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如果一部日记只是流水账式地记一个人每天的活动，对研究此人也许有用，但读起枯燥无味，算不得文学作品。如果一部日记只是不时地记下感想、思考、冥想，那应属于哲学笔记或道德修养一类的书。
我国私家日记起于何时，待考。陆游《老学庵笔记》三，“黄鲁直有日记，谓之家乘，至宜州犹不辍书。”罗大经《鹤林玉露》十：“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的家乘，很可能是私家日记之始。陆游自己的《入蜀记》是他乾道六年从浙江入蜀的逐日纪录。徐霞客的游记也是采取日记形式。许多日记都是出使出游的逐日纪录，也许可以叫做“专题日记”。
在英国十七世纪，日记、回忆录等突然出现了一批，从此一直延续不断。其中原因，文学史家没有解释清楚。勒古伊解释十七世纪大量回忆录的产生的原因说，这是因为人们“想把自己一生的事迹告诉别人，想纪录下时代的变化多端的特色，在这个时代，个人抛掉了以往约束着自己的枷锁，因而产生了大量的回忆录，以致成为此后文学创作中的一个永久性的特点[494]”。韦治伍德也说“这种新的、不受抑制的（uninhibited）表现力产生了十七世纪中末叶的大量的日志、杂记、私人日记[495]”。而记日记风气之盛甚至波及到务农的乡绅[496]。所谓摆脱了思想束缚，恐怕是指思想活跃的意思。上面提到的那个务农的乡绅（Adam Eyre）某日就这样记的：“今天一天在家，大部分时间阅读。”又“今天一天在家休息，思考我在阅读中所发现的人们的各种不同意见”。这位乡绅参加过议会军，1647年隐居乡间，他虽不笃信宗教，但宗教论争席卷全国，使得每个人不得不思考。
世界的动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内战外战、天灾人祸，而与此同时，新生事物如科学的发展也不断出现，引起思想的活跃。也就是说，外界有许多大事在发生，不可能不影响到所有的人，其中有的人觉得这些大变化发生在自己生活中值得纪录下来备忘。所以日记的兴起有社会条件，也有个人偶然因素。此外，书写的物质条件的发达也是一个原因，如果书写工具不甚方便，也不可能。据推测，皮普斯把一天发生的事随时记下，晚上有功夫再写出来，有时积两三天甚至五六天再一并写，所以他的手稿几乎没有涂抹修改的痕迹。[497]
日记既是私人的备忘录，因此不是准备发表的，而且有一定的保密性。日记，同书信一样总是在本人身后问世。但也不排除目的是为了发表的日记，如旅游日记。这类准备发表的日记，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往往不能率真，或仅仅是摘录一些新闻琐事，没有文学价值。只为自己而记的日记往往能率直地反映出自己的人格和兴趣所在。
十七世纪英国两大“日记家”约翰·伊甫林（John Evelyn, 1620—1706）和撒母耳·皮普斯（Samuel Pepys,1633—1703）的日记不仅使我们更多更具体地了解那时代的历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使我们很具体地了解这两个作者本人，并通过他们的自画像了解某类人物的精神面貌，甚至时代精神。这两人中，伊甫林“自我意识”强，而皮普斯更率真，更能生动地描绘自己的“精神境界”，反映出那时代的某些特色。两人的区别可能就是王国维所说的“隔”与“不隔”的区别吧。
伊甫林是保王派，内战时两次出游国外，复辟后多次出任公职，并参加了新成立的科学团体“皇家学会”。他和皮普斯颇有交往。他写过《除烟法》（Fumifugium），论如何消除伦敦的空气污染，又写过《造林》（Sylva）提倡植树，为海军舰只提供木材。他的《戈多尔芬夫人传》（Life of Mrs. Godolphin）是一部颇富感情的传记。他写日记是受父亲的影响，从九岁就开始记，直到去世。他的日记多记所见所闻，作客观的报道，如旅居国外时期所见的自然现象、艺术珍品、科学技术、庄园、园林，多是博学家的兴趣。他也写社会现象，如1644年10月7日在法国马赛见到海员的非人处境，他既承认其不人道，但又把他们说成是“快活的无赖”。他的日记中也写到许多名人和历史人物，如1655年3月18日他记他去听耶利米· 泰勒布道，并找他请教，还立意要把他当为自己的“灵魂导师”（ghostly father），但不讲自己灵魂上有哪些缺点。他也记许多“大事”，如1666年9月2—6日伦敦大火，写得很具体详细，但其中无“我”，而且还有时间引一句描写特洛亚覆亡的诗句non enim hic habemus stabilem civitatem[我们失去了一座坚固的城池]。皮普斯所记的同一件事也许没有伊甫林那样全面，但他不是一个旁观者，纪录员或新闻记者，而是这出戏里的演员，是这段故事里的主角，处处从“我”的角度写，写大火对他所认识的朋友们的影响，城中的慌乱。百忙之中还写他妻子因为女仆擅自回家，她追到女仆家里去打女仆，写到这里意犹未尽，还写女仆的母亲抗议说她女儿不是学徒，不准打她。此外，伊甫林语言正规，而皮普斯文字极为口语化、生动。但不是说伊甫林的日记毫无价值，相反，里面材料很多，知识性的东西很多，而且时间长，十分有用，但缺少“文学性”。
伊甫林虽与皮普斯是朋友，伊甫林是个忠实的保王派，皮普斯态度比较暧昧。试看对克伦威尔等革命领袖在王朝复辟之后，从坟墓中被挖出来，施绞刑，就可以看区别。伊甫林这样写道：
1661年1月30日 今天——真乃上帝的惊人的不可捉摸的裁判啊！——众首要叛逆的尸体，克伦威尔、判处国王死刑的布拉德肖、篡位者的女婿艾尔顿，从威斯敏斯特华丽的坟墓里，被拖了出来，拖到强盗王所在的泰本[498]，吊在绞架上，从上午九时迄晚六时，然后埋入在该命中注定的、可耻的纪念物[499]下的一个深坑内；成千上万过去看到他们不可一世的人也在场观看。回顾1658年10月22日[500]，惊讶吧！敬畏上帝，崇敬国王吧；勿与喜好变革者有任何干系！[501]
皮普斯则是这样记的：
1661年1月30日（斋日），今天第一次守斋，弥尔斯先生讲道极好，题目是“主，宽恕我们过去的罪孽”，讲因为祖先犯罪，上帝公正地惩罚其后代，讲得极好。接约翰弟[502]来信，写得很妙，要求准许他加冕日[503]来伦敦。访巴顿夫人，妻与她最近方从国外回来，见克伦威尔、艾尔顿、布拉德肖吊在泰本绞架上，并埋在该处。
伊甫林字里行间的感情与皮普斯的一笔带过，形成显明对比。
皮普斯出身寒微，父亲是裁缝。他靠亲戚爱德华·蒙太玖爵士资助，入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1655年同一个流亡到英国的法国新教徒的十五岁的女儿结婚。任当时一些政要的秘书。1660年经人介绍，任海军部档案员，1672年和1684年两次受命为海军部秘书。1679年和1690年两度涉嫌天主教阴谋入狱。1664年成为皇家学会会员，1684—1686年任会长。1688年以后退休。他对英国海军的供应和财务的改进出过不少力。英荷战争中，英国海军失利，1668年他在议会胜利地答复了质询，为海军辩护。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他的社会政治开始于复辟之后，他虽是清教徒家庭出身，但没有清教徒的狂热。他所保存的清教徒特点表现在善于经营家业。他并不是个保王派，只是一个很能干的国家官吏。他喜欢享乐，喜爱音乐和戏剧，甚至调情。他对科学也有一定兴趣。对待周围一切，他充满好奇心，是个十足的“好事者”。他的精神状态与其说是属于复辟前的时期，不如说是开启复辟后和十八世纪的风气。
皮普斯的日记开始于1660年1月1日，到1669年3月底因为目力衰退（但未盲）而停止，同年他妻子去世。为了保密，他用刚发明不久的速记密码写日记。惟其如此，他毫无顾忌地把自己所作所为，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感情，赤裸裸地纪录下来，写出了一个真“我”。他“天真”到这样一个程度，即自己也似乎没有意识到是在自我暴露。因此，我们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一种典型。他的书籍在他死后都赠给了他的母校，这几本日记也在其中。十九世纪初，伊甫林的后裔整理其遗物，发现了他的日记，于1818年整理出版。这日记里多处提到皮普斯，于是又在莫德林学院找到了皮普斯的日记六本，由当时一个大学生约翰·史密斯用了三年时间把密码译出，于1825年问世。
我们且来看看在十七世纪后半叶英国这大舞台上和家庭的小舞台上皮普斯扮演的是怎样一个角色。上面提到他出身寒微，靠有地位的亲友做了官，后来生活日渐富裕。他一方面很会享乐，一方面又像一个“好”清教徒，善于持家。在他日记的前几年，每年要“年终结账”一次，一年比一年积累增多，使他踌躇满志：
[1666年12月]31日。结账，最后发现账目清楚无误，最令我不满意的是，今年收入比去年少573镑，今年总收入仅为3560镑。而今年开支则比去年多644镑，去年全年开支不过509镑，而今年开支看来是1154镑，按我现在财产说，似乎不应一年间开支这么多。但是上帝万福！我祈求上帝让我感恩吧，因此我的实际存款已超出6200镑，比去年增加了1800镑[504]。国家多灾多难的一年[505]总算结束了，举国上下都希望它结束。我与全家都安好，家中有四女仆[506]，秘书一人汤姆，弟弟也寄居我家等候差使。一家身体极好，国家事务则极糟；海员因欠饷，不卖力，以至不服管束，照此情况，明年船队难以出海。法荷两敌强大，与我之贫困相比，更显强大。议会怕花钱，迟迟不肯筹款；重建伦敦市的可能越来越小[507]，人人定居他处，贸易得不到鼓励。朝廷可悲、邪恶、玩忽职守，朝廷中一切头脑清醒的人都担心明年整个王国将要毁灭，上帝拯救我们吧！就我个人情况而言，我认为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现在已有大批上好餐具，以后请客可以全部用银餐盘，现共有两打半。[508]
这个人并不坏，他并不是一个死硬的保王派，他批评朝廷，也关心国家命运。同时，他却更关心自己的财产，权衡出入。但最能暴露他的弱点，使他成为一个跃然纸上的、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是最后一句话。在朝廷这样腐败，国家这样岌岌可危的时候，他却庆幸自己有两打半银盘子而沾沾自喜，还要想到请客设宴，至少把自己的虚荣心刻画得淋漓尽致了。皮普斯在当时应算是一个办事认真、“有良心”的官吏，他这种无意识的自我暴露，比小说家笔下刻画的官吏，可能更真实而有说服力。许多评家认为这是他“天真”“可爱”之处，所以这样说，恐怕是因为他的这种无顾虑的自我暴露使读者感到自己比他在道德上优越，打动了读者的自我优越感吧。
他的日记记了许多这几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查理二世的加冕，伦敦的大火，英荷战争。他像个新闻记者那样，报道得十分详细，但又与新闻记者不同，他把自己连带他个人的兴奋和恐惧卷入进去。例如他记荷兰舰队深入到泰晤士河时伦敦城的紧张情况，非常富于戏剧性：
[1667年6月]13日，一起床就听到王家查尔斯号被俘消息已证实，他们[指荷兰人]正在装配[该舰]——佩特（Pett）本应按我们各次命令将该舰开向上游，佩特未执行命令，真该处绞，[敌人]又烧毁其他舰只若干；[敌人]又一支舰队也向合普（Hope）驶来。王与约克公爵[509]闻讯，晨四时即赶赴伦敦桥下，下令在巴金河岔（Barking Creek）及其他地段沉船，阻止[敌舰]深入内陆。我闻讯大为恐慌，立即决定送老父及妻下乡，两小时后，即于今天当天乘车离去，睡衣袋中带有1300镑金币。祈求上帝保他们一路平安，抵家后将钱财妥善隐藏！但我满怀恐惧。他们去后，我仍为其余财物担心。休厄（W. Hewer）前此曾去钱庄，从巴克威尔（Backewell）手中取出其存款500镑，但提款人之多，数以百计，钱庄濒于破产，财东对众人说，二十天后付款，过二十天，我们付款。提到款的人，钱庄故意把钱数弄错，让提款人重数，以拖延时间。我想用银币换回200镑金币而不可能，因前一日金币已卖完，比价为24或25先令换一块金币。我不得不随身携带银币，颇想抛在衙署，继而一想倘若一旦被迫离开衙署，如何取出。每时每刻都有人来请示如何装配火攻船，任务紧迫，我被迫大半日守在衙署，最可怪者，守在恰特姆（Chatham）的部队毫无消息，我们像闷在鼓里，各种谣言传来，我派克拉帕姆（Clapham）先生火速前去了解情况。午间，我决定派吉卜孙（Gibson）先生再携一千块钱币去追赶妻，借口是给耶利米·史密斯爵士（Sir Jeremy Smith）送紧急情报，因我听说他在纽卡斯尔（Newcastle）指挥舰队，我确实也将情报给了他，可能对国王有用，朝廷在百忙之中未必想到这点，这笔加急费用在国王也不足挂齿。王与约克公爵整日上上下下，有时登上塔山，该处有首都民兵，王向他们发表演说，要他们就到他所在之处为止，不可过分冒进。我心神痛苦，又派桑德斯（Saunders）追赶妻与老父，务必在投宿处找到他们，询问情况。晚间，找来表妹莎拉及表妹夫，我将布兰普顿（Brampton）宅的一箱文书、我弟汤姆的文书以及我的宝贵的日记都交付给他们，将两只银瓶送交凯特·乔意斯处，财物分散之后，总可保存一部分。我又制腰带一条，费了一番手脚把值300镑的金币装入，围在腰间，一旦落入坏人手里，不致身无分文。世上也只有我国，人们表面坏，实际并不坏，在其他国家，落入贼人之手，一定会砍断喉咙[510]。晚，佩林（Pelling）先生等人来衙署，谈及伦敦市今天人们到处都十分沮丧，从未有过，而且粗声谈论大逆不道的话，诸如他们是被人收买又出卖了，教皇党出卖了他们；也有人骂国王，说军需处拖拉，直到很晚才把火药送到恰特姆和厄普诺堡（Upnor Castle），炮车都散了架，说莱格（Legg）[511]是个教皇党；说厄普诺、伊利莎白女王造的坚固古堡都弃置不用；说泊在恰特姆的舰队不应再驶向上游了。人们认为我们已失败，把城区的家和财宝都迁走了；人们还真的相信法国大军已开到敦刻尔克（Dunkirk），要侵犯我们，我们遭受侵犯已成定局。律师克拉克（Clerke）先生因公来见我，说国王已选皮尔蓬（Pierpont）先生和西部的佛恩（Vaughan）为枢密大臣；大法官今天在威斯敏斯特厅遇到众人，众人向他报告敦刻尔克府的情况；说有命令要成立若干团，由费尔法克斯勋爵（Lord Fairfax）[512]、英戈尔兹比（Ingoldsby）、贝塞尔（Bethell）、诺顿（Norton）和伯奇（Birch）及其他长老派指挥；又说贝茨（Bates）博士获准布道。这些话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团结起来。半夜，邻居桶商哈德孙（Hudson）先生来，告诉我他今天下午五点从恰特姆来，说今天午后他看到敌人的火攻船把王家詹姆斯号、橡树号、伦敦号战舰烧毁，还有两三条[敌人的]战舰也一起开来，不把厄普诺堡的炮火放在眼里，只当是只苍蝇；又说，敌舰已驻泊厄普诺堡之下，但我觉得他的话不对；他又说荷兰人正在装配王家查尔斯号，又说我方从远处广场开炮，毫无用处，炮弹擦水面而过；又说，厄普诺开始时炮火甚猛，后来逐渐放缓，也许炮手被打倒或火药用光了。但我们听说合普方面的舰队开向内陆并未超过前次涨水线，又威廉· 巴顿爵士（Sir W. Batten）告诉我已在五里治（Woolwich）准备好船只沉入河底，以阻止他们向上游侵进。今天我还立了遗嘱，将我所有一切平分给老父与妻。
这段纪录写伦敦在荷兰舰队节节进逼情况下的慌乱情况十分生动具体（钱庄挤兑、国王兄弟亲自出马指挥、谣诼纷纭），非亲身经历写不出来。在这样一个背景上，皮普斯作了极妙的自我写照。作为一名政府官吏，他坚守岗位执行任务，关心战况，但心里仍很恐慌。他对许多谣言虽然有的不甚相信，但所记这么多，正好足以说明他很重视，重视又正好表明他的忐忑不安。在全部纪录中穿插着几处极精采的自我暴露：一、睡衣袋里装钱，二、两次派人去探听父妻消息（其中一次是公私两便），三、分散财物，四、制腰带，五、可以算是画龙点睛——立遗嘱。这是在这样一个特定条件下一个“有良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官吏的典型。整段纪录也呈现为公私相间的“夹层”模式。
皮普斯在人生舞台上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扮演丈夫、儿子、兄长、朋友、下属、上司。他对生活的兴趣也是多方面的，他爱钱，爱享受，爱音乐，爱戏剧，也对科学发生兴趣。他虽然没有多少科学知识（算术不知乘除），但强作解人。他对英国海军建设进行过技术改革，他很早参加过皇家学会，后来还任会长。日记中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
[1666年8月]8日，与胡克（Hooke）先生谈声的性质，他使我理解了琴弦发出的乐音的性质，极妙；他说凡声各有一定震动次数，知道次数，他就能根据飞鸣的飞虫所发的声符合音乐中的某音，而判断其振翅的次数。我觉得这未免太微妙了一些，但他对声的论述，一般说，确很精辟。赴圣詹姆斯宫，与同侪侍候[约克]公爵，发现其鼻上及右眼角贴有两三块药布，乃前日打猎时为树枝击伤。与公爵交涉公事，如今公事已无几，不过是要钱，我们也无能为力，只能抵挡一下下面的诉苦而已，诉苦如今也归无用。办完公事，去弓街普利夫人处，妻与巴特里耶先生及其诸姊妹在此，留晚饭，甚丰盛。十时离席，唱歌一阕，乘两车返寓，巴特里耶先生、其妹玛丽、妻和我乘一车，[女仆]墨瑟独乘一车；在老城门遇检查，盘问我们是否为夫妻，抵家。[仪器商？]李甫斯在寓候我，夜色如昼，在我建议下，虽有睡意，仍用十二英尺望远镜及六英尺望远镜观月，观木星，迄凌晨一时，景象十分喜人，拟买两镜中之一镜。上床，虽极困倦，但极愉快。李甫斯留宿；极感自豪，能有空榻留宾，当感谢全能上帝。
当然皮普斯也有不甚体面因而不可告人的一面，如在教堂一面听讲道，一面接连同两个女子调情（1667年8月18日）；在剧院看戏，前排一妇女向后一口痰吐在他身上，“但我见她长得极俊俏，也就毫不在意”（1661年1月28日）。这也是为什么他要用密码写日记的一个原因。
皮普斯的日记和伊甫林的日记一样，纪录了大量的十七世纪英国的社会风习和各方面的情况，是了解当时社会的第一手材料。皮普斯的日记一般说比较琐屑，充满了时人时事，不熟悉这些人与事，读来费力。但也正是这些大量的时人时事构成了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日记的主人公皮普斯的活动，他的兴趣，他的全部精神状态，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复辟时期和十八世纪的统治精神。那“思考的时代”，矛盾斗争的时代，已属过去，宫廷趣味统治社会，统治文坛；清教徒的精神已失去其战斗性，而流为实用；科学逐渐代替了感情，“理性”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从复辟以后，已走进另一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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