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状元”翁同龢

    清代末年，江苏常熟的翁同龢，于咸丰六年（1856）中丙辰科状元，即入翰林，成为光绪的老师。关于翁氏高中状元，说来有趣，还与两根人参有关呢！

    翁同龢之父翁心存，于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后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对翁同龢热心培育，渴望儿子也状元及第。

    清咸丰六年，各地举子云集京城，炫耀才学，问鼎春闱廷试。在这芸芸之众中，翁家的同龢与孙家的毓汶是夺魁呼声最高的人选。论才名，二者在伯仲之间；论书法，翁同龢钻研颜、欧阳，兼及米、黄，孙毓汶潜心董、赵，兼法翁方纲，二人皆称冠绝一时；论家世，翁同龢为大学士之子，安徽、湖北巡抚之弟，孙毓汶则是当朝尚书孙端珍之子、道光二十四年（1844）状元孙毓龢之弟，皆是门庭显赫；翁同龢从乡试、会试过关斩将，步步登高，孙毓汶亦凭才华，锐意进取。孙家夺魁之意更切，冀望毓汶高中榜首，与其兄毓龢共成“兄弟状元”。

    旧时习惯，考生进京城参加廷试（殿试），总是找一家离宫廷稍近的亲戚家或客店投宿。翁家在京城住的地方离内廷稍远。

    廷试的前天晚上，孙家以“通家之谊”，接翁同龢到孙家住下。翁家不察孙家之居心，翁同龢之父只给儿子的卷袋里塞进两根人参，作了些叮嘱，便让他到孙家住下。

    当天晚上，孙尚书以父执世谊，频频劝酒，将廷试之规定指点了一遍又一遍，一直谈到深夜，而这时孙毓汶早已借故休息去了。

    蒙在鼓里的翁同龢，还以为孙家的殷殷之谊是对自己的关怀，颇为感动。散席后，翁同龢已是筋疲力尽，来不及脱衣服，便倒头而睡。不一会儿，孙家院里鞭炮大作，接连不断，翁同龢刚躺下便被惊醒，他一夜也没休息好。

    第二天殿试，翁同龢尽管强打精神，无奈通宵未眠，因和衣而睡又受了点寒气，只感到昏昏沉沉，力不从心。他想，这次考试肯定不行了，只好把状元拱手让给孙家了。这时他才开始责怪自己不存防人之心，中了孙家的计谋。他心中一急，猛然想起离家时，家父曾塞给他的两根人参。他赶忙从卷袋里掏出来，一口含下了半根。

    说来还真灵，想不到这上好的人参，顿时起了作用。翁同龢只觉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考试时，他挥笔疾书，一份策论一气呵成。

    放榜之日，人头攒动，结果是翁同龢第一，授修撰；孙毓汶第二，授编修。这样，后来了解这段掌故的人，便称翁同龢为“人参状元”。记得后来有人还在1946年的上海《新闻报》撰文，称“爆竹声中争状元”。

    为此事，事后翁、孙两家虽未撕破脸皮，但彼此却心存芥蒂，耿耿于怀，在以后的政见中常常不自觉地搀杂着私人恩怨。

    “冷籍”状元张謇

    “讴歌淮海三千里，关系东南第一人。”

    这是中国知识界、实业界所熟知并敬佩的张謇于1926年8月24日病逝后，大学教授王毓祥（湖南衡阳人）为其所撰献的一副挽联。上联说张謇在江苏南通致力于兴办实业和教育，对三千里淮海地区的空前贡献。下联除推崇张在东南的“地位”之外，“第一人”亦含有他的身份是“大魁天下”的状元之意。

    张謇，江苏南通人，字季直，号啬翁，别署啬庵、啬叟、简署啬，人称“啬公”，别号季子，乡人尊称“张四先生”（行四而称），幼名长泰，早岁学名吴起元（因父赘吴氏而兼祧，后还姓）。影射名“章謇”，字直蜚。

    张謇生于清咸丰三年（1853），十六岁开始涉足科场。

    按当时的习惯，一家三代无人考官学的，叫作“冷籍”。子弟应试颇费周折，张謇便属此类“冷籍”。张家万般无奈，经人介绍张謇便冒认为如皋（在江苏省东部长江北岸，东普置县，距南通约一百五十华里）人张驹的孙子，改名“张育才”，去如皋县应试。

    张謇顺利地通过了县试、州试，不过州试成绩不是顶好，取在百名之外。当时的学官宋璞斋，举人出身，很瞧不起这个少年学子，狠狠排揎道：“若有千人应试，录取九百九十九，那么剩下的那个必定是你！”张謇羞惭至极，在住所的窗户和帐顶上都大书“九百九十九”五字，发愤攻读，每夜必耗尽两盏灯油方入睡。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謇终于院试（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考试）取中，名列第二十六名，成了“冷籍”张家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秀才。后经通州（今南通）知州孙云锦斡旋，张謇仍改籍归宗，恢复原名，成为通州一名秀才。

    张謇十六岁考中秀才，三十三岁取中举人。今后每逢“春闱”会试，他便放下幕府文案，奔赴京城应试。但他三进礼部贡院考场，三次都落选。光绪二十年（1894），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特举行一次“恩科”会试。其时张謇已四十有二，有些心灰意懒无意再去应试了。无奈老父一定要他再去考一次，“父命难违”，他借了几个友人的考试用具，极不情愿地步入考场。谁知，竟然取中会试第六十名，礼部复试又名列第一等第十名。

    是年4月22日殿试，以一白昼为限。试题是关于河渠、经籍、选举、盐铁的四道，正中张謇的心意。担任评卷的“读卷大臣”为张之万、翁同龢、常麟书、李鸿藻、薛允州、唐景崧、汪鸣銮、志锐八人。在这八人中，最赏识张謇的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翁阅张謇试卷后，立刻得出“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的结论。“读卷大臣”把殿试前十名的卷子送呈光绪帝圣裁。光绪皇帝经审阅后，在张謇试卷的卷首御画朱书了“第一甲第一名”六个笔力沉劲的正楷大字。

    经过二十六个春秋的坎坷曲折，“冷籍”张謇终于考中了“鼎甲之首”的状元。

    清末，江苏南通“冷籍”状元张謇，还是一位亦刚亦柔受人钦敬的人物。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名鼎鼎的张謇，一度还曾是窃国大盗、卖国贼袁世凯的老师。当年张謇曾指点袁读书习字，作文写诗，袁亦以师礼事张謇，在张的面前不敢有半点放肆。袁在书信中称张为“大人”“夫子”。后来袁世凯的官做大了，改称张謇为“先生”，继而呼为“季翁”（张謇字季直）。等到袁做了大总统，便直呼其名字，称他为“季直兄”。张謇在袁世凯政府中任农商总长，自认为是不入流的“十八品”。他曾写信指责袁世凯不学无术，并指斥袁“勿谓天下人皆愚，勿谓天下人皆弱”，因此袁世凯对他冷淡起来。但当袁称“中华帝国皇帝”位之前夕，却又突然对张謇热情起来，尊崇他为“嵩山四友”之一（其他三友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可是，张謇早已洞悉袁世凯的为人，便写了一副对联挂在自家门前，“官居十八品，世阅一千年”，此联嵌入数字“十八”“一千”。上联道出不愿为“四友”之意，即不拥护袁世凯称帝；下联有阅尽兴亡之意，含有“看你怎样下场”的讥讽之意。不久，张謇便辞去农商总长一职，回家乡南通办实业去了，并痛斥袁为“不忠、不信、不仁、不义”之人。

    张謇不仅是一位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正人君子，他同时还是一位热情好客、爱才如命、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张謇在他所佩服的人面前，不论是学有专长者抑或是能工巧匠，均尊为上宾，推崇备至。他的住宅建过一阁，叫“梅欧阁”，就是为戏苑名流梅兰芳、欧阳予倩而建的。

    张謇还与苏州女绣工沈寿格外有缘。沈寿，原名云芝，字雪君。八岁学绣，二十九岁创造仿真绣针法。三十岁那年，为慈禧太后七十大寿，特绣了《无量寿佛》《八仙上寿图》各一幅。慈禧见了十分欢喜，特赏赐她御书“福”“寿”字各一帧。沈云芝因此而易名为“寿”。1915年2月，美国为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在旧金山举行万国博览会。沈寿所绣的“英女王维多利亚半身像”，获博览会第一金盾大奖。从此声名远播，以至有“绣圣”之称。

    “冷籍”状元张謇也极欣赏她的绣艺，特于他创办的南通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女子传习所，聘沈为所长。沈寿到南通，寄寓张家。张謇特整修“谦亭”别墅，供沈寿居住，并赠以七绝诗两首，其一为：

    记取谦亭摄影时，柳枝宛转绾杨枝；因风送入廉波影，为鲽为鹣那得知？

    其二为：

    杨枝丝短柳丝长，旋合旋开亦可伤；要合一池烟水气，长长短短护鸳鸯！

    一墅加上两诗，于是众口纷传，颇多微词。沈寿于1921年农历五月初三因病谢世，年仅四十八岁。其时张謇已年近七旬，对沈寿的病逝甚为痛惜，撰联挽曰：

    真美术专家，称寿于艺，寿不称于名，才士数奇，如是如是；亦学诗女弟，视余犹父，余得视犹子，夫人为恸，丧予丧予。

    此联既痛沈之不寿，中年亡故，更表明他们的关系情同父女，意在辟谣言，正听闻。

    王国维死因离奇

    北京清华园中有“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一座，碑文为陈寅恪撰。海宁王静安先生国维，去世已近百年。民国十六年（1927）六月二日，自沉于颐和园安澜堂前昆明湖中。临终只留下了“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四句话，更无其他遗嘱，一代学人，就这样谜一般地自杀了。人们在惋惜伤感之余，不免思考起他的死因来。有的说罗振玉剽窃了他的稿子，有的说罗振玉欠了他的钱不还，等等，不一而足。总是把王国维的死拉扯到罗振玉身上，或者把王国维之死归之于钱，却很少从性格、信仰、学术理论上分析他的死因，所以，总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静安老先生弃世时，正在清华国学研究所执教，同时执教的有梁启超、陈寅恪、吴宓，以及在美国去世的赵元任先生。静安先生去世后，陈寅恪先生在一首挽诗中，有一段注解。其中说：“甲子岁，冯（按：指冯玉祥）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筑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不再辱’，意即指此。遂踏旧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即指此言。”

    甲子逼宫，是指把溥仪赶出故宫。柯、罗是柯劭忞和罗振玉，即三个人相约同为清朝自杀，另外两个人只是唱唱遗老的高调而已，并不想真死。静安却真的学屈原的样子，跳到昆明湖去死了。他一死，一些围着溥仪转，准备重做大官的人，拿他大做文章，说他为清朝而死，为他请谥，让住在天津日租界张园的溥仪封他为“忠悫公”。好像有了他做样子，溥仪就真能够再做宣统皇帝了，其实又如何能理解他的思想信仰呢？

    实际上，他并未做过清朝的什么大官，也没有功名，只不过是清朝末年学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而已。在他跳昆明湖自杀时，清代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儿还多得很。连那些王公大臣也还活着，在北京深宅大院中，在天津、上海租界地里，照样吃喝玩乐，并没有人去死，却只有他去死了。因此又有不少人可惜他的呆气，觉得他太犯不着。而静安先生一死，倒变成了一些遗老们的好诗题。浙江诸暨周善培在一首题为《王静安投昆明湖殉国为诗哀之》的律诗中写道：“入地觐天知慰藉，十朝待士竟何如？”好像清朝待读书人真的太好了，所以王静安跳湖殉节。人们却不禁要问：你自己又如何呢？清朝那些血淋淋的文字狱的账如何算呢？真是莫名其妙！

    静安先生一死，写挽诗的人很多，连跟他相约同死而未死的凤荪老人柯劭忞也写了感怀伤殁诗：

    历历三千事，都归一卷诗。泰庭方指鹿，江渚莫燃犀。管邴君无忝，唐虞我已知。文章零落尽，此意不磷淄。

    “管、邴”是指汉末的管宁、邴原，都是避乱隐居的人物；“不磷淄”是不薄、不黑，哀伤惜怜之意未变。柯凤荪哀悼王静安，没有把他扯到“殉国”，为大清而死等上去，这是这位清史馆馆长的高明之处。他只是叹息“文章零落尽”而已。从这点感慨王国维之死，多少还沾一点边儿的。

    静安先生不论从哪一方面说，始终是位学者，而不是清朝的一名官吏。他生于光绪三年，即1877年。读书之后，并不是去应科举，而是进了学校。1900年前后，他在上海东文学社读书，学日本及西方科学知识。1901年去日本留学，进东京物理学校。1903年任南通师范学堂、苏州师范学堂教习，教授心理学、伦理学、哲学。光绪三十二年（1906），经罗振玉介绍，到北京，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当时清政府体制已改革，张之洞任军机大臣兼领学部，把不少学者都网罗在学部中。静安先生到京师图书馆编译，后调名词馆协调，这是在清朝所担任的职务。清代分“官”和“差事”，外官小的如典史、县丞，内官如主事、郎中等，再小也有个“衔”，差事是具体工作。严格说来他所任只是“差事”，还够不上“官”。一直到1923年，他才接受了溥仪的伪旨，“在南书房行走”，食五品俸，似乎已经身列清秘了。但那已是清朝覆亡后的第十二年了。过了一年多，溥仪就被赶出故宫。他这个五品俸实际上是连剔庄货也赶不上的破烂。

    在他死前没有多久，正值清华园花开之时，湘人章士钊（孤桐），蜀人曹让蘅、经沅曾去清华看他。死后挽诗起句云：“匆匆执手记花时，危语辛酸最可思。”亦可想见他当时的思想情况了。章行严先生逝去没有多少年，可惜生前没有写点儿回忆王静安的文字。陈寅恪有挽观堂长诗，序言对其死因论述甚当。现在《寒柳堂集》已出版，读者可以去看，无须赘述了。

    于右任之悲歌

    每当经过绍兴古轩亭口，映入眼帘的是那通巍然矗立于街心的秋瑾纪念碑。此碑建于1930年，碑文为学界泰斗蔡元培撰，字则由时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所书。从这铁划银钩间，透出于右任对辛亥烈士、巾帼英雄秋瑾的敬慕之情。

    一提起于右任，人们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他临终写下的泪血凝成的悲歌三章：

    （一）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三）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这三曲悲歌，字里行间渗透着于右任对祖国和故乡亲人的无限眷恋和思念。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的一户农家。青少年时代，因才华出众，被陕西学政誉为“西北奇才”。由于言辞激进，被清政府通缉。他亡命上海之后，免费就读于近代教育家马相伯办的震旦学院。与同窗邵力子结为莫逆之交。之后，他相继结识了章太炎、宋教仁、马君武、叶楚伧、李烈钧、陈英士、胡汉民等。由于他才思横溢，文笔犀利，深得《新民丛报》主笔梁启超的赏识，因函邀东渡扶桑一晤。1906年，于右任首赴日本。在那里，他不但见到了梁启超，而且还会晤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于右任加入同盟会，并接收了孙中山授予的“长江大都督”之职。

    1907年至1910年，于右任在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由于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揭露和讽刺清朝反动统治的腐败黑暗，报道世界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故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也遭到清政府的阻挠和破坏。其结果是报社被查封，于右任遭通缉。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造成军阀混战，政治更加黑暗腐败。虽然孙中山等百折不挠地斗争，但仍屡遭失败。就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于右任又看到了新的希望。于右任积极拥护和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策，主张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他在1924年1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上撰文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今日之事，合则两益，离则两损”。同年10月，于右任参加了体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共同努力下实现的。当时，身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之心，赞同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时，曾多次和于右任恳切交谈，还通过王炳南、屈武（于右任的女婿）等，与于右任经常保持联系。于右任曾为中共中央在汉口创刊、后迁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汪精卫当了汉奸之后，于右任曾发表《以胜利击破汪倭毒谋》等文章，伸张了民族正义，鞭挞了汉奸卖国贼的丑恶嘴脸。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出笼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以及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分裂倒退的反共高潮，使于右任深感痛心和不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于右任非常气愤，手拍桌子大声地说：“国民党这样破坏两党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过了一会儿，他又叹了口气说：“唉！讲又有什么用呢？”这席话，既说明了这位爱国老人主持正义，同时，也反映了他当时有心无力的处境和心态。

    有一次，监察院揭发了一起重大贪污案，涉及国民党权要人物。于右任坚持要执行监察院的职权，对这些权要人物进行弹劾，而蒋介石却要庇护这些坏人。于右任对此气愤至极，要求辞掉监察院长职务。为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和抗议，于右任负气离开重庆去成都居住。后经蒋介石指派的张群从中斡旋，于右任出于无奈，只好随张群又回到重庆。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亲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在此期间，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了于右任。于右任设便宴招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一再表示，他反对内战，赞成和平，支持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和平建国。可是，国共两党签订的和平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再次挑起内战。1947年2月，国共谈判彻底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从南京等地撤离。于右任此时心情十分沉重，常常夜不能寐，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

    1949年4月21日，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神速突破长江防线之际，年已七十一岁的于右任受蒋介石的挟持，被迫离开内地去了台湾。这位曾叱咤中国报坛的老报人、诗人、书法大师，从此，过着离乡背井、骨肉分离的生活。

    于右任到台湾之后，身边除长子外，原配夫人高促林、长女于芝等亲属留在内地，其他子女都居住国外。长期以来，于右任与内地亲友，天各一方，互不往来，思念之情与日俱增。

    1961年，年届八十三岁高龄的于右任一直为一事焦虑不安。按照时间推算，这年正是夫人高促林的八十寿诞，他是多么希望能为夫人好好做寿呀！于右任的这桩心事，竟为章士钊知道了。3月中旬，章士钊由香港回到北京，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最后说：“胡子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周恩来看完信后立即告知于右任在北京工作的女婿屈武：“绝不能为这件小事使于先生心中不安，让他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做八十大寿。”同时，周恩来还要屈武带上儿子、儿媳妇一道去拜寿。

    于右任的晚年，在政治上颇不得志，常常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对前途的悲观，曾几次想辞职。他因困居海岛，沦落天涯，欲返故乡夙愿难酬，内心苦闷不堪。反映他这种心情的诗词不胜枚举，如“忧愁风雨，迷离云树，流不尽的艰难路”“如何久滞天涯”等，真可谓言为心声，情见乎词。

    岁月催人老，于右任身体日衰，自感时日不多，乡思更为殷切。他为自己安排后事时，仍念念不忘故乡，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百年之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傅增湘藏书万卷

    20世纪30年代，笔者在北京曾有机会结识著名藏书家藏园老人傅增湘，深为他那治学谨严、写作认真的精神所感动。

    藏园老人号沅叔，四川江安人，生于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十七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早年和父母住在保定，入莲池书院从吴汝纶学习。清末任直隶提学使，曾先后创办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任唐绍仪顾问，出席南北和议。1917年在王士珍内阁任教育总长，以后长期从事古籍收藏和版本目录学的研究。

    他和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的许多旧书肆都有很深的交往。由于知识渊博，对鉴定古籍独具慧眼，所以在书贾收购的大量私家收藏的古旧书卷中，尽管已经历了不少古籍专家筛选，但他仍能从中发现极为珍贵的宋元版和名家抄本。因此，他一生搜集的古籍善本中，有的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也有些是以廉价购进的。由于老人一生的辛勤努力，不知抢救了多少珍宝免于沦劫。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所收藏——包括祖传——的善本已达六万多卷。他把藏书楼名为“藏园”，又因收藏了两部宋元版《通鉴》，故另名“双鉴楼”，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几位藏书家之一。从30年代起，他就根据所藏古籍陆续在《国闻周报》等杂志撰写《藏园笔书题记》，用藏园老人或藏园居士署名。他的“题记”，对古籍版本的考订和评述，在中国学术界享有很高的评价。

    当年笔者见过老人的手稿，除敬佩他对版本研究的精深造诣外，更令人陶醉的是欣赏他的书法。他的文稿，有的是请人誊抄，自己再朱笔点校，有的则是亲笔书写。尤其他那工整的小楷，胜过他的大字。如以莲池书院法帖赵子昂的《蜀山图歌》和老人书稿对照，其笔迹颇多相似。我曾收藏老人手稿二十余篇，后均于乱中散失。其中最惋惜的是他撰书的《光绪戊戌旋蜀舟行日记》，记述戊戌年中进士后偕夫人序珊由京去沪沿江经三峡回乡的经过，有万余字，我珍藏若拱璧。还有一幅中堂，系老人应我之请而录《项羽本纪》中巨鹿之战的片段文字，不幸都一并散失，殊堪痛惜。现在只存留其两封信札，横十六开浅蓝色木印十行笺纸，左侧下方为篆体杏色印的“双鉴楼”三字，珍藏已四十余载。其他文稿散失后，这几页亲笔信笺就弥觉可贵了。

    当年老人住在北京西城石老娘胡同。对于接待我们年轻人，总是以谦逊言辞，循循善诱。据悉，老人已于50年代初逝世，所遗“双鉴楼”藏书均献归北海图书馆庋藏。宝书得传，良足欣慰。

    张元济印《四库全书》

    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在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校印出版了大量书籍，《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便是其中的一部。

    《四库全书》是清乾隆年间纂修的一部大型丛书。全书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余册，分装六千多函。内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如果将全书的二百三十万张书页摊开，逐页相接，可绕地球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圈，其规模之大，可称得上“世界之最”。

    《四库全书》成书后，当时抄录七部，分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承德文津阁、潘阳文溯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和杭州文澜阁。可惜未过百年，文汇、文宗皆毁于战火，文源阁后亦被英法联军焚毁。《四库全书》的命运，引起了社会文化界人士的关注。

    1919年，中国学者金梁、叶恭绰等为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提出了影印《四库全书》的建议。法国巴黎大学新创设的中国学院为扩大收藏，也想影印。翌年法国总理班乐卫访华，再次建议影印，得到当时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同意。徐旋召张元济至北京，提议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并愿资助周转款三十余万元，还确定以文津阁藏本按原版影印一百部。估计费时需五六年，耗资约二百余万元。张元济问此一百部将如何销售，对方说：每省一部，每督军一部，学校五部，哈同五部，个人有能力购者十五部，机构有能力者购六部，政府二十五部。张元济建议，要承印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政府出款，商务代办印刷出版等事宜；二是由商务印书馆承办，政府包销。后终因北洋政府难以支付这笔巨款，这件事就搁了下来。

    到1924年，张元济打算影印《四库全书》作为商务印书馆开业三十周年纪念。同时，考虑到商务印书馆若不印此书，在若干时期内，必无人肩此重任，于是呈请政府，要求借印文渊阁藏本。报告批准后，张即派人去北京，准备将全书运沪。谁知正要起运，直系军阀贿选总统曹锟的亲信李彦青忽然从中作梗，阻止藏书出京，影印一事再次搁浅。

    1925年7月，章士钊出任教育总长，提出请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仍用文澜阁本。但正当全书装点完毕，准备起运之际，政局有变，章士钊去职，全书南运事又被迫停止。对此，张元济十分焦虑，他在10月5日致傅增湘的信中说：“印《四库》事……弟尝譬之唐三藏取经，层层难关，均已渡过，此时总算望见大雷音寺矣，白马驮蹄，尚未知在何日，尚望诸大护法家始终保佑。”

    1933年，教育部与商务印书馆重提影印之事，决定缩小计划，影印文渊阁所藏中的珍本。教育部委托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与商务签订合同。商务印书馆聘请专家学者陈垣、傅增湘等十七人，选出二百三十二种，一千九百六十册，编为《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一千五百部，于1935年7月全部出齐。

    爱国学者叶恭绰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二周年之际，笔者想起了爱国学者叶恭绰先生。

    叶先生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七岁能诗文，十八岁应童子试，以《铁路赋》获第一名。民国时期，历任铁道部、交通部部长等职，为中国早期的交通事业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叶恭绰先生还是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文物鉴赏家，是一代著名学者。尤其他的高尚品德，更为后人所敬仰。

    1931年，他五十岁生日。作为交通部长，收到的礼物、寿金很多，但他把所得全部捐献以赈济当时的水灾。他购藏了大量文物，但不是囤积居奇，待价而沽，而是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使之不流于外国人之手。一次，他重金购得稀世珍品——晋朝王献之的《鸭头丸贴》真迹，慨然捐赠给了上海博物馆。

    叶先生曾画竹、松各一幅，分别自题诗曰：

    报国效之心似铁，论交终矢直如弦。

    不随高柳弄柔条，却伴霜松作后凋。

    诗为心声，这两首诗道出叶先生赤胆忠心、刚直不阿的气节。

    1941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践踏了大半个中国。叶先生时年六十一岁，避难香港。是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宣战，又攻占中国香港。敌人的魔爪首先伸向居住在香港的爱国文人志士，叶恭绰首当其冲被列在黑名单上。为逃脱魔掌计，他决定去重庆，便购买了第二日的飞机票。不料，机票虽在手，在临上飞机时却被某党政要员强行占了座位，无法成行。自此，叶先生便受到特务的严密监视。之后，汉奸政权想利用叶恭绰的名望，要他组织文化协会，他拒绝了；继而劝他出任广东省长，他也拒绝了；又请他另立华南政府，出任主席……花样百出，头衔一个比一个大，只要表示亲日，他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此时，他虽然贫病交加，又居铁蹄之下，但他宁死不从，坚贞不屈。一直坚持到第二年10月，才在友人的帮助下逃离香港，移居上海。这时南京的汪精卫汉奸政府又派人来找他，请他出山为汪伪政权效力，叶先生仍置之不理。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台湾省被日本占领五十年后归还中国，叶恭绰欣然命笔，以诗致庆：

    喜从海外赴炎洲，百战功勋海底收。施郑朱蓝都莫问，且教呼酒酬唐刘。

    清末三才女

    清末有所谓“三才女”，即吴芝瑛、徐寄尘与秋瑾。这三人曾交换过兰谱，以生死相托。秋瑾是其中的佼佼者，所作诗词慷慨悲壮，又喜击剑走马，自号“鉴湖女侠”；后来参加光复会，组织反清起义，不幸事泄被捕，在刑讯中不吐一字，最后凛然就义。另一位吴芝瑛在当时是极享盛誉的女书法家和诗人。她是安徽桐城人，其夫是无锡举人廉泉，曾办文明书局，印行过大批珂罗碑帖书画。吴芝瑛书法工瘦金体，书名冠绝一时，并曾抄录经文、古碑、古诗及自写诗作三十余种行世，其斋署名小万柳堂。

    吴芝瑛与秋瑾居北京的故宅都在南半截胡同附近，因而结识。秋瑾与其夫琴瑟不和之后，吴芝瑛即接秋瑾至家暂住。后来吴芝瑛又资助秋瑾东渡日本留学，并赠诗一首：

    驹隙光阴，

    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

    吴芝瑛在北京最煊赫一时的快事当为她上书袁世凯，劝其顺应潮流。后来笔者曾于琉璃厂书肆购过一册吴芝瑛上书的刊印本，名《万柳夫人上容盦先生书》，“容盦”为袁氏之室名。

    另一位徐寄尘是浙江石门宿儒杏伯老人之女，为南社社员。其本名自华，因少年守寡，儿女早殇，孑然一身，故别署“寄尘”。她素承家学，师事南社大诗豪陈巢南，自号忏慧词人，著有《听竹楼诗集》《忏慧词》《秋心楼诗词》等。

    寄尘与秋瑾结识于南浔女校，一见各相倾倒，日夕纵论家国，遂订兰契。随后与秋瑾赴上海办《中国女报》，吴芝瑛那时也由北京迁家沪上。吴、徐二人在经济上多方资助《中国女报》。报纸停办后，秋瑾回浙江组织起义，寄尘尝与秋瑾密侦杭州城厢内外径道，绘为军用地图。二人谒岳坟时，秋瑾相约如事泄赴义，即请寄尘埋其骨于岳王坟侧。后秋瑾因起义竭于资用，寄尘慨然将家产悉行变卖交与秋瑾。秋瑾大为感动，脱臂上翡翠腕环相赠为纪念。

    秋瑾就义后，寄尘冒风雪渡钱塘江，于昏夜秉烛入文种山，将秋瑾遗骨舁至杭州西湖，买岳王坟侧地安葬，又含泪写了碑文。当时吴芝瑛正在病中，闻此大恸，亲撰《秋女侠传》《记秋女侠遗书》等哀挽诗文，又亲笔撰写了“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的墓碑及墓志铭。寄尘后来又与南社同人结秋社合办上海竞雄（秋瑾之号）女校以示继志。寄尘待秋瑾之女璨芝长成，将腕环交与，并撰《还钏记》。当时中学国文课本入选此文，笔者曾朝夕背诵，至今犹朗朗上口。

    王云五奇人奇事

    被称为“现代中国一奇人”的王云五，一生虽有过几段从政的经历，但主要是位文化名人，他堪以称奇的事迹亦主要是在文化方面。

    王云五，原名日祥，生于上海，老家则是广东香山。其父早年从家乡农村到上海经商。这位外乡人，大概希望最小的儿子日祥能早早在上海商界立足，于是在王云五十四岁那年，送他到一家五金店当了学徒。未想到，这个在此之前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儿子更喜文化。他白天在店铺当学徒，晚上上夜校学英文，勤奋苦读，深得老师喜欢。一位师叔还据典故“日下现五色祥云”，为他取名为“云五”。

    学徒期间，少年云五先后在上海虹口守真书馆和同文馆修业。为了维持半工半读的生活，他还当过洋行的仓库助理，做过英文夜校的教生（助教）。1905年，成绩优异的王云五被上海私立英文专科学校——益智书室——聘为教员，该校百余名学生中有的已二三十岁，而王云五这年才十七岁。

    在同文馆学习时，王云五除广泛阅读西方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及哲学名著外，还开始攻读二十四史、《通鉴纪事本末》等中国史籍。他在益智书室的教员生涯，颇得益于这段苦读经历。

    1906年，王云五担任中国新公学英文教员。他的学生中有胡适、朱经农、杨杏佛等。次年，在合并后的中国公学，他继续任教。教书之余，他依然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并通读了三十五册的英文版《大英百科全书》，被众人啧啧称奇。这期间，不满二十岁的王云五还兼任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和上海《天铎报》主笔。

    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云五利用《天铎报》呼吁革命。1911年12月31日，在旅沪香山同乡欢迎孙中山的集会上，王云五任主席致欢迎词，受到孙中山的赏识，邀请他担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不久，他又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科长。教育部北迁后，他继续留任，并兼北京国民大学法科英文教员。1913年年初，时年二十五岁的王云五离开教育部升任该校专职教授：除教英文，还授政治学和英美法概论。

    王云五曾说：“我常常好发奇想。”而今年轻人多所不知，四角号码检字法正是王云五由“好发奇想”而获得成功的一项成果。

    20世纪2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从编辑《辞源》着手，开始改进使用起来颇不方便的汉字传统的部首检字法。如商务印书馆编辑所长高梦旦曾设计了字形定位部首检字法；林语堂计划从字的首笔着手，分为五母笔二十八子笔，等等。这些，因为皆不成熟，未付诸实行。但王云五从林语堂的研究得到启发，觉得唯以号码代替部首最为方便。他经过反复研究，苦思深虑，于1926年终于推出“四角号码检字法”。192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了本《四角号码学生字典》，销路很好。接着，又出版用四角号码排列的《王云五大辞典》，使这种新的简便的检字法得以推行全国。据知，美国哈佛大学的汉文书名卡片、日本京都大学许多教授的索引卡、日本著名的《汉和大辞典》全部索引，均采用四角号码检字法。

    谈到商务印书馆，又有王云五的几段奇事。原来，王云五曾几度振兴“商务”，与“商务”的缘分很深。

    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原先只是一家作坊式的小印刷厂。自文化名人张元济等加入后，定下“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宗旨，十多年间很快发展成编辑、印刷、发行配套的全国最大的出版企业。五四运动后，时任监理之职的张元济感到商务印书馆应有所改革才能适应时代潮流。于是，先是坚请胡适来馆主持，然胡适却举荐他的老师王云五。这样，1921年9月，王云五应邀进入商务编辑所，并被高梦旦“让贤”任所长。

    新所长果然不孚众望，很快写出一份长长的《改进编辑所意见书》，对改组所内组织、聘请馆外专家、精选出书选题等，都提出了远见卓识，深得张元济、高梦旦的赞同。1922年以前，商务印书馆每年的出版物一般只有二三百种，经王云五改革后，一年时间，就增达六百六十七种。五年中，商务印书馆出书之多，已俨然如一个小型图书馆。可以说，王云五使商务印书馆大大振兴，商务印书馆也使王云五在中国教育文化界的知名度日益提高。

    1929年秋，王云五应蔡元培邀请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曾一度离开商务印书馆。不料同年11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鲍咸昌突然逝世，张元济等力主请王云五回馆接任总经理。于是，1930年年初，王云五正式出任商务总经理，并为实行科学管理，旋即开始了他的环球考察之旅。

    他从日本到美国，又抵欧洲。短短半年，他考察了九个国家四十多家企业，访问学者专家五十余人，参观团体、研究所二十个，到图书馆研究十余日，阅书三百余册，搜罗刊物千余种，写成笔记四十万言。在回国的船上，他草成七千余字的科学管理计划，工作效率之高，令人称奇。

    当然，王云五如此得到的科学管理办法，在“商务”获得了成功。

    抗战期间，王云五为商务印书馆再次立下奇功。

    先是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地处闸北地区的商务印书馆总厂遭日寇飞机轰炸，化为废墟。王云五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善后办事处”，日以继夜，连续一个多月抢救“商务”。为此，其时只有四十五岁的王云五已须发全白。半年后，商务印书馆宣告复业。王云五将“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作为复兴口号。仅三个月，商务又每日出新书一种。至1937年年初，大批有影响的图书又从商务印书馆源源不断地进入千家万户和各地图书馆。

    1937年“八一三”事变，商务印书馆再遭劫难。王云五毅然决然挑起商务印书馆第三次复兴的重担。抗战时期，物资奇缺，王云五发明一种书籍排印新版式，使每页增排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百的字数；又采用轻磅纸印书，发明极薄的航空纸型，以利运输，商务印书馆再恢复日出新书一种的记录。

    20世纪50年代初，王云五定居台北，直至1979年8月14日逝世，享年九十二岁。

    章士钊与沈尹默

    长沙章士钊，字行严，号孤桐老人，一生写文用文言，直至九十高龄。章先生在十余年前完成洋洋巨著《柳文指要》，仍以文言行文，不改初衷，而居然能获出版；似此一生遭遇之隆，在中国文人中，亦只此一家，再无第二人矣。前曾写小文介绍他写白话诗，与胡适之先生交往。今又想到他与五四运动另一健将沈尹默先生的交往，虽为新旧文学战垒中不同主张的人物，而私交弥笃。

    章行严十七八岁即出人头地。清末与太炎先生在上海办报，后又到英国牛津留学，学习逻辑，办《甲寅杂志》，鼓吹文言。1925年在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任上，为女师大杨荫榆事，与新文化健将战斗白热化，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被鲁迅称为“章士钉”。“三一八”惨案之后，营垒就更为清楚。

    沈尹默先生与孤桐老人早于1907年在杭州时，即有深厚交往。1917年又因蔡元培、陈独秀的关系共事于马神庙京师大学堂（当时沙滩红楼尚未盖好）。陈独秀因沈尹默之荐，被蔡元培延聘到大学堂为文学长。与陈独秀与章士钊曾于1903年在上海共同办《国民日日报》，陈延聘章为大学堂图书馆长。这样故人重逢，诗酒往还，过从甚密。惟孤桐老人虽学识渊博，才气横溢，而毕竟是官场中人，大学堂的图书馆长，虽甚清高，当时工资有四百银元，亦不为少，而对一位想抓大印把子的人来说，是不屑于长久为之的。因此，只在大学堂一年多，便弃之而去。他积极周旋于安福系、交通系各北洋政治帮派之间，去做总长了。

    1924年11月，段祺瑞组织政府，不设内阁总理，阁员为安福系骨干龚心湛、李思德等。章士钊出掌教育部，又因段置冯系人物薛笃弼为司法总长，薛拒绝入阁，章士钊又兼了司法总长，这在北洋政府的各届内阁中是仅见的。因此，以办《老虎杂志》（《甲寅杂志》，封面为一只老虎）而出名的孤桐老人，此时又膺了“老虎总长”佳誉，都人说起，也无谈虎色变之感了。这是他仕途上最得意的时候。总长公馆在西四北街南魏儿胡同，大红门外，汽车、马车、黄包车不断，真是风光一时。而“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他最得意的时候，他又是主要负责者，舆论自然集中在他身上，老友沈尹默也公开声明，指其为罪人，要天诛地灭，表示与其断绝朋友关系。

    孤桐老人是诗家当行，同光俊哲。北伐之后，孤桐老人再度放洋，远走英伦，其《伦敦郊居寄人》诗云：

    廿载天涯去后还，郊园小小足舒颜。野眠独息怜幽草，晓坐枯眉润远山。忧国不弹无益泪，读书宁为有心闲。来禽怪少门前客，侧目窗棂代疑关。

    《逸塘有孤桐抵英有诗见怀奉训通酬》云：

    羸颠项蹶本同沦，谁与神州寒乱源。阅世坐怜肠太热，解嘲失哭舌犹存。沉沉举国方酣睡，惘惘思君欲断魂。多少罪言今已验，伤心何忍话前番。

    在章孤桐远游英伦的时候，沈尹默先生仍在北京。当时南京教育部把北京工业、医学、女子文理、农业等国立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平大学，沈尹默被任命为校长。但这个校长不好当，不久他便辞职，索性连北大教授也不做，回到上海卖字过日子去了。此际孤桐老人也由英伦倦游归来，息影上海，挂牌做大律师，词锋敏锐，有老虎律师之誉。知尹默先生来沪鬻字，遗书安慰之，大意云：昔时骂我者爱我，昔时爱我者害我，历史如鉴，于今兄辞去校长职甚是也。尹默先生得信后，感到其意拳拳，因而不仅前嫌尽释，而且在上海过从更密，诗简往还，几无虚日矣。

    抗日战争时期，二人都到了后方。1941年，孤桐老人旅居桂林，遥寄重庆尹默先生《玉楼春》云：

    几多词句情依旧，折尽风林无限愁。只缘知律眼前稀，说与前山客独秀。别来总是愁时候，纵有燕翎书不就。一篇花雨独思君，难问东阳先问瘦。

    末句东阳指浙地及尹默先生别号“东阳仲子”。“瘦”用沈约瘦腰典，切人切事，押韵非常俏劲。尹默先生《答行严》云：

    风雨高楼有所思，等闲放过百花时。西来始信江南好，身在江南却未知。花光人意日酣酣，容我平生士不堪。说看江南放慵处，如君怎不忆江南。

    胜利之后，二位又一同回到上海，孤桐老人时往虹口海宁路东阳（原“洋”）街看望尹默先生，沈有《答行严过访诗》云：

    自笑居桓爱楚狂，归来行径却平常；字同生菜论斤卖，尽取幽篁闭阁藏。惯会底径遇赵李，剧谈时复见刘王；烦君为说闲中事，已足人间一世忙。

    诗中可以想见二人风度了。孤桐老人作古十年了，此文聊作纪念吧。

    钱钟书记忆力惊人

    近读著名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杨绛女士的新著《回忆两篇》，其中有一篇是写她的丈夫钱钟书先生的，从中颇获教益。

    钱钟书先生是当今举世公认的大学问家。有人曾给他的《管锥篇》作过统计，说这部稀世巨著中所征引的西方学者和作家有近千人，被征引的著作达一千七八百种，由此可见他学识的博大了。

    20世纪40年代，笔者居京就学时，钱先生任教于清华大学。他的惊人记忆力，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同学从图书馆回寝室大喊大嚷：“不得了！不得了！”大家惊问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同学是研究唐诗的，他为了考证一个典故，在图书馆中遍寻未获，正巧碰到了钱钟书先生，便上前请教。钱先生笑着对他说，你到哪一个架子的哪一层，哪一本书中便可查出这个典故。这位同学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这个冷僻的典故，因此他大为惊讶。

    那时，钱先生只有40多岁，已经是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围城》《谈艺录》等著述，早令世人佩服。钱先生的笔锋犀利，不少人都有些怕他。虽然他待人宽厚，常开玩笑，但他学识之渊博，却使学生产生敬畏之感。还记得有位同学在学期末交了一份读书报告，他没有好好思考，只是从几十本书中东抄西抄凑成一篇，草草交账。钱先生看后，不加一句评语，却把他所引话的出处一一注出。当时大家表面都笑话这位同学，但从心里不得不佩服钱先生的学识和记忆。

    钱钟书治学十分刻苦，当时清华所藏西文图书，几乎每一本的书卡上都有他的名字。那时流行的一本词典是《简明牛津词典》，别人的用了几年仍很新，而钱先生的已相当旧了，并且每一页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可见他花的功夫之深。

    有人问钱先生藏书有多少，他幽默地回答：“多乎哉？不多也。”可见他并没有藏书癖，但又常见他隔几天就去图书馆抱一大堆书回来。这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他又最有藏书癖，只不过他的书都藏在脑子里了。学生们每次论文答辩前，都有一个想法：其他老师提问，或许能应付，若此老一发问，便会措手不及。

    李石曾与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建院已经七十周年了，在庆祝和纪念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为创建故宫，为保存祖国灿烂文化而做出贡献的李石曾先生。

    李石曾是李煜瀛先生的字，他的笔名石僧，晚号扩武，河北高阳人，1881年生于北京。其父李鸿藻为清朝重臣，曾任清廷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对青年李石曾震动极大。越二年，他前往法国留学。其间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反对殖民主义，鼓吹推翻清政府，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发起勤工俭学运动，并在1906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直到1973年以九十三岁高龄去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担任国民党政界上层职务。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李石曾作为国民代表、北京警备司令、警察总监率军进入紫禁城，将清废帝溥仪逐出皇宫。之后，李石曾连日与清室会谈洽商解散清室警卫队、太监、宫娥、雇人等，并接收国玺三十颗及点收封锁各宫殿房屋，同时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李石曾为委员长。

    段祺瑞任临时执政后，对驱逐溥仪出宫十分不满，下令解除了对溥仪的监视，并设置重重障碍，干扰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段祺瑞政府的国务会议决议五项清查办法，遭到李石曾严辞拒绝，并在清室善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点查清室物件规则》十八条。排除了各种困难，使大量珍贵国宝在战争频仍的动乱年代得以保存下来。经过近一年的清点、注册和整理工作，创立故宫博物院的准备工作终于就绪了。

    1925年，李石曾召开清室善后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和《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他亲自书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大字，悬挂于神武门上。而且亲自主持了在乾清宫举行的，有数万人参加的故宫博物院的开幕典礼。从此，历代皇帝私有的皇宫变为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公众开放的博物馆。

    在1929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四周年纪念会上，李石曾先生在会上做了题为《清故宫须为活故宫》的演讲。他说：“故宫为历史上遗留之建筑物……希望故宫将不仅为历史上遗留下一个死故宫，必为世界上几千万年的一个活故宫。以前的故宫，系为皇帝私有，现已变为全国公物，或亦为世界公物。其精神全在一个公字。”

    1987年故宫博物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保护目录，它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游览。

    《四库全书》与张宗祥

    在西湖孤山之巅，楼外楼菜馆旁，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飞檐挑角，碧瓦绿墙，高大轩敞，坚实牢固，显得典雅雍容，气势非凡。它就是国宝《四库全书》的藏书处，青白山居。

    《四库全书》原藏于西湖文澜阁，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并称为“江南三阁”。它们和“内廷四阁”——北京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行宫的文津阁以及沈阳行宫的文溯阁各藏有一部《四库全书》。七大书阁现存四阁，其中江南三阁仅存文澜一阁了。而另六阁所藏的《四库全书》大都毁于战火，唯文澜阁所藏基本完备。

    曾任浙江图书馆馆长、西泠印社社长等职的张宗祥，热心古籍，喜寻访善本、孤本，抄校古书。1922年他在杭州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时，鉴于《四库全书》在咸丰年间被损，虽经丁氏兄弟搜集补抄，缺书尚多。他奔走沪杭、北京之间，筹款补抄，历时两年，抄得缺书四千四百九十七卷，重刻丁氏抄本五千六百余卷，并亲自题写全部书签，《四库全书》始得完整。

    据说，张宗祥一生共抄、校过珍、善本六千余卷，常常是凌晨起来喝一杯水，准备好十多个装满烟丝的烟斗，即开始伏案抄书，一天能抄一万五千余工整的毛笔字。久而久之，抄写功夫愈练愈深，有人喻之为已到了“摆棋谱式”的高超地步。他打开一页古画，有时先从页中心写上几个字，接着从这几个字的旁边布局慢慢写开去；有时先在页的四角抄几个字，再像下棋似的布局抄去，竟能一字不误。有时家里高朋满座，他还可以“五官并用”，边抄边谈，亦一字不错。当时曾有人称赞他的抄书本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看来并不过誉。连鲁迅、茅盾等朋友都戏称他为“打字机”。他的许多手抄本及底稿，均由浙江图书馆珍藏。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寇飞机经常到杭州上空轰炸。为保《四库全书》这一国宝无虞，浙江图书馆全馆工作人员投入突击搬迁任务，将《四库全书》和其他善本书分装成二百八十余箱，先运往富阳渔山，复转迁建德，再迁龙泉，最后辗转运到贵阳，安排于山区地母祠，设浙江图书馆《四库全书》管理处。到1944年12月独山战役爆发前，他们感到贵阳仍不安全，再由贵阳运到重庆青木关。其中爬山越岭，备尝艰辛，押解人员都分外的细心负责，使国宝安然无恙。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正欲将《四库全书》运回杭州，却又平地起波澜。贵阳、重庆两地均先后提出，要求将《四库全书》留在该市。作为《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主任的张宗祥深感责任重大，他又多方奔走，四处游说，终以乡梓之情，说服了两地政府，同意将《四库全书》放行，于1946年5月自重庆青木关起运，于7月上旬安抵杭城，这才结束了《四库全书》历时九年颠沛流离的逃离生活。

    爱国文人沈兼士

    沈兼士（1887～1947），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家。早年游学日本，师从章太炎，并加入同盟会。1928年，他任天津中日中学校长。因日本人在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屠杀中国人，他为此愤然辞职，以示不与日本人合作。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不久，他任该院文献馆馆长，在“七七”事变北京沦陷的第二天，他就拒绝去文献馆上班。后来敌伪在北京组织“治安维持会”，派人登门邀他出来主持文献馆工作，他拍案把说客赶出门外，并说：“我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做事！”

    沈兼士在沦陷的北平发表不少文章，后均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其中有一篇题为《“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文末落款“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打鬼节沈兼士写成于北平”。又一篇题为《景、杀、祭古语同原考》，文末落款为“二十八年除日写于北平寓庐之识小斋”。还有一篇题为《吴著经籍归音辨正发墨》，文末落款为“民国二十九年四月四日写于北平寓庐之抗志斋”。文章的款识使用“抗志斋”“打鬼节”“除日”等词语，反映了他反日、抗日、除日的坚强信念。

    1941年，北平辅仁大学高步瀛教授病逝，他送了挽联。上联是“冀北马群空，后进何知失大老”，下联是“天上搀枪落，家祭勿忘告乃翁”。显然，上联是慨叹大雅云亡之意，下联借古喻今，是用爱国诗人陆游诗句言高氏虽赍志而殁，但雪耻之心是尚存的。其中，“搀枪落”是比喻。“搀枪”在《尔雅》里解释为彗星的别名，《广韵》解释为妖星。妖星陨落世人皆欢。言外之意，日寇完蛋之日，万民欢腾之时，家祭时千万别忘了奠告过世之人的在天之灵。当时，挽联是用篆文写的，虽能遮常人眼目，但略通文史的人都能懂其义，不少吊丧的人见了，都为他捏着一把汗。但他本人却大义凛然，应酬如故，处之泰然！

    第二年，他时任华北文教协会主任委员，已被敌伪列入黑名单。在亲友和同事的劝说下，他于12月潜出北平，辗转到大后方重庆。在他写的《入蜀杂诗》小序中说：“去岁由贼中违难入蜀，自冬徂夏，家讯渺然。会有客从北平来，将余女君健近画雪景一帧，报平安，谓敌卒时至家中刺探余踪迹，属必寄书，恐为所持。”

    沈兼士在为其二哥沈尹默亲家谌揖山写的挽词中，末两句说：“他时讨虏成功日，寄语贤郎靠祭筵。”又有《九日用少陵韵》一首，末两句云：“引领官军收蓟北，放歌燕市荡胡尘。”这些诗句，既表现了处在大后方的他对日寇铁蹄下敌我争伐的关注，也表现了他蔑视敌寇的豪迈气概。

    “厚黑教主”李宗吾

    近年来，《厚黑学》一书在内地十分畅销，一些盗版者还借此发了财。

    该书作者李宗吾（1880～1946）是四川富顺人，原名世楷，字宗儒，后来因敬仰明朝惊世骇俗的学者李卓吾，而改字宗吾。他早年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民国后历任中学校长、四川省议会议员、省都督府官产清理处处长、省教育厅督学、四川大学教授等职。

    清末民初是政局动荡不安的年代，再加上四川特有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诸因素，而形成了当地纷呈百态的社会世情。这影响着李劼人写出《死水微澜》，巴金写出《家》《春》《秋》等小说名著。而同为四川才子的李宗吾另辟蹊径，写出了一篇篇嬉笑怒骂、刺世警世的杂文。

    李宗吾出身前清儒学生员，酷嗜中国传统文化，熟读经史子集，入师范后又专攻理化专业，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也算得上学贯中西。他官虽不大，却久混迹于官场，身经宦海浮沉，洞察官场黑幕，再加上常与社会上五光十色人物打交道，熟悉世情民风，故常思考如何将种种人生感受形诸文字。

    有一日深夜，他（当时任校长）听到隔壁教务主任的寝室内传出愤世嫉俗的狂呼：“方今之世，非脸皮厚、心子黑不可！”不由得触发契机，顿有所悟：“得之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遂以“成功的秘诀在于皮厚心黑”立论，搜罗古今中外由厚黑决定成败兴废的典型论据加以论证。如他说项羽之所以兵败垓下，自刎乌江，全在于他的厚黑功夫欠佳，仅能逞匹夫之勇；刘邦则连自己的亲生父亲和儿女的性命都不顾，厚黑透彻，所以能登上皇帝宝座。其实此论只夸大一点儿而不计其余，楚汉相争的结局是由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决定的。虽然李宗吾文章都有以偏概全的缺陷，但在当时，处于重负之下的民众特别欢迎抨击人间不平、扬清激浊的言论，对李宗吾出语新奇，揭露虚伪丑恶的社会现象极易引起共鸣。

    李宗吾的《厚黑学》全书分“经”与“传”两卷：“经”仿《老子》五千言的体例，“传”仿《左氏春秋》的叙事法。全书于1912年在四川《公论日报》副刊上连载一月余，声震遐迩。后书商遂出版了单行本，销量极大。某日，李宗吾路遇一军官，对他行军礼，敬佩地说：“我是您的忠实信徒。”从此，李宗吾常自称“厚黑教主”，而朋友们也以“教主”称之。

    李宗吾后来还写了若干与“厚”“黑”有关的书和文章。抗战中，吴稚晖入川后，读了他的《厚黑丛话》，并对《心理与力学》等文章赞不绝口，急欲一识其作者。李宗吾闻讯，冒着被敌机轰炸的危险，到重庆拜会了吴。

    “学人疯子”刘师培

    近代中国，有三位国学造诣很深，来往密切，被世人称为“近代学人三疯子”大师，他们是章太炎、刘师培和黄侃。这里只说刘师培。

    刘师培生于光绪十年（1884），出身于书香门第，精于音韵训诂学。他主张以字音推求字意，用古语明今言，用今言通古语。他还擅长骈文。

    刘师培早年醉心于民族革命，1903年在上海时，认识了国学大师章太炎，因所治学术相同，彼此一见如故，关系极好。他因赞成“光复”，特改名“光汉”。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他以“刘光汉”的名字和章绛（章太炎）、黄节、陈去病等在上海倡办“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刘的大作《攘论》《中国民族志》，均系鼓吹革命、传诵一时的名文。其后亡命日本，娶了风流一时的名交际花何震为妻。不久便回国入端方之幕，做了出卖志士的鹰犬。辛亥之后，差点儿送了命。多亏太炎先生“若杀叶德辉与刘光汉，则中国读书种子绝矣”的一封电报，才救了他的命，并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文科讲学。不料他在讲学之外，又为袁世凯所收罗，官封“上大夫”，成为筹安会的六员大将之一。因刘师培经常不修边幅，平时蓬头垢面，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看上去颇像一个疯子。有一天，有位朋友来看他，但见他一面看书，一面吃馒头，桌上摆着一碟酱油，边吃边蘸。因专心看书，入了神，不觉把馒头蘸到墨盒里而不知，弄得满嘴墨黑，全然不知。

    1915年秋，袁世凯想要当皇帝，“筹安会”应运而生。刘师培发表了一篇《告同盟会诸同志》，大唱“民族革命已成”的论调。而在这之前几天，刘师培曾跑到黄侃家里，向他大谈“纪元”问题。他说：“我们写文章要纪年，总写什么甲子乙丑，但六十年一转，这干支就弄不清楚了。而元年、二年地写下去，也不方便，你说如何办？”

    黄侃听不明白他的用意，便说：“这没什么，用年号来纪年，始于汉武帝，汉武帝以前写文章的，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欧洲各国，都用耶稣生日来纪年，也没有什么不方便之处。”刘师培听了，无话可说，只好辞去。

    不几日，“筹安会”发起人的名单在报章上公布了，刘师培的大名，赫然排在第六位。黄侃见了，这才恍然大悟，方知前几天刘师培来谈话的用意，是在为袁世凯拟年号。翌日，刘师培又来访，对黄侃大谈“君政复古”，还说想邀请一班学者参加“筹安会”。话未说完，黄侃就大怒起来，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说道：“刘先生请！刘先生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这般书呆子，不配做‘佐命之臣’，你请吧！”说完，不等刘师培起身，自己已拂袖进屋里去了。

    袁世凯称帝破灭之后，刘师培也成了众目睽睽的罪人。一般朋友看他不是气节之士，都不愿与他再来往。

    1919年11月，刘师培病逝前夕，特意把黄侃请到病榻前，从枕边摸出一本抄本，颤抖着递给他，说：“我一生只会论学，不该问政，一念之差，追悔莫及！这一本音韵学，是我毕生研究的成果。此学非公莫传，我把它交给你，算是我临终自赎的一点儿心愿吧！”说时，气促声嘶，音调异常凄咽，令黄侃激动，急忙跪下给他磕了个头，拜他为师。这一年刘师培只有三十六岁。

    刘氏是一个贪图名利玩政治火把的政治投机家，但其等身的著作，却是他同时的其他人一般都比不上的。他博览群书，经史百家，旁及释、道经典，几乎没有一门不精通。家居时手不释书，专心致志，常常到了如醉如痴的出神境界。

    刘师培的著作在他生前刊行的并不多，有《国学发微》《左盦文集》《读左札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数种。他去世后近十年，他的生前好友、曾在20年代出任过天津市长的山西人南桂馨，广泛征集他的遗著，捐资十万元为其次第刊印，并委托郑友渔整理校勘。其目录极为丰富，内容也极广泛，范围所及有：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周书、尔雅、小学、国语、管子、穆天子传、晏子春秋、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白虎通义、杨子、道教、两汉、敦煌石室、楚辞……

    此外，还有在北大文科时所编的经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伦理学、中国文学、中国民俗志、中国民约精义等书籍及讲义，虽然有不少原稿均属未完之作，但大多数还是完整的，在其短短的生命史中，完成这许多著述，实在是不寻常了，而且这还不是全部著述，如其重要著作《左传疏证》稿本，早在四川时就已散失了。

    他的诗也颇豪放，有一首《书扬雄传后》五古，其结尾四句道：

    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今则亡，吊古空踌躇。

    今天谈论他，也有些“空踌躇”之感了。

    马一浮轶闻

    近闻马一浮弟子龚慈受的杭州故居辟为“马一浮纪念馆”，而且《马一浮全集》亦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由此想起他当年的一些轶闻。

    马一浮先生是当代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是精研儒学的一代宗师，是深通内典深悟不二法门的当代维摩居士，堪称集哲学家、理学家、佛学家、翻译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的大师。

    马一浮（1883～1967），浙江绍兴东关长塘后庄村人。乳名福田，后更名浮，字一浮，号湛翁，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父名廷培，曾任四川仁寿县令。母何恭人，出身于陕西丐县望族，擅长文学。一浮八岁学唐诗，九岁能诵《楚辞》《昭明文选》，记忆力惊人，有神童之誉。他初受业于郑墨田，稍长，他父亲为他延聘一位乡里中有名望的举人，来家教读。十六岁那年，与启蒙老师郑墨田同赴绍兴府参加会稽县考，发榜之日，师生同中秀才，而马一浮名列榜首。同考者还有会稽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兄弟。马的一篇县考应试文章全用古人文句集成，竟然天衣无缝，宛如己出。闱卷流传，人人惊叹。当时的绍兴名流汤寿潜（蜇先）大为赞赏，挽人执柯，许以爱女汤孝憨，次年结婚。一浮十九岁丧父，翌年又遭丧妻之痛，他伤心欲绝，说：“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自此遂无再婚之意。”从此断弦未再续娶，一心向学。

    马一浮早岁游学美、日诸国，通习英、法、德、日、西班牙和拉丁等多种外语，博研海外诸学，译著甚丰。1906年二十四岁定居杭州，潜心于祖国文献，广览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典籍，兼精佛乘与老庄之学。凡深知马先生者无不敬仰。弘一法师李叔同称赞马先生是生而知之者。马一浮讲学，每次开讲前，都事先穿好袍褂礼服，端坐以待。案上必放鲜花一瓶，讲堂气氛肃穆安详。有人曾问马师法何人，他微笑答道：“直接孔孟。”并以此四字镌刻一印，可见其自许之高。

    马一浮在经、理、佛、史、文等方面皆有很高的造诣，因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享誉海内外。1911年他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被聘为孙中山临时政府的教育部秘书长。到任不久，便提出“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还是让我回西湖去读书吧”。从此便一直寓居西湖，潜心经史子学，不再涉足仕途。其间，除1937年应浙大校长竺可桢之邀去浙大讲学和随浙大一起内迁外，抗战胜利以后，即又回杭州。

    说到马一浮对杭州人的贡献，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建杭州城站时，他的岳父汤寿潜在主持浙江铁路事务。铁路从嘉兴过来，原来地图上铁路线画到了拱宸桥的日租界。马一孚看了地图坚决反对，以为这是把市场送到日本人那里去了。后来改了图，把今日的城站做了杭州火车站。另一件是袁世凯曾送了数千大洋给汤寿潜，想贿赂他拥护自己做皇帝。也是马一浮帮着出了主意，把这笔款作为公用，后来建造了浙江图书馆。

    马一浮一生中，受到众多人士的爱戴和推崇。在蒋庄生活期间，除了政府接济他的生活外，海内外的许多景仰者也给了他不少帮助。比如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就在他患白内障时，多次送钱物供养。为此，马老曾风趣地说：“和尚是吃十方的，我连和尚的东西都吃到，可说是吃十一方了。”广洽法师还在新加坡出版了马一浮手书的《弥陀经》。

    马一浮幼年时，即能诗善书，初习欧阳体，俊整秀发。二十岁后，通临魏晋南北朝书。其后，复探源于篆籀，穷奕于分隶，集众善而成家。他的手迹早在20年代已为名家所珍视，30年代即被公认为首屈一指的当代书法家。旧时代学者文人多订立润格卖诗文，卖字画。上海有李姓巨商，为纪念他母亲，不惜重金遍求海内名家署笔题褒。因马一浮不卖艺，独缺其杰作。后来这位巨商探知马多与和尚交往，乃请一老僧陪谒马先生，一见便下跪叩头，求撰墓志，马为之感动，允其所请。他日撰就，手自端写与之。

    50年代后，马一浮被任命为浙江文史馆馆长，后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享寿八十五岁。

    一代奇才李叔同

    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影片《城南旧事》，不久前在马尼拉电影节上被评为最佳影片，并获得金鹰大奖。影片中有一首插曲，名《送行》，歌词感人，不禁使人想到歌词的作者李叔同。

    李叔同，名文涛，1880年农历九月二十日出生于天津河东地藏庵一家“进士第”。他幼年聪慧，方成童，即对诗文、书法、篆刻学有兴趣。十九岁逢戊戌变法，自刻“南海康翁是吾师”石章一方，以示景仰。因而背上康党之嫌，奉母命避难于沪，崭露头角于上海文坛，有“二十文章惊海内”之誉。二十二岁考入南洋公学，与邵力子等同受业于蔡元培。不久，李加入上海城南文社。每月会文一次，“写作俱佳，名列第一”。文友宋梦贞曾赋诗赞其才华云：“李也文名大如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李叔同二十六岁那年，生母王氏病逝，他即率妻眷衔哀扶柩回津，易名李哀。他们举办西式丧仪，由吊唁者致悼词，李自弹钢琴合唱悼歌，举家服黑衣送母葬。其时还是清朝光绪末年，一改旧式丧礼烦琐陈规，是要有很大勇气的。这年秋天，李安置下妻儿，东渡日本，入上野美专攻绘画，又从名师学钢琴。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寻求救国之道。

    1907年2月23日，李叔同为赈济祖国两淮地区水灾，与曾延年领导春柳社假东京骏河台中国留日学生青年会公演新剧《茶花女遗事》（法国小仲马原著）。李叔同以“息霜”之名饰女主角玛格丽特（茶花女）。白衣长裙，束腰披发，两手托头，自伤薄命，受到观众热烈欢迎。演出结束，日本戏剧界元老松居松翁去后台与之“握手为礼”，赞其“演得非常好”，一步一姿“优美婉丽，决非日本俳优所能比拟”，预言此举已“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李叔同1910年回国，一度在天津任教。辛亥革命后去沪，曾与叶楚伧一同编辑陈其美创办的《太平洋报》。加入“南社”，与柳亚子创立“文美社”，并任《文美杂志》主编。1912年应经亨颐之邀，到杭州浙江一师做图画音乐教员，造就不少人才。丰子恺、刘质平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他是早期学校音乐课的创始者、艺术教育的启蒙者。歌曲创作收入《中外名歌五十曲》中，书法有《李息翁临古法书》行世。

    就是这样一位具有绝代才华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刚到中年，在人生道路上却发生了一个突然的大转折。他在1918年，三十九岁的时候，竟跑到杭州虎跑寺，拜了悟和尚为师，剃度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他专修佛教中以持戒苦行为主的律宗。经他探讨阐发，使中断了七百年的南山律得以重兴，因而被推崇为继唐代道宣、宋代芝照、明代智旭之后的第四位律宗大师。所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深为中外佛学界所称道。

    李叔同虽然中年遁入空门，而爱国之忱不减。晚年有人求书，则写“念佛不忘救国”六字以报。死前六年，挂锡厦门普陀寺讲律时，还为厦市第一届运动会谱写会歌，勉励体坛健儿在外敌猖獗之下励图自强。日军迫近厦门，他临危不避，仍以“身为佛子，不能共纾国难”为憾。1942年10月2日他圆寂于福建泉州，在遗偈中还殷切寄盼“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境界到来，可见他是如何眷恋祖国的河山了。

    弘一法师的学生丰子恺编其遗著《前尘影事集》，收有不少弘一出家前所作的诗词。弘一年轻时即同情维新变法，仰慕康有为，后愤于祖国沉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渡日本学画，临行填《金缕曲》词呈诸同学，抒发其留恋祖国的深情。词曰：

    披发佯狂走，莽天涯，暮雅啼彻，几株衰柳。破碎山河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众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其爱国激情洋溢，堪称绝唱。他留日五年期间，无时不怀念风雨中的故国。“鸡犬无声天地死，风景不殊山河非”，是他发自心底的哀辞。回国后他即参加南社，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他放声讴歌，曾填《满江红》词赞曰：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等军阀政客粉墨登场。弘一写下了很多忧国感时的诗词，读来很令人伤感。1918年他于杭州西湖虎跑寺正式削发，这似乎是他向黑暗社会斗争的一种方式罢？

    文人才子张伯驹

    张伯驹先生辞世已数十年，其生前遗物、文献将长留人间。笔者对张老种种，略闻一二。

    伯驹为著名“四大少”之一。所谓“四大少”盖指段祺瑞之子宏纲、张作霖之子学良、卢永祥（苏皖赣巡阅使、浙江督军）之子小嘉及伯驹。

    伯驹肄业于天津新学书院，中年曾任陕西督军署参议，抗战胜利后任十一战区参议兼河北省政府顾问。三十岁时任盐业银行总稽核，后任两京盐业银行经理、上海盐业银行常务董事。“七七”事变后，曾经被伪第三军刘培绪部师长丁锡之绑架，索洋百万。时伯驹正家道中落，存款选购古董，家无存项。经其夫人潘素四处张罗，由亲友孙耀东等处凑得数十万元将伯驹赎出。伯驹被困匪窟达八个月。

    伯驹擅诗词曲，以词为最。他是李后主、晏几道、纳兰容若一脉流传下来的词学大师。早年名作《丛碧词》蜚声词坛。曾与郭啸麓、夏枝巢、黄公诸、黄君坦、关颖人等结成“蛰园诗社”。日寇投降后，又于西郊展春园墅组“庚寅词社”。老辈人如汪仲虎、夏枝巢等均尚未能参加。如此豪举，为当时所仅见。

    伯驹收购古董书画，名闻中外，最著名者为陆机《平复帖》，范仲淹《道服赞》，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么庭摹《怀素书》，赵孟頫《千字文》，蔡襄仁《姚山秋霁图》，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孟蜀官使图》《烟客山水瑞蔬图》等历代字画数百件，花费大量黄金银洋。据说只《平复帖》即花费银元四万，《道服赞》代价黄金一百多两。推而计之，数目可观。

    隋代名画展子虔《游春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堪称国宝。经张伯驹捐献，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张氏为抢救这一稀世珍品，当年曾卖掉自己的住宅，经过情形颇有可述者。

    1946年年初，在中国东北地区陆续发现一些故宫散失的书画。当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即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所有溥仪“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是经过鉴定确为精品者，亦作价收回。张氏认为那一千一百九十八件书画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只口头允诺，并未着手进行，遂使许多名作落于商贾之手。

    当时，琉璃厂玉池山房马巨川去东北最早，论文斋靳伯声继之。两人皆精于鉴别，有魄力。他们由东北收进许多碑帖字画，马巨川以一些赝品及平庸之作售与故宫博物院，真精之品则售与上海商人牟取重利，甚至勾结沪商，辗转出国。如唐代陈闳的绢本《八功图卷》、元代钱选《杨妃上马图卷》，均已流至国外。后来，这幅《游春图》又为马巨川所收，索价八百两黄金。张伯驹知道后，亟向马衡建议，此为国宝，应收归故宫博物院；甚至提出如院经费有困难，他愿意帮助周转。但马衡不应。张只好自己去和商人商量，最后以黄金二百二十两成交。是时张伯驹已收购了一些宋、元巨制，手头拮据，不得已，以所居房产付款，收回此图。

    在此之前，靳伯声收得宋范仲淹《道服赞》，后有文同的跋。当时张大千想收买过来，马衡知道，当即追索，靳故避之。最后由张伯驹变卖家产，将《道服赞》收购过来。

    听说后来张伯驹将许多珍藏的名画书法全部捐献国家。张伯驹毁家保护祖国文物的精神，颇为友朋称道。

    “二太子”袁寒云

    美籍华人袁家骝及其夫人吴剑雄，研究物理学造诣精深，国际驰誉。如提起袁家骝的父亲袁寒云来，更是名士风流，当年曾蜚声国内。

    袁寒云是项城袁世凯的次子，名克文，字抱存，又作豹岑，别号寒云，又曾自署龟庵。生于中日甲午之战前的1890年，为袁世凯第三如夫人朝鲜族金氏所生，是袁世凯的嫡长子克定的二弟。

    寒云工诗词，精金石，书法秀劲，画富意趣，为人欣赞，又善于鉴别版本。喜京剧，擅长演文丑。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天津曾与著名票友王庾生合演《审头剌汤》，寒云饰汤勤，文雅脱俗，不同凡响。并喜昆曲，在津倡组“同咏昆曲社”，与好友常拍曲雅集。寒云多才多艺，性情豪爽，风流自赏，自名公钜卿，大江南北，多有交游，人称“袁二公子”。

    辛亥革命后，民国肇建，袁世凯由清廷的内阁总理大臣，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但他欲壑难填，竟妄图称帝。拥之者，固有“六君子”之流，而劝阻者，也不乏其人。寒云不同于长兄袁克定，系持反对态度者，但不敢明言，曾咏诗讽之。诗中有云：“须知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更上层。”用苏东坡“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词意，委婉讥之。袁世凯见诗大怒，竟欲杀之泄愤。寒云避走上海，始得免祸。后来，寒云刻一私章，文曰“二太子印”，故意在上乃父书中，钤用此章。袁世凯阅后，转嗔为喜，不复追究前事。

    寒云居沪时，参加青帮，是辈分最高的“大”字辈，故其寓所中经常有青帮中“三老四少”出入。1927年北返天津，住于英租界两宜里。因从未从事生产，又不善于理财，而挥霍无度，以致时常处于拮据局面，有赖于青帮徒弟辈的金钱接济。1931年，因患猩红热病不治而逝，年仅四十二岁。

    扬州名士方地山，曾充袁家西席。寒云从之学，两人半师半友，情谊深挚。寒云逝世，方地山伤痛至极。寒云逝世三周年忌辰，方地山仍深切怀念，撰联云：

    自我不见，于今三年，魂梦依依犹昨日。相期与来，同声一哭，生徒恋恋胜家人。

    寒云遗著有《寒云诗集》和《寒云日记》等传世。其诗词著作，自有其清逸的感人处，其日记更随时流露其坦率的政治态度，为研究近代史实者所重视。

    寒云有夫人刘梅真及如夫人三人，有四子二女。今日享名海内外的袁家骝，为其第三子。

    “美学老人”朱光潜

    朱光潜先生是中国近代美学园地的开拓者和耕耘者，亦是蜚声中外的美学家。近日翻阅其早年著作，想起这位中国的“美学老人”。

    朱光潜是安徽桐城人，1897年生于“书香门第”。幼承家教，为科举读书。进入桐城中学后，仍受古训，整日作八股文章。对此，他颇感抑郁，亟欲冲开精神枷锁，开阔自己的视野。其父有一书箱，装有各式各样的书，但从不许翻阅。对他来说，这些书真成了伊甸园里的“禁果”。一次，乘父亲外出之机，他鼓起勇气打开书箱，翻出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试帖诗》《历代名臣言行录》《麻衣相法》《太上感应篇》等杂书，贪婪地读了一本又一本，偷食了“禁果”，心中激起了一股澎湃的旋涡。

    还有一次，他的一家亲戚，从距家乡二三十里的牛王集，买回一套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朱光潜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书中思想激越，感情浓烈，文字酣畅，使其开始向往“新学”，崇拜起梁启超。甚至上海报上误传梁启超遇难，朱光潜得知，竟难过得大哭了一场。

    朱光潜的大学历程，不同一般，曾先后进过六所大学，做了十四年的大学生。先是考进武昌高等师范国文系，因对该校头脑冬烘兼有海派习气的教师大失所望，仅学一年，便向教育部告了一状后，愤然离去。接着，考取了香港大学教育系。此校条件欠佳，寝室十分拥挤，虽然如此，但在其案头墙上却端然挂着“恒、恬、诚、勇”四个大字，以为座右铭。为其书者乃著名书法家方盘君先生。在港大，朱光潜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5年，朱光潜又考取了官费留英。在爱丁堡大学，受康德专家史密斯之影响，开始研究哲学。之后，又在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求学。有时他在两所大学同时注册，今天在英国听课，明天渡过英吉利海峡，又赶到法国听课。学习中，他发现美学与其所喜欢的心理学、哲学、文学皆相通络，于是乎最终选择了美学研究的道路。

    朱光潜一面攻读康德、克罗齐等人的著作，一面广泛接触各种门类的艺术作品。读诗、看戏和雕刻，还曾独自一人跑到意大利的古罗马地下墓道，考察哥特大教堂和壁画的起源。

    而且到巴黎的罗浮宫观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原作，并视为一生“最快意的事”。

    严景耀其人其书

    1995年，开明出版社出版了《严景耀论文集》，在这本近三十万字的论著里，作者不但精辟地论述了过去中国监管犯人的来源、罪因、狱政，而且论述了民主、法制和国体。

    作者严景耀，生于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卒于1976年，他是中国最早研究犯罪学、监狱学的学者之一。为了获得第一手材料，增加对监狱生活的感受，他曾经自愿做一名“犯人”。征得监狱吏卒同意，入狱与真正的囚犯同吃同住同劳动，空闲时间便与囚犯谈心，从而掌握了早年北平监狱的大量真实情况。

    犯人是从哪里来的？经过调查，作者说：“朝阳门外是北京穷陋无比的地方，只要能形容得出的龌龊、污浊，那里即能见着、嗅到。住在那里的都是北京最下层社会的人民，如洋车夫、乞丐、小窃，以及失业的工人们。这与城里天桥一样，是犯罪的发源地。倘若不将这种地方先有相当处置，犯罪问题是没法解决的。”

    犯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经过调查，作者说：“1925年大赦，释放了许多囚犯，可是有一个第一天出狱，第二天就在东便门偷一头牛被捕入监。”为此，作者议论说：“若不根本为他们谋生计方法，使他们能衣食足够，能安居乐业，专靠恢复自由，绝不能使他们自新。”作者还记下了一名囚犯的话：“老爷！你讲的实在有理，我现在都已明白了，以后当牢记在心，可是我出监以后，肚子要饿，又找不着事情，不知道老爷有什么法子可以救我。”

    狱政如何革新？经过调查，作者说：“最根本的是把囚犯当人看，至于犯人在监生活切不可使其变态，当养成公民最不可少之精神，如自立、自治、互助、快乐等。培植坚健之人格，使有高尚理想、坚忍不拔的志趣、自制的能力及勤勉的习惯，方能窥见成效。而监狱之管理员，于此当负重大责任，盖监狱乃社会之缩影，苟或犯人专在被治之下，过奴隶生活，而管理人员不以指导之法补救个人不足，不发展其特长的个性，则他日出狱再入社会，如骤入异境，使之无可适从，欲望其自新实不可能。”

    面对大千世界，罪犯理应处置，但深层次的根治方法何在？经过调查，作者指出：“是的，为保护社会安宁和利益起见，非用相当方法处置他们不可。不过用铁面无私的专治平民的、只管目前事实不顾事前成因的法律，去惩罚这种变态社会中的牺牲者，以为制裁犯罪的方法，是否公平？”

    作者就是通过周密观察，切身体验，并以大量文书案卷为依据，很有真情实感地写出了《北平犯罪之社会分析》《中国监狱问题》、《北平监狱教诲与教育》等论文，由此辑印成了《严景耀论文集》。

    史学家罗尔纲

    对中国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全面而系统研究其历史，且卓有成就的，是现代著名学者罗尔纲。

    罗于1901年生于广西贵县一个书香之家。他少年时期在家乡读书，二十三岁时到上海求学，不久转入由胡适任校长的中国公学，三十三岁到北京。当时，有两个职务可供他选择——一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文书，工作清闲而且月薪丰厚；二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助理，工作繁重而月薪只及前者一半。他认为前者不是“学术工作”，而毅然选择了后者。

    20世纪30年代初，他由张嘉祥传记辨误入手，开始了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三年后，他撰写出《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交给上海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当时，被关押在南京监狱的陈独秀想研究太平天国史，汪原放之父是陈的挚友，故汪常至监狱探望。一次，陈说明心思，汪便将《太平天国广西起义史》未刊稿送上。陈阅后大加赞赏，并从汪口中得知罗尔纲是跟随胡适做学问的青年，便请汪传话给老朋友胡适，想请罗到南京面谈太平天国问题。胡听后大笑道：“仲甫（陈独秀）是有政治偏见的，他研究不得太平天国，还是让罗尔纲去研究吧。”

    经过数年努力，抗战开始那年，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全面系统的论著《太平天国史纲》出版。一些旧式学人将太平天国视为封建社会的“叛逆”，作为“粤匪”“流寇”加以贬斥；而另一些新式学者则强调太平天国是一场宗教革命，或一场反满的民族运动。罗尔纲面对浩瀚的史料，经过严格考证辨伪，指出“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是贫民革命”，“含有民主主义的要求”。

    该书面世后，《大公报》评介该书是“一部具备时、地、人条件的好著作”。著名学者金毓黻将该书列入唐宋以来值得称道的私修史书之内，评论说“近人撰太平天国史者”，“以吾所知，惟罗尔纲之《史纲》着墨不多，而语语扼要，颇能明其因果演变之迹。后来者虽不可知，而旧有诸作，殆恐无以胜之”。《太平天国史纲》在大平天国研究史上确实具有开山作用。

    多年来，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史孜孜不倦，奋斗不息。20世纪50年代，有人将世传李秀成笔迹送司法部法医研究所鉴定，认为《李秀成自述原稿》并非李秀成所写。一位精通书法的专家看了罗提供的照片，也认为不是李秀成手迹。他听后，遂下苦功夫钻研中国古代书法，掌握了书家八法，写出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确证《李秀成自述原稿》并非赝品。他考证出李秀成是学三国时姜维伪降钟会的典故，以便劝曾国藩反清称帝，实非叛徒，从而提出李秀成“伪降说”。关于太平天国金田起事的准确日期，他是经过半个世纪的不辍考证，最后才被史学界公认的；而《李秀成自述原稿》注，是他用了四十九年时间才完成的。

    与罗尔纲相交五十多年的谷霁光说：“我的朋友都是勤奋的人，而罗先生是最突出的。他在北京居住三十年，只陪朋友听过一次京戏，至今没游过长城，日夜埋头斗室，出门不辨东西。”

    鲁迅的学生黄源

    承友人赠北京新出版的《鲁迅的学生黄源》一书，这是由著名作家、翻译家黄源的友人写的反映其一生经历的文集，为黄源的家乡浙江海盐政协所编。黄源今年九十四岁，是鲁迅当年的学生中如今健在的寥寥者之一。

    说起来是缘分。1927年鲁迅从广东到上海，在江湾的劳动大学作《关于知识分子》的讲演。黄源就职于该校编译室，有幸为之作记录。之后，记录稿经鲁迅审阅后，发表在《劳大周刊》上，后来又刊登在《劳大论坛》上。四天后，匡互生请鲁迅到立达学苑去讲演，题目是《伟人的化石》。因匡曾是黄源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的老师，于是又请他去作记录。如果说第一次是初识，第二次则跟匡互生一起陪鲁迅先生漫谈起来了。

    但是，黄源真正同鲁迅熟悉起来，还是1934年茅盾推荐他帮助鲁迅编《译文》杂志。直到鲁迅逝世，参加他的葬礼，黄源一直在鲁迅身边。这使他得以在鲁迅晚年亲聆教诲，并在鲁迅指导下编《译文丛书》。这一时期，他自己也翻译了高尔基的《三人》和《日本现代短篇小说》。

    1934年夏天，鲁迅找茅盾和黎烈文商定办《译文》杂志。其目的主要是对付国民党采取的书报检查制度，同时也是想通过《译文》来介绍一些外国的文学杰作，包括木刻，作为借鉴。黄源当时正在文学社当编辑，和承印的书店比较熟悉，茅盾就举荐他出面编辑和接洽书店的承印事宜。《译文》最初三期是鲁迅以黄源为助手，一手编就的。鲁迅对黄源说：“下期起我不编了，你编吧，你已经毕业了。”从第四期起，黄源就按着鲁迅所提出的方针去做。鲁迅仍不断地译稿，找插图。他放手让黄源工作，而在出现问题时，却挺身而出坚持原则，不顾一切地保护青年。至今保存下来的鲁迅给黄源的三十八封信，大都是有关编辑《译文》方面的意见和指示。

    这时，黄源由于主编《译文》和帮助鲁迅筹划、编译《译文丛书》，成了常常出入鲁迅家的人之一。鲁迅最后出版的创作、翻译和画册等，都在巴金、吴朗西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但是中间的媒介却是黄源。

    每忆及此，黄源总是感慨地说：“我原来是搞文学的，最多是搞革命文学的吧，可是从接触鲁迅之后，我的人生道路起了显著的变化，最终走上了参加革命武装，为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而战斗的道路，这是我永生难忘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黄源参加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校对工作。等编完校对后，在鲁迅周年忌日前夕，黄源离开上海进入战场，于1938年年底参加了新四军。黄源晚年有两本回忆鲁迅的著作，一本是《纪念鲁迅先生》，一本是《在鲁迅身边》，充分表达了他对鲁迅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陈训慈的“书情”

    陈训慈去世已八年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已把他作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家收入《辞海》补编，记录了这位世纪同龄人的一生书情。

    陈训慈1901年生于浙江慈溪。受其胞兄陈布雷的资助与培养，1924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宁波效实中学教师、浙江图书馆馆长等。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满腔热情地投入了五四运动。“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在效实中学任教，创办了《爱国青年》杂志，宣传内除军阀、外抗强敌的主张。作为一位爱国学者，他的爱书之情和用书之情，在他于1932年至1941年任浙江图书馆馆长的十年生涯中更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作为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以“寓书于教、教育救国”为办馆宗旨，推行普及社会教育和开展学术研究并举的方针。在杭州大学路图书馆新馆舍落成不久，他就力主图书馆应向社会开放，拟定了改进阅览工作的计划。从1933年开始，把原定每天下午5时闭馆的时间延迟到晚上9时，同时取消了每逢周一休假的惯例。他还想方设法为进馆的读者提供方便。他认为，图书馆不能闭关自守，坐而论道，而应当走出深院，接触社会，以书为媒，联系民众。在他的倡导下，浙江图书馆在杭州市内设有图书馆流通部三处，民众书报阅览五处，另有一流动书库每天在市内定点巡回。当时，在杭城的街头巷尾、车站码头随处可见图书馆提供的各类读物。如此一流的、广泛的服务，使图书馆名声大振。与此同时，他也不忘倡导、开展学术研究之风，致力于创办《省立图书馆馆刊》《文澜学报》《图书展望》等刊物。

    1937年抗战开始，随浙江大学西迁。陈训慈受竺可桢校长委派筹建浙大龙泉分校，并任第一任主任。为使馆藏图书免遭厄运，陈训慈不顾安危，四处奔走，历尽千辛万苦。在竺可桢校长的帮助下，终于将《四库全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等一批珍善本暂运至贵阳后方和浙江龙泉山村，方使这些古籍安然无恙。讲起这些往事，老人感慨万千。他的一生，是与这些积淀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书籍紧紧相连的呀！

    陈训慈还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历史学家。用生动的历史以激发群众的爱国之情，是他的治学宗旨。他除娴熟中外通史，下功夫最多的是对地方历史和地方文献的研究。在《浙江省史略》《明清浙江文献概述》等史学专著中，凝聚了他对祖国、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浙江省政协一至六届的委员和民革浙江省委顾问。1991年，浙江图书馆为这位老馆长九十寿辰举行庆祝大会。会后，他激动的心情好几天未能平静，他说：“我不求活到百岁，只望能再有五六年的时间，就能把要做的事都做完了！”他九十一岁高龄时，仍通宵读书，结果病倒住院，延续到次年5月，与世长辞。有老友送其一挽联，曰：

    胸有五车史籍，心无一点尘埃。

    民俗学家张次溪

    张次溪生于1908年，系近代名士张篁溪之长子。张篁溪是近代学者、文学家王闿运的门人。张次溪自幼秉承家学，后又拜桐城派作家吴北江为师，故其学问渊博，著作等身。

    20世纪30年代初，张次溪在北平研究院工作。其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对北京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各类掌故须作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于是广结友，勤采访，每夜挑灯奋笔，数十年如一日。有《琉璃厂志》《北平天桥志》《岭南文物志》等多种著作刊行于世，为后人研究北京文化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次溪先生与齐白石老人乃忘年交。白石老人与张篁溪同为王闿运门下士，故将次溪视为世侄，亦视为契友。1932年，次溪先生不遗余力，替白石老人编印《白石诗草》（仿宋铅字八卷本），诗稿前面印有白石自题诗五首，其第四首云：

    书名惭愧扬天下，吟咏何必并世知，多谢次溪为好事，满城风雨乞题词。

    并注曰：“此集初心未敢求人题跋，张子次溪替人遍乞诗词，余老年因得樊山翁社中诗友数人为友。”

    1933年10月2日，张次溪与徐肇琼女士于西长安街广和饭庄举行婚礼，白石老人证婚，并撰写一联一诗。联云：

    花月长圆见天德，男人无过识贤妻。

    诗曰：

    昨夜星辰仙袂凉，有人月下与商量。赤绳在手长如许，系汝良缘做一双。

    诗前并有小引云：

    癸酉八月十三日次溪仁弟佳期，既请证婚，又想联语，再赠以诗圆联，老年人喜如人意，一一为之。

    次溪先生对其评价是“谑而不虐，很见风趣”。

    张次溪祖籍广东南海，其父篁溪与康有为既有乡谊，又是诗友。康有为晚年曾游历苏杭及泰山，最后到北京，篁溪、次溪父子与梁启超等人，曾陪同康有为到菜市口，凭吊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的六君子，而后回到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忆及往事，凄然泪下。

    篁溪、次溪父子，对明末蓟辽大将军袁崇焕极为崇敬。袁崇焕乃广东东莞人。1630年，崇祯帝中皇太极反间计，以“与后金有密约”罪杀崇焕于菜市口。崇焕故宅在左安门内龙潭湖南岸，清末废为民居，满目荒凉。张篁溪购置为别业，人称“张园”。张篁溪殁后，张次溪继续料理之，每逢盛夏，必约成扶平、金寄水、耿晓堤等文友小住张园消夏。

    位于广渠门内的袁崇焕墓和位于张园附近的袁督帅庙，其房屋修缮费用多年来皆由张氏父子承担。解放前，张次溪每年均用稿费支付修缮款项。解放后，张园房地产收归国有，袁崇焕墓地和庙堂亦由文物部门接管。

    1966年8月，噩运降临张次溪头上，数十名“红卫兵”抄了他的家，烧了他的书，侮辱了他的人格，他不胜悲愤，旋即含恨离开了人世。

    司法女杰史良

    近年来，内地努力推行以法治国，这使笔者想起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司法界与救亡运动中的著名律师史良女士。

    史良女士生于1900年，对于八国联军蹂躏祖国，在心灵上埋下了义愤的种子。父亲是教书先生，自幼常对其讲屈原、文天祥、史可法、洪秀全等人的悲壮业绩，潜移默化，亦影响其成长。五四运动时，她正在上海“武进女师”读书，被推为学生会会长。她带队游行，上街宣传，一马当先。没有纸墨写宣传品，她曾带同学闯入县府，向县知事索要，为县知事所惧怕。后知事将其父召去，责令管教女儿，史良闻知，闹到县衙，接回父亲。她利口指责县府，知事无以对。

    30年代初，史良从上海政法学院毕业，开始当律师。当时妇女被社会歧视，作为女律师，维业为艰。但史良深谙法律，为人仗义，又口才锋利，办事干练，因而所受案件常常胜诉。在其承办的案件中，竭力为保障妇女的权利辩护，并对困难者，义务办案；对离家无所依者，为之谋职，颇受赞扬，遂声名蜚著。日寇侵华，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其中上海妇女救国会，是最早成立的爱国救亡团体之一。其发起及组织领导者之一就是史良律师。成立那天，何香凝女士参加了大会。史良女士作为大会主席，健步登台，气宇轩昂，慷慨致辞说：现在中国人民受压迫，任人残杀，我们二万万妇女，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吗？不，绝不，今天我们各界妇女在此集会，就是我们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会后史良女士带领队伍，游行示威，高唱救亡歌曲，高喊救亡口号，冲破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禁令，无畏地通过了南京路。此举气壮山河，威震沪市。

    1938年，由宋美龄邀请各党派、无党派及宗教界和社会知名妇女四十余人，在庐山举行妇女谈话会。史良代表救国会参加了此会。会上，决议把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为联合抗日的妇女工作机构，宋美龄任指导长，史良任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任。此间，其力主正义，不为名利所动，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为抗日救亡而工作。

    不久，史良在重庆开办律师事务所，重操旧业。同时致力于民主运动，与救国会同仁加入了沈钧儒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第一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她还致力于沦陷区儿童的保护工作，发起并组织了“战时儿童保育会”，任常务理事。该会在全国设立了四十余所保育院，收容和保育了两万余名儿童。

    图书馆学家梁思庄

    人们熟知梁启超有个儿子梁思成，是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学家；孰知他还有个女儿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举家东渡，流亡日本。1908年9月，梁思庄出生在日本神户。民国肇建，1912年梁思庄四岁，随全家回国。1925年，随大姐梁令娴到加拿大。梁启超要梁思庄学生物学，她却根据自己的爱好，选修了图书馆学。1930年获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文学学士；次年赴美深造，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当时，梁思庄的二哥梁思成、三哥梁思永都在美国留学。梁思庄结识了梁思永的好友吴鲁强。1930年吴鲁强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翌年归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化学系教授。翌年梁思庄回国，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越年，她和吴鲁强结婚，便到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工作。不幸，吴鲁强于1936年因患伤寒病逝世，年仅三十一岁。梁思庄才二十七岁就孀居，和女儿吴荔明回到北平，从此没再结婚，终生献身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事业。

    梁思庄深研图书馆学。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每逢新生入学，她总要向他们讲授利用图书馆学习的方式。1936年，北京大学开设各科讲座，请梁思庄讲授《西文工具书》。讲堂里座无虚席。她把馆藏的中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外文书籍，分类编目，写成《东方学目录》；还编写了《非洲目录》和《拉丁美洲目录》，供读者查找资料。

    梁思庄现已八旬高龄，从事图书馆工作五十多年。晚年长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曾任副馆长。她会英、法、德、俄等外语，擅长西文图书分类编目，尤其精通西文工具书有关资料。人们说：“梁先生的脑子就是一部外文工具书大全。”不论读者向她提出什么问题，她都尽力帮助解决。她认为一个学校图书馆的水平，代表着整个学校的学术水平。所以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总是争取要办成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图书馆。她工作作风严谨，特别注重深入实际。她身为副馆长，却把办公桌安置在采编部人员中间，同大家一起劳动。从贴书号标签，到典藏阅览，买书、订书、分类、编目、制片、入库、借阅、咨询……她都插手过问，深得工作人员和读者的好感。

    《苏武牧羊》作者蒋荫堂

    一度流行于大江南北的《苏武牧羊》一歌，以歌词通俗易懂，情感悲壮、慷慨激昂，深受人们喜爱。而此歌作者却默默无闻。

    原来此歌作者是辽宁盖平人蒋荫堂。

    蒋荫堂名麟昌，生于清咸丰年间，天资聪颖，八岁入塾读书，十八岁时，为文只需略加构思，即能一挥而就。清末盖平成立“辰州学院”，聘蒋氏为国文讲师。1914年，又应聘至盖平县中级师范学校教书。《苏武牧羊》一歌即在那时写成。

    一次，盖平福建会馆邀河北乐亭皮影剧团演出，学校师生前往观剧。在演唱悲调时，以打琴伴奏，音调悠扬动听。有些学生随琴声哼成一个调子，后由该校音乐教师田锡侯加工成歌谱，再请蒋荫堂填词，遂成此歌。歌词全文为：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可怜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在塞上四听笳声入耳心痛酸。

    转眼北风吹，雁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凭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定叫匈奴惊心丧胆共服汉德威。

    歌曲初成之日，学生竞相抄录传唱，唱来委婉动听，扣人心弦；有用洞箫吹奏，音韵愈加凄婉感人，由此此曲不胫而走，流行全国。

    蒋荫堂填写此歌，是鉴于清末民初时，政府对外卑躬折节，怯懦媚外，深感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与国家之威望，愤而作此以图振奋国人，以警往惕来。

    蒋荫堂在当地名重一时，然淡于功名，长期过着清苦生活。他住在县城文昌庙中，斗室一间，伴有老妻弱子。每日粗茶淡饭，粗衣布衫，辄盛暑不去。常穿双面布鞋，浆白布袜。他喜蓄须发，嗜关东烟，有一长杆烟袋，常不离口。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从不恃才傲物，素为全校师生所敬重。他卒于1926年。

    刘天华即兴作《良宵》

    最近，喜得一盘录音磁带，是内地二胡演奏家王国潼独奏的刘天华十首二胡曲。听着悠扬的乐声，我无法抑制对刘天华先生的缅怀之情。

    刘天华是江苏江阴人，生于1895年。五四运动后，西方各种思潮传入中国。当时社会有很多一部分人对中国固有的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诸如中医、国画、书法、京剧以及中国音乐等，都认为是落后的，不科学的，统统予以轻视、排斥。甚至有些人连二胡也瞧不起，认为是叫花子乐器，不能登大雅之堂。刘先生很不以为然，他认为二胡“在国乐史上可与琴、琵琶、三弦、笛的位置相等”。而且为了实现他“要把音乐普及到一般民众中去”的主张，刘先生选中二胡作为工具。他把二胡比作窝窝头和草鞋，说：“今日的中国，或者窝窝头与草鞋的用处比大菜、皮鞋还要大些。”他通过拜民间艺人为师和刻苦自学，创造性地掌握了二胡的演奏技巧。他又把小提琴的某些演奏技巧移植到二胡上，运用得十分自然，以致使人觉得这些都是二胡固有的技巧。

    1922年，刘先生到了北京，在北大、艺专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他把二胡列入课程之内，为二胡写教程、编练习曲，改变了过去“口传心授”的旧方法，培训出蒋风之、储师竹、陈振铎等一批二胡演奏家。同时他还组织创办了“国乐改进社”，编辑出版了《音乐杂志》。

    1928年1月22日晚上，即旧历丁卯年的除夕之夜。笔者随几个同学到刘先生家去度节。刘先生身材魁梧，态度和蔼可亲。刘师母亲自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辞岁晚餐。饭后，我们尽情说笑聊天，心里感到十分温暖畅快。

    谈话间刘先生起身拿过二胡，先是坐着任意而拉。拉着拉着，忽然站起来，匆忙拿过纸笔，便飞快地记下所拉乐谱。就这样，随想随拉，随记随改，大约半个小时，一支二胡独奏曲就写出来了。曲成之后，刘先生谦虚地让我们起个曲名。商酌结果，决定用《除夜小唱》作曲名。刘先生又拉一遍，曲调是那么活泼、愉快，表达了我们除夜聚会时的愉悦心情。《良宵》这个今天通常采用的标题，是后来刘先生为《除夜小唱》另起的一个名字。

    没有想到，四年以后的1932年6月，刘先生到北京天桥收集锣鼓谱时，染上猩红热，不幸逝世，终年仅三十七岁。半个世纪过去了，他开创的这一学派的门生至今仍活跃在乐坛上，发展着二胡艺术；他创作的乐曲，至今仍在广泛流传，受到人们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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