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门前整天人头攒动，经常可以看到通宵排队等候领取出国预约单的男男女女。
这天一早，有个男青年，满头大汗，匆匆奔进管理处大门。他身材矮小，相貌平平，身背黄挎包，一脸焦急相。他一边抹抹头上的汗珠，一边看着拥挤不堪的人流，摇摇头，踌躇片刻，便悄悄地退到走廊尽头，挨着一张长凳坐下，顺手从肩上的黄挎包里，拿出一本日文版的教科书，一面翻阅，一面等待着。
这个青年姓许，名中杰，今年刚好30岁，是市财经技校的外语教师。前段日子，他给日本几家大学投寄了求学信，靠着扎实的日文功底，很快得到日本京都大学的答复，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办出国手续的。这时候，人越聚越多，狭长的走廊被挤得水泄不通，许中杰见此情景，心中不免有些着急，正想拿个主意，耳边传来一声有礼貌的女中音：“先生，这里有人坐吗？”
许中杰一抬头，见面前站着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人，瓜子脸白白净净，两只大眼黑幽幽，T恤衫，百褶裙，外面罩了一件奶白色的细羊毛外套，正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自己。许中杰不由自主地朝里面缩了缩身子，那女人弯腰说声“谢谢”，大大方方坐下来，灵巧地从手提包里摸出一面小镜子照了照，顺手又理了理那波浪状的长发，有话无话地搭讪道：“哟，人真多呀。”许中杰没作声，只是点了点头，算是回答。那女人将小镜子放回手提包，随口问道：“你也申请出国？”许中杰仍没出声，还是点了点头。那女人似乎没注意到许中杰的神态，她像机关枪似的连续发问道：“去哪？美国、日本、香港……”这时候，许中杰觉得再点头不行了，只得吐了两个字：“日本。”谁知那女人一听，“啊”一声欢叫起来，惹得边上的人都朝这里望。“你也去日本，太好了，我的父母在日本定居，我那未婚夫也刚去日本。太巧了，我也是申请去日本的。”说着话，她像是异国遇到同乡人，热情地从手提包里抓出一把巧克力，塞到许中杰手中。
许中杰被那女人旁若无人的举动弄得面红耳赤，犹如坐在枯柴堆上，浑身不自在，他想起身走开，可又觉得这样做有失教养，一时间左右为难，不禁尴尬地抬起头朝对方望了一眼。
那女人见许中杰这副尴尬相，不由得一乐，问：“你申请去日本干啥？”许中杰又从嘴里吐出两个字：“读书。”那女人望了望那闹哄哄的人群，带着关心的口吻问：“有路吗？你父母是干啥的？”许中杰心里顿时像被毛毛虫蜇了一下，脸涨得通红。为啥人家问许中杰的家庭，他脸会发红呢？说起来话长……
许中杰的父亲早先是部队的一个团级军官，“文革”期间，他率领一批上海知识青年去内蒙古军垦农场战天斗地。谁知他对众多如花似玉的女知青动了邪念，到头来，因强奸多名女知青而被抓了典型，丢了性命。消息传到上海，许中杰的母亲连气带恨，忧郁成疾，不久也病死了，只留下许中杰孤身一人。“文革”结束后，许多案子都得到了纠正，可许中杰深知强奸犯绝无翻身之日，因此他仍背着沉重的包袱，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说话、办事都比别人慢半拍，整日里只是闭门读书，不与他人来往。眼下，对方问起他的父母，许中杰自然无言以对了。
那女人见许中杰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主动打破尴尬气氛说：“我看你这身打扮，定是独身一人，对不对？”许中杰浑身一颤，惊诧地问：“小姐，你、你是怎么知道的？”那女人神秘地笑笑，做了个谁也猜不透的手势，这才亲热地告诫道：“别小姐、小姐的，听着多见外，我叫白依娜，你就叫我依娜吧。”
许中杰被白依娜天真活泼、又似乎带点野性的情绪感染了，刚才那种局促感渐渐消失了，主动问道：“你在哪工作？”白依娜脸色严肃起来：“我不希望有人了解我的一切。”说着，用手剥去巧克力外面的金纸，举到许中杰面前，“怎么不吃，怕有毒？”许中杰像个听话的孩子，乖乖地接过巧克力，把它放进嘴里，立刻有一股清香又带点微苦的奶油味沁入心田，并慢慢地从他的肌体里升腾起一股被久久抑郁着的青春热血，脸上露出了笑容，话也不知不觉地多了起来。两个人低声细语，越说越投机，越说越热乎，等到办完申请手续，他俩已俨然成了一对老相识。
临分手时，白依娜依依不舍地对许中杰说：“我这个人最怕寂寞，在未出国前，咱们交个朋友吧，有事也好有个商量。”许中杰同样有此愿望，当下就点头答应了。
从此，许中杰和白依娜的确像一对好朋友，虽说两人的相貌相差甚远，但他俩是在摒弃异性肉欲相互吸引的基础上结成的感情，因此，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显得纯洁而自然。这些日子，白依娜经常约许中杰一起去打听出国审批结果，偶尔也一起去看看电影，逛逛公园。
这天下午，白依娜又给许中杰挂了个电话，让他立即赶到中山公园的八角凉亭，有要事相托。
许中杰放下电话，心里觉得奇怪，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呢？他顾不得多想，推出自行车飞身上了路。可是当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赶到约定地点，却不见白依娜的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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