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早年参加革命至新中国成立。这是邓小平发展观产生的萌芽阶段
邓小平，原名邓希贤，后改名邓小平，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和积极活动家。1919年秋，他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离故土，漂洋过海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实现理想之路。他认为，只要每个青年都掌握一种科学本领，立志改变国家现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不怕帝国主义欺侮的富强国家。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邓小平积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1922年他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他受党的派遣回国。1928年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武装起义。他化名邓斌，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同张云逸等于12月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次年2月，又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根据地。他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党的遵义会议。
邓小平从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到指挥威震中外的淮海战略大决战，从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到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从中共中央秘书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到中共中央晋冀豫中央局书记，从抗日劲旅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到解放战争中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初为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以后又称第二野战军）的政治委员，邓小平一直是我党的高级干部、我军的高级将领、大战略区负责人和野战军领导人。就他所领导的战略区本身而言，它是一个全局，但相对整个中国革命而言，它又是一个局部。在这一时期，亦即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农业生产、粮食生产，把发展生产视为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基础，是胜利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保证。例如，在1942年至1943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的邓小平，针对当时晋冀鲁豫地区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全面开展根据地建设的任务，把根据地建设提到与对敌斗争同样高的战略地位。他说：“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其中关于经济工作，他要求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强调“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生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着重是发展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这是生产的重心。邓小平说：“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只有发展生产，增产粮食，战胜灾荒，保证军需民食，才能打下自给自足的基础，巩固抗日根据地。1943年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邓小平撰写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章，专门论述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其主要精神是：“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围绕这一中心，邓小平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要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方针政策，他说：“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文章具体阐述了关于“负担政策”、“税收贸易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方针”等。文章特别强调：“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由于党加强了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正确地确定了把农业生产、优先解决粮食问题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环节，并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从而领导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克服了种种困难，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中共中央晋冀鲁豫局书记同时是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后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的邓小平，在指挥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严酷的军事斗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领导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开展生产运动。例如，1946年2月16日，邓小平、刘伯承等发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与军区关于全区军民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同年2月24日，邓小平为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人民军队》报撰写发刊词，指出，人民的军队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惟一宗旨，要加强发动群众的工作，积极参加根据地的生产建设，认真完成练兵任务。他并为《人民军队》报题词：“人民军队的责任是随时随地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民利益着想。今天我们必须亲自动手，努力生产，克服困难，以减少人民负担，使人民经济向上，逐渐恢复八年战争的创伤，走向丰衣足食的道路。”1948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为中原局起草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的指示》中指出：“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以便保证人民生计和支援战争，必须注意领导人民加紧生产。”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在民主革命时期，既然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武装斗争，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邓小平在指挥革命战争，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是相当重视的，阐明了许多重要思想观点，这是邓小平发展观产生的萌芽时期或者说是准备时期。
二、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是邓小平发展观初步形态的产生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肃清大陆上的残余敌人、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土地改革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继续担任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的同时，还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会同刘伯承、贺龙率部挺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尔后领导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时，说他比较顾全大局，比较有才干，比较周到和公道，是个厚道的人。1959年他又担任中央军委常委。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作为毛泽东主席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重要助手、周恩来总理的左右臂膀和内定担任党的一线领导工作和接班人之一，参与了党和国家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许多重大决策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使他有可能从更广阔的视野更高的层次上全面思考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初步提出和逐渐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若干观点。
1952年底，党中央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起，我国从恢复国民经济转到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国家财政工作如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这是必须解决的新问题、新任务。当时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关于财政与经济统一以及“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具体阐述了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思想。他在《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一文中，强调财政工作“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必须“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翼改造所需的资金”，为建立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服务。他还说：“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财政观点：一是必须“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而且要留有后备。他说：“有了后备力量，国家财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二是“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三是财政工作要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以及增强地方、部门的全局观念。
自1956年9月起至1966年，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长达十年之久。其间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同样在国家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提出一条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就是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要面对国家现实”，二“要面对群众的需要”。例如，1957年3月至4月间，邓小平视察了太原、西安、兰州三市，针对着城市建设中严重存在的不顾国情、不顾群众需要、贪新贪大、盲目追求现代化的倾向，他尖锐指出：“我们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我们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在建设当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又说：中国是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刻苦的努力。”他还说：要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围绕着这些根本的指导思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邓小平就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初步构成了他的社会主义发展观。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是：
1．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1956年11月17日，邓小平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着重联系当时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深刻地阐明一个重要观点：搞革命需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搞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看来，普遍真理有这样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是，中国怎样才能比较快地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这就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他还说：“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首先要几万、几十万骨干懂得这条原则，这条原则才会得到实行。”
2．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在西安市干部会上根据党的八大作出的关于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新阶段的阶级矛盾的科学论断，明确阐述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的观点。他说：我们前一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邓小平强调指出：“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所以，搞经济建设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邓小平说：“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如果不好好学习，不善于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3．农业问题影响大，农业要踩稳
1958年至1959年，由于“大跃进”而掀起的“大炼钢铁运动”，严重冲击了农业生产，造成了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全国许多地区的农副产品市场供应严重短缺。针对这种情况，1959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开会讨论北京市场商品供应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农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广大人民生活的重大作用。他说：“直接影响我国建设规模和七亿人口生活的真正的东西是农业。这一脚踩不稳，会天下大乱。”在我国国民经济困难时期，1962年7月他又说：“我们要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工业就没有希望，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而要恢复农业，关键在于制定正确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说：“我们要一步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4．着眼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哪种农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就采取哪种具体形式
1962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农业问题上，由于1958年所谓的“大跃进”，加之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搞得太急太快太粗，特别是片面强调“一大二公”，以致出现“一平二调”，“共产风”严重泛滥，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1962年7月，邓小平针对当时安徽省等农村出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党内又有严重争议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阐述了他对改革农村经济体制、调整农业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问题的独特见解。他说：“生产关系是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他还说：要“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这也是一个大政策。”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调整、改革农村经济体制、农业经营方式以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论点，充分反映了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以及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5．全党要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说：“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6．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
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说：“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等中央批准了再办。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1978年10月还说过：“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
7．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加强基础工业薄弱环节的工业化道路和战略目标的构想
1963年8月，邓小平在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对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和战略目标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重申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同时，强调指出：“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立足现实，瞻望前途。”“制定发展工业的方针和规划，要考虑农业基础、工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加上管理水平。”他还说：“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我考虑，在一定时期，我们工作的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当然是低水平）；工业本身必须着力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
8．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要抓教育，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发展
1977年5月，邓小平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还在1975年，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说：“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是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
此外，在这一时期的领导工作中，邓小平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外交、党建等诸多领域，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也是其初步形态的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三、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初南方谈话前，这是邓小平发展观创立、形成、成熟阶段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以此为标志，我们的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这是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篇重要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根据邓小平报告的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并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就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影响历史弥深：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会议揭开序幕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这里开始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在遭受严重挫折之后开始在这里重新焕发生机。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1992年初南方谈话前，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完整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其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主要有：邓小平经济发展观、邓小平政治发展观、邓小平军事发展观、邓小平教育发展观、邓小平科技发展观、邓小平文化发展观、邓小平外交发展观，等等。这些在导论中已作过简述，不再重复。贯穿所有邓小平发展观核心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最根本上就是一切都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的思想结晶，是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作出的科学论断。1981年6月，邓小平主持制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以后，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六中全会等形成的决议都对这个论断作过论述。1987年8月29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高度评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认为这是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十三大以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意义的高度继续进行深刻的阐述。他说：“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又说：“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之一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1980年1月，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他还说：“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快。所以……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以后，邓小平多次就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探索过程、深刻含义、主要内容、必要性、可能性和重大意义等进行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在1984年6月会见国际友人时，邓小平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他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在阐述我国改革开放一系列重要政策后指出：“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
正是在以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为核心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四、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以后，这是邓小平发展观丰富、拓展的新阶段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谈话的中心思想是：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加速经济的发展，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其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改革开放不敢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力争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发展；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等等。邓小平这些重要论述，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新的理论概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也是邓小平发展观的系统化。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理论来自实践，理论指导实践，理论必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在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同时，也多方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诸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调整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与远景目标，着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理论；在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在领导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等等。
党的十四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运用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显着特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思路更加明晰，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更加完善和清楚具体，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同时，逐步摸索和掌握了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规律，逐步建立了比较明确的具体制度，制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因而，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实践中，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军事、文化、外交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显着成就。表现在：我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12．5亿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在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着增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形成，农村和城市的各项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实行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规模不断扩大，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出口贸易、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我国经济大踏步地走上了世界经济舞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取得重要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法制建设取得显着成就，以宪法为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完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新的成果，教育、科学、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和其他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顺利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这是历史性的胜利；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注重质量建设，依靠科技强军，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国防总体实力和防卫作战能力进一步增强；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党的自身建设得到改善和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得到巩固和发展，新老干部的交替与合作进展顺利，我们党锻炼得更加成熟和坚强。实践证明，20世纪90年代，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样的实践基础之上，以邓小平发展观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在新的时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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