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建设是发展的中心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邓小平有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他所说的“发展”涵义很广，包括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教育、发展军事、发展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等等。但最核心还是发展经济，因为它是其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既然核心是要发展经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强调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他还明确地说：“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做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为什么经济建设是发展的中心？为什么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由于：
1．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人类社会始终离不开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它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离开了物质生产活动，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就难以生存，社会更不可能发展了。所以，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表明，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是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途径。显而易见，要发展生产力，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因为，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社会财富不断丰富起来，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不断得到提高，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这就能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仍然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势必会严重挫伤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进而阻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显然不利于我党最终目的的实现。
2．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以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我国之所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以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为依据的。建国前，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和长时间的疯狂掠夺，中国是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近30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但由于我国底子太薄，基础太差，人口众多，加上指导思想上和政治上长期受“左”的错误的干扰，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我国仍然是很贫穷的国家。据统计，1980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90美元，在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33位。正如邓小平1978年3月所指出的：“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我们党和毛泽东曾长期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得从1958年到1978年的整整20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生产力水平低下，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克服我国“底子太薄”的不足，要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以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果不以经济建设作为中心，生产力发展缓慢，国家的综合国力不强，不仅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改善和提高，而且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会丧失最根本的经济源泉。
3．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地位的高低、作用的大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主要依赖于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弱。江泽民说：“现代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就是说，一个国家国际政治地位的高低，是以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为基础的，而综合国力首要的是其经济实力。如果经济建设上不去，经济不发展，科技教育就不可能上去，人民素质不高，军事实力不强，哪来的综合国力。旧中国，由于经济太落后，长期受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民吃尽了苦头。在当代，以强凌弱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美国自恃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强大，顽固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竟然无视国际法，悍然出兵主权国家巴拿马，缉拿、囚禁该国总统诺利加，粗暴干涉他国的内政；伊拉克侵略邻国科威特，美国为了其在中东的利益，破坏联合国宪章，发动所谓的“沙漠行动，”一次又一次地军事打击伊拉克；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不顾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对一个主权国家南联盟发动侵略战争，等等。这一系列弱肉强食的现实均说明，在国际社会中，谁具有实力，谁就有地位，谁说话就有分量。而这实力的关键就是经济实力，因为经济实力是其他实力的基础，是其他实力之本。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尊重和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决不会也决不允许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是，如果我国经济建设上不去，经济不发展或者发展缓慢，我国实力不强，就会受人欺侮，在国际社会中就没有地位，就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因此，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把着力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把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起来，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综合国力更加强大，才能在国际社会中有更高的地位，也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科学结论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几十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事业就受挫折。1957年以来，由于我们党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甚至背离了八大的正确路线，重新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当做社会的主要矛盾，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运动，结果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害。“二五”期间（1958-1962年），生产力发展甚为缓慢，社会总产值平均增长呈现了负增长；十年“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到的破坏更是惊人，可能估算出来的经济损失达到5000亿元，几乎等于从建国起至1976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总和，国民经济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我国同发达国家甚至同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得到全面推进，1981-1990年，我国国民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090年代，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着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1991-1998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另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1999年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将为2．5％，而美国将从1998年的3．5％下降为1999年的2％；日本将从负增长恢复至0．5％；俄罗斯继续保持6％的负增长并取代亚洲成为世界金融危机中心；中国在1999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仍可达到7％，仍居世国各国经济发展最高速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足以说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充分证明了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党的事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人民也才能得到实惠。离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就会失去物质基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在于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因此，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必须紧紧抓住不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这是我们党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二、加速科技进步，大力发展教育并控制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内部条件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快慢，其速度和效益如何，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要受制于许多客观条件即客观因素的。就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即国内因素而言，一般可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科学技术、教育水准等几个基本方面，以及与这些基本要素的组合、配置有关的因素。这里着重阐述邓小平经济发展观中有关科技、教育、人口这几个方面的重要论述。
1．加速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邓小平对此进一步加以发展，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着名论断。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高低，对劳动力素质水平的高低，对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水平的高低，对各种物资资源的利用能力的大小，总之，对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对生产力发展的快慢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洞察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起的巨大作用，从1977年以来，多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实践反复证明，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事实证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作为第一次产业革命策源地的英国，在1770一1860年这段时间里，生产率提高了20倍，其总体经济实力处于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地位，它的外贸总值为世界贸易总额的32％，商船总吨位是荷、美、德、俄四国之和。造成英国这种经济巨大优势的，很重要的就是科技水平的领先。当时的英国，拥有全世界30％的重要科学发现和57％的工程技术发明。再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腾飞来看，战后日本和联邦德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其主要原因是这两个国家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日本从1950年到1974年，从欧美各国引进有关钢铁的技术多达2000余项，有力地推动了钢铁业的发展。据估算，随着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不断加强，20世纪以来，在发达工业国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做出的贡献率，在本世纪初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20％，到本世纪中叶上升到40％，70年代上升到60％。到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已高达70％～80％。资料表明，目前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80年代初提高了10多个百分点。科技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率由1978年的20％左右提高到1998年的42％。技术进步提高了工业的产品质量，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70年的74％上升到1987年的87％。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尤其显着。1997年，全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达6417．7亿元，其增加值占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的比率上升至8．1％；高新技术企业达5万多家，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991年至1998年，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9．8％。事实说明，在当代，要使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已离不开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第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能对经济发展起重大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就是说，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科学文化技术水平愈高，劳动技能愈强，所发挥的作用愈大。科学技术虽是第一生产力，但它本身并不是作为生产力的独立要素而存在的，它必须与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合理地相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生产力，是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不仅推动了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改变着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不断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经验、技巧和能力，从而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所以，劳动者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自己，否则，就可能被激烈竞争的社会所淘汰，也决不可能推动经济的发展。
第三，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如果“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这是因为：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来武装农业，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来管理农业，把落后的传统农业转化为具有先进水平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必然要求农业科技有一个大发展，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工业现代化，就是通过发展科学技术，采用当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和组织管理方法，把工业建立在当代先进的技术基础之上，使工业的各项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当代先进水平的过程。现代科学技术使工业生产的劳动手段、能源种类、生产工艺、劳动对象和生产过程的一般物质条件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很显然，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更离不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对于现代军事技术，对于一个国家的军事活动和国防实力，对于军队的武器装备和组织指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使我们进一步看到科学技术特别是先进的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正如江泽民1999年所说：军队武器装备的高科技化，是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国防科技和武器发展是衡量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对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来说极为重要。为了应付未来高科技战争，我国必须加强武器装备建设，努力提高我军武器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这就更加需要发展现代科学技术。
2．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经济的发展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它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人口素质的优劣；劳动者知识水平的高低、科技能力的强弱和国民精神面貌的好坏，决定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和现代化建设成效的大小。在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曾提出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20世纪50年代，美国着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把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等以提高人口素质来形成的，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力资本的雄厚程度，而不是取决于自然资源的丰瘠和其他常规资本存量的多寡。而要厚殖人力资本，提高人口素质，归根到底又取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因此，教育在经济发展中居于至为关键的地位。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是把教育摆在事关中华民族兴衰成败的大局、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的战略高度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1985年，他十分精辟地论述了教育与发展经济、同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的辩证关系，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教育之所以在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主要是由于：
第一，发展经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人才，特别是杰出的领导者和科学技术人才，对于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邓小平说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人才，“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在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比较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重视人才的培养，注重发挥人才的作用。日本是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如今能够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就是因为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在1977年1月的施政演说中说：“人是我国的财富，教育是国政的基本。”日本的人均教育水平较高，其具有高等文化程度的人数和研究生人数，每万人中所占的比例是我国的10倍多。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据统计，1997年末，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914万人，仅占职工总数的19．7％，而发达国家的科技人员，一般占职工总数的30％以上。按照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我国人才短缺相当严重。据有关部门测算，从数量上看，我国现有人才资源总量为4465万名，按照经济起飞时人才资源密度不能低于7％的要求，尚短缺1663万名。因此，只有优先发展教育，大力培养人才，才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第二，发展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大量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而高素质劳动者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除取决于有没有大量的科技人才外，就是要取决于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尤其是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劳动者的素质，无论是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还是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不可能自发地、凭空地产生，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劳动者的素质与生产率的提高关系极为密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所制定的发展战略，都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者素质太低。统计资料表明：相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小学毕业生能提高生产率43％，中学毕业生能提高生产率108％，大学毕业生能提高生产率300％。从总体上看，我国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据1990年的人口普查，在全部就业人口64724．47万人中，具有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共430．15万人，占总数的0．66％；具有大学专科文化程度的共781．83万人，占1．21％；中专程度的1342．44万人，占2．07％；高中程度的共5824．14万人，占9％；初中程度的共20913．86万人，占32．31％；小学程度的244．83．65万人，占37．83％；文盲或半文盲共10948．65万人，占16．92％。劳动者这样的文化素质（初中文化程度以下占87．06％）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劳动者的素质除科学文化素质外，还包括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等，这也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
3．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必须控制人口增长，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
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极为密切。人口增长过快且人口素质不高，必然制约经济的发展。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控制人口的增长。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众多是我们的突出国情。人口众多，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一个重要特点。据估算，早在公元前的夏商周时代，当全球人口仍相当稀疏时，中国的人口总量已达到1000万左右的规模。转入公元初年，当全球人口总数约为2．5亿至3亿时，中国的人口已达6000万左右。到了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口进一步迅速扩大。到道光十四年（1834年），已逾4亿。而当时全球人口共约10亿至11亿。经过清代前期、中期的人口快速增长，在大约150年的时间内，中国人口以平均每50年净增1亿人的速度急剧地膨胀。到鸦片战争前，已成为世界上的“超级人口大国”。转入近代，由于社会动荡，战乱不断，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由于原来的人口基数大，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人口总数已达5．4亿。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人口总量急剧地增长。从1949年到1989年，我国人口从5．4亿激增到11．1亿。40年间增长了1．05倍。平均计算，每隔7年，人口就净增1亿。到1994年，全国人口总数已达11．98亿。目前，我国人口已达12．5亿。这是一个非常现实、非常突出的问题。邓小平多次提醒全党，“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是我们国家的两个重要特点，我们的经济建设要从这个实际出发。1980年1月，他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口众多，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我们的经济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第一，人口众多的客观实际，是决定我们进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根据之一。邓小平一贯主张，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说：“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多。所以，我在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经济建设必须稳步前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循序渐进，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企图通过大搞群众运动、“大跃进”的办法是不行的，我们吃过这方面的苦头。正如1987年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党中央提出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充分考虑我国底子薄、人口众多这个重要特点的，是切合我国实际的。
第二，必须坚定地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过去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其实地大物并不“博”。我国的人均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如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资源分别只占世界人均水平的28％、32％、14％和32％。我国矿产资源目前已发现的是162种，按国际矿产品价格和国际水平的总回收率计算，其中45种主要矿产品的潜在价值仅次于前苏联和美国，是世界第三大矿产国。但是，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均占有量计算还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居世界第80位左右。煤炭资源已探明的储量是9724亿吨，位居世界第三，但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70％。人均资源少，污染处理率又相对较低。全国每年排放污水360亿吨，而目前工业污水处理率仅为68％，生活污水处理率不到10％；只有30％左右的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得到处理。我国人口基数大，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必然影响跨世纪战略目标的实现。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我国人口正处于一个倍增台阶的中点。随着人口惯性运动，中国将在21世纪的20年代至40年代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即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10亿；2030年左右，中国总人口可能在15亿至16亿；204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3．2亿。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一人口增长趋势将给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担。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据统计，我国自1971年到1998年的28年间，由于大力推广计划生育，少生了3．38亿人，从而使世界达到60亿人口的日子，被推迟4年到来。这一重大成果，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对世界的发展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交流和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外部条件
实行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外部条件。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对外经济关系论述阐明的对外开放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要扩大对外开放……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对外开放是我们党和国家长期的持久的战略方针，已经写进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之中。
为什么我国要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它和发展经济是什么关系？邓小平对此作了深刻的阐述和回答。
1．对外开放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准备好地盘，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当今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生产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世界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已深入到各个方面。世界市场几乎已把所有国家和地区纳入了世界范围的社会经济联系的网络之中。可以这样说，在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其经济的发展是可以脱离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而完全孤立地进行。所以，邓小平深刻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开放的世界”，就是指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交往，尤其是经济的交往已经普遍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处于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关系之中；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必须与其他国家、民族密切联系，互通有无，不断地吸收别的国家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自身的优点和活力，更好地发展本国或本民族的经济。总之，在当代，由于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快速发展以及现代交通、通讯手段的出现，已经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世界成了开放的世界。在“开放的世界”这个国际环境中，每个国家要谋求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当然我们中国也不能例外。
2．对外开放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战略目标的需要
1979年我国在制定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时，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同时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是发展不起来的。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要发展我们的经济，之所以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主要是由于：
第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发展我国的经济，必须对外开放。进入新时期后，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应该充分参与国际发展的总潮流，充分对外开放。他多次讲：“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他还说：“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这些精辟的论述，高度概括了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经验，同时又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一是国际分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现在世界上各种社会制度和各种经济类型的国家，都参加了国际分工，不管是大国不是小国，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莫不如此。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相互依赖程度大为提高。二是国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这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必然结果，表现在贸易增长率超过了生产增长率，这就使世界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三是国际投资迅速增加。1960年全世界国际投资加在一起为658亿美元，到199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金额已达32000亿美元。四是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也表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在加强。现在世界金融市场已联成了相互衔接24小时不停运作的网络，这对办理各国相互投资、贸易的结算等世界业务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上述情况说明，当今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国际分工和经济活动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为了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参加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活动。为此，邓小平确定了我们要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这就是，既要注重一些社会制度相近或较为友好的国家，又要注重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既要注重少数发达国家，又要注重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博采众长，加速发展。
第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长期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一个国家要发展，尤其是经济上、科学技术上要发展，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对外交往的历史。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盛唐开明闻天下”，明朝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等，都是显赫一时的对外开放的历史。在封建社会的早期，我国的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和同期的西方国家相比曾处于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作出过特殊贡献。但是，由于后来不少封建统治者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加上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自我封闭，停滞不前。对于我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邓小平科学地加以总结，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的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作了深刻的回顾与总结。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但自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又关起门来。60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而“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的对外经济关系处于倒退局面。“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在50年代后期，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在某些方面，同其他国家的差距并不算太大。差距是在60年代后期拉大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差距更大了，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同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许多年。所以，邓小平1984年强调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不开放，搞闭关自守，自我封闭，是不可能搞现代化建设的。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要发展我们的经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和战略目标，更加需要对外开放。“十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经济将在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内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将由有限范围和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将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范围，对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给我们以深刻启示：要加快经济的发展，必须开放。“开放带来兴盛，封闭导致落后”，这已为近现代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以美国为例，引进先进技术是美国成为后来居上的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条件。大量有技术、高素质的移民为美国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新鲜血液，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对美国西部开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就是在今天，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也还不断地从世界其他国家获取商品、资源、资金、人才和技术。再看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其本身就是一个对外开放的范例。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一个庞大的“遣欧美使节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并有效地加以移植，从而使日本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后起的敢于同欧美相抗衡的帝国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了的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重新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贸易立国”进而以“技术立国”等一系列开放政策所致。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从60年代起就采取了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努力吸收国外的资金和技术，充分利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积极参与国际市场上的交换和竞争，从而使经济迅速腾飞，成为经济发展的后起之秀。环顾全球，任何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积极实行对外开放的。从近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受到这样的启示：在开放的世界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年代，后进的国家可以通过经济合作和对外交流，引进外资，采用世界上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取得“后发性”优势，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跳跃式”发展。
四、积极推行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系统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改革的理论和一整套方针政策，是邓小平经济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一场革命性的改革浪潮席卷中华大地，涤荡着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认识和习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20多年我国的改革实践证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系统改革，对我国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换句话说，改革是搞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也可叫革命性的变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必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经济快速发展。
之所以说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最根本的是由于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一般来说，经济体制指的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即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用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竞争机制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反之，经济体制超越或落后于一定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则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对一定社会形态中既存的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经济体制进行扬弃，并且选择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体制的过程。
我国原有的传统的经济体制是承袭苏联的经济模式于50年代形成的。这一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国家运用指令性计划，直接掌握和控制人、财、物资源，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主要的经济活动都在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这是一种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建立初期，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是基本适应的。在当时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较为简单的情况下，这一体制起过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例如，它较为有效地集中了人力、物力、财力，保证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较好地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较为迅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较有效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迅速地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了极端贫困的状况。
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国际经济合作和交流的扩大，联系日益复杂多变，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的情况，逐渐成为一种严重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其主要弊端表现为：一是经济决策过于集中，地方权力很小，微观决策权绝大部分集中于国家手中，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政企不分，国营企业缺少应有的主动权，成为各级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没有生产经营积极性；二是排斥市场经济的若干规定性，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的配置主要决定于行政指令性计划；三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四是所有制形式与经济结构单一，所有制强调“一大二公”，其他经济成分当做“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经济结构畸形。所有这些弊端，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经济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发展缓慢。对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邓小平曾加以科学总结，并适时地提出对这种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他说：“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把改革当做一种革命，当然，它“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
正是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引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了新构想，即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有限的经济资源。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因此，长期以来，在我国的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都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即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以计划配置资源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源配置惟一标准的方式。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研究当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上述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早在1979的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1990年12月，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更对市场经济是不是一定姓“资”，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做了系统的回答。当时，邓小平的理论观点已为全党所共识。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不久，中共中央又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即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左右，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实践证明，20多年来，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起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建成），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81-1990年，我国国民经济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90年代，我国经济仍保持着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1991-1998年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据权威部门统计，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9404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8％，按现行汇率折算已突破1万亿美元。这表明，我国全面完成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据预计，“九五”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增长将超过8％，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大大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如今，我国在12天时间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就相当于1952年全年的总和。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七位，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580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00多倍，居世界第二位，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十一位。国际舆论评论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五、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达到共同富裕，是加速经济发展的新路
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地区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部西部地区差距越来越大，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突出矛盾，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根据我国各地区地理位置、资源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全国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经济地区，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沿海12个省、市、自治区，其面积占全国的13．5％左右，人口占全国的40％以上。这是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具有物质技术基础雄厚，科技教育比较发达，管理水平较高，交通便捷，城市规模和城镇密度较大等优势。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10个省、市、自治区，拥有土地面积53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但地形条件和气候条件比较差，其中土地中平原、盆地面积不到10％，约有48％的土地资源是沙漠、戈壁、石山和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有近一半地区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西部地区目前有人口2．87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2．998％。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人口稀少，是我国经济不发达、需要加强开发的地区，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60％，全国尚未实现温饱的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于该地区。但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其中水能蕴藏总量和可开发水能资源分别占全国的82．5％和77．8％，但目前开发利用远不到1％；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远景储量十分可观，根据探明储量，西部地区的煤炭保有储量占全国的36％，石油占12％，天然气占53％，铁矿占24％，铬铁矿占73％，铜、铅占41％，锌占44％，镍占88％，汞占86％，钾盐占99％，磷矿占49％，石棉占98％。
根据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特点，如何协调发展，我们曾走过弯路。还在“一五”计划时期，针对旧中国工业过分集中在沿海少数城市而内地基本建设没有现代工业的畸型布局，国家把建设投资的重点转向内地，这在当时有其合理性。但在“三五”、“四五”计划和“大三线”建设时期，以备战和建设战略后方为基调，以全国平衡发展为指导思想，以工业为主体的生产力布局跳跃式向西推进，使沿海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这虽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以西部地区为例，目前该地区石化、核工业、航天、光缆传导、有色冶金及军工技术都已具有相当实力，大多是这个时期建成的），但是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速度和效益却相对下降了。因此，为加快我国经济总体上的发展，需要有新的思路和新的政策。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正如邓小平所说：“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怎样才能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搞平均主义不行，过去我们吃过“大锅饭”的苦头，同步富裕又不可能（因为环境不同、基础不同、条件不同、人们主观能动作用不同），只能根据事物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采取逐步推进、协调发展的办法，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以先富的地区和先富的人带动和帮助后进的地区和后进的一部分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多次阐明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和大政策。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邓小平强调指出：“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2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国国情的十分有效的政策。
为了更好地实现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构想，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的特点以及基础和条件的差异，邓小平提出了全局与地方协调发展的战略，这就是：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千万不要贻误时机。沿海一些地区要走在全国的前面，率先实现现代化，以便更好地带动全国的现代化。内地也要根据自己的条件加快发展。国家要尽力支持内地的发展，沿海地区要带动和帮助内地的发展。邓小平说：沿海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内地的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按照邓小平的战略思路和发展构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东西部的协调发展上，主要是通过实施沿海地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来实现的。80年代，国家实施了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和发展的战略，办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后来又决定在海南建省办大特区。90年代初，上海浦东全面开放，搞经济开发区。这些地区，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经营管理经验，引进国外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它们的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地区间经济上的发展差距愈来愈大。据统计，1980年至1995年间，仅占国土面积13．52％的东部沿海地区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是占国土总面积56．78％的西部地区的4．07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1995年计，全国人均为4754元，其中东、中、西部地区人均为6860元、3553元、2850元，东部是西部的2．4倍。居民收入差距也很大，以1994年为例，东部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79．9元、712．4元和562．7元。如何解决东西部地区经济上的差距愈来愈大这一突出矛盾？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先富起来的地区可以通过多缴点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但什么时候及达到什么条件可以实施上述政策呢？邓小平说：“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和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八届人大四次会议相继作出了“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现在，由于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已经迈入为实现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全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全局，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抉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它对于缩小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对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对于民族团结、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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