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首任校长蔡元培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校址在景山东街马神庙。1912年5月才正式改名北京大学。

    1916年开始在校内运动场南旷地上兴建了新大楼，因为全楼都是以红砖红瓦建成，故称红楼。红楼平面呈工字形，砖木结构，东西面宽一百余米，主楼进深十四米，东西翼楼南北长三十四米，总面积一万余平方米。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声中死去，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此时，杰出的教育家蔡元培正在法国。9月，蔡元培接获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旋即归国。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翌年1月4日，他到北大正式就职，办公室设在马神庙路北一栋平房里。红楼建成后，他迁到红楼二层校长办公室办公。

    蔡校长认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网罗各派学者，实行学术民主，力主百家争鸣，为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当时的北大，真是人才荟萃，盛极一时。新文化运动的名流云集红楼，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旧派学者有辜鸿铭、黄侃、刘师培、黄节、陈介石、陈汉章、梁漱溟等。还有文科的马叙伦、陈垣、马裕藻、朱希祖；法科的马寅初、陶孟和、陈启修；理料的李四光、颜任光、翁文灏、何杰、钟观光、夏元瑮等。他们都是当时国内闻名的专家学者。此外，还有外籍教授葛利普等。蔡元培锐意改革，基本上确立了教授治校的体制，组织评议会议，建立行政会议及各个行政委员会，设教务处，各学系教授会、研究所等。

    他进行学科改革，扩充文、理两科，使北大成为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

    他创办文、理、法科研究所。

    他决定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创中国大学教育中男女同校之先例。

    他倡导平民教育，设立北大校役夜班、平民夜校。

    他大力提倡美育。并亲自讲授美学；发起成立音乐研究会，出版《音乐》月刊；发起成立画法研究会。

    他重视体育，首创学生军，增强学生体质。

    他十分重视德育，发起组织进德会等，提倡个人道德的自我修养。

    他主张办好图书馆，出版学报，请中外学者前来演讲，扶植社团，百家争鸣。

    因此，蔡元培时的北大，享有极高的威望。冯友兰曾深情地回忆道：“蔡校长能得到全校师生的拥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

    1940年3月5日，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蔡元培先生逝世。人们深深地缅怀他的功绩，景仰他的高风亮节。

    北大师生更不能忘记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校长。1947年，北大学生自治会为了纪念蔡先生，建立了“孑民图书室”；1948年，北大师生在校内建立了“蔡孑民先生纪念堂”。

    历史已经完全证明了蔡元培先生的业绩是不朽的。

    教育学家陶行知

    陶行知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母亲曾在县城耶稣教堂做杂工。陶行知少年时经常挑菜进城，顺便去探望。英国传教士见陶行知聪明勤劳，就免费让他进教堂所办的崇一学堂读书。

    崇一学堂是一所不分高初中的中等教会学校。修业时间三年。设有语文、数学、理化、英语、医药、修身等课程。陶行知三年功课，两年修完，提前一年毕业。这年他十五岁。接着，陶行知又先后进杭州广济医学堂和苏州浸理学堂读书，但都因不合乎理想，很快就离开了。后来，陶行知到了南京，进入金陵大学学习，1914年以第一名的成绩在该校毕业。

    金陵大学校长包文是美国人，对陶行知相当器重，一再鼓励他去美国留学。陶行知当然也渴望能出国深造，但却苦于没有旅费。包文校长资助了他一部分，他自己又向亲友借了一部分，终于在这年秋天，乘邮轮前往美国。

    到美国后，陶行知先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与孙科同学，两人同一宿舍。不久，他感到学市政回国后只能做官，没有真正的救国本领，于是只读了一年，就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去研究教育。他认为教育是使国家强盛的根本，于是成了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得意门生。而杜威的另一个中国的得意门生，则是陶行知的同乡、安徽绩溪人胡适。

    1915年，陶行知获伊利诺伊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1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当年秋天，二十八岁的陶行知，结束了在美国整整三年的留学生活，乘邮轮回国。

    在邮轮上，座谈归国志愿时，陶行知说：“我要使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他觉得中国贫穷落后，乡村比城市更甚，于是提出“教育必须下乡，知识必须给予农民”的口号，试图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创设一百万所乡村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积极推行农民教育运动，以此来解救中国。

    1926年秋天，他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一起筹划，决心办一所试验乡村师范。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选中了南京神策门外崂山晓庄作为校址，校名遂定为晓庄师范。第二年3月15日，学校正式开学。他作为学校校长，在开学典礼上风趣地说：“我们没有教室，没有礼堂，但是我们的学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宇宙为学校，奉万物为宗师，蓝色的天空是我们的屋顶，灿烂的大地是我们的屋基……”从这一天起，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便在这偏僻的山村里诞生了。

    晓庄师范确实是一所很有特色的学校。在培养目标方面，作为一校之长的陶行知规定为：“健康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味，改造社会的精神。”学生和农友兴建茅草礼堂，他亲手题名为“犁宫”，并在大门两旁配以“与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向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的对联。后来，学校修建了图书馆，他又为之题名曰“书獃子莫来馆”。他在招生广告上提出：“小名士，书獃子，文凭迷，最好不来！”招生考试科目，除了作文、常识、演说外，还将开荒等体力劳动当作重要内容。他带着招收来的第一批新生，在荒山旷野搭起帐篷，光着两只脚，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劳动结束时，他笑着对大家说：“今天的考试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你们的成绩足够一百分。”

    1932年，陶行知创办生活教育社和山海工学团，试图以教育为手段改善人民生活。后来，还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他1946年病逝，著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歌集》等。

    杜威十分赏识陶行知，而陶行知却没有把杜威的教育主张生搬硬套地搬到中国来，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如杜威提倡“教育即生活”，陶行知提倡“生活即教育”；杜威提倡“学校即社会”，陶行知提倡“社会即学校”；杜威提倡“在做中学”，陶行知提倡“教学做合一”。陶行知从杜威处接受教育，但却加以改革，成为中国式的新教育思想。后来杜威在考察苏联教育归国后赞叹道：“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

    从“开国状元”到北大代校长

    1644年满族入关后，效仿汉族开科取士，遂于顺治三年（1646），首开科考。山东聊城人傅以渐独占鳌头，考取“开国第一状元”。

    傅以渐，字于磬，号星岩，祖籍江西永丰，后徙山东聊城东南傅坟村。傅少时聪悟过人，三岁开蒙，五岁已熟读五经，十岁即能属文。幼时，因家境贫寒，夏日酷暑，乃彻夜用功，用艾蒿薰烟驱蚊，用蓖麻脱壳成串代烛。他曾以树枝代笔在房墙上写诗言志：“蚊虫听我读书声，蓖烛虽暗心自明；何日如登进士第，居官为民史留名。”

    傅以渐，《清史稿》列传二十五有传。曾任《明史》纂修。顺治十年（1653）擢升秘书院侍讲学士，后加封太子太保，充任太祖、太宗《圣训》总裁。康熙四年（1665），傅病逝于故乡聊城，终年五十七岁。

    傅以渐著述颇丰，有《孤白解太史名篇》《中规篇》《内则演义》《四书易经制义》等数十种。

    故乡村流传傅以渐故事甚多。如骑驴上朝，回乡收七旬阴阳先生为徒等趣闻，流传至今。傅以渐后人多有科举入仕者，傅姓遂成为聊城名门望族。1946年曾任北京大学代校长的傅斯年先生即傅以渐七世之孙。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幼承家学，聪敏过人。十余岁即熟读十三经，十四岁入天津府立中学堂，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二十一岁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毕业后考取了山东省官费留学生，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因他国学底子厚实，又研究了多门学科，回国后成为文史专家及社会活动家。

    傅斯年在北大学习期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影响下，积极投入这场运动。他除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等文章，又联合罗家伦，主编了《新潮》月刊。他先后在《新潮》上发表了四十三篇文章，积极鼓吹西方近代思想，批判中国现实的诸多问题。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傅斯年被北大学生推举为游行示威的总指挥。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面，并参与了火烧赵家楼。后因与别人赌气，竟脱离了运动。

    据其同学回忆，傅斯年在北大是很突出的。一是他学问好，天分高，成绩优异，被同学戏称“孔子以后第一人”；二是他身宽体胖，言谈直爽，又恃才傲物，不修边幅。就连老师胡适也敬佩他的国学根底，称他：“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留学七年，于1926年归国。先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主持并参与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工作，并多有史学方面的著述。

    后来，他任北京大学教授。闻讯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他在北大召开的时事讨论会上慷慨陈言，提出“书生报国”的口号。当时，针对日本宣传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他联络蒋廷黻、方壮猷、萧一山等协作动手撰写东北地方史。他奋笔疾书，昼夜不息，很快完成了《东北史纲》第一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东北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月，日本土肥原到北平，与亲日的萧振瀛相勾结，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一天，萧在怀仁堂召集北平文教界知名人士座谈，以人身安全相要挟。傅斯年在现场无所畏惧，拍案而起，明确表示，所谓华北自治，就是分裂祖国，任何卖国求荣的行为，必将遭到历史的唾弃。与会者纷纷赞成他的意见，弄得萧振瀛狼狈不堪。

    傅斯年与俞大维的妹妹俞大彩结婚。当孩子尚未出生时，他与夫人就预先给孩子取名“仁轨”，因为唐朝刘仁轨是中国第一个在朝鲜打败日寇的民族英雄。为未出世的孩子取古人之名，意在希望后辈也像古代英雄那样，长大后抵御外侮，忠贞报国。

    为了国家民族的团结，1945年，他与冷遹、王云五、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章伯钧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赴延安考察，曾受到毛泽东的接待。应毛的邀请，两人畅谈一个晚上。毛连口称赞他在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时的功绩。他谦逊道：“我不过是陈胜、吴广，您才是项羽、刘邦！”临了，他提出要毛题字。五天后，当他与王云五等返回重庆时，毛泽东赶赴机场送行。握手话别之际，遂赠其亲笔手迹。他登机后展开一看，上面原来是北宋诗人钱惟演的两句诗：“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他深深感到，这是毛泽东对那晚他随口说出那个比喻的回答。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拟委傅斯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而他则力荐胡适。在胡适未到任前，他甘任代校长。蒋氏政权去台后，他赴台任台湾大学校长。于1950年12月20日病逝于台湾，终年五十五岁。

    教育家陈垣著述等身

    新会陈援庵（垣）先生，为中国当代杰出之史学家与教育家。早在1917年，先生所著《元也里可温考》，即刊载于《东方杂志》，证实元史屡屡出现而不为人知之“也里可温”即基督教。先生旁征博引，阐明元代基督教会行世，已是蜚声中日史学界。1935年由国立大学校长出面，推选学术界耆宿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先生当选为史学四评议员之一，另三人为郭沫若、胡适之与陈寅恪。

    先生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先后达四十五年。北京沦陷时，辅仁始终不向敌伪注册。先生不接受敌伪津贴，虽威逼利诱终不接受伪职，保持了民族气节。日本投降后，院系调整，辅仁、师大合并，先生继任师大校长。国内任大学校长之悠久者，人皆以为当推南开之张伯苓、清华之梅贻琦，其实他们不过二十年左右，实当推陈垣先生也。

    五十年前，笔者负笈北京，曾亲聆先生教益。其时先生除任辅仁校长外，尚任北大、清华、燕京、师大名誉教授，并按时前往授课。以是，先生弟子遍当时北京五大学府。

    当年，先生任辅仁大学校长时，辅仁有三院十系，客籍教授来自美、法、德、意、荷、日诸国，校务不可谓不繁。而校长室内从无秘书以佐文墨，亦无助教以分其劳。先生虽久长大学，然始终未离讲坛，直至年逾古稀。先生所任课先后有“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魏晋南北朝史”、“史源学实习”“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虽课多事繁，然除讲课外，尚认真布置作业，并亲手批改。如授“史源学实习”，以顾炎武《日知录》为教材，按时指定段落，命学生找出文中人物及史实出处，并一一核对原作，以见征引有无错误。古人为文，多不注明出处。欲寻征引，自需费大功夫。至于核对征引，有无错误，更需悉心查对。先生评阅学生课卷，则一丝不苟。虽一事之微，一字之异，从不放过。

    先生于署理校务、担任教学、批改课卷之余，仍未忘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数十年来，著述等身。所著《元典章校补》《释氏疑年录》《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通鉴胡注表微》等，早已为中外史学界所称道。而所编《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用功极勤，历经寒暑，尤为嘉惠后学。

    侧闻，1971年6月21日，先生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九十一岁。先生遗命以多年珍藏图书四万余册，连同所藏珍贵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南开“校父”严范孙

    世人一提天津南开学校就想到张伯苓，认为他是南开的创办人，一切功劳都归于他，竟忽略了有南开“校父”之称的严范孙。事实上，如果没有严范孙也就没有南开，因为南开是由严氏家塾发展而来的，张伯苓则是由严氏家塾的塾师成为南开校长的。张伯苓自己也曾说过，南开创办人是严范孙先生。当年严范孙逝世时，张伯苓正在英国考察教育，他闻讯后极为伤痛，尊称“严范孙先生是南开学校的‘校父’”。

    严范孙名修，原籍浙江省慈溪县。先人移居天津，成为天津的盐业和典当业富商。严范孙于1860年4月2日生于京东三河县。1929年3月15日在天津病逝。

    严范孙清代翰林出身，历任翰林院编修、贵州省学政、学部仕郎等职。戊戌之前任贵州省学政，捐资办学，聘名师、办学堂，开贵州办新学之风，影响及于西南各省。当时，他向清廷奏请废科举，开办经济特科，有声于时。

    戊戌政变以后，严范孙返回天津蛰居，但深信中国欲图富强，非变法维新不可，而创办新教育实为救国之根本。他乃集中精力从事教育事业，首先在私寓设严氏家塾，聘请张伯苓和陶仲铭为塾师，教严家子弟以西学，这就是南开学校的胚胎。严范孙还多次偕张伯苓出国考察教育。办成南开中学之后又全力创建南开大学，还联合天津绅商改组“蒙养学塾”为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从此，天津士绅继严氏之后陆续办起多所学堂。

    1903年严范孙从日本考察教育归来，就任直隶省学校司（相当教育厅长）。在任一年，全力倡导创建新学。规定每个府县必须设立学堂一所、师范学校一所。天津模范小学、天河师范、北洋师范、女子师范、高等法政等校都是当时严范孙主持建立的。

    严范孙办学爱惜人才。他在南开学校设有严范孙奖学金，以奖励优秀学子。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求学期间即深得严范孙的器重。据南开老校友透露，周恩来去日本留学及以后赴法勤工俭学，都得过严范孙的巨额资助。

    严范孙家教严格，子孙均多成才。其子严智开、严智怡为教育家和美术家，其孙严仁颖则以“海怪”绰号蜚声于30年代的华北体育界。

    严范孙逝世后，南开校友集资在南开中学内兴建了“范孙楼”，并建立铜像，以纪念这位劳苦功高的教育家。

    张伯苓的南开精神

    现代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早在光绪十七年（1891），时值十六岁，即怀着武力救国的信念，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洋水师学堂。三年后，中日甲午一战，中国北洋海军惨败的事实，使他受到很大震动。后来，他在海军衙门前看到一个军官牵着一只哈巴狗，边走边逗，形神懒散。由此，他触景生情，痛感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人的素质差，故造成国力衰弱。要强国，必须兴教，只有培养出人才，才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他曾深深慨叹道：“国不自强即难图存，图存，舍教育无他道。”

    这一年，他遂弃武从教，在天津爱国士绅、清末翰林严范孙家设馆当教师。光绪三十年（1904），在严范孙的帮助下，严家与王奎章两家私塾合并，成立敬业中学堂。四年后，学校迁址，改称“南开中学”。

    当时，南开中学西墙外有个臭水坑，平时蚊虫孳生，气味腥臭。社会上的旧势力用封建腐朽的臭气向张伯苓进攻，说他不懂中国祖传旧学，不学无术，甚至造谣说他是光棍出身等。为此，他常在学校大会上一语双关地说：“我们南开精神就是在这种臭味中熏出来的！”

    他的办学宗旨是：育才救国，改造社会。他主张学生德智体美四育并进。他亲自制定的《校训》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就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他感到日本对中国东北军事入侵迫在眉睫，遂亲赴东北视察，回校后亲自组织“东北研究会”。第二年，便出版了二十万字的南开独有教材《东北经济地理》，列为中学部必修课，使学生对东北经济地理有所了解。

    1935年，日军魔爪伸向华北，日军兵营就设在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之间的海光寺，日军经常打靶，枪口常常对准南开。此时，他对全体师生发表谈话，总以沉重的语调问学生：“你是中国人吗？”“是！”“你爱中国吗？”“爱！”学生们总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战祸延及天津。日军从海光寺兵营用炮火轰击南开大学，一夜之内校舍便化为废墟。此时，张伯苓正在南京，当获悉南开校舍被毁，想到四十年来苦心经营的结局，心里悲愤至极。这一年10月7日，是抗战后南开第一个校庆日，他郑重通电全国校友称：“敌人所能毁者，南开的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精神！”

    张伯苓毕生从事教育工作，艰苦奋斗，整整五十年。南开学生未满千人之前，他能叫得出每个学生的名字，而且说得上每个学生的家庭概况。为了办学，他经常解囊出资。他常常对学生说：“不要爱钱，够用就行了。”还说：“钱不论是从哪里捐来的，用来办教育，这对国家民族总是有益的。”

    卢木斋矢志办学

    近代以兴办教育而负盛名者，在天津的有办南开学校的严范孙和张伯苓。与他们同时，还有一位给南开大学捐建图书馆，在天津办过木斋学校的卢木斋，也是一位终生矢志办学的有名人物。

    卢木斋，湖北沔阳人，清咸丰六年（1856）生，青少年时期即喜好研求经世致用之学，厌恶八股文，好学数理。二十七岁写成《火器真诀释例》一书，为研究枪炮武器射击测算的著作，被地方官所赏识，知名于乡里。中学后，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委以天津武备学堂算学总教习。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在该校任教的严复，对严译的《天演论》《原富》《名学肆言》等书极为推崇。《天演论》最早版本就是卢木斋刊行的。

    他青年时期喜好数理和经世之学，而严译《原富》的经济理论，更形成了他日后弃官经营实业之念。严译名书介绍西学以广民智，也促成了他办学、建图书馆的信心。在大办洋务、讲求维新的清末，他果断地提出了“救国之危，化民之愚，惟普及教育之一策”的主张，直至晚年而弗懈。

    卢木斋在天津武备学堂任教一年半之后，历任直隶（今河北）省赞皇、南宫、定兴、丰润等县的知县。义和团运动后，任职于保定直隶学务处并兼保定大学校长。其后，任直隶提学使和奉天提学使，以迄辛亥革命。民国成立后，辞谢各方礼聘，回归天津文化教育事业，以偿夙志。

    在卢木斋任职提学使时期，经他倡导，在天津、保定、东北各地建立图书馆多处，设立了师范、法政、农、工、商、医、美术、水产等专门学校，办了中学、小学。当时，津、保地区率先建立新式学校为数之多，冠于全国。

    其后摆脱宦途，他在天津和冀教各县广置房地产和投资厂矿企业。但他聚财有术，散财有道。他对子女不留遗产，而是把房地产和股票都作为“木斋教育基金”，用来办文教事业。

    卢木斋先是在天津元纬路的寓所办蒙养园，以后发展为小学、中学。后来计划在北戴河筹办木斋大学，终因缺少像张伯苓那样协助严范孙办南开学校的得力助手而未实现。他办图书馆，为世人所熟知者：第一是捐十万元和藏书十万卷给南开大学建立的“木斋图书馆”，可惜毁于1937年7月侵华日军轰炸天津的炮火中；第二是1936年在北京他的住宅创建的藏书二十四万卷的木斋图书馆，可惜也于1948年因有人强行借住，而被盗过半，损失甚巨。

    卢老于1948年8月，以九十三岁高龄，抱恨自己的雄心壮志未尽实现而逝世，但他终生为开拓民智而作的努力，后人是不会忘怀的。

    兴办女学的温世霖

    在天津提起早年创办新式教育的，都知道严范孙和张伯苓，但还有一个同样热心办学的温七先生——温世霖，却鲜为人知。

    温世霖字子英，又字支英，清同治八年（1869）生于天津北郊宜兴埠的望族。前辈中有人中过武举，他本人是清末秀才。他主要从事女子教育，在天津城内创办了天津最早的一个女学——普育女学堂。先从小学办起，后又办了蒙养院（现在的幼儿园）和女子职业班。他逝世后，温氏族人继其遗志，又在普育学堂基础上扩充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还在其故乡宜兴埠创办了一所普育女子小学。在温世霖一生办学过程中，他的母亲、妻子、儿辈和族人后代，连续为普育女学堂奔波效劳四五十年，开天津女子教育的先河，其功绩是不可忽视的。

    1905年，普育女学堂在天津城里开班时，仅有学生五六人，转年才增至五六十人。蒙养院招生也仅二十多人。因为当时社会风气闭塞，对于送女孩子出门读书，许多人还不习惯。在当时，女子学校的女教员也很缺乏，温世霖就请他母亲徐老夫人和妻子安夫人出来教课，还聘请张伯苓之妹张祝春和友人陆文郁之姊陆阐哉也来任教。这就是天津的第一批女教师。后来，张祝春和天津的近代教育家马千里结婚，在普育女学堂举行新式结婚典礼，这是津门第一对行鞠躬礼的新婚夫妇。

    在创办普育女学堂的同时，温世霖在天津还先后参与创办《醒俗画报》（天津第一份画报，主笔陆文郁）和《新民意报》（马千里任主笔），鼓吹新政，宣传革命。这两份报纸后来都因得罪当局，被迫停刊。

    1915年，温世霖还在天津南市兴建了“大舞台”戏院，这是当时天津最大的一个剧场，首创转动舞台，演出新戏，轰动一时。

    温世霖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10年被推举为全国学生界同志会会长，通电全国号召学生罢课以支持召开立宪的国会，因而于这年腊月初七被捕，充军新疆，辛亥革命后始返津。其间他著有《昆仑旅行日记》，记载西行情况。民国初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参加过反袁、反段的活动，著有《段氏卖国记》一书。但因其政治活动接近直系，1923年曹锟贿选大总统时，参加投票，造成终身遗恨。其后即退出政坛，1933年，六十四岁时故去。

    燕大校长吴雷川

    20世纪30年代末，笔者就读于北京燕京大学。那时，在文法学院教学楼——穆楼——门前，经常发现有位老翁，坐着人力车，自东北方向的朗润园缓缓而来。这位老人经常不戴帽子，光着头，露着满头白发，满脸寿斑，身穿布袍，脚穿布鞋布袜，虽年近七旬，可是面容红润，身体健康。老人下车后即步入穆楼。新来的学生们起初不知他是谁，还以为是位乡下老头来找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晚清翰林、燕大的校长吴雷川先生。他那朴素、庄重的仪表，令人肃然起敬。

    后来，我选读了吴先生讲授的“应用文”课。除上课外，课后我还不断到吴先生住宅去请教，逐渐对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吴先生对于课堂讲课很认真，偶感微恙，也从不缺课。他讲课时，细声慢语，字字珠玑，将满腹经纶全部倾吐给同学。他的板书一丝不苟，显示出具有“馆阁体”楷书功力。同学们都认真听课，感到受益匪浅。

    吴先生是浙江杭州人，出身诗书望族。在家排行第四，在清末，与其二哥同榜考取翰林榜首，在杭州传为佳话。

    先生早年曾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现在的校长）。后移居北京，住西城保安寺街，莳花种竹，诗酒自娱。后来又任教育部参事。先生信仰基督教，为中华圣公会所推举，曾被聘为燕京大学前身的协和大学中文教授。北伐成功后，经其弟子邵元冲、陈布雷等力劝，就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

    当时教育部规定，外国在我国办学须由中国人任校长，始得立案。燕京大学迁至海淀北侧新址时，燕大托事部（校董会）决议，聘请吴先生北来任燕大校长。先生到燕大后，寓居校园北侧朗润园内。先生虽名为校长，实为名誉校长（Chancellor），学校实权操纵在校务长司徒雷登之手，而先生怡然任课讲授“应用文”，从不计较。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燕大被日寇封闭。汉奸王克敏等，强请先生出任伪职，均遭坚决拒绝。其后，他蛰居北海公园内松坡图书馆，读书自娱。其时，先生年事已高，朝夕徘徊湖畔，忧国忧民，乃至愤而绝食，不久即逝世。灵柩暂厝浙江义园。

    吴先生中年丧妻，晚年丧子，有孙亦颇不肖，内心含痛，难对人言。幸有老仆文子，侍奉先生十分周到，先生亦待如家人，令其全家同住于朗润园。

    浙大校长竺可桢

    在浙江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全校师生和海内外专家学者对我国现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思怀弥深，不禁回忆起他爱国爱校、献身科学的感人事迹。

    竺可桢1890年出生于浙江上虞。早年留学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当时，竺可桢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开始他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后调往南京高等师范任教，并设立了地学系。1927年与蔡元培一起筹办“中研院”，他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国气象学会会长。中国现代气象科学从理论到设施、组织，就是他在这时开始奠定的。

    1936年，竺可桢被委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广聘学者。一批才华横溢的教授如马一浮、李四光、苏步青、谈家桢、卢嘉锡等相继到该校任教。同时购置了大量图书、资料和仪器，并开始严饬校纪，提倡求是学风。至今，浙大校门口墙上还镌刻着他当年的一句警言：“诸位到浙大来，有两个问题要问问自己：到浙大来干什么？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于是浙大声名鹊起，很快成为全国青年学子最向往的名牌大学之一。

    1937年爆发了抗日战争。在日寇向杭州逼近时，他率领全校师生，带着全部图书资料、设备和仪器，向西迁移四次，跋涉五千里。每到一地，哪怕只有两三个月的安顿，也要开课，做实验。他还用分段分批西迁的办法，尽量不耽误学生的学业，并且在浙南龙泉设分校，还继续招收浙江的学生入学。浙大迁到江西泰和时，他的妻子张侠魂和第二个儿子染上了痢疾。当他赶到时，妻儿都已离开人世。他把个人的悲哀咽在肚里，硬挺着继续办理师生西迁事宜。为了鼓励学生上进，也为了纪念他的夫人，他还决定把自己全部积蓄，连同当月薪俸，拿出来作为“侠魂女士奖学金”，用以每年奖励一名优秀女生。当时，浙大有一大批第一流的学者，如苏步青、谈家桢、贝时璋、王淦昌等，都宁愿跟着他跋山涉水，茹苦含辛。大教授常常当押运员，没饭吃就吃地瓜干，但谁也不肯荒废讲课和科研。苏步青把黑板挂在脖子上作学术报告。他的论文《投影微分几何》就是在桐油灯下完成的。

    抗战胜利那一年，孙晓楼博士在美国为浙江办理救济工作。他与竺氏私交甚深，特拨一批营养物资救助该校营养不良的学生，并言明教师也可同样享受。竺校长在分配时，坚决主张应全部照顾营养不良学生。1947年，浙江举行全省运动会，浙大学生也参加。分配奖品时，当时教育厅长李超英提出要把蒋介石送的一面写有“国之干城”的锦旗送给浙大。竺可桢婉言拒收，他说：“省运动会，以中等学校为主体，何况渐大团体总分并不高，应奖给别的学校。”这些事情都反映了这位气象学家的坦荡襟怀。

    竺可桢一生对学业、对学问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对人生，对朋友坦坦荡荡，忠贞不渝。他的气象学造诣，蜚声世界气象学界。

    神学博士赵紫宸

    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在美国留学时专攻神学和哲学，荣膺博士学位。归国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后来，宗教学院院长伍庭芳逝世，赵紫宸即继任院长。由于他博学多闻，造诣精深，刻苦钻研，勤于写作，而且教学有方，诲人不倦，不仅名噪燕园，并且驰誉华北，终至声闻海内外，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宗教界少有的杰出人物。

    赵紫宸中等身材，面庞清瘦，戴近视眼镜，鼻直而高，唇薄而秀，完全一副学者风度。他有时穿深色西服，有时穿灰色长衫，足登黑色尖头皮鞋，潇洒飘逸。他学问大、名气大、地位高、声望高，但却和蔼可亲、彬彬有礼、没有架子，而且乐于助人、提携后进。他的学生或与他有过交往的人，都为他诚挚和谦虚的神态所感染。全国宗教界人士，提起赵紫宸来，也无不敬服。

    赵紫宸虽是造诣很深的神学家，可是神学思想在他一生当中，却一再发生变化。初期，他是属于“新神学派”的，或称“现代神学派”。他曾写过一本《耶稣传》，把耶稣看作是品德完美的人，而不把耶稣看成神。中期，大抵在日本侵华时期，中国民族危机严重，世界局势动荡，赵紫宸的神学思想逐渐归于“基要（基本要道）派”，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以及他降生尘世钉十字架舍己救人的道理。到了后期，也就是中国内地解放以后，他的神学思想又倾向于“属灵派”。这时他受到标榜“早已实行共产主义”的山东马庄“耶稣家庭”的敬奠瀛的影响，把敬奠瀛请到燕大宗教学院讲道，并亲率学生数人到马庄“耶稣家庭”去体验“凡物公用”的共产生活，甚至赵紫宸竟然也追求起“圣灵充满”来。

    不过我们应当看到，赵紫宸是既信神又爱国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曾逮捕了赵紫宸，囚之于囹圄。赵紫宸在狱中写了不少抒发抗日爱国感情的诗作。抗日胜利后，他整理了狱中诗句，出版了一本《系狱集》。

    赵紫宸在燕大宗教学院任职期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神学学生。他们毕业后分配到大江南北许多教会和团体中工作。他还写了许多本关于神学思想和教会建设的书籍，成为宗教工作上不可多得的读物。

    他在燕大的学生中，提倡基督教的“团契”精神，大力发展团契运动，进行集体教育，活跃了学生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给燕大学生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末科状元办学校

    刘春霖幼时在老家河北肃宁县北石宝村读私塾，深知农村儿童读书之不易。所以，他高中状元之后，不在老家修状元府光耀门庭，而在北石宝村修建了一所小学堂。学堂的房屋、桌椅、教具，均由刘春霖出资捐助。他在学堂门口题有“铸才炉”匾额一方，并立有石碑，刻有他作的《劝学篇》一文。这所北石宝小学堂是肃宁县唯一的“义学”。

    刘春霖关心乡梓教育，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尽心尽力。有一年，肃宁县建立“师资讲学所”和“高级小学堂”。刘春霖的入室弟子、校长吴友梅（清朝末科秀才），特请刘春霖为学堂书写抱柱对联。刘春霖大笔一挥，写下“天开新学界，地廪古遗风”十个大字。同时，吴友梅又请刘春霖为学堂编写校歌，刘春霖亦欣然应允。那校歌歌词是：

    地廪古遗风，毛公设帐，董相传经。荆轲故

    里，武垣城。儒文侠武，燕赵遗风。莘莘学子，负笈来从，普被时雨并春风。春风暖，雨露浓，高门桃李及时荣。

    毛公，指汉时毛苌，以传讲《诗经》闻名，曾住肃宁设帐授徒。董相，指董仲舒，曾住肃宁讲学。荆轲系刺秦壮士，相传曾在肃宁境内，该处有荆轲村。武垣城，汉时建，在肃宁城南。刘春霖在歌词里运用这些典故，说明肃宁自古以来便文风很盛，以此激励家乡人努力学习。

    刘春霖不仅在家乡兴学，而且把教育扩展到京城。他在北京居住多年，结识了旅居北京的许多河北籍知名人士。辛亥革命以后，他在北京建了一所“燕冀中学”，供同乡在京子女们学习。这所中学分男、女两校，男校在宣武门外大街路西，女校在内城西什库后库。刘春霖为建校捐款赠书，并任“燕冀中学”董事会董事。

    时间不长，这所中学在京城有了名气，规模日益扩大。学生来源不仅仅限于河北一省，也招收各省市的学生。当时的女校，成为北京市有名的私立学校之一。

    刘春霖与当年著名抗日将领宋哲元将军交谊很深。刘春霖向宋哲元建议创办一所学校，以教育培养青年。宋哲元接受了刘春霖的建议，便很快筹建了“明轩中学”（宋哲元，字明轩）。嗣后，该校成立董事会，宋哲元为名誉董事，刘春霖为董事，并捐赠图书，使学校建起了图书馆。

    据闻，当年刘春霖在肃宁县北石宝村学堂立的那块刻有《劝学篇》的石碑，迄今犹存。

    毁家兴学的马相伯

    提起享誉中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人们自然会想起它的前身震旦学院，说到震旦学院，又会记起它的创始人马相伯。

    马相伯又名良，系天主教徒，江苏镇江人。早年就学于上海徐家汇公学。十八岁毕业时，法国领事想聘请他当秘书，他谢绝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人而学的。”

    后来，他出任徐家汇公学校长，也当驻日使馆参赞。1898年，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他目睹清廷的腐败，从此绝意仕途，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这一年，已届花甲之年的他，退隐在上海土山湾，心里筹划着办一所新式学校，要和欧美大学并驾齐驱。主意已定，他回到老家，将其长兄所遗十五万平方米的地变卖了，所得钱作为学校基金。然后，又以仅存四万块银元，以及在英、法租界的八处地皮（价值十余万银元），用来在上海卢家湾购置建校的土地。其“毁家兴学”的举动、热爱祖国的赤诚，赢得了社会舆论的赞叹与支持。

    1903年2月，他一手创建的震旦学院隆重开学。他自任监院，下设总干事和会计各一人，其余各项行政，都由学生自行管理，实行“学生自治制”。他在校内“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对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并以“挈举纲领，开示门径”之法启发学生自己研究探讨。由于学校创建时借助了耶稣会的力量，而学校却不谈教理，于是引起了教会的不满。1905年，在震旦任课的外籍教师趁他有病之机，改变办学方针，致使全体师生大哗，摘下校牌，相率离校。虽然他信奉天主教，但并不依附教会，支持师生的正义行动，毅然同大家一起退出了学院。

    他退出震旦之后，偕同离校学生于右任、邵力子、叶仲裕等，又得到各界知名人士赞助，另行筹建复旦公学，意思是“复我震旦”。在经费和师资都告紧缺的情况下，他决定摆脱洋人挟制，向各方告急。后得到两江总督拨地拨款，同时又由严复、张謇、熊希龄、萨镇冰、袁希涛等二十八人出面发表《复旦公学募捐公启》，向社会广泛募捐，得到各方响应。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正式诞生，他任校长，采用“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一时间，这所学府，人才济济，气象一新，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争相竞出，校内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

    辛亥革命后，他曾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四处奔走，呼吁团结抗战。1935年，他和宋庆龄、沈钧儒等领导了抗日救国会工作。“七七”事变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

    1939年，他在越南谅山病重时，回忆自己毕生走过的“教育救国”的道路，无限感慨地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教），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同年，病逝于谅山。遗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红头火柴”陈望道

    陈望道年轻时，是一个敢想敢说敢干，很有个性的人物。他的外号叫“红头火柴”，是谓一擦即燃之意。

    他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敢于与封建教育当局斗争。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浙一师”在经亨颐校长和新派教师的倡导下，推行三项教学改革。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新派教师为各年级的语文主任教员。这四人后来被旧派称为一师新文化运动的“四大金刚”，而陈望道为“四大金刚”之首。他们从《新青年》等杂志上选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文章作为新教材。这些文章大都是白话文。当时旧派的老先生认为白话文不教也可以懂。陈望道就选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给学生阅读。到讲课时，不讲文章本身，只讲一些文艺理论，学生反映看不懂。“四大金刚”即抓住这一点，说明白话文不讲也是不行的，没有一定的思想基础是看不懂的。他们的主张和做法深得学生的赞成。但他们并不排挤文言文。他们根据学生的情况，教材中也适当选了一些文言文。例如王充的《论衡》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一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文章。“四大金刚”还讲授语法、新式标点符号和注音符号等。

    有一次，陈望道出了个“白话文言优劣论”的题目叫学生作文。其中有个学生受了官方的指使，便在作文中以文言文的体裁大骂白话文，但文章做得很差，文句不通。陈望道打了批语：“写文言文也该写得通顺一些，理路不通，无从改起，重新做好再改。”这学生一看到批语，当场发火，在教室里抓住陈老师的领口，要把老师抓到教务处去。后来校务会议作出决议：“除非陈望道老师同意，不然要开除该生的学籍。”当然，陈望道是反对消极地开除学生的。后来，该学生哭到陈望道面前，请求宽恕原谅。经过教育，这学生后来也转变了。由此，也暴露了后台指使者的面目。

    1920年年初，陈望道趁回义乌老家过年，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同年6月，该书出版后，他曾写信并寄赠给鲁迅，请求指正。鲁迅在接到书后即翻阅了一遍，认可翻译这本书，“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后来，他接受陈独秀的邀请，担任《新青年》编辑，以后负责编辑部的工作。在此期间，陈望道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理论学习和宣传、组织工会、发动工运等筹建工作。后来由于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和背后的造谣污蔑，终于与陈独秀闹翻了，便拂袖而去，由此也可看出他的刚烈性格来。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出任复旦大学校长，这时他已是一个老成持重、深谙世态的长者了，人们尊称他为“望老”。但他仍保持着一向的个性，具有独立精神，不肯随波逐流，更不肯迎合上意来误导民众，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

    雪艇先生与武汉大学

    说到武汉大学的历史，自然就会想到曾参加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派人物王世杰。王世杰，字雪艇，祖籍湖北崇阳。辛亥之后留学英、法，回国后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并组建“现代评论”社。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创议筹建武汉大学，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旧址成立建校筹委会，并定珞珈山和狮子山一带为校址，积极进行筹建活动。

    1929年2月，王受任武汉大学校长。他接委任状时对教育部称：“要我当校长，就不是一个维持武大现状的校长。武大不办则已，要办就应该是一个新的国内一流水准的大学。”随后，他制定了一个创办文、理、法、工、农、医六个学院且十年后学生扩充万名的宏大计划。就职后，面对旧式官僚和地方势力的种种威胁，他据理力争，誓不退让，务实办事，步步向前。筹款项，购土地，备材料，置设备，奋力从事营建工作。仅三年时间，新校舍就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从此挤住在旧校舍的师生全数搬进珞珈山的新校舍。

    同时，王世杰效法蔡元培北京大学时的办法，选聘教授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方针。他身为国民党员，但教授里却极少国民党员，他聘任教授的首要标准是学术成就，而不是政治上的门户之见。这样做的结果，使学校里出现了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并存的局面。范寿康当时在校开“哲学概论”课。20世纪80年代初，他由台湾回内地观光，仍由衷赞叹五十年前王世杰在武汉大学“办学有方”，多次表彰“开明办学”的难能可贵。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三省，全国各大学学生赴南京请愿。湖北省当局却百般阻挠武汉大学学生前往，甚至扣押学生。王世杰两次出面交涉，迫使对方释放被扣学生，允许武汉大学三百名学生乘轮船去南京。他告诫启航远行的学生要“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他做到了支持学生运动而又使之“不逾矩”。

    卢沟桥事变后之第二年，日寇进逼武汉三镇。当武汉大学开始西迁四川时，王世杰曾久久伫立珞珈山头，俯视学校的园林楼馆，凝视武昌的山水草木，不禁潸然泪下。

    1949年，王世杰去台湾。1981年，他以九十一岁高龄在台湾去世。临终前，他仍念念不忘武汉大学，遗嘱告亲人说，在他死后，他的墓碑只须刻上“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十五个字，他即可含笑九泉了。

    “浙一师”校长经亨颐

    在杭州高级中学（前身浙一师）喜迎百年华诞之际，校园里竖起了“一师风潮”纪念碑，不禁忆起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浙一师”校长经亨颐。

    八十年前，五四运动的新思潮涌进杭城之后，当时的“浙一师”校长经亨颐认为，对于时代思潮，应该“迎”而不应该“拒”；时代前进了，精神变了，教育工作也必须采取革新措施，以适应时代潮流。因此，他提出“与时俱进”的口号。他打算把教育会和它的机关刊物《教育潮》，作为宣传新文化的重要阵地，而把“一师”作为推行新教育的试验场所。

    首先，他在“一师”试行四项教学改革，即学生自治、国文改授国语、教员专任、学科制。在校内倡导“自动、自由、自治、自律”，并聘请“四大金刚”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担任语文教员，在学生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一时名扬江南。学生自治会成立这天，学生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校服，共同齐唱学生们自己创作的《自治歌》。有人称这次会议是“空前光荣的纪念”。

    当时，“一师”学生施存统等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周刊，宣传“废孔”与“非孝”思想。浙江省教育厅受北洋政府之命，下令开除施存统并解聘陈望道等教师，遭到经亨颐的拒绝。省教育厅长夏敬观即派人把经亨颐请了去，指责说：“据本厅查明，贵校教员陈望道等四人，所选国文讲义，全用白话，弃文言不授，此乃与师范学校教授国文之要旨未尽符合。而此四人，又系不学无术之辈，所选教材，夹杂凑合，未免有思想中毒之弊，长此以往，势将使全校师生堕入魔障，本厅责成贵校长立即将此四人解职，并将学生施存统开除。”经亨颐回答说：“我校教师所选文章都是从北京、上海等地公开发行的报刊上来的，如果使学生读后会产生‘思想中毒’‘堕入魔障’之恶果，政府何以不干脆取缔京、沪的出版之刊物呢？至于教师不学无术，请教何以见得？！且学期中途，如何能随便解聘！再说，学生未教好，那是教育者未尽到职责，不能以开除了之，开除学生非为教育之本旨；学生即使言论失当，但没有犯罪，不能开除。何况，新思潮这样勃发，新出版物这样多，其感动的力量，实在大得了不得。要想法子禁止，实在是办不到的。如果空气能排得尽，新思潮才能禁止。盼望官厅明白这一点。”经亨颐这番铿锵有力的话，说得堂堂的教育厅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920年2月，省教育厅趁学生寒假之机，颁令免去经亨颐校长之职，同时，非法宣布解散“一师”，派军警强迫学生离校。这一暴行引起杭州各界人士与学生家长的强烈谴责。在“一师”师生的坚决斗争和各界的声援下，当局不得不与学生代表进行谈判，并请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蔡谷卿（蔡元培之弟）出来调解。

    这次斗争，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校长去留之争，而是新旧文化、新旧教育思想之间的斗争。结果，虽然经亨颐与陈望道等四人自动辞职，离开“一师”，但新任姜琦校长，就职后向学生表示，自己当极力贯彻经校长的教育革新精神。他聘请了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叶圣陶等人来任语文教师，堪与“四大金刚”相媲美。

    陈鹤琴尽瘁儿童教育

    友人从内地带来再版的《家庭教育》，使笔者想起该书的作者、中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老教授。

    陈老先生是江苏南京人，生于1892年。其一生竭尽全部精力，贡献于儿童教育事业。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帝制，十九岁的陈鹤琴，出于对儿童的热爱，为了儿童的幸福和健康成长，即立志从事儿童教育，虽遭种种挫折，亦不改初衷，且一生矢志不移。

    陈鹤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我国出国留学生专门学习儿童教育的第一人。1923年获硕士学位归国，任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科儿童心理学教授。

    其时，国中幼儿教育刚刚萌芽，幼儿园多为教会所办。向儿童灌输封建迷信，其方法亦全系国外搬来。陈鹤琴为了改变此状及探索中国的幼教理论，决意自己创办幼儿园，遂组织教授、研究员、讲师数人，筹募资金。在校教育科的资助下，于其家场地，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实验性幼儿园，即鼓楼幼稚园，陈亲任园长。经三四年之实地研究，写出幼儿教育的专题论文《我们的主张》。文中的理论，对以后之幼稚教育，颇具影响。

    陈鹤琴极重视第一手材料，以作研究。从其子出生第一天开始，他就仔细观察记录达八百零八天，一日不遗，积累笔记十数册。其对孩子的哭、笑、爬、坐及动作、表情、身体、智力的发展，皆细察入微，一一记下。还常把孩子抱到课堂，尝甜，尝酸，尝苦，让学生看其表情，以为活教材。

    陈教授根据其观察研究，于1925年写出《家庭教育》和《儿童心理之研究》两书出版，而《家庭教育》一书，至今已再版十数次。友人带给我的这本，为1981年版本。该书提出了家庭教育的原则一百零一条。条条具体生动，亲切易懂，颇受欢迎。教育家陶行知尝称该书为“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是“做父母的必读之书”。

    为培养幼儿师资，陈鹤琴放弃做官机会，赴江西泰和县创办国内第一所公立幼儿师范学校，亲任校长。此两所学校，为国内培养了大批幼教人才。抗战期间，陈先生在上海，还为逃难而颠沛流离的儿童，热心开办“难童学校”，为卖报儿童开办“报童学校”。

    陈鹤琴老先生一生为儿童教育呕心沥血，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著作，其教育文集分上、下两卷，共一百万字，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萧友梅二三事

    萧友梅是我国知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他曾在日本和德国学习音乐。1920年归国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专任教。

    为了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编写了大量的音乐技术理论书籍和教本。当时国内创作的歌曲很多，他随写随教。1922年，他的《今乐初集》和《新歌初集》出版，成为当时音乐界一件盛事。

    萧先生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还组织了一个管弦乐队。这个乐队虽然只有十七人，但这是中国人自己组织的第一支管弦乐队，向人们介绍了西洋的器乐曲，以至大型的交响乐曲。记得有一次徐志摩给学生讲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歌》，学生们说根本没有听过夜莺的叫声，徐先生就带领大家去听萧先生指挥的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乐》。听着音乐，同学们仿佛来到乡间的小溪边，陶醉在田野里多种鸟儿动听的鸣叫声里。

    萧先生最快意的一件事，就是他1927年到上海后，亲手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以前，音乐这个专业不被重视，在高等学校里不过是附庸，有的与美术合在一起称为图音系，有的与体育合在一起称为音体系，有的更是大杂烩，称为图工操唱。后来经过他的努力，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体科终于两科分立，音乐科得到应有的重视。为了向全国普及，萧先生向各省教育厅发函，让各省选送若干学生来音专学习，毕业后再回到原地。这样一来，这座高等音乐学府里，也有了来自边远省份的“土包子”了。

    1936年，日本乐队指挥近卫秀吕到上海指挥一个外国管弦乐队。为了表示“亲善”，他提出回国后要送给音专一架钢琴。过了一些时候，日本领事馆写的一封信中说，近卫秀吕的钢琴已经运到，请音专派人去办交接手续，萧先生的答复却是拒绝接受。抗战期间，汪精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组织南京伪政权，也曾企图拉萧先生下水。但是他始终在上海这个孤岛上维护着那个风雨飘摇的音专，一直到1940年病逝，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记得上海有一家自来水笔公司曾经邀请各界名流用它的产品题字，并把这些字迹汇印成册，证明它的金笔特别适用于写中国字。其中有一页是萧先生写的，内容是于谦的《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作为一个辛勤创业的爱国音乐教育家，他的作为不正体现了于谦这首诗的精神吗？

    杨荫榆的晚年

    杨荫榆，当年在北京读过书的人，对这个名字是熟悉的。她是20世纪30年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校长，曾因开除思想激进的学生而遭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引发了轰动全国的“女师大学潮”。1934年春，由于鲁迅等人的口诛笔伐，杨无法立足京城，挥泪离别了女师大，回到家乡苏州，在苏州中学英语班任教。其时，她已年近花甲。

    杨早年留学美国，学识渊博，但性格孤僻、古怪。她曾经缠过足，却偏穿高跟鞋、黑大氅，走起路来歪歪扭扭，样子非常滑稽。由于她沉默寡语，不苟言笑，治学态度极其谨严，所以学生们都很怕她。

    1937年，卢沟桥枪声一响，抗日战火很快蔓延到南方。苏州中学被迫停课，杨荫榆也无奈地同她热衷的教育事业告别，赋闲在家。

    1938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几个日本宪兵在苏州盘门城楼下拦住一名中国少女，借“搜身”之名，将其轮奸，事后又用利刀把她刺成重伤。手无寸铁的姑娘就这样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下。那天，住在盘门一带的杨荫榆出门买菜，刚好路过现场，看到那惨不忍睹的一幕，当场晕了过去。少顷，她清醒过来，认出了那姑娘，正是她教过的学生。

    杨回家之后，愤怒与悲伤使她无法平静，连夜便写了一份书面抗议书。翌日凌晨，她穿上一件好久未穿的黑色大氅，披着一头银发，闯进了日本驻苏州领事馆。守门的日本兵想把她挡住，但被她那身特殊的打扮与一口流利的日语慑服了，只得带她去见领事。杨荫榆向日本领事发出了强烈抗议，严厉地谴责了日寇的强盗行径，要求日本领事严惩杀人凶手。她的抗议义正词严，日本领事只好接受。当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后，表面越发不敢怠慢。

    杨满心以为日本领事馆对盘门血案会作出反应，然而她太天真了，根本没有料到罪恶的魔掌已经向她伸去。几天后，她像往常一样，去盘门菜场买菜，走至吴门桥，几个跟踪她许多天的日本宪兵悄然而至，未等杨荫榆发出一声惊叫，一个宪兵的大马靴就重重地踢在她的后腰上，杨掉进冰凉刺骨的河水中，悲愤地死去了。闻讯赶来的人们，只看到一条杨常戴的鹅黄色围巾和一只竹篮在水面上漂浮着。

    杨绳武与保定同仁中学

    20世纪20年代初建于河北保定南关的同仁中学，学子遍布海内外。世界著名科学家牛满江即毕业于此。当年张学良少帅驻旌保定时，与同仁中学的创始人杨绳武亦多有往来。同仁中学是当年北方影响很大的一所中学。

    同仁中学的创办人杨绳武是河北清苑县人。其父业医，早故，杨绳武与母相依为命。杨母在保定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培基女校任教，薪饷低微，生活困难。杨绳武在同仁小学读书时，在美国牧师家中充当小侍者勤工俭学，有机会学习到英语。小学毕业后，他升入京东的通州潞河中学，毕业后，又考入燕京大学，专攻教育及文史学科，与谢冰心、许地山、崔友善、陈嗣哲等系同期校友。在燕大期间，杨绳武曾发起组织“教育改进协会”，矢志从事教育改进工作。1923年夏，毕业后，邀上述校友赴保定，筹备创办同仁中学，首届报考五十多名学生，并于当年秋开学。

    翌年，又招收新生五十多名，为第二班。因办学成绩优良，于1924年呈请河北省教育厅，准予立案。

    同仁中学以德、智、体、群为施教宗旨，注重培养学生爱国、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思想。除课堂教学、早晚自习外，杨绳武校长黎明即起，带领学生跑步，做八段锦体操。午后的课外活动、球类比赛等，他均参加，或任裁判员。张学良驻保定时，曾到公理会与杨校长打网球，或打成平局，或互有胜负，他的球技甚蒙少帅赞许。

    自1925年后，同仁中学学生逐年增多，又大多来自外地各县，都需住校，亟须增建宿舍。虽动用三年来所蓄资金，仍不够用，乃向银钱商号息借，又向教会中同仁老校友求助，在学校操场西上坡建起了一排学生宿舍。1929年前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达德将军之夫人到保定，杨校长特去谒见。达德夫人对于同仁中学的办学成绩甚为称赞，杨校长乘机向她叙述教室不足、筹建困难之情事，劝她捐款兴建新教室。蒙其慨允，愿将其继承的达德将军恤金捐建一座四面均有教室，围成四合院式的教室群，并命名为“达德堂”，以志纪念。记得这座四合院式的教室群，庭院里种满了香花。每到夏季，丁香花开放，院内一片幽香。

    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攻陷保定。杨校长率领部分师生南撤，负责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支持到抗战胜利，后又赴美留学。

    代后记

    ——我所认识的周简段先生

    老报人周简段先生，曾是我的同事，因长我十多岁，而且知识渊博、采编经验丰富，所以我一直把他奉若长辈。

    周简段先生是个“老北京”，青少年时代在北京读书、工作、生活，对北京的名人轶事、名胜古迹、文物珍宝、文史掌故、艺苑趣闻，以及民情风俗都了如指掌。他曾和我谈起早年间与张恨水一起办报的时候，常常逛天桥，游故宫，访名胜；还谈到抗战末期到香港去办《星岛日报》；当闻讯共和国诞生，欣喜若狂，马上回到祖国的怀抱，返回朝夕思念的北京，又干起了轻车熟路的老本行——新闻工作。孰料，1957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蹲了“牛棚”。凭着一个老知识分子的一颗正直、善良、爱国的心，他总是充满信心地说：“祖国将来肯定会繁荣富强的！”

    1976年以后，周先生到香港去继承遗产，便在那里定居了。从1980年1月起，他在香港《华侨日报》副刊开辟了“京华感旧录”专栏，每日一篇，千字左右，一直到1992年该报易主改版方罢。一人主持一个专栏能持续十多年不辍，这在中外新闻史上实属罕见。

    中间，他经常回北京，每次见面，我们总是畅饮畅聊。他拿出香港报刊对他文章的评介给我看：有的报章称赞他“知识渊博，文笔优美，是写老北京的权威”；有的刊物评介他“以古都北京为经，短小精炼的文字为纬，系统地缕述京华旧日，细说当年，使昔日事像重现读者眼前，又具探源究始之功，兼且披露不少鲜为人知的重要史事，对保存历史文化贡献殊大”；还说，读了周先生的文章，“备觉亲切，似与周氏把臂遨游，细诉从前，令人低徊不已”。

    他还拿出不少读者的来信。尤其是三四十年代著名明星夏霞女士在读了他写的《夏霞演〈人之初〉》之后，给他写的一封上千字热情洋溢的信，对文章中提到她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照非常感动。信中说：“由于这段旧闻，把我的思潮又带回四十年前的上海去了。”接着她回顾了20世纪40年代演《赛金花》和《人之初》话剧的详细情况。最后她感慨地写道：“人年纪大起来，总喜欢怀旧、回忆，如果能找个对象谈谈往事，温温旧梦，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另外，周先生的不少文章，如《宋哲元及其大刀队》《抗战殉国的张自忠将军》等，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报纸转载，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周先生的专栏文章，1986年曾由香港南粤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京华感旧录》，由溥杰先生题签，梁漱溟先生作序，分《艺文篇》《风土篇》《人情篇》《掌故篇》和《名胜篇》五卷，附历史照片多帧，印刷精美，弥足珍贵。书中文章短小精练，兴味盎然，于茶余饭后，品读一番，实是美不胜收的艺术享受。该书成为当时香港十大畅销书之一，周先生由此一跃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史作家。

    此后，周先生越写思路越宽，逐渐取材已不限于京城一隅，而是遍及神州大地。内容也不再是单纯的感旧，而是忆旧述新，加上一些现实的见闻和感受，使台、港、澳和海外读者更感亲切和感慨。

    1992年，北京的华文出版社要将周先生十几年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书，周先生找我来选编。因全部文章有4000篇之多，我只好精选一下，分成六卷出版，定名“神州轶闻录”。请冰心先生写了总序，请萧乾、季羡林、候仁之、胡絜青、于若木诸先生为各分册作序，封面请启功先生题签。

    书出版后，社会效益颇佳。《文汇报》《新闻出版报》《人民政协报》《中国艺术报》等竞相转载其中的文章，影响愈大。周先生也接到大量读者来信，有赞扬，有鼓励，更多的是希望周先生笔耕不辍，给读者更多的精神食粮。此后，周先生又先后以周彬、周续端、司马庵等笔名在香港的《大公报》开辟了“神州拾趣”专栏，在《港人日报》开辟了“京华内外”专栏，在台湾的《世界论坛报》开辟了“神州感旧”专栏等。

    1997年香港回归，周先生更是精神振奋，壮心不已，笔耕愈勤。先生之作与日俱增，影响愈大。今将其二十多年来之全部著作，重新进行分类精选，按十卷出版，书名分别为《字里乾坤》《朝野遗事》《民俗话旧》《文坛忆往》《大戏台》《画坛旧事》《故都文化趣闻》《美食妙谈》《名胜游记》《武林拾趣》。除保留冰心、萧乾、季羡林、胡絜青、侯仁之和于若木诸先生的序文外，又请了著名作家钱世明、赵云声、昌沧、书画家米景扬、民俗学家成善卿等先生分别为新增书作序。从整体看，比之前的版本更全面地展现了周先生二十多年来文史专栏写作的成绩。从内容看，蕴涵的民族韵味和时代精神更丰富、更有深度。

    《神州轶闻录》中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内容也都是轶闻琐事，看似细碎平淡，然皆韵味悠长。现在引当代哲人季羡林先生在原《文化篇》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哲学家们常说：于一滴水中见大海，于一粒沙中见宇宙。难道在我们这些小的文章中不能见到大的文化吗？所有这些戏曲、文玩、学府逸事等等，又哪一个与文化无关呢？只不过在这里谈文化，不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不是高头讲章，而是涉笔成趣，理路天成，于琐细中见精神，微末处见全面，让你读了以后，如食橄榄，回味无穷，陶冶性灵，增长见识。”

    冯大彪

    2017年6月修订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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