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近百年来历史发展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邓小平发展观的形成，既是邓小平站在时代和全球发展的角度进行横向科学思维的结果，又是对我国近百年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进行纵向科学总结的产物。正是旧中国贫困落后、挨打受欺的经历及新中国的强国之愿望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催化了邓小平发展观的形成与成熟。
1．旧中国的历史充分说明落后就要挨打受欺，在推翻三座大山后，只有发展才有出路
近代中国饱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蹂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是中华民族灾难的根源，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虽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个大国，却不是强国，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各个列强都可欺凌的弱国。1900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以镇压义和团为借口，组成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侵略军先后攻陷天津、北京、山海关等地。沙俄又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清政府屈膝乞和，全盘接受帝国主义的条件，于1901年9月7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中华民族受尽屈辱。1911年，中国爆发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也没有使中国走向强大，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国家统一的局面很快被军阀混战所代替。辛亥革命后，军阀和官僚代替了原来清王朝的皇室和贵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他们依靠政治和军事力量，抢占和强买大量土地。据国民党农民部1927年的调查，占全国农村人口14％的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国81％的耕地。此外，帝国主义也依据不平等条约，加紧对中国进行掠夺性的投资，到1914年，各国在中国的资本总额达16．72亿美元，比辛亥革命以前1902年的8．13亿美元增长1倍多。帝国主义在华的商行，垄断了中国80％的出口贸易和几乎全部的进口贸易；在华银行垄断中国的外汇，操纵对中国的政府借款和工商业投资，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市场。帝国主义势力还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中国铁路的90％以上，内河航运轮船吨位数的70％-80％，远洋航线更全部为外资所垄断。帝国主义在华资本甚至控制了包括煤、铁、电力等在内的中国主要工业部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军阀政府的苛捐杂税，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使中国人民饱受压迫和煎熬，中国的发展受到进一步的阻碍。据北洋政府工商部的不完全统计，从1914年到1918年，全国农户减少1500万户，耕地面积减少了2．6亿多亩，荒地面积增加了4．9亿多亩。当时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严重地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蒋介石接着叛变革命，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使中国这一贫穷落后的国家雪上加霜，更加困苦。美、英、日等帝国主义乘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挑起卢沟桥事件，发动了意在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日本持续八年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在2100万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约1000亿美元（其中财产损失约600亿美元）。大量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日寇占领区的中国人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亡国奴的屈辱。这段历史有力地说明，落后了就要挨打，贫穷就要受欺；而越受欺，越挨打就越加贫穷、更加落后。从而形成了“没发展、落后贫穷——受人欺负——更落后、更贫困”的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必须要通过发展来实现。这项重任资产阶级完不成，小资产阶级完不成，因而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人的肩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强盛、国家的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邓小平强调要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吸取历史的教训，要振兴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只有中国发展了、强大了，在国际上才有地位，才能不受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欺负。也正是中国挨打受欺的惨痛历史，不断激发和催化了邓小平发展中国、振兴中华、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强国富民之路的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
2．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与教训充分说明只有坚持发展才有出路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事业。由于在中国这个生产力社会化水平十分落后、现代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的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异常艰难的事业，也由于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我们党和政府不得不基本上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但是苏联的经验很不完善，又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从而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1956年底，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宣告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在中国基本消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建立，尽管我国还没有完成过渡时期规定的工业化任务，但是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从1956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多年中，我党对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过有益的探索，虽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经历过曲折，甚至发生过重大失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1956年春季起，就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探索是全方位的，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这个报告以苏联为借鉴，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就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原则，希望通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同年7月，毛泽东指出，随着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全面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业已在基本上决定了胜负”。同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谈及斯大林肃反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这时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当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同志在探索中也提出许多正确的观点。由此可见，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是花了很多精力来分析国内形势和任务，思考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走中国自己的路，全面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清醒地认识到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完结以后，应当用和平方法来保护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用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国内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是清醒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等的积极探索，使得随着革命战争结束和三大改造胜利完成而开始的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取得了进展。对此，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科学地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八大政治报告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阐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八大的这些重要论断，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最核心的问题，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这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重要成果。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中也明确提出要“向自然界开战”。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和党的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未能坚持下来，使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出现了曲折，发生了严重失误。表现为：一是阶级斗争扩大化。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1959年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二是在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1958年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就轻率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三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急于求成。在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同时，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相结合，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重大损失。据估算，“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达2000亿元。1960年冬季，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时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使经济领域里的探索又有了进展，到1965年，我国经济建设呈现了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
1966年5月发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误入歧途的10年，是给我国带来巨大灾难的10年。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的破坏十分惊人，可以估算出来的经济损失即达5000亿元，几乎等于建国到1976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总和。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此外，“文化大革命”中散布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和推行的极“左”政策，以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不仅造成至少两代的人才断层，而且使文盲、半文盲增多，致使劳动者文化素质下降。科学被打入冷宫，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遭到残酷迫害，使得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原先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了。1952年至1957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是比较大的。而“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大幅度下降到3．65％。由于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乡镇企业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到1976年，社队两级企业总产值仅272亿元，广大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从1957年到1976年，农民人均年收入仅增长1元，人均年纯收入一直徘徊在100元左右，1978年人均收入只有133．57元。在“斗批改”的口号下，多年形成的比较符合现代化生产要求的规章制度被“砸烂”，许多工厂的生产和管理处于无政府状态。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由此可见，我党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邓小平认真总结了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既要反“左”，也要反右。建国30多年来，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时机，加快发展。1980年，邓小平在论述建国30多年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时指出：“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邓小平根据我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十分精辟地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邓小平正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不断探索、总结，才使得邓小平的发展观逐步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
二、我国的基本国情。迫切需要我们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但资源并不丰富，科学技术教育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当前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主题。要发展，尤其要大力发展经济，这是世界各国政治家的共识。各个国家都在发展，整个世界都在发展，不发展或发展太慢就立不住，就会被人欺侮、掠夺，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1．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加快发展
尽管经过建国后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但在基本国情方面，仍然存在着先进和落后并存的两重性，从根本上说，由于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的发展极不平衡。在政治上，中国是个名副其实的强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这是举世公认的。但在经济上，中国仍然是个贫穷的国家，是个弱国，不仅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而且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这主要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造成的。但这毕竟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邓小平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多次强调：“我们现在还很穷。”“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
我国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表现在生产力方面。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家经济实力有很大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长足进步。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还处于低收入国家和基本解决温饱向小康迈进的行列。重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是部分先进工业同大部分人口从事较落后的农业同时并存。我国的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已超过70％。但是，我国仍有8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且相当一部分从事农业，而农业生产又主要依靠手工工具，农业机械化程度普遍较低，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我国一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只能生产2000斤粮食，而美国是30万斤。二是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很远的工业同时并存。如我国至今仍存在着众多规模小、技术落后的小型企业，有许多还停留在手工操作水平。因此我国的资源利用率很低，物资消耗大，产品成本高。三是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并存。我国的贫困县90％集中在中西部地带，80％的贫困人口居住在中西部地带。地区发展不平衡，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速度。四是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的状况同时并存。这些发展不平衡因素对我国的加快发展、增强国家综合国力产生着相当大的制约作用。
其次，表现在生产关系方面。我国虽已建立起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平衡，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还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比重，这就决定了我国不仅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而且存在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历史经验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已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做到公有制成为覆盖全社会的单一所有制形式。我国现阶段的所制结构只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同时还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企业等经济形式并存；公有制经济本身也要有多种形式，除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还有国家、集体、个人参股的形式。即使国有企业的经营形式也呈现多样性。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水平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分配上，现阶段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第三，表现在上层建筑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已经确立。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社会主义法制还不健全、不完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还很不充分，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等现象还比较严重地存在；封建主义残余、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以及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较大影响，一些社会不良风气和丑恶行为还在社会上滋生和蔓延。而这些现象会对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我国的具体国情表明，我国仍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十三大前夕所指出的：“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拥有了一定近现代工业，但生产力的现代化水平还很低；生产社会化程度比较低，市场经济还很不发达；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但也存在着其他所有制形式；按劳分配为主体，但也存在着其他分配形式；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依然存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还不完善；社会主义思想占支配地位，但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广泛存在。正因为我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这就要求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加倍努力，加快发展，努力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现阶段所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国情既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的重要现实依据，又是邓小平发展观形成和完善的重要历史背景。党中央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正是邓小平发展观内容的具体体现。也正因为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当前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加快发展。邓小平发展观认为，在实施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中，善于把握机遇，利用机遇十分重要，强调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的因素比较多。一是我们所处的亚太地区是具有活力的地区，被认为是21世纪最有希望的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较大；二是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这样的良好态势将长期保持；四是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将激发新的发展活力；五是广阔的国内市场的较高的积累能力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都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如果我们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势必要落后。为此，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因此，我国要加快发展，要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就必须抓住机遇，充分利用机遇，少管别人的事，善于守拙，韬光养晦，决不当头。邓小平发展观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最大的政治、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抓住时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经济，努力发展自己。只有自己发展了，自己的实力增强了，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在世界的文明与进步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真正对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此，邓小平强调指出：“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
2．世界在发展，各个国家在发展，不发展就立不住，就会被人欺侮，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20多年，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由于指导思想上和政治上“左”的错误的干扰，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邓小平曾指出，由于“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我国“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这就是说，我们整整耽误了20年。
而在同时，世界在发展，世界各国在发展。由于新科技革命在战后的蓬勃发展，资本主义所容纳和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扩展，这使得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本来就存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据统计，从1955年到1975年，世界工业总产值累计额是人类历史全部工业总产值累计额的两倍左右。就是说，24个西方发达国家在战后20年生产的产品，超过以往200多年产品的总和。而我国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的20年内，国民经济长期处于徘徊甚至停滞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1980年下降到2．5％；196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1980年只占日本的四分之一；196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我国4600亿美元，1985年，超出额达到36800亿美元。事实说明，60年代和70年代我国和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拉得相当大。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据统计，50年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大致是22倍，到1980年扩大到39倍；195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735美元，到1980年增至8549美元。另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80年到1988年，经合组织24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750美元增加到17470美元，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仍停留在320美元，两者的差距从33．6：1扩大到54．6：1。198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4万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9600美元。由此可见，即使我国到20世纪末四个现代化达到了某种标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时，我国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
世界都在发展，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在发展。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发展中国家有170多个，其中不少发展中国家发展迅速，已逐渐向发达国家靠拢。比如新加坡、韩国，在1960年至1980年间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平均为9．2％和8．5％。1990年，按当年汇率计算，我国周边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多数超过了1000美元，其中“四小龙”（新加坡、韩国，我国台湾、香港）均在5500美元以上，新加坡198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已达10450美元，1991年又增至1．4万美元。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迅速，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所指出的：“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如果我们对这种状况缺乏清醒的认识，不能在科学技术上、经济建设上奋起直追，逐步缩短我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们还会更加落后，就会在世界上立不住、被淘汰，甚至会被世界开除球籍。对此，邓小平不仅清醒地认识到，而且加以总结归纳、提高升华，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观。他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确实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树立了新的观念，突破了“左”的束缚，调动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二是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经济有了持续快速的发展。1981年至1990年，我国国民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国民经济也在7．1％～13．4％的范围内快速增长。200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达到8％。在同期世界经济不景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大多较低的情况下，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实属不易，为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差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发展观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为我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便是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发展观指导的结果。
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轨迹与趋势及其曲折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启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蓬勃上升的趋势，不仅构建了社会主义阵营，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一度高于大部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但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进入70年代后普遍呈现出滞缓现象。究其原因，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忽视了经济建设，忽视了发展自己，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导致国家基础的动摇，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这惨痛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告诫我们开展社会主义事业必须高度重视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只有坚持发展才有出路，只有坚持发展才能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
1．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各国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几十年来，在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苏联推行大国主义、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把东欧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导致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埋下了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种子。从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东欧各国愈加忽视发展，在70年代后期业已存在的经济困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有趋向严重的迹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加之苏联逐步衰落、全面后退的历史背景，触发并强化了东欧各国早已存在的社会危机，伴随东欧各国执政的共产党的种种失误，东欧最终发生了战后40多年来空前急剧的变化。
东欧剧变首先是从波兰开始的。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大选中失去了对议会和政府的控制权，国家政权逐渐被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所掌握，波兰成了东欧第一个由共产党的反对派掌权的国家。同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前召开第14次代表大会，决定将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宣布民主社会主义为其奋斗目标。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名为匈牙利共和国，取消了关于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规定。同年12月，德国统一社会党召开特别代表大会，决定将德国统一社会党更名。1990年10月，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重新统一为德国。1989年12月，保加利亚宪法中取消了保加利亚共产党是全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的条款；1990年，保加利亚改国名为保加利亚民主共和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1989年12月23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告成立，宣布解散罗共总书记、国家总统齐奥塞斯库的所有权力机构。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28日，罗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布实行多党制，并宣布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改名为罗马尼亚。此后，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剧变，南斯拉夫则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内战。东欧这些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崩溃，人民深受其苦。早在1989年9月邓小平就深刻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但是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邓小平发展观认为，要使中国稳住，关键是要坚持发展，通过发展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显示。只有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才有出路，社会主义事业才能成功。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使邓小平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发展、加快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了坚持发展、加快发展的信念，不断深化对发展方略与优化途径的探索，从而使邓小平发展观不断成熟与完善。
2．苏联演变解体的教训
90年代初，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国已近70年的大国——苏联发生了演变和解体。苏联的演变与解体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是帝国主义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和苏联共产党长时期地推行错误的对外对内政策，忽视经济建设，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经济经历了一个从高速发展逐步走向低速停滞的过程。苏联在建国的前期和中期还是比较重视发展的问题，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的实力迅速增强，成为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坚力量。50年代，苏联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60年代为7％。苏美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使得苏联具备了与美国抗衡的实力，于是出现了70年代苏联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进行争夺的“苏攻美守”时期。但是，随着苏联逐渐推行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把大量的国家资金用于国际军备竞赛，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70年代以后，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缓慢，80年代更处于停滞状态。据苏联公布的统计数字，苏联社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1971-1975年为6．3％，1976-1980年为4．2％，1981-1985年为3．6％。而西方国家的统计资料认为，苏联经济的增长率要大大低于上述数字，只及它的一半。国民经济的低速增长甚至停滞，使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明显改善，人民的不满情绪随之增长，影响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更是加速了苏联演变的进程。1987年，苏共制定了根本改革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全面纲领，目标是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把“多元化”、“民主化”、“公开性”并列为三大革命性倡议。同年，戈尔巴乔夫的新着《改革与对我国和全世界的新思维》出版。他认为，过去的政治“把阶级利益置于首位”，而“新思维的核心是全人类的利益，人类生存的利益高于一切。”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及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影响下，苏联出现了三方面的危机。一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危机。1989年提出的“关于经济健康化的七年计划”要求用二至三年时间实现向市场经济过渡。但在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上，苏联政府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一变再变，不仅没有解决经济发展的停滞状态，反而使经济形势更加恶化，最终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危机。二是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危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缺乏科学的论证和周详的计划，各种重大举措的随意性很大，朝令夕改。政府中“激进派”、“传统派”、“主流派”三种力量之间激烈争夺政治权力，导致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体制几经变动，脆弱混乱，使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国家政权处于动荡或半瘫痪状态。政治危机反过来又加剧了经济危机，导致社会全面危机。三是国内民族矛盾出现危机。由于国家出现了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各共和国的矛盾急剧激化。1990年，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宣布脱离苏联，走向独立。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急剧发展。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的未遂政变。“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苏共解散，联盟迅速走向解体。同年12月，白俄罗斯、俄罗斯、乌克兰三个斯拉夫国家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就此发表声明：“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停止其存在。”12月21日，俄罗斯等11个独立国家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举行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至此，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近70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虽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一次严重挫折，但它促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进一步思考问题，更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努力把经济搞上去。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其深刻教训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放弃党的领导，不能忽视经济建设，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轨迹与趋势及其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是邓小平发展观形成完善的重要启迪。邓小平在1990年分析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时就深刻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若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这段话言简意赅、含意深刻，是邓小平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几十年来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邓小平发展观的重要体现。
四、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特别是6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启示
在当今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每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主要取决于它们的综合国力的强弱，而其中最重要的又是经济和科技力量的强弱。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世界各国、各大战略力量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决定了它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的消长，并制约了它们对外政策的变化。这归结到一点，就是谁抓住了机遇，加快发展，增强了实力，谁就掌握了主动权，谁在国际上就有地位，就有发言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的发展特别是6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给邓小平发展观的形成与完善以重要启迪。
1．美国、日本、西欧经济发展的启示
二次大战后，美国凭借着经济实力的压倒优势和对尖端科学技术的垄断，通过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和一系列军事集团，确立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并将世界头号强国的称号一直保持至今。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由于经济和科技发展速度的差异，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地位逐步发生了变化。从60年代起，日本和西欧的经济有了迅速发展，美国的经济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例如，日本在50年代至60年代，抓住当时国际上的有利时机，使经济基础迅速得到恢复并创造了连续1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1961-1970年，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达到10．9％。7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发展速度有所放慢，但仍保持了较高的速度。持续高速发展使日本迅速崛起，从战后一片废墟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日本、西欧和美国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了。1967年至1986年的20年中，在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美国从33．8％下降到26．6％，日本则从5．2％上升为12．4％，增长幅度达2倍多，欧共体主要成员国则保持在18％左右。而我国1955年至1980年，在“左”的指导思想干扰影响下，国民生产总值从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4．7％下降到2．5％。196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1980年只占日本的四分之一。198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4万亿美元，约为美国的5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9600美元，已超过美国18400美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1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3万亿多美元，居世界第二位。这样，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西欧和美国一起，形成了资本主义。
世界的三大经济中心鼎足而立的局面。1990年10月，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重新统一为德国后，以其经济实力的增长迅速与总量异军突起而成为世界新的一极。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衰退，日本、德国及西欧经济的迅速崛起，使世界格局从美苏两极走向了多极化。多极化趋势导致日本、西欧等与美国的矛盾日益加剧，这不仅表现为它们之间在经济上的矛盾日益深化，而且由于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表现在它们之间在政治上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愈来愈激烈，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已经开始出现裂痕。这充分说明，在现代经济与科技高速发展的国际社会中，进则立，不进则退，缓进则败。惟发展和加快发展，才能在世界上站住脚，才能在世界上有地位。
2．韩国、新加坡等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60年代以后，不仅发达国家在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大力发展自己，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从60年代起，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先是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后又出现了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的“四小龙”的快速发展。如韩国在战后奋力发展自己，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21．2亿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610．6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83美元猛增至1624美元，翻了4番多，被称为第一次“汉江奇迹”。随后，从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通过年均7．5％的增长率，人均收入超过了2000美元，从80年代中期到末期，除个别年份外，历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均为两位数，到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4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4830美元，再一次持续高速发展，被称为第二次“汉江奇迹”。正是通过这几个台阶的发展，韩国从一个50年代初经济濒临破产的落后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行列。又如新加坡，在重视教育、培育人才、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了经济的腾飞。据新加坡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60年至1980年，新加坡国民经济的年实际增长率平均为9．2％。1960年至1985年，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从21．89亿新元增加到303．79亿新元，净增了12．9倍。印度尼西亚原是亚洲最穷的国家之一，20世纪60年代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中国的一半，但20年后，竟然超越了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我国的1．5倍，一跃成为亚洲新的“四小龙”之一，其发展的成就令人惊奇。
针对当今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现状，邓小平深感压力巨大、责任重大，认为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地继往开来，必须坚持发展战略，合理地加快发展速度，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他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并强调：“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激烈的国际竞争大背景，强化了邓小平忧国忧民忧党的忧患意识，使邓小平感受到了不进则退、缓进则败的国际竞争压力，从而进一步坚定了邓小平坚持发展、加快发展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地完善了邓小平的发展观。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