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头有辆卡车在转弯，他告诉我。那小子够倒霉，这样的鬼天气还要出车。
这条街车是蛮多的，我说，一点不假。最近一阵子，每天天亮之后，我都去门前草坪上捡从卡车上颠下来的粗盐和碎石——也算一小笔财富了。躺下吧，我对他说，于是他走了过来，钻进被窝。他的衣服冻得很硬，我等到被窝里暖和起来才解开他的裤带。我们俩冷得直哆嗦，直到有了热气，他才开始触摸我的身体。
雅丝敏，他说。他的胡子抵着我的耳朵，硬硬的，硌得我生疼。今天我们面包厂死了个人。他好一会儿没说话，似乎沉默是个弹簧，能把他的下一句话弹出来似的。那家伙从屋椽上摔了下来。艾克托尔在传送带之间找到了他的尸体。
他是你的朋友吗？
这家伙，是我从酒吧里雇来的。我跟他讲，我们这里童叟无欺。
好惨，我说。但愿他没有家人。
可能有的。
你看见他了吗？
什么意思？
你看见他怎么死的吗？
没有。我只是去把经理找来，然后他叫我把守好现场，别叫任何人靠近。经理自己呢，就在那儿抱着胳膊。以往房顶上的活都是我干的。
你真幸运，拉蒙。
就算是吧，但如果出事的是我，怎么办？
别犯傻。
如果出事的是我，你会怎么办？
我把脸庞贴近他；如果他期待我会有更多的温存的表示，那就错看我了。我想说，我能怎么办，还不跟你在圣多明各的老婆一样，束手无策。安娜·爱丽斯在角落里大声嚷嚷了两句，但她是假装的，把我从这窘境中解救了出来。拉蒙果然安静了下来，因为他不想把安娜吵醒。过了一会儿，他起了身，坐在窗前。雪又飘了起来。WADO电台[57]说，今年冬天比前四年都冷，兴许也是近十年内最难熬的。我看着他：他抽着烟，手指摩挲着自己眼睛四周细瘦的骨头和嘴巴一圈松松垮垮的皮肤。我很好奇，他此刻正想着谁。也许是他的老婆薇尔塔，或者他的孩子。他在胡安娜区[58]有栋房子；我看过薇尔塔寄来的照片。照片上，她很清瘦，悲戚戚的，现在已经死了的儿子站在她身旁。拉蒙把照片放在一个罐子里，把罐口封得严严实实，然后藏在床底下。
我们没有接吻，就这么睡着了。后来我醒了，他也醒了。我问他，要不要回他自己的住处，他说不去了。我又一次醒来时，他还在熟睡。在这斗室的黑暗和寒冷中，他的身形让人难以分辨。我抓起他粗壮的大手。它沉甸甸的，每个指甲盖下面都藏着面粉。有时在夜间，我会吻起他那些像李子一样皱巴巴的指关节。他这双手，在我们交往的这整整三年里，一直都有饼干和面包的香味。
他穿衣服的时候没有和我或者安娜·爱丽斯说话。他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片蓝色的一次性剃刀片，刀锋上已经开始出现锈迹了。他在自己脸颊和下巴涂上肥皂，用的是冰冷的自来水，然后把脸刮干净，胡楂虽然没了，却刮破了好几处皮肤。我就这么看着他洗漱，任自己裸露的胸脯冷得直起鸡皮疙瘩。他大步流星地走下楼，出了大门，牙上还残留着一点牙膏。他前脚刚走，后脚我就听见同舍的住户在埋怨他。我走进厨房的时候，她们就问我，他自己难道没有地方睡觉吗？我回答说，他有的，然后笑一笑。透过布满冰霜的窗户，我看着他把衣服兜帽戴上，快速把身上的三层衣服——衬衣、毛衣和外套裹紧，以抵御寒风。
安娜·爱丽斯把自己的被子踢掉。你这是在干吗？她问道。
什么也没干，我说。她头发乱蓬蓬的，躺在那儿看我穿衣服。
你得学会信任自己的男人，她说。
我是信任他的。
她亲了亲我的鼻子，下了楼梯。我梳好了头发，再把被子上的食物碎屑和阴毛掸掉。安娜·爱丽斯相信，拉蒙不会抛弃我，因为他在这儿已经扎下了根，而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他也许会一直走到机场，但最后还是狠不下心来上飞机。他就是这种男人，她说。安娜·爱丽斯把自己的三个儿子留在了多米尼加，已经将近七年没见过他们了。她深知，要想走得远，就非得牺牲一些东西不可。
我在卫生间里，盯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水珠里漂浮着他的胡楂，像一个个指南针。
我在两个街区外的圣彼得医院[59]上班。我从不迟到，上班时间从不擅离洗衣房，一直在热浪中煎熬。我把要洗的东西装进洗衣机，把洗好的湿衣服塞进烘干机，再把过滤网上的棉绒清理掉，一大勺一大勺地量好需要的洗衣粉。我手下管着四个工人，挣的是美国标准的工资，但这的确是牛马不如的苦活。我戴着手套翻检成堆的床单。勤杂工（大多数是黑皮肤的拉丁裔）会把脏床单送下来。我从来不直接接触病人；但他们通过床单上的污迹和印痕（用疾病与死亡拼出的字母）与我交流。有的污迹太深，我就得把这些太脏的床单扔进一个特别的篮子。有个巴伊托阿[60]来的女孩告诉我，她听人说，那个篮子里的所有东西都会被烧掉。因为那是艾滋病人留下的，她小声说。有的污迹已经褪色，说明有段时间了，但有的血迹非常新鲜，腥气很重。你要是看到我们洗衣房里有这么多血迹，肯定会以为外头在打大仗呢。的确是场恶战，不过是在人体内打的，新来的女孩说。
我手下的姑娘们不是很靠谱，但我喜欢和她们一起干活。她们会放音乐，闹别扭，还会给我讲笑话。我从不向她们大吼大叫，也不欺负她们，所以她们挺喜欢我的。她们都很年轻，是被父母送到美国来的，和我刚来时的年纪相仿。我今年二十八岁，来美国已经五年了，她们都把我看成是身经百战的老资格，但我刚来的时候孤独得要命，每天都心痛难忍。
有几个姑娘在谈恋爱，我就不能太仰仗她们。这几个人上班会迟到，有时一连旷工几周。她们有时连招呼都不跟你打一个，就径自搬去了纽约或友联布[61]。出了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就得去找经理。他个矮，人瘦，鸟模鸟样；脸上没有胡子，但胸毛很浓，一直长到脖子那儿。我把情况告诉他，他就把跑掉的女孩的求职书找出来，撕成两半，声音干脆利落。不到一个钟头，就有某个女工送了个朋友来找我，申请空缺出来的岗位。
最新来的姑娘叫萨曼莎，是个刺儿头。她皮肤黝黑，眉毛很浓，一张尖酸刻薄的刀子嘴，让你往往在最没提防的时候被她伤到。有个姑娘跑去特拉华之后，萨曼莎补了她的缺。她来美国才六周，美国冬天的严寒让她瞠目结舌。萨曼莎上班没几天，已经两次把装洗涤剂的桶打翻了；她还有个坏习惯，就是干活时不戴手套，然后又用手揉眼睛。她跟我说，她前阵子生过病，被迫搬了两次家，同住的人还偷了她的钱。她那神情是典型的落水狗的怯懦和惶恐。干活就是干活，我告诉她，但我还是借了她不少午饭钱，还允许她用医院的洗衣机洗她自己的衣服。我原指望她会感谢我，不料她说我的嗓门像个爷们。
美国的天气一直这么糟糕吗？我听见她这样问别人。还会越来越糟糕呢，她们说。等着下冻雨吧。她远远看着我，皮笑肉不笑，有点犹豫的样子。她才十五岁，身材又精瘦的，看上去绝不像个当妈的，但她已经把她的胖儿子马诺罗的照片给我看过了。她在特地等我回答，因为我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但我没理她，继续干活。我也曾试着向她传授干活的窍门，但她好像根本不感兴趣，只是吧唧吧唧地嚼着口香糖，笑眯眯地看我，就好像我是个废话连篇的七十岁老太似的。我展开下一张床单，只见上面的血迹形状像一朵比巴掌略小的红色花朵。给我洗衣篮，我说，萨曼莎就把篮子一把撑开。我把这床单卷成球，抛了出去。结果正中靶心，拖边入了网。
一连洗了九个小时的床单之后，我下班回家了，边吃着蘸热油的冷木薯，边等拉蒙开着他那辆借来的车来接我。他要载我去看另一栋房子。他从一踏上美国的土地起就梦想着买栋自己的房子，辛苦了那么多年，攒了些钱，现在总算是有可能了。有多少人能走到这一步呢？只有那些坚持不懈、从不动摇的人，谨小慎微、一直走运的人。拉蒙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他对买房子的事认真得不得了，所以我也不能马虎。每周我们都出去找房子。他对这事可当真了，穿得整整齐齐，就像要去面试办签证似的。他开车带我在帕特森较僻静的街区转悠，那儿的树木枝杈遮盖着屋顶和车库。必须要小心谨慎，他说，我也同意。只要可能，他总会带我一块儿去，但我自己也知道，我其实帮不上多少忙。我不喜欢生活有什么大变动，我告诉他。他喜欢的房子在我眼里都是缺陷重重。看完房子，在车里的时候，他说我故意破坏他的梦想，还说我太顽固。
我们原打算今晚再去看一栋房子的。他走进厨房，拍着皲裂的双手，但我没那个心情，他也看得出来。于是他在我身旁坐下，把手放到我膝盖上。你不去吗？
我不舒服。
严重吗？
够严重的。
他揉揉自己的胡楂。如果这个房子特别合适呢？你要我一个人做决定吗？
我不相信这房子会很合适。
如果真的很合适呢？
你知道我不会搬去那儿的。
他沉下脸，看看钟，然后走了。
安娜·爱丽斯在打第二份工，所以晚上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听着收音机里关于全国气温下降的新闻。我想淡定一点，但还是按捺不住，到九点钟的时候就把他放在我的橱柜里的东西——那些他不准我碰的东西——全都扒了出来，摊在面前。他的书，他的衣服，他的硬纸板盒子里装着的一副旧眼镜，以及他的两只破拖鞋。几百张过期彩票被卷成一小团一小团，一碰就散。还有几十张棒球卡，都是多米尼加球员，有古斯曼、费尔南德斯、阿洛乌家族等，画上的明星有用棒子击球的，有蜷身蓄力的，也有在垒线不远处防守平直球的。他留了一些脏衣服让我洗，但我一直没有工夫洗，正好今晚就把它们都摊开。裤脚翻边里和工作服袖口上的酵母气味还很重。
橱柜最上面一层有个盒子，里面放着一摞薇尔塔的信，用褐色的粗橡皮筋捆起来。一共差不多是八年的信。所有信封都破旧不堪，我想他可能自己都忘了这些信还在这里。我们俩刚好上的时候，他把东西放在我这儿，过了一个月我就发现了这些信，实在抵制不住诱惑，把它们偷偷都读了。要是当初我更坚定一些，没去读就好了。
他说自己从一年前开始就不给她写信了，但这话是骗我的。每个月我把给他洗好的衣服带到他公寓时，都能发现他床底下藏着她新近寄来的信。那些信我都读了。我知道他老婆叫薇尔塔，知道她住在哪儿，也知道她在一家巧克力工厂上班。我还知道，他没有跟她提起过我。
过了这么些年，那些信变得很好看，字迹也变了——每个字母都弯弯绕，像船舵似的下垂到下一行。求你，求求你，我最亲爱的丈夫，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我在你心里还能待多久？
读完她的信，我总会感觉好一些。从这你可以看出，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
我和安娜·爱丽斯第一次见面的那天，她就告诉我，我们来美国不是来玩的。我说，你说得对，尽管我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今天，我把同样的话告诉萨曼莎，她怨气十足地盯着我。今天早上，我到医院的时候发现她在卫生间里哭，我倒是很想让她休息一个钟头，但我们的老板可没这么心善。我让她叠床单，只见她两手直发抖，看上去好像又要哭起来似的。我观察了她好一阵子，然后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她回答，哪有一件顺心的事情？
安娜·爱丽斯说过，美国不是个好混的地方。很多姑娘连第一年都撑不下去。
你得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来，我对萨曼莎说，这样对你有好处。
她点点头，娃娃脸上面无表情。或许她是想儿子了，或是想念孩子的父亲。或是思乡情切。说来也怪，人在家乡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它，更谈不上爱它，离家在外时却时刻挂心、魂牵梦萦。我捏捏她的胳膊，上楼去和老板打招呼，而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其他女工假装没注意到。我去卫生间找，只看见地上一团捏皱了的纸巾。我把皱纸巾展平，放到水池边上。
吃完午饭后，我还希望她能回来，告诉我们，我回来啦，刚才出去散步了。
说真的，我能有安娜·爱丽斯这样的朋友，真是幸运。她就像个姐姐。我在美国的熟人在这儿都是形单影只；他们挤在公寓里。他们很冷，很孤独，很憔悴。我见过电话亭前排的长队，还有口袋里揣着钢镚儿、兜售偷来的电话卡的小贩们。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也是那个样子，孤独得要死。那时候我和另外九个女人合住，楼下有个酒吧。夜间酒吧里传来喊叫声和酒瓶砸碎的声音，吵得人无法入眠。我的大部分室友经常为了谁欠谁的什么东西，或者谁偷了别人的钱而争斗不休。我手里有点钱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妈。在电话另一端，街坊邻居们把电话传来传去，轮流和我说话，就好像我是个幸运天使。那时拉蒙是我的老板，但我们还没有在一起——那是两年后的事情。那阵子他做着一个家政服务的小生意，主要是在皮斯卡特维[62]。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他用批判的目光看着我。你是哪个村来的？
莫卡[63]。
干掉独裁者，他说，过了一会儿又问我支持哪个棒球队。
雄鹰队，我说，其实我对棒球根本不感兴趣。
老虎队[64]，他吼道。那是多米尼加唯一一支真正的球队。
他命令我去打扫厕所或者擦洗炉子时，用的也是这种嗓音。那时候我不喜欢他；他太傲慢，又太吵闹，所以在听见他和客户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哼小曲。但至少他没有像很多其他老板一样，一上来就要强奸你。至少他还没有那么坏。总的来讲，他不会色眯眯地乱瞅，也不会随便动手动脚。他有其他的计划，重要的计划，他是这么告诉我们的。看看他那个干劲，你就会相信他。
最初几个月，我的工作就是打扫房屋，同时听拉蒙吵吵嚷嚷。最初的几个月，我要在城里步行很远，苦熬着等星期天，好打电话给我妈。白天，我站在那些豪门大宅的镜子前告诉自己，我干得不错。下班后我回到家，精疲力竭地和室友一起坐在电视机前。这样的生活虽然苦，但我已经挺知足了。
我是在拉蒙的生意垮掉（这儿的有钱主子不多，他没有气馁，如此自我开解）之后认识安娜·爱丽斯的。几个朋友从中牵线搭桥，我在鱼市见到了她。我和安娜·爱丽斯说话的时候，她在切割和拾掇鱼。我以为她是波多黎各裔，但后来她告诉我，她有一半波多黎各血统，另一半是多米尼加血统。分别是加勒比海地区最好的和最糟的民族，她说。她的手干起活来很伶俐、很准确，所以她切的鱼片整整齐齐，不像冰块上放着的其他鱼片那样参差不齐。你能干医院的活吗？她问道。
我什么活都能干，我说。
会有很多血的哦。
如果你能干这个活，我也能干医院的活。
我寄回家的最早几张照片就是她帮我拍的。在那些照片上，我穿得体体面面，咧着嘴笑着，怯生生的。其中一张是在麦当劳门口拍的，因为我知道我妈会很喜欢它浓郁的美国风情。还有一张是在书店拍的。我拿着书假装在看，尽管那是本英文书，我根本看不懂。我的头发梳得高高的，戴着发卡，耳后的皮肤看上去很苍白，好像不大见阳光。我瘦得皮包骨头，病恹恹的。最好看的一张照片是我在大学的一座楼前拍的。那里没有学生，但有好几百把金属折叠椅，排在大楼前，好像是为什么活动准备的，我面向那些椅子，它们也面向我。我穿着蓝色裙子，双手贴在裙子上，在那光线下显得非常耀眼。
每星期有三个晚上，我们都要出去看房子。这些房子的状况都很糟糕，也只有鬼魂、蟑螂和我们这些西班牙裔会住。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愿意卖房子给我们。当面谈的时候，房主们往往很有礼貌，但后来就再也不跟我们联系了。拉蒙又一次开车经过那些房子的时候，里面已经住了新人，通常是白人，在拾掇本应属于我们的草坪，把乌鸦从本应属于我们的桑树上赶走。今天的房主是个老头，白头发里夹杂着几根红发。他说他挺喜欢我们。在内战[65]期间，他曾在多米尼加打仗。多米尼加人挺好的，他说。长得也好看。他的房子不算糟糕透顶，但我们俩都有些紧张。拉蒙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就好像是只猫在找合适的地方下崽似的。他走进壁橱查看，敲打墙壁，花了将近五分钟时间用手指检查地下室湿漉漉的墙缝。他嗅着空气，搜索霉味。在卫生间里，我试着冲了冲马桶；他把淋浴打开，把手伸到水柱底下。我们俩查看了厨房的橱柜，看有没有蟑螂。在隔壁房间里，老头打电话给我们的介绍人，不知听了谁说的什么话，大笑起来。
他挂断电话，和拉蒙说了几句，我没听懂。和白人打交道，根本没办法从他们说话的腔调做出任何判断。白人能用问候的语气骂你妈是婊子。我没有抱什么希望，就在那儿等着。最后拉蒙倚过身来说，情况不错。
太好了，我说，但仍然坚信拉蒙会改主意。他对别人疑心很重。上了车，他果然开始抱怨，说老头子肯定想骗他。
为什么？你看出什么猫腻来了？
他们都是把房子弄得很好看。这是他们圈套的一部分。等着瞧吧，不到两星期，房顶就得开始塌陷。
他不会修吗？
他说他会修的，但你能信任这么个老头子吗？他老态龙钟的那模样，居然还能四处走动，真叫我吃惊。
我们都沉默了。他转动着脑袋，活动活动脖颈，脖子上的肌腱鼓了起来。我知道如果我敢插话，他肯定会大嚷大叫起来。他在我的住处前停下车，轮胎在积雪上滑动着。
你今夜要上班吗？我问。
当然了。
他满身疲惫地坐回别克车里。挡风玻璃上有好多条黑乎乎的污迹，雨刷够不到的边角上积了一层灰。我们看着两个孩子用雪球猛打第三个孩子。我感觉到拉蒙很悲伤，我知道他在想念自己的儿子。那一刻我真想搂住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
下班了你还过来吗？
要看活干得怎么样。
好的，我说。
我坐在铺着油腻腻桌布的桌前，把今天看的房子的情况讲给室友们听，她们假惺惺地笑着。看样子你马上要过舒服日子啦，玛丽索尔说。
你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啊。
可不是。你应当自豪。
我很自豪，我说。
后来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卡车上装的盐和沙子咔嚓咔嚓地响。半夜里我突然醒来，意识到他还没有回来，但直到天亮我才真正恼火起来。安娜·爱丽斯的床铺得整整齐齐，纱布做的蚊帐整洁地叠在床头。我听见她在卫生间里漱口。我的手脚都冻得发青。窗户上满是白霜和冰柱，看不见外面。安娜·爱丽斯开始祈祷的时候，我说，求你，今天不要祈祷了，好吗。
她垂下手。我开始穿衣服。
他又开始讲那个从屋椽上摔下来的人了。如果出事的是我，你会怎么样？他又问道。
我会再找个男人，我告诉他。
他笑了笑。是吗？你上哪儿找去？
你不是有朋友吗？
哪个男人会碰死人的女朋友？
我不知道，我说。我可以不告诉别人嘛。我可以重新找个男人，就像当初找到你那样。
他们能看得出来的。就连最粗暴的男人也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你刚死了男人。
没人会永远为死者哀悼。
有的人会的。他吻了吻我。我敢打赌，你会为我伤心一辈子的。想找人来替换我的位置可很难哦。面包房的人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为你儿子伤心了多久？
他不亲我了。小恩里克。我伤心了很长时间。现在还很想他。
看你的样子看不出来嘛。
因为你没有仔细看。
就是看不出来。
他垂下手。你这婆娘脑子不太灵光。
我只是说，看不出来你在替他伤心。
我现在看清楚了，他说。你这婆娘不太灵光。
他坐在窗前抽烟的时候，我从包里拿出他老婆写给他的最近一封信，当着他的面打开。他不知道，我有时候脸皮还挺厚的。那封信只有一张纸，带着紫罗兰香水的气味。求你，薇尔塔在信纸几乎正中央的地方就写了这么一个词。就这么多。我向拉蒙笑笑，把信放回信封。
安娜·爱丽斯有次问我爱不爱拉蒙。我告诉她，我老家在圣多明各，屋里的灯常常忽闪忽闪的，你根本没法确定，灯会不会灭掉。你把手里的活计放下来，只能坐着干等，啥也干不了，直到那灯做出最终决定。我对他的感觉就是这样。
拉蒙的老婆是这个模样：个子不高，胯却很宽，非常静穆严肃，这种女人显老，还不到四十岁就会有人客客气气地叫她“夫人”。我寻思着，如果我和她生活在一个世界里，我们的关系肯定好不了。
我在面前展开医院的蓝色床单，闭上眼睛，但血迹仍在我眼前飘浮。我们能用漂白剂把这张床单漂白吗？萨曼莎问。她回来了，但我不知道她这次能待多久。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直接把她开除拉倒。或许是因为我想给她个机会。或许是因为我想看看，她会继续干下去，还是会离开。这又能告诉我什么？恐怕很少。我脚边的包里装着拉蒙的脏衣服，我把它们和医院的东西一起放到洗衣机里洗。他穿这些衣服的那一天，身上会有医院的气味，但我知道面包气味比血腥味要浓。
我一直在观察，寻找他还想念她的迹象。这些事情不能老是想，安娜·爱丽斯告诉我。把这些烦恼从你脑子里赶出去。要不然你会发疯的。
有些事情最好不要想，安娜·爱丽斯就是凭这个法宝在美国生存下来的，如果沉溺在对孩子的思念中，她肯定也要发疯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靠了这个法宝才熬过来的。我看过一张她的三个儿子的照片：三个小男孩在日式花园[66]里，靠近一棵松树，笑眯眯的。最小的孩子穿着藏红色衣服，害羞地想躲开照相机镜头。我听了她的建议，在上下班的路上集中注意力观察我周围的其他梦游者：那些扫大街的男人；那些许久没有理发、站在餐馆后厨抽烟的人；那些跌跌撞撞地从火车上下来的西装革履的男人——其中很多人会去情人家，他们在家里吃冷餐的时候，在和妻子睡觉的时候，脑子里唯一想的事情就是和情人幽会。我想到了我母亲。我七岁的时候，她和一个有妇之夫有了私情。那人的大胡子很帅，两颊的线条很深，皮肤非常黑，大家伙都管他叫“黑夜”。他在乡下替多米尼加电信公司制造铁丝，但住在我们的社区。他在佩德纳莱斯[67]结过婚，已经有两个孩子。他老婆非常漂亮，我想到拉蒙的老婆时，就想到了那个女人——穿着高跟鞋，露出光亮的棕色长腿，一个温暖有活力的女人。是个够劲的娘们儿。我想，拉蒙的老婆应该不是没上过学的粗俗女人。她看电视剧只是为了消遣。她在信里提到，她在照看一个别人家的小孩，她爱他简直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起初，拉蒙离家还没有那么久的时候，她相信她和拉蒙可以再生一个儿子，就像她视为己出的这个叫维克多的小孩一样。他打棒球的动作跟你一样，薇尔塔写道。她从没提到过小恩里克。
诸事不顺，灾难纷至沓来，但有时我能清楚地想到我和拉蒙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这种感觉很好。我们会住在他的房子里，我会给他做饭，他如果把饭丢在餐桌上，我就会骂他是懒鬼。我能想象到自己每天早上看着他刮胡子的样子。但有的时候，我能想象我们俩在那房子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或者是像今天一样滴水成冰的日子，冻得人脑子都转不动），他会醒来，然后脑子里拿定主意，和我在一起是活作孽。然后他会洗好脸，再转向我。对不起，他会说。我得离开你了。
萨曼莎得了流感。我好像要死了一样，她说。她干活时一步一拖，倚在墙上喘气，什么都吃不下。结果第二天我也得了流感，然后我又传染给了拉蒙。他说我是个傻瓜。你以为我能请得起病假吗，他问。
我什么也没说。说什么都会让他发火。
他从来不会长时间窝着火。他要烦心的事情太多了。
星期五，他过来把房子的新情况告诉我。老头子想卖给我们，他说。他给我看了一些文件，但我没看懂。他很兴奋，但也很惶恐。我很理解他这种状态，因为我也曾经是这样。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没有看我，而是望着窗外。
我说，你该给自己买栋房子。这是你应得的。
他点点头。但我得跟老头子杀杀价。他掏出香烟。你知道我等这一刻等了多久吗？在美国，有自己的房子才算扎下根来。
我想跟他说说薇尔塔的事，但他把话头掐死了，他一向如此。
我跟你说过，我和她已经完了，他呵斥道。你还要怎样？非得死人你才开心吗？你们娘们儿从来都不懂，该放手的就得放手。你们从来都不知道放手。
那天晚上，我和安娜·爱丽斯去看了场电影。我们都听不懂英语对白，但我们都很喜欢新电影院里干净的地毯。蓝色和粉色的霓虹光柱在墙壁上来回穿梭，像闪电一样。我们买了爆米花分着吃，还把在小酒店买的罗望子果汁偷偷带进了电影院。周围的观众在交谈；我们也聊着天。
你能搬出去真幸运，她说。同住的那些婊子把我弄得快疯了。
我说，我会想你的，尽管我知道现在说这个为时尚早。她笑了。
你要过上新生活了，哪会有时间想我呢。
我会想你的。说不定我会天天来看你。
你不会有时间的。
我会挤出时间的。怎么，你不要我啦？
当然没有啦，雅丝敏。别犯傻。
再说还得过阵子才会搬呢。我记得拉蒙经常说的一句话：天意难测。
我们不聊了，安静地把电影看完。我没有问她，对我搬家有什么看法，她也没有主动提起。我们俩各自都有些不想说的事情，都尊重对方保持缄默的权利，就像我从来不问她，打不打算把孩子接到美国来。我也说不准她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她也有过男人，也曾把男人带到我们房间过夜，但她和他们都处不了多久。
我们俩互相依偎着从电影院回家，对雪地上一片片的闪亮冰面保持警惕。这个社区治安不好。一些除了脏话不会说任何西班牙语的男孩成群结队地站在街角，龇牙咧嘴的。他们看都不看过往的车辆行人，就在大街上乱窜。我们经过时，其中一个胖小子说，我舔屁股的本事天下第一。下流货，安娜·爱丽斯鄙夷地说，抓住我的手。我们经过了我曾经住过的那座公寓，就是酒吧上层的那个。我盯着它，努力回忆，当初我常常从哪一个窗户往外望。走吧，安娜·爱丽斯说。真是冷死了。
拉蒙肯定是和薇尔塔打了什么招呼，因为薇尔塔不再写信来了。那句俗话也许是真理：等待得足够久，万物都会变化。
买房子花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很多。有好几次，他差点要放弃了，狠狠地摔下电话，把酒杯往墙上扔，我估计这事儿可能要黄了，但最后奇迹般地居然都办妥了。
看哪，他说着，手里拿着房产证。看。他简直是在恳求我了。
我真的很替他高兴。你成功啦，亲爱的。
是我们俩成功了，他轻声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像模像样地生活了。
然后他趴在桌子上，失声痛哭。
十二月，我们搬进了新家。房子着实是破败不堪，只有两个房间能住人。看上去很像我刚来美国时的第一个住处。那时我们一整个冬天都没有暖气，有一个月时间只能用桶打水洗澡。我开玩笑地把这房子称为“田园之家”[68]，但谁要是敢批评他的宝贝房子，他非跟人急眼不可。不是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房子，他这么提醒我。我攒了八年的钱。他从街区里被抛弃的破屋上拆卸材料，坚持不懈地整修屋子。能搞来一块地板，就算省了点钱，他夸耀道。这个社区虽然绿化不错，但治安不是很好，我们必须得多加小心，锁好门窗。
有几个星期，不时有人来敲门，问这房子还出不出售。其中有些询问的人是夫妻，那个殷切劲儿，我和拉蒙过去肯定也是那个样子。拉蒙总是不客气地甩上门，不搭理这些人，就好像害怕被他们重新拉回无房族那个阶层似的。但如果是我去开门的话，我总是比较客气地告诉他们，不出售。祝你们好运，找到称心的房子。
我知道，人的希望是没有边界的。
医院开始扩建；三天后，吊车在医院大楼周围立了起来，那形状好像人在祈祷。萨曼莎把我拉到了一边。这一冬天过来，她完全干瘪了，双手和嘴唇都皲裂得非常厉害，看上去好像随时都可能爆裂。我需要借点钱，她小声说。我妈病了。
老是拿妈妈生病当借口。我转身要走。
求你了，她哀求道。我们是同胞啊。
说得对。我们是同胞。
肯定也有人帮助过你吧。
这也对。
第二天，我借给她八百美金。这是我所有积蓄的一半。记好了。
我不会忘的，她说。
她好开心。比我搬进新家时还开心。我真想像她那样轻松快活。她干活时一直在唱歌，唱的都是我小时候流行的歌，阿达莫[69]之类的。但她还是原来的毒舌萨曼莎。我们下班打卡之前，她对我说，别涂这么多口红。你不涂口红嘴唇就已经够大的了。
听了这话，安娜·爱丽斯大笑起来。那丫头真这么说你的？
是啊。
你好惨，她说，对萨曼莎倒还有点刮目相看。
这周快结束的时候，萨曼莎没来上班。我四处打听，结果没人知道她住在哪儿。我也不记得她最后一次上班那天说过什么重要的话。那天下班时，她就像往常一样轻手轻脚地离开医院，走向市中心去赶公交车。我为她祈祷。我记得我在美国的第一年，那时我多么想回家，经常哭鼻子。我祈祷，希望她能像我一样坚持下来。
过了一星期。我等了一星期，然后就放弃了。接替她的女孩说话轻声细气的，身材肥胖，干起活来有股劲头，也从不发牢骚。有时我心血来潮，就想象萨曼莎已经回家了，和家人待在一起。老家的天气很暖和。在我想象中，萨曼莎发誓赌咒地说，我绝不回美国，死也不回去。
有些夜晚，在拉蒙修理房子的厨卫管道或者打磨地板的时候，我就读那些旧信，小口喝着我们储存在厨房洗涤槽下的朗姆酒。我当然是在想着她，拉蒙的另一个她。
她的下一封信来的时候，我正怀着孕。那封信被从拉蒙的旧住处转到了我们的新家。我从一摞信中把它抽出来，盯着看。我的心怦怦直跳，就好像我体内除了心脏什么都没有，它寂寞得发慌。我很想把信封打开，但没有这么做，而是打电话给安娜·爱丽斯。我和她有阵子没联系了。电话那头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死死盯着屋外停着很多鸟儿的篱笆。
我去找你散散步吧，我对她说。
树枝的末端有花蕾在绽放。我走进过去和安娜·爱丽斯合住的房间时，她吻了吻我，让我在厨房桌旁坐下。房子的其他住户现在只有两个人我还认识，其他人都搬走了，或者回老家了。新房客中有新近从多米尼加来的女孩。她们拖着脚步进来出去，几乎看都不看我一眼，她们在自己已经许下的诺言的重压下精疲力竭。我想教导她们：漂洋过海后，曾经的诺言都不算数了。我的大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安娜·爱丽斯则瘦骨嶙峋，十分憔悴。她的头发几个月没剪过了；粗厚的发辫末端都分了叉，直竖出来，看上去像是第二层头发。但她还能微笑，笑得那么灿烂，那么有热度，居然没把周围东西烧着，着实是奇迹。楼上什么地方有个女人在唱巴恰达[70]歌曲，声音听起来好遥远，让我想起，这房子真是巨大，天花板是多么高啊。
戴上这个，安娜·爱丽斯说着，递给我一条围巾。咱们出去散散步吧。
我把信攥在手里。天空灰茫茫的。地面上有不少积雪，上面蒙着一层砾石和灰尘，在我们的脚下嘎吱作响。我们等着车流在红灯前减速，然后跑进公园。我和拉蒙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我俩天天都逛这个公园。就是下班之后在这儿放松放松，他说，但每次我都为了他涂上红指甲油。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做爱的前一天，我就已经知道，我一定会投入他的怀抱。那时他刚告诉我，他有个老婆，还有儿子。我对他的坦白琢磨了好久，一言不发，漫无目的地走着。我们遇见了一群正在打棒球的孩子，他把他们的球棒抢了过来，用力挥舞着，让孩子们在很远的距离外投球。我以为他是自找难堪，于是站到一边做好准备，一旦他摔倒或者没击中球，就上前安慰他。但是他上半身轻松地做了一个动作，铝质球棒就清脆地击中了球，打得它飞出很远很远。孩子们举手认输，大喊大叫。他呢，对着我微笑起来。
我和安娜·爱丽斯没说话，走到了公园的另一端，然后我们转身折回，穿过公路，走向市中心。
她又来信了，我说，但安娜·爱丽斯打断了我。
我给孩子们打了几个电话，她说。她指了指站在法院大楼对面兜售偷来的电话卡的小贩。他们都那么大了，她告诉我，我都认不出他们的声音了。
我们走了一会儿，不得不坐下，我紧紧握着她的手，让她好好哭一场。我应当说些话安慰她的，但不知从何说起。她会把孩子们接到美国，或者她会回老家。至少这方面有了变化。
越来越冷了。我们回家。我们在门前紧紧拥抱了很久，好像足足有一个钟头。
那天夜里，我把信给了拉蒙。在他读的时候，我强作笑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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