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教授”陈寅恪

    “盖世奇才”“最好的教授”“教授的教授”“太老师”，这是20世纪30年代国内外学术界对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常用的尊誉。据当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教授印象记》一文说：“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为此，清华园内有些学生便总是称他为“怪教授”。

    堂堂正正的大教授，“怪”在哪里？人们都知道，这位先生曾留学欧美十多年，对西学十分精熟，然而他的衣着却着实“土气”，没有半点洋味儿：夏季一袭长衫、布裤、布鞋；冬季则一顶“三块瓦”皮帽、长围巾、棉袍，再加羊皮为褂、棉裤扎腿带、一双厚棉鞋；戴上一副近视眼镜，完全是“三家村”里老学究的模样。

    他的住所离教室有很长一段路，每次去上课，他总要将备用的书籍讲义用一块蓝方布包好，挟在右腋之下，一步一颠儿地低头走路。因为近视，所以走路只看脚下而从不旁视，也从不与旁人打招呼。

    另外，陈寅恪在课堂上也有些“怪”。总见他吃力地把一包教材挟进教室，绝对不要助教帮忙。讲课时，他老是闭目而思，端坐而讲，滔滔不绝，全堂肃静。每讲到需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同样不需要助教代劳。他讲课的内容，都是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每门课听上好几次，仍有新鲜之感。他教学认真负责，绝少缺席，有人听了他四年课，没记得他请过假。

    陈寅恪的记忆力是极为惊人的。那时候在国学方面，一般读书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很不错了，而他却可以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不可谓不怪。

    还有，陈寅恪十二岁就随兄衡恪（师曾）东渡日本留学。之后，又先后赴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国留学。但他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取得文凭或学衔，而在于真正获得学问。所以，他犹如天马行空，时来时往，听到哪里有好大学，便赶去听课和研究，并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他在国外断断续续二十年，不曾听到他在哪里得过“博士”“硕士”学位，甚至连个名牌大学的文凭也没拿过。然而，就是这个学识渊博，没有什么学衔的人，却由梁启超极力推荐，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为四大导师之一。稍后，他又成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唯一的合聘教授，还兼有“部聘教授”的荣衔。

    有一位听陈寅恪课的清华学生曾不无感慨地说：“陈先生讲课也够怪的，讲白居易的《长恨歌》时，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了考证一个‘汉’字，旁征博引竟讲了四堂课。低年级学生听他的课，自然难以消受！”他这种教学方式自然也让人们认为他“怪”。

    陈寅恪治学涉及面很广，文学、史学、宗教学、语言学、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而尤以中古史之研究而闻名海内外。其外语，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日文自不必说，就是蒙古文、满文、阿拉伯文、印度梵文、巴利文、突厥文、波斯文、希腊文、拉丁文、土耳其文，以及许多中亚细亚现有的或已经消亡的文字，他都通晓。这简直是教授中稀有的“一大怪”了。

    有一次，他到西单牌楼一家西药店买胃药。当时西药店药品绝大部分是洋货。店员取出德国货、美国货和日本货，每种药的说明书上都是洋文。他将每个药瓶上的说明与盒内说明书都仔细看过，然后选购了一种。店员根据他的外貌，看到他自言自语的样子，把他当成了精神病患者。当随行人员在一旁解释说“他懂各种洋文”时，所有在场的人都向他投以惊异的目光。

    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爆发不久，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在京逝世。家中几位长辈都主张依习俗请僧众唪经，但他却坚决反对，并对众人说，各种佛经他都读遍了，所有佛经都是骗人的。为此，他最后竟未参加为父亲诵经的丧仪，一个人随着清华的师生南下去了长沙。

    陈寅恪1926年7月进入清华后，清华园里不论学生还是教授，凡有文史方面疑难的，都向他请教，因而被大家奉为“活字典”“活辞书”。陈寅恪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是风雨无阻，堂堂必到的；其他经常前往听课的，还有朱自清、冯友兰等名教授。

    当年，清华大学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说过，陈寅恪“不是书虫，是正义感非常之强的学者，并且是了不起的学者”。民国三十一年（1942）五月，陈寅恪自香港逃难至广州时曾赋诗曰：

    万国戈兵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袖中缩手嗟空老，纸上刳肝或少留。此日中原真一发，当时遗恨已千秋。读书久识人生苦，未待崩离早白头。

    民国三十四年（1945）八月，日本投降。陈寅恪立即作《闻日本乞降喜赋》一诗，表达自己的心情：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张元济临难不惊

    浙江海盐张元济先生，早年参加戊戌变法，后来致力于创办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代维新运动和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士，他一生曾两次身历险境，几乎丧生；可是他临难不惊，镇定自若，终于化险为夷。

    第一次历险是在1899年，张元济参加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的变法运动，与康有为一起被光绪帝召见，陈述变革主张。同年9月下旬，慈禧太后软禁了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当时遍捕维新人士，纷纷传说张元济也在缉捕之列。在此危急情况下，张元济仍然每天到衙门上班，并且比平时早到晚退。他自己说是：

    俾知余在署中，可以就近缚送，不必到家查抄，免得惊动老母。

    张元济这种镇定态度，在心理上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作用，使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顽固派误以为他不是“新党”。最后，张元济死里逃生，只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

    张元济八十六岁时曾作《追忆戊戌政变杂咏》十八首，其中两首就是叙述上面谈到的这件事情。录之如下：

    东市朝衣胡太酷，覆巢余卵亦难完；只应沟壑供填委，土芥臣原一例看。满朝钩党任株连，有罪难逃心自安；分作累囚候明迨，敢虚晨夕误衙班。

    诗中的填沟壑、作累囚，说明他抱着必死之心以后，反而心地坦然了。“东市朝衣胡太酷”“满朝钩党任株连”，则是谴责了慈禧杀人、捕人的残酷。

    第二次历险是在1927年9月下旬。张元济先生突然被绑票，在匪窟中困居六昼夜。他想读书，但无书可读，更无纸笔。他就默默地“口占十绝”，这十首诗展示了他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不测处之泰然的胸怀。其中几首幽默风趣，诗意隽永：

    寂寂深宵伴侣多，篝灯围语意偏和；微闻怨说衾裯薄，只为恩情待墨哥。

    （张无济自注：第一夕天气寒甚，守者终宵瑟缩，自言为银钱，故不得尔。按：墨哥，则墨西哥的简称，该国产银，故以“墨哥”指银元）

    眼加叆叇耳充绵，视听全收别有天；悔被聪明多误我，面墙从此好参禅。

    （自注：守者强余戴黑眼镜，并以绵塞余两耳，解释良久，始允撤去）

    “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张元济先生临难不惊，可谓勇者矣。

    “名落孙山”梁任公

    提起新会梁任公启超，可称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大名人、大学者、大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参加过会试，但并未金榜题名，话须从头说起——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战事失利，清廷遂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是年，康有为、梁启超由广东赴北京会试。康、梁联络全国各省赴试公车举人一千三百余位，向光绪皇帝上书请愿，要求变法图存，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当时礼部尚书任命云南昆明人陈筱圃（本名荣昌、光绪九年进士）为本科会试房考官，分管第十八房（广东省籍）考生。康、梁两人均参加了会试。会试总裁主考官为粤人李文田，阅卷大臣为徐桐。

    这次因中日战争而延期的考试，又因“公车上书”事件而蒙上一层政治阴影。

    试前，主考官与阅卷大臣即召集各分房考官密议：“凡试卷迥不同众，言论犀利明灿者，即认为是康、梁之答卷，由各分房考官自行抽卷，不必上荐，即使上荐亦遏而不取；某房所荐者，即发还某房。”

    陈筱圃在十八房中阅得一卷，观其文辞，详赡古雅，疑即康、梁之卷，限于密议之忌，未及上示。因距发榜日期尚多，筱圃再取此卷反复审阅，确认此卷作者实国家栋梁之材，不忍弃此明珠于不顾。今国家急需人才，若不推荐此卷，则有失为国家选材之职守。于是，陈氏不顾禁忌，毅然将此卷补荐，上呈主考总裁李文田。文田细察其文，亦疑为康、梁之作，即批还十八房，筱圃又二次再保，仍被批还。他仔细阅读批辞，知总裁李文田亦有爱才之心，致有“还君明珠双泪垂”之句，筱圃越不忍弃，时距发榜还有旬日，仍可补荐，陈氏仍不顾密议之忌，硬荐强保，并拟就长批大胆举荐，致函李文田总裁，慷慨陈词。经陈筱圃再三保荐，文田亦无可推诿，终于同意筱圃所请允其中额。及至填榜拆密封，康有为试卷虽列首位，但仅中进士第五。而筱圃三荐之卷，仍被削落，至此才知此卷乃梁启超之卷。

    陈筱圃为之义愤填膺，后始知梁卷之落榜，乃阅卷大臣徐桐的主张。徐乃坚持原议，不允取中之故。陈氏三次硬保，终无济于事。

    此次会议之后，在京会试各房考官皆非常钦佩陈筱圃的胆识，认为这样的长批硬荐，在有清一代的科举考试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于右任名字趣谈

    于右任先生是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一生，化名、笔名、自号、外号不下十多个，探讨起来，颇为有趣。

    于右任先生名伯循，化名刘学裕、原春雨，另有笔名大风、骚心、剥果、半哭半笑楼主、啼血乾坤、杜鹃、关中于氏等，自号牧羊儿、神州旧主、太平老人、髯翁、草圣、元老记者。

    关于“右任”的来历，据说是“任”由“衽”而来。“衽”者，衣襟。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服装，前襟向左掩，异于中原一带人的右衽。于先生以“右任”为字，表现了他的民族观念。

    右任先生因以诗讥讽时政，遭清廷悬令缉捕。他于1904年逃亡上海，后入震旦学院就读时易名“刘学裕”，以避清廷耳目。

    “原春雨”，这个名字也有一段故事。1926年4月，奉军进入北京，于右任被奉军通缉，遁居在皇城根一座寺院里。适友人找他，让他去苏联考察并做冯玉祥的工作，以收拾旧部，东山再起。为出使方便，商定找一位俄文翻译随同。后来找到一个叫马文彦的人。这位友人写信一封，叫马去天津英租界国民饭店找原春雨先生，并说：“原先生昨夜已赴津，你二人的路费他带着。”马心想，不是叫我陪于右任先生去苏联吗？怎么又找原先生？及至见到了才知道，原先生原来就是于右任。

    “大风”，是他主事《民呼日报》时的笔名。

    “骚心”，寓意为景慕屈原。1946年先生曾与文艺界知名人士发起以端午节为诗人节。先生在《民生报》发表文章时常用此名。

    “牧羊儿”，是他1939年著《牧羊儿自述》——写二十五岁以前自传时用的名。

    “太平老人”，是1943年3月15日，先生在重庆报纸上发表《太平海》一文，主张取消“日本海”，正名“太平海”。这一宏论引起各方热烈研讨，因此获有“太平老人”之称。并请杨千里镌刻“太平老人”印章一枚。右任先生时年六十五岁。

    曲园四代人

    苏州城内有一条小巷名叫马医科，巷中有一座著名的园林叫做“曲园”，这是晚清朴学大师俞樾的故居。

    曲园，因其庭园状如曲尺、弯弓，形似篆体“曲”字，俞樾取《老子》“人皆求福，己独曲全”之句意，题名为“曲园”，并自号“曲园老人”“曲园居士”。

    俞樾自撰《曲园记》，开头写道：“曲园者，一曲而已。强被园名，聊以自娱者也。”曲园的大门内有一块匾额，乃李鸿章所书，题为“德清俞太史公著书之庐”。俞原籍浙江德清，在清代中过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而翰林又有“太史公”之称。俞樾与李鸿章是同榜进士，同属曾国藩门下，均是曾的得意门生。俞樾著作很多，因此当时曾有“李鸿章拼命做官，俞曲园拼命著书”之说。

    曲园内有一座“春在堂”，它的来历，颇有一段故事。据说俞樾三十多岁时在北京保和殿礼部复试时，试卷中有诗题《澹烟疏雨落花天》。俞樾依题作诗，开首即有“花落春仍在”之句，深得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并以此名列前茅。故在“曲园”中以此题作堂名，诗集也叫《春在堂集》。匾额由曾国藩亲笔写，并有“附记”道：荫甫（俞曲园字）仁弟馆丈，以“春在”名其堂盖追忆昔年廷试“落花”之句，即仆与君相知始也。廿载重逢，书以识之。堂内还悬有一副俞樾壮年时自撰楹联：

    生无补于时，死无关于数，辛辛苦苦，著二百五十余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浩浩荡荡，数半生三十多年事，于怀一笑，吾其归欤！

    这副对联，语气畅达，文思纵横，如见其人，乃是俞樾自己对前半生事业的高度概括，故流传颇广，许多港台和海外老人至今尚能背诵。

    曲园中还有一座“乐知堂”，是俞家当年举行喜庆活动的场所。其堂名，系取《周易》“乐天知命”之意，堂内亦有一副很有风趣的对联：

    三多以外有三多，多德、多才、多觉悟；

    四美之先标四美，美名、美寿、美儿孙。

    此联亦为俞樾自撰。这副对联，更使我想起了俞樾的一首《曾孙僧宝双满月剃头诗》，僧宝乃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俞平伯的乳名。此时即反映了俞樾晚年得曾孙的愉悦心情，便是诗中所谓的“美儿孙”。

    这使我不禁想起了俞平伯夫子寄来的一张照片：老夫子是侧面背影，正在仔细观看手里捧着的一本书，书的扉页上五个隶书大字“曲园课孙草”，清晰可见。照片后面题了几个字，“此照联接寒舍四代人”。老夫子欢乐之情，从照片中和题字中是可以想见的。

    怎么说一张照片联结四代人呢？这就要作一点细致的解说了。《曲园课孙草》是一本书，是曲园老人特地为孙子编写的一本学习八股文的教材，如今拿在平伯先生手中拍了张照片，平伯先生是曲园老人的曾孙，曾祖父写的书，曾孙拿着拍照，不正好是“四代人”吗？

    社会上往往误解俞平伯先生是曲园老人的孙子，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曲园老人的儿子去世早，没来得及中功名就去世了，社会上都不晓得，家中亦很少提起。曲园老人把孙儿当儿子，从小就着意培养，那就是俞平伯先生的父亲俞陛青。俞家起名字是按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排行的。如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等。曲园老人名樾，是木字边儿的字，他的下一代起名字便取“火”字边儿的字，火字边儿的下一代便取“土”字边儿的字，所以曲园老人给孙子取名“陛云”，有一“土”在内，土生金，俞平伯先生学名“铭衡”，铭字有“金”字边儿。又根据《礼记·曲礼》中“大夫衡视”一句的注：“衡，平也。”取字“平伯”，伯是“伯、仲、叔、季”的“伯”，就是第一个男孩子。这就是从命名和表字中，都可以看出俞平伯先生是曲园老人俞樾的长曾孙。20世纪30年代初期，林语堂办的《人间世》杂志，每期扉页，都用米色道林纸印一大张学人的照片，印过徐志摩、朱湘、黄庐隐、周作人、丰子恺等位的照片，亦印过一张曲园老人拄着龙头杖、拉着曾孙拍的照片。俞平伯先生当年曾把这张照片大量印了送人，在《鲁迅日记》中清楚地记载着这件事。照片的背景是有方格子窗棂的老屋，这就是苏州马医科巷的春在堂老屋，亦就是李鸿章题匾的“德清俞太史著书之庐”，后面便是海内外闻名的“曲园”。曲园虽小，但在八九十年前，其名气远远超过什么网师园、怡园等。所谓“诸子峰经评议两，吴门浙水寓庐三”，当时中国与日本两国的学术界，谁不知道身兼苏州“紫阳”、杭州“诂经”两处书院山长（相当院长兼主讲教授）的大学者俞樾——曲园老人——呢？直到今天，他写的“枫桥夜泊”碑的拓片，还常常被游人买了带到海外，作为最高雅的投赠礼品。

    曲园老人当年有三个住处，即苏州马医科巷曲园春在堂，杭州西泠桥下俞楼，栖霞岭下右台仙馆。这三处哪里是基本寓所呢？主要是曲园，因为老人培养孙儿、培养曾孙，都是在苏州，所以陛云先生的青年时代，平伯先生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都是在苏州度过的。

    戊戌那一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俞陛云先生晋京会试，以一甲三名进士及第，即人们俗话常说的“状元、榜眼、探花郎”的探花。中了探花之后，即入翰林院，授编修，从此陛云先生就住在北京，后来在东城老君堂胡同买了房子，院中有老槐树，这就是俞平伯先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文章时，常常说的“古槐书屋”。俞陛云先生在翰林院做编修，是冷官，但这在清代是重要的进身上阶，几年中放两次主考，到外省取中一批举子做门生，就在官场中有了势力。编修如外放，一般是道员，弄得好，很快升臬台、藩台、署抚台，就是封疆大吏了。陛云先生1902年放了一任四川副主考，写了一本《入蜀驿程记》，是仿宋人行纪的写法，记由京入蜀的行程。放主考之后，没有几年，清代就结束了。陛云先生未能再做清代的大官。后来一直住在北京，直到50年代才去世，享寿八十三岁。

    陛云先生是著名的词人，他的词集有《乐静词》等，叶遐庵编《箧中词》亦收有他许多首词，他的词的格调是花间正宗，不沾豪迈蹊径。下面举一首《浣溪沙》可见一斑：

    风皱柔怀水不如，碧城消息近来疏，嫩凉人意倦妆梳。锦幄明灯鸳鸯梦，文梁斜日燕窥书，梦腾浑不信当初。

    可以看出，从字句到意境，都是婉约一派的。陛云先生少年时，曲园老人特地为他编了《曲园课孙草》一书来教他制艺。到了陛云先生老年，又因为教孙儿、孙女学旧诗，编写了《诗境浅说》甲编、乙编两种，甲编讲五七言律诗，乙编讲五七言绝句。章式之老先生在序言中说，读到《诗境浅说》，很自然地想到当年的《曲园课孙草》，真是斯文一脉，累代相传，不但未堕家风，更重要的是几代人都在学术上有很大贡献，都为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做出贡献，这是很不容易的了。《诗境浅说》甲编、乙编是开明书局出版的，是两本极为精简扼要的学诗入门书，可惜绝版多年，有哪家书局重印一下才好。由曲园老人到平伯夫子，四代人中，竟有三代学人，真可谓书香门第啊！

    蔡公五哭

    蔡元培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但又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人。他有几次惊天地、泣鬼神的痛哭，足以展示他丰富的内心世界。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北洋政府下令镇压，当场逮捕了北大等学校三十多名学生。5月7日，在蔡元培的极力营救下，被捕学生获释。当许德珩、易克嶷等二十名北大学生回到学校时，蔡元培亲率全校师生在北大汉花园广场相迎。二十名学生站在台上与大家见面，蔡元培饱含热泪上台讲话，讲到激动处，禁不住热泪滚滚而下。蔡元培为有如此好的爱国学生和可恨的卖国军阀而哭。

    1921年1月9日，蔡元培夫人黄仲玉不幸在北京因病去世。当时，蔡元培正好在瑞士日内瓦考察，得此噩耗，甚为哀痛。萦念相依相守二十春的亡妻，痛定思痛，写下了催人泪下的《祭亡妻黄仲玉》一文。祭文最后十分沉痛地写道：

    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决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认汝为有知，而与汝作最后之通讯，以稍稍抒我之悲悔耳！呜呼，仲玉！

    由此，蔡先生与黄仲玉感情之弥笃，可见一斑。

    1927年4月28日，蔡元培在北大的挚友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残酷杀害。那天，蔡元培正与马叙伦等人同游烟霞洞，在吃饭时，从《晨报》上看到此消息，顿时哀情大恸，热泪夺眶而出，餐桌上分不清泪水与汤水。李大钊是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不久恭请的著名学者，号称北李、南陈（独秀）“两巨人”。李、陈进了北大，通过他们，引进了一批新人，这使蔡元培如虎添翼，旧势力闻风丧胆。从此，北大的教育质量日新月异。李大钊的罹难，怎能不使蔡元培悲痛万分？他是为痛失爱国俊杰和痛恨反动派的滥杀而哭。

    1932年1月29日，横行霸道的日本侵略者遣数十架飞机，对上海进行了狂轰滥炸。蔡元培多年经营的商务印书馆，亦在此劫中遭到毁灭。眼见随风飞扬的灰烬纸屑，面对断垣残壁的馆舍，蔡元培悲痛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好与站在身边的张元济抱头痛哭。蔡元培是为国难当头、生灵涂炭、事业被毁而哭。

    1934年的一天，年近七十的蔡元培在南京出席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举行的宴会上，苦口婆心地规劝汪改变亲日政策，站到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立场上来。蔡元培说到动情之处，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举座高朋无不为之动容，就连铁了心的汪精卫，也如坐针毡，显得十分尴尬。这是蔡元培为革命党人的变节和亲日派的卖国求荣而哭。

    胡适为齐白石编年谱

    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本胡适编写，黎锦熙修订补充，后又经邓广铭润色的《齐白石年谱》。前不久在友人家才得见到，借来一读，颇多感慨。

    白石老人一生画得最多的是花卉、翎毛、草虫、蔬果之类，但据说胡适早在1930年就珍藏他两幅女子人物画，弥足珍贵。齐白石自1919年就居住北平，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声誉，久已倾心，只是无缘面晤。1945年，他特地刻了一枚篆字阴文“适之”石章，托人奉送给胡适。但直到这时，二人尚未谋面。

    翌年秋，齐白石决定亲自登门拜访胡适，请胡适为他撰写年谱，并把他多年积累的生平材料，亲手交给胡适作参考。其中有齐白石自撰的《自状略》《白石诗草》《日记》，以及《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还有与人来往的函件和报刊上评论齐白石的文章，甚至将王森然为他写的《齐白石传》也一并交给胡适。胡适过后曾说：“我很感谢他老人家这一番付托的意思，当时就答应了编写年谱的事。”

    但是，由于当时胡适刚从美国归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校务繁忙，直到第二年暑期才动手研究齐白石送来的材料。这些材料给胡适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我觉得他记叙他的祖母，他的母亲，他的妻子的文字，都是很朴素真实的传记文字。朴素的真美最有力量，最能感动人。他叙述他童年生活的文字也有同样感人的力量。他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做文章的训练，他没有做过八股文，也没有做过古文骈文，所以散文记事，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并举齐白石记民国八年（1919）避兵乱北游时的文字为例：“临行时之愁苦，家人外，为予垂泪者尚有春雨梨花。过黄河时乃幻想曰：安得手有嬴氏赶山鞭，将一家草木同过此桥耶！”

    胡适称赞这段文字，“是他独有的风趣，很有诗意，也很有画境”。胡适的这些评论，实际上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肯定、赞扬画家高超的文学技巧与文学素养。这恰恰是以往评论齐白石的文章中所少有的。

    齐白石尝自谓：“我的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然而世人往往看重他的画和印，致使老人慨叹：“予不知知之者内真知否？”从这里不难看出，胡适绝非溢美和过誉，而是与齐白石自己说的“我的诗第一”的自评相一致的，成了真正理解齐白石的“知之者”。

    胡适毕竟是位质直的学者，他恪守的格言是：“有一分的证据，只能说一分的话；我有七分的证据，不能说八分的话；有九分的证据，不能说十分的话，也只能说九分的话。”

    胡适在阅读齐白石自撰的《自状略》时，发现其中有不符合事实的记载。即这里记的年岁同白石其他的记载里的年岁，竟有两岁的差异。

    《自状略》白石老人署明是八十岁写的，其时当是1940年，由此上推，他的生年应该是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但白石早年的记载，如《母亲周太君身世》等篇，白石是生在同治二年（1863）。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胡适为了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揭示出来，他请白石老人的同乡黎锦熙先生与他共同合作编纂《齐白石年谱》。因为黎与齐都是湘潭县人，两家又有六七十年的亲切友谊，相互之间，知之甚深。

    后来，终于在黎锦熙多方探询下找到了“两岁差异”的原因。原来，白石老人因为相信长沙舒帖上替他算的命，怕七十五岁有大灾难，自己用“瞒天过海法”把七十五岁改为七十七岁。胡适为这一发现颇为得意，他曾写道：“白石老人变的戏法能‘瞒天’，终究瞒不过历史考证的方法。”

    一般说，对于齐白石这样的老人，多报两岁年龄，实在是区区小事，无关大节，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谱主既然在《自状略》中暗示出生年是辛酉（1861），作为受人所托的捉刀者又洞悉其“瞒天”的奥秘，何不来个顺水推舟，让他自得其乐，逍遥“过海”呢？胡适却不愿作伪。不仅对《自状略》作了订正，而且在《年谱》的序言里加以着重说明，把其中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地端将出来，不仅使白石老人知其“伤疤”所在，也让广大读者明白其中的真相。

    1957年10月，胡适买到一本《齐白石画集》，在扉页上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白石死在今年9月，他生在1863年12月，故他死时还不满九十四岁。此册小传说他生在1861年，是用他自称的岁数倒推出的，其实是错的。他七十五岁，就自称七十七岁，故报纸说他死时九十七岁，其实只有九十五岁，实不足九十四岁。”

    偶翻1980年上海出版的《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在齐白石条目下，有一行赫然入目的文字：“卒年九十七岁（实为九十五岁，因信术者言，跳过两岁）。”不难看出，是以胡适的话为依据的。

    “张大胡子”脱险记

    著名画家张大千，在青年时期即留起大胡子，人们常戏称他“张大胡子”。

    1937年秋，日寇占领了北平。一天张大千偕夫人杨婉君去景山散心，返家途中遇上日本宪兵检查。宪兵一看到他的大胡子，连说：“你的于右任，嘿！大大的官于右任！”张大千急中生智说：“于右任是书法家，他不会画画。我叫张大千，是画画的。”说着，张大千就打开画夹，蹲在红墙角下画起来。他几笔勾出一个大螃蟹，那宪兵点头傻笑，索取了这张画，并要张大千留下地址才放走他。

    宪兵下岗后，向日军北平司令官香月作了报告。香月一听到张大千的名字，哗地大叫起来，说：“张大千是中国大大的画家，大大的收藏家。”第二天，就派人去张家登门道歉，并提出要他出任日华艺术院院长，而且借张的藏画开个“中国历代名画展览”。张大千镇定地对来人说：“我张某是个画匠，画匠当官岂不让人笑话！不过，开个画展是非常好的。只是我的名画都在上海一个德国朋友家里，可去上海把它运回来。”对方走后，张大千自知风险，便先疏散家人，自己待机出走。

    过了几天，那人又来了，声称奉香月之命，请张先生赴宴。张大千猜透香月的诡计，决定前往。席间，香月再次提出办画展之事，张大千故作高兴地说：“在日华艺术院开个名家画展，很有意义。不过我收藏的历代书画都在上海，原是要在上海开的，现在在北平开也好。可是最近有一个坏消息，上海方面说我……”香月接下话说：“说张先生被皇军杀害了，这是大大的造谣。”张大千接着说：“我先在上海开个画展，然后再搬来北平。上海方面一看到我，谣言就可不攻自破呀！”香月听了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张大千由天津乘船去上海，行前很多朋友劝他把大胡子剪掉，免得再出乱子，张大千诙谐地说：“这条大胡子原无靠山，现在就靠这条大胡子做通行证，路上谁也不能阻拦我了。”一到上海，张大千就托人把二十四箱历代名画转往香港，自己带着家人连夜乘船经香港转到了桂林。

    柳亚子的口吃

    柳亚子是中国近代诗坛上的一代宗师。他的诗文流畅自如，优美隽永。但在日常生活中的亚子先生，却是个有着口吃毛病的人，这大概是鲜为人知的。

    柳亚子创办了反清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并任社长。在南社的一次集会上，柳亚子对中国古代词坛上的一些名家发表评论道：“从周邦彦起，词就开始衰落，到了吴文英，词就糟极了。”这周邦彦是北宋的词家，他一味注重词句工丽和音律严格，而忽视内容，因此他的词作的内容多单薄无聊。吴文英是南宋的词家，号梦窗，工于词，以研练见长，填词一贯只追求形式、音律和华丽的辞藻。他有梦窗甲乙丙丁四稿，被宋人张炎讥讽为七宝楼台，虽炫人眼目，但拆碎下来，却不成片段。可见亚子是反对这种纯形式主义的词风。他欣赏那些能反映时代和现实斗争生活的豪放激昂的词作，故而他推崇李清照与辛弃疾。只听亚子口吃地说道：“南宋的词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外，论男性只有辛幼安（辛弃疾）是可儿。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段，何足道哉！”他的这席话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座中有位叫庞树柏的，一贯崇拜吴文英，他立即站起与亚子展开辩论。这时，又有一位蔡先生帮助庞与亚子辩论。在座的朱锡梁见状，站起欲为亚子助阵。怎奈柳、朱二人均患有口吃病，愈着急就愈说不出一句话来。亚子见对方二人正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表述见解和评驳自己，而自己满腹的宏论又一时说不出来，因而急得当场大哭起来。

    朱锡梁因口吃未能帮上亚子的忙，深感歉意。但事后，亚子仍表示对朱的感激，同时，为再次表明自己的文学主张，赠七律给朱云：

    南宋词人谁健者？瓣香同拜幼安来。文场跋扈嗟侬独，风气沦亡要汝开。紫色蛙声都闰位，铜琶铁板此真才。别裁伪体吾曹事，下酒何辞醉百杯。

    柳亚子自幼起即有口吃的毛病。他平日说起话来，有时要很久才能继续下去。每每他说第一个字，聪明的友人揣其意帮他说出下面的话来。亚子虽然不善于讲话，但他的文章流畅有力，入木三分，讽刺渗骨。那时有人撰文大力提倡读经。面对这股逆流，柳亚子著文批驳道：“时代已是1935年，而中国人还在提倡读经……主张读经的人，最好请他多读一点儿历史，诵《孝经》以退黄巾，结果只有做黄巾的刀下鬼罢了。”寥寥数十字就淋漓尽致地把那些提倡复古的道学先生们痛斥得无地自容也。

    亚子与郭沫若既是诗友又是战友。早在大革命时期，两人在广州便结识。他们时相作诗唱和，谈论时政，抨击时弊奸佞。郭沫若曾作《今屈原》一文，以颂亚子先生，把他比作当今的屈原。在亚子五十七岁生日时，郭沫若还亲赋祝寿诗，可见两人情感真挚笃厚。两大诗人的友谊已成为诗坛上的一段美谈佳话。

    刘半农负气出洋获博士学位

    自1917年年初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新青年》杂志便成为文学革命的“司令部”。刘半农原在沪上，担任《中华新报》特约编辑、中华书局编辑，常在报刊上用文言文发表小说，为当时所谓“礼拜六”的重要作家之一。当时，他响应《新青年》号召，先后发表了《我的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章，积极参加文学革命。

    1920年，刘半农出国前往英国深造，发愤要争个博士回来，据说是一气促成的。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陈独秀、胡适之等倡导文学革命时，他也随之倡和。但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期，有些英美派的绅士很看不起他，有的暗讽，有的明嘲，甚至当面训斥：“你懂得什么，也有资格来提倡？”一气之下，他便去了欧洲。

    在英国一年多，他除了在伦敦大学研究语言学外，还致力于写作新诗和民歌。《扬鞭集》中三首杰作《教我如何不想她》《一个小农家的暮》《在一家印度饭店里》均写于此时。

    第二年夏，他转赴法兰西，入巴黎大学语音学院就读，专攻语音学。他在法留学四年，著有《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论》等文及《四声实验录》一书。此书后来由吴稚晖先生作序，在上海群益书社出版。

    之后，他又用法文写成《汉语字声实验录》及《国语运动史略》两篇长篇论文，获得法国国家文科博士学位，并被推举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受有法兰西学院伏尔内语言学专奖。其《汉语字声实验录》一文且由巴黎大学出版，列为《语言学院丛书》之一。他所获得的文科博士学位，乃是法国国家授予的，与普通的由大学授予的不同，他是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

    这年6月下旬，刘半农携带着大批的语音学最新仪器起程回国。第二年秋天，返回原来受尽明嘲暗讽的北京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课导师，中法大学文学院讲师，在古城北京继续从事教学工作。

    鲁迅收藏刻印佛经

    鲁迅与佛教自小就有缘。他不到一岁时，就被父亲带到长庆寺拜僧人为师，以祈求佛家保佑。鲁迅由此得了法名“长庚”，即长寿之意。鲁迅稍大时，曾出入庙宇，与佛教徒有过往来。儿时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深入研究佛教文化奠定了感性认识的基础。

    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学术界兴起了佛学研究热。其目的，有大力弘扬佛法者，有潜心整理国故者，亦有钻研佛学哲学者……鲁迅也受到这股学术潮流的影响，购买、阅读、收藏了许多佛学经典。他的好友许寿裳回忆说：“民三（1914）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从这一年的鲁迅日记得知，他本年度购书中的半数是佛经，约有八十余种，仅4月19日就买了三十五册。可见其执着之精神不亚于虔诚的佛教徒。但他此举并非为了避世、出世，也不是单纯为了收藏，而是想从中寻求直面人生的思想武器。他将佛学置于哲学、文学、史学等角度来研究、借鉴，以汲取精华，传之于世；但也不排除兼顾世人对佛教的信仰，这一点常被人们忽视或避而不谈。其实，鲁迅胸怀博大，笃于亲情、爱心，并非只是执戟砍杀一切的莽夫。他于1914年施资请金陵刻经处刻印、出版《百喻经》就是典型的一例。

    鲁迅共收藏有三种版本的《百喻经》，其中还有日本学者用日文校勘的。该书系古印度佛教僧人僧伽斯那著，南朝时来华印度僧人求那毗地译。经文中共有九十八则寓言故事，用来譬喻、解释佛教教义，每则故事后有一篇阐释性的议论。该经既富有哲理性，文学价值也颇高。饱读佛经的鲁迅对此评价：“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他施资六十银元刻此经的原因有二：一是鲁迅为纪念母亲六十岁寿辰；二是经文译笔生动流利，与《伊索寓言》近似，可供翻译外国作品借鉴。

    南京的金陵刻经处是驰名海内外的佛经出版机构，刻印的佛经被誉为上乘。该处于1915年1月将《百喻经》刻印成，“印送功德书一百本”，寄给鲁迅三十本。1926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删去佛教教戒的《百喻经》。鲁迅应邀为此版本作的题记说：“天竺（指古印度）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向读者点明了该书超出佛教范围的积极意义。

    可惜的是，鲁迅当年收藏的佛经已大多不存，保存至今的只有二十余种。因而，金陵刻经处完好保藏的《百喻经》的三十块刻板，就成为纪念鲁迅的珍贵文物。刻经处将刻板中的尾板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以供陈列；并于1955年（鲁迅诞辰七十四周年）、1981年（鲁迅诞辰百年）两次重印了《百喻经》。赵朴初为1981年重印本所作题记说，“复首印此册，其亦法运更新之始欤”，以佛学家的口吻评价了此书重印对佛法法运更新的意义，则是见仁见智、理所当然了。另外，解放后还出版了根据鲁迅断句的《百喻经》铅字排印本。近年，也有出版社出版了该经的白话译本、注释本等。

    顾颉刚与俞平伯

    顾颉刚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俞平伯是以《红楼梦》研究著称的学者，一史一文，如何能够相提并论？殊不知在五四运动前后，他们都是北京大学文科的学生，后来又都是北京大学文学院著名的教授，而且在学术研究、著作等方面，还有过共同研讨和相互支持。

    俞平伯十三岁时即读了《红楼梦》，二十岁时在赴欧船上又熟读并与傅斯年谈论《红楼梦》；至于精心系统研究它却是在1921年春天，受顾颉刚与胡适讨论《红楼梦》的影响后才开始的。俞平伯与顾颉刚采用书信往来讨论《红楼梦》有半年多，互相启发，彼此辩驳，受益匪浅。1922年，俞平伯在这些书信的基础上，写成了《红楼梦辨》，并于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顾颉刚在极冗忙的工作中，抽暇为之作序，称赞《红楼梦辨》是“以实际的材料做前导”，用考证的方法研究出来的“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

    应该说，当年如果没有顾颉刚与胡适讨论《红楼梦》开风气之先，如果没有俞平伯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的几大本通信，如果没有顾颉刚的热情鼓励和无私提供宝贵的红学资料，如果没有俞平伯不失时机的研究和写作，《红楼梦辨》绝不可能那么快问世。正像顾颉刚所说，《红楼梦辨》只是俞平伯发表《红楼梦》研究的开头。此后数十年间，他根据不断发现的新材料，不仅修订了《红楼梦辨》中的错误之处，而且写出了一系列红学研究论文，完成了集本校勘《红楼梦》的工作。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4年，因为《红楼梦》研究观点上的分歧，俞平伯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遭到批判。有趣的是，历史学家顾颉刚居然敢于公开为俞平伯鸣不平。1957年年初，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谈道，在批判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时候，把他骂得一钱不值，这是一种“围剿”的办法。指出“围剿”对开展“百家争鸣”妨碍甚大，它会使很多人有话无处说，或有话而不敢说。他认为俞平伯对于《红楼梦》的看法有片面性，说他为不全面则可，断定他最绝对的错误而且出之以谩骂的态度那就不对。他说，倘使把这种态度发展下去，那陡然高筑了宗派主义的壁垒，走汉武帝式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哪里说得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意见是够尖锐的了，只可惜他的话未引起官方足够的重视。

    三十年后，在“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大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终于代表官方为俞平伯平反了。称俞平伯先生是有学术贡献的爱国学者，承认他在20年代开始的红学研究是有开拓性的，承认1954年因《红楼梦》的学术问题而对俞平伯实行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双百”方针的。俞平伯有幸以八十七岁高龄迎来了自己的河清日，顾颉刚九泉之下恐怕也会为此感到欣慰。

    顾颉刚和俞平伯，自幼都生长在苏州。因为俞平伯祖籍浙江省德清县，所以，他只得承认“顾颉刚才真是苏州人”。虽然他们“少同里闬未相识”，可是，他们对苏州的方言、吴声的歌唱是熟悉的。1925年，顾颉刚编成《歌谣专集第一种》，也是他“生平出版的作品的第一种”的《吴歌甲集》时，除了自序，还高兴地请了胡适、钱玄同、沈兼士、刘复和俞平伯五人为之作序。明眼人一看便知，这里除俞平伯是小字辈，其余均为当时的北大教授。顾颉刚说：“我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偶像，由得我用了活泼的理性作公平的裁断。”“我固然有许多佩服的人，但我所以佩服他们，原为他们有许多长处，我的理性指导我去效法；并不是要把我的灵魂送给他们，随他们去摆布。”“惟其没有偶像，所以也不会用势利的眼光去看不占势力的人物。”（《古史辨》第一卷）他是这样做了，才会这样说的。如果当初俞平伯请顾颉刚为《红楼梦辨》作序是出于对学长的感激和敬重，那么，这次顾颉刚请俞平伯为《吴歌甲集》作序就完全是出于友情了。

    俞平伯不愧为《吴歌》的知音，在被请的五人中，他最先交卷。他由吴歌想到方言文学，认为“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从方言文学又想到“原始的诗与歌谣不分，即到现在，它们的分割也不是绝对的，即如此书中所收，名为山歌，尽有许多极好的诗”，“没有诗意的歌谣固然有，但打开名家的集子，没有诗意的诗又何尝少了”。从他主张新诗还淳返朴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对以土话写的，且流行于民间歌谣的看重胜于诗。他寄厚望于《吴歌甲集》，谓“数千年之后，若再生一孔子，安见不把它著录于十五国风之外，另立一《吴风》呢”。俞平伯的序至今读来仍感到亲切、风趣，不失为一家之言。

    顾颉刚是一位事事认真而又敢于讲真话的人。1980年12月25日，他因脑溢血逝世。他生前为了祖国的古史研究，古籍的辨伪、考证，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学识和才华；死后又将遗体献给中国医学科学院，供解剖研究之用。这是多么伟大而又崇高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俞平伯先生追怀老友顾颉刚，悲痛的心情无法抑制。往事如尘，他痛定思痛，吟成了《思往日五章》。这情真意切的诗句，概括了他们数十年的交往。就让我以这五首诗作结吧。

    昔年共论《红楼梦》，南北鳞鸿互倡酬。

    今日还教成故事，

    零星残墨墨甄留。

    少同里闬未相识，信宿君家壬戌年。正是江南樱笋好，明朝初泛石湖船。

    株守穷庐业已荒，悴梨新柿各经霜。灯前有客跫然至，慰我萧寥情意长。

    朋贊三五尽吴音，合上耆英会上寻。秘笈果然人快睹，征文考献逐初心。

    毅心魄力回无铸，长记闲评一句留。叹息比邻成隔世，而看著述已千秋。

    林海音与《城南旧事》

    据报道，上海拍制的影片《城南旧事》在马尼拉第二届国际电影节获最佳故事片大奖时，一位日本人曾大声呼喊：“今天晚上是属于中国人的。”我看到这则消息，顿时衷心感奋，心中默念：我就是中国人——虽然我现在身不在国内。

    《城南旧事》的作者是台湾女作家林海音，我的一位老友老陈对她比较熟悉。她原名林含英，幼年住在北京，十二三岁时就在北京的小剧院当过小演员，后来考进北京《世界日报》开办的新闻专科学校。据老友说，从那时起，曾和她在《世界日报》同事多年，那时新闻学校有号称“关、高、林、夏”的四位女同学，其中的“林”就是她。在《世界日报》一次新闻联欢会上，老陈曾和她同台在一出话剧《虎去狼来》中演过戏。陈饰主角华裁缝，她扮演华裁缝的女儿。她的个性泼辣，按照剧本，有一场戏她应该给陈跪下，但她坚决不跪，陈叫她跪，她说：“你才比我大三岁，凭什么给你跪？”陈说这是剧本规定的，她说：“剧中规定也不行，为什么偏要跪？跪了你又没什么，我就不跪。”结果还是没跪，但据说在那出戏里她表演得确实是好，悲剧性的情节演得逼真动人，在一次对白中，扮演她父亲的陈被她的逼真表情感染得直哭，真流泪了。

    林海音，个子不高，鸭蛋脸，五官清秀，天资聪明，反应快，理解力强，多才多艺。她的丈夫夏承楹是一位口琴名手、排球健将，当时也在《世界日报》工作。1947年他们和陈同住北京南长街一条时，初秋的一个傍晚，她曾到陈家去玩，那时她怀孕在身，已大腹便便了。

    1948年，海音偕母亲、丈夫和孩子离开北京回台湾原籍，至今已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来，她在台湾已有不少成就，她写过很多篇小说，经营过出版社和担任过台北刊物的主编多年，成为台湾著名的女作家之一。但是，事隔三十多年，她对故地北京还寄予如此深情，《城南旧事》不就是这种怀旧感情的流露吗？此次《城南旧事》影片获奖，当又是她晚年文学生涯中的一件可喜可贺之事。

    《城南旧事》影片获奖，使我感触良多。我想说，不管是台湾的作家还是内地的导演，反正这部影片评出的获奖者是中国，不是别的国，凡是中国人都应引以为豪。我只盼望中国人能够在国际上多多获得一些“最佳”一类的大奖，愿我炎黄子孙永远在地球上扬眉吐气。

    陶行知的五柳村

    劳山下有几间草房，与普通农舍无异，门前种了几棵柳树，陶行知命名“五柳村”，这就是他在晓庄时的私人住宅。他的歙县老家有五柳巷、五柳堂，他在那儿曾度过欢乐的童年。他所以喜用“五柳”，或许含有一点儿纪念祖上诗人陶潜的意思吧。

    1932年年初，陶行知把家从北京搬来，一家老小八口，欢聚一堂，过着纯然农村的生活。他要在此为别人创造“乐园”，自己却并不想当隐士。他的一家是和乐的，可惜妻子得了精神分裂症，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年迈，诸儿年幼，幸有妹妹文渼帮助料理家务，解除他不少后顾之忧。文渼自从丈夫死后，唯一的志愿就是竭尽全力帮助哥哥开创晓庄教育事业。她很贤惠能干，想要创造一个卫生的、科学的、经济的、艺术的与爱的家庭。她主张农村妇女教育应以生产活动为中心，为此她创设了晓庄农暇妇女工学处。她深信进行乡村教育最有效的办法是“夫妻学校”，她对那些产生了爱情的“乡姑”和“牛郎”，都怀着敬意和希望。不幸的是，她因工作繁忙，积劳成疾，来晓庄才半年就去世了。文渼死后，陶行知十分悲痛，他说：“十年来，妹妹没有一件事不曾给我很大的影响和帮助，她一直在我心里活着，我愿她仍旧帮助我做个有益于人类的人。”

    陶行知一家在“五柳村”只住了三年光景，后因晓庄被封，自己被迫只身逃亡海外。1931年3月27日，他刚从日本回到上海，就挥笔写下两首《五柳先生》问答诗，表达了他对五柳村的深情怀念。诗是这样写的：

    问：五柳先生今安否？

    析疑请看大门口。

    折腰不为五斗米，

    缘何偏重折腰柳？

    答：五柳先生笑致辞，愿君且莫诬吾柳。

    不是柳腰是柳手，

    要招诗人与酒友。

    这首五柳村问答诗，表明了陶氏的人格和风范，也表达了他对五柳村的深情。他一生为改革中国教育事业作出多少惊人的成绩啊，可他生前竟连一个安身之所都没有。1941年，他在重庆与吴树琴女士结婚，只把一个旧碉堡改作新房。

    他最后一百天在上海战斗着，呼唤着，是住在一个狭小的亭子间里。他很贫穷，可他一生却时时想着贫苦的老百姓。

    五柳村现在只剩下一个荒凉的遗址了。与他相邻的“冯村”（冯玉祥所建）、“桃花村”（女生宿舍）、“樱花村”（幼稚园），皆已荡然无存，只有象征晓庄女青年蓬勃意志的桃花还在年年开放，象征幼儿轻盈可爱的樱桃还在年年结着鲜红的果实。

    五柳村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

    陶行知和他的爱妹文渼所开创的事业将永传后世。

    郑振铎抢救古籍感人

    郑振铎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人士，他在抢救古籍文献方面，有着很多感人事迹。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上海暨大任教授。每天除授课外，将全部心血都用在了抢救中国的古籍文献上。

    日本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大举进攻中国的同时，亦加紧对中国文化的掠夺，派遣文化特务来华抢购古籍文物，美国亦趁火打劫，其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亲自坐镇指挥，并公然宣称“将来研究中国史学与哲学者，将不往北平而往华盛顿，以求深造”。

    郑先生面对国家文献危在旦夕的严重局面，心急如焚，深感保护民族文化义不容辞，遂力鼎千斤，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记得当时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辈苟不留意访求，将必有越俎代庖者。”

    开始，郑先生以个人之力，奋力拼搏。他风雨无阻，奔波于四马路的各家书店，访求、罗织了大批明清古籍。为购进书贾手中倒卖的珍贵版本，他将自己收藏的明清刊杂剧传奇等数十种，忍痛转给了北平图书馆，因为这毕竟还在中国。之后，他又感身孤力单，难以拯救更多文献之厄运，遂同张菊生、何炳松、张咏霓诸人联络，形成以其为首的抢救古籍之联合战线。

    当时，北方的书贾纷纷南下，目标集中于江南几家有名的藏书楼散出的书籍。郑先生为国求书破费私囊，款待各方书贾，与之广交朋友，并以己之言行，唤起书贾之爱国热情，以此扩大了联合战线。这样一来，郑先生对书市信息、书贾动向、书价变化都了如指掌。江南所售古书，首先由郑先生过目挑选，山西、平津、广东、武汉等地的许多古书与文献，亦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溜过他的慧眼，日美文化盗贼只能选走他捡剩下的那部分了。

    郑振铎的行动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他们曾派一名叫清水的文化特务，通过一个汉奸给郑先生送去一张数额颇巨的支票，并请他出来主持文化工作，以此进行收买。郑先生大义凛然，当场撕碎支票，怒斥汉奸。

    抗战八年间，郑振铎冒着艰难危险，为国家抢救了古籍文献三万余册，不少书连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都无收藏。其中以购得丁初之《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六十四册最为珍贵。该套书包含二百四十二种元明杂剧，大半已湮没散佚，世所不传。郑先生之举，为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百多本从来未见的元明杂剧，可当功垂青史。

    1949年5月，他看到当时北京一些珍贵文物、图书无人管理，散佚、被损、被盗严重，建议政府成立了文物局，郑振铎任局长。

    郑振铎于1958年因飞机失事而不幸逝世，是一大损失。

    泰戈尔在徐志摩家做客

    泰戈尔自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名声大振，世界各国纷纷邀请他去演讲。当时由梁启超、蔡元培主持的讲学社也向泰戈尔发出了邀请。泰戈尔应邀访问期间，徐志摩以诗的语言进行翻译，流畅华丽，极为成功，泰戈尔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后，徐志摩在从欧洲返国途中，去印度拜访了泰戈尔，同时坚邀他再度来华。

    1929年3月，泰戈尔践约来到上海。徐志摩和陆小曼都兴奋不已，并做好了准备。那时他们家有三间半屋，三楼一间亭子间虽然小了些，但结构相当精致，决定把它腾出来让泰戈尔住。徐志摩按照印度人的生活习惯，在房间内铺上厚厚的地毯，只放几只软靠枕。

    泰戈尔踏进徐家后，只说了一句：“噢，这就是你们的家！”待进屋，便一边饶有兴趣地观看，一边用英语和他们交谈。当走到三楼时，志摩兴致勃勃地打开那间自己费了许久精力和时间准备的印度式房间，热情地说：“罗宾爷爷，这是我们专为您准备的卧室，请进。”

    泰戈尔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又和蔼地问：“那么你们的卧室呢？”徐志摩忙把他领进另一个房间。老人家十分有兴趣地看着，然后频频点头，说：“素思玛，我看这间房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就让我睡这里吧。”徐志摩愣住了，小曼却笑着用英语说：“我今晚就要到印度过夜了。”三人哈哈大笑起来。

    三个多月后，泰戈尔前往加拿大、美国、日本讲学，在返回印度的途中，又来到上海。

    此次见到的泰戈尔脸色灰暗，与三个月前的红光满面已完全两样，而且话也不多，有时还带咳嗽。在徐志摩家，他讲述了自己在美国补办护照时受到的粗暴对待，很是气愤，直到第三天，怨气才平息了一些。

    闲谈间，泰戈尔发现桌上有一本厚厚的大书，装帧很精美。问徐志摩是什么书，他告诉老人，这是一本纪念册，因为他酷爱书法和绘画，又爱结交名流，这本由不同颜色的精制笺纸装订成的纪念册是专供朋友题词和作画的。当泰戈尔打开这本册子，里面已经有了胡适的题诗和闻一多作的画……

    徐志摩和陆小曼都要求泰戈尔在这本纪念册上作画。泰戈尔欣然答应，在一张洒金的大红笺纸上作了一幅水墨画的自画像，笔调粗犷，近看像一位老人的大半身坐像，远看又似一座小山。他又在右上角写下了一句英文小诗，意思是：小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摆脱它那沉重的负担。在另一页上，他又用孟加拉文题了一首小诗：路上耽搁樱花谢了／好景白白过去了／但你不要感到不快／（樱花）在这里出现。

    题毕，他用孟加拉语念了一遍，才把画册递给了徐志摩。这时，徐志摩和陆小曼都发现泰戈尔的眼里含满了泪水。

    一会儿，他从手提箱里抽出一件极为珍贵的紫红色丝质印度长袍，赠予了徐志摩作为永久的纪念。从此，二人再也未见过面。

    沈雁冰孝亲之婚

    大作家沈雁冰（茅盾）先生是一个极孝顺的人，甚至在婚姻问题上亦是如此。他才华横溢，著作颇丰，而夫人孔德沚却是“德而无才”的传统中国妇女。

    在沈雁冰父亲灵位的遗像两旁，挂着他母亲工楷写的对联：

    幼诵孔孟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

    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遗言，管教双雏。

    沈雁冰后来称这副对联对他影响极深。

    在浙江桐乡乌镇，孔家和沈家是世交，沈雁冰祖父经营泰兴昌纸店，跟孔家的纸马店、蜡烛店有生意上的往来。沈雁冰五岁那年夏天，两家祖辈在玩笑间为孙儿（女）定了亲。

    然而，他们后来才知道，孔家思想十分守旧，一直没让女孩子上学；而沈雁冰却已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编辑了。沈母怕沈的“娃娃亲”妨碍前程，要沈雁冰另寻佳偶。沈很孝顺母亲，此时又想起那副对联，执意尊重父母之意，称不在乎孔家千金有无文化。

    1918年2月，沈雁冰同孔家三小姐结了婚。婚后沈才发现，孔小姐只认识一个“孔”字，对“北京离乌镇远，还是上海离乌镇远”也搞不清楚，甚至连大名都没有。

    从此，沈雁冰和沈母轮流教孔小姐识字。只是孔小姐一直没有名字，沈母便命沈雁冰为她取个名字。

    沈雁冰想，据说天下姓孔的，都出自孔子一脉。其家谱规定，“繁”字下面是“祥”“令”。岳父名祥生，两个小舅子名令俊、令杰。沈于是给她取了两个名字“令娴”和“令婉”，由沈母定夺。

    沈母膝下无女，心中寂寞，待儿媳如闺女，因此对沈雁冰的两个名字都不满意，要他按沈家家谱排序取名。

    沈雁冰原名沈德鸿，本辈人应有“德”字，女性名字又一定要有“水”旁，于是沈信口取名为“德沚”。从此，沈夫人便得了大名“孔德沚”。

    孔德沚婚后一直成为沈雁冰的贤内助，这场婚姻真可谓“同甘共苦，白头偕老”矣。

    马寅初过文武两“昭关”

    人口学家马寅初先生淡泊寡欲、潜心治学。同时，他性格刚毅、敢于直言，深得世人尊敬。

    抗战期间，马寅初在重庆大学任教。当时国难当头，政局混乱，通货膨胀十分严重，老百姓生活在恐怖与饥饿之中。报上传来政府宣布“法币外汇牌价猛跌一半”的消息，小有储蓄的人家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一夜之间即变为废纸。而那些达官显贵、金融衙门里的大员以及与这些大员暗中勾结的豪门巨贾们，则于事前得知这一消息，早把中国银行库存的黄金与外汇提借一空了。神通广大的，甚至一手从中央银行取得贷款，一手去外汇部抢购黄金与美钞。马寅初得知此事，气愤地说：“成何体统，成何体统！”他满怀义愤地向重庆《新华日报》与《商务日报》的记者慷慨陈词，痛斥了那些不知亡国恨的家伙。

    随后，马寅初又提议提前召开“经济社年会”。会上，他责问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

    听说这次调整外汇牌价公布之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拼命从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和白银，通过种种不正当的手法套购外汇，一夜之间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作何解释？

    几句话问得财政部长哑口无言。不久，马寅初又多次撰写文章，发表演说，言辞尖锐有力，提出向发国难财者征税。因此，郭沫若誉他为“捶不扁、炒不爆的一颗铜豌豆”。

    1940年的一天，黄炎培请马寅初吃饭。饭毕，跑堂的递过来两只鼓鼓囊囊的信封，说是在门口站了半天的两位先生托他转交的。马寅初打开其中一封，一只派克金笔从中露出头来；随着又露出一张三寸宽的纸条，上写“请马老先生笔下留情”。在旁观看的黄炎培已明白了几分，说道：“这是让你过过文昭关。”马寅初又拆开另一封，里边却是两颗子弹，也附一张三寸宽的条子：“如果你不识相，还要开口攻击党国要人，就叫你尝尝这种‘卫生球’的味道！”黄炎培见状，又插话说：“这回让你过过武昭关！”

    可是，文武两关并未能使马寅初动容改色，他坦然地将信封装进口袋，用手一招，叫过跑堂的说：“回头有机会见到那两位送信来的朋友时，请你转告一声，说这两份厚礼我马某都收下了。”

    黄炎培既钦佩马寅初的胆识，又为他的安全担心，便劝他下星期的演讲不要去了。马寅初一顿足，激动地说：

    两万里的江山落尽胡人之手，何敢再惜这区区五尺之身？演讲我照旧去，而且不会迟到一分钟。

    真可谓一铮铮男儿。

    诗人徐志摩之死

    诗人徐志摩先生不幸逝世已经八十多年了，光阴荏苒，思之令人有“时不我予”之感。诗人是1931年11月19日乘邮政局运送邮件的飞机，由上海赶回北京的途中，飞机撞在济南附近的白马山上死的（过去常有人写文章说是撞在泰山上，那是猜测之言）。当年在上海和北京之间，还没有客机航路，他乘坐的是运送邮件的小飞机，即使不出事，也是十分颠簸的，但他为什么还要坐呢？这是因为他那天急于要赶回北京。当时他匆匆由北京赶来上海，是因为其夫人陆小曼在上海开支不够。正巧友人蒋百里要卖掉一座大房子，让他来上海在契约上签个字，做个中人，可以分一笔“中佣”钱，以补贴其夫人的家用。签完字分到钱本来可以在上海多住几天，可是又因为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女士在北京要给外国人士作一次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他急着要赶回北京，一是听这次演讲，二是必要时还得担任“舌人”之职。因之来去匆匆，却不幸因飞机失事而遇难。他死时只有三十七岁，正值壮年，是中国文化界、教育界很大的损失。

    徐志摩1922年由英国留学回国后，不久即应北京大学蔡元培、胡适之等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他是“部聘教授”，工资高达银元五百。但他还不够用，主要是其夫人陆小曼女士的开支太大。当时他在北京做教授，虽又兼南方一些大学的课，如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但主要是在北京大学，因此他的家应该安置在北京才是。但其夫人嫌北京西洋化的娱乐少，把家安在上海，他自己一个人则寄居在北京景山东街胡适之的西式小楼上。

    他住在北京，每月要汇四百多元给上海的陆小曼。而陆在上海置办时装，参加跳舞会等，维持其“贵夫人”的生活，还常感拮据。在最紧张的时候，他把每月工资，只留三十元自用，其他全数寄给夫人。这样，这位月入颇丰的大诗人，反而日处困境了。三十元大洋，在当时如果给一个普通人，养一家人也绰绰有余，但给一位应酬频繁的大诗人、大教授，便不够用，难免破袖口的衬衫也穿在身上了。

    作家说相声

    几位朋友饮茶，聊起老舍先生的《茶馆》，称赞之余，免不了为他的撒手人寰更增几分哀叹。由此，老舍先生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在眼前。

    我和老舍先生相识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未见面之前，就听说他在北京读书时，不但功课出色，而且非常健谈。当时学校每周末有讲演会，虽是为了锻炼大家的口才，但几乎每次都被他独占鳌头。这充分表明了他具有演讲的天分。等一接触，果然名不虚传，看上去似很严肃，一谈起话来，却幽默风趣，常常引得人捧腹大笑。这在后来，也成了他创作上的独特风格。

    当时，他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就是梁实秋先生，也很健谈。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总是海阔天空，聊个没完。这个诙谐地说东，那个幽默地道西，这个笑谑地说南，那个风趣地话北。抬不完的杠，顶不完的牛，常使人笑得肚子疼。大家常议论说，如果他俩说一段相声，一定是一对好搭档。不想这个想法于十几年后，居然成了现实。

    那是抗战时期，我辗转到了重庆，住在风景如画的北碚文化区的一座小山上，正巧老舍和梁实秋也住在那里。其时的老舍先生已是誉满海内外的大作家了，在重庆主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梁实秋主编《中央日报》副刊。两人时相过从，见面仍是那么诙谐、笑谑，使人愉快。

    1944年秋天，国文戏剧专科学校校庆，校长余上沅先生邀请了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出席。会上大家各献节目，热闹非凡。有人乘兴建议请老舍先生和梁实秋先生说一段相声，顿时群起响应，掌声如雷。他俩面带笑容，相互一瞥，就这一传递眼神儿，便把大家逗乐了。于是两人同时起身，各从怀里抽出一把破旧折扇，似乎早已准备好了的，摇摇摆摆登上台去。两人恭恭敬敬向大家鞠了三个躬，然后，一个面容郑重严肃，一个笑得直不起腰来，这就像传染一样，马上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接着，老舍先生用扇子向大家一指，全场立即安静下来。他们两人你敲敲我的肩，我戳戳你的头，用道地的北京话说起了相声。虽然两人事先并未商量，完全是即兴发挥，但配合默契，天衣无缝。一会儿这个一本正经，一会儿那个笑容可掬，信手拈来都是笑料，表演得既熟练，又精彩，一句话，一个动作，都令人拍案叫绝。全场笑声鼎沸，有的人笑得前仰后合，有的人笑得流出了眼泪。

    1949年，老舍先生自美国飞回祖国，陆续写了不少剧作，梁实秋先生则去了台湾。而今，他们都已先后作古，空留下一段文坛佳话。

    曹禺在津演戏剧

    中国著名戏剧家曹禺不久前在北京仙逝，他是中国文坛的一颗巨星，这颗巨星最早是从天津升起的。

    1910年曹禺（原名万家宝）出生在天津海河边的一座老式院落内。他的父亲万德尊当时是直隶卫队的标统，相当于一个团长。他的母亲在他出生三天后便得病亡故。小家宝是在继母、奶妈的哺育下长大的。

    家宝三岁时，继母就抱他到戏院看戏，稍大些，跟着继母站在凳子上看戏，他从小对文明戏就很感兴趣，童年时代所看的戏，在家宝幼小心灵中播下了戏剧的种子。

    十二岁时，家宝在天津南开中学入文学会，和同学们一起编辑《玄背》副刊。他写的小说《今宵酒醒何处》刊登在该刊第六期上，到第十期载完，署名曹禺。这是家宝第一次用这个笔名发表作品。家宝姓万，草字头下一个“禺”，“草”谐音“曹”，曹禺的笔名由此而得。

    1925年，曹禺参加了南开新剧团，接受团长张彭春的艺术指导，排演了丁西林的《压迫》和田汉的《获虎之夜》。后曹禺又出演易卜生《娜拉》中的女主角娜拉，获得巨大的成功，展现了他那天才的演技。他和南开新剧团的伉鼐如、张平群、吴京、李国琛被当时天津文艺界誉为“南开五虎”。

    在南开大学政治系学习期间，曹禺改编了高尔斯华绥的《争强》，并因之而结识了《大公报》的黄佐临，从此两位未来的戏剧大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2年，曹禺从十九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开始孕育的《雷雨》，在清华园结果了。1934年发表在巴金、靳以编辑的《文学季刊》上。翌年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在本校大礼堂演出首场《雷雨》。扮演鲁贵的是后来的名演员石羽。排练中，他们还特邀曹禺前往指导。

    从清华毕业后，曹禺在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担任外国文学教授。此间，他开始了《日出》的创作。上海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在恶毒谣言和卑鄙诽谤中服毒自杀是触发曹禺写《日出》的一个重要因素。《日出》所根据的原始材料多半发生在天津。《日出》第三幕中的下等妓院取材于天津南市“三不管”。像翠喜、小东西等人物都确有其人。为了学数来宝，半夜里曹禺在一片荒凉的贫民区等两个吸毒乞丐，结果被打，一目险些失明。尽管遭受如此折磨、伤害，他仍把调查坚持下去，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1936年6月，曹禺的第二部巨作《日出》在《文学月刊》开始连载，至9月第四期载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还为《日出》一剧向曹禺颁发了奖金。

    同年，曹禺曾将日译本《雷雨》寄赠鲁迅先生校正。鲁迅收到赠书后，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介绍中国剧作家时说：“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

    张恨水与天桥

    一代章回小说家张恨水，曾经是天桥的常客。他早年在《益世报》供职的时候，每得闲暇，必到天桥一游。

    《益世报》是在中国的罗马公教（天主教）教会出版的报纸，1915年10月在天津创刊。该报在北京的分馆，设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路东。张恨水担任该报文艺版主编兼校对时，投寄给文艺版的稿件，有不少是取材于天桥艺人生活的小说、散文或诗歌。他对天桥有浓厚的兴趣，常约二三好友或独自去天桥合意轩听大鼓书，去福海居等茶馆听评书，或者徜徉于熙熙攘攘的游人中，观察、了解形形色色的艺人和游客。他的代表作《啼笑因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而成的。

    张恨水涉足的合意轩，位于天桥西市场东街，是一家阵容很强的坤书馆。主角金雪梅、伊惜兰等鼓姬，色艺双全，点曲每支大洋五角。张恨水与那些迷恋鼓姬的花花公子迥然不同，他从来不花点曲的冤枉钱，只是每听完一曲，破费几枚铜元而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混杂于诸多听众之中的张恨水，在听鼓姬演唱时，确实是一位“醉翁”。其醉非在于酒亦非在于色，而是醉在曲高词雅，醉在洞察鼓姬与听众的内心世界，醉在捕捉各色人物的神态与动作，醉在出自大众之口的形象、生动的语言。他所塑造的沈凤喜、樊家树、沈三弦等人物，其原型无一不是来自天桥的坤书馆。

    20世纪30年代初，张恨水常约成扶平（满族镶黄旗人）、陈逸飞等文友到天桥福海居等茶馆消遣。在福海居这家大茶馆里，经常发现一些提笼架鸟的满族人见面时仍然彼此请安。张恨水对满族的遗风很感兴趣，于是便约成扶平撰写有关满人生活习俗的文章。不久，以《旗族旧俗志》为题的长文，便在张恨水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上连载。

    张恨水亦经常涉足于天桥水沁亭内的武术茶社。这家茶社的创始人是北京会友镖局的老镖师李尧臣。《啼笑因缘》第一回中所描写的水沁亭那家茶馆，便是武术茶社。而那位举石锁的老者关寿峰，即为李尧臣。

    张氏以《啼笑因缘》一书而闻名。自后，《金粉世家》《满江红》《五子登科》等著作，陆续问世，连载报端者，达数十万言。其在市民及小知识分子中影响之大，实不亚于巴金在青年学生中之影响。

    张恨水之小说，以爱国故事为主，兼有揭露社会黑暗及侠义。不料盛名之下，贸利之徒、无聊文痞，往往盗用其名氏，造作俗恶言情小说，刊诸各地小报，一时“恨水”之名，泛滥成灾。

    据称鲁迅先生之母，颇嗜读张氏小说，鲁迅并不以为忤。30年代，鲁迅旅寓沪上，曾数次托友人代购《金粉世家》诸书，函寄北京太夫人处。从鲁迅书札看，确有其事。

    张氏成名后，为《新民报》主持人邓季惺、陈铭德所罗致，与老报人张慧剑诸氏，俱为《新民报》台柱。40年代，某公于新民报社会晤张氏，识荆之后，颇为惊诧。初意张氏为小说名家，又善于言情，必属多愁善感，楚楚文士，不料体态团团若富家翁，为之忍俊不禁，因笑问：“先生以说部名扬全国，诚抒情能手，大名‘恨水’，奇甚，是否亦有伤心事耶？”张氏闻之大笑，告曰：“吾名取自五代南唐后主李煜之词，李后主佳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吾名恨水，乃是自勉之意，不过是爱惜光阴而已。”交谈中，又询以“章回小说已属旧形式，是否尚有前途”。张答：“以章回形式写新小说者，为中国风格、民族形式，尚为群众喜见乐闻。”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任《新民报》总编时，仍然于百忙中抽暇前往天桥听书看戏，其兴致之浓，不减当年。

    范长江和沈谱的婚礼

    1940年12月10日，重庆良庄沈钧儒的寓所热闹非凡，因为这天是沈老的女儿沈谱和著名记者范长江结婚的日子。

    尽管严冬是寒冷的，周围的暗探和特务横行，政治空气十分紧张，但二楼的屋内却春光融融，贺客盈门。

    住在三楼的茅盾夫妇主动为他们把新房布置得简朴、雅洁。新郎和新娘激动万分，十分感谢这诚挚的友情。他们陶醉在幸福的回忆中。两年前在武汉时，范长江和邹韬奋为商讨救国大计，经常出入沈家。一次，邹韬奋向沈钧儒老提出欲牵范长江和沈谱的红线，后沈老转告女儿。当时沈谱虽已知范长江是写《中国的西北角》的名记者，但终因年纪还小，学业未成，便婉言谢绝了。1938年沈谱在成都的金陵女子大学毕业，这时武汉失守，她只好随父来重庆。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正巧范长江在桂林与胡愈之等成立了“国际新闻社”后，因工作关系也来到了重庆，二人又相遇了。戏剧般的重逢，使二人都充满了喜悦。但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范长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而沈谱的上级则是邓颖超，他们彼此都不知对方是共产党员。直到“文革”后，一次沈谱去看望邓大姐，邓大姐还跟她开了个玩笑，说：“沈谱，你犯过一个错误，还记得吗？你一结婚就告诉了长江你是共产党员。”说得沈谱直捂起嘴来笑——这自然是后话。再说婚礼的当时，直到周恩来亲临祝贺，才使二人回到现实中来，急忙迎了上去。

    周恩来称，邓颖超因为有病，不能前来参加，但是送来了贺礼，并专门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沈谱、长江先生：

    从报上得知你俩的喜讯，今天又届你俩的佳期，不仅要向你俩热烈的庆贺，同时，凡是关心你俩的朋友们，都要感到愉快欣慰的！我本应，且极想能够亲来道贺，但因病后，体健未复，尚留乡间疗养中，致不克如愿，殊深欠憾！兹特专函，以伸贺意：敬祝你俩新婚快乐！今后共同生活，在恋爱与事业交织中，更加活泼与丰富，善处益巩固！坦白真诚，互助，互勉，互信，互谅，互慰，相爱始终！再依照你俩的愿望，在不损物资的条件下，将手头现存的两件微物——苏联乌拉山石制小像架，二年前购而未用的一花台布送上，聊表贺意，以资纪念，点缀新房，千祈哂纳为盼！

    此祝

    大喜愉快！

    邓颖超

    十二月十日

    接着，李公仆带来两朵大红花，到处喊着找新郎和新娘。发现他们两人后，拥上前去边戴边说：“你们两个都穿着蓝大褂，跟大家一样，简直认不出谁是新郎新娘了！”博得大家一片欢笑声。

    婚礼没有酒菜筵席，桌上摆的只是些糖果、糕点之类。大家川流不息，谈笑风生。实际上这也是革命同志借机一次难得的聚会。正如范长江和沈谱在“结婚启事”中所说：“新旧仪式，一概从删。”这里虽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式，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也非同凡俗。宾客们有的送来了花篮，有的送来了马列主义书籍。更引人注目的是冯玉祥先生和于右任院长的贺联。此外，还有黄炎培先生，王昆仑、郭沫若、田汉诸先生的贺诗，以及周恩来写的“同心同德”贺词。

    这天，沈钧儒老先生胸襟上缀着一朵最快乐的花，笑容在他的长髯上荡漾。他的惯于忧时虑世的脸上，展开了爽朗的丰采。这不仅是因为爱女终身有伴，而且因为他毕生奋斗的事业，从今天起将获得最忠诚的合作与继承。从他写的签名册卷首的诗篇里，可以看出他对于爱女和佳婿是付托了怎样大的祝愿：

    人生旅途长，伴侣良难得。祝吾婿与女，绳勉同心结。人生有真爱，快乐在贞一。愿吾婿与女，善葆金石质。挽手赴前路，艰巨如山积。鸡鸣怀古训，毋恋衾枕热。河山共举目，战鼓犹如雷。行俟胜利日，轰饮合欢杯。

    从下午五时起直到天暮，数百位来宾都尽情地享受了这难有的欢乐。

    李健吾险入殡仪馆

    1946年5月，著名戏剧家李健吾在上海戏剧学院执教，并与郑振铎联合主编《文艺复兴》杂志，故此文坛剧坛两界好友甚多。一天，郑振铎、柯灵、臧克家、黄裳等好友约李健吾看戏。他们到戏院后，先到后台看望剧坛好友。谁知后台正在着急，因为饰演巨商的演员临时误场。俗话说，救场如救火，这是义不容辞的，可是谁能上台呢？这种救场客串非一般人能办到，任务自然落到了在戏剧学院执教的李健吾身上。

    在大家哄笑声中，李健吾身着西装，腆着肚子上场了。台下观众中不乏认识李健吾的，拼命鼓掌。李健吾自然更是信心十足。他不是第一次上台，但这种“客串”却是第一次。他挥了挥手中的文明棍，真是大商贾的风范，几句精妙的台词也恰当得体。谁知意外的事情发生了，按剧情规定，李健吾扮演的富商要吸雪茄，且要达到吞云吐雾的地步，这下笑话闹大了。那天后台老板因为李健吾是“名角”客串，特意给他准备了吕宋产大雪茄。当台上的侍者为李健吾点燃雪茄后，这可难住了这位戏剧家，因为他连纸烟也不会吸，哪里敢吸这吕宋产的大雪茄？

    他接过雪茄，看了看，把它夹在手指间，这样台上自然便没有吞云吐雾的效果了。坐在第一排看戏的郑振铎、柯灵等人急得直冲他做吸烟的动作。李健吾也明白这意思，他何尝不知艺术在于真实的重要。他把雪茄放到了嘴边皱了皱眉头，又放下，这时台下发出了一阵善意的笑声。李健吾此时也顾不得许多了。他想把吸入的烟含在嘴里，然后再一吐，舞台效果一定错不了。于是他把牙一咬，猛地吸了一口雪茄，也许是因为用力过猛，烟没有在嘴里停住而直冲胸腔。只见李健吾满面通红，两眼一翻，雪茄掉在台上，人竟晕了过去。演员们急忙将李健吾抬了下去。郑振铎等人也赶到后台。只见李健吾两眼紧闭，懂得点医道的郑振铎赶紧为他做人工呼吸。过了片刻，李健吾才睁开两眼，仍然觉得天旋地转。朋友们急忙为他叫了辆三轮车。

    慌乱之中，三轮车夫也没问拉到哪儿。走出一箭之地，车夫问李健吾拉到哪儿去，李健吾有气无力地说了三个字：殡仪馆。车夫大惊失色，活人为何要去殡仪馆呢？也许客人喝醉了，车夫一路乱猜着，可又不能不照客人所说而行。殡仪馆是昼夜有人值班的，所以当三轮车一停，马上有值班人员迎了上来。一路上的新鲜空气已使李健吾清醒多了，知道又闹了误会，忙说自己的住处在殡仪馆的对面，现在自己身体健康，进殡仪馆为时尚早。一番话说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

    正巧当时有位报社记者路经此地，采访当夜新闻，见李健吾在此，忙问其故。第二天，便在报上发表了《李公吞雪茄，险入殡仪馆》一文。此事成了文坛趣闻，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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