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名师漫忆

    清华大学自开办以来，不知进出过多少位名教授了。他们名气大，学问高，但是派头、架子却丝毫没有。过去有人说过：在北京公共场所若偶然遇到一位戴金丝眼镜，穿蓝布大褂、礼服呢、千层底鞋的先生，问他在何处工作，对方便会很随便地答道：“兄弟去年刚从美国回来，在清华园有几个钟头的课……”同样情况如果在上海，那对方一定是一位穿着笔挺洋装、夹着大皮包、口含雪茄的绅士。问过之后，他便会马上打开皮包，取出名片，递给你，同时报给你听：“康奈尔大学工程博士、沪江大学教授，兼光华大学讲师……”这就是“海派”和“京朝派”的差别。清华的先生是属于京朝派的，永远是那么谦虚、潇洒、有涵养。

    有几位先生与清华关系极深，在清华待得时间长，甚至是从清华毕业后去留学，回来再到清华园任教。而且除去做教授之外，还做校务性的工作，这样就为更多的学生熟悉了。比如海内外知名的潘光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在美国留学时，因踢足球受伤失去了一条腿的教授，长期担任清华教务长，校友们对他是记忆最深的。

    潘先生不只是举世知名的社会学家，他培育后进的热情也是被人传为美谈的。费孝通先生原是他的学生，是他介绍给世界学者的。后来在费先生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之后，潘先生反过来在费先生前称“门生”，虽然是说笑话，但也传为学术界的美谈了。潘先生教授种族学、遗传学，讲课时妙语连珠，那笑话是说不完的。他身体虽然伤残了，但体质很好，十分健壮，平时架拐走路，走得飞快。有一年暑期，清华、南开、北大三校联合招生，招生委员会临时办公处设在沙滩嵩祝寺夹道北大灰楼。潘先生坐在轮椅上，进出于各个办公室之间处理工作。他双手转动椅轮，可进可退，转弯敏捷，这屋出来，那屋进去，似乎比健全人还矫健。

    马约翰先生，也是清华的一位知名人物，校友中大概没有一个不记得这位老先生的。他一辈子好像没有换过第二种服装，一年四季都是短袖衬衫打领结，猎式西装裤——北京俗话叫“灯笼裤”，因为它在腿肚子上束起来，像北京旧时的小纱灯一样，裤下是羊毛长筒袜子。据说这位老先生一年到头吃饭要按照营养学的规定去吃，青菜、萝卜、豆腐、肉、鸡蛋等，都有严格的数量，算好热量的卡数再下锅。不过马老先生却是一位热情的忠厚长者。

    清华的体育分数是很重要的，别的课程都通过了，体育没有通过，也要影响到升级、毕业、留学等，因此学生们对于这位马约翰教授，是十分尊重的。“七七”事变前，在清华园上马先生的课，不但体育要过得去，而且英语要好，不但口令用英语喊，球场裁判用英语叫，而且学生同他说话也要说英语。等到抗战胜利，由昆明复员回到清华园之后，老先生的办法才改变了，不再坚持要求学生用英文同他说话了。

    也有旧时在清华名重一时的先生，后来却没有再回到清华园。吴宓（号两僧）先生便是一位，这位留学法兰西的陕西人，是诗人、哲学家，又是爱谈《红楼梦》的红学家，当年是清华研究院的负责人。他主持清华研究院，梁任公、王静安、陈寅恪诸位先生在那里讲学，培育出不少知名学者，其功绩在清华校史上很值得大书一笔。

    清华也有父子两代的教授，最著名的便是梁任公、梁思成二位先生。

    另一位早年毕业于清华的陈岱孙先生，是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于美国哈佛的，回国到清华做经济系主任，当时还没有结婚。他有部美国友人送的黑色雪佛兰小轿车，很引人注目。现在如果健在，也该是八十左右的老者了吧。

    清华大学人才辈出，在中国教育史上领一代之风骚，这是与清华众多名师的辛勤耕耘密不可分的。

    学人长寿遥祝俞平伯老

    报载，北京召开“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年纪念会”。我深为夫子贺，为夫子资。因为我感到，对这位按阴历算八秩晋八，按阳历算八十有六的老夫子说来，的确是一件喜庆的大事；即对中国学术界说，也不能说是一件小事吧。纪念会的内容，报上都登了，我这里无须再多说。我只想说一点儿我对夫子的敬意、情谊，作为遥远的祝贺。

    话还得从四十几年前说起。地点是北京沙滩松公府夹道北京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后面的新教室楼。在这里我听了夫子八个学分的课（每周一课时，一学期为一学分），即杜诗、清真词门。当时各自选各自的课，人数不固定，教室也不固定。夫子的课是选课，在一个有三四十个座位的教室里上。我自童年读先生的《画舫灯影里的秦淮河》之后，对于先生的著作，什么《燕知草》《杂拌儿》《燕郊集》等早已看了不知多少遍，烂熟于胸中了，但对先生本人，还较为陌生。先生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听，虽说是的的确确的师生，但感情上还远远没有水乳交融呢。当时先生上课来，下课走，家住南小街老君堂，虽不甚远，可离沙滩也有一截子路。北大学生纵使白天不听课，但晚间却是欢喜跑教授家串门儿的。当时我常去的是沈从文先生家，他住西老胡同，出西斋宿舍门，转弯就是。对于俞先生老君堂的古槐书室，则始终没有去过，迄今引以为憾。

    我做学生时，很不用功，上课常常不好好听讲，而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想入非非起来。有一次先生讲杜甫诗“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两句，举了很多例子，讲得十分生动。时正冬天，教室朝南，阳光很足，我有点儿浑浑然，老毛病又发，忽然放弃听课，注意起先生的衣着来：头戴黑羔皮土耳其式高筒小皮帽，外罩阴丹士林蓝布大褂，里着藏青绸料棉袍，而大褂短于棉袍约两寸许，显见大褂新时同棉袍一样长，洗后缩水，便越来越短了。内穿黑色棉裤，不绑腿，散着又比棉袍长了。如此三截式装束，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此后，天南海北，春夏秋冬，每当想起先生，好像总是穿着那“三截装”一样。近若干年，与先生通信频繁，师生之情老而弥笃，前年先生寄了一张照片来，信中说：

    附奉小照一纸，以代晤面。

    我看照片，虽然苍老，但风神如昔，不过是戴黑边儿眼镜、穿白衬衫的。望着照片，我想起“三截装”，不由得笑了。

    在现在的学人中，俞先生也真可以说是老前辈的老前辈了。五年前有一次通信谈到施蛰存老先生。夫子来信云：

    施舍（蛰存）是我早年在上海大学时的学生，年七旬余，前说是办《词学》，迄未能出版，今又向足下征稿，想必有希望。

    今年蛰存先生也八十多了。前寄新年贺柬来，为宋赵长卿小词《探春令》，结句云：

    愿新春以后，吉吉利利，百事都如意。

    并有跋云：

    余弱冠时曾以此词歇拍三句制贺年柬，以寄师友。赵景深得而喜之，志于其文，去年一甲子矣。景深鹤化，忽复忆之。更以此词全文制柬，聊复童心。奉陈文几，用贺一九八六年元旦，兼丙寅春正。施蛰存敬肃。

    多么别致的贺春帖子呀！而且一说就是一“甲子”，足足六十年呀！纪念俞先生学术活动，是六十五年；蛰存先生贺新春，“聊复童心”又是六十年。白发老师，白发门生，学人长寿，婆娑人间，我这个小师弟，比起白发老师、白发大师兄，那真是稚气未脱的“小不点儿”呀。

    中国香港过去常说“姑苏三老”，指叶圣陶老、顾颉刚老先生、俞先生三位。他们都是“三元坊”苏州高中的同学。如以学籍说，这个称呼可以成立。如以籍贯说，就不对了。叶、顾二位是苏州籍贯，而俞老则是浙江德清籍贯。不过学术界为了尊敬先生，习惯于这样叫，自是可以，那我的说明，似乎也是“废话”了。

    再有人们对于先生和曲园公的关系，也常常弄错辈分，以为先生是曲园老人的嫡孙，实际是曾孙。俞先生府中是以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的关系起名字。曲园老人名“樾”，从“木”；“木”生“火”，俞先生祖父辈名字从“火”字旁；“火”生“土”，先生父亲陛云公，从“土”；“土”生“金”，所以俞先生学名“铭衡”，“铭”字旁从“金”。以名起“字”；《礼·曲礼》云，“大夫衡视”；衡，平也，所以表字“平伯”；后以字行。现在说起“俞平伯”，中外学术界没有不知道的；如说起“俞铭衡”，则知道的人就太少了。

    耆宿元老钱玄同

    20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著名的音韵学权威钱玄同先生逝世，曾轰动一时；还记得报纸用大字标题《耆宿元老返归道山，教界震惊》报道消息。笔者所接触到的教育界人士亦一致交口谈论钱老噩耗，莫不深表惋惜。

    钱玄同先生原名钱夏，玄同系别号，曾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他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被京师高等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聘请讲授文学；其后，北京大学聘他任国文系教授兼任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时兼任中法大学国文系教授；其后又任师大国文系主任及北平、清华等大学国文系讲师。钱老学识渊博，桃李遍大江南北，专研音韵学（彼时称为声韵学）。他又擅长书法，冶隶楷于一炉，极与魏碑相似，独成一格，有“钱体”之称；当时师大校匾即出他手，琉璃厂亦有他的笔单。

    笔者经友人介绍，与钱老相识。钱老性格开朗，谈话爽快。还记得谈到他精于诗词但不轻易一吟时，钱老曾说：诗词之成，乃所以遣兴自娱，而不宜频犯牢骚。以故钱老著述方面，除音韵及中国文字学外，诗词方面很少见到。

    钱老家住北京东城，住宅建筑古雅，颇具园林之胜。他生活安适，避免一切嚣杂，于静寂生活中得到人生乐趣，充分获得学识上的修养和发展。他曾患高血压症，医嘱静养；他却时常访友畅叙，友辈咸敬羡之。

    犹记钱老逝世前数小时，还曾出门访友，返家不到十分钟即语老妻，感觉头晕，旋作咳嗽，亟送德国医院救治，讵料脑血管已破，抢救无效，一代学者溘然长逝，年不及六旬。他遗有三子，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即其次子。钱老毕生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对音韵学有极大贡献，平日除上课外，大部分时间看书习字，身体夙健，不做无谓娱乐，屏绝烟酒，常喜与知己朋友谈心。当年的周启明、黎锦熙等名流为钱老最知心挚友。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初倡时，钱老为最早响应者。当时反对派虽亦迭有立论发展，但新文学趋势如火如荼，锐不可当。为表决心，钱老将原名“夏”改为“玄同”，且以“疑古”为字。钱老逝世后，时人谓钱老归真返璞，直进玄冥之大同世界矣。

    转眼五十寒暑过去了，钱老的爽朗笑貌，犹长留脑际。思及其才华横溢，书法洒脱，实令人不胜唏嘘悼惜。

    辜鸿铭佯狂嘲世情

    早年的北京大学，有一位怪而闻名的学者。平时，但见他蓄发梳辫，头戴红顶瓜皮小帽，身着绸长袍缎马褂，脚穿双凉鞋。张口子曰，闭口诗云，间或也用流利的英语讲话，既好辩，又爱骂人，他就是辜鸿铭。

    原来这位老先生，姓辜，名汤生，字鸿铭，别号慵人，祖籍福建，生于马来西亚，父亲是华侨。十岁左右随英国布朗夫妇到英国读书，其后还到过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求学。因此，通晓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几种文字，一生获得十几个学位，其中一个是清朝宣统皇帝赐的文科进士，他由此而入《清史稿》。日常，他自称是东西南北人，这是对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概括。由于他不同凡响，在外国人心目中便成十分神秘的人物，竟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不可不见辜鸿铭”之说！

    后来，蔡元培校长邀他到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和拉丁文，他欣然而至。在校内，他装束如故，脾气照常：大家都拥护的，他反对；大家都崇拜的，他蔑视；因为时兴剪辫子，他便留辫；设若大家都留辫子，那他肯定会剪辫子。他在校内尝言，当时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他自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张之洞与袁世凯同时由封疆大吏进京入军机。袁世凯对驻京德国公使说：“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请办事的。”袁的幕僚将此语转述于辜鸿铭，以此为袁得意之谈。辜听后竟说：“诚然。要看所办的事是何等事，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真不知天下有何事竟是没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教授在红楼一间教室开临时会议，商讨挽留蔡元培校长之事。辜在会上慷慨陈词，也主张挽留，但他的理由竟是校长是学校的皇帝，天下不可以一日无君，所以非挽留不可。另一件事，是他在婚姻上的言行。他娶妻，为中国的淑姑夫人；又纳妾，为日本的蓉子如夫人。在新文化思潮风起云涌世态下，他为纳妾辩护，理由出自王安石的《字说》。说“妾”是“立女”，供男子疲倦时靠一靠的。有人驳他，说未尝不可以反过来，女的累了，用男的做靠手，由此可以一妻二夫。他正色纠正道：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没听说过一个茶杯可以配四个茶壶的。

    有一年，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座上皆是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有一位外国记者问辜氏：“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听后一本正经地答道：“有，法子很简单，将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即拉出去枪毙，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下来。”举座闻之哗然。事后，社会评论道，这种言论只有这位戴红顶瓜皮小帽并拖着辫子的辜鸿铭说得出，也只有这位辜老夫子才敢说出来。

    爱国哲人熊十力

    已故的北京大学教授熊十力，以其独创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名世。他不但是一位著名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满怀忧患意识的爱国主义者。

    熊十力于清末光绪十一年（1885）生于湖北黄岗县一个贫苦的农家。幼时为人放牛，在父兄的教育下粗通经史。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与熊飞宇等人联络军、学界人士成立黄岗军学界讲习社。年末，革命党人发起的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失败，清政府大肆搜捕，因其力主响应，为此清廷特别指名逮捕他；幸而有人暗通消息，遂得以亡命。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参加了光复黄州的活动，后赶赴武昌就任湖北督军府参谋。同年腊月，为庆祝光复，被时人称作“黄岗四杰”的李四光、刘子通、熊十力、吴昆聚会于武昌雄楚楼，为抒发心志，顺次挥毫。吴昆早年两次东渡日本，奔走于孙中山、宋教仁帐下，为发动武昌起义做了不少工作；遂书李白《山中问答》诗：“问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刘子通发挥老子《道德经》思想，写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若有心，若无心，飘飘然飞过数十寒暑。”后来鼎鼎大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当时只写了四个大字，“雄视三楚”。熊十力则借佛经所言，书为：“天上地下，惟我独尊。”其幼年时就曾说过：“举头天外，无我这般人。”他幼年时的率真自负与自尊自信，可见一斑。

    民国元年（1912），他编辑《日知会志》，力图保存革命史料。后来，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爆发，他即入湖南参与民军，支持桂军抗击北洋段系的进攻。不久赴粤，佐孙中山幕。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形势危急。他专程从杭州赶往上海，力劝老友陈铭枢率十九路军抗日。“一·二八”事变前夕，陈铭枢因事路经杭州，顺便看望他。刚一进屋，他就劈头盖脸打陈两个耳光，责备陈不在上海打鬼子，却跑到杭州游山玩水。陈被打骂委实冤枉，然而他的古道热肠，凡听说此事的无不感慨系之。战事一结束，他又赶赴上海慰问陈将军及参战将士。民国二十四年（1935），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亡，当时他住在北平，目睹祖国大好河山沦入敌手，实在是忧心如焚。于是，联络邓高镜兄弟写信请汤锡予出面，敦请胡适对《何梅协定》公开表示反对。“七七”事变后，他乔装成商人，乘运煤火车逃离北平，历尽艰辛，回到故里。后到大后方，发奋著述，撰写《中国历史讲话》，宣传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其用意是为全国各民族团结一致抵御日本侵略提供理论和历史依据。

    他一生清苦，自视甚高。当时，他的著作印刷出版多靠老友、国民党元老居正（觉生）和弟子周封歧、吕汉财等人帮助。他的《读经示要》出版后，其友人曾将该书呈送蒋介石，蒋馈赠两百万元法币。他申斥友人鲁莽，拒不收取一分一厘。

    “一代词宗”夏承焘

    浙江千岛湖中有个羡山岛，林木森森，百卉争妍，有百果园之称。岛上有莲花岩、龙潭虎穴、将军帽诸景，是旅游胜地。在莲花岩上方的竹树丛中，新增一个引人注目的景点，它就是“一代词宗”夏承焘教授的墓园。

    夏承焘墓依山面湖，以青石铺地，石栏围绕，中间矗立着长方形的墓体。墓体四面均用大理石贴面，正面刻着“词学家夏承焘墓”七个金色篆体大字。左右一副对联，上联是“浩荡文风，宙宇神游词笔健”，下联是“沧茫烟水，湖山睡稳果花香”，联语由夏夫人吴无闻亲撰并书写。墓顶是一尊用汉白玉石雕成的夏承焘半身像，是雕塑家汤守仁教授的精心之作。雕像凝神远望，表现了作为诗人、学者的夏承焘的神韵。夏承焘如今长眠在千岛湖畔的绿水青山之间，实现了他生前的遗愿。

    1930年，夏承焘与老友胡才甫同到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任教，同住“月轮楼”为邻，历时七年。夏承焘自学勤奋，暝写晨书，无间寒暑，并悉心鼓励老友写作。胡才甫得他指点帮助，编写了《沧浪诗话笺注》和《诗体释例》两书，夏承焘为此书作序。此外，在日寇侵占东北时，为发扬民族精神，胡还写成《民族诗选注》一稿，亦得夏承焘复核订正。据胡才甫回忆，他们平时谈论诗词，研讨学术，他均得益不少，夏堪称良师和益友。抗战时期，学校内迁。胡赴前线工作，夏承焘到金华英士大学执教，但他们仍有书信、诗词往还。20世纪60年代后期，夏承焘移居北京，曾复胡信附七律一首。诗中称胡为“邻翁”，有“小曲哦成容坐啸，稚孙学得莫嗔渠。壮怀昔之横江约，吟兴迢迢入蜀图。……”等句，足见其晚年安适，壮怀犹未已也。

    夏承焘初到之江时，致力于研究词学。为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考订、笺校和编年。姜词附有旁谱，他按谱度曲，吟唱终朝不辍。他和吴瞿安、唐圭璋、顾颉刚等人书札往还，探讨琢磨，并自谦：如不与瞿安交好，学业成就不大。足见他虚心接纳，刻苦自励，为后学楷模。实际上，他对古文、诗词都有深入的钻研和卓越的见解。以后写成的词学专著三十余种。待整理出版的著作也有多种。其中如《唐宋词论丛》《唐宋词人年谱》及《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等，都是词林巨著。

    夏承焘“桃李满天下”，国内海外，到处都有他的学生。据他的弟子回忆，他常说：“南面授之，北面师之。”意思是，告诉学生，今天你在这里听我讲课，也许不久你也会给我上课。夏承焘当年在浙师院任教时，住在“平湖秋月”。他同时到位于汪庄的私校讲课，两地隔湖相望。逢到他上课的日子，学校派工友划一只小船前去接他，他风趣地称自己是“湖上客”。

    爱国教授曾昭抡

    曾昭抡为曾国藩之弟的曾孙，是中国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等校教授，并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20世纪20年代初，曾昭抡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学预备学校性质）毕业，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后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劝他留校任教，在当时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可是曾先生却谢绝说：“我爱我的母校，我更爱我的祖国。”一个“更”字，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

    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攻打上海，策动华北自治。曾昭抡忧国忧民，为学生开设“国防化学”课程，研制炸药和防毒面具，并率领北京大学慰问团赴绥远（今内蒙）前线慰问抗日战士。日寇占领北平时，曾拷问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工友，并严厉搜查有关曾先生反对日本侵略的材料。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被迫迁往湖南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翌年春，临时大学又迁往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曾昭抡和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等教授自愿参加步行团，与数十名学生一起，历时六十八天，行程三千五百里，穿越湘、黔、滇三省，到达昆明。在前往昆明的步行途中，他还先后在贵州镇远县和云南平彝县，向当地学生和群众宣讲抗日战争的意义，论证抗战必胜和战后急需大量建设人才等问题。

    曾昭抡任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期间，十分关心抗日战争形势，经常向学生发表时事演讲，宣传抗战必胜信念。他在《民主周刊》上几乎每周写一篇时事综述，分析欧洲战场形势，树立战胜法西斯的信心。曾先生渴望光明，追求进步，于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执行委员。鉴于曾先生积极参与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活动，以至有人这样说：“继李公仆和闻一多之后，下一个该是曾昭抡了！”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曾昭抡从广岛的两颗原子弹爆炸，认识到科技已进入到原子能时代。1946年夏，他奉命赴美考察原子弹技术，其内兄俞大维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采纳曾昭抡建议，举荐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同行，每人各带两名年轻助手。不期到美国吃了闭门羹。原子弹技术乃美国超级军事机密，岂容他人染指。考察未成，当后来闻讯新中国即将诞生，便于1949年2月，偕华罗庚、周建人等经大连，最早回到他久别的北京大学化学系。随身带来大批化学仪器、药品和图片资料，都是用他赴美考察时的经费结余购买的。随后，曾先生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先生又出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

    西南联大的金岳霖教授

    五十年前的西南联合大学，人们都记得有一位金岳霖教授。他是湖南长沙人，生于1895年，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6年至1952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主任、教授，1984年病逝。

    抗战期间，金先生随清华师生迁到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开逻辑课和符号逻辑课。平时，他常年戴一顶呢帽，到教室也不摘下。每当新学年开始，给新生上第一节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究竟有什么毛病，学生们无从知道。后来，他配了一副眼镜，镜片是一黑一白，讲课时总是闪着不同的亮光。据说，后来他到美国讲学，眼病治好了。但西南联大师生在校园里见他眼神仍不行，走起路来，总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金先生教逻辑，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上课时在大教室，学生总是坐得满满的。金先生有时要提问，但面对那么多学生，究竟叫谁呢。于是，他常一进教室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同学回答问题。”由此，大教室里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又兴奋又紧张。那时，联大女生以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为时髦。问题回答得清楚流利也是件出风头的事。学生答问时，金先生总是很注意地听着，完了，总要说：“Yes！请坐！”

    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他博览文学作品。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从《江湖奇侠传》到《红楼梦》，他都认真研读过。当年，西南联大有几个爱好文学的学生住在金鸡巷，有时沈从文先生亲临学生住地给大家讲课。有一次，金先生也被拉去了，他应邀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动听的道理，不料，他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红楼梦》呢？”金先生正色道：“《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后来，在场人看到，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道：“对不起，我这里有一个小动物。”但见他抬起右手伸向脖颈，捉出了一个大跳蚤，捏在手里看，甚为得意。

    当年，金先生是个单身汉。他虽然没有家室，也无儿女，但生活得蛮有乐趣。平时，他养着一只很大的斗鸡。每当金先生吃饭，这只鸡能把脖子伸上饭桌，和金先生一同进餐。他还常常带着大梨、大石榴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斗鸡。斗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孩子们，然后再去买。堂堂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生活里倒也充满了不尽的童趣。

    “积微居”主人杨树达

    在中国语言文字学界，杨树达是一位建树卓著、影响深远的语言学家、教育家。光绪十一年（1885），他生于湖南长沙，早年就读于黄遵宪、谭嗣同等创办的时务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东渡日本留学，肄业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宣统三年（1911）回国后，先后任教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学院。他毕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

    杨树达不但是一位博大精深的学问家，还是一位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教育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断派遣一些披着“支那学者”外衣的文化特务来求见他，他一概拒之门外，有一次还当面怒斥了日本特务头子桥川时雄。“七七”事变后，他著《春秋大义述》一书，强调攘夷复仇，激励国人同仇敌忾，抗战到底。书中有《诛叛盗》一篇，借古讽今，是鞭挞与声讨汉奸卖国贼的檄文，在文化教育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使在日寇最嚣张的岁月，他对抗战前景也未失去信心。抗战第三个年头，他写诗道，“未信暇夷能制夏”，深信“浮云蔽日须臾事”。及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意大利法西斯投降，德、日法西斯在战场上也惨遭失败，他高兴地赋诗曰：“且喜人间公理在，渐看斜日落西隅。”字里行间表达了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为了发扬光大祖国的文化遗产，他发奋著述，笔耕不辍，他所著《词诠》《高等国文法》《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等著作极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

    杨树达学识渊博，学养深厚，为学界众人所共仰，其成就来自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与锲而不舍的精神。抗战期间，即使为避日机躲在防空洞中，仍手不释卷。他的书房虽然异常简陋，光线也不好，但总是伏案读书或写作。他认为渊博的学识是靠平日点滴积累起来的，因此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积微居”。

    他堪称中国学界一代大师，但生活上却从不计较，平日总是布衣蔬食，怡然自得。民国三十四年（1945），他六十大寿，湖南大学师生纷纷祝贺。中文系有个学生写了一支曲子云：“一领旧宽袍，两只粗布袜，拄杖儿不怕溜滑，叔重以来几万家，都吃这杖儿一顿打煞！”生动地描绘了他的俭朴风貌和崇高的学术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他完成了有关小学、金文、甲骨文的论文一百多篇，还编定了《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今文说》《积微居甲骨文说》三部著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十八卷《杨树达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另一本《积微翁友朋书札》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收集了毛泽东、章太炎、梁启超、钱玄同、陈寅恪、朱自清、郭沫若、董作宾、罗常培、王力、顾颉刚、容庚、徐特立、马叙伦等致他的书信一百八十八封。《文集》和《书札》，既反映了他的学术成就，也体现了他的社会地位。

    传记文学家朱东润

    复旦大学已经辞世的朱东润教授，原名世溱，字东润，生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祖籍江苏泰兴。他十二岁考入南洋公学附小，时值清农工商部侍郎、近代古文大家唐文治任该校校长。有一次，学校举行国文比赛，教师出两道作文题，命学生择其一而为之。他却两文皆作，一并上交。经层层筛选，最后呈报唐校长，结果他的文章被评为全校第一，并获奖金四元。

    辛亥革命前，他升上南洋公学中学部。两年后，赴英国伦敦西南学院就读，他曾称：“对于西方文学，在传记作品方面，从勃路泰格的《名人传》读到现代作家作品；在传记理论方面，从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论》读到莫络亚的《传记综论》。”

    后来，为回国参加讨袁革命，先在上海办报，后到中学执教。不久，进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在扬子江畔这座著名学府中，他读完了校图书馆所藏全部英文版传记，并对中国传统传记进行深入研究，教学之余撰写了《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传记文学之研究》、《传记文学与人格》和《八代传记文学述论》等专著，取得了累累成果。

    抗战开始后，他由老家江苏泰兴离妻别子，几经辗转，到了迁至大后方重庆的武汉大学。在课堂上，他强调传记文学的精神是写真实，但在写实中还要抒情，在当时的情况来看，就是要抒“爱国之情”。他不但讲，而且实践，最先确定的是为明代名相张居正写传。

    明万历首辅张居正，为扭转国家危局，重用名将戚继光整顿军纪，推行“一条鞭法”增加财政收入。当时的中国已有半壁江山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但在中国陪都——重庆——上空，却流行着各种主义与奇谈，其中有一种说法，声称中国应该“面向北方，右手拉着东方，左手拉着西方”。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卖国的论调对团结御侮无疑是一种腐蚀剂。基于此，他着手为精忠报国的一代名相张居正写传，其良苦用心与匡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1943年，《张居正大传》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他一生中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传记文学作品。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自《张居正大传》问世后，他又先后撰写了《王守仁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等。在所有这些传记文学作品中，无不洋溢着他充沛的爱国热情，体现着他拳拳爱国之心，并始终将探讨与揭示个人与国家以及其时代的关系作为写作关注的焦点。

    20世纪40年代中期，在无锡国专任教时，他便开设《传记文学》课；60年代在复旦大学任教时，他开设《史传文学》课；80年代初，他又成为中国最早指导传记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他1988年辞世，不愧是一位爱国的传记文学家。

    郑天挺巧解东陵谜

    郑天挺是知名的明清史专家。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和南开大学执教六十年，其间还担任过北大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但他从未离开过教学和历史研究工作。

    郑先生治学严谨，对己学而不厌，对人则诲之不倦。他的学生遍全国，在国外扬名的也不少，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课余家居，对来访的朋友或求教的学生，总是热诚接待，有问必答。

    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个学清史的同学为撰写清东陵（在河北省遵化县）的论文，曾到郑天挺家中郑重请教。他问：“清顺治皇帝的生母吉特皇太后的昭西陵，为什么建在清东陵的风水墙之外？吉特皇太后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在东陵所葬的帝后中，她辈分最高，莫非她下嫁给小叔子多尔衮，不光彩，因而不许葬在陵园之内？”

    郑先生回答说：“恐怕你没读过我写的《多尔衮称皇父之由来》那篇文章。多尔衮称为‘皇父摄政王’是出于诸臣阿谀而作为最高爵秩的尊称，也源于满洲旧俗，并无其他不可告人的原因。我已据史实批驳了吉特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说。至于昭西陵的位置是因为吉特皇太后寿命长，她看着儿子顺治死了，又看到孙子康熙登基以后才死去。她留有遗嘱，为避免动土破坏风水而不利子孙，死后不移灵沈阳北陵同丈夫合葬，就埋在儿子身旁好了。康熙依遗嘱办事，就在陵园之外原为停灵的地方，建了一座昭西陵安葬吉特皇太后。昭西陵不在陵园之内，原因在此。”

    那同学犹有未足，又提个问题。清东陵中的定东陵是慈安和慈禧的陵墓，两陵并列，慈禧在左，慈安在右。而慈安是东宫应占上方，慈禧是西宫应在下方，一般说左上右下，是否慈禧恃权占了上位？郑先生笑着回答：“慈禧和慈安的陵墓同时修建，规模本来相同。但慈禧为表现自己高贵，又重新修建，金碧辉煌超过了慈安陵。这才是她恃权专横的表现。但是慈安紧靠丈夫咸丰，同是一个丈夫的陵，慈禧陵却因慈安陵夹在中间而被分隔开，她的嫉妒将万世难消了。可见在位置上她并未占上风。”郑天挺风趣的解答，既解决了同学的疑问，也是对历史上弄权人物的嘲讽。

    郑天挺精研史学，博古通今，孜孜治学且虚怀若谷。他平生著作，只有《清史探微》《探微集》和《清史简述》三书行世。书名两用“探微”，既显示他治学的精细，又是高度谦虚的表现。据内地旧友函称，郑先生已于1980年在天津逝世，终年八十一岁。晚年主持清史学会和编辑史籍资料性典籍多种，主持标点校勘《明史》。最后还受命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可惜未等他亲自动手就谢世了。

    北大卯字号人物刘叔雅

    提起老北京大学的卯字号人物，人们多会想起胡适之、刘半农，知道刘叔雅的，恐怕就不多了。

    先说卯字号来历。那是北京大学老宅偏西靠南的一组平房，地址在北京景山之东马神庙，后改为景山东街，又改为沙滩后街。据说，原是乾隆的四公主府。住在那里的北大教师有两位是光绪乙卯年生，三位是辛卯年生，故此居题名卯字号。卯的属相是兔，乙卯年生者为老兔，辛卯年生者为小兔，故“卯字号”又被笑称为“兔子窝”。胡适之、刘半农为“三小兔”之二，还有一位，就是刘叔雅。

    刘叔雅是安徽合肥人，早年留学日本，二十几岁到北大任教，精于旧学，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等。据说年轻时倒很有革命朝气，但后来消沉颓废，一生很有些不合流俗的轶事传闻。

    例如，他不畏权势。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因为学潮事件触怒了蒋介石。蒋召见他，态度蛮横。不料，刘叔雅毫不买账，竟伸出手指，指着蒋说：“你就是新军阀！”蒋大怒，要枪毙他。幸而蔡元培等全力斡旋，才算逢凶化吉，免职了事。

    刘叔雅偏于消瘦，面黑，讲课时总坐着，闭目、沉思，像是自言自语。他讲六朝文章，常常闭目吟诵，吟完了，停一会儿，像是仍在回味。由于他学识渊博，自是赢得学生敬重。

    抗战时期，刘叔雅到了云南，一个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在那里，他依然特立独行，传出种种笑谈之事。

    有一次，日军飞机来了，跑警报。一位也在联大任教的很有些名气的新文学作家，急着往某个方向跑。刘叔雅见了，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了。”还好，那位新文学作家总算尊他为前辈，没有回击，躲开，逃之夭夭。

    刘叔雅在联大讲课，名气也大的吴宓（号雨僧）常常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刘氏仍然是老习惯，闭着眼睛讲。只是，每讲到自己以为有独到体会的时候，必抬头、张目，向后排望去，问：“雨僧兄以为如何？”此时，吴宓必是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1945年抗战胜利，西南联大解散，各自回原校。刘叔雅其时因为已不在联大，没有回北京。以后，就一直留在云南，在云南大学任教，殁于1958年，享寿不过六十七。

    漫忆浦江清教授

    早年清华，后来北大，中文系曾有一位文弱瘦小而且戴眼镜的老师，他不但熟悉中文系教学业务，而且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吕叔湘先生曾称赞他“在同辈中以渊博著称”。这位“学贯中西，广博精深”的学者就是浦江清教授。

    说起浦江清，他虽出身贫寒，但自幼聪颖，学习刻苦，靠学业优异而免费读完小学和中学。青年时期考入东南大学，主修西洋文学，辅修国文哲学，受到名师吴宓、吴梅、梅光迪、杨杏佛、柳诒征等人的教诲，打下了坚实的中外文基础。毕业后，被推荐到清华研究院做陈寅恪先生的助教。业余时间，又应吴宓之邀，编《大公报》文学副刊。一方面补习德语、法语、梵文、满文、日语、希腊文、拉丁文，另一方面撰写不少评介东西方文化名人名著的文章。

    由于他熟悉东西方文化典籍，驾驭中外资料时没有语言障碍，因此，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常常慧眼独具。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讨论中国古代有没有史诗问题时，他就说《三国志演义》是“很够得上中国史诗的资格的”，“不幸这部书的最后写定，用了章回小说体，不用弹词体”。而面对西方有关《天方夜谭》成书问题的纷纭众说，他则用中国话本形成的过程来解释。

    他研究的对象，有时不限于文学，诸如天文、地理、民俗、考古、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戏剧、绘画、音乐、教育等领域，目光所及，都能高屋建瓴，远见卓识；同时又善于熔各科知识于一炉。比如八仙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八仙因何缘由而会合？会合于何时？为何在民间如此盛传？其真实历史是怎样的？为寻根究底，他以严谨的态度，将有关材料搜集殆尽，剔抉爬梳，撰写成《八仙考》，对上述问题作了详尽科学的回答。自此，他考证的功力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八仙考》发表之时，他才届而立之年。

    浦江清多才多艺，尤其爱好昆曲，二三十年代即是俞平伯等人组织的谷音社成员。在抗战期间，学校转移至昆明后，他多次参加曲集，课上讲到戏曲，兴致所致，常常高歌一曲。他坚持南昆唱法，与一般演员唱法不同。他还经常告诫学生：“知识要结合实践。讲古文古诗，如果自己能写几句古文、懂旧诗格律，讲起来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抗战胜利后，他接任闻一多、朱自清先生的课，在中文系开设“楚辞”。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问题，正史没有提供材料，唯一的根据是《离骚》开头两句。他发现前人据此研究有误，原因是战国时使用的是岁星纪年法，而非干支纪年法，而岁星纪年法有超辰。要搞清问题，就必须对战国时的岁星年作通盘研究，予以精确计算。为此，他利用微积分深入研究现代天文学和古天文历法，常常不顾寒冷，在后半夜起来观看星象，终于写出《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一文。

    他一生以学校为家。抗战期间，两次把子女留在敌占区，只身长途跋涉，赶回学校上课。在他心目中，学生的分量是比家人还重的。

    吴宓教授剪影

    偶从书箧中翻出一本20世纪2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吴宓诗集》，不禁想起了这位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坛上叱咤风云的教授。

    吴宓是陕西泾阳人，别号雨僧，1922年毕业于清华留美预备班。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专攻西洋文学。他在《红楼梦》的研究上很有心得，曾在哈佛中国同学会上大谈《红楼梦》。回国后，吴宓先在南京东南大学执教，又移讲席于清华，任该校国学研究所班主任。同时主编《学衡》杂志，维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与胡先骕、柳诒征等被称为“学衡派”。不久，在天津《大公报》主编文学副刊，其中所载西方散文名作都用文言文翻译，诗篇则尽迻译为古诗或律诗，自己也常有吟咏，《吴宓诗集》就是这时自编的。吴编文学副刊达八年之久，因不能顺应潮流，而被《大公报》另聘他人。先后由沈从文、萧乾主编的新文学副刊《文艺》所取代。吴曾与留美女同学毛彦文相恋，不料毛后来弃吴而嫁给下台的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吴吞声忍泣，埋首书斋，聊遣愁怀，间以诗文抒发其丢失的恋情。

    笔者对吴先生向往已久。1938年曾在昆华南院临时图书馆前，见一脑袋呈炸弹形，身着紧身细腿旧式西服的中年教授，经人指点才知他即是吴宓教授。吴先生作过两次关于《红楼梦》的讲话，并发表过有关“红学”的文章。他用大圈套小圈的方式比喻宇宙、社会、人生，其最内一圈即《红楼梦》的微观形态，认为此书宗旨涉及天人之际，可从一颗沙粒看世界。又认为在艺术手法上，书中一些回目名称妙手天成，得未曾有。又谓凡世界名作，其最高峰都在全书三分之二处，《红楼梦》亦复如此。

    吴在联大教授“西洋上古文学”，又开设“中西诗的比较”。因他精通中西文学，所以讲来左右逢源，头头是道。他在五十初度时，曾撰写《五十自寿》古长篇，犹记头两句是“平生爱海伦，至老弥眷恋”。显然，他还在眷恋毛彦文，因此将毛比之于荷马史诗中的希腊美人海伦。

    抗战胜利后，吴转到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并担任《武汉日报》副刊主编。不久也避战入川，到重庆女师学院任教。当时，他看到上海一家西报的“中国名人传”栏目中有他的小传，大为兴奋。饭后作讲演，话题仍是《红楼梦》。

    1949年后，他仍留女师学院任教，后与一女助教结为伉俪。1978年，因病溘然去世。遗言曾嘱家人将其毕生所藏大量图书，包括一些西方文学珍本捐献国家。

    性学博士张競生

    半个世纪以前，北京大学教授张競生博士从学术观点出发，著书立说，在中国最高学府的讲坛上对千百年来中国最为避讳的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此一大胆作为，令当时之国人目瞪口呆，一些卫道士更是直斥其“胆大妄为”“毒害青年”，对他发起围攻、陷害。然而，时代总在进步，回首张博士的功罪是非，倒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競生原籍潮汕饶平，中学毕业后，曾因父亲阻挠其继续求学而在县衙门状告其父。此举获胜后，他先入京师大学堂，又转学保定军校，辛亥革命后更得以官费留学法国攻读哲学。后获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兼教授。

    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北大文学院对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具倡导作用。专事研究“美的生活”的张競生力主思想解放，性智识的解放，大概就是他的思想解放中的一脉小支流。

    使张競生从哲学博士变成性学博士的，是他出版了一本《性史》。此书原定分四集出版，但第一集出版因过于畅销，当局即以“妨碍风化”为由予以查禁。之后，他便自创了一间“美的书店”，出版《新文化》月刊。此刊不是性杂志，但其中几个栏目颇吸引读者，即性育通讯栏、批评辩论栏以及美育栏。通过这些栏目，张一方面仍想在美育、性育方面作些新的倡导，另一方面也是其就《性史》向读者表明态度、答复来函以及笔战的阵地。张競生承认《性史》是“性书”，但绝对不是“淫书”。他在《新文化》月刊上写了洋洋洒洒的长文，严肃而科学地对“性史”和“淫书”加以比较、区分，并用逻辑方法说明了把《性史》当做淫书的人，本人就有心理上的病态。

    张競生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讲授性学，招来许多诽谤中伤，甚至谣传他夏日在家不穿裤子，使女佣皆受惊而去。其实，张競生是一个见了女人就脸红的好好先生。

    据一位张的知友回忆，20世纪20年代张在上海开办“美的书店”时，因其一向好客，府上常常高朋满座，但极大多数是男客，绝少莺莺燕燕出入其间。

    一次，有位风流女士慕名前来见张，向张一直讨教到夜晚仍毫无归意。此令张競生大为尴尬，不知所措。后来，忍无可忍之下，设法把女佣找来，嘱其立刻雇车把小姐送走。

    后来，张競生再次旅居法国。1949年后改为从事农产种植研究，在家乡潮汕与人合作种植蜜柑。据知，因其改良种植，提倡“植物优生学”，一度又复成为新闻人物。再后，其踪迹何在，就不得而知了。

    缅怀顾颉刚先生

    香港报纸上过去曾有“京华姑苏三老”的说法，指的是顾颉刚先生、章元善先生、俞平伯先生。不过俞先生虽然年幼时生长于苏州，但原籍是浙江德清，按照习惯说法，不能算苏州人。因而这“京华姑苏三老”，于顾、章二位之外，应添上叶圣陶先生，这才真正符合“姑苏三老”的提法。

    顾颉刚先生去年已归道山，享寿八十八岁，虽说寿登耄耋，但也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颉刚先生是地道的苏州人，而且出自名门，是清代苏州著名藏书家秀野草堂顾氏的后人，学术渊源，其来有自。提起顾颉刚先生，年纪大一些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大禹王和大爬虫”的故事，这是顾老早期论文中曾提过的大胆设想。但当时颇为卫道者所非议。其实在学术上，探索一个疑点，提出一种假设，也并非是什么严重的大事。

    顾老平生的著述有《古史辨》《浪口村随笔》《中国历史地图》，主编过在世界学术上有价值的刊物《禹贡》。一生精研《尚书》，精细标点《资治通鉴》，曾三次标点《史记》。其标点之精，真可以说是“明察秋毫”。例如标点《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段，在“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却——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顾老标点这几句话时，在刘邦说的“令将军与臣有却”一句后面，不点句号，却写了一个破折号，是大有学问的。表示刘邦急于向项羽表白自己没有野心，话还很多，没有说完，就被项羽打断之意。太史公描绘刘邦的急迫、项羽的胸无城府的传神之笔，经顾老这样一个破折号一点，则神情完全跃然纸上。

    20世纪30年代中，顾老在北京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1931年四五月间，曾同洪煨莲、容希白、吴文藻诸位先生于河北、河南、山东等处旅行：访问古迹，购买文物、书籍，还曾特地到大名去访问崔东壁家的后人，但清代这位著名的北方朴学大师的后代当时已十分凋零了。顾老此行却为燕大图书馆在各地搜求了不少古籍。当时参加者之中，容希白（庚）先生、吴文藻先生都还健在，可算是耄龄硕果、鲁殿灵光了。

    颉刚先生晚年以七十七八岁高龄，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克底于成，是永照史册的胜绩。

    忆苦水师

    苦水是顾随先生的别号，他曾在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20世纪30年代末期，我受业于他，曾选修他所开的“词”。

    回忆起苦水师，总要联想起鲁迅先生来，因为他面庞瘦削，唇上有胡髭，双目炯炯有神，冬天总爱穿一件灰布棉袍，围一条又长又宽的黑色毛围脖，头戴一顶深灰色的一捋到底露出双眼的驼绒帽，看去多像鲁迅先生。

    他讲课选用张惠言的《词选》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做教材。他讲词强调要有意有境，两者俱备才算好词。因而他推崇南唐李煜（后主）的词，对于《虞美人》中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击节赞赏，称为千古绝唱。他对秦观的《蝶恋花》，不甚喜爱“可堪孤馆闭春寒”一句，而赞赏“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他认为“孤馆”句显得凄厉，而后者则堂庑特大，境界开阔。

    苦水师身体孱弱，但讲课时每到紧关节要或欣赏赞叹之处，却精神振奋，毫不惜力，有时引起咳嗽气喘，亦要一气讲完。他常说，在课堂上讲授词章亦如一切学问一样，要用全力。他好引用当年京剧名武生杨小楼演戏为例。他说杨小楼的武生戏已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晚年登台演出时，仍能抖擞精神，一气呵成。上台前，老态龙钟，在后台要人搀扶，但锣鼓声一响，台帘一挑，他跃身出场，俨然变了一个人，精力充沛，唱念做打，无不精到。一抬手，一举足，都有分寸，恰到好处，毫无衰老之态。这是由于他功力硬，根底深，一登场就把全副精力都倾注在戏里。但一出戏演完，回到后台，便瘫软下来，赶紧由人架住，扶到榻前，躺倒休息。他说杨小楼是把精神气力都与戏中人物融为一体了。他教导同学们写词亦要如此认真，如此下功夫。

    我看苦水师在课堂讲词，确实有如杨小楼演戏那股精神。由于他博古通今，学识渊博，讲课时旁征博引，有时谈佛论禅，有时引经据典，旁及诸子百家，一经引用，都能与词学融会贯通。至于讲三国，说红楼，论西厢，引聊斋，更是入木三分，听起来真如天花乱坠，美不胜收。

    20世纪50年代，传闻苦水师在天津师范学院教读，音讯鲜通，近始知已逝世多年矣。海天阻隔，忆念殊深。

    忆燕大英籍教授贝卢思

    贝卢思女士（Miss Lucy Burtt），英国人，20世纪30年代执教于北平燕京大学，开世界通史课。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又是个老处女，脾气有些古怪。看起来很厉害，很暴躁，其实却很和善，并乐于助人。她有“三快”：说话快，走路快，手势快。但又快中有细，讲课细致而认真。

    她讲话好用一些语气强烈而夸张的形容词，诸如“奇异的”“奇妙的”“极大的”“怕人的”等，使她所描绘的人或事更加生动。她的讲话中要用许多惊叹号，如果你记录成文字的话。

    贝卢思女士有自己一套良好的教学方法。讲世界史她要求同学们作年表，画地图，以加深了解和记忆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地域和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作年表，是横向分为若干栏，标明欧洲、亚洲、美洲、非洲，纵向按年代排列，分开“公元前”和“公元后”，把各洲（包括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大事，分列在各栏内，学历史所要求的五个“W”，即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状况，都标明在纸上，一目了然。

    画地图是把一个地区同时发生的事都画在地图上。如各国的版图、重要城市、战争中的进军路线等，都用不同的颜色、线条和符号标出来。这就把历史和地理结合在一起，非常便于理解和记忆。凡受过她教诲的，都会记忆犹新的。

    同学们都说贝女士是个大忙人，从没有看她闲住过。不是匆匆忙忙地走在燕园湖边柳下，就是在图书馆里埋头紧张地翻书；不是在教室里口不停声讲课，就是在校园里和遇到的师生们打招呼，又匆匆地寒暄着走去。真是马不停蹄，没有休息。她的生活可说是过于简朴，近乎清苦了。她冬天衣着单薄，蓬松着满头银灰色卷发，微显佝偻的身躯，走在漫天的皑皑白雪下，脸都冻得发紫了，仍是快步如飞，毫无瑟缩畏寒之态。如今想来，她的身影犹如在目前。

    后来，我只知道她回国了，但多年以来，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不过一想起她那笑貌、语气、手势和坚强刚毅的性格来，就觉得一定是会享长寿的！在燕园曾受教于她的人们，还记得这位老师吗？

    邓之诚治学桑园

    最近看到再版的邓之诚先生著《东京梦华录注》。重读邓先生的著作，睹物思人，邓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加深了我对他的无限缅怀。

    邓之城先生，四川人，是一位饱学鸿儒。他曾著有《中国通史》四卷，流传中外，为学者所称道。邓先生在燕京大学开中国通史课，为历史系同学所必修，而旁系选修者为数甚多。

    邓先生总爱穿一件灰布长袍，外罩黑马褂，头戴一顶红疙瘩瓜皮帽头，足登礼服呢布底鞋。每到教室上课，双手捧着一摞书，目不斜视，迈着四方步走向讲台，把书往讲桌右边一放，然后摘下帽子，露出剃光的头顶，向同学们深深鞠一个九十度的大躬，头顶几乎碰到桌面，然后便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开讲。一部二十四史好像都装在他的肚里，年代、史实、人名、地名，记得滚瓜烂熟，讲得有条有理，津津有味。

    邓先生唇上有点胡髭，戴一副深度眼镜。讲课时总是低着头，从来不向学生座位上看。下课时，重复一遍上课时的动作，鞠躬，戴上衬帽，捡起书来，踱着方步，走出教室。

    邓之诚的教学与众不同。每学期开学之初，他只到教室上一两节课，然后就让学生到他家去上课。他家在燕大东门外蒋家胡同路北二号。他居住的北房既是书斋，又是他的会客室和教室。书斋中间有张大案桌，师生围坐一桌，听他用浓郁的四川音讲课，显得亲切、融洽。在书斋后院杂生着很多桑树，他因而名之为“桑园”。他后来把读书的题跋、眉批汇集出书，就命名为《桑园读书记》了。

    书斋靠墙有张大长桌，上面叠放着各种书籍，其中也放着日记。先生允许学生翻阅他的日记。日记长盈尺，我翻过一次，只见密密地写上蝇头小楷，字端正，有时小得只有几毫米，人愈老字写得愈小，这是令人惊奇的。先生出示过一张名叫“杨翠喜”的照片，那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北京的一件名案。御史赵启霖奏参直隶道员段芝贵，贿赂庆亲王奕劻十万两银子，还以一万二千两银子买了天津歌妓杨翠喜，送给奕劻的儿子载振为妾，因得署理黑龙江巡抚。先生在照片旁边用蝇头小楷说明这场丑闻的始末原因，实际上这是一篇极妙的短文。照片拍摄了清末十三个妓女的全身像，中坐者即为杨翠喜。从照片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人物的服饰打扮，应该说是弥足珍贵的。

    邓先生也善书法，常为人书写对联、扇面，字如其人，写得工整大方，遒劲有力。先生又研究金石文玩，所著《古董琐记续编》是部名著。他本人也精篆刻。我见过他所刻的四本《五石章印谱》，里面有为他朋友汤尔和等刻的印章，以及自己的名帖、闲章，刻宗汉印，刀法也好。从印谱看，他不喜欢明清那种路子的刻法。

    邓之诚先生于1960年病逝，终年七十三岁，每当想起这位老人，我总要泛起一种难以抑制的怀乡念旧之情！

    金庸恩师张印通

    由金庸等校友捐资建造的以德育人的教育家张印通的铜像，业已在浙江嘉兴市第一中学隆重揭幕。

    正面镌刻着“敬爱的张印通校长”八个大字，下署“学生金庸敬题一九九五年三月廿九日”。背后镌刻着张印通的事略。

    张印通（1897～1969），字心符，嘉兴人，早年东渡日本，1923年毕业于日本国立东京高等师范。此后，一生从教，历任浙江省立二中、二师、松江女中教师。1931年8月起任省立嘉中校长。抗战爆发，日寇登陆金山卫，国运艰危，环境凶险。当时多数学校停办、解散。张印通爱国忘家，毅然率领彷徨无主的嘉中师生，还有沿途收容的别校学生数百名，向后方流亡。跋山涉水，晓行夜宿。经余杭，过于潜，抵兰溪，至永康，历尽艰辛，最后抵达丽水碧湖，就任浙江省临时联合高级中学校长。他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持战时办学，与师生同甘共苦，身教言传，战胜了日寇的侵扰和物质的困难，把学校办得充满生气，为国家民族造就了一批人才。

    在流亡过程中途经金华，时任松沪前线总指挥张发奎将军也带领部队后撤。张部曾驻防嘉兴，深佩张校长之为人，得知张印通带领师生艰难地南迁，十分感动，特派他的高参敬赠大洋两千元。以后，就用这笔钱给南迁的困难师生添置棉衣和补助伙食。先生廉洁奉公的品德，给苦难中的师生增添了难以言说的温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1941年、1942年日寇两次侵浙南。张印通带领学生翻山越岭，迁到海拔六百米的青田县南田村继续开学。南田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的故乡，层峦叠嶂的一小块高山平地，几乎与世隔绝。饱受战争之苦的师生们又在这静谧的环境中弦歌不绝、书声朗朗，直到抗战胜利。

    嘉兴第一中学，创建于1902年，当时定名为嘉兴府学堂，后改称浙江省立第二中学、省立嘉兴中学，是浙江省首批重点中学，专设高中部。学校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知名校友灿若群星。如现代文学巨匠茅盾、文学家郁达夫、香港华润集团董事长沈觉人、台湾机电专家盛庆琜、气象学家戚启勋、联合国环保专家沈铎，以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等。当然金庸也是其中的佼佼者。金庸对于张印通有着特殊的师生情谊。金庸曾说过，“没有张印通就没有我查良镛”，称其为“恩师”。大概是他小小年纪，是张校长把他自家乡带出上学，在抗日烽火中，学校南迁浙南山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读书明理，受到无形的道德熏陶。

    爱国学者赵景琛

    惊悉赵景琛教授于1985年元月7日与世长辞，忆及先生音容，不胜哀哀。

    赵景琛先生是现代作家、著名文学史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先生即以研究戏曲史和小说史方面的显著成就，享誉海内。那时候，笔者每去天津，总要到先生处求教。先生朴讷沉静，说起话来温文尔雅，一派儒士风度。先生的渊博学识和学术方面的深刻见解着实令人敬佩。而先生藏书之多，亦令我慨叹。他一生嗜书成癖，以中国古典戏曲、小说方面的收藏而言，搜罗之多，大概仅次于吴晓铃先生了，其中有些收藏在海内已成为孤本。

    初见赵先生，我以为他只是一位终日困守书斋的学者。后来才知道，他外柔而内刚，也是一位具有爱国精神的民主人士。

    赵景琛先生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中过进士，做过几任知府，父亲思想也并不开通。赵景琛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非常用功，星期天还常躲在图书馆内，专心致志地抱着书本冥思苦索。然而，1919年当北洋军阀政府准备签订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时，他和一切爱国青年一样，再也不能缄默了。他满怀激愤，跑上街头，和同学们一起高呼：“惩办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他还参加了宣传队，写诗、写标语、唱歌。父亲知道后，十分生气，把他关进书斋，强迫他“安分守己”，并且用断绝经济来源相威胁；母亲则哭哭啼啼劝他“回来”。他却回答说：“无论如何，我不能过亡国奴的生活，我要爱国！”

    1922年，赵景琛从天津棉业专门学校毕业，家里人为他在纺织业找到了一个待遇优厚的职务，别人都很羡慕，而他却拒绝了。他跑到天津《新民意报》担任了文学副刊的编辑，甘心接受菲薄的薪水。他尝言：“我本来相信实业救国，但是当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列强欲瓜分中国，于是想用文学作为救国的手段。”

    后来，他果然在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作出了成绩。中年以后又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不断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年底，听说北京戏曲理论著作授奖大会上，上海七名受奖者多为赵先生之弟子，故大会特授予赵先生荣誉奖。当时我还很为他高兴。不想时隔数月，先生竟成古人！噩耗传来，悲恸不已，谨以斯文略寄哀情！

    周恩来师张皞如

    周恩来举世闻名，但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张皞如却鲜为人知。

    张皞如是河北盐山人（今属河北沧州市），自幼聪颖，勤奋好学。清末考中秀才，后赴保定学习深造，接受进步思想教育。张先生深知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办教育，以唤起广大民众。

    张皞如因在家乡“毁庙宇、建学校”的壮举冲破了封建习俗，且新式教学成绩卓著，曾被河北省参议会选为议员。时任南开中学校长的张伯苓正欲聘优秀教师，闻美籍教授麦迦利在保定执教时十分赏识张皞如，遂聘张兼任语文教师。

    张皞如欣然受聘，以实现“教育兴国”之愿望。当时周恩来正在该校读书，对张先生诲人不倦、平易近人的精神极其钦佩，喜欢听其语文课，其所讲内容丰富有趣、生动活泼。当时，即使周末或节假日，学生们也结伴去张皞如的寓所提问，听辅导，当面领教。周恩来对张老师更是崇敬，师生之间逐渐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16年，师生目睹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忧国忧民的思想支配着他们的言行，挥笔疾书，赋诗记之。

    张皞如这样写道：九月二十八日阅报，见徐州会盟，祸已近眉睫，政府犹用敷衍主义。中国命运已断送数人之手矣，不禁掷书流涕，遂成口号：

    太平希望付烟云，误国人才何足云，孤客天涯空涕泪，伤心最怕读新闻！

    周恩来亦和诗一首：

    茫茫大陆起风云，举国昏沉岂足云，最是伤心秋又到，虫声唧唧不堪闻。

    这两首诗载于1916年10月出版的《敬业》杂志第五期。张皞如的诗名《伤时事》，周恩来的诗为《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

    1917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天津学生积极响应。南开学生代表周恩来和“学联会”各校代表多数被警方拘捕。张皞如闻之义愤填膺，联合各界人士呼吁营救。当时有人劝张先生隐蔽一下。他说：“只有国耻得雪、正义得伸、代表获释才是当务之急，至于个人安危，在所不计！”不久，学生代表全部释放。

    溥仪老师朱益藩

    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著名的文物商店荣宝斋，有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在挂笔单卖字，前来求书者络绎不绝。老先生写的楹联、条幅、中堂、册页、扇面以及长卷寿屏，均可说是书法精品。他便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朱益藩。

    朱益藩，字艾卿，号定国，清代翰林，江西省莲花县人。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授命南书房行走，兼经筵进讲大臣，颇得光绪的信任和赏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宣统被迫退位。这个变化对于朱益藩来说，确是巨大的打击。他抱定所谓“忠臣不事二君”的信念，一面读书教子，一面种花养鸟，准备终老乡里。

    当时溥仪的老师共有五位。教汉文的是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教满文的是伊克坦，教英文的是庄士敦。

    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对朱益藩有这样的评述：“我是很敬重这位老先生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旧道德和传统文化。他虽然比陈宝琛年轻一些，但在精神上却是比陈宝琛更为守旧的。他对紫禁城里的种种黑幕与弊端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甚至他对太监制度的存在也认为实属必要。他认为太监制度自周朝以来就有了，今日20世纪的中国仍然保持这种制度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1918年，张勋以调停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的纠纷为名，带兵进京，企图以武力复辟清王朝。

    张勋与朱益藩是江西同乡，关系密切。张进京后，便在江西会馆内宴请朱，想请他为复辟出谋献策。但朱益藩看到，全国正被大小军阀纷纷割据，溥仪是无法整治这种局面的，故力劝张勋不可轻举妄动。结果，张勋的复辟闹剧只维持了十一天便寿终正寝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与郑孝胥和溥仪勾结，要成立伪“满洲国”，由溥仪当傀儡皇帝。溥仪举棋不定，便派人叫朱益藩赴津，想听取他的意见。

    朱益藩到天津后，力劝溥仪不可立“满洲国”，不要“助纣为虐，集万民之怒恨于一身”。但终不奏效，只好愤然离去。

    1932年4月9日，伪“满洲国”宣告出台，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溥仪成了亿万人民共诛的卖国贼。朱益藩羞辱难忍，气愤至极，便要儿孙们把悬挂厅堂内的溥仪送给他的六十寿辰诗取下来，以表示对溥仪的极大不满。

    自此以后，朱益藩便在荣宝斋挂笔单卖字。1937年病逝于北京。这位极端守旧的清廷遗老，看来有时还是识时务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