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客观条件之一：中国革命的胜利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发展观作为理论观点的集中体现，它的形成是有客观条件的，如果客观条件不具备，那仅仅是发展的愿望而已。邓小平的发展观是在我国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以及改革开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如果没有我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就不可能形成邓小平的发展观。因此，回顾建国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可以加深对邓小平发展观逐步产生的客观条件的理解。
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变化。新中国的成立，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年，我国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顺利地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完成了土地改革，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没收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胜利地开展了肃反、镇反、“三反”、“五反”运动。此外，还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生产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至此，新的人民共和国巩固了，为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条件。
1952年底，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制定和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历史证明，这条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它的特点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1953-1956年，我国实施并提前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了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基础工业。195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当时，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这种情况反映到国民收入的结构上，1956年同1952年相比，国营经济的比重由19．1％上升到32．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3．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3％，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7．1％，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接近于零，前三种经济已达92．9％。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也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1957年是我国经济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五年间，国家对经济和文教卫生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达498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88亿元。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重工业生产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1957年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原定计划的101％，比1952年增长25％，平均每年增长4．5％。粮食产量达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平均每年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平均每年增长4．7％。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有所提高，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1957年达到102元，比1952年的76元提高三分之一强，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提高38．5％，农民由62元提高到79元，提高27．4％。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由于党的工作指导方针有过严重失误，经济建设遭到过严重挫折，但成绩仍然是主要的。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3倍。以1957年为基期，在1958年到1965年的8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93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31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1％。由于“大跃进”的大起大落使整个这段时间的增长率降低了。这十年，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57年到1966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共211万人，分别为1950年和1956年的4．9倍和2．4倍。十年科学技术成绩显着。尤其是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成果最为显着。1965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集中地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的水平。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5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对于“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的成绩和错误，邓小平作过正确的结论，他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党在这十年中确实犯过严重错误，尤其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受到巨大损失，又说“成绩是主要的”如何理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了科学回答：“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决议》中讲的这两条，对于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它持续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必须予以全部否定。但是，应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是一直没有停止的，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5亿斤。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原油产量1976年相当于1965年的6．7倍。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在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等等。
理论源于实践，理论高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改革开放和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需要正确的创新的理论来指导。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近3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物质技术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所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我国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这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形成的重要条件。
二、客观条件之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时代特征的分析和认识，是观察、分析和估量世界形势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党和国家制定战略和策略的重要依据。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形成是和对时代特征的正确分析和认识紧密相联的。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按照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论断，认为我们的时代特征是“战争与革命”，或者说“战争与革命”是我们时代的两大主题。进入20世纪以来，相继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随后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和斗争，产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历史表明，列宁当时关于时代特征的论断是正确的。
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时代特征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进人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二次大战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依然存在，但其表现形态已不是两大阵营的对抗。目前两种社会制度实际上进入了共处与竞争的相持阶段，其斗争方式也由过去的武力对抗为主，转变为和平竞争为主，特别是经济和科技上的竞争。其次，由于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进一步发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科技各方面相互依赖的因素超过了相互矛盾的因素，因而它们之间的矛盾已由过去军事对抗为主的你死我活的斗争，逐步向经济上又对抗又联合转化。第三，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科技的迅猛发展从而带动生产力继续发展和生产关系某些方面的自我调整，以及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统治和剥削手段的改换，使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有所缓和，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政权的威胁相对减弱。第四，由于一大批殖民地国家政治上逐步获得独立，原来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那种赤裸裸地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也发生了变化，而突出以渗透与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掠夺与反掠夺的矛盾表现出来。
鉴于70年代以后国际上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的上述重大变化，80年代后，国际政治在美苏争霸和第三世界崛起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并开始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格局，即东西南北关系问题。邓小平经过多年观察和深思熟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还说：“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的科学论断，揭示了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促成这种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是当代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它是整个世界发生深刻而又复杂变化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第三次科技革命。40多年来，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所以，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追不上。”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更是一日千里，在较短时间内已经取得了电子、航天技术、核能、新材料、新能源技术的突破。目前，一场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革命正在掀起，国际信息高速公路正在世界各地兴起，使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更为紧密。正如邓小平所说：“由于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总之，这场空前广泛性、全局性具有深远意义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又进而推动了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经济国际化。这样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互相竞争、互相依存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在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解难分局面中，发达国家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利害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处理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在合作、交流、竞争中寻求共同发展的路线，似乎是最明智、最有吸引力的一种选择。
2．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是影响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深刻而复杂变化的另一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是世纪性的重大事件。这是导致以美苏争霸为核心的“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崩溃、世界加速走向多极化的契机。按二次大战后出现的“东西南北”关系的新格局，除了“南北关系”，即南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大多居于南半球）与北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大多居于北半球）的经济关系问题外，也就是所谓的“东西问题”。东西关系最初是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对立而出现的。其后，由于苏联逐步发展成为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所谓霸权主义，就是指通过强权政治手段，即用军事和经济威胁的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颠覆、渗透，推行侵略扩张政策，谋求实现对某一地区或整个世界的统治），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解体，东西关系当时已主要成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立。在当代，由于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所以，美苏争霸是“冷战”时期的主要内容，是世界局势动荡和恶化、战争因素不断增长的主要根源。邓小平曾指出：“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因此，实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又构成了对世界人民新的威胁。超级大国出于独霸全球的目的，以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军事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争夺，形成世界不安宁和动乱的主要根源。显然，世界从美苏两极格局走向多极化，这标志着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长时期以来，在分析观察世界形势时一个重大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打得起来？世界大战究竟能不能避免？邓小平经过长期观察和冷静分析，1985年6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7年7月，他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又说：“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间内不会打。”“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邓小平提出的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观点，是建立在对世界格局的总体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各种因素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其主要依据是：（1）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基础的深刻变化，特别是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高度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主要障碍。（2）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使新的世界战争有可能被制止。（3）超级大国核军备竞赛的发展形成了所谓“核恐怖平衡”，双方都不敢轻易发动世界战争或核战争。（4）世界和平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制止世界战争的爆发起到了积极的至关重要的作用。（5）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把关注的重点更多地转向了科技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竞争方面。这也是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一个原因。现在，超级大国苏联已经解体、东欧发生剧变、两极对抗的格局已经终结，世界正向着多极化（美、俄、西欧、中、日）方向发展，各种力量相互制约、相互牵制，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难以主宰世界局势，更难以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当然，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并不是说世界就太平了。当前世界上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或动乱不断，和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尽管世界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和动乱仍然存在，世界上种种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但谋求和平与稳定、促进合作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的主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科技革命的加速进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地位与作用日益上升，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较量，已更多地转到综合国力的竞争较量上。正如江泽民所说：“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因此，着重经济发展已成为世界潮流。各国都将发展经济作为主要的战略任务和追求的主要目标，经济改革与开放席卷全球。同时，经济贸易摩擦日益激烈，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但是，通过对话、谈判，以经济手段解决争端和热点问题的趋势明显增强，而且越来越强。
3．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影响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深刻而又复杂变化的又一重要因素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70年代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是第二世界；亚非拉除日本外，人口众多，政治、经济都不能跟富国、大国相比，是第三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一系列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取得政治独立，取得了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重大胜利。这些国家属第三世界。他们在取得政治独立后，普遍面临发展经济、巩固政治独立的重任。如果没有一个和平的稳定的国际环境，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实践使各国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在当前开放的世界中，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对方发展是自身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对抗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只会导致国家经济衰退或贫困，对话与合作才能给国家带来繁荣与发展。多年来，在打破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坚持采用对话、合作与经济交往等办法，加强了南南合作，并推动了南北对话，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南北关系问题，亦即发展问题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应当把它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邓小平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带动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而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为什么说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核心问题呢？这是因为：发展问题是指南北方关系问题，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发展是人类自下而上的目的，也是当代人类继续生存的条件。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是我们时代的潮流，是当代世界的核心，它关系到人类的进步和繁荣。所以，邓小平说：“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他在谈到南北关系时曾指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带来障碍。”广大发展中国家，力求在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中，通过对话与合作，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秩序，以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应该懂得，和平与发展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长期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维护世界和平，又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离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进步，就不可能有世界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和平与发展，即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不仅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而且是全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它反映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总潮流。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观就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形成的。
三、客观条件之三：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等体制的改革，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源泉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这篇重要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指导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特别是改革，它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这就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反复阐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只有改革才能强国富民，也只有改革才能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他多次强调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所以，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邓小平所说的“综合性的改革”即“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诸如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率先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随后，在条件具备时，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也相继展开了，并取得了成效，从而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对我国经济建设至关重要
经济体制指的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我国原有的经济体制是承袭前苏联的经济模式于50年代形成的。这一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主要的经济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这是一种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建立初期，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要求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在一定时期内，这一体制曾起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纵向和横向的经济联系日益复杂多变，这种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新的情况，逐渐成为一种严重束缚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所以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进而各行各业逐步展开的。首先在农村着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就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1982年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要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阐明了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从而使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使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20多年来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农村：到1984年，我国已有99％的乡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农产业，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等等。这些改革的措施，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从而也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现在农村的改革还在继续发展，农村经济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在：（1）变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2）变高度集中的直接管理体系为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3）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4）改革流通体制，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5）发展了以企业之间的联合为主要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逐渐改变了大而全、小而全的自我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积极发展企业群体或企业集团；（6）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和正确的分配政策。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正逐步深化，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分阶段地进行计划、投资、物资、财税、金融、外资、外汇等方面体制的配套改革，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
根据邓小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独创性理论，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十四大的纲领性提法加以具体化，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蓝图和基本框架。随后，在国家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又明确提出了前进的目标和任务：到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左右，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由此可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任重道远。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改革冲破了传统的僵化的经济体制，解放了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不可阻挡之势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革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长期窒息人们思想的许多旧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锐意进取，积极变革，勇于开拓，讲求实效，开始形成潮流。
2．为了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是指一定社会中全部国家生活的管理体系调控、方式、管理机构的结构特点和权力的运行机制。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和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决定的。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的，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和不断强化指令性计划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不适应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他还尖锐指出，这种政治体制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它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提出，为了使经济体制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并保障其成果，为了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1980年8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邓小平于1986年9月至11月的四次谈话中，再次强调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原有的政治体制，“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一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邓小平说：“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十三大就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作了部署：（1）实行党政分开；（2）进一步下放权力；（3）改革政府工作机构；（4）改革干部人事制度；（5）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6）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7）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十三大以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稳妥地展开了，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十几年的实践证明，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有利于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正如邓小平所说：“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
3．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还必须积极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要把我国现代化建设迅速搞上去，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教育事业。为此，就要积极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
科技体制改革：根据科学技术要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1985年3月13日，正式公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的主要内容是：（1）振兴经济、实现四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一切工作的中心。科学技术工作必须紧紧地围绕这个中心，服务于这个中心。（2）改革对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实行经费的分类管理。（3）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开拓技术市场，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4）调整科学技术系统的组织结构，鼓励研究、教育、设计机构与生产单位的联合，强化企业的技术吸收和开发能力。（5）改革农业科学技术体制，使之有利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农村经济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转变。（6）合理部署科学研究的纵深配置，以确保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后劲。（7）扩大研究机构的自主权，改善政府机构对科学技术工作的宏观管理。（8）对外开放、走向世界，是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9）改革科学技术人员管理制度，造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环境。这九项改革之中，最主要的是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
《决定》的制定和公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加快了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对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起了促进作用。十多年来，科技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表现在：从沿海到边远地区，技术市场蓬勃兴起，科研单位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服务，在为社会创造效益的过程中增加了自身的效益；各种形式的科研、教育、生产联合体有了很大发展；科技人员流动更趋合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向生产的转移，从军用到民用的转移，从国外到国内的转移，从先进地区向落后地区的转移，正在逐步地展开；科技同经济相结合的机制开始形成；科研基金制度、专利制度、奖励制度得到了健全和发展；科技研究机构的自主权进一步扩大，政府对科技人员的政策进一步放宽，为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的作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科研机构领导班子趋于年轻化，科研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开发和科研成果推广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得到了加强，科研结构开始趋于合理。我国现有的科学技术体制虽然通过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它在许多方面仍然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因此，科技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教育体制改革：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废除了旧的教育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基本参照苏联模式，形成了现行的教育体制。虽然它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主要是：（1）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上，政府有关部门对学校主要是对高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管理的事情，却没有管理好。（2）在教育结构上，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设备严重缺乏，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高等教育内部的学科层次比例失调。（3）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脱离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落后于当代科学技术、科学文化的发展。党中央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进行教育体制改革。
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指引下，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是逐步推进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邓小平对教育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正确论述和决策。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共分五个部分：（1）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2）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3）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4）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5）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个《决定》从我国国情出发，为教育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成为新时期我国教育发展的里程碑。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的要求，十几年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从多方面展开，并已取得初步成效。在办学体制上，逐步改变了由国家大包大揽的严重弊端，开始创建以国家办学为主体、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共同办学的体制。在教育管理体制上，逐步改变了长期形成的过于集中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力求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和学校、政府教育部门和业务部门这几方面的关系；简政放权，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和责任，增强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责任和义务，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高等教育逐步实行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普遍实行了校长负责制；基础教育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级管理的地方负责制正在形成。教师职称评定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职称评定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行学位制度，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吸收各学科着名学者参加，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博士三级，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在一些地方和学校还进行了教育综合改革；教育和经济建设相结合的“燎原计划”已开始实施。此外，在教学管理、教材编写、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高等院校招生分配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当前，教育体制改革正进一步深化。
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综合性改革，调动了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各个领域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使我们的体制更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而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我国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实践证明，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最终形成的又一重要条件。
四、邓小平发展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发展观，其理论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发展观作为科学概念，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逐步形成。
1．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理论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理论根源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大变革。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发展的理论。在社会理想的阐发上，与以往思想家所提出的发展思想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特别是从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现实状况出发去探寻未来社会的发展，从而得出资本主义一定要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要胜利的科学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对于该社会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动力、主体、形式、阶段等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力图从中阐明其内在的规律，这一切恰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论被各国共产党人掌握后，对于后来的社会发展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它的创造性贡献主要有：它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它发现了社会革命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它指出了人类社会阶段性进步的前进特点；它找到了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尽管在当时还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但马克思、恩格斯已十分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列宁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典范。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列宁不仅根据新的情况和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学说，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并在实践上成功地领导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胜利后，即遭到14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白匪也趁机猖狂地叛乱。怎样才能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高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红旗？列宁明确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他还说：“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放在首位。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发展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多篇论着中，强调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949年3月在民主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他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1956年11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这里，毛泽东强烈的社会主义发展观激励鞭策和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
邓小平发展观是现时代的革命发展观、社会主义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很显然，其理论根源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它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发展理论是一脉相传的，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2．发展是一切物质运动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在内的基本规律，社会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终极因素，这是邓小平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地运动、发展变化之中，事物的运动、发展是永恒的、绝对的。世界上绝没有静止的、不变的事物。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也是这样。正如毛泽东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那么，决定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是什么呢？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因素和原因。按照这一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而社会生产力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的条件，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社会由低级的形态向高级的形态发展的最终原因。列宁说过：“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毛泽东也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社会的发展，既不是取决于上帝（其实这是根本不存在的）的意志，也不是取决于帝王或国家领导人的品德、才能，而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推动的。任何社会形态都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其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是最终极的原因和决定性的力量。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作用论。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作用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作用论，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和社会矛盾、中国社会现阶段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担负的根本任务，从而科学地作出决策，制定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一系列理论、战略、路线、政策和措施。正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所指出的：“只有在承认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承认生产力是根本标准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保证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能够真正适应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要求，而不致陷入主观随意性。”正是由于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作用论，这就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发展观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就是邓小平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搞革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社会主义，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既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当然也是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发展观的精髓。
我们知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根本方法。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言简意赅地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申这一思想路线，并把它表述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伟大贡献，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社会主义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重申和进一步阐发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理论上是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若干基本点组成的、不可分割的科学体系，从而成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出发点、基础和前提。
首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基本点，也是邓小平发展观的出发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只有从实际出发，把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对客观事物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才能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强调和发挥了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把它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前提和基础，也就为社会主义发展观找到了理论依据。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的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只有符合这个实际，才能取得胜利。建国以后的前30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和实践中发生的一些严重失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脱离了这个实际；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这20多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和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归根到底都是由于符合了这个实际。所以，江泽民强调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最主要的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把过去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方针政策，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的教条式的理解和认识，坚决纠正过来，并从这些不正确的政策和思想束缚中彻底摆脱出来，使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真正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其次，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另一个基本点，也是邓小平发展观的重要基础。理论联系实际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按照这一基本原则，只有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实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他一再反复强调，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换言之，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研究、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应该懂得，实践是丰富多彩的，实践又是永无止境的，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所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要一以贯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勇于开拓前进；必须尊重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坚持用实践来检验、丰富、完善我们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必须坚持把大胆探索的勇气同科学求实的精神统一起来，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规律，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使理论随着实践的进展和时代的前进而发展。所以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再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又一基本点，也是邓小平发展观的重要前提。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惟一源泉，同时也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也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途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坚决支持了这一问题的全国全党大讨论，并不断引导全党深入总结长期的历史经验和关于吸取各国建设的新鲜经验，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观创立理论前提。比如，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就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观点，对过去实践经验的总结。正如邓小平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又如，我国长期以来对外搞闭关自守，对内照搬苏联经济模式，结果既自我封闭，又压制了广大干部群众和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国家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邓小平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作出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战略决策，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和进一步推出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通过总结实践经验制定出来的，又通过实践检验其正确性，还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使其进一步完善。1988年5月，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到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成就讲了一段富有哲理发人深省的话，他说：“我们中国常说一句话，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十年来的实践检验，证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正确的。我们现在不是要收，而是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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