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家吴趼人

    吴趼人是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家。他名沃尧，又名宝震，字小允，后改字趼人。这个“趼”字原较生僻，常被人误写成“研”字。吴趼人自己写过一首诗来辨正这件事。诗云：“姓字从来自有真，不曾顽石证前身。古端经手无多日，底事频呼作研人。”诗前并有小序云：“余自二十五岁后，改号茧人，去岁复易茧作趼，音本同也。乃近日友人每书为研，口占二十八字辨之。”

    吴趼人别号我佛山人。因吴是广东南海人，家居佛山镇，故号，意谓“我是佛山人”。他于当年《绣像小说》上发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等均署“我佛山人”这个笔名字号。吴并著有《我佛山人札记小说》和《我佛山人笔记》。

    吴趼人著《糊涂世界》《瞎骗奇闻》时，署名“趼叟”。撰《九命奇冤》时，署名“岭南茧叟”。著《胡宝玉》（一名《三十年上海北里怪历史》），署名“老上海”。

    吴趼人与上海实有缘分。他于十八九岁时至上海，后即久寓沪上，直至病故。中间虽曾去汉口、山东和日本某地小住，但时间都不长，故自号“老上海”。因而在1912年编纂的《上海县续志》卷二十一《游寓传》中，也为他专门立了小传。吴趼人在上海主编过《字林沪报》的副刊《消闲报》，后又创办了《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1906年为《月月小说》主笔。

    吴趼人是当时创作最多的一个作家。他写了小说三十余种，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因此当年吴趼人，被文坛推崇为“大文豪家”。笔者在一家图书馆见过一份1910年7月22日出版的《汉口中西报》，此期报纸就以“版心”地位，发表了“大文豪家南海吴趼人君肖像并墨宝”。所谓“墨宝”，即指署名“我佛山人”所作的《还我魂灵记》一文。文末附载了吴趼人写给药房老板黄磋玖的信和上海中法大药房的告白。

    吴趼人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卒于清宣统二年（1910）。这样一位文章“卓绝一时，斯世仰望风采及钦慕其著述之人，不知凡几”的大作家，临死时却家境贫困，身后萧条，只遗一妻一女，女仅六岁。吴的丧事，也是朋友为他料理的。

    吴趼人逝世时，他的挚友沈敬学曾有挽诗一首云：

    语不惊人死不辞，卖文海上病难支。李南亭

    后吴南海，容易伤身笔一枝。伯道无儿志未行，衔悲寡鹄复何如。佛山青翠浓如昔，谁访筠清馆里书。

    诗中李南亭，即李伯元，亦是晚清著名的谴责小说家，著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等名作，比吴趼人早逝四年。

    “东亚病夫”曾朴

    岂真东亚病夫，是鲁男子热情奔放，到老要翻完嚣俄全集；

    不愧一代文宗，写孽海花笔力雄健，至今已传遍震旦词坛。

    这是近代著名小说家曾朴于1935年6月23日病故后，由沪上作家徐蔚南亲自撰送的一副传诵一时的挽联。徐曾任上海市通志馆副馆长、上海艺术学院教授，善作草书，颇为世重。

    曾朴，生于清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即1872年3月1日。江苏常熟人，乳名“大大”，谱名朴华。字孟朴，与名并行。郁达夫曾著有《记曾孟朴》，载1935年出版的《越风》；蔡元培有追悼《曾孟朴先生》一文，载《宇宙风》第二期。“东亚病夫”是曾朴的笔名，最早见于其长篇小说《孽海花》，小说的印本署“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编述”。曾朴墓至今犹存，在常熟市西门外虞山宝岩杨梅林，墓碑即刻有“晚清作家东亚病夫曾朴墓”十一个隶书大字。《鲁男子》为曾朴所著的一部长篇小说，实为曾“青年时期的自传”“晚年回忆的忏悔录”（见《曾孟朴先生年谱未完稿》）。曾朴谙法文，是翻译法国文学的早期专家。孟朴曾自言：“我的法文，是读字典读懂的，不曾进过学校。”

    曾朴于十三岁时，经名儒潘子昭指导，研讨课艺。一日，曾父曾君表（光绪乙亥举人，著有《登瀛社稿》）于孟朴抽屉见其所作骈文，辞意美妙，不禁拍案叫绝道：“大大（乳名）竟通了！”

    曾朴十九岁，应常熟县试中第一名，应府试中第二名，后赴苏州应院试获第七名入学中秀才。是年，曾朴与汪圆珊结婚，曾朴因不满这桩封建包办婚姻，成婚之日竟借酒醉为辞，未入洞房。然而，曾朴禁不住秀美妻子圆珊的温存熨帖，不到半月，一对小夫妇竟异常要好了。第二年11月，圆珊夫人产一女，产后便病，半月演成永诀。曾朴撰《祭亡妻汪孺人文》并作《悼珊六首》，兹引其中第一首：

    萧萧落叶逼黄昏，三尺桐棺万里魂，愁到天翻不相识，眼看人去了无痕。错疑小别将归棹，准待宵回不掩门，梦醒忽惊真个事，锦衾一半总难温。

    曾朴二十岁中举人，二十一岁捐内阁中书，留京供职。时曾朴常出入于宰相翁同龢之门，力劝翁相主持正义，抗御外侮，为时人所传颂。

    曾朴晚年因病返里，种花养病于常熟虚霩园（俗称“曾家花园”）。虚霩园临水厅前有一座太湖石，上刻有一则曾氏父子（曾君表、曾朴）合作题记，题记云：

    余营虚霩园，倚虞山为胜。未尝有意致奇石，乃落成而是石适至，非所谓运自然之妙有春耶？即书“妙春”二字题其额。石高丈许，绉、瘦、透三者兼备。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曾之择并记，男朴书。

    曾之撰，即曾君表名。光绪二十年，即1894年，其时曾朴二十三岁。

    曾朴六十四岁那年以感冒而病，故于虚霩园红楼。

    爱情诗人汪静之

    20世纪20年代湖畔诗社的创始人之一，爱情诗人汪静之不久前在杭州浙江医院辞世，享年九十五岁高龄。

    汪静之的诗集《惠的风》曾震撼五四文坛，这与他的爱情经历是分不开的。

    汪静之在出生前，便由父母指腹为婚，与比他小半岁的曹初兰定了亲。谁知在他十三岁那年，未婚妻突然夭折。从那时起他便与未婚妻的小姑母曹佩声成了两小无猜、亲密无间的伙伴。

    十五岁那年，他鬼使神差地写了一首古体诗送给曹佩声，表明自己的爱慕之情。可曹佩声迫于封建势力的束缚，违心地拒绝了汪静之的求爱。但约定，待长大后同做隐士，脱离尘俗。

    次年曹佩声由母亲做主嫁给了一个纨绔子弟，隐士梦自然也就破灭了。不久，聪明美丽的曹佩声考取了杭州女子师范学校。

    1920年8月，汪终于按捺不住对曹的思念之情，和曹佩声的丈夫一同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此时，汪、曹两人依然情意绵绵，心心相印。望着曹佩声的小照，汪静之写下了深沉的相思：

    我看着你

    你看着我

    四个眼睛两条视线整整对了半天

    你也无语

    我也无言

    为了回报汪对她的深深爱恋，曹佩声以极大的热忱和耐心，相继邀了浙江女师八位品貌不凡的女同学与汪见面，希望他们相识后作为朋友。谁知这八位美人对汪都不理不睬，看不中身材矮小的汪静之。这使得曹佩声叹着气说：“只怪你生得太矮，看来全没希望了。我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办呢？”汪说：“八个人中我最爱符竹因。”他请曹再邀她一次。

    在不断的追求和失恋中，汪静之体验着爱的痛苦和甜蜜，在痛苦和甜蜜的撞击中涌动出了一首首美妙的诗。

    在《拒绝》一诗中，他这样写道：

    ……

    我听到了

    “不爱你”三个字

    这样婉妙的声音

    ……

    你不爱我也不要紧

    这声音够我陶醉一生！

    又是一个星期天，四人同游西湖，符竹因仍没理他。临别，汪将一本夹着自己一首情诗的《唐诗三百首》，虔诚地用双手捧给符竹因。诗中汪静之根据《诗经》“绿竹漪漪”的诗句，替符竹因取了个“绿漪”的别号。

    汪静之的情诗，如同丘比特的箭，射中了符竹因的心，终于打开了少女的心扉。不久，符竹因答应与他成为好朋友。为此，汪欣喜若狂，写下了一首赞美诗《赠绿漪》。

    1924年汪静之与符绿漪在武汉结为伉俪。从此，他们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了六十多年。符绿漪于1986年春末去世，汪静之含泪将她1932年摄的一张黑白照片放大着色后，镶在镜框中，挂在卧室兼书房的墙壁上。一首他在1960年1月14日抄写的《红梅——次韵和郭沫若赠绿漪》的旧体诗贴在遗像的左侧，以寄托自己对爱妻的无限哀思。

    梁实秋怀念清华园

    一代学者、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先生遽归道山。哲人其萎，海峡两岸凡知先生者，莫不痛惜。

    梁实秋原籍浙江，生于北京。1915年，十四岁时考上清华，直到二十二岁，在清华念了八年书，所以对清华园有永难磨灭的印象和深沉的感情。到了晚年，他尤其念念不忘青年时代在古都北京的生活情况。春天，灰色古城墙上空的风筝；夏天，在太庙或社稷坛（中山公园内）大树下小憩；秋天，西直门至海淀的斜阳古道；冬天，护城河上的冰床和厂甸的大糖葫芦，都纷纷出现在他的忆念之中，并见之于笔端。老人何等思念他的出生之地啊！

    当然，他怀念之深、思之更切的还是清华园。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清华门口的情况：

    通往校门的马路是笔直一条碎石路，上面铺黄土，经常有清道夫一勺一勺地泼水。校门前小小一块广场，对面是一座小桥。桥畔停放人力车，并系着几匹毛驴。

    他甚至没有忘记看校门的“张老头”：

    他职司门禁，我们中等科的学生非领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门一步。他经常手托着水烟袋，穿着黑背心，笑容可掬。我们若是和他打个招呼，走出门外买烤白薯、冻柿子，他也会装糊涂点点头，连说：“快点回来，快点回来。”

    如此细微的情景，如此清晰的记忆，真是于细微处见深情！

    清华园里的建筑布局在他心中了如指掌。“工”字厅是园中最早的建筑，房屋轩敞，是招待宾客之所，但学生也可借来开会。厅后有小小荷池，池后为一小土山，尚有对联一副：

    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

    横额是“水木清华”。这大概就是清华园之所以得名了。

    梁实秋曾回忆说：我在清华园最后两年，时常于课余之暇，陟小山，披荆棘，巡游池畔一周，不知消磨了多少黄昏。闻一多临去清华时，用水彩画了一幅《荷花池畔》赠我。我写了一首白话新诗《荷花池畔》刊在《创造季刊》上，不知是郭沫若还是成仿吾还给我改了两个字儿。

    清华园以西的一片荒地上，有小河流过，却很少有人到那个地方去。有一回，梁实秋和翟桓到那里去散步，却听见泼泼啦啦的水声，仔细看去，水中有尺把长的鱼在欢跃。他们脱光鞋袜，挽起裤脚下去摸鱼，居然真抓到了。急送厨房烹煮，真是大快朵颐。

    清华的学生们读书相当认真，尤其是跑图书馆读书的风气更浓。为了使学生免于成为“小老头子”，学校很重视体育活动。每到下午四时至五时为强迫运动时间。到时，图书馆与课堂、自修室全部上锁，只有体育场与体育馆开着，促使大家去运动。

    清华体育馆在当时是第一流的。梁实秋也曾在那里练习过跳木马、攀杠子、翻筋斗、爬绳子、“张飞卖肉”，等等，但他就是不肯下游泳池。据说，第一，他怕水凉；第二，他怕不小心难免会喝一口。所以，据他回忆，临到毕业之日，游泳考试不及格者仅有两个人，一个是赵敏恒，另一个就是他了。

    清华体育比赛活动也非常多，在校际比赛甚至全国运动会上，也曾出过不少风头，而一些擅长运动的学生，往往成为特殊人物。如果他们达到某一标准就可以在特设的小食堂去吃饭，其名曰“训练桌”，有人则称之为“雅座”。清华学生本来就吃得不错，平时八菜一汤或四盘五碗，而“雅座”中则有牛奶和更多的肉类和鸡蛋。据说非如此，则训练不出为校争光的运动员来。

    据梁氏回忆，有一年上海南洋大学足球队北征，清华英勇迎战。南洋当时执南方各大学足球之牛耳，清华则为北方之强。赛球那天，北风凛冽，严寒刺骨，结果清华大胜，全校欢腾。清华的篮球也不弱，对手仅北师大与天津的南开可比，年年互相邀赛，各有胜负。梁氏喜好运动，虽非校队，据自称：也踢破过两双球鞋，打破过几只网拍。

    在临近毕业那一年，同学住进有暖气和现代化淋浴设备的大楼。那一年功课并不轻松，但心情愉快。梁氏还与吴景超、顾毓秀合作主持《清华周刊》的编务，常常秉烛不眠却乐而不疲。但究竟因即将与校园、师长、同学分手，心中难免依依之情。据梁氏回忆，他当时每周进城，有时策驴经大钟寺趋西直门，蹄声得得，黄尘滚滚，赶脚的跟在后面跑，气咻咻然。多半是坐人力车，荒原古道，老树垂杨，也是难得的感受。途经海淀少不得要停下，在仁和（酒店）买几瓶“莲花白”或“桂花露”，再顺路买几篓酱瓜酱菜，或是一匣甜点薄脆，归家共享。

    梁先生对清华、对古都感情之深，是令人心颤的。11月初，台胞可回内地探亲了，恰于此时，梁先生作古，我为梁氏做三日哭。

    自学成才的沈从文

    已故的沈从文，一生从事过新闻编辑、大学教育和文物研究工作，著有《边城》《湘西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并有《沈从文文集》名世。其实，他原籍湖南凤凰，原名沈岳焕，只在幼年时读到小学毕业，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现代著名作家。

    民国十年（1921）夏，二十岁的沈从文由湖南来到北京，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他的文化程度只是小学毕业，想进大学深造只能是幻想。为此，他便开始了自学。每天早上，吃过两个馒头，他便步行到宣武门内，埋头于京师图书馆，开始研读《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等杂书，直到晚间关门时才返回住处。如果闭馆，他便留在会馆读随身带来的《史记》。

    半年之后的一天，一位亲戚为他在沙滩附近银闸胡同公寓找到新的住处。此时，正值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对不注册的旁听生不加限制。而北京大学就在沙滩，因此他便成了这所大学不注册的旁听生。他领过北京大学的国文讲义，听过日语课，间或也听过教授们讲哲学和历史。旁听生终究不是正式生，他曾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但由于底子太薄，结果以零分的成绩被淘汰。从此，他杜绝了正式进入大学深造的念头。此后，他一面继续在北京大学旁听，一面在银闸胡同公寓开始无日无夜地伏案写作，写成后便向北京各杂志和报纸副刊投稿。

    民国十三年（1924）冬，他向几位知名作家写信倾诉自己的处境。11月的一天，天降大雪，室内结冰，身着两件夹衣的他，用棉被裹着双腿，坐在桌前写作。这时，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郁达夫推门而入。

    郁达夫默默地听他倾诉离湘来京的打算和处境。他艰难的遭遇使郁达夫深感惊愕。于是，郁达夫将自己脖子上的毛围巾摘下，披在他的身上，然后邀他到附近一家饭馆用便餐。当郁达夫拿出五元结账时，除花掉的一元七角，找回了三元多全部塞给了他。

    民国十四年初，边自学边写作的他，以“休芸芸”的笔名，继续将写成的文章向各报刊投去。其中一篇，出乎意料地被刊登在1月31日的《京报·民众文艺》上。有一天，《民众文艺》的两位编辑到他寄身的公寓看望，经过交谈，他得知这两位编辑一位叫项拙，一位叫胡也频。

    后来，他到上海滩，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与黑》和《红黑》杂志，并参加新月社的活动，还曾转到北平和天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抗战期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抗战胜利后，到北京大学任教，同时编辑《大公报》和《益世报》副刊。由于他的刻苦自学与顽强奋斗，终于成为卓有成就的一代文化名人。

    铁骨铮铮朱自清

    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有一处没有墓碑和供台，只有一方凸现出矩形水泥盖的墓地，盖上写着：国立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之墓。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散文家、诗人朱自清教授，即长眠在此。

    朱自清从1925年开始任清华大学教授，向来以诲人不倦、治学严谨而著称。他不仅有渊博的学识，而且特别注重调查研究，联系实际，不论教材难易深浅，他都仔细剖析，认真备课。有一门“文辞研究”课，只有两个学生听，但他仍然一丝不苟地讲解，课后还认真复习和考试。后来这两个学生都成为北大的著名教授和学者，被视为严师出高徒的典范。

    朱教授是著名的诗人。他1922年写的《毁灭》和后来出版的《踪迹》等都被认为是思想性、艺术性很高的力作。但是，朱教授最有影响的作品还是散文，如《荷塘月色》《背影》等均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他先后出版的《欧游杂记》《背影》《你我》等多部散文集，在文坛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然而，朱自清教授给人们印象最深的却是他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1935年“一二·九”运动，北平三万多学生举行爱国游行示威，反对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他也热情参加。当许多学生被打伤时，他愤怒地谴责政府对学生过于残酷。在昆明西南联大纪念抗战两周年时，他热情歌颂抗战，在散文《这一天》中写道：“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他不断地为抗战的胜利呐喊和呼号，认为只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问题就都解决了。但他却不曾想到，抗战胜利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反动派又挑起了大规模内战。于是，他又为和平和正义而斗争，成为一名勇敢的民主斗士。

    1946年的7月11日和15日，民主运动战士李公仆和他的老朋友闻一多教授先后被反动派杀害，使他愤怒到极点。在追悼大会上，他不顾特务们的恫吓，挺身而出，写了著名悼诗《你是一团火》。他说：“闻一多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他通过搞签名运动，抗议反动派任意逮捕和杀害群众。他呼吁民主与和平，并为清华教授起草了“反饥饿、反迫害”的罢课宣言。这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948年6月，他带头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严正抗议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和对中国人民的侮辱，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气节。

    当时，他生活非常困难，患有严重的胃病而得不到起码的营养和治疗，体重减少到只有四十五公斤。但直到临终前，他仍谆谆嘱咐夫人：“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不吃美国面粉。”这就是一直为后人称颂的朱自清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英雄气概。

    “苏门啸隐”郁达夫

    十年孤屿罗浮梦，每到春来辄忆家。难得张郎知我意，书眉还为画梅花。

    这是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于1945年春，在印尼苏门答腊写下的一首诗，同年秋他即被日本官兵秘密杀害。

    这首诗是一首题画诗。据说，郁达夫的生前友人于抗战胜利后曾将原画及题诗影印照片寄与郭沫若。画为倒垂梅枝，有一画眉鸟栖于枝端，新云山人所绘。诗即题于画下，诗后署“乙酉春日苏门啸隐书”。

    郁达夫这首题画诗粗看似漫不经心，实际包含着深沉的爱国之思。抗战爆发后，郁达夫一直在新加坡《星洲日报》《华侨周报》任编辑，宣传抗日，并身兼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等职，做了很多抗日工作。新加坡沦陷前夕，因故羁留南洋，被迫与胡愈之等文化人流亡苏门答腊。为隐蔽身份和维持生活，他化名赵廉，集资开办了酒厂。在这期间，他曾偶然地被逼担任了短时期的日本官兵部队翻译，并曾利用这个职任，营救了不少印度尼西亚人和华侨。但在他终以各种借口摆脱翻译之职后，便被无耻文人和侨奸洪根培告密，继而在日本投降前夕被害。

    郁达夫在隐蔽期间，无时不在怀念故国。据说他每日一诗，寄怀情思。“满地月明思故国”，他殷切希望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战；“镇日临流怀祖逖，中宵舞剑学专诸”；他多少回“草檄书生梦里功”，期望河山早日重光；“细雨蒲帆游子泪”，“长歌正气重来读”，是他苦闷的隐居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曾于苏门答腊作《离乱杂诗》十一首，其中第十首完全可以作那首题画诗的注解：

    千里驰驱自觉痴，若无灵药慰相思。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

    只不过题画诗更含蓄、更深沉绵邈罢了。试看“每到春来辄忆家”一句，不正是这位异乡游子爱国赤心的肺腑之吟么？达夫题诗署名“苏门啸隐”，这亦很能表明作者心迹。晋时隐士孙登在山中土窖隐居，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名士阮籍在苏门山与他相遇时，向他请教，但孙登不发一言只是仰天大笑。阮籍不得已下山，正走到半山之中，忽听孙登长啸一声，犹如鸾凤之音。这即为“苏门啸”之来历。诗人恰好居于苏门答腊，信手拈来，表达了诗人欲为祖国抗战长啸效力的热忱。

    郁达夫不愧是中国当代一位爱国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诗作在文学史上自有定论，而其坚定的爱国情操更是值得后人赞颂。近闻，在他故乡富春江畔盖起了“双清亭”，以纪念郁氏及其兄郁华，字是茅盾生前所题。可见热爱祖国的人，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由《京华烟云》想到林语堂

    台湾录制的四十集电视连续剧《京华烟云》已开始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几乎被人们遗忘了四十年的林语堂，又回到笔者的记忆中。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1939年问世的一部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整体结构与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类似。故事通过姚、曾、牛三家的浮沉兴衰、悲欢离合，展示出一幅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画卷。1975年，这部小说曾被列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小说情节波澜起伏，文笔舒展自如，意境不凡，较好地表现了作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浮生若梦、无欲则刚、顺随自然的道家精神。

    电视剧拍得怎么样，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港台看这部连续剧，年轻人也许不会理解那个时代的人物性格和社会情景。年纪大的人看了，又会觉得与书中所写实际人物形象相去甚远。如果此剧由内地影视界来演出和制作，想必更能体现原作精髓，收到形象、语言、情调逼真的效果。因为北京人演北京的故事更能贴切地体现京华风格。不知为什么，内地影视界忽略了这样一个好题材。

    林语堂，1895年生于福建龙溪，在北京、上海都生活过。他的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法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与鲁迅先生交往甚密。后来，林出版了《开明英文读本》，获利甚丰，成为绅士作家。20世纪30年代，他编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灵性的小品文，遭致左翼文坛攻击，右翼文人又乘机落井下石，落得个两面不是人。名利双收颇风光了一阵子的林语堂只得落荒而走，到美国去闯荡江湖了。

    林语堂在美国文坛赤手空拳地“开码头”，却也一帆风顺。他的《吾国吾民》一问世，就在美国畅销书目中名列榜首，奠定了他在美国读者中的声望。步入中年后，他致力于把中国文化通俗地介绍给世界，四十年间，平均每年有一部作品问世。“七七”事变后，他在大洋彼岸向全世界呐喊：

    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该和日军拼一拼啦！

    他奋笔疾书，尽了一份中国作家的责任。

    1966年，林语堂定居台湾；1976年3月在香港病逝，享年八十岁，葬于台北阳明山。

    柳亚子其人其事

    在中国当代众多的爱国知识分子中，柳亚子应是一位很令人敬仰的前辈。他反对封建专制，抗御外来侵略，歌颂新的社会，博得了人们广泛的赞誉。

    柳亚子（1866～1958），江苏吴江人，清末秀才，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被蒋介石通缉，逃往日本。抗日战争期间，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运动。抗战胜利后，在香港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8年6月21日在北京病逝。

    据《南社诗人点将录》载，柳亚子在少年时，就能诗善文，颇有胆量，有的诗文矛头直刺清王朝的慈禧太后。

    1904年，正当慈禧太后的寿辰之日，十七岁的柳亚子，面对清廷腐败荒淫、丧权辱国等行径，不禁义愤填膺，挥笔疾书《纪事诗》二首，其诗曰：

    毳服毡冠拜冕旒，谓他人母不知羞；江东几辈小儿女，却解申申詈国仇。

    胡雏也解祝华封，歌舞升平处处同；第一伤心民族耻，神州学界尽奴风。

    在清王朝慈禧太后的淫威下，柳亚子竟敢写出这样“触龙鳞”的“反诗”，充分显示了他大无畏的胆量。于是，清廷两江总督端方为此通牒追捕他。

    抗日战争时期，柳亚子三改书斋名称，更表明了他高尚的情操。他早年投身革命，因钦慕唐代诗人贾岛的《侠客》诗“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的豪侠之气，取斋名为“磨剑室”，并著有《磨剑室诗文集》。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他因病滞居上海。这年11月13日，上海沦陷，他避居上海法租界，环境险恶，行动极不自由。他眼看着祖国河山一片片沦陷，心中无比悲愤，于是取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王夫之“六经待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诗意，改题斋名为“活埋之庵”。他在“活埋之庵”中隐居了三年，潜心研究南明史，写《南明纪年史纲》，以南明史实，来抒抗日救国之情。

    1941年，柳亚子几经周折，秘密到了香港，住在九龙柯士甸道，他又以“羿楼”为斋名。羿即神话故事中的射日英雄后羿。他以“羿楼”名斋，寓有“射日（本）”之意。他身居羿楼，与旧朋新友频频往来，呼吁抗日，反对内战。皖南事变发生，他立即致电要求“严惩祸首”，但国民党当局却以“反对国策”的罪名，把他开除党籍。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柳亚子于1942年6月7日只身来到桂林，在信义路住下来。回顾九死一生的经历，他遂把书屋题名“更生斋”，以迎接抗战胜利，祈求新社会的诞生。

    少年聪慧郭沫若

    文坛巨星郭沫若，一生写过许多闻名于世的诗文和剧本，还写了许多充满诗情画意的对联。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一些即兴对联，充分显示了他的敏捷才思和超群智慧，使人拍案叫绝，争相传诵。

    郭沫若幼年读私塾时，有一天老师布置学生背诵《易经》和《周礼》。他和同学们感到枯燥无味，就趁老师外出，一起跑到附近的庙里偷摘桃子。后来，此事被僧人向老师告发，老师很生气地说：“你们不好好背书，却去庙里偷桃，想必都学会了。现在你们跟我对对联，对不出的就认罚，若谁能对上就免罚。”说罢，即出了带有责骂、挖苦的上联：

    昨日偷桃钻狗洞，不知是谁？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只见郭沫若站了起来对道：

    他年攀桂步蟾宫，必定有我。

    郭沫若这对联，不仅敢于认错，而且显示出远大的志向。老师见他认了错，更叹服其才，不仅转怒为喜，偷桃的学生也就都免了责罚。

    有一年中秋节，郭沫若的家里给了他一吊钱，让他作为节礼送给老师。但他买书买吃的把钱花光了，没有给老师送成礼。郭家历来没有失过礼，老师对此不太愉快，就出了一条上联让郭沫若对，借以试探：

    竹本无心，遇节岂能空过？

    郭沫若听出了老师的弦外之音，低着头很难为情地道：

    松原有籽，过时尽是干包。

    这下联暗含歉意：我家原是记挂着老师，本要送礼的，可是钱被我花光了，口袋里就像掉了籽的松包一样，空空如也。老师一听，笑了笑，只好作罢。

    有一年春天，郭沫若随同学到四川乐山县城东郊任家坝高山寺游览。寺侧有一矮庙，内有石质的阿弥陀佛一尊，只雕有一个头像，身子却是一块七八尺高的长条石，并无四肢。长条石上刻有“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同学们提议郭沫若写副对联。郭沫若向高山寺僧人借来了笔墨，便在两侧写了副对联：

    不必现身说法，只要有脸见人。

    同学们回去讲给老师听，老师称赞这副对联是讽世之作，并说社会上这种人比比皆是。

    还有一次，郭沫若与同学去看木偶戏，看完后，他写了副对联：

    光是出头，总不说话，要是松手，又怕丢人。

    老师听说后，说这副对联不仅诙谐，而且既讽世又警世，实在妙极了。

    当然，就郭沫若来说，这些只能说是小试锋芒而已。后来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学家等，是他天资加勤奋的结果。斯人者，真难能可贵也。

    郭沫若之所以少年聪慧与其幼年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分不开的，尤其他的母亲杜邀贞对他的成长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据郭沫若自己回忆，他的外祖父杜琢璋这位清末的二甲进士任贵州黄平州的州官时，当地苗族人民因不堪欺凌而奋起反抗，攻破了黄州城，杜琢璋及其家人死于战乱中。杜邀贞虽自幼父母双亡，从未读过一天书，但她都能凭着资质聪颖，靠平时的耳闻目染，不仅识文断字，而且还默记了许多唐诗宋词。

    在郭沫若发蒙前，母亲教他记诵了不少诗，其中有一首唐诗记得特别牢。这首诗是：

    淡淡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亦无声。

    母亲杜邀贞有意无意的培养，形成了郭沫若喷涌不绝的“诗泉”，形成了他那无法抑制的创作激情，造就了20世纪中国的伟大诗人，诞生了像《女神》那样不朽的诗篇。

    郭沫若四岁半就入了私塾，这并非出于父母的逼迫，而是他本人自己的要求。郭沫若后来说这里有母亲的诗教在起着作用。

    清末时期私塾先生相当严厉，生性顽皮的郭沫若常遭到先生的责打。杜邀贞虽然心疼，但绝不护短，她深知“惜钱休教子，护短莫投师”的道理。于是，母亲不干预先生的教育，只是为儿子做了一顶硬壳帽子戴上，以抵御先生的鞭打。事隔多年，已成名的郭沫若回忆往昔，十分厌恶私塾的“刑罚”，但却念念不忘那顶硬壳帽子，不忘那帽子所凝聚着的母亲的深情。

    为了激励儿子的读书兴趣，母亲曾教给郭沫若一首《翩翩少年郎》的游戏诗：

    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

    后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说这首诗对儿童的好奇心是一服“绝好的兴奋剂”。“骑起竹马，抢着书本上学，这是怎样得意的事情啊！要想实现这种情景，这是使我早想读书的一个重大的原因。”

    中国一位资深中科院院士认为，天才并非与生俱来，天才是茂林佳卉，必植根于丰厚肥沃的土壤。母亲杜邀贞对郭沫若幼年所进行的诗教，就是这土壤中的“营养”元素氮、磷、钾，不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郭沫若这棵参天大树。郭母教子，给后人留下了幼儿启蒙教育和父母家庭教育的启示：在当今现代化教育方式普及之时，不能让传统的“诗教”“缺席”，应有其一席之地，以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博大精深。

    拒绝称“王”的老舍

    北京现在喜欢称“王”的人太多了，尤其在汹涌澎湃的商海里，不知天高地厚的市侩纷纷打起了“鞋王”“裤子大王”“栗子大王”“牛肉面大王”“板寸大王”（专剃寸头的理发馆）等封号，不胜枚举。由此而忆及拒绝称“王”的老舍，相比之下，更见其人格之高尚，修养之深厚，处世之英明。

    老舍是中外知名的京味儿小说家和戏剧家。他早期的短篇小说，即以非比寻常的幽默赢得读者的欢迎和文坛友人的赞赏。

    1930年3月，老舍辞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职务后，于5月底返京，寄居西城淹通胡同六号白涤州教授家。5月30日，北京文坛名家陈逸飞代表“笑社”（彼时颇有影响的文艺团体）同仁造访老舍，未遇而留一纸书信，谈及欲请老舍做“笑王”事。

    翌日，陈逸飞即收到老舍尺牍——“辞王启”，原文如下：

    逸飞先生：

    您来，正赶上我由津回来大睡其午觉，该死！其实白老先生（按：白涤州教授之尊人）也太爱我了，假如他进去叫我一声，我还能抱着“不醒主义”吗？

    您封我为“笑王”，真是不敢当！依中国逻辑：王必有妃，王必有府，王必有八人大轿，而我无妃无府无轿，其“不王”也明矣。

    我星期三（廿八）上午在家，您如愿来，请来；如不方便，改日我到您那儿去请安，嗻！

    敬祝

    笑安！

    弟舒舍予鞠躬

    读罢老舍的“辞王启”，即使像褒姒（周幽王之宠妃）这样素不爱笑的人，也会忍俊不禁。至于老舍的幽默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不知使多少读者笑得前仰后合甚至岔了气儿。老舍这位出身满族八旗贫苦家庭的人民艺术家，无愧于幽默大师的称号，是名副其实的笑王。

    老舍的拒绝称“王”，当然不能和现代商海中诸多自称为“王”者同日而语，然而前贤所树立的榜样，总不应该忘却。

    老舍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的谦虚谨慎，深知“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这条万古不变的哲理，更在于他的实事求是，不作非分之想。他在信中所说的“无妃无府无轿”，是句大实话。30岁的老舍，虽过而立尚未娶妻，寄人篱下而无自己的寓所，出门行路安步当车，按照中国的逻辑，还真没有这样寒酸的“王”。与其“受封为王”，莫如“不王”，更何况陈逸飞的信，是“半开玩笑”（陈氏原话）呢。

    现实生活中的热衷称“王”者，确实应从老舍的“辞王启”中汲取一些哲理，将其作为一面镜子。

    张天翼写作《包氏父子》

    《包氏父子》是著名作家张天翼最为有名的一部短篇小说。作品描写了20世纪30年代江南某镇小市民的灰色人生。当门房的老包望子成龙，借债供儿子小包读中学，幻想有朝一日儿子出人头地，自己当老太爷坐享清福，因而对小包百般溺爱和纵容。可是小包不成器，只知道追逐虚荣，对女同学想入非非，整日和纨绔子弟厮混，最终闯下大祸而被学校开除。父子二人的迷梦双双破灭。该作品问世后轰动一时。“包氏父子”几乎成了小市民灰色人生的代名词。

    张天翼是湖南湘乡人，1906年生于南京，在南京读过小学。1927年从北大预科辍学后至抗战前的一段时间，他一直生活在江南，常常往返于沪、宁、杭一带。他当过家庭教师、记者、报社编辑、机关小职员，也失过业。但他坚持不懈从事业余创作，终于成为具有高超讽刺艺术风格的著名作家。

    张天翼在家族同辈中排行最小。他众多的哥哥、姐姐、姐夫，有当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有当高级军官的，还有当县长、教授的。但他情愿身居僻巷，靠每月三十几元的稿费为生，并不通过兄长去谋一官半职。在南京，他住在白下路八府塘六号他寡姐张稼梅家里。这座大杂院是一所典型的老宅，幽暗、阴森。白天，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空荡荡的大宅院里格外清静。这正是张天翼潜心写作的好环境。他原名张元定，张天翼这个笔名，是根据《庄子·逍遥游》中的句子“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的含义引申而来。当他的一个任国民党中将军衔的哥哥得知作家张天冀就是自己的弟弟时，十分惊讶，特地坐了小汽车到八府塘六号来向张天翼证实。

    但张天翼并非只知闭门造车的书呆子，他在南京经常和文友聚会。他们或到鸡鸣寺喝茶评文，或登台城指点古今，或荡舟玄武湖上。他喜欢躺在小船上任其漂荡，仰天长啸，引吭高歌。他最爱唱的歌是赵元任的《叫我如何不想他》。这些都激发了他的艺术创作活力。他还主动和社会底层的各种人交朋友。八府塘一带是小市民很集中的地区，都是些拉黄包车的、杀猪卖肉的、机关小职员、商店伙计、阔人家的门房、剃头理发匠、走投无路的失业者……各种三教九流的人。张天翼都和他们交往，从他们的生活中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小说《包氏父子》中的主人公，就是以落脚在八府塘六号大院的门房父子为原型塑造出来的。由于张天翼长期观察、体验生活，洞察小市民的内心世界，所以作品笔锋犀利，语言幽默，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作品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鞭挞，堪称那个时代杰出的讽刺小说。这部作品直至今日仍然有生命力，80年代还被搬上银幕。人们从《包氏父子》身上看到了不少“国民劣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有异曲同工之妙。

    笔者近年重游南京白下路八府塘，只见昔日的深巷老屋已成为耸立的楼群，不免产生了沧桑之感。

    曹禺南京写《原野》

    1936年初秋，二十六岁的曹禺从天津来到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上学期，校长余上沅就宣布请曹禺来教编剧，他一封又一封恳切的信件和电报终于打动了曹禺的心。

    曹禺果然不孚众望，他以强烈的责任感和高超的教学艺术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他从不摆架子，平常也不修边幅，甚至有些邋邋遢遢。但上起课、排起戏来，却是独具匠心，一丝不苟。比他年轻不了几岁的学生们敬佩地说他是“三位一体”的老师，能编、能导、能演。指导排戏时，他几乎把每个角色都演了一遍。许多后来成名的导演、演员，如凌子风、谢晋、石联星、叶子和项堃等都是他的学生。

    当时，曹禺正处于创作的高峰期，一到南京他又开始酝酿新作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农村题材领域是一个刚刚开垦的处女地。农村的现实生活如水旱灾害、谷贱伤农、兵荒马乱、卖儿卖女、铤而暴动……一一摄入他的视野。他想起了儿时的保姆段妈。那是一个农妇，双亲活活饿死，丈夫被东家打死，婆婆悬梁自尽，孩子也被摧残夭折，只剩下她孤苦伶仃。她心地善良，给自小失去生母的小曹禺以深切的爱抚。她是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使他从小就知道，在他家的小洋楼外边还有一个悲惨的世界。

    他更忘不了七八岁时在宣化度过的日子。他父亲当时做宣化镇守使。有几次他亲眼目睹了审讯拷打土匪的场面：大堂上“鬼气”森严，高高在上的军法官杀气腾腾，两边站着荷枪的士兵，还摆着刀枪、剑戟和刑具。军法官一声令下，皮鞭无情地在那些土匪的脊背上飞舞，凄惨的号叫声不绝于耳，那气氛活像阴曹地府的阎王殿！这情景给曹禺幼小的心灵注入了一种说不出的悲愤，也许就是这些土匪使他孕育了仇虎的形象。

    宣化的环境也使他难以忘怀。他当时孤独寂寞，衙门的后院是他唯一的去处。这里盘踞着一棵古树，枝杈覆盖了大半个院子。在黑黝黝的树下，他感到仿佛置身于原始森林之中，恐怖极了，这种环境与《原野》中的一些恐怖场景又是何其相似！

    记忆又把他带回了天津。离家不远处就是火车站，成天传来汽笛的长鸣和车轮的轰隆声。然而，不断涌入天津的灾民，又使他感到现实是那样的残酷无情。这也启发了他构思《原野》中仇虎和金子双双出逃，正是把火车当作救星，也是向往着铁道远方美好的天边。

    曹禺回忆着、联想着、想象着……主人公仇虎的形象渐渐地鲜明了，这是一个外表丑陋而内心善良的反抗者的形象。也许是受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敲钟人的启迪，作家凭着卓越的想象力和熟练的技巧，演绎出一个情节奇特，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复仇故事。不少剧评家认为作家借鉴了奥尼尔的《琼斯皇》。但据曹禺自己说，他那时并没有读过《琼斯皇》。不过，他对奥尼尔的其他一些剧作是烂熟于心的。他还想到波斯诗人欧涅尔的一首小诗：“要你一杯酒，一块面包，一卷诗，只要你在我的身旁，那原野也是天堂。”于是，他给这个新剧起名《原野》。

    石评梅长眠陶然亭

    顷闻《石评梅小说集》出版，不禁忆及她与高君宇的一段往事。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书店首由北新书局振臂奋起，随之景山书社、未名社、开明、神州、严华等书店相继开业，各书店受到不少作家的支持，支持严华书店的中坚人物便是女作家庐隐和石评梅。

    石评梅，山西人，自幼酷爱文学，作品情意感人，文笔流畅。她的处女作《偶然草》在《蔷薇》月刊发表后，曾在社会上轰动一时。以后又写了大量的文学小品和新诗，各书社竞相出版。1923年她任师大附中女子部主任，在山西旅京同乡会成立的那天，与青年高君宇相遇。高君为人诚朴无华，品学兼优，曾代表中国出席世界性会议，赢得石评梅的钦佩。高对石女士的文学才华，也颇为敬慕。从此两人便经常往来。

    是年秋天，高君宇从西山摘了一片红叶归来，在上面写了两句诗——“莫负三秋好光景，惜花持赠爱花人”，邮寄给石评梅。石收到后，已会其意，但无奈已有恋人，于是在红叶后面写了两行字，“我的花篮已装满，请君送往别家吧”，又将原物寄回。高见后痴心欲碎，忧郁成疾，终致住进了医院。

    石评梅知道后，在友人的劝告下前往医院探望，以慰高的一片痴情。高在心灰意懒之时，得到石的意外“恩赐”，于是病势骤减，美梦复萌。石女士见高的病体逐渐康复，便好意托人向高婉转相告，自己早有情侣，请高珍重自为。但她却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友善的劝告，犹如一股残暴的台风，又一次扑灭了高的希望之火。从此，高君宇病势急转直下，一病不起。

    就在高病垂危之时，石女士突然发现自己的恋人原是一个浪荡青年，自己误受其骗。悲愤之余，她毅然与其断绝往来。

    不久，高君宇噩耗传来，石评梅悔恨交加，痛不欲生，决意亲自料理君宇后事，洒泪将其葬于北京西南角陶然亭，并在墓碑上刻下坚贞不渝的誓言：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再来看你的时候。

    此后，石评梅常以泪洗面，每与人言：“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未及三年，石女士竟突罹急性脑炎而逝。友人遵嘱，将其葬于高君宇墓侧。

    笔者曾游陶然亭，在残阳荒草中，凭吊过石评梅和高君宇的合葬墓，抚碑认字，为之感伤不已。陶然亭一带今已辟为公园，墓亦他迁，不知这一段哀史，还有人记起否。

    夫妻作家陈西滢和凌叔华

    中国早年文坛上的一对夫妻作家陈西滢和凌叔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闻名于世了。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出生于北京的书香门第，叔华是她的笔名。其父在清光绪年间，曾与康有为同榜中进士并点翰林。她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的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1922年进入燕京大学，在北平文化界崭露头角，当时与林徽因、韩素梅、谢婉滢并称为文教界“四大美女”。

    陈西滢原名陈源，西滢是他的笔名。二十六岁在英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即被蔡元培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凌叔华当时虽就读于燕大，但在校内外交际甚广，与文坛徐志摩、郁达夫、胡适之等均有往来。1924年5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陈西滢担任接待工作，凌叔华恰被燕大推派为欢迎泰翁的代表，由此与陈西滢邂逅。此后二人过从渐密，待凌叔华毕业后，终于结为连理。

    1927年夏，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妻东渡扶桑，作蜜月旅行。翌年秋，陈西滢去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凌叔华偕同前往，二人下榻武昌城西北隅的昙华林。叔华在这里把对童年的怀念之情倾注笔端，写下许多散文和小说，并与邻居袁昌英、苏雪林结为文友，时称“珞珈三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陈西滢赴伦敦主持中英文化协会。1946年，他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次年，凌叔华偕女儿陈小滢前往团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陈西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处境日渐尴尬。台湾当局认为他无所作为，连津贴也停发了。为了度日他不得不靠鬻文卖画贴补生计。1953年凌叔华用英文写的自传体作品《古歌集》在英国出版后，随即被译为法、德、俄、瑞典等语种出版，颇有销路。

    1970年3月29日，陈西滢落魄异乡，在法国撒手人寰，享年七十有四。后来，凌叔华将其骨灰带回祖国，安葬于江苏无锡陈氏祖籍。

    陈西滢逝世后，年届七旬的凌叔华孑然一身蛰居异城，他乡苦熬岁月，晚景凄凉。当时祖国正处于政治动乱，但她怀念故乡和爱恋祖国之情未减，期待有生之年能叶落归根。直到1989年，形势好转，她终于拖着病体，返回祖国。不久，住进北京石景山医院。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度过了九十大寿。她的独生女儿陈小滢带着幼子特地从英国爱丁堡赶来祝寿，并为老母亲定制了一个四层高的巨型蛋糕。那天，一些文化名人也来献花送礼。她躺在鲜花、寿礼和生日蛋糕拥簇的病榻上，用微笑对着记者和朋友们，分别用中、英、日文讲了话，对大家的关心和祝贺致谢。此后不久，她的乳腺癌复发。这年的5月22日午后，九十岁的凌叔华老人在北京与世长辞。

    萧军、萧红初相识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坛，曾经有一对颇负盛名的作家。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而且同是鲁迅的学生，即萧军与萧红。

    1932年，二十五岁的萧军，在哈尔滨认识了民办《国际协报》副刊《国际公园》主编裴馨园，用“三郎”做笔名，开始了文学生涯。

    这一年6月，裴馨园收到一位女读者的求救信，自称张乃莹，说自己因欠六百元钱被软禁在东兴顺旅馆，狠心的老板想将她卖到妓院。

    萧军闻讯，受命带着介绍信匆匆来到东兴顺旅馆，在二楼一间储藏室里见到了落难的张乃莹。

    当时，张乃莹二十岁，是个中学生，逃婚在外。未婚夫找到她后，满口应承供她上学，幼稚的她便与其一起住进东兴顺旅馆。时间已逾半年，她已怀孕，而未婚夫却弃之而去。于是，两个人的食宿费都落在她一个人身上。孤女成了人质，老板只好向她一人索债。既然孤苦无援，最终只有被软禁在旅馆里。

    萧军递过老裴的介绍信，张乃莹读罢，知道对方就是《国际协报》副刊正在连载的小说《孤雏》的作者三郎，内心十分激动，脸上立生红云，顿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一口气向萧军倾吐了自己曲折的身世和苦难的困境。

    萧军虽有文名，但只是个穷作家，自然难以资助。但是，他从室内一张纸片上看到张乃莹写的《去年今日》和《春曲》两首诗，发现自己面前的女子竟是一个才女，怜爱心和同情心遂油然而生。于是，他留下地址，告诉张马上就去想办法，接张离开旅馆。

    事有凑巧，这年8月，因连降大雨，松花江决了堤，洪水浸至东兴顺旅馆，人们都争相逃命去了！危楼四周一片汪洋，张乃莹也无须还钱付债，便乘船离开旅馆，按地址去找萧军。张即将临产，萧军雇车将张送至哈市第一医院妇产科，张不久便生下一女，因无钱付费，女婴也只好弃之医院。

    萧军接乃莹出院后，住进哈市的欧罗巴旅馆，从此二人结为夫妻。

    1933年，二十一岁的乃莹用悄吟作笔名，写出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在《国际协报》上发表，获得征文奖金，受到文化界的普遍赞誉。这年10月，萧军和萧红出版了第一本小说散文合集《跋涉》。第二年，二人一同到了青岛，萧军在写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也开始了《生死场》的写作。

    从此，萧军和萧红开始了与鲁迅的通信。不久到上海后就经常耳提面命，受到教诲。在鲁迅的支持下，萧军、萧红、叶紫组成了“奴隶社”，出版了三本“奴隶丛书”：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三本书都由鲁迅写了序言。

    庐隐女士多灾多难

    1930年，有一件事情轰动了北京文坛和新闻界：女作家庐隐与比她年轻十来岁的李唯建相爱并结婚。

    庐隐幼时名叫黄英。出生那天，恰巧她外祖母去世，迷信的母亲便把她视为不祥之物，不给她哺乳，还令人抱到下房去。奶妈见此，便把她带到乡下自己的家里抚养了两年。三岁时，其父黄举人赴长沙县当知县，船行中途为小庐隐的哭声所恼，一把提起她，就要向江中抛去，一个听差急忙夺下，才得以存活下来。

    父亲死后，舅舅把黄夫人母女接到北京。只会念女四书的姨母，当上了庐隐的启蒙老师。由于她执拗的脾气，又挨了不少凶狠的毒打，后来被送到一所教会办的学校。辛亥革命后，她考入女子师范学校预科。一位名叫林鸿俊的远亲向她求婚，她很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便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与他订了婚。为了谋生，她先后在北京、河南、安徽等地三所学校里当教员。1919年，二十岁的庐隐以旁听生的资格考入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始接受新思想，投身五四运动，进而执笔创作，写了十数篇短篇小说，后来结成集子《海滨故人》。她敏锐地观察着社会和人生，寻找着那些具有较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她痛恨当时的官僚政体，由此遭到未婚夫的反对，于是决然与大学工科毕业要去考文官的林鸿俊解除了婚约。

    不久，在福建同乡会里，她结识了北京大学的高才生郭梦良，他们真诚地相爱了，但郭在故里有个家庭包办的妻子。经过剧烈的内心矛盾后，她终于不管世人非议，还是和郭梦良结合在一起。他们双双返回家乡，同婆婆及郭之前妻同住在一起。然而这对经过了艰难困苦才结合的伴侣，只在一起生活了两年。1925年10月，郭梦良患肺病突然逝世了，终年不满二十八岁，遗下一个不足十个月的女孩。庐隐悲痛欲绝，这时，她无节制地喝酒，常常醉得人事不知，然后尽情地哭个痛快。三年后，由北京大学林宰平教授介绍，她结识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李唯建。李唯建深深地爱上了她，希望她忘记以前的残痕，勇敢地向命运宣战。庐隐乃重新焕发了生气，辞掉了北大附中的教职，和李唯建一起到了东京若干时日。回国后，从杭州到上海，她一面与李唯建过着恬静生活，一面继续着自己的写作生涯。她的著作甚多，除《海滨故人》外，尚有《灵海潮汐》《归雁》《成人的悲哀》《象牙戒指》《曼丽》等十多个集子。正当她乐观热情地投身于生活的时候，却因难产，于1934年5月13日以三十六岁的年纪，结束了多灾多难的一生。

    林徽因多才多艺

    凌叔华女士现居美国，已八十五岁高龄。日前于友人处，见女士近日函札，字迹端谨，文思周密，仍是五十年前典型，寿登期颐，定可预卜也。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看着凌叔华女士的函札，不禁想起与其同时代的装饰艺术专家林徽因教授。林教授去世近三十年了，如果健在，也该是八十多岁的高龄。可惜由于长期的肺结核病，身体过弱，较早地凋谢，至可哀也。

    林徽因教授当年是有名的才女，既是画家、建筑学家、装饰艺术专家，又是散文家、戏剧家，可说是多才多艺。其先德林长民氏，是著名学者，名宗孟，福建闽县人。清末在东京时，与梁启超是好朋友。民国初年，袁世凯解散国会，设参政院，黎元洪任院长，汪大燮任副院长，林长民任秘书长，也是北京政府的著名人士。最后林长民给东北军郭松龄做高级谋士，郭松龄倒戈，失败了，为张作霖所杀，林长民也罹难了。以著名学人而不幸死于军阀权势之争，现作历史的回顾，似乎太遗憾了。

    1918年，林长民赴英国，其女公子林徽因也跟随去英国读书。她高中都是在英国读的，所以英文特别好，尤其长于口语口译。印度诗哲泰戈尔游北京，演讲时，除了徐志摩担任翻译外，再有就是林徽因了。

    林徽因教授是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教授的夫人。他们在当时可以说是新旧相兼，郎才女貌，门第相当，情投意合，最令人艳羡的美满婚姻。为什么说是新旧相兼呢？因为他们是婚前既笃于西方式的爱情生活，又遵从父母之命所结的秦晋之好；因为林长民和梁启超是好朋友，为子女订了这门婚姻；又因为林长民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梁启超做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所以说是门当户对。

    林长民胡子很长，有美髯公之称。民国十年（1921）福建老诗人陈石遗入京赠以诗云：

    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瘦劲。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

    ……

    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

    老诗人的诗记录了林徽因教授的年龄，算到今年也只是八十二岁的老人耳。

    林徽因、梁思成二位，一生在事业上也是志同道合。思成教授长期在清华任建筑系主任，夫人则长期任建筑装饰学教授。如果说思成教授的学术偏重于营造学史、建筑工程、工艺方面，林徽因教授则更偏重于建筑艺术的美学方面。思成教授生前，常常爱说“不愧名父之子”，那么徽因教授自然也不愧名父之女了。因而他们来往的好友，更多是文学、戏剧界的人士。近六十年前，他们来往最多的是丁西林、陈西滢、胡适之、陈衡哲、江绍原、凌叔华等，那时，沈从文、焦菊隐等还是初露头角的新人呢。

    我最初知道林徽因的名字，那已是远在上述盛会之后了，因为我的行辈晚他们二十多年。我最初知道林徽因，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丛刊》创刊号上。她的四幕剧本《梅真和她们》是在这个刊物上连载的。这是沈从文先生编的大型文学刊物，创刊号上还有萧乾、施蛰存等人的作品。过去我收藏有前四期合订本，思之如在目前，但早已无觅处矣。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世事自当作如是观。而我真正见到林徽因教授，则是更后十多年。我代表一个机关驱车去清华接思成教授审查图纸，这样才有幸见到徽因教授。后来在一次展览会上又有幸接待过她一回，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她了。

    关于她的情况，更多的是听另一位老先生说的。她与大诗人徐志摩有一段极为深厚的友谊。早在徐志摩于英国康桥皇家学院读书时，林正随其父在英伦读中学。林的祖辈曾任海宁州知州，同徐父申如先生是世交。异国相逢，自然来往十分密切，这样在英伦海滨种下友谊的种子。数年后，大家又都相聚在北京，不但都成为社会上文化界名人，而且又都是风华绮丽之时，过从甚密，风头之劲是少有的。林家住景山东街，院中有双桔树，名雪池斋；另西山有别墅，林徽因生肺病，住在其中养病，徐志摩经常去看她。用汽车接了她，开到燕园，故意由另一位女文学家窗下轻轻开过，一时传为韵事。一次泰戈尔生日，徐志摩主持在东单三条协和礼堂举行的庆祝会，林徽因扮演“齐德拉”，陆小曼演“卡昆岗”。徐逝后四周年，林在《大公报》文艺版著文纪念，抄几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吧：

    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黯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灭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想起你的：火车擒住轨，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

    30年代女作家白薇

    近读内地出版的《白薇评传》，忆起了1937年4月，鸥查、董竹尹、王莹、陈波儿等十九位社会知名妇女，在《妇女生活》杂志上联合发起的为白薇筹钱治病的活动。

    白薇是当时为广大读者所熟知和喜爱的女作家。早年，她为挣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桎梏，独自漂洋过海，在日本做工、学习，苦苦挣扎了九个年头。后来，她又毅然辍学返国，奔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投身北伐。她的许多作品，如多幕剧《打出幽灵塔》、独幕剧《革命神受难》、长篇小说《悲剧生涯》等都发生过很大影响。

    在现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曾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坎坷，然而，好像还极少有人像白薇那样不幸：精神上受刺激，经济上拮据，而且还患有多种疾病。

    这一年，她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本来一个专靠卖文为生的人就很不容易过活下去，何况她又重病在身，三五天断炊是常事。有时突然发病，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不但茶水无人照顾，而且还要求偶尔来访的客人替她设法筹借药费。

    刊登募捐启示的妇女都是白薇的好友，她们请求各界朋友合力为白薇筹一笔钱，送她去治病，使她早日恢复健康。

    病中的白薇知道这件事，已经是几天之后了。她虽然感激朋友们的好意，但对女记者蒋逸霄说：“大家都在外面做事情，每月挣几个钱过生活，经济上自然不很富裕，还要省下一部分来给我，我心里怎能安适呢？”她迅速发表了劝止的文章。然而等她的文章登出来，上海及各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基督教会，以及南洋的华侨，已经纷纷有款寄来。学生们每人捐一二角到一二元，有些工人省下一顿早饭钱。随同这钱寄来的，还有深表关切和同情的信件。笔者犹记当时募到六百零四元，要不是各方看到她谢绝募捐的文章，数目还会多些。当时的物价大约二元能买到一袋面粉，所以六百多元，也算可观了。

    据说白薇还健在，居住在北京，算来已年近九十。对于一个曾长期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人来说，这顽强的生命力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大胆的女作家苏青

    再度被人们“炒热”的女作家张爱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古代女作家中最喜欢李清照……近代的最喜欢苏青……”苏青何许人也？竟博才女张爱玲的如此青睐？

    苏青（1917～1982）原名冯和仪，浙江宁波市人。小时候受家庭文化熏陶，后进南京中央大学英语系学习，这为她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中西融会的根基。不过，年轻的苏青大学尚未毕业就结婚，做起家庭主妇。后来，因婚姻不幸夫妻反目，无以排遣愁闷。为了生活，苏青拿起笔来，写饮食男女，身边琐事，大胆真实，才华显露，成为40年代与张爱玲并驾齐驱、红极一时的女作家。

    苏青的“大胆”，从其散文名篇《谈女人》《谈男人》中可见一二。在《谈女人》中，她把《礼记》中的一句话改了一个标点，遂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种大胆的言语，据知当时竟造成轰动。在《谈男人》中，苏青也语出惊人。譬如：“一个年轻的女人必定是爱贾宝玉的，也许等到她懂得世故了，才改变心态宁愿嫁给甄宝玉去。女人爱贾宝玉是想得到甜蜜的爱，嫁甄宝玉只不过想做一品夫人罢了。但亚当夏娃的子孙不幸没有现成的乐园中仙果可吃，要自己流汗而生活，于是男人便选了赚钱，女人自然轮到打扮了。——不过也不必自轻自贱，其目的还是一样的，互相取悦而已。”这种大胆，真是把当时社会笼罩在部分女人面上的一张张面膜给全部挑破开来了。

    苏青在《谈性》中更是直言：“我以为性是一种艺术，而谈性却是一种科学。”不过，苏青相当看重爱情，并且主张“惜福”，认为“只有真正有爱情的性生活才可以使人满足，而且任凭有真性也得惜福，别朝朝暮暮混在一起，因为刺激过度便麻木了”。

    苏青的作品虽然受欢迎，但走红之时，也起起落落，一波三折。比如报社来找她写文章，先是叫她别用“苏青”的笔名，因为影响太大，后来又想借“苏青”的大名做招牌，招徕读者。还有人攻击她“小气”，称她为“犹太作家”。对此，苏青驳道：“犹太人曾经贪图小利而出卖耶稣，这类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至于不肯乱花钱呢，那倒是真的，因为我负担很重，子女三人都归我抚养，离婚的丈夫从来没有贴过我半文钱。还有老母在堂，也要常常寄些钱去。近年来我总是入不敷出，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可供挥霍了。我对朋友不常请客，不过也很少跑到别人家里去吃白饭，我不请人看戏玩耍，不过人家邀请我，我总也是心领谢谢的次数居多。”

    20世纪50年代以后，正当盛年的苏青在文坛上消失了。她先是改行为越剧团编写历史剧《屈原》和《司马迁》，不久因为和贾植芳讨论创作致使1955年的“胡风事件”受到株连。“文革”动乱，苏青又在劫难逃。总之，这位创作生命虽短但却富有特色的女作家，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终于成为一个悲剧角色。

    刘云若和他的言情小说

    四五十年前，天津有一位以写言情小说享名的刘云若，原名兆麟，天津人。他生于光绪末年，小学毕业后，肄业于天津官立一中，即俗称铃铛阁中学。青年时期富有才华，好写文艺小品，投寄报纸副刊。

    王小隐主编天津《益世报》副刊《益智粽》。刘云若常为之撰稿，为王所赏识。后来王小隐转入天津《商报》，遂邀刘云若进《商报》编副刊《鲜货摊》。其后，冯武越创办天津《北洋画报》，沙大风创办天津《天风报》，也均请刘云若任过编辑。

    小说《春风回梦记》是刘云若的处女作，连载于天津《商报》，凡此名传三津，为人称道。继又有《歌舞江山》《旧巷斜阳》《粉墨筝琶》《芳草天涯》《酒眼灯唇录》等小说问世，均属言情小说。与张恨水的小说齐名，当时有“南张北刘”之称。

    刘云若身瘦而高，一派浊世公子姿态。喜作北里游，又染阿芙蓉癖，经常过着昼伏夜动生活。他的作品大都是在烟灯前偎红依翠，构思而成。所写的小说，多属妓院沦落人的题材；更因熟悉津沽旧事和市民生活情景，他的作品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所以深受读者欢迎。

    当时，每当小说一问世，人们就争相购买。

    刘云若写稿习惯沿着旧式毛边直行红格稿纸，写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每行写一百多个字，却非常清楚。有时随手取一小片纸头，或利用撕下来的日历页，也可作为稿纸。他的连载小说都是每日写一段，足够日报一天排印的字数需要。用稿的报馆派信差到他的寓所或他常去的妓院去取稿。当时，天津各报竞相刊登他的小说。他能在同一时期，分别为各报写几部不同内容的小说，虽是逐日分别零星写出，而情节层次，各不相扰，头绪不乱。他的身价提高之后，凡向他约稿的必先付稿费，否则迟迟不动笔；供稿中途如稿费偶有拖欠，他便以停稿来威胁。

    “七七”事变前夕，刘云若在津自办四开小报《大报》，内容和编排，尚称新颖。因转载上海《新生》周刊杜重远写的《闲话皇帝》，上海发生杜重远被控案之后，这份《大报》在天津也被地方当局勒令停刊。刘云若长期居住天津，由于才思敏锐，又喜与各行业朋友交往，因而对天津社会有着深刻了解，对天津城各个角落、形形色色的人物非常熟悉。刘富正义感，对当时那些为了生活终日战战兢兢瞧人眼色行事的小职员，对那些沦落青楼、无依无靠的弱女子，皆寄以无限同情。他的小说中，总是以这些人为主角；而对那些有钱有势的军阀、买办、奸商、豪绅，则毫不留情地予以鞭挞，这类人物在他的小说中常常是不得好报。

    刘云若有一枝生花妙笔，任何故事一经他写来，就令读者入迷。当时京津各报争相登载他的小说。有的报纸，原来销路不畅，一登他的小说，销数立即上升。

    刘云若出名比张恨水晚。张因《啼笑因缘》等名作成为上海滩最走红的通俗小说作家时，刘云若才初露头角。而不久后，“七七”事变，华北首先沦陷，张恨水于抗战期间到了重庆，名声远及西南，刘云若则只是困守天津一隅。但在华北、东北，刘云若的名声渐渐远在张恨水之上，尤其是天津，凡对通俗小说有兴趣，或常看报纸的人，可能有不知道张恨水的，但很少有不知道刘云若的。抗战胜利后，刘云若的言情小说难以恢复，加以吸毒多年，身体羸弱不堪，后来，据传说于1949年病逝于津门。

    孤独的张爱玲

    著名女作家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她的寓所里去世了，终年七十五岁，不禁更引起对她的怀念。

    张爱玲生于1921年，她的祖父张佩纶是清朝的一名御史，与大名鼎鼎的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公子缔姻，在当时被传为佳话。但是张爱玲本人的生活并不幸福。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吸毒嫖妓的遗少，与她母亲——留过学的新派小姐——感情不和，终至离婚。张爱玲从小受尽后母的虐待，不得不于1938年在上海圣玛丽女校毕业后即离家去与生母同住。张爱玲极富文学天才，七岁就开始试写小说，十四岁时写出了一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摩登红楼梦》，二十岁以《我的天才梦》一文获《西风》杂志征文三等奖。张爱玲二十三岁因发表《沉香屑》等作品而开始出名，就在这年，她与作家胡兰成结婚。但因胡兰成生性放荡，他们的关系以离异而告终。她的这段经历，后来被台湾已故女作家三毛写进了《滚滚红尘》。张爱玲在三十五岁那年从香港赴美国定居，第二年与美国剧作家赖雅结婚。这段婚姻持续了十一年，直到赖雅于七十五岁去世。

    从张爱玲成名起，人们就觉得她是一个欢喜离群索居的女性，她一向信奉“我要单独生活的原则”。她爱一个人独居，数十年里，她极少会见人，与外界的联系完全靠的是信件，就是出版著作也都是通过信函委托别人代理。她的很多作品在台湾由皇冠出版公司印行，可皇冠的发行人平鑫涛与她联系达三十年之久，竟没有见到过她一次，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为了能见到张爱玲，有机会与她交谈，有一位研究者特地搬到洛杉矶她所住的那幢楼房，与她做邻居，连张爱玲倒出的垃圾都作为可能利用的资料收集起来。但当这位研究者与她谈上话，说要访问她，张爱玲立即就搬家离开了这座楼房，使他哭笑不得。

    张爱玲最亲近的人不是父亲，不是母亲，不是胞弟，也不是早年的情人胡兰成和后来的丈夫赖雅，而是她的姑姑张茂渊。张爱玲写的话剧《倾城之恋》，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上演时，她姑姑曾写过一篇精彩的剧评。80年代末，张爱玲虽与姑姑恢复联系，能够互通音信，互诉心曲了，但通信时断时续，并不频繁。她的住址对姑姑也是保密的，信只能寄到租用的信箱，信箱又经常变换。张爱玲姑姑去世后则是偶尔向她姑父倾吐情愫了。

    张爱玲就这样从不与人来往地独个儿在洛杉矶的住所生活了几十年。

    一举成名话“女兵”

    在中国当代的女作家中，谢冰莹是成名较早的一位。她把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时的一段亲身经历写成了《从军日记》。她没有想到，竟会这样顺利地走上文坛。《从军日记》1928年在《中央日报》发表后，得到林语堂的赏识，译成英文，后来又被转译成法、德、日三国文字和世界语。从此，她就成为闻名中外的女作家，甚至引得罗曼·罗兰的欣赏。她和诗人柳亚子相逢于上海。柳亚子非常爱护这株文学幼苗，著文揄扬，不遗余力，并且过从甚密，文友交相誉曰：白发红颜，相映成趣。

    她于1922年进长沙第一女子师范读书。那时她经常阅读一些名家的新文学作品，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也爱读法国作家如莫泊桑、左拉等的作品。在学生时代写过一篇小说《一瞬间的印象》，这是她的处女作。《大公报》副刊发表了这篇小说后，促使她决心从事文学。

    谢冰莹的成名，除了因她学习上努力外，还由于她从小就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她生于辛亥革命前七年，在家里激烈反对缠足穿耳，后又违抗母命进入一所男孩的私塾读书。接着转到新化县的女子学校，再转益阳的教会学校信义女子中学；后来是因为发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行，被学校开除，才进入长沙第一女子师范的。1926年毕业后，为反抗父母包办的婚姻，径自跑到武汉，参加了革命军办的军事学校，甘愿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投入了北伐战争。20世纪30年代初，东渡日本。淞沪战役时毅然回国，投入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工作。1935年又去日本早稻田大学学西方文学时，竟被捕入狱，释放后立即回国。“七七”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写了不少战地通讯。

    三年后，谢冰莹的新作《叛逆的女性》《一个女兵的日记》完成了，这次是由林语堂的女儿译成英文后在纽约出版的。林语堂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说：她坦率的爱国精神，对腐败政治的坚强斗争，对穷困和压迫不屈不挠的斗争，对中国社会传统歧视妇女的反抗，是五四运动后新中国的社会理想主义的典型。她的作品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参加社会革命的文学记录。

    无独有偶的是，现在在内地的谢婉莹（冰心），也是一位驰名国内外的女作家。比谢冰莹大三岁，人们疑为姊妹。可是，冰莹是湖南人，婉莹却是福建人，过去不在一处，现在也还是遥遥相望呢。

    40年代的李霁野

    20世纪40年代初，李霁野还不到四十岁，在文学界已是一位颇有声望的人了。他翻译英国文学名著，严谨认真，文笔流畅，颇受读者赞誉。他得鲁迅先生提携创办未名社，辛勤尽责，公道正派，屡受鲁迅先生称赞。1937年华北沦陷后，北京许多文学界知名人士纷纷撤往内地，李霁野是留在北京的少数几个作家之一。他在辅仁大学西语系任教，很有号召力，不少爱国青年团结在他周围。

    “七七”事变时，李霁野刚结婚，去天津岳丈家，战火把他滞留在天津达一年之久。1938年秋天，他返回北京，寄寓在地安门外白米斜街4号，这房子是清代湖广总督张之洞故居，在北方是一所极有名的宅院。但李霁野租住的却是其中最陈旧的一个小院。

    40年代初期，北方文化界已是一片荒芜，出版界满目凄凉。李霁野想筹办一文学杂志，拟名为《北方文学》，以维持翻译界朋友们的生活，及向社会提供一些健康的精神食粮。但在那沦陷时代，怎能容得这种理想的实现？后来，连登记证也办不下来，办刊物终成泡影，他只得一边教书，一边译书。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百二十万字，大部分是他在这一时期译出的。可惜这部稿子竟在香港失陷时遗失了。

    李霁野极重情谊。鲁迅先生的母亲周太夫人和原配夫人朱氏住在北京阜成门宫门口西三条21号，许广平在沪很难及时照料。周作人做了伪教育总署督办，家住北京八道湾，离西三条不算远，但因和鲁迅不睦，竟连老娘也不去看望。李霁野留住北京时期，便经常去鲁迅故居，承担了照料鲁迅家属的责任，直到1943年1月他被迫离开沦陷区为止。1941年秋天，我曾随李霁野去鲁迅故居看望周太夫人，并瞻仰鲁迅先生的书斋“老虎尾巴”。周太夫人说绍兴话，我听不懂，便由李霁野做翻译。

    四十个年头过去了，一直无缘再晤李霁野先生一面。记得李先生是1904年生，现在应该有八十多岁了吧。听友人来信提及，他现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还兼任天津文艺界联合会副主席。这位追随鲁迅先生走上文学道路的著名翻译家，诚可谓文坛耆宿了。

    李劼人的“菱巢”

    作家李劼人逝世已有三十几个年头了。他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都是以四川成都为背景，再现了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尤其是那原汁原味的川腔川调，令人读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劼人1891年生于成都，曾留学法国，翻译有福楼拜的《马丹·波利娃》、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东西》等名著。他生前曾任中国作协理事、四川文联主席等职。

    李劼人的前半生居无定所，先后曾住成都磨子街110号、指挥街118号和桂花巷64号，直到1939年后才定居成都的沙河堡。

    菱窠是李劼人后半生的住所。李劼人土生土长于成都，而他的住所却设在城外。那是1939年，日本人的战火已烧到大后方的腹地——成都。二十七架敌机盘旋成都上空，狂轰滥炸。盐市口一带被炸得瓦砾横飞，火海一片。城中的居民哪里见过这样场面，纷纷疏散到市郊。李劼人一家也随逃难大军出城，来到城外沙河堡的菱角埝，在这里购置了一亩土地，盖起了一幢草顶泥墙的乡间住宅，李劼人自名为“菱窠”，意为“菱角埝边的窝”。他在篱院的门楣上亲手书写了“菱窠”二字。

    菱窠坐落于绿树繁茂、茵茵田畴之间，庭院旁边一鉴方塘波光粼粼，垂柳依依，一派田园风光。菱巢外形为典型的山川西坝子建筑，即明柱头、宽屋檐、彀草顶、泥巴墙。南端为一大一小两间卧室，中间是书房，北端一间起居室约有二十平方米。室内东西两侧都有木格窗，东窗用一扇屏风隔着外面的视线，屏风后是李劼人的单人卧床，里面放着一张宽大的书桌，桌前一把木圈椅，南北两侧分别摆着两排书柜。这就是李劼人的卧室和写作室了。他的后期作品都是在这里创作的。

    1959年，李劼人得到一笔稿酬，便将菱窠改成了砖木瓦房，并将原来的藏书阁楼正式改为书房。李劼人一生钟爱书籍，他的书库藏书五万余册，仅线装书就有一千一百六十八部、一万六千零七册。

    1962年李劼人去世，菱窠渐次荒芜，1983年重新修复。经修葺一新的菱窠，基本恢复了旧居原貌，并在园内增塑了一尊汉白玉雕成的李劼人胸像。作者是李劼人生前好友、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菱窠内收藏有李劼人的手稿、他生前收集的字画和用过的部分家具。现在已成立“李劼人故居文物保管所”，正式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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