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军来到之前是她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她的家里穷极了，父亲被厂里的老板解雇回家，不多久过日子的用费就靠卖家里的东西了，今天卖掉一把铜壶、明天卖掉两张椅子。大哥跟父亲顶嘴，被父亲一拴门杠打出了家门，后来有人看见大哥在上海捡垃圾。因为有病不出嫁的姑妈，靠给人家做针线糊口，挣几个钱回来，更让人感到那日子过得可怜。她的妈妈是在她还小的时候去世的，家里虽然还有奶奶和姑妈，但她一直觉得她就像旷野的一棵树木，是自己长大的。在她和奶奶、姑妈、父亲、哥哥之间，似乎都隔着一层东西，她好像不在乎有没有他们。她当然知道那都是她的亲人，可在她心里她仿佛早已离开了他们，她是要到一个好地方去的。后来，父亲的死，更让她对于自己的老家完全失望，她是一定要离开的，可以说是有一种要逃离的心情。
父亲死得奇特而令人羞耻。那是初冬的上半夜，她早已睡了，姑妈很急地把她叫醒，有一种恐惧使姑妈声音都变了，于是立即也使她感到了那种恐惧。她马上就穿衣起床，堂屋里站满了人，昏暗的豆油灯光下一大团凌乱的人影的黑暗包围住了她，“姑娘来了！”许多的人声嗡嗡的小心的从那黑暗中发出，好像都正等着她拿什么主意。
“宝根儿，你过来，跟姑娘说一遍！现在这家里，只有姑娘做主啦！”
这话未了，一个委琐得缩起来的人被推到了她的面前，是巷子里桂华的叔父，那是她四周所见的过多的穷人里特别穷、特别无能的一个，老婆因此而离开了他。
“宝叔，”她按平时的称呼叫他，“是什么事？”
她努力透过昏暗的灯光瞪住了宝根儿的眼睛，瞪得宝根儿往后退了一步。
“快说！把事情告诉姑娘！”别的人推着他。
宝根儿结结巴巴说出了事情的经过：她的父亲和宝根儿天擦黑时看见两个人把两包东西往墙角一扔就走了，他们去一看，是两套军衣，那两个人必定是驻本地六十三师的，不想再当兵了、逃回去。宝根儿说是她的父亲出的主意，穿上这两套军衣，到乡下去吓几个钱用用。他们就到僻静无人之地换了衣服，往东到了高家坝，那时天已全黑，村庄上也家家关门睡觉、没有灯光。他们拣了一个瓦屋人家去敲门，开门的竟是一个又高又大的壮汉，他们自己先就胆怯了一半。是她父亲胆大一些，狠声说道；“我们是六十三师的，弟兄们要借几个钱用用，快去拿来！”那人不慌不忙，问：“外面还有人吗？都请进来坐。”当时是宝根儿不该说了一句老实话：“没有别人了，就我们两个。”宝根儿以为这样说能快点拿到钱，不料她的父亲忽然就“哎呀”一声跌倒在地，是那壮汉挥拳动手了，黑暗中也没有看见拳头如何打出。宝根儿吓得拔腿就往门外逃走，他没有敢上路，也惦挂着她的父亲，就跑到田里去、趴在一条沟里，望着和听着。后来就隐约看见一团几个人影从那个人家出来，直奔南城河边，立即又走回。他又趴了一会儿，就到南城河边去看，看见了她的父亲直手直脚仰在那里，他一摸，已经没有气了。他背不动，只好一个人跑回来。
宝根儿所说的这一切，简直叫她不能相信，可是宝根儿正垂头丧气站在她面前，奶奶、姑妈正一边流泪、一边用手臂夹住了她，怕她支持不住似的，而邻居们也正一面受着恐惧的影响脸上变色、一面同情地看着她，宝根儿说的一切分明是真的！
父亲的惨死和死得这样荒唐，好像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她只觉得自己可悲，感到她根本不该生在这个人家、活在这个屋子里，是她陷入了丑恶的命运，她被荒谬、可耻、无聊的东西所包围。她应当冲出去，摆脱这一切。她流泪了，这泪水无声而下、为她自己而流，同时也是那四周的人需要看到的。事情该怎么办她已心中有数。
“先去把人弄回来。”她跺了一脚，放声大哭。
四周许多的人就把宝根儿推在前面，一窝蜂地去了；还有的人七手八脚把她家的大门卸下来，用长凳搁在堂屋里，那是准备停放尸体的了；几个邻居老大妈陪着她的奶奶、姑妈；桂华的母亲心中有愧似的、从自己家里拿来了米，在锅灶下烧火煮粥；好朋友素梅已经出嫁，桂华到无锡去了，在她身边陪着她的是桂华的大妹。
那一年她十八岁。父亲硬梆梆的被抬回家，身上又可耻又可笑地穿着宝根儿所说的军装，邻居们把那惹祸的军装剪破、扒下来、塞进了灶膛，用一块长长的白布从脸到脚遮盖了这个可怜的人，父亲的脸上仿佛有一丝自嘲的神情。
父亲既然是那样死的，也就没有人提出要去告官，她感到生生咽下了一口恶气。对那个打死她父亲的人家，她当然记下深仇；对宝根儿，她也记下大恨。那深仇她至少一时是难报、也许永远难报了，她对乡野以及整个世界感到从未有过的生疏和恐惧。但她对宝根儿的大恨却永远在心里升腾。也许到乡下去敲诈全是宝根儿的主意，却推到她的父亲头上，也许当时是宝根儿出卖了她的父亲；至于宝根儿丢下她的父亲，只顾自己逃命，却是无可掩盖的事实。再想想宝根儿的神情态度吧，不是很觉得对不起她家的吗？就连宝根的嫂子（桂华的母亲、她的奶奶的姨侄女儿、她的父亲的姨姐姐、她该称为姨姑妈的）不也对她家深深内疚着吗？不用说，是宝根儿使她的父亲遭此横祸，她恨宝根儿以至桂华的一家！
父亲棺材入土了，家中丧事已毕，巷子里恢复了以往的平静。人们看见她时，或者把目光回避开去，或者硬着头皮似的对她点个头、说句把话，或者只当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这些令她觉得多么可恨！那宝根儿是个光棍汉，也不住在巷子里，所以几乎在她眼前绝了迹，而桂华的一家，虽然跟她家似乎一切如常来往，但那不自然也是很显见的。她觉得她的一个单纯的时代被可恨又可怕地夺去了，她迅速地在成熟，她心里蓬勃生长出来的一切令她自己吃惊，但再也抹不去了。
她的奶奶作为姨妈向桂华的母亲提出了借屋子和院子的要求。桂华家的小小后院里有一间空着的小屋和一颗老杏树，小院里她和桂华、素梅从小的乐园。奶奶说借那间小屋堆放杂物，这样家里就可以腾出一间屋来让姑娘单睡。只要在她家的后墙上开个门，就可以进入桂华家的小院。桂华的母亲一口就答应了，这与其说是尊敬姨妈，不如说是因为宝根儿对她家闯下大祸。她家的后墙上果然就开了个小门，那间小屋果然就由她家去堆放了杂物。奶奶和姑妈似乎心里平了一些，但她却反而觉得一切更加可气，她心里连奶奶和姑妈也鄙视起来。
那个世界是她所不愿呆的，她要到一个好的世界去，她要逃离，她跟大军走了！
她回到老家是在八年之后，回来时她带着到本地来当局长的丈夫和两个孩子，她自己是调进本地档案馆当秘书。当年她随大军走后并没有走多远，她连江也没有过，一直留在长江北岸做后勤工作，距离老家其实只有五十多里路程，但她总的说来是经历了渡江战役。那以后她就一直留在当地县城里工作，嫁给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参加工作很早、资格很老的一个人，不过她很快发现她的丈夫为人老实、能力也不算强，后来自然地许多事情她做了主。把全家从那个县城调进老家，就是她的主张，为此她说服丈夫离开了他自己的故土。丈夫把她当作宝贝。
回到老家她就像衣锦荣归。巷子里的人们小的长大、老的更老，也有人不见有什么改变，但都一律是普通老百姓，不知为什么都忽然矮了似的。她想起她从前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不免觉得滑稽。她受到的不仅是尊敬，简直是敬畏、献媚。“小市民！小市民！”她心里否定着她从前混杂其中的这一群，高贵感不可抑止地油然而生。与其说她很快设计和确立了自己对外的形象，不如说是老家的巷子用它的目光把她看成了这样，她是新兴的、新鲜的、代表了新的文明、也代表了新的权势；老家的巷子又呆滞、又沉重、又灰暗，而她把巷子照亮了，她随身带来了灵动和生气；她还没有做出什么、但她的归来已经使巷子里以及街头巷尾的人家受到了她的恩惠；老少街民们都仰望着她，都知道说不定哪一天就要直接从她那里得到好处、受到帮助、甚至由她来给他们以一个好的前途；她是大度的，因为谁也不能跟她来争什么高低；她是谦和的，因为她用不着对谁傲慢；别人都似乎无形中背着什么负担，只有她是轻快的、满足的，因为天空、大地与城市虽然属于大家，这世界无疑是属于她的，而她的轻快与满足也就是阳光、就是雨露，给那无形中背着什么负担似的灰色、枯竭的人们以光明、以滋润。她将永远这样下去，永远处在这样愉快的地位，那是无可动摇无可怀疑的。她面色红润、明眸皓齿、光彩照人，而又雍容、端庄。她一出门就受到四处的仰望和问候，一路走进不远处的神圣庄严的机关大院里去。
大哥在上海成家立业，把姑妈接去照料家务。奶奶更老了一些，但为她烧饭、带孩子还能胜任。桂华的母亲立即就过来巴结她，那是最便当的，因为又算是她的姑妈，走过来又只有几步路。她的家务从此小半是奶奶做、大半倒由桂华的母亲做去了。那家务可也不简单：连奶奶在内全家五口人的吃饭、洗衣、缝补。孩子到底天真烂漫，喊桂华的母亲为“婆婆”，喊得既亲又热。在后来的日子里，她又生下两个孩子，从抱在手上到背起书包上学去，桂华的母亲就像一个真正的婆婆那样尽心尽力。不过她的心里对桂华的母亲从无感激，她只把那看作是对她家还债，原因就是她父亲的死，那笔债她觉得桂华一家永远也还不清。不过另一方面，桂华的母亲到她家来帮助做事，她心中的一块东西似乎在消失，她依着孩子的口气喊“婆婆”也喊得亲热、甚至真诚，她感动地想到她将来会以德报怨、会对桂华的弟妹们有所照应。随着岁月流逝，她和桂华这一家也确实是巷子里既最亲又最近的，她的孩子称桂华的弟妹们为“舅舅”和“姨娘”。她渐渐觉得过去的那个宿怨是太遥远了，在现实中已全无它的地位，也许她一辈子也不可能对桂华家报复什么，她也不想把祖上的这些陈事下传给孩子们。
由于桂华的母亲把小院中的小屋借给了她家，而奶奶当时就在后墙上开了小门通向小院，那小院就成为两家的了。她在外面的八年，两家相安无事，因为家中只有奶奶和姑妈，后来更只有奶奶，小院里连脚也不大去伸的。她回来之后，带着两个孩子，那小院就成了孩子的天地，就像她小时候跟素梅、桂华她们一样。家中地方自然嫌小，她就把小院里的小屋改成了厨房。后来她对桂华的母亲说：“婆婆，我这边烧饭，烟就刮到你家去，孩子又厌，脚一伸就钻到你家去，你不如把你那边的门封起来。”桂华的母亲不但一口答应，而且自己说那门反正开着也没有用、冬天也不暖和，不如封掉。桂华的父亲是个老实不问事的人，桂华在家的两个弟妹都正上学、不管闲事、也不懂家务，而当时两家人就像一家人，那边的院门就顺着她的心意愉愉快快地封起来了。站在她这边看，院子就完全成了她家的。奶奶站在院子里“嗯嗯”地把头直点。
她不知为什么无端仇恨那棵老杏树，虽然她吃过那上面很多的杏子。她早上起来把夜里大人小孩上满的尿桶倾倒在老杏树下，孩子们白天小便她叫他们冲着老杏树的根部浇去。没有几个月，老杏树就枯萎、息掉了那年年蓬勃一番的生命，再也不能抽叶、结果了。她让老杏树枯着竖在那里有一年，第二年就请来桂华家门对面素梅的做木匠的堂弟，让他带了锯子来锯倒了老杏树，并且锯成一段一段的木材，后来都由奶奶塞进了灶膛。素梅的堂弟说：“老杏树死了真可惜，巷子里春天没有杏花香了。”对此她只“哼”了一声，无可回答。桂华家的人一句话都没有说，好像也没有想到要说。她知道她欺负了他们的善良与糊涂，利用了他们对她的敬畏与幻想，但她觉得院子呀、杏树呀本也算不得什么事情，她似乎原是有权利这样做的。她的丈夫对她老家以及巷子里的一切都糊里糊涂，从来不曾有知道的兴趣，她也就永远让他糊涂下去，反正男人的本事也不在这上头。日子平静而欢乐地过了下去，桂华的母亲作为“婆婆”到她家来像佣人一样帮着做事，她有时到桂华家去坐一坐，接受着恭维与尊敬。
当年父亲死后，家里找出父亲的小照去描大了，那有两本书大的父亲的遗像就摆在堂屋里的柜子上。她带着全家从外面回来时，一眼见到的就是八年前告别了父亲的遗像：戴着瓜皮帽、脸极瘦，眼睛很大，有生着痨病喘不过气来的神情，那很大的眼睛也是病态的。她久久望着父亲，泪水直下。可怜的父亲没有能见到女儿衣锦荣归，没有能见到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父亲也没有能见到上海的儿子成家立业。父亲死得那样可怕、那样卑微，父亲的尸体停放在堂屋里的样子她重新想起，一切都活生生的了。当时她想过，一切都不能算是结束，她一定要为父亲，为她的父亲竟然那样地死去，做她该做的事情，她相信会有她出这一口气的时候。父亲的遗像她一直就让它原样摆在堂屋的柜子上，眼睛瞪着所有在他面前的人。她家里的大人、小孩，常到她家来坐坐的她和她丈夫的同事们，都熟悉和习惯了她家堂屋柜子上有她父亲的遗像。当然，所有的人都不知道她心里深埋着的一切。
桂华的叔父还活着，听说在街道小工厂里糊纸盒为生，当然仍是穷到极点的一个人，比起在旧社会全无着落稍好一点。有一回跟她在巷头上相遇，站下来讨好地向她请安；“大姑娘！”她几乎觉得是仇人相见，但眼前这团烂破布所包着的最多只能勉强称之为人，根本不足以让她报复什么，一阵失望之感让她一下子消融了信心，甚至动摇了父亲在她心中不知何时开始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为眼前的宝根儿正是同她的父亲厮混一起的。恍惚之间她以为宝根儿作为父辈中无能的一个是来向她讨几个零用钱的，就拿出一元钱递给了他，宝根儿喜出望外接了过去，连说：“大姑娘仁义！从小我就说过大姑娘将来发达！”她从恍惚中猛醒，忍着一股厌恶，脸上不觉露出一丝她自感也很复杂深奥的笑意，宝根儿知趣地点头哈腰而去。她望着他已经有些伛偻的寒伧身影，觉得这个人是用不着谁去动手的了。
宝根儿后来还活了十多年，在一个冬天的寒夜里悄悄死在他那破烂的小屋里，他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没有遗产。收拾死者以及送去火化，自然是作为兄嫂的桂华的父母负责，人们看到了最普通百姓的最寒酸的送葬，那是由桂华在家的三个弟妹组成的一个简单的队伍。宝根儿被装在火化厂的脚踏三轮柩车里运走，因为送葬人数太少，就用不着带柩斗的小客车了，可怜的宝根儿大约一生至死也没有坐过汽车。她也去向宝根儿的遗体作了告别，桂华的母亲拦着她，让她别去，她还是进了那肮脏的小屋，向死者鞠了一躬，仁义的光辉照亮了那里，桂华的父母向她连连还礼、感激不尽。她看着桂华的三个弟妹尽孝地捧着宝根儿的遗像、拿着一个花圈，尾随那脚踏三轮柩车而去。父亲的遗体躺着的样子和宝根儿的遗体躺着的样子交混起来，一时间那深埋心里的怨恨似已化去，父辈只是一团灰暗无光的阴影，里面空洞无物、连梦也没有一个，令人茫惚惆怅、感到索然无味。
父亲被打死的地方当年她没有去看，据说宝根儿后来也认不出是哪一户人家了，不过她心中已经形成了一幅图画：那是高家坝大约靠一条什么路边的一个瓦屋人家，站在那里当可以望见南城河，越过一片田野就能到达河边。回到老家之后，那幅图画在心中越来越清晰，那寒夜、那黑暗、那城河上幽微的波光、人影在田地上的匆忙走动、瓦屋人家的大门紧关了起来，到处再也没有一点声音，而父亲被撂在河边也许还有一丝气息，但就活活冻死了，那样寒冷、孤独、荒谬。一个人是这样死的！她的父亲是这样死的！想起来她还是觉得不能相信。
她到高家坝去暗暗观看过两回，路不止一条，瓦屋人家不止一户，都是旧瓦屋，她根本无法知道打死她父亲的是哪一家。南城河在高家坝西边，与村庄的确仅隔一片田野。不过能开了门走到南城河边去的人家又何止一个？她到河边去走了几个来回，她当然无法确定当时那些人是从哪里越过田野，把她父亲是撂在那一段河滩。她去暗暗侦探时，宝根儿还没有死，她也许可以拉着宝根一起去，让他努力回忆，可是她太知道宝根儿的无能和胆怯了，这使她没有那样做。她站在河边朝村庄望，站在村庄边上朝河上望，只感到扑朔迷离。她毫无收获地离开了那个令她头晕目眩的地方，她不但无从知道一切，而且知道即使展开调查，一切大约也调查不出。再说，解放前打死一个上门敲竹杠的国民党的兵痞，在解放后决不会被认为有罪，有的人还可以拿来夸耀呢。不过农民自有农民的头脑，他们决不会随便说出来。那件事像一片树叶没入泥潭，最终化为污泥，完全消失。
父亲的戴瓜皮帽的遗像尽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摆在堂屋的柜子上，往往使初来的客人总是吃上一惊，而屋子里也总是因此而有一股陈旧的阴暗的气息，但她不想撤去。对高家坝的深仇无可着落，也许永无着落，对宝根儿的大恨虽然宝根儿的嫂子是领了去的，但事已多年过去，宝根儿又死了，小院整个被她占过来了，那怨恨也似已化解到了无，又落空了，一切变成了一种遗憾，好像只有无可避免地忘记……
使她想不到的是：父亲尽管死得那样早，却因为那样的死，不但把一个无形的阴影永远地留在了她的心头，而且把一个有形的负担加在了她的身上！这样的一个父亲竟然在死后反而更密切地关联着她的命运。因为你既然向组织上提出了入党的要求，组织上就要对你的一切、首先是父亲的情况进行调查。该死的宝根儿的一家，是她的克星、地狱！那宝根儿的哥哥、也就是桂华的父亲，害死人的老实人啊，把她的父亲当年是如何死的毫无隐瞒与掩饰地说了出来，用他的老实断送了她的前程！本来，凭她经历过渡江战役、凭她解放前就有初中文化、凭她的能力，她是某种合适的人选，可是，因为她的父亲的问题，她连党也入不了，还谈得上什么合适人选呢？她过去填写登记表时，总是填写她的父亲是“城市贫民”，那么她的出身就几乎等于光荣的无产阶级，可是，经过那次调查，她父亲这个“城市贫民”就成了问题，穿着国民党兵士的衣服到乡下去敲诈勒索，被农民打死，这算什么无产阶级啊！前面至少得加上“流氓”二字！内部很快有人透露给了她，并且把那无可改变的影响也告诉了她，她真乃是手脚一时冰冷，感到一切都完了蛋。似乎化解消融已久的怨恨立即从心底深处翻腾上来，她恨死了宝根儿的这一家人，就连在外面看到类似的脸型，也厌恶之至。
她不但没有入到党，后来还被从档案馆秘书的位置上调离，到了行政科担任管理员，虽说还是在机关，也实惠了些，但不能不是一种下降。从那以后，她就僵在行政科管理员的位置上了，每天依然煞有介事的进出于机关大门，在百姓眼中仍是不同寻常，但她知道这不过是她的一个虚架子罢了，其实她心里哪里能舒畅？
孩子们不知世事，他们照样脚一跨就到“婆婆”家去了，因为他们总是被当作尊贵的小客人。不能说桂华的一家对待她不好，那种对她的永远的敬畏与幻想让她感到他们的可怜。
桂华的弟妹也常到她家来玩玩，亲亲热热称她的奶奶为“婆婆”。她的奶奶耳朵虽然很有些背了，但见到他们张嘴喊“婆婆”却似乎听得很清楚，愉快总是很愉快。两家就这样温情脉脉相处，不要说她的丈夫和孩子，连桂华一家也糊里糊涂，外面的人更哪里能看出？可是她却自有一本账在心里！
岁月不管一切照样流逝，眼看孩子们在渐渐长大。她考虑到了住房问题，考虑的结果是兵分两路：一是由丈夫跟公家弄一处住宅，二是在老家兴一点土木。她的孩子将来当然决不至于要靠老家这点房屋安身，而且房屋的权利至少还有她的哥哥一份。哥哥远在上海没有提出过这方面的要求，但那权利是不言而喻的。她并不想在老家打万年桩，如果哥哥就居住在家，她连瓦片也不会要走一块。她和丈夫两人能跟公家申请到足够的住房。她之所以想到在老家兴一点土木，是她忽然又一次想到了桂华家的小院。
那小院多年来无论站在什么角度看，都一目了然已经是她家的了。她的计划是把院中小屋拆掉，把她家朝着小院的后墙也拆掉，然后把她家的屋面披下来，一直披到只留一尺宽的滴水，这样，小院就到了她的屋顶下，给两个男孩搁两张床、摆两个书桌是不成问题的。她难道是为了占有人家的地方吗？不。她感到她吃进小院这件事做得有理，不为过分，她自有能够回答的言词。也许，只要桂华家站出来一干涉，把地契拿出来一亮，她就输理，可是她坚信事情的发展没有那样简单。这件事跟多少家务事一样，她照例不必跟丈夫说的。丈夫的脾气好到在她面前只有附和与微笑，使她不满的只是丈夫在外面其实也是这样，难怪资格那么老，官职却总是大不上去。
丈夫官职虽是大不上去，身为局长，在本地可也就是一个大官。别说是局长，就是她这个小小管理员，在巷子里外的百姓眼中，不也是非同寻常？只因为你是一个强大整体中的一员，你树大根深、枝叶繁茂！对付一般百姓，你能欺尽欺、能挤尽挤，他们很知利害，那忍耐的限度是很大的。桂华的父亲就正是这样的百姓。加上那层不算假的亲戚关系和两辈子以上的温情脉脉，凭着对她恒久的敬畏与幻想，谅他们不敢、也不好意思来跟她纠纷。
她越来越觉得把握性很大，但谨慎起见，她略微修改了她的计划，决定把她的这小小的工程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修建而不是拆掉小屋，但修建时却把本来独立的小屋与她的屋子连通起来；第二步是把他的屋面不与小屋相连的其余部分披下来，但也不是一直披到只留一尺滴水，而是留下一半距离，这样做显得不过分。这个有所修改的计划如果实现，小院也等于基本上吃进来了，留下的空地只占小院的四分之一，这四分之一作用很大，足够稳住桂华的父母暗中愤懑嘀咕的心。
招呼是用不着去打的，以免“吊咳生痰”，需要的是动作快、手脚干净。好在她是机关行政科的，平时认得建筑站的人，那些人也听她的话。于是，她的第一期工程开始了，那暗中准备的时间比动手的时间长。瓦匠头儿来观看了小屋，一共需要多少建筑材料，怎样迅速拆屋，如何快速建成并且与她的屋子通连起来，都有周密考虑与布置。有利的条件在于通向院子的门只有一个，而且在她家，所以翻建小屋是关在院子里进行的。头天晚上悄悄运进了砖瓦石灰黄泥、刨好的木材等等，第二天一早，三个瓦匠一个木匠和两个小工到了她家，早茶一吃，立即动手。小屋年深日久，又本是乱砖砌成，倾刻解决。她的屋墙也很快扒开，木匠加了一根檐梁，接长了椽子，瓦匠动手给小屋砌墙。到吃中饭的时候，小屋的三面墙已经到顶、三根屋梁也安放到位。两个瓦匠和两个小工休息吃饭，木匠给小屋钉椽；木匠的事情做好了瓦匠又接着上阵，给小屋铺汪砖、盖瓦，并且做好她的大屋与小屋相连处的檐口，使它滴水不进，有水就能流走。一天不到，第一期工程就大功告成，院里立起一个新的小屋，比原来的高大。她的房间里面有了一个更深的房间，那就是小屋。
一天下来，桂华家竟然无知无觉，她不由得暗暗倍增几分惭愧，但她将大大方方向桂华的母亲介绍她的新房间，并且从桂华母亲的嘴里得到夸赞，对此她胸有成竹。拆除下来的碎砖破瓦，也在晚上由建筑站的人悄悄运走，小院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对于她翻建小屋，老态龙钟了的奶奶没有任何反应，奶奶只是哼哼着喘着气、掇着脚忙饭忙菜、洗锅抹碗。奶奶是忘记了小屋的来历，还是有意装糊涂？她也不想去问了，总之她对奶奶很满意，她看出奶奶心里是高兴的。
几天过去，她没有像往常一样饭前饭后随便到桂华家去站一会或坐一会，桂华的母亲也没有像往常一样说过来就过来，气氛好像有点不对头。她暗暗等待着，如果桂华的母亲过来有所责问，她就推到奶奶头上去，说奶奶叫这样做的。奶奶又老又聋，又是桂华母亲的亲姨妈，真是一块合适的挡箭牌。使她心如一块石头落了地的是桂华的母亲面带笑容的过来了，过来之后还主动说：“我还不晓得，你又弄了一个房间啦？”她马上接过话头，说：“是呀，才弄好的，正要叫小花去喊婆婆过来看看呢。”小花是她的大女儿，奇怪的是越长越像桂华家的人，所以桂华一家老小特别喜欢小花。
这两句话一对，她明白一场干戈已化玉帛，她和桂华的母亲乐呵呵到里面去看她的新房间了，从桂华母亲嘴里，她得到了预期的对她的新房间的夸赞。她是强者，她是胜利的人。桂华的母亲是常来常往的人，平时来就来了、去就去了，不必招待，但那天奶奶却泡了一杯茶一直端进房间、颤巍巍朝桂华的母亲送来，桂华的母亲连忙接住，叫了一声：“啊呀老姨妈！”奶奶是听不见的，但知道了，对桂华的母亲说了一句：“孩子们都长大了。”就老态龙钟地转身而去。奶奶的话是打招呼的，意思是说她的四个孩子都长大了，屋子不够住，所以把那小屋翻建进来了，都是自家人，请不要计较。她惊讶地看到，高龄的奶奶什么都明白，一点也不糊涂。
报复怨恨变成了侵占屋地，把她自己倒弄糊涂了：她到底是为了什么？似乎那侵占的意图本来多少也有一点的，这让她脸上发烧，她努力把一切解释为正义性的，并且让自己上升和保持在在那正义性的高度，于是她感到自己继续拥有力量。
小院的二期工程不知怎么完成的就完成了，事后回顾，她的感觉就是如此，大约因为她对于桂华家会出来阻止，实际上心中无数，她被一股自己把握不住的盲动的力量所驱使。如果桂华的父亲拿着地契出来干涉，她一定哑口无言。可是这样的事情并未发生，一切安静如常，只是桂华的母亲又有几天没有露面。二期工程完成之后小院已不复存在，她的屋子又增加了一个小房间，长老杏树的地方到了她的屋顶下，长长披下去的屋面有如女人披在后面的长发。小院如她原先设想的留下四分之一的空地，那是她的大度，她的仁义、也是她的政策。
小院这样吃进之后，从她家大门入内往里走就有了一种深度，家里显得宽大、舒服得多。她虽身为女人，弄屋之事又实在太小，但她可以说体会到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式的心情。如果一家一户也像民族国家那样写史的话，她就是她家历史上开边拓境的一代英豪。她不由得特别地看了父亲的遗像一眼，仿佛和父亲有了一种目光的交流，父亲对她是知道的、赞许的。她真奇怪她对父亲不知何时而起的这种崇拜，她明知她的父亲并不高明，这个头戴瓜皮帽、病而又瘦的人不过是当时浑浑噩噩的人群中卑微无能的一个，可是，一想起父亲她就涌起无限深情。
桂华的母亲几天没有露面，到露面的时候是在巷子里指点着瓦匠弄屋：把小院朝着巷子的院墙拆掉了，把他们那边西房间的后墙也拆掉了，而后就砌墙，把她留下来的空地砌了进去，那边的房间就接了这么大出来，不是用她的披屋的方法，而是就像那小屋一样，有一个独立的小小的人字形屋顶。从此以后，她家和桂华家交界处就成了那种犬牙交错的奇形怪状。当时，奶奶糊涂而强悍起来，竟然走过去一屁股坐在桂华家砌到尺把多高的墙上不准往上再砌，而且听到她老人家在高声叫嚷。她不得不去看一看，正好就看到桂华的父亲拿着地契气得抖抖地杵在奶奶面前，指着她翻建过的小屋和披下的长长的屋面愤慨地说着什么，奶奶不理，只是不让。她只好走过去，把奶奶拉回家。桂华的父亲看见她，那她所不熟悉的愤怒的脸上竟忽然有了她所熟悉的畏怯，但她不敢再去欺负这畏怯、至少当时不宜。她回首又远远看了一眼，就躲进家里不再出去。她第一次有些胆怯。
那以后好长时间两家几乎绝了来往，她也不让孩子到桂华家去玩。“我到婆婆家”，孩子一条腿已经伸在外面。“什么婆婆，又不是真的！”她说。于是孩子的脑袋耷了下来，把腿缩回。
她感觉得出巷子内外的邻居百姓都认为她不是，从相迎的笑脸上她看出冷淡，从敬畏的神情下她看出疏远，从老实的外表下她看出鄙夷。但她不必做解释。她所做的一切，那理由是别人不知道的。总有一天，她要朝着老家的这条巷子，把桂华家是如何地对不起她，让人们听到！她不是不讲道理，她其实饱含满肚子委屈……
她那翻建的小屋朝西开了一扇小窗，奶奶以后就常站在那小窗前朝外面望着，她奇怪奶奶在那里望什么，就走过去看，奶奶见她来了，就用手指朝外面戳戳，她顺着奶奶指戳的方向望去，那是桂华家在她留下的空地上砌的屋子，竖立在她的披下去的屋面之上。她把奶奶拉开，朝奶奶摇摇手，意思是叫奶奶别管这些事了，但奶奶一有空还是站到那里去那样地望着。奶奶肥重而气喘，固执站立那里的样子，似有一种未竟之志。奶奶是糊涂了，反以为桂华家侵占了小院的地方？还是对于桂华家那接出来的小屋居高临下之势感到不满？或者是认为本不该让桂华家砌成那屋，所以心中总是不服？她觉得也不必去问奶奶了，只是奶奶那苍老、专注、志犹未竟的形象令她心疼。
不久之后奶奶就死了。奶奶死的时候艰难地喘气，眼睛上了粘膜却睁得很大。她在一旁望着奶奶，感到奶奶最大的不幸也就是唯一的儿子死得那样早、那样惨、丢人和窝囊。可怜的老人忍受丧子之痛硬挺了几十年。桂华的母亲过来了，喊着“姨妈”，奶奶的眼睛里竟然涌出了泪水。桂华的妈妈替奶奶揩着那泪水，说：“她听见我了，她听见我了。”她想着：人为什么这样又怨恨又扯不开地在一起呢？这大概是改不了的吧？所以软弱不如凶狠、力大的为王，天经地义。
奶奶的死使得两家的关系缓解、和好了一些，后来竟渐渐似乎回到了以往最好的时光。桂华的一个妹妹的对象竟然是她介绍的，而且成功了；她的大女儿小花出嫁时，竟然是桂华的妈妈去动手铺床，因为既是“婆婆”、又是夫妻双全、子女繁多的有福之人。
岁月仍是那样不管一切照样流逝，把皱纹暗暗刻上她的眼角、额头、面颊，把奶奶式的肥胖不知不觉加在她的身上。生活对她来说是忧喜参半：大女儿给她生了外孙，二女儿也已出嫁；大儿子在某海军机关工作，儿媳的父亲是海军离休高干；小儿子没有远去，高中毕业后在本地就业，被她三调两调，进了一个吃香的公司，也在谈对象了；丈夫已经离休，她也是离休。不幸是她不得不肚皮上吃了一刀，因为里面发现了可怕的东西。她的住房是阔绰有余的；大女儿、二女儿住的都是中户宿舍楼，她和丈夫住的是机关的宿舍楼，大户，位置上与大女儿靠近，都在本县风景绿化区；小儿子如果结婚，在公司拿一套住房是不成问题的。至于老家的房子，是空得很了，在小儿子结婚之前暂由小儿子住，她和丈夫一般也在这边吃饭。
桂华家就那几间又破又小的老屋，拥挤着桂华的大弟、二弟两个小家庭。桂华的父母还活着，真是“儿孙满堂”，可惜进了那个家就充分体会到人口的密集、连屁股也转不过来，她看着也觉得可怜。有什么办法呢？当年桂华如果不是跑到无锡，而是像她跟大军而去，也许桂华一家后来就会大为不同。看看吧，仅仅就是一个人的不同，一切就都不同了，影响也许是几十年、上百年，让她感到多么后怕、颤栗啊。但她并非侥幸，她相信是她命硬。她不是从小就意识到她将超过她们的吗？大半辈子下来了，已经得到了证明，无可改变了。
老百姓的生命力有如野草，哪怕火烧、锹铲之后，不知不觉之中它又会自自然然生长、繁盛。社会才安定了十多年，就随处可见人们在把旧屋翻成新屋，实现一些新的居住要求。老家的巷子里也是这样，桂华家对门的素梅从南乡柴墟回来，给儿子弄屋；接着便是素梅的做木匠的堂弟也把百年老屋翻成了水泥平顶的高高的新屋，都打下了楼房的地基，只要公家有关政策一许可，他们就都要在平顶上竖起楼来。那些新屋砌得那样高，都是违反有关规定的，但只要没有人到城建管理部门去告状，又找到个把熟人暗中做主，一切也就过去了。这些行情她当然知道。桂华家南边与东边的、人家，也都把旧屋拆了，建成了新屋，东边的一家而且建得特别高，平顶就是晒台，花花绿绿的衣服在桂华一家人头飘荡，连桂华家吃的大米饭还是小米饭都看得清清楚楚。桂华家的屋子处在三面高房大屋包围之下，局促、低矮而寒伧，只有北面与她家接邻，相对还说得过去。她的屋子虽然也显得很差了，但她不在乎，她全家都不靠老家这屋子居住。
于是桂华家也想弄屋了，但弄屋必须有四邻签字同意，管理部门才能给予执照。桂华的母亲在老家找不到她，竟然叫了三轮车摸到她的宿舍楼上来了，还带了二斤水果。一提到房子她就明白了一切，她的头脑中出现了未来的景象：桂华家那边翻建成了高高的新屋，她这边的房屋就相形破旧、矮小，阳光全被遮断，如果是打下楼房地基有朝一日竖起楼层，情况对于她就会更糟。随之，历史的问题从心底翻腾上来，任何时候，她都是要压住桂华家那边的呀，否则，她就等于忘记了自己、不是自己了。一切在她的头脑重新显现，复仇的蛇从深处缓慢而坚定地行来，它老成和有把握得多了，它捕捉住了这个也许是最后的时机……她满口答应，让桂华的母亲又感激又欢喜而去，但她马上就到了城建管理部门。她只说她南边的一家要弄屋，不管是弄成新式平顶，还是老式人字形屋顶，请按规定控制其高度。她在那里当然可以找到人头，一切心领神会。
那以后，桂华家弄屋就成了一场悲剧。从打基础开始，不停地有城建警察骑了摩托车来检查。不准打下楼房地基，不准超过规定高度，也不准弄成平顶。为什么旁边的都弄了，不准我们弄？旁边的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我们以后会有处理的，发现了的就不准。桂华家不得不停了工，停工自然是为了找到熟人，打通城建部门的关系，也为了不服气。于是，猜到了背后是她在阻拦。可是她躲在她的宿舍楼里，有时又到她的两个女儿家去，老家门上一把锁，让桂华家的人找不着她。
桂华的母亲叫了三轮车到了她的大女儿小花那里，坐在那里不走，一定要见到她。接到小花的电话后，她不得不去了，桂华的母亲扑咚一声朝她跪下，说：“姑娘，天大的仇你让我把屋弄起来！”她也感到惊心动魄，因为那是八十岁的人了。她想出了一个转弯的、也是脱身的方法，提出桂华家把那接出来的小屋让掉，她就帮助到城建部门去找熟人，让他们把屋子建到跟对门和东边一样的高度。桂华的母亲呆了半天，说：“姑娘，你不是不晓得，我家让给你的地方不小啦，你怎么在这种时候，为这点地方跟我撬住呢？”她心中不免吃惊和惭愧，因为不但她要“报仇”，桂华的母亲心里明白，她几十年来慢慢吃掉了那小院小屋，桂华的母亲心里也明白，但从来都忍着没有说一个字，而这时是都一语给她道破了，这里面有一种胸怀和力量，有一种压抑已久的愤慨。
但桂华的母亲还是只好带着她的要求回去了。时间过去好几天，来说情的人一个又一个，最后竟连素梅也请来了！素梅对她说：“你看雨水又下来了，风又刮起来了，天也一天冷似一天，桂华家现在旧屋拆掉，新屋未成，一家人住的地方、遮风蔽雨之处也没有，老俩口都躺下来了，浪掉多少工、破财是小事，弄得不好是两条人命啊！是你的姨姑妈呀！你要那点地方做什么？你又不差那点地方，高抬贵手吧，老百姓不容易！”
对于素梅说的她不置可否，她说出了她的委屈、她的痛苦、她的怨恨；她的父亲是如何死的，她的入党、提拔是怎样不成的。她流出了眼泪，为她的父亲、为她自己。
她没有让步，提出了又一个处理办法：如果桂华家不让出那小块地方，就只有原拆原砌、不可能升高一寸！素梅叹了一口气走了，这是最后一名说客。
桂华家那边的屋在城建警察的监视下砌起来了，砌成了原来的样子，只是旧屋变成了新屋而已。那接出在后面的小屋照样接出，示威似的竖在那里、凌驾在她那披下来的长长的屋面之上。
她不知道怨恨会不会倒过头来结下去，有朝一日加害于她的子孙，但她不管那些了。她已经痛痛快快报复了她的怨恨，她满身轻松、舒畅，好像看到奶奶在对她竖大拇指。老家的巷子从此以后她是不想去了，小儿子也不一定要住在那里，那里以后可以卖掉。她是新人，她的一家都是新人，新的生活是属于她，属于她的儿孙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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