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我拿去吧！今生今世、来生来世，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是你的人！”
桂华抓住喜元的手伸进自己的棉袄里、一下子按在她的胸脯上。桂华得到了喜元、喜元得到了桂华，那对于他们是禁果初尝，又羞又慌、惊心动魄。他们躺在枯草丛中互相紧紧地抱着，暂时把一切都丢开了，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他们二人。风声在上、波涛声在下，他们躲着的那一小块地方又安静又温暖，几乎可以算是他们临时的一个小家了，世界也好像忘记了他们。
又是一番分别的话语，又是一番千恩万爱的倾诉，又是一番抱吻，又是一番互相的得到。他们复又搂抱着静静地躺着，但一会儿就不约而同地坐了起来。到了他们真正分手的时候了，遥遥无期的、也许是永久的分别！
“不要想我了，一定要逃出去！”
“接到我的信，一定要来找我，我等着你！”
互相叮嘱了这两句之后，他们走出树林，四野一团漆黑。走了一段路，到了进入街口的地方，桂华在前面，喜元在后面，前面的想着后面的，后面的望着前面的，这样拉开地走着，虽然夜晚的街上早已无人，但他们不敢互相走近。终于就这样到了必须分别的路口，桂华回头望了一眼，就转向了另一条小街，而喜元也拐进了回自己家去的巷口。那年，桂华十八岁、喜元二十岁。
“啊呀姑娘，你到哪里去的？晚饭还没有吃吧？快吃晚饭！”看得出来，她的妈妈、父亲和弟妹刚才都在外面找她。母亲的目光中分明透出已经知道她会谁去了，但母亲也分明已经不想再说她，大约即使她和喜元趁着这一晚做了什么，也不管她了，因为反正明天一早她就要逃出去。那天她分外镇静，一句话也不再多说，早早地睡了，她要独自一人好好想她自己、也把喜元在心中想个够。
那样的夜空、那样寒星、那样的野树林、那样的枯草丛、那样的西北风、那样的波涛声，那样的宁静与温暖、紧张与大胆、依恋与激动，永远永远印在她的心上了，柔美、芬芳、朦胧，一幅灵动的图画、一眼隐秘的甘泉，永远给她生命、给她向往，她的青春就在那里永驻，她的灵魂就在那里安息。
平生她最恨两个人，一个是她的母亲，一个是国民党公安局的那个科长。
不肯她和喜元好、使喜元家里也不愿来提亲的，就是她的母亲。
“喜元家跟我们家一样穷，怎么能嫁到那里去？”这就是母亲唯一的和全部的理由。
“我不怕他家穷，我就是要过这样的穷日子！”她回答母亲的是这句话。
但是，她当然嫁不过去，她总不能自己跑到喜元家去吧？（为什么不能呢？几十年之后她却这样问自己了。）母亲就不想一想她从小就跟喜元在一起玩，她在喜元家玩大、喜元也在她家玩大，她的家早已是喜元的家、喜元的家也早已是她的家。喜元家的气息她都熟透了，鼻子一闻到就醉人！母亲也不看喜元是这样地好，又有志气又文雅，白白净净、清清秀秀，字写得好、二胡拉得到。虽然喜元从十几岁就凭着一把二胡跟着他的父亲在外面混饭吃，但喜元想做的是医生，一有空就在家里看医书，早就能给人针灸了，还会给人开方子。喜元说他再过几年就敢挂牌行医，说他一定要成为一个名医。她非常相信，喜元想做到的事情，一定能做到。但她当然不是想嫁给一个未来的名医，她是从心眼儿里爱喜元，感到把自己给喜元最称心、最值得、最没有遗憾，哪怕喜元就凭一把二胡过日子也行。她要的就是喜元这个人，别的她都不问！看到喜元，她就觉得她有了一切，更不用说如果她成了喜元的人了！可是，她的母亲却不肯！
“这么大的人了，喜元家里少去玩啦！我们两家不会做亲的，家里不会把你给喜元。”母亲对她板起脸。
“你想拿我做什么？换金子、换银子吗？你以为你的女儿能大富大贵吗？你没有这个命，我也没有这个命！”她对母亲大吵大闹。她看出母亲已经有点怕她，但母亲不想让她。
喜元是多么聪明的人，早就感觉到她的母亲的不好的意思，所以也不到她家来玩了。她就天天到喜元家去。只要喜元在家，她就陪着他，就像已经是他的老婆似的。
喜元的妈妈早就死了，喜元的父亲是个古板之人，对她说：“姑娘，你是从小在这里玩的，你大了，我也不好赶你走。你是个好姑娘，我就当你是喜元的妹妹，喜元是你的哥哥。虽说你们气息相投，但不要过界限，我就放心了。我跟你的父亲是几十年的交情，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番话的含义她明白，她格外尊敬喜元的父亲，回答说：“我懂、我晓得。”喜元的父亲叹了一口气，从他们身边离去。这声叹息叹进了他们的心里，好半天喜元都默默无言。那天，喜元后来拉了一段很哀怨的二胡，她心里好难过地回了家。
鬼才晓得那个科长怎样看上了桂华！巷子里差不多大的姑娘素梅、桂华和李兰，就像三朵鲜花飘来飘去，有时是单独一朵、有时是两朵，有时三朵鲜花一齐出现，惹眼是多少有点，但从来也没有惹什么事。要比好看，李兰一双眼睛又圆又大、圆脸蛋，尖尖的翘鼻子，甜蜜可爱，算是好看；素梅高贵模样，气质不凡，清俊冷艳，也算好看；桂华比不上她们两个，桂华只是平常的瓜子脸儿、一双长长的眼睛，看上去有三分温柔，其实倒有七分泼辣。但那个科长却就托了媒人到桂华家来了。当到科长还没娶老婆这在当时是不多的。媒人带着几件金首饰来，说科长经历非凡，从前在外面闯过世界，手里有不少金子，桂华嫁过去就过一辈子好日子，科长是真心实意，看上的就是桂华温柔可靠、还有那几分泼辣劲儿。
桂华家怎样不留下金首饰也不行，媒人说科长吩咐的，三天以后听回答，如果不成再收回金首饰不迟。公安局离桂华家的巷子不远，媒人就是公安局旁边剃头店里的老板娘，平时都是认得的人。
“我说这亲能做，你们家如果不想求更高的，就答应了吧！都是一条街上的人，我说话如果有虚头，剃头店门口尽你们骂！”
老板娘的话也许真实、可信、并不过头，只可惜一是找错了人家，二是桂华心中有人。桂华家平民百姓，又怕官又怕事，父母听说求婚的是公安局科长，魂就吓掉了一半，认为怎么也不能让女儿掉进这个火坑。
桂华是在天井南边的下屋里看到剃头店老板娘的，心中疑惑。老板娘走后，父亲被母亲叫进房间，又是好长一阵，她更疑惑。母亲走过来把事情告诉了她，当时她真是魂飞魄散。两块斜方形的阳光一半落在窗口书桌上、一半落在地上，一时血红而涌动起来，好像就要把她吸进去，她“哇”一声抱住了母亲。
她哭起来了，满脑子里都是喜元，还有她和喜元在一起。就在前一天的下午，她还在喜元家里喜元讲解经络穴位给她听，那又认真又头头是道的可爱样子活生生就在眼前；她听不懂、也记不得喜元讲的那些，她看着他，听着他说话，就无比满足、幸福，她是恨不得偎进喜元的怀里去的，只不过有不可触犯的东西挡着，不好由着情意来。她下午没事总要到喜元家里去看一下的，喜元没事也总是在家里等着她，按理这天也不例外，但她是一点主意也没有了，好像喜元那里已经去不得了。多么可恨啊，杀千刀的公安局科长！
“我宁可死！宁可死！”
“别说死！别说死！”
母女两个一时抱着、扭着，痛苦万状。桂华忽然松开手，站到地上，环睁了那本来长长的眼睛，对她母亲发起火来：“都是你嫌人家穷！好了，现在金子来了，你拿出一个女儿去出嫁吧！公安局拿铐子来我也不去，我一头撞死在巷子里！”她冲出房间，走过天井，到自己的房间去了，扑在床上哭、哭！
桂华的父母把办法想出来了，打船票把桂华送到无锡姨妈那里去以躲过此祸，本地公安局的科长大约还管不到无锡去！对剃头店老板娘就说桂华这丫头不学好，自己在外面有人，听到家里要她出嫁，就跑掉了。桂华呆了半天，心中只是舍不下喜元，忽然大胆说道：“那就叫喜元跟我一起去吧！我们两个在无锡捡垃圾也要过下去！”母亲的眼睛睁得有铜铃大，“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姑娘，你先逃出去要紧，不要连累人家！”
“说定了，我非喜元不嫁！”她的眼睛瞪着她母亲的眼睛。
“好的，我晓得了。”母亲咽下那种吃惊，答应了桂华。
桂华的父亲悄悄出门打船票去了，桂华也急忙去会喜元。
那一夜桂华在床上睡着但一刻也没有入眠。她的手里有一条银索子，那是喜元在晚上分别时给她的，不用说，这条银索子既作为他们过去相好的纪念，又作为他们互许未来的信物。银索子握在她的手里，手握在胸口，她所在屋子、外面的巷子、所有的人都不存在了，四周上下是虚静的茫茫无际的黑暗充天塞地，有如海水，其中婴儿一样孤独地悬浮蜷缩着她，胸口的手心里握着的银索子就是她的生命，靠着这个生命，她将坚韧等待到那茫茫无际的海水般的黑暗退去，人间一片光明、无限自由，那时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她、阻拦她，她和喜元将如愿以偿。她看过一出古戏，那古戏上一对情人苦尽甜来，他们就有一件信物，寄托思念、保证未来。喜元给她的这条银索子，她心里发誓永不丢失。
于是，那一年的那个早晨，天还没亮，桂华和母亲一起乘上了开往无锡的轮船。桂华相信，喜元一定是远远跟着她、为她送行的。走过跳板跨上船头时，桂华回首望过，只是码头上一切仍然在未退去的最后的夜色与灰蒙蒙的雾气中，她无法看清。轮船发出的汽笛声和轰轰的机器声以及开动的感觉把她的心往下一拉，她便哭了，那时她心中出现了未尽的夜色和雾气中的码头，喜元就孤零而胆怯地站在码头上，望着轮船在黝暗的河面上开去，她相信那是真的。
当渡江大军把红旗插上无锡城头，她正度过最初苦等的两年。那两年她帮着姨妈姨夫带孩子、运水果、卖水果。她偷空儿给喜元写信，把姨妈的住址告诉他、叫他来。头两封信都石沉大海，那日子她是一天一天算着捱过来的。第三封信里她夹寄了拾块钱在里面，给喜元做路费。她说到无锡来可以跟姨夫一样做水果生意，那是很简单的，她已经熟悉了。找个人家租一间屋子他们就可以安下身来，姨夫姨妈的屋子也是租的。她还说她已经跟姨妈把他们的事情说了，姨妈说你自己拿主意就行，姨妈显然比较宽容，也许母亲送她到无锡时已经把什么都告诉了姨妈。但第三封信仍然石沉大海。虽然只是一江之隔，她却不敢回家，姨夫姨妈也没有空到江北去。她的事情李兰知道一些，第四封信她就写给李兰，可是等了一个月，还是没有回信，多么使她奇怪！第五封信她就写给素梅，那是寄往南乡柴墟的，不知道素梅能否收到。大约一个月又过去了，她以为又没有了希望，素梅的回信却来了，告诉她：李兰跟大军走了，喜元也跟大军走了，走到哪里去她无法知道。
她拿着素梅的回信失魂落魄、泪水无声而下！当时她在江南，做的事情不过带孩子、烧饭、卖水果，她不知道素梅说的大军是什么大军，但李兰、喜元愿意跟了去的，就不会不好。喜元是从她的世界里走出，到别的一个显然又大又好的世界去了；喜元没有带她去，喜元是把她丢了。
无锡解放了。她看见了素梅说的大军。她有空就到有大军的地方看，想看到大军里面有一个喜元。看啊看，看酸了眼。她写信让家中的妹妹到喜元家去打听，喜元的父亲说喜元没有信到家，不知道喜元随军到哪个省去了。妹妹的回信中说喜元的父亲很冷淡，她看信到此，心就像掉进了冰水里。不久之后的一天下午，她对着屋里的姨妈叫了一声就丢下水果摊跟着一个大军走，那人的后影很像喜元，跟啊跟，她跑过去，跑到那人前面，掉头看是不是喜元，结果她在那个大军诧异的目光下掩面而逃，人家哪里是喜元啊，她简直是疯了！她跑回姨妈屋中大哭一场，可怕地感到一切都好像过去了。那时她想起那条银索子，回想她和喜元分别的那一个黄昏和夜晚，但好像觉得太遥远了，像一个老早的梦。她不甘心这遥远，于是把银索子从她的小衣箱底拿出来，握在手心，捂在脸上，一切都近了，近得如在昨日，一团火又在心里红起来、亮起来，她相信喜元会来找她的！看着无锡的大军同志和工作同志，她想象喜元也会这样受人尊敬地、高贵地回家的，一回家就会到巷子里打听她，她的妹妹乃至她的母亲就会把她的下落告诉他，他就会到无锡的这个水果摊上找她了，那将是多么令她心醉的见面啊！只要想一想心就已经碎了一回。于是她和喜元就像古戏里的人们那样团圆，幸福极了。
姨妈问她是不是想回家看看？本来，妹妹那封信顺便提到过，说国民党公安局的那个科长已经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刑坐牢去了，她回家看看该是不怕什么的，但她却怕万一她前脚回家探看，后脚喜元到无锡找她，那不把她急死！所以她不想离开姨妈家，她抱定这个死脑筋，要在姨妈家中等出一个喜元来！
就在那时，她的母亲到无锡来了，母亲和她说：那个科长被抓去坐牢了，当时如果不把你送到无锡、落到这个人手里，不是完了吗？剃头店老板娘现在恨不得打自己的嘴巴子！母亲这番话不过是个开场白，底下对她说的就是叫她在无锡嫁人，那理由天经地义。
母亲，加上姨妈，当时竟把她的心说活了，感到自己对不起这些上人似的，而喜元又是那样遥远、渺茫。“我再等他一年！”她咬牙说出了这句话，同时感到自己在下沉。“半年！你只要再等他半年就够了。他如果是还有心的，这半年他总该来找你，老家又没有搬，他也该打个信来查点你。半年里再没有，说明他不会来了。”她找不出反对的理由，想到如果那样，她只有哭，命运开始从她手里滑去，一头在喜元手里，一头到了母亲和姨妈手里。
“喜元，你快来吧！”
她如果能发出一种直播云天，按她的意愿传得很远的声音，让喜元无论在哪里都能听到，该是多好啊！无锡的天空高高的，面的行人与车辆闹闹的，母亲和姨妈这两个亲人的面孔一时变得生生的，她多么孤独无力啊。她体会到了，她认识世界的复杂性不是从那个科长开始，而是从妈妈叫她嫁人开始。这段历史回顾起来，她总是很难让自己不恨她的母亲。母亲如今高寿，姨妈早已故世。正是姨妈在生前大约五年把她领进无锡惠山面前的一间屋子里，决定了她的终身，让她和一个叫做陈大福的厦门人做了夫妻。
她的耐性正好够她等到众宾散去，接着她就同陈大福打起架来。陈大福把她摁到床上，她一脚把陈大福蹬下床去。她不叫不喊，心里想起她怎样在那个夜晚把自己给了喜元。陈大福从地上爬起，问她：“你有什么话，说！”她说：“要我做夫妻，可以，但要等我两个月！”她觉得自己有预感，两个月里喜元一定会找来。
“两个月后怎么样？！”
“我心里有个人，两个月里他不来，我就是你的。”
“行，好样的！”
就这样，陈大福让了她两个月，她给他烧饭、洗衣，但不是他的人。屋子里没有另外安睡之处，他们同卧一床，陈大福不但从不碰她，还尽量让着她。后来她之所以从了陈大福，也因为她对大福这两个月既感激又佩服。那两个月留给她的是性命交关之感，她尽了她的努力。她写了密信给江北的妹妹，把实情相告，让妹妹想方设法打听喜元。她在家时总是敞开着门，在门口做事，好让所有过路的人都看到她。她出外买菜、下河边洗衣，眼睛没有放过一个行走的男人。她等啊、盼啊，希望奇迹出现，有时也以为奇迹出现了，但终于不是。日子一天天地近了，陈大福也甚至默默为她焦急。她感到泪流完了，她的心被煎熬着，她的眼睛干热、布满血丝。她提起最后的力量在最后一天等待到夜里十二点，门敝着、灯亮着。深夜一点了，她还不肯上床睡觉，她无力地伏在桌上。
“我让你回去。”陈大福诚恳地对她说。
她望着大福，知道一个工人娶个老婆也不容易。她对大福真同情，她感到大福这人真好。她摇摇头，自己去关上了大门。
后来，她在有两个孩子之后才回江北老家探亲，同喜元遇到了，喜元手上搀着一个小孩，显然就是喜元的孩子。他们彼此几乎是仇恨地对面站着，她一句话也不说，就要走开。喜元叫住了她：
“是你先结婚的！”
“别说了！”她叫了起来。
“你刚结婚时，我去看过你，你正同你丈夫一起吃中饭，门开着，我看得很清楚，我走开去了。”
她呆了，但她说不出话。
“我的父亲告诉我：你结婚了，我马上就追到无锡，要亲眼证实这件事。”
“你父亲怎么知道？”
“我父亲是个细心人、有心人。”
“该应！该应！该我命苦！”她跺了一脚就蹲了下去，蒙住了脸。
“怎么？怎么？”
“怎么？！你当时就不能进我屋里去说一句话吗？当时我丈夫让我再等你两个月，所以我总是把大门敞开着……”
喜元不说话了，也蹲了下去，抱住了头。
那一年，他们在城墙下又相会了一晚。城墙一带那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荒野。还是冬夜的寒星，还是西北风，还是护城河的波涛声、还是在枯草丛中。可是，一切、一切都不同了，他们尝到了酸涩的滋味，他们是失败的人。
“是我不好……”
“不，不怪你，你尽了努力……”
“我真恨我妈……”
“唉，做妈妈的都是这样……”
他们相抱在一起，徒然地想借着依然的荒野在心中呼唤昔日的感觉，但过去已经过去，在时光里流失了，再也不能原样原味地抓住，这刺激了他们，既让他们羞愧，又让他们发疯，爱还是爱，但一切确实不同了，找不回来了。西北风在树林上面呼呼吹过，也在城墙上、护城河的河面上呼呼吹过，她咬紧了喜元的一片嘴唇，心中痛苦欲哭。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两团纯净鲜亮的火，他们变成了两团邪火在黑夜中在荒野上在西北风里燃烧、纠缠，恨不得化为灰烬。
他们又面临分别，她到无锡，而喜元到厦门（真巧！偏偏陈大福到了无锡，而喜元到了厦门，他们为什么不对换一下呢？陈大福恰恰是厦门人啊。真是作孽，你这老天！）。他们不免心跳地约定：就这样互相爱到底，不信他们没有成为夫妻的一天。她的心痉挛了好久；因为她对丈夫是背叛的、不忠的、狠心的了，并且她让喜元也成了这样的人，可是，一切又都这样自然！
喜元答应建立通信联系，每月一封，都寄到对方工作单位。这每月一封的通信，就成了桂华精神寄托，信中他们彼此以兄妹相称。每次写信都很详细，几年下来，他们彼此家中大人小孩的情况、工作上的大小事情，都相互了如指掌。那些信，桂华没有拿回家，包扎着锁在她自己的工作柜里。
在家庭中，陈大福是看桂华脸色过日子的人，好多年过去，他都没有敢问：结婚那时挂华要等两个月的是个什么人？直到大孩子已经十五岁，而陈大福身患重病卧床不起，才问桂华：“你以前要找的人找到了吗？”桂华心里吓了一跳，想朝大福发火，但看到大福黑瘦凹陷的脸上那双眼睛里露出的是特别的善良和同情，她的火没有发得出来，并且觉得应当告诉大福了：“那是我的同学，上次到江北去，遇到了，在厦门工作，做医生，以前是随军南下的。”大福叹了一口气，说：“叫他有空到无锡来玩玩啊！”她心里一阵悲哀，是为大福的，大福这人真是太好了。
不多久之后大福就死了。她哭得好伤心，她哭得真复杂。她拉起白布遮起了大福那死后更加黑瘦凹陷的脸。
送走了大福，她坐在空了半边似的家中，忽然想起她跟喜元约定要做夫妻的话，不禁心中狂跳起来，她简直有些害怕了，好像大福是她咒死的，一阵内疚，她感到对不起大福，可是这内疚不过成了一种有益的压抑，以免自己因为心中的那种狂喜而窒息。她恨不得马上就出发到厦门去跟喜元相会，但无论如何也得等大福的“六七”过去，这也是为了不要把不吉利的东西带到喜元身上去。多么可怕的一片私心啊，她想她也许太坏了，可是她又错在哪里呢？她没有错。
信是一定要写的，她把丈夫的去世告诉了喜元。从寄出这信的一天起，到厦门去一趟就成了她心中唯一惦挂着的事情，她把她将怎样到喜元家去，怎样见喜元的老婆，想了无数遍。不过，当她到了厦门之后，她却没有能到喜元家里去，因为喜元感到不妥，她也觉得那不是随便好去的了。她和喜元只好找了个公园坐着歇了半天，吃了些水果；晚上就在街头小吃，而后跟着喜元在偏静之处散步。喜元请了两天假，陪她游玩厦门。她知道，这其实已经不容易。两天过去了，晚上在夜幕下的爱情也过去了，不可能老是在厦门住下去，她得回无锡。她多么抑郁啊，来时有多少希望，去时就有多少失望，却又没有任何可以责怪喜元的，她总不能咒喜元的老婆去死吧？可是她赶到厦门去又是为何的呢？她自己也回答不出了。列车启动，车轮一下一下的翻滚，把她带出厦门。她恐惧地感到了今后的生活对于她是不可知的。在厦门的星空下她又对喜元说了“我等着你”的话，说着时就忽然想起多少年前这话曾经说过，她感到的不仅是无力，简直还有虚伪了，可她真是说的真话啊！
“你等着我，我怎么办呢？”喜元很不安地问。
“不要你怎样办，只要你想着我、有空到无锡来看我就行了。”她回答得又宽厚又明确，带着心甘情愿的态度，可同时她已感觉到一种不由她做主的力量，她在心里抵抗着、也畏惧着。
“好吧。”喜元的回答是愧疚的，也似乎不能相信能长久那样下去，但他努力相信着。
列车向北方奔驰，把她带回无锡。现实的家离她越来越近，心上的人喜元离她越来越远了。她流泪。又擦干泪。不同的气息，不同的要求进入她的心里，她走进了无锡的生活之中，生活是多么具体啊。她不服气，好像要伸手抓住渐渐松去的一头，但她不得不调整她的身心，以获取必要的坚毅和力量，适应渐渐向她靠近的无锡的一切。她对自己很担忧。
她的担忧非常不幸地成了正确的预感。自从她那年从厦门回到无锡，十个春秋过去了，天下大事很多很多，她的生活平平静静。孩子们在继续长大，她在变老，而喜元那边的生活也平静得令人失望。她从箱底把那条银索子拿出来，不禁想：她和喜元的密约，能实现吗？生活还会让她等多久呢？
两个孩子大了，都有了女朋友，但住房却没有，可以说是等房子结婚。她只有自己去忙，以寡妇的身份到陈大福生前的工作单位去诉说困难，在领导人的家里声泪俱下。她的工作单位小，不可能有房子给她。跑断了腿、卖尽了穷脸，增加了一处住房，但只能解决一个儿子的需要，还有一个儿子怎么办呢？只有她让出去啊！过去她一直是摇头的，而这时她松了口、答应人家可以为她介绍一个老头子，当然首先是有住房的，看来她是不得不走这条路了。有两个老头子住房条件都很好，六十多岁的她没有要，反而要了个七十多岁的。她的深意她自己知道。
她说她要到南方去看一下她的表哥，再作最后决定。“你的事情为什么要去问表哥呢？你也是五十多岁的人啦！”老头子装出困惑模样。她看出老头子的醋意，立即硬梆梆地回答：“我的事情都要问这个表哥的！”她差不多就等于告诉老头子这个表哥是她的情人。老头子马上笑起来：“好，好，你去问吧。”她仍不饶这老头子，又回敬上一句：“老奸巨猾！”老头子挨了骂反而更乐了，哈哈大笑。
又是厦门的夜晚，她和喜元在一处河堤上散步，他们久久无语。生活让他们实在都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也没有办法，我家里那一位，身体比我还好。”
她忙捂住喜元的嘴：“别这样说，我不准你这样想。”
喜元望着黑暗中的河水，直是叹气。
“六十多岁的我没有要，我要的是七十多岁的。”她向喜元特别说出了这一点。
但喜元显然还是十分痛苦。
她抱住了喜元，她哭得出了声。
她要喜元去吃她这次的喜酒，并且答应以后常去看她。
“我会叫老头子开口请你去的。否则他没有好日子过。”
“唉，何必这样呢，虽说人家老了，也得尊重他。”
“这是我的事，我会弄得很好的，你尽管放心大胆去看我。”
结婚的喜酒，喜元没有如约来吃，提前两天喜元的信到，说明他实在抽不开身。喜元的信上请她和老头子到厦门去玩。她明白喜元心里想的一切，喜元不来吃喜酒也罢。她马上把喜元的信给老头子看，提出到厦门去游玩。老头子说路远，怕吃不消，让你表哥到这里来玩吧，家里屋子大，可以给他一个房间。她为老头的慷慨亲切地拍了一下老头子的面颊作为奖赏。外面是到她家来祝贺婚姻、等待出发吃喜酒的人，她在房间里给喜元写回信。
她结婚不久之后，她的两个儿子相继结婚，都来拜见老头子，“爸爸、爸爸”的喊得亲切，她不由得想起那个死掉了的人，不免一阵凄凉。年轻一代仿佛给了她一个肯定，她嫁给这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是现实的和高明的，虽然有点对不起喜元，但如果不看重表面就应当看到，这一切对喜元没有损害，而且条件更好了。她发现她的内心深处距离那个夜色城墙下与喜元幽会的姑娘并不远，她没有老。不过，生活让她改变得多么厉害，她竟然用她第二次嫁人来巧妙设计她和喜元的未来，以此收紧着她和喜元之间被生活拉长了的纽带。她的纯真的深情和生活的复杂、艰难，让他多么感慨！
准备给喜元住的房间早就收拾好了，一张小床，铺得好好的，一张藤椅、一张小书桌，桌上有台灯，后来还添置了一张小巧的挂衣橱。布置着、打量着、欣赏着，她在家里的时间差不多是在那个小房间里度过，不知不觉一遐想就是半天。但是，十天过去，一个月、两个月过去，几个月过去了，喜元也没有来，信仍按月寄来了几封，都说明还抽不开身。老头子见到她拆信，见到她跑到小房间里垂泪，就走过来关心她，问：“表哥他还没空来？”被她一冲：“不要你虚情假意！”老头子讪讪后退，嘴里咕哝着：“不识好人心，不识好人心。”
她决定闯厦门。不管老头子同意不同意，就去打了两张车票，把老头子带上了火车。
“你去不就行了吗？硬要我去！”
“他怕你呢，看过了就不怕了，你又不是妖怪。”
“你这表哥是个书呆子！”
在厦门，喜元到旅馆来了，一进门，眼睛就不自觉地看着老头子，目光中竟有着畏怯，虽只是一瞬，却让她看在眼里，这是她不满意的。老头子迟迟疑疑站了起来：“是表哥吗？”她往起一站：“是表哥！”她介绍老头子：“这是老赵！”五十多岁的男人和七十多岁的男人很热忱地握手。老头子的确胸怀宽广，她倒有点佩服。喜元有愧、有愧、一个劲的有愧，这让她心里气得很。喜元最有权利拥有她、也是第一个拥有她、真正拥有她的，凭什么这样有愧呢？就凭没有那一张社会发给的证书！她偏不认这个理！
“什么时候带我们到你家去？明天中午吧！到那里我们不谈表哥表妹，你喊他舅舅！”
“舅舅？！”老头子和喜元都惊讶得张开了嘴。
“这样省得麻烦，要不然你老婆有得盘问你呢，哪里的表妹呀？什么表呀？关系怎么这样好呀？越问越疑心，好像我们的关系是见不得人的！”
“行，行。”喜元说。
“那就得叫你舅母了？”老头子故意问。
“叫就叫，你叫一下！”
“舅母！”喜元果真试着叫了她一声。三个人都笑了。
“还有他！”她指着老头子。
“舅舅！”
“好！好！”老头子倒是真的高兴。
“别高兴得太早！”她把老头子“镇压”了下去。
喜元走了之后，老头子对她说：“我才晓得你这么鬼，我服了你啦！”
她总算看到了喜元的生活。他的妻子相貌清秀，娇小玲珑，文雅和蔼，让她嫉妒。他的两个孩子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十多岁，都很可爱、懂礼貌。这一切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喜元就是在这个幸福的家庭里做着丈夫和父亲。她的心里醋意翻腾。但她只有不露声色，她是不可以怎么样的。孩子们叫着她“舅奶奶”，喜元的妻子叫她“舅母”，喜元也叫着她“舅母”，有一声她应一声，把这出戏演到底。她不在乎这个，她竟然勇敢地到了喜元家里，喜元配合着她、瞒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这对于她，就是胜利。她请喜元和他的一家人有空到无锡去，“我那里房子大，你们住多少天都不要紧的。”老头子及时附和了她。喜元的妻子高兴地答应了，喜元反而落在后面。
回到旅馆，她把房门一关，觉得疲倦已极，仰到床上不想动。老头子说：“这出戏演得不坏，高级演员就数舅奶奶！”她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放屁！”
喜元至今也没有到无锡桂华的家里去过，不过，他已经同桂华双双从无锡乘火车到苏州，到上海，游玩数日之后，又从上海乘江轮到高港，从那里乘长途汽车到了他们共同的家乡。这是出于桂华的安排。一条银索子被他们一路上把玩不已。
喜元的父亲已经去世，老家只剩下一个弟弟。他和桂华就住宿在旅馆里，一个房间，岁数大了，人家也不问。他们双双一起大模大样走进桂华老家的巷子，桂华的母亲八十岁了，身体还好，动手弄了一桌菜款待他。桂华的弟妹们有的在外地工作，在本地的都到老家来吃饭、陪陪大姐，他们都知道大姐同喜元当年为什么没有能成夫妻，他们对喜元十分客气，都心照不宣、不流露什么。桂华发觉喜元忽然健谈起来，同她的弟妹们谈中东、谈俄罗斯、谈中国反腐败，头头是道，跟她旅游的一路都没有同她谈过。她心里发笑，喜元这呆子是故作镇静，并且想取得她的弟妹的好感，其实，大可不必，但当然，这样也好，她也觉得面上有光。
晚上休息的时间到了，她和喜元一起走出她的老家，她的弟妹们都到门口送他们。到旅馆去当向北从巷头而出，喜元却往南走向巷尾，“喂，这边！”她皱着眉望着他。喜元马上回头了，跟着她走向巷头。到了外面的大街上，她对喜元说：“我的弟妹都知道你，在他们面前就不要装了，刚才你连我家巷头在哪边都不记得啦？装又装不像！”
“唉！”喜元叹了一声。
她挽起了喜元的膀子。
在老家的几日，他们又到城墙那里去过，见到的已经是一个依着河边而建的公园，旧城墙一带的荒野景象全然不见了。他们在公园里沿着城河散步，心中想起那寒星闪烁的冬夜、想念那西北风、树林子、枯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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