为酝酿期在明末，定型期在清代，新中国成立后有了长足发展。有人会问，你依据什么？中国戏曲发展的脉络，从明代嘉靖之后，弋阳腔和昆山腔一直竞争激烈。昆山腔又称昆曲，它是在南昌人魏良辅的精心改革下，臻于完美的。魏良辅吸收海盐腔、弋阳腔、金元北曲、江南的民间小曲等多种音乐成份，创造出一种细腻轻柔的“水磨腔”，典雅华美，文学性高，最后使昆山腔取得了较高的地位。昆腔一方面为士大夫所深爱，另一方面也为普通百姓青睐，更受富室巨贾们看重，特别是通过另一位昆山派代表人物梁辰鱼，根据昆山腔的音律、腔调写成了一部《浣纱记》后，影响迅速扩大，于是成了风靡全国的戏曲形式。

    纵观鄱阳一千多年来的文化演变，我们对文化的传承，极具开放性和引进性，吸纳快，接受多，如同鄱阳湖般有着很宽阔的包容力，加上文化上的实用性，只要中华大地上出现过的事物，转眼间鄱阳紧跟其后，也同样会留下印痕。对于这样一处极适应文化移植的地区，戏曲不可能没有，只是剧种的选择而已。所以，旧《县志》又说：“饶调由徽调演变而来”，“乡间酬神或开谱，每于春秋佳日，雇班演戏，以前均乐平班”，“乐平密迩徽婺，故其人多习之”，到后来成了饶河人所有。至干徽调，在有关的戏曲专着里是这样说的：徽戏“它的来源可以上溯到明代的弋阳、青阳、太平、四平、徽州诸腔”，这也是一个古老剧种，由此可见，我所以说饶河调酝酿于明朝，就不是空穴来风。

    淮藩，鄱阳人抹不去的记忆

    在我们鄱阳，每说起明朝的淮王时，人们便津津乐道地数起“十里磨刀石，十八里铺，三十里康，四十里街，五十里岗，六十里花桥”，这些让人感到自豪的顺口溜来，而且有鼻子有眼地把它与江西吉水才子解缙挂起了钩，说是解缙编造了上面那些话，才把淮王“引进”来鄱阳的。其实，杜撰者并不知道，淮靖王迁藩时，解缙早在公元1415年永乐十三年，让淮靖王的祖父朱棣给迫害死了。淮藩徙来鄱阳，是解缙死后26年的事，这一年是公元1436年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元年。当时，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七个儿子朱瞻墺，因为适应不了岭南的气侯，从广东韶州，今韶关落籍了鄱阳。不过，把解缙联系起来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原因。解绪与朱瞻墺父亲朱高炽的关系很好，解缙的死，就是因为朱高炽。淮王朱瞻墺的父亲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嫡长子，嫡，在宗法社会指正室，明媒正娶的，这种人所生的儿子称嫡子。朱高炽虽贵为皇太子，却不幸患有足疾，加上身体肥胖，人较懦弱，朱棣一直不喜欢他，并一度产生传位于第二个儿子朱高煦的念头。朱棣不想解缙与自己这个儿子走得太近，偏偏解缙自投罗网，他在任地方官后，居然在没有得到朱棣的恩准下，偷偷与皇太子见了面，结果朱棣以此为由，让解缙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寒天里自己活活冻死。后来朱高炽为什么又当上了皇帝呢？朱棣权衡再三，考虑朱高炽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开始时，以一万兵力，抵御了李景隆五十万大军，可以说为他的登基立下大功；二是他为人宽厚，善于凝聚人心；三是朱棣特别喜欢朱高炽的长子——后来的宣宗朱瞻基，再加上朱高炽是朱元璋最喜欢的长孙，朱棣担心背下违犯其父朱元璋所立传嫡长之制的骂名，结果还是把皇位传给了朱高炽。可是朱高炽的福份太浅，好不容易抱病守到父亲闭眼后高髙兴兴当上皇帝，却没想到只一年功夫，也两腿一蹬，随父亲朱棣去了。至亍朱瞻墺的封藩，那还是他祖父登位的第二十二个年头受封的。公元1426年，朱瞻墺的大哥朱瞻基登位，是为宣宗皇帝，第四年，便把朱瞻墺打发到了韶州。到了韶州才知道此地实在难熬，多次向大哥要求挪个地方，却一直没有如愿，直到大侄子英宗朱祁镇坐上金銮宝座后，才如愿以偿迁徙来到鄱阳。

    淮王来鄱，对不了解内情的人说，似是本地的一份荣耀。其实，地方有了那么一位王室之后，当地的日子并不好过。从这一年起，鄱阳这块土地的人民是雪上加霜，走进了水深火热，因为沉重的负担，己经落在了这块土地的人民身上。

    我们都知道，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历代皇帝中最专权的皇帝，他为了把天下占为朱姓，让自己的子孙世代承袭帝位，不惜大杀功臣，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皇族的举措。他把26个儿子分封到全国各地，以达到“藩屏国家，备侮御边，夹辅王室”的目的。朱元璋这一开头，明王朝在两百多年间，先后共册封亲王289位，靖王11位。这些亲王的嫡长子，又立为王世子，长孙立王世孙，世代袭承亲王的名位。亲王们其他的儿子，也封为郡王。所以明王朝郡王以下、奉国中尉以上的子孙辈，不计其数。按照朱明王朝建藩之初的规定，在政治上藩王不仅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王府官还可以兼行省参政，当任地方行政首长，执掌地方兵权，也就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后来这些政治待遇受到了削弱，朱元璋后期，意识到藩王权重对皇权是个威胁，才又补充了一些限制措施。而经济优厚待遇依然照旧，岁禄原为5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50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的开支。最后，还是朱元璋自己发现，这些待遇财政确实不堪负担，便于公元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对藩王待遇重新作了规定：亲王禄米1万石，郡王禄米2千石，镇国将军8百石，奉国将军6百石，镇国中尉4百石，辅国中尉3百石，奉国中尉2百石，公主及驸马2千石。所有这些支出，朝廷不出分文，倒霉的是老百姓，统统摊到所在地的每个人头上。据史料记载，我们江西有三个藩王，除宁王之外，还有淮、益（封地建昌，即抚州南城）二王。而淮、益二王一年的负担是多少？当时二府（包括弋阳）各府郡王，镇国、辅国、奉国将军，中尉及养赡妃嫔夫人共计388位，全年该供银90021两4钱4厘；各府庶人共60位，寡妇、庶女61位，全年该供银3368两4钱；各府县主、郡君、县君、乡君、仪嫔共221位，又丧偶县主、郡县乡君、仪嫔36位，合计全年该供银18372两7钱5分5厘；三类总计该供银118372两4钱5分9厘。除此之外，还要摊派“冠服、婚丧、屋料屑琐、不啻米盐”。有人以公元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为例，全国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而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则达853万石，占全国税粮总收入的37%。从这些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豢养这些藩王是谈何容易的事，能说他们来后，人民不加重了水深火热。

    朱瞻墺的迁藩，为什么直到宣宗死后才实现？朱瞻基和朱瞻墺虽然同为朱高炽的儿子，却是异母所生，朱瞻墺的母亲不是正室，他是庶出。就是这么一个亲王，在鄱阳还是下传了九代，直到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最后一个淮王朱翊钜病死为止，前后历时180年。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鄱阳人为他们付出了该有多少？当然，这里还不包括封地在永丰（今广丰）、清江、南康、德兴、高安、上饶、吉安、广信的9支，在浙江、福建、湖南等地散落的7支。

    据史料记载，来鄱阳的淮王一般还算可以，难免也有横暴乡里的。说到这里，不得不说说那位，封为淮定王的第五代淮王朱佑棨，他是历代淮王中，最让鄱阳人头痛的一位魔王。朱佑棨是朱瞻墺的曾孙，这人生来就运气好，他伯父朱见濂没有儿子，朱佑棨便过继给伯父为嗣子。朱见濂死后，先是朱佑棨的亲生父亲朱见淀承了王位。公元1505年明孝宗弘治十八年，朱见淀病逝，朱佑棨这才袭封为淮王。就是这位花花太岁，成了历代淮王中，最让鄱阳人深恶痛绝的一位。连《明史》都说他“游戏无度，左右倚势暴横，境内苦之。”淮王抢亲，说的就是他。老百姓婚嫁，他强抢新娘进王府，要让他享受三天初夜后才放人出来。他放髙利贷，催逼起息钱来，不顾别人死活。民间对于这位亲王的劣迹，传闻很多，其罪恶只四个字：磬竹难书。可想而知，当时鄱阳人的日子有多么不易。

    尽管淮王们是压在鄱阳人头上的一座大山，但任何事情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淮藩的徙入，加重了鄱阳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又或多少带来一些积极作用，那就是给文化一定的推动。按后来的明室规定，藩王们虽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仍受到很多限制。比方说不得干预地方事务，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不得经商赚钱取财，为了防止亲王和朝臣勾结，还规定亲王每三年才能到北京朝见一次，平时只能在藩府附近活动，外出要记录备案等等。这些限制，使他们不得不过着纯碎的腐化糜烂寄生生活。之中，对于品质较好的，也就有了一些情趣上的爱好，诸如在琴棋书画、诗词园林下功夫。当年，县城的淮王府在桃源山，就是现在的人民医院、博物馆、鄱阳宾馆、五一小学、老粮食局、包括紫金山步行街一带。这里曾经做过府衙，是因为朱瞻墺徙藩，便腾了出来。从第二代淮藩朱祁铨开始，建起了永寿宫，并打造了八景。应该说这为鄱阳的园林文化，留下了一笔遗产。至于游城境内的淮王坦，那是他们的别业，即现在所说的别墅。

    本来，明朝离现在也不太远，最后一位淮王距今也不过是393年，可是桃源山的王府、淮王坦的别业、韩山一带王墓，为什么都早己荡然无存？有人归罪鄱阳乡风不好，我看未必。试想，如果淮王们象颜真卿、范仲淹他们那样，鄱阳人难道不会认真保护他们的遗物？看来还是验正了那句老话：多行不义必自毙，人们早已对这些寄生者恨之入骨，恐怕不待他们尸寒，便有人掘墓雪恨了。如今，就连因改建王府而被后人改名的王府山名，也正在逐渐地走出历史。至此，能勾起人们惟一记忆的，是幸存鄱阳宾馆门前的那对石狮子，因为它只是一对看门的瑞兽。

    水神崇拜的盛行

    水神崇拜是一种古老的自然崇拜形式，原基于“水是万物之源”、“水是农业的命脉”这些朴素的认识，赋予水种种神秘力量，幻想创造出许多水神形象，对其进行顶礼膜拜。

    鄱阳自古河网交织，水系发达，有各种的水体形式，因此也是水灵崇拜较早的地区。早在唐朝，就有诗人李嘉佑，用诗描写过鄱阳祀祭水神的盛况：“南方淫祀古风俗，楚妪解唱迎神曲。枪枪铜鼓芦叶深，寂寂琼筵江水绿。雨过风清洲渚闲，椒浆醉尽迎神还。帝女凌空下湘岸，番君隔浦向尧山。月隐囬塘犹自舞，一门依寄神之祜。韩康灵药不复求，扁鹊医方曾莫睹。逐客临江空自悲，月明流水已无时。听此迎神送神曲，携觞欲吊屈原祠。”李嘉佑当过鄱阳地方官，而且有三年时间，对鄱阳的风土人情有较深的了解。这首诗不但抒发了诗人的朴素唯物主义感情，也真实地记录了鄱阳当时的水神崇拜盛况。

    从鄱阳的水神信仰看，唐宋之际包括此前，主要还是以龙为主体和风伯雨师之类的的自然神，如三国时出现黄龙后，于是有了黄龙庙；北宋时流传的范仲淹借海沙，以及传说治鳌鱼中出现的龙王龙女。南宋以前凰岗虽然有龙居寺，但只是寺而不是庙，里面有和尚主持，仍属释家而不算神灵信仰，取龙居之名是因地理环境。至于对人物的崇拜，宋之前也有，查之有据的，如上面诗中的“屈原祠”，吴芮长沙王庙或称吴王庙；接着有桂湖黄、文龙湾邓、道汊曹、湾头陈四姓联建的包拯生祠——大人庙；韩山韩信庙等。这些庙所祀奉的已经是人物了，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庇护神，而是人格神。有的则是祖先，如韩信庙为韩山何氏所祀，相传子孙为避吕氏加害，改韩为何，避之韩山。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到明朝时，鄱阳的水神信仰不但愈演愈烈，并且具有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鄱阳的水神不仅是人物神、外来神，而且不再是人格神。鄱阳水神祀奉的，多的中国特色的民间诸神，甚至多到全县各地，各以自己的乡俗奉出一个神灵，而这些神灵多半与水相关，或有过水上救助行为的，或因溺水而亡的，死后便奉之为水神。带普通性的主要有：屈原、长江三水府中的定江王、金龙四大王、杨泗将军、晏公、萧公爷爷等。这些水神中除屈原为大家熟悉之外，其他的可能不一定清楚。先说定江王，至今只知道他的传说，不知其为何人，就其定江王的神名，顾名思义是江神，全称为中水府济远定江王，唐初风送王勃到滕王阁的，就是这位尊神。朱陈鄱阳湖大战时，助过朱元璋，鄱阳湖的老爷庙有他的神位；金龙四大王为浙人谢绪；杨泗将军至今没有定论，之中有种说法，说他就是当年被岳飞围剿的杨么；晏公为元未文锦堂长晏戌仔，临江人；萧么爷爷为萧伯轩，新淦人。此外，如莲湖慕礼有位当地祀奉的汪大帝，据说是一位溺死的徽州人；又如内青的北大帝，像这样的情况鄱阳很多。

    二、不少水神是明朝敕封的，明朝时鄱阳建的水神庙也多。金龙四大王、晏公爷爷、萧公爷爷这些人之能成为神，多半与朱元璋有关，而且都是受他敕封为神明的。在《鄱阳县志》(民国稿）的石王山庙条中，附有这样一段话：“历代封神，以明代为最滥，着于《明史》礼志者，斑斑可考。本县为明太祖曾经行幸之地。朱陈鄱湖之战，史称得于神佑者为多，封神之说，亦以本县流传最盛。”这段话尽管说明了鄱阳在明朝时神灵信仰的状况，但并不知道不少神已在江南广大地区落户。如上面所列举的水神，早在鄱阳之前，便在长江沿岸和江浙出现。这些水神又差不多从明朝开始，便落籍鄱阳镇及周边地区，像管驿前的晏公庙、高门的七胜庙、石灰巷的杨泗庙、双港龙王山的龙王庙、南门河边的屈原庙或称水府庙；建在柴家巷口，同为祀屈原，却作称公公堂的三闾庙等等。

    三、不少庇护神的功能由保境安民向水神功能转换，即使是商家，也都把祈祷水情摆在第一位，数张王庙最典型。张王庙祀奉唐朝的张巡，有人说是祀张士诚，这是不准确的。张巡生于公元708年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3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高中进士一甲，为探花。后受奸相李林甫排挤离开京城，先后任河北清河、安徽亳州、河南鹿邑县令。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造反，张巡因抗安禄山屡立战功，升为礼部主客郎中、河南节度副使，成为朝廷四品官员。张巡是在公元757年肃宗至德二年的河南睢阳保卫战中，不幸被俘而遭杀害的。此后，他与其部下许远被人们奉为安境保民神，并且庙立全国各地。明朝以前，鄱阳就有张王庙，后坍圯，公元1410年明永乐八年，知府李益重修，以后屡圮屡修。为什么说张王庙不是祀张士诚？因为朱元璋这人心胸狭隘，对他的敌手从来都是恨之入骨的。江浙富人帮了张士诚，他登位便将这些富人移民到濠州种田，并且不准返乡探亲；鄱阳湖以西的人帮了陈友谅，结果以加重赋税来惩治。如果鄱阳人将张士诚奉为神灵，能会有好果子吃。事实上从明朝起，地方官不仅大肆宣扬张王菩萨，而且使他的庇护功能逐渐地得到改变，因为商市的东移，水码头的延伸，船家对有求必应的张王菩萨有了新的乞求，以致公元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张巡被加封为“江西鄱阳湖显佑安澜之神”，从此名正言顺地正式司起了水神之职。

    四、龙崇拜逐渐淡化，从自然信仰、动物信仰到人物神，实用性越来越强，功利色彩越来越重。照道理说，龙崇拜是我们中国水神崇拜中的一个普遍现象，然而，明朝时的鄱阳人却淡化了对龙的崇拜。鄱阳的龙王庙本来就不多，上规模或名气稍大点的鄱阳镇有黄龙庙，双港龙王山的龙王庙，如果把带龙字的都算上，凰岗还有座龙居寺。实际上真正祀奉龙王的只有两座。为什么会对龙的敬畏减弱呢？这是因为龙只为公共神，而每个乡镇、村落开始兴起了地方神，大村有大村的福主，小村联合起来造庙供出自己的福主。中国民间诸神的色彩，在鄱阳越来越浓。这种现象的产生，归结起来还是与洪武皇帝分不开。中国历代王朝的开国皇帝，都自封为真命天子，真命天子都是会受到神祗庇护的。皇帝都如此，老百姓能不效仿。实用，目的就是让神走进百姓，以使偶像的作用更好地发挥。于是鄱阳湖畔以水谋生、水中求财的贫苦老百姓，似乎又多了一个靠山，多了一份依赖。

    五、祀神活动越来越频繁，敬畏也越来越多。明朝的鄱阳民间，既有对祖先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又有对天地万物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宗教神灵的信仰与崇拜和民间俗神的信仰与崇拜，这种多样性的信仰与崇拜，便派生出一系列的祭祀风俗与习尚。每有灾异、瘟疫发生，乡民便虔诚敬奉神灵，以求消禳灾祸。而消禳灾异的方式，除祈伏祷告之外，常举行各种祭祀活动，最隆重的数打醮和抬神游街。从这个时候起，敬祀活动中繁华的仪节、丰富的供品、参与者的投入、信仰者的真挚，既让人感动，又使人感概。人们不分贵贱，不分长幼，个个是主角，处处有表现，事事有讲究。“其祭，果饼必圆，分瓜必牙错，瓣刻之如莲华。”“纸肆市月光纸，给满月像”，“把猪头当作大祭品，也奉献最好的鸡鹅鸭及米饭，一大壶酒，把祭品摆在神面前，”“每早晚都献香及其他的香料”。就是平时，每有船只远行，或重大的渔事活动，人们也常常买来猪头，摆在船头，向经行的庙宇顶礼膜拜，以乞求平安顺达。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多彩的风俗

    我曾经说过，从明朝起，鄱阳已经走向文化繁荣期，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文化有个重要的要素，它具有极强的传承性，即－代－代地相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作为精神范畴的风俗，据我所知，我们有不少的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并至今仍在延读。

    我们知道，进入明朝后，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到明中叶，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现象，不但有了市镇与市镇经济，而且城镇市民队伍也不断壮大，并成为社会的一支重要新生力量。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以及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物质生活提高，传统的观念受到了冲击。新思想、新追求、新风尚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气发生变化。明朝初期的或以前的拘谨、守成、俭约的“敦厚俭朴”风气有了新的突破，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商品的诱惑，催长了消费和享受的欲望，人们由“趋新慕异”的倾向，演变到“浮靡奢侈”的行为，日长月久，逐渐地形成了一种风气。鄱阳在明中叶以后，市场和市场经济，已经初具了一定规模，商业交往不断扩大，商业流动迅速加快，南北文化不断融入，使我们不少精神的、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不但从那个时候开始更加丰富和丰满了起来，而且－代一传承直至今天仍在沿袭。归纳起来，大概有下面这些主要方面：

    一、商俗：我曾经在拙作《鄱阳风俗谈屑》中说过，本县人尤其喜欢打爆竹，可以说偌大的鄱阳镇，每天都能听到燃放编爆的声音。特别是近几年来，县城规模扩大了，街道纵横，商铺鳞次，天天都有新店开张，天天都有打爆竹祝贺的场面。尽管这都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但追溯起来，这种店铺开业不但要举行仪式，而且还须亲戚朋友相贺的商俗，就是从明朝传承下来的。明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说：“市肆初开，必盛张鼓乐，广结彩缯，贺者持果核堆盘，围以屏风祀神”，稍有不同的是，不持果核堆盘，不围以屏风祀神，而送花篮打爆竹而已，但开张的隆重这一商俗，仍在继读传承。此外，又如厨师这一职业，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至今经久不衰的；还有用响器并根据响器的不同来招徕顾客、伢人也就是现在的经纪人、茶馆、没有自来水以前的送水工以及挑脚夫等等，都是从那个时候才有的。尤其是店铺集中列肆，形成街市这一商业行为，也是自明中叶以后才有的事。可能有人对我这一说法持有异议，并拿出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例。不可否认，历史发展到北宋，商业已经发达了，《清明上河图》也有－定的反映，且还没有发达到集中列肆的地步。

    二、饮食：鄱阳历为水码头，饮业业一向发达，如果认真追溯起来，不少饮食习俗，是从明朝传承下来的。在前面谈明朝风尚变化时，我稍微涉及到一点饮食方面的话题，讲究时鲜、排场、阔气、奢侈。除此之外，明朝在吃俗还有大特点，一是官绅食俗讲究等级，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看客下菜；二是改进了豆制品的做法，扩大了豆制品的品种。虽然我国饮用豆制品的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但制作技术的提高却在明朝。豆腐制作由“自淀”法改为凝固剂生成，用行话说下卤或点石膏，于是才有了豆腐皮等多种多样的豆制品。皮蛋的制作也是从明朝才有的。三是茶肆酒楼渐成规模，而且具有社交生活的重要功能。在明代，不但大酒楼兴建成风，而且文化色彩特别浓重，名人题字的匾额，衣冠鲜丽的招待员，也都是从这个时候形成时尚的。精美小吃，经济实惠成了酒楼茶肆的经营特色，人们开始将重要的社会交往安排到这些场所。

    三、居住：到了明朝，居民住宅不仅讲究以封闭式院落为单元，沿纵轴线布局的格式，崇尚风水、注意禁忌，以及有了上梁的仪式。上梁选择时辰，多在夜半；砌灶有讲究，备料有要求，朝向更重要。像这些风俗，至今仍为不少人津津乐道。

    四、器用：近些年来，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人们对衣食住行用的追求也越来越讲究。尤其是一些已经富起来的人，他们由于资本和资金的积累，远远超过了一般生活水平的消费，追求的目光和标准也越来越高，于是出现了一股仿古热潮，以家具为例，表现得更为突出，然而对于这些仿古家具，无论从式样或用料看，又都以明代家具为样板，比方说实木方桌、太师椅、圈椅、靠背椅等等，都数明代最讲究，从式样到用料至今仍以明朝的为好。

    五、婚育丧葬：这些年来，我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鄱阳无愧礼仪之邦。婚育喜丧，只要一到鄱阳，名目不但繁多，而且不断翻新，不是一般的复杂。其实，这之中我们的不少礼节，多是人云亦云，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来自何时，为何才有。据我所知，有不少这方面的风俗，早属古已有之的，至少有这几个方面，如：育儿方面，妇女怀孕称有喜，小儿出生吃喜面，做满月、剃胎发；婚娶方面，如迎亲的前一天，男方备礼到女方家催妆，女方派人到到男家看新房陈设，即俗称的铺房等，从明朝起鄱阳便有了这类的规距。至于老死病故，坟墓的大小由官阶而定，但平民百姓坟地面积不超过六尺起盘的规定，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又如在亡人头前点引路灯、丧家搭彩棚、哭丧、为亡人合拢眼睛、摔丧盆、追七等风俗，都是起于明朝并一直传承至今。

    六、岁时：年节的风俗有不少是从远古传下来的，不过到了明朝，鄱阳的岁时活动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以春天为例，至少在三个大方面至今仍在传承。一是过年的喜庆色彩增加了，这时候开始赛放报竹、打年糕、吃隔年饭、搭牌楼、打太平鼓等；二是立春日的活动多起来了，鞭春牛、吃春饼的风俗渐渐地在鄱阳时行；三是清明节多了不少规矩，为死者烧香、上供、而且必须烧一种特制的纸，在坟头除草添土或修墓立碑，再是在这个节令前后踏青郊游；到了夏天，端午龙舟竞渡已带普遍性质，龙船的制作都有十多丈长，五月十三的关公生日，吃立夏粑、六月六晒虫等习俗，走进了千家万户；七月十四、十五为亡人烧纸衣、放河灯，八月中秋以西瓜圆饼赏月等秋俗；进入冬季，十日朝的打麻糍果、过冬至，腊月二十三、二十四的祭灶神，除夕晚上点岁灯、关门，初一五更的开门等岁时风俗，寻根溯源，也都是从这个时候形成并沿袭下来，直至今天人们仍津乐道的。

    当然，这些风俗也不完全是鄱阳绝无仅有，但这些风俗在传播和保留上，却有着我们鄱阳自身的特色和特点，归纳起来我认为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接受的速度快，虽然多是移植，但能很好融入，有的甚至成为当地经久不衰的特色风俗，比方饶埠的太平鼓，凰岗的放河灯。

    第二、能有机地消化与吸收，使其更加本土化，比方说我们的餐饮业。

    第三、在传承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增强了渗透力，壮大了生命力，所以能沿袭到今天。

    明朝的士人和几个典型人物（上）

    进入明朝，鄱阳正式入榜的进士前后有63位，姜金和考得最好，嘉靖二十九年庚戊科唐汝揖榜探花，也就是说按照朝廷规定，属一甲即进士及第，名列第三；第二名即榜眼叫吕调和。尽管如此，明朝鄱阳的进士与江西进士总数相比，人数要少得多，明朝江西进士为2690人，鄱阳只占当时总数的2·3%。不过，除进士之外，举人的名额还可以，除考上进士的还有124人。加上荐辟入仕的，包括贤良、明经、人才、老椽等名目在内又有100人，这样算起来，取得做官入场卷的一共有287人，总体数字还是可观，多少体现了一点大县地位。

    由干明朝鄱阳的进士少，进入上层的概率地低。举人和荐辟人虽然有这么多，他们毕竟资格不够。所以很难有个把宰相副宰相出现。明朝官职最高的是童轩和余祜，童轩为景泰二年辛未科进士，成化六年的南礼部尚书，从二品。明朝设两个六部，北京和南京，朝廷在北京，为北六部，是实职。而南京是朱元璋立都的所在，像征性的机构，属虚职，是只享受待遇的荣誉性职务。余祜为弘治十二年己未科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从二品。明朝那多鄱阳人，又都做了哪些官？基本上是地方官，品级不大高，运气好点的是知府，知县或相当于这个品级的多点，地方幕僚占的职数也不少。

    就当时的教育情况看，那时鄱阳的教育并不落后，府学、县学、私塾同时并举，另外还开办了“白云”、“忠宣”、“浮洲”、“菁莪”、“里仁”、“芝山”6座书院。除“菁莪书院”为淮藩家族书院之外，其余5座全都面向社会。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明朝的科举制度，设科多，录取进士比例大，中举后没有官做的概率也很髙。第二，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人们脚下的路宽了、多了，能富即贵，不一定非要求得功名才能富贵。相反，对功名看得重的倒是贫寒家庭的人，以求得一官半职改变自己或全家的命运，如同现在走出农门。第三，明朝到了中后期，由于财政入不敷出，有钱能使鬼推磨，考不上功名同样能买得到官做。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明朝因为朱元璋的专制，给后来他们的子孙带来了很多的隐患。从表面上看，朱元璋为子孙后代的承传皇位打好了基础，凡是开国有功的，或在他眼里有能为的，都让他杀的杀，害的害死了，结果为宦官当权创造了条件。朱元璋满以杀了功臣，就替子孙办了件好事。没想到这事办得糟糕。他死后第四个年头，自己的儿子夺了法定孙子的王位，朱棣以靖难之役当上了皇帝，之造成这种局面，是因没有老臣、重臣站出保驾。从此以后，朝廷的乱，在人们眼底是朱家王朝自巳内部的事，也就不愿学狗咬耗子。自洪武、永乐皇帝之后，朱家敢做敢为的子孙，都当不了几天皇帝，胡而混之、不理朝纲的，反而顺顺利利地“万岁”几十年。可想而知，皇帝不理国是，宦官为非作歹，首辅重权在握，奸臣独揽专权，官场风云谲变，买官鬻爵成风，腐败日渐加剧。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从小受平民文化熏陶鄱阳人，一直接受着谋生容易，安土重迁，小富则安环境的影响，因此有着好争是非曲直，无心精于权术的习惯。就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下，并逐渐树立了工商为本的观念，仍没有抛弃长期过紧日子的传统，就把坚持以道德为立身准则，以诚信为处世待人信条，又不愿意放弃“有时当作无时过”的“美德”，其前途当然可想而知。尽管如此，这些多少还算是能应付官场的，至于一些不谙事体者，不仅失意官场，更有甚者，反落得家破人亡，株连九族的下场，这之中最典型的是胡闰。

    胡闰，字松友，鄱阳镇人，生于元末，从小潜心儒学，博览经书，平时以苍松自许，成年后曾在番君庙讲学授徒。一次无事，在庙壁上画了幅《苍虬出壑图》，并自题诗一首：“幽人无俗怀，写此苍龙骨。九天风雨来，飞腾作灵物。”也该当胡闰时来运转，朱元璋幸驾鄱阳，无意中看到胡闰的诗。别看朱元璋是过河拆桥的人，未成事之前也算个虚怀若谷，求贤若渴的明君，只是后来一阔脸就变，杀人头渐多。他觉得胡闰很有抱负，当时便召见了胡闰。过了几年，朱洪武当上了皇帝，饶州府又荐辟胡闰为“人才”，临行进京前，好友吴存、何英、徐素三位鄱阳耆宿，再三叮嘱胡闰对皇帝要忠贞不二，胡闰便把这话死死牢记在心。进京后，胡闰弄了个都督府都事的官职，照现在的职务是文书收发，从七品。不久改为经历，工作性质未变，级别高了一点，从六级。朱元璋死后，他孙子朱允炆继位，胡闰升为右补阙，谏官。公元1042年建文四年，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占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当上皇帝，先是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方孝孺不从，方被株连十族；接着传胡闰、高翔上殿，这两个人听说建文帝死了，便都穿着孝服，望着宫门放声大哭。朱棣恼怒，命胡闰换下孝服，胡闰不仅不换，反而证证有词，朱棣大怒，先是命人敲掉胡闰的牙齿，接着将他缢死，还不解恨，又把他的尸体浸在石灰水中，剥皮填草悬坊示众。这还不算，又差官校奔赴鄱阳，将胡闰一家，包括族人在内共217口全部斩杀。公元1409年永乐七年，朱棣又命人对奸党进行穷治，又招致胡闰47户亲戚受到株连，其中41户在监狱和充军中死绝。

    第二个典型是余廷瓒，字伯献，公元1514年明武宗正德九年甲戌科唐皋榜进士，官行人司司副。行人司说白了就是搞接待的，正司为七品，余廷瓒为从七品。从仕途进程看，余廷瓒倒是运气蛮好的。问题是这位主政的皇帝朱厚照，是位荒唐天子。他登基后成天游山观水，谓之曰巡幸。几次北上之后，于公元1519年正德十四年又要南巡，当时一大批朝臣接连上奏劝阻。夏历四月十八日，朱皇帝将为头的抓起来投入监狱。四月二十日，余廷瓒等接着上奏阻止，朱皇帝再将这些人抓捕。四月二十三日，朱厚照下令，公开杖责所有反对过他的大臣，余廷瓒也在其中，结果困杖伤致死。

    第三位典型是陈嘉训，字彝仲，小名思岗，民间叫他子岗，双港小华人。三个人中，他时运最好。陈嘉训是公元1589年万历十七年已丑科焦端榜进士，也是行人职务。后来，调入吏科任给事中。别看这只是个正六品的官职，却是朱元璋特设。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鉴于宋元两朝君弱臣强，朝廷权力失控乃至崩溃的教训，和胡惟庸谋反的刺激，革除丞相制，把丞相之权分于六部。为了不使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对应六部特设六科给事中，对六部权力加以牵制监督。六科给事中不隶属任何部门，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既有参政议政的谏议权，又有监察弹劾权，属于皇帝近臣。在这个职务上，陈嘉训办事认真，秉公执法，弹劾过福建、浙江的巡抚，也就是省长。明朝有个规定，下级弹劾上级，即使非常正确，也还是要受处分的，越级的处分更惨，轻则丢了俸禄，重则招来杀身之祸。那么，陈嘉训的所为，无形中给自己的前程设下了重重坎坷。公元1604年神宗万历三十二年，陈嘉训被调出北京，任南京吏科给事中。职级不变，权力削减。不过，虚名倒也不错，朝野上下都说他敢言敢当。到南京后的陈嘉训，按照明朝的官场游戏规则，应该收敛一点才好，反正薪俸不少，一年有5、60两雪花银。无奈陈嘉训本性不改，四处搜集曾任万历二十二年首辅大臣、沈一贯纳贿乱政的劣迹。沈一贯当然经不住查，但是神宗还是袒护“沈爱卿”。陈嘉训的处境险恶，幸好沈一贯识趣，自己再三辞职，回乡养老。陈嘉训看起来占了上风，却落得削俸撤职，谪贬返乡，以致造成老死无钱下葬的悲惨下场。关于陈嘉训，鄱阳坊间曾流传了他很多的传闻：什么与十八坊十八进士作对，什么为孙家人打官司，什么双港塔镇风水等等。这些传闻虽然都从正面褒扬了他，却多是移花接木的杜撰。以双港塔为例，双港塔建于公元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建塔的主持人是县令顾自植。他听说龙头山下面的双港湾，是龙潭所在，有龙经常出没，常常危及到来往船只和打鱼人的安全，于是建起了龙王庙和双港塔，这原与陈嘉训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结果弄得有鼻子有眼，说是为了镇陈家的风水。声明一句，我与小华陈家既不同宗也不同族，说这些只是就历史讲历史，没有别的意思。

    明朝的士人和几个典型人物（下）

    因为是说典型，所以将他们分别归类。前面说过胡闰、余廷瓒和陈嘉训，下面我想分两种类型说。一是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两个人，再是明朝在鄱阳有点影响的人物。

    在朱元璋时代，有两个人不得不说，一是吴宏，再是刘炳。吴宏在旧《县志》中没有一席之地，可能属于有争议的人物。他一会投元兵，一会投陈友谅，最后再投朱元璋。按照儒家思想，这人的气节有问题，但他自己不这样看：“番君初事秦，继而思楚，事汉，史卒称忠，以其义耳”。从《饶州府志·吴宏》条中看，吴宏当时起事，可以说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农民起义军打来了，那时鄱阳还是元朝的皇土，便自发号召周边县的人，一同起来抵抗“流寇”。当时他的初衷只一条，怎样减少鄱阳或饶州人的损失，这才是他认定的主要目标，我认为这正是吴宏的可贵之处。此外，吴宏这个人不过河拆桥，为了自己的利益给别人设套套。元朝人封他官叫他杀同时起事的人，他不干，因为起事的时候，他与大家曾有过承诺。何谓一诺千金？这就是。他是识时务者，虽然他不受儒家喜爱，且充满了墨家的思想，我认为这也是鄱阳平民文化，在某件事某个人上的一种体现。事实上吴宏造福了乡梓，当后来朱元璋登上了皇帝宝座后，在落实赋税政策时，鄱阳，包括整个饶州，比起袁州和江西其他地区，都得到了较好优待，因为在朱元璋眼底，鄱阳是积极支持他而不是陈友谅的，这能说不是吴宏的功劳！吴宏后来官拜中书左丞，为正二品官员，那是在朱明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时间不长。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他就病故了，如果不死，说不定也弄来个常遇春他们的下场。

    刘炳，字彦昺，鄱阳义城，现随鱼山划归景德镇人。在鄱阳，他的名气比吴宏大，至少从刘炳遗存的诗文中，证明他不但是读书人，而且还是个有点名气的诗人。从刘炳的传文中可以看出，刘炳不仅受过良好的教育，从小也很有政治抱负。“自怜少年心志狂，赤手直欲攀扶桑”，少年起便雄心勃勃，有凌云之志。但是，在他投奔朱元璋之前，颇经历了一番周折。后来总算找对了路，成了朱元璋的中书签典，文书收发吧。公元1363年元至正二十三年鄱阳湖大战前夕，陈友谅率六十万大军攻打南昌。鄱阳湖周边失陷，告急文书不断飞往南京，在朱元璋召开应对会议时，刘炳凭着对鄱阳湖环境的熟悉，出了一些好主意并被朱元璋采纳。可以说一场轰轰烈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中国水战史上的奇迹产生，刘炳是有汗马功劳的，因而升任为中书博士厅堂议典签。以后，他又随朱元璋的养子、乐平人沐英，总兵官傅友德先后转战福建、吐鲁藩。刘炳后半生一度因眼疾而辞官，朱元璋仍要他复出，后不得不出任为东阿县知县，69岁时病故，留下《春雨轩集》传世。

    在大明王朝，以进士之身跻身宦海，并留下声名的在旧《县志》里有不少人，1994年江西省出版史志编辑部出版的，《江西编着人物传略》一书中，收录明代鄱阳籍的编着人物共有17位，其中还有一位叫张敔的音乐家、一位号克新的和尚诗人兼佛学家。我这里主要说两个人：童轩、刘应麒，再就是为扩大鄱阳影响作出过贡献的占雨时。

    童轩，字士昂，公元1424年生，卒年无考，公元1451年明代宗景泰二年辛未科柯潜榜进士。起初，授南吏科给事中，任职期中，上书淘汰冗员、考察官员、选择优秀教谕、关心人民疾苦等条陈，为代宗所采纳。英宗复位之后，他又上书平息盗匪、安定社会、保障人民生活等建议，得到英宗嘉许。不久，改为户科给事中，并主持过一次全国会试。宪宗即位之后，他又上书新皇帝，“治国之本在隆圣德、用贤才、纳忠谏、爱小民、平盗匪、安边疆”。童轩历官都给事中、浙江寿昌，今浙江建德县寿昌镇县令、云南提学佥事、太常寺卿、都察院部都御史、提都松潘军务兼巡抚、南京吏部侍郎及尚书。公元1479年明宪宗成化十五年，童轩因精通天文、历法，以天官学召入南京钦天监任太常寺少卿，掌管钦天监事。在任职期间，通过勘议，考订了历法气期争差之误，并向皇帝进写了《历日疏》。童轩综合自己多年对历法的研究、实验、考证，在肯定天体运动规律的同时，指出了人类对这种规律的认识和掌握，提出了尊重客观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相统一的认识观，这在15世纪中叶的中国，是不可多得的。童轩有《清风亭稿》10卷、《枕肱集》20卷、《纪梦要览》3卷、《海浩涓谈》、《谕蜀稿》、《筹边录》等着作传世。

    刘应麒，字道征，县城东门口一带人，公元1569年明穆宗隆庆三年戊辰科罗万化榜进士。历任广西督学、四川参政、湖广巡抚、南大理卿、兵部侍郎。从官的职务看，在明朝他是仅次于童轩、余祜的一位，正三品，相当于副省部级。如果说做官的机会，刘应麒属于比较好的，他在赐进士出身之后，被选作了庶常官。庶常官又叫庶吉士。虽然这只是一个九品官，而且不是实职，但前程无限。因为一旦被选中为庶吉士，就是通常说的点了翰林。他们先是留在翰林院，研究历朝经籍典故、治国用人之术，以备日后晋升为侍读侍讲，作为皇帝顾向的储备人才。在明朝，自永乐至隆庆的一百多年间，进入内阁的81位大臣，绝大多数是庶吉士出身。其实，刘应麒在翰林院庶常馆的三年学习期间，成绩一直优越，不到三年就提前授予了礼部主事，无奈命运不济，穆宗是个短命皇帝，在位仅仅六年便呜呼哀哉。穆宗在位时，髙拱、张居正辅政。高张两人不和，下属的日子可想而知，刘应麒只得走人。然而，刘应麒在官宦生涯中，光明磊落，清泉廉洁，不畏权势，很有气节，所到的地方，都留下卓着的官箴。尤其是他的清廉，深为百姓感叹。刘应麒是乡土情结最重的人，早在辞去广东督学之职后，便致力编修《鄱阳县志》。公元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他主修成稿的《鄱阳县志》，为后来鄱阳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他的着作《芝阳集》，讴歌了家乡的山山水水。

    占时雨，字霖臣，崇祯七年甲戌科刘理顺榜进士，鄱阳镇东门一带人。这人因为英年早逝，官职做得不怎么大，当过监察御史、贵州提学。在贵州任上，正值藩臬缺官，他身兼数职，积劳成疾，病卒于官。占时雨对鄱阳的最大贡献，是在他的精心谋划下，在北京设立了“京都鄱阳会馆”。这是鄱阳第一所最高规格的驻外活动场所，原在前门外河埂打磨厂新开胡同。入清后，在乡人、在顺治九年进士史彪古带头捐助下，迁址西河沿柴儿胡同，并以“日边芝彩”匾额，象征鄱阳人的形象。

    在结束谈明朝鄱阳人的话题之前，借此机会说件既是题内又是题外的话，最近，有人问我，为什么鄱阳自古至今，没有出过一位贪官？这问题还真的将我问住了。就所接触的资料，无据可稽，从推理来看，又不是没有可能。就在我感到困惑的时候，在网上浏览到一篇江西学者方志远与胡平的对话帖子：《一段历史、一方水土与一方人》，文中居然有了我无法回答的答案。文章主要谈明朝的江西，并涉及到官本位问题，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做官了，自然便能发财，小官发小财，大官发大财……在嘉靖时，严嵩之子严世藩，就与人搞出来一个排行榜，榜上有十七家，都是家产在100万两银子以上的大户，其中有他自己严家，还有锦衣卫都督陆炳家，这两家显然是通过权势发家的。接下来是两户晋商一户徽商。明前期，官员们退休囬家，如果有谁搞到了银子，多带了箱子，那是不光彩的，被人们斥为贪官。到了明后期时，哪个退休没有搞到银子，不能盖起高宅深院，那是没有本事的人，乡人都瞧不起。这说明这时候的官员已经敢于先让自己富起来，而且公开露富，社会风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原文，文章是指江西，不知有没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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