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妹妹

    我知道我的朋友有一个妹妹，因为她经常到克里米亚来休假。但不知为什么，她从来不叫他谢尔盖，而叫他维克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我问他，于是我的朋友给我讲述了一段既动人又富于戏剧性的往事。

    1941年秋天，那时他还是个15岁的小伙子，刚加入共青团就被疏散到大后方，同车后撤的还有扎波罗什地区一个集体农庄的财产。

    他说：“沿途经受了好几次轰炸，损失极其惨重。最后，命运之神把我送到了克拉斯诺沃茨克，是一辆塔吉克斯坦散装货运车把我们从马哈奇卡拉送来的。刚一下车，就看见街上一位妇女哭喊着向我奔跑过来：‘维佳！维佳！我的孩子呀！’我说：‘我是谢尔盖，您认错人了。’可她还是把我当做维克多。旁边站着一位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儿，她向我解释说：‘您长得很像我们的维佳。我们是在一天夜里，在马特维耶夫山冈附近与他散失的。我们乘坐的军用列车遭到了轰炸，这事情发生在我们到达塔干罗格市之前。’”“当这两位妇女的情绪渐渐平静下来时，便要求我照一张相片给她们。她们既没有维佳的证件，也没有维佳的照片。无论是为了寻找他，还是为了纪念他，她们都一无凭据。但我必须跟着大人，怎么也不能够掉队。因而没有同意她们的要求……于是，那位抱小孩儿的妇女把我拉到一旁，作为最后的理由，她请求我说：‘维克多已经死了，我和他坐在同一节车厢里，他的母亲是我的姐姐，她还不知道他已经离开人间了。请您满足我们的愿望吧。’”

    “我们找到了照相馆，摄影师咔嚓一声刚按完快门，我就跑了。从此以后，许多年过去了，我也忘记了这一段往事。可是，有一次，突然从家乡寄来了一封信。信上说：有一个叫安妮娅的妹妹在找你，我们把你的通信处给了她。很快我又收到一封加急信件，里面有一张信纸，令人奇怪的是，还有一张我的照片。信纸上那陌生的字迹写着：‘我们把这张照片放大了，挂在家里。妈妈说这是我的哥哥维佳，我们应该把他找到。妈妈直到去世时都在等待着他。不久前，我的姨妈相继离开人世，在她的遗物中我找到了一张与我们家中那张一模一样的照片，但背面写的却是：谢尔盖·卡尔平柯，1941年于彼得罗夫卡。我找遍了整个彼得罗夫卡的每一个角落，好不容易才把您找到。请告诉我，您是不是我的哥哥？或者，您可能知道我哥哥的下落？’这时我才回想起了那段遥远的往事，并写了一封信告诉安妮娅说，在她还是个三岁的小女孩儿时，我便认识了她，但维佳已经离开人世了……然而，她有个哥哥，这就是我。从那时起，安妮娅就成了我的妹妹。”

    我的弟弟

    我就一个弟弟，是继母带过来的。他到我家时已经15岁了，初中都没有毕业。父亲想再让他上几年学，可是弟弟不想上，就非要去打工，谁也劝不住。可是打了几年工他回来的时候手里也没有攒下几个钱。到了结婚的年纪，父亲为他的婚事也是愁白了头，继母总是很惭愧地说，没有钱让他打光棍，你们不要再为他操心了。话是这么说，我们不能这么听，我偷偷地把我存折上的两万块钱给了父亲。父亲激动得泪水都涌出来了，他说他有了一定还我。我说不用，他是我的弟弟，我应当给他拿钱的。父亲流着泪笑了。可过后老婆知道后拼着命和我打了一场，非得要回那两万块钱，她说这个弟弟又不是亲的，给了他不和扔了一个样吗。我说不一样，他在我家里就是我的亲兄弟。我是拼着命不让她去，实在没有办法我就拿离婚吓唬她，她才委屈着罢休。看着老婆可怜的样子，我心里也怪难受的。

    给弟弟娶了媳妇后，父亲就谈到了分家的问题。这事老婆可是动了心思的，她说虽然我们结婚的时候买了个二手房，可是这钱大部分都是我挣的，再说房子是父亲和我亲生母亲的，弟弟他没有资格分这个家。想想老婆说的话也在理，可是理归理，良心归良心，弟弟他没有文化没有工作，再没有房子了他一家人住哪里，怎么过日子。我背着老婆把这个家给分了，把家里的房子给了弟弟，老人先和他们住在一起。弟弟感动得直擦眼泪。他说，这样分你太委屈了。我说，不委屈，你是我的兄弟。

    老婆知道了这件事后又和我打了一场，还闹着要和我离婚，住在娘家不回来。这个时候正好我升职了，从一个小秘书升到了副经理，我拿一个副经理的身份去找老婆；我说我同意离婚，正好我公司里有一个较合适的，比你年轻多了。老婆一听急了，大哭大闹了一场就在岳父岳母的劝说下跟我回来了，可是她再也不到父母那里去，像跟他们有仇似的。

    之后，我的日子渐渐忙起来，公司的生意也非常红火，我当副经理不久我们就在县里建立了分公司，公司红火，我的腰包也就鼓了，为了填补我对老婆的愧疚之心，我买了一幢小别墅让老婆享用，老婆开心地直往我的怀里钻。抽空到父母那里，知道弟弟已经借钱买了一辆出租车，问他需不需要钱还给人家，他说不需要，已经还得差不多了。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后看到老婆正坐在沙发上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我问她怎么了？她呼哧了几下子说，都是你，给他娶媳妇让房子，他一点良心都没有，我什么时候求过他，就今天想用一下他的车去办点事，他就说今天要到县里去没有时间，什么狗屁兄弟，还不如一个外人，他本来就是外人，是你要把他当成兄弟的，你以后要是再回家去，我就和你没完。听完老婆的唠叨我才明白她受了什么委屈。我说咱们又不是没钱，大街上又不是没车，你说你干吗非得坐人家的车，人家忙着挣钱还账呢。老婆听我向着弟弟，更急，吼道，我干吗不能坐他的车，他是你的兄弟，我当嫂子的坐坐他的车不能吗，不看僧面还看佛面呢，他竟然连哥哥的面子也不给。看着老婆的急相，我也急了，弟弟也真是，你说你嫂子用用你的车有什么天大的事情你推不开不能去，亏得我还什么都让着你。我打电话给弟弟，弟弟说嫂子打电话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正好要去县里医院看他母亲，我说你的朋友他不能找别的车吗，干吗非得坐你的车，他比你嫂子还重要呀。弟弟不说话了，我就把电话挂了。这件事后我总觉得心里堵得慌，不想去搭理他。

    这个夏季电视上天天都广播着要紧急防洪，特别是我们这个地带。还真说准了，大雨一个劲地下，昨天下班我都没有敢回家。早上，县里打来电话，说是分公司遇到洪水，快要出事了。别的领导都出去了，公司里的车也一个都没有在。我急得都快发疯了。路上连个车影也看不见，好不容易来了一辆，一听我要到县里去就跑了，他说他还要命。县里的电话一个比一个紧急，我突然想起了弟弟，我打电话给他说，我想用用你的车，我自己开着去，弟弟二话没说就来了，我说车放下你回家吧，我们家住的低，看看你嫂子她们有危险没？弟弟没有放开方向盘，他说嫂子已经被他接到家里了，他说我开车技术不行，还是他开着去，我说很危险的，他笑着说，就是危险我才要和你一起去，谁让我们是兄弟呢。

    我心头一热，雨水和泪水一块从我的脸上流下来。

    距离

    兄弟俩原来关系很好。哥在镇上。弟在乡下。一次哥对弟说：“弟呀，我们兄弟也不多，还是搬在一块住吧，凡事也好有个照应！”弟想想也是这个道理，遂打点行装，举家搬迁到了小镇。

    最初的那段时间，兄弟俩相敬如宾，妯娌俩也和和睦睦，孩子们更是打成一片。哥有好吃的总是端给弟家一些。弟有好东西总是分一些给哥家。孩子们更是你来我往，不分彼此，亲密无间。

    两家的关系，就像一条抛物线，抛得越高，往下跌的弧度就越大。忽一日，兄弟俩都觉得和对方交往很吃亏。于是便择出对方的一大堆不是来。

    哥说：“人真是可杀不可救，吃了果实忘了树！当初要不是我帮你搬到镇上，你能有今天？哼，搞生意赚了两镚儿，就尾巴翘上了天！”

    弟说：“这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我给你恁多好处你咋记不住？哼，不就是我住你的两间破房子吗？还想让我把你竖成活佛爷！”

    后来兄弟俩发展到谁也不理谁。哥有好茶再不让弟去品尝。弟有好酒再不请哥来共饮。妯娌俩见了面，更是“噗噗”啐着唾沫，有时隔着墙还指着和尚骂秃子，旁敲侧击。两家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

    后来因为陈谷子烂芝麻的琐事，两家还大动“干戈”，大打出手，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弟一气之下搬走了。

    弟口口声声发誓再不认这个哥。哥叫叫嚷嚷发誓再不认这个弟。可是隔了一段时间，哥又思念弟，弟又想念哥。两人都在心里痛悔不已，都觉得对不起对方。兄弟俩不约而同又走在一块。

    哥说：“弟呵，你甭和哥计较，你还是搬到哥这里住吧，哥决定把房子卖两间给你！”

    弟说：“哥哇，你甭与弟一般见识，都怪弟不好！俗话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普天飞！不管咋说，我们毕竟是同一奶嘴子吊大的。”

    两兄弟虽没搬在一起，但关系却比以前更密切。

    逼兄戒毒

    任鸣十六岁那年，父亲患肝癌去世了，母亲跟一个安徽木匠跑了。任鸣挑起抚养弟弟任建的重担。十岁的任建很懂事，他对任鸣说不想念书，说想帮人家放牛。任鸣不同意，你一定要念书，并且一定要念好书。今后一定要考上大学。

    任鸣开初想去南方打工，可他放心不下任建。任鸣只有在县城找活干，只要能挣钱，任鸣啥活都干，打基沟、挑砖、扛水泥、捅下水道等。任建很争气，成绩在全班总是第一。任鸣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可是任鸣的希望很快像肥皂泡那样破灭了，任建遇车祸死了。在医院里，任鸣抱着任建冰冷的身子号啕大哭。任鸣再呆在家里时，眼前总是晃着任建鲜活的面影，耳畔总是萦绕着任建亲切的声音。任鸣啥活也不愿干，整天呆在家里独自哭泣。

    有个在省城当建筑包工头的村里人担心任鸣这样下去会出事，便把任鸣带到省城，安排在他的建筑队干活。任鸣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过起了正常人的日子。任鸣勤快好学，仅一年，任鸣就学会了石工，能单独盖房了。

    一天中午，任鸣睡得正香，忽儿被一阵打骂声吵醒。工友们在打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小孩儿的眼里满是忧伤的泪水，少年不躲也不叫，任人打。少年朝任鸣投来求救的目光。任鸣的心像针刺样痛。忙把少年抱在怀里，喊：“你们的良心都一个个被狗吃了。”一个工友说，“他想偷我们的钱。”任鸣瞪着血红的眼，青着脸吼：“谁他妈的再打他，我就跟他拼了。”任鸣这副不要命的样子让工友们不敢出声了。

    任鸣给少年盛了一碗饭，少年三口两口吃完了。任鸣又盛了一碗饭，少年又大口地抓饭。任鸣怜爱地说：“慢慢吃，没人抢你的。”少年不好意思笑了。任鸣从少年脸上见到任建的影子，如果弟弟不死，也有少年这样大了。想起了弟弟，任鸣不由地唉声叹口气。

    少年吃饱了饭，任鸣说：“你怎么不在家念书？”少年说：“我没有家。”“你爸妈呢？”“我爸病死了，妈不要我了，跟别的男人结了婚。”任鸣的心一颤，眼里也涩涩的，任鸣说：“你如不嫌弃，就认我做大哥吧，有大哥一口饭吃，绝不会让你饿肚子。”

    少年问任鸣：“哥哥，你怎么对我这么好？”任鸣说：“你让我想起了我死去的弟弟……”任鸣便对少年讲起他与弟弟相依为命的事。少年说：“哥哥，那我今后就做你的亲弟弟，你今后就叫我任建吧。”任鸣把少年紧紧搂在怀里：“行，我今后就叫你任建。”

    后来，少年同任鸣时时刻刻呆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睡觉。少年对任鸣一口一声哥哥，叫得极亲昵。可工友们说任鸣傻，说任鸣做石匠本来挣不了钱，可还供养一个无亲无故的人，今后哪有剩钱娶老婆。

    几年后，任鸣做了包工头，口袋迅速鼓起来了。任鸣同客户的交往中，一不小心染上了毒瘾。少年很是急，少年苦苦哀求任鸣戒毒，任鸣嘴里尽管满口答应，但毒瘾一发作，就什么也不顾，只想过足毒瘾。

    少年决定强行给任鸣戒毒。任鸣睡下后，少年把任鸣的手脚牢牢绑在床脚上。

    任鸣醒来后，气得大骂：“你快松开我！你竟恩将仇报地绑我！”少年说：“哥哥，我不能松开你，我要让你戒毒。”任鸣说：“你这个傻瓜，你以为毒就这么好戒？”少年说：“我相信大哥一定能戒掉毒瘾。”

    任鸣想吃东西时，少年就一口一口地喂。任鸣想大小便时，少年就拿来尿壶。任鸣毒瘾不发作时，倒平静，可毒瘾一发作，就痛苦地大哭大叫，眼泪鼻涕也糊了满脸。任鸣不停地骂少年：“你滚，滚得越远越好，我不是你大哥，你也不是我弟弟。我后悔当初收留了你，那时我情愿自己饿着肚子也要让你吃饱，你却忘恩负义……”满脸泪水的少年拿毛巾不停地拭着任鸣脸上的眼泪鼻涕：“哥哥，我知道你好难受，你就忍着点。”

    后来少年觉得整天把任鸣绑在床上不是个办法，就请人拿钢筋把窗子、门封死了。少年便给任鸣松了绳子。任鸣说：“弟弟，别白费心血了，毒瘾不是那么好戒的。”少年很固执：“但我相信你一定能戒掉毒瘾。”任鸣毒瘾再发作时，就要少年开门。少年说他没有钥匙他也出去不了。可失去理智的任鸣狠狠两巴掌甩在少年脸上，血从少年鼻孔里涌了出来，任鸣竟扼着少年的脖颈说：“你再不让人开门，我就扼杀你。”少年说：“你扼死我也开不了门。”

    毒瘾过后，任鸣见了一脸血的少年，心里又极愧疚：“傻弟弟，你这是何苦呢？”少年说：“只要哥哥能戒毒，我受一点儿委屈算啥？你如不戒掉毒瘾，我就永远呆在这里陪大哥，你哭我也哭，你笑我也笑……”任鸣笑着说：“傻弟弟，别再说了，要不我又要掉泪了。”事实上，任鸣的眼里已湿漉漉的。

    半年后，任鸣的毒瘾彻底戒掉了。那时的任鸣紧紧地把少年抱在怀里，激动地说：“傻弟弟，哥哥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少年说：“该我感谢你，如你不收养我，那就没有现在的我了，我准变成了社会的罪人……”

    伐木的兄弟

    天黑的时候，山的身子显得更加厚重了，挡住了风。伐木场倒也凉快，山里的四十多个汉子就地睡在木板上，扯着七七八八的家常话。黑暗中，只听见“啪、啪”打蚊子的声音，谁也睡不着。

    “哥，给一支烟吧。”来福的大弟来生坐了起来。“哥，这两天来鹏应该回来了吧。”来生弹了弹烟灰说。

    “嗯，来鹏应该放假了，这里不通电话，说不定他早回来了。我们明天一早回家一趟。”来福划燃了一根火柴，火光映亮了他那张晒得黑亮黑亮的脸。二弟来财也被惊醒了。三兄弟这时都光着膀子坐在了一起，闷闷地抽着来福给他们发的廉价烟。

    “哥，反正我们睡不着，不如现在就走。”来生扔了一块脚边的石头。

    来福不吭声，抬头看了看那些伐木工。他们有的来了差不多3个月了。为了多挣点，还没回去过一次。来福没把这话说出来。来生看出了大哥的心事，便说：“来鹏的假期长，我们晚点回去也没关系，正好给三弟多挣点学费。”来财则说：“我们有两年没见到三弟了。”

    来福皱着眉头，猛吸了一口烟，然后把烟头摁灭，起了身，把上衣往身上一披，头也不回地走了。走了几步，来福回过头，大声道：“走啊，愣着干吗？”来生和来财这才反应过来，连忙起身拍拍屁股，跟上了来福。

    “哥，走夜路要把手电筒带上。”来财说。伐木场离来福家足有三十里路而且山路是围着山转的，左转右转，弯弯曲曲，好像看不到一点尽头。这地方很少有车，所有的伐木工都是走路来的。三兄弟也不知走了多久，但他们却没觉得累。山里的白天本来就静，现在是深更半夜，山就静得有些可怕了。

    在半路上，来福掏出两百块钱来，对来财、来生说：“去给来鹏弄条毛狗吃。来鹏明天就二十一了。”

    来财和来生这才想起来鹏的生日来。心里头不由得升起一种自豪感，步子越来越快。要知道，他们的弟弟在北京上清华啊，是全村唯一的本科生。

    差不多走了3个多小时，来福三兄弟终于看见了自家的房屋。快到家门口时，天已经麻麻亮了。家门口的大黄狗呢，怎么没叫？来福用手电筒照狗窝。没有，大黄狗不见了。

    母亲被惊醒了，披着衣服开了门，把3个儿子迎进了屋：“怎么这时候回来了？快，累了吧。”“妈，来鹏回来了没？”来福首先问。

    母亲这时才反应过来“来鹏没和你们一块回来？他昨天从学校回来……听说你们为了他上学在伐木场做工。他一早就牵着黄狗找你们去了。他说大哥的身体不好，怎么，你们没碰上？”母亲的脸色这时像青菜叶。

    “怎么会没碰上呢？”来财不解。“这个蠢才。他去找我们干吗？”来福在心里骂了一句。

    来财心疼地说：“来鹏是读书人，怎么走得起那么远的山路。”

    来福和来生刚把毛狗打了，来福炒菜很有一手，今天他掌厨，来生、来财一个砍柴，一个烧火。毛狗炒出来香得馋人，装了满满的一脸盆。来福和来生的孩子们想先吃点，来福说：“等来鹏叔叔回来后再吃。”一挥手全把他们赶走了。

    夏天的太阳老早就凶得很，还只是上午八点多，太阳就晒得让人出油。大黄狗是这时候回来的。它一见到来福，就扑上来，不停地叫，不停地摆尾巴，不停地喘着粗气。来福慌了，觉得不对头，便蹲下来，脸挨近黄狗的脸，黄狗的眼里满是乞求，来福什么也不说，便和黄狗一道出了家门。

    母亲跟着跑了出来：“来福啊，你等等我，我也要去找来鹏。”来福听到母亲几乎哭喊的声音，转身把母亲扶住，笑着说：“我去接来鹏，马上就回来。来生和来财在家陪你，狗肉给来鹏留着。”

    好好好！母亲听话地回转了身，目送大儿子来福很远。

    才只走了两里路，来福的双腿开始发酸了，毕竟他已是四十出头的人，而且刚走了三十多里路。来福一屁股坐在了路边，大黄狗却不停地叫，还过来咬他裤脚，来福吃力地跟在黄狗的后面。心里是七上八下，来鹏不会有事吧。来福把草帽摘下又戴上。

    快到伐木场的时候，在一个转弯的地方，黄狗对着山坡大声狂叫起来，来福往下一看，山坡下有一团黑影，一件蓝色的衣服挂在树上，很是醒目。来福大声叫喊了几声“来鹏”，没有回应。来福干脆顺着山坡滚了下去，滚到了那件蓝色的衣服边，他终于看清了来鹏的脸。来鹏被压在一棵树下。那树是砍断的，来福猛喊了一声来鹏，来鹏居然睁开了眼说了一句：“好痛。”

    “没事，大哥给你治。”来福用力把来鹏抱了起来，背在了身上。可坡那么陡，来福用尽了力也没法上坡。

    大黄狗机灵得很，它跑到伐木场叫来了几个汉子，汉子们好不容易把来福兄弟弄了上去。

    来鹏被抬到了伐木场，有人去叫车了。来鹏是什么时候死的，来福不知道，他只知道老四是摔晕了。

    都是那该死的树。是谁砍的？是谁砍的？来福在伐木场号叫起来。

    父母的礼物

    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一个月后，我和妹妹去收拾他的房子。沙发旁倚着父亲的拐杖，茶几上摆着他喝到半残的茶和没有写完的字帖，还有阳光普照的阳台上因为没人打理而奄奄一息的花草……触景伤情，我们站在客厅中央，哭了。面对父亲留下的痕迹，我们不知该从哪里下手。父亲在遗嘱中把财产分配得很平均，把差不多和房子等价的存款留给了妹妹，把房子和房子内的一切留给了我，因为已离婚的我带着孩子与前夫合住一套房子很不方便。

    我和妹妹边掉眼泪边分头收拾。我收拾完卧室，过去帮妹妹收拾书房。在书房门口，我看见妹妹蹲在地上翻一只箱子。听见脚步声，妹妹抬眼看我，眼神复杂，说不上来的一种隔阂感。妹妹把箱子大大地打开：“爸爸有整整一箱子字画。”

    父亲喜欢丹青，我们是知道的，却不知他什么时候收藏了这些字画。那些国画的宣纸有点儿泛黄，是年代久远的颜色。

    忽然，妹妹自语般问：“怎么从来没听爸爸说过这些字画呢？”她有些怨气，我听出来了，像父亲故意偏心留给我才不让她知道似的。我讷讷地解释：“爸爸也没和我说过。”妹妹怏怏地看着字画，一声不吭，脸色渐渐阴沉，因为父亲在遗嘱中说得明白，房子和房子里的东西归我。

    我有点儿尴尬，不知怎么解释她才相信，毕竟按照遗嘱字画的受益人是我，只好继续收拾书房。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妹妹走了，没跟我打招呼，看着被狠狠带上的门，我的心比被人狠狠抽了一下还难受。

    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我和妹妹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这一箱子画，像一条鸿沟隔开了我们。我知道妹妹在心里埋怨父亲偏心，也会埋怨我。

    第二天早晨，我送女儿去学校，刚锁好门，听到里面电话响，担心接了电话女儿会迟到，便没接。上班后，同事告诉我早晨有人打电话找我找疯了，我问是谁，同事说不知道，是个女的，听口气好像很生气。我想可能是妹妹，刚想给她打电话，她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开口第一句就是：“姐，早晨我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

    我解释了一会儿，她没再说什么，犹犹豫豫好像有话不知该怎么说，我知道她想问画的事，我说：“是不是关于那些画？”

    妹妹顿了一下：“是的，我觉得爸爸的遗嘱不公平。”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中。“你想怎么处理？”“我们平分。”我告诉妹妹我要工作了，抽个时间，我们把那箱子画分了。听我要扣电话，妹妹急切地说：“姐，我们请字画鉴定专家鉴定一下那些画的价值吧。不然，我们不懂也分不公平，还有，在分那些字画前，最好把那只箱子封上。”

    妹妹一口气说了一大串话，好像担心被打断后便失去继续说下去的勇气。我听着觉得心里渐渐凉下去：“好吧，你愿意怎么做都可以。”扣了电话，我的眼泪哗哗地掉下来。

    中午，妹妹在写字楼下打电话，约我去父亲的房子贴封条。封条是妹妹用电脑打出来的，上面签着她的名字按着她的指印，也给我留出来一块空白，让我签名按指印。看她忙得一丝不苟，三十多年来，我第一次感觉她那么陌生，甚至不如一位普通街坊熟悉亲切，因为我们曾经是亲到没有缝隙的姐妹，来到这个世界时，父母就送给我们一份最好的礼物：我们是亲人，用来相互关爱。所以，我们之间，从不在心上设防，伤害却突然间就来了，像一颗蛀牙，让我痛彻心肺。

    回公司的路上，我一直在哭，那条蛀虫在一刻不停地啃噬着我们的亲情。之后的几天很平静，妹妹偶尔给我打电话，跟我说找字画鉴定专家的事，其他都不提，好像我们的关系就靠这箱子字画来维系了。

    周五晚上，妹妹说她已经联系到字画鉴定专家吴先生，我们明天一起把字画送过去。把字画抬到吴先生的工作室时，我真的希望这箱字画根本不曾存在过，我们多年的亲情，正在利益分配的冲刷下摇摇欲坠。

    那些泛黄的画摆满了工作台，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吴先生放下放大镜和手里的参照资料，让我们把画收起来。妹妹小心问：“能不能麻烦您大体说说每张字画的市场价值？”吴先生喝了一口茶水，笑着说：“这些字画是临摹赝品，没有市场价值，不过，挂在客厅里做装饰倒不错。”

    我的心，莫名其妙地松弛下来，好像终于澄清了父亲没有偏心，也澄清了自己并没和父亲事先商量好瞒着妹妹的事实。

    妹妹一张张地翻那些画：“怎么可能？”我拉了拉她的手，说我们走吧。抬着字画回父亲的房子，妹妹的脸很红，有点儿惭愧的样子。在父亲的书房，我把字画分成平均的两份，给妹妹一份，她不要，我塞到她怀里，然后告诉她：“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礼物，他留给我们的爱都是一样的，留着做纪念吧。”

    妹妹跟我说对不起时声音很小，我们拉着手，坐在父亲的房间里掉眼泪。我想，我们哭，跟知道这些字画值不值钱没关系，更大的伤心是：我们都看见了那颗生长在彼此心中的蛀牙，它伤害了我们多年的亲情，而我们，不知怎样才能拔掉它。

    我们都没再提起那些不快的往事，我们还有漫长的人生，可以相互扶持相互关爱，那颗蛀牙，总会被亲情软化，然后，被岁月掩埋。

    因为，我们拥有世间最好的礼物：我们是亲人。

    大拇指手语

    我每次去巡视我的那个小店，桌上都会有好几份店员给我买的报纸。我对他们说过，什么报纸无所谓，关键是一定要是那个人卖的报纸。那个人很特别，见过一次就不会忘记。他有三十多岁，但只会说最简单的几个字，说得最好最清楚的就是：报纸，报纸……他是一个弱智的人，还有点儿轻微的腿疾。

    我不喜欢别人叫他“傻子”，我觉得弱智只是智慧有限而已，不能等同傻子。而且他能如此以卖报的方式自食其力，也应获得尊重。所以我吩咐店员们，只要见到他，不管是否需要，都要买一张他的报纸，反正费不了几个钱。

    最近店里新请了一个年轻的设计师周汛。他新颖的设计思路令我赞赏。但他的性格，却难免有些张狂。

    有一天我走进店里，正好听到设计师周汛在对那位卖报人说：“这里暂时不需要这种报纸。”卖报人可能已经见多了这种驱赶，神情麻木地离开了。我走过去，对周汛说：“你不知道我的吩咐吗？”

    “可是——”

    我打断他：“我希望我们力所能及地善待他。”他低垂的眼神有些捉摸不定，停顿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可是，您知不知道您这样做反而是在真正地鄙视他？”

    我看着这张年轻气盛的脸等着他继续说下去。“您看，您特意要买他的报纸，就说明了在您心目中，您并没有把他和其他人一样看待，也就是说您对他施舍了同情。难道说您在施舍的同时，没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吗？”

    我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气。我很想反驳他，但潜意识里又觉得他说得不无道理。是啊，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真的只是单纯的帮助吗？可是，难道我表达自己的仁爱之心，也有错吗？如果说我对他格外地照应是看低了他，对他不公，那他先天而来的弱智和残疾又到哪里去寻公允呢？我们又怎么可以把一个原本就遭受了造物不公的人一定放在和正常人一样的水平线上去公平对待呢？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有些意思。我没有就此问题与他再做更多的探讨，只是提醒他，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无论如何要比一个健全却不负责任的人更值得尊敬。

    后来那个卖报纸的人始终再没来过我们店。过了一段时间，店里搞店庆，我邀请店员们带家人一起来庆祝。在庆典上，我开始为店员们颁发奖项。本年度的“最有前途奖”给了周汛。无论如何，这年轻人的才气还是掩盖不住的。“我能有今天，最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哥哥。”周汛站在台上，把目光远远地投到一个角落里去，好像是在招呼什么人。我们大家都一起朝那个方向看去，由于光线和距离的缘故，那里只能看到一片阴影。周汛等了一会儿，终于跑下台，到阴影里拉了一个人出来。

    当他们站在台上的光亮里，我和大家终于看清了那个人，是那个弱智的卖报人。

    周汛说：“这是我的哥哥。”大厅里一片肃静。因为兄弟俩的差距实在使大伙儿惊讶，一时回不过神来。可是那一刻我全明白了。

    周汛说：“这些年来哥哥每天卖报纸，没有一天休息过，你们相信吗？我能读完大学，全靠哥哥卖报纸赚来的钱。”

    旁边的哥哥，开始脸上很茫然，也许他听不懂弟弟那么复杂的话。当弟弟说到“报纸”时，他的脸上才突然浮现出自豪的表情：“报纸，我会，我会卖报纸。”

    周汛继续说：“我工作后不想让哥哥再卖报纸。但他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还是到报亭去领报纸。他喜欢这样的生活，习惯这样的生活。那天，哥哥在店里遇到我，我才知道他还在卖报纸。从那以后，他不肯到店里来了，其实是不想让大家知道我有他这样一位哥哥啊。”

    哦，原来如此。周汛宽宽的肩膀紧紧揽住身边的哥哥：“我曾经因为有这样的哥哥受过同学的嘲弄，我曾经把拥有这样的哥哥当做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甚至曾经以为，除了我，没有人会善待我哥哥。但是，今天，我要感谢你们，是你们大家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哥哥同样的尊重和鼓励。我也感谢我的哥哥，没有他，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带头鼓起掌来。远远地我看到周汛转过身去对他的哥哥竖起了大拇指：“好哥哥，你是我的好哥哥！”弟弟的这个动作哥哥懂了，知道是夸他的，一直紧张着的他终于呵呵地笑出声来。

    伴随着他不加掩饰的孩子般的笑声，台下的人也纷纷向他竖起了大拇指。在这无数的大拇指间，我看到周汛将大拇指转向了我。

    后来，竖大拇指这个动作就被保留下来，只要见到周汛的哥哥——他的名字叫周潮，我们就会向他竖起大拇指，这简单的手语，会顿时让他的脸上流光溢彩。

    这手语也在店员之间流传开来，因为我们知道，大拇指所表示的含义实在是太丰富了。那里面，有感谢，有佩服，有崇敬，有祝福，还有很多，很多……叫他一声哥自打两个星期以前，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全家就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之中。妈妈不知是哭还是笑，不时地用手揉眼睛。通知书没到，她总担心我考不上；如今通知书到了，她又念叨着我路上咋走。我对妈说没事，我大了，自己能走的。妈叫我别犟，说不是叫黑娃送，就是叫他爸送，反正得陪个人一起去。

    没法，最后我只好妥协了，同意让黑娃送。黑娃是谁？按理说，我要叫他哥。自从我爸去世后，后爸爷儿俩，就从甘肃老家一起到我们家来。他们一来，我就觉得家里处处不自然，眼睛鼻子都碍事，总不想看到他们，更不想跟他们说话。每天天一亮，我就上学，天黑透了，才回家。一天三顿饭，我一个人端到自己房间里去吃，从不跟他们在一起吃。我讨厌看到那两双眼睛，更讨厌后爸那黑黑的手，动不动就往我碗里夹菜。他每次夹给我的菜，我都偷偷地丢到桌下边喂猫吃。我知道，我这样做，妈心里是很难过的，她很希望我跟他们好，跟他们说话，叫声爸，叫声哥。可是，我办不到，怎么努力，也办不到。看到他们爷俩，总觉得像小数点后边除不尽的数字，多余。我只有一个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永远不跟他们住一起……有道是苦日子长，甜日子短，两个星期一眨眼就过去了。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妈说今夜要跟我睡会儿。可妈躺在我床上，老是睡不着，压低声音叫着我的小名：“秀，你明天就要离开妈了……”妈刚说话，就开始抹泪，“妈对不起你，秀。你爸死后，妈也是实在没办法，才走这一步。妈又有病，这么多的地，家里没个劳力，多困难哪！不用说供你上学了，就是每月的面粉也打不回来。你四年大学，少说，还要两三万，这还得靠他们爷俩。哎，妈也知道你看不起他们，女儿家，人大心大，妈也不怪你。天亮，你就要走了，妈也没什么别的话说，天亮临走，叫黑娃一声哥，好吗？他今年二十了，比你大一岁。”

    我不说话。我知道妈这一辈子不容易，爸死了，她那样困难，也没让我辍学。这一点，我深深地懂得，我知道妈心里很难受。但要我叫他爸，叫他哥，实在是难办到。为了临行前能安慰妈，我把手放到妈的手上，表示我愿意听话。可天亮了，还是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叫爸叫哥的机会。

    说实在话，他们爷儿俩，人并不坏，一老一小，两个老实疙瘩，来到这个世界上，似乎天生就是干活的命，天生就是往地里下力气的人。每天，天不亮下地，天黑透了，也不见回家。平时，吃好吃坏，穿好穿坏，一声不吭。我家承包的一百多亩棉花地，从春到秋，他们父子俩就像两头牛，没白没黑地干。就连到了团场拾棉花最忙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缺一节课。不管地里的活儿多么紧，每到下雨下雪，妈妈还叫黑娃给我送雨伞，送雨鞋。

    其实，我宁可淋着，也不想让黑娃到学校来。每次，我一见黑娃走到学校前面的大门时，老远地，我就跑出教室，去接黑娃手里的东西，生怕班里的同学问我他是谁。后来，黑娃也自觉，一次也不往学校大门里走，就站在学校前面路旁边的林带里，淋着雨，等我放学出来，身上披块塑料布，湿透了，也不敢撑开我的小花伞。

    如果我不带任何偏见的话，其实，黑娃长得并不难看，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脸，眉宇间还带有几分帅气。新疆一天十五六个小时的日照，将黑娃晒得很黑。要是命运能够公平地让他上学的话，我敢说，黑娃比我们班上许多男生都长得好看，黑娃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可是，很不幸，他妈死得早，甘肃老家，山沟里穷，上不起初中。来到我家那年，他才十五，我妈想让他继续上学，可家里这么多地，他爸就早早地把他当成了整劳力，整天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上晒日头……我和黑娃上了火车，随着一声声有节奏的“轧嘎、轧嘎”声，我与家的距离越拉越长。

    坐在火车上，我第一次有了离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使我好想哭。我知道，我这一去，不是永别，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家一次。我好想妈妈，我就从车窗往外看，想看到妈妈。看累了，就把头放在小茶桌上，假睡。反正不想朝对面看。我知道，黑娃正端坐在那儿，双手夹在两腿中间，也在朝窗外傻看，他在看什么呢？

    我下意识地向对面的他瞥了一下，他仍像根木头一样，不说，也不动，眼睛永远是那样老老实实地看着窗外。他似乎也知道，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跟他说话的。所以，他也就一心一意，一个人看那车外不停地流动的风景线。

    一天一夜过去了，同坐在一起的旅客，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一起来的，更不知道我们还是一家人。我捧着本书觉得十分寂寞，几次鼓足勇气想跟他说话，但都没有成功。

    火车快到兰州了。再有一天一夜，就到西安了。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已经是两天一夜，五十多个小时，互相没说一句话。有时，黑娃去给我打杯水来，啥也不吭，就那么不声不响地放在我跟前的小茶桌上。

    火车进了兰州站，停车十分钟。那些卖东西的人，一个个扒着车窗叫卖。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乡下妇女，就问：“哎，花生多少钱一包？一块，要不要？”那个乡下妇女拿起一包花生，举在手里。我见价钱还可以，就拿出一张五块钱，说：“买两包。”那乡下妇女收了钱，先给了我两包花生。随即，手在袋子里抓了抓，不找钱，掉头想走。我正要喊，只见黑娃眼疾手快，立即从车窗中探出大半个身子，一把将那个乡下妇女的头发抓住，凶狠狠地说：“找钱！”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黑娃那怒不可遏的样子。如果那个乡下妇女再不老老实实地找三块钱，黑娃一定会把她从车窗外提进来的。我接过那妇女找来的三块钱，再转身看看黑娃，只见他已恢复了先前的平静，安详地看着窗外。

    车又开动了。我朝黑娃看了一眼，将手里的两包花生，分给他一包。他说他不饿，要我留着慢慢吃，到西安早着哩。于是，那包花生就在小茶桌上放着。一直到西安，我收拾东西准备下车时，才将那包花生装在兜里。到西安火车晚点了，夜里十一点才到。西安火车站好大呀！车站到处都是拥挤的人。我下了车，头晕晕的，不知东西南北。在人海中，到处看不到一个熟人，我才真正觉得，我已经离开了家，离开了妈妈，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心里好想哭。大概是因为自己胆小的缘故，提着包，一步不离三寸地跟着黑娃往前挤，原先那种厌恶、傲慢的感觉，不知哪去了。只觉得他就跟我的亲哥一样，那么贴心，那么卖力，肩上背着两个大包，手里又提着小包，走得那么艰难，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生怕我被挤丢了。我没钻过火车站地道，心里很害怕，问：“这走到哪儿了？对不对？还是问问人家再走吧。”

    他说：“不用问，对着呢，就打这儿出口。”“你走过吗？”“走过。那年，跟爸来新疆，也是这样钻的。没错，走，跟着我。”

    我心里暗自庆幸，幸好听妈的话，让他来送我。否则，这大包小包的，拖不动，扛不动，又不识方向，这会儿，准该哭鼻子了。

    几个弯儿一拐，忽见前方灯火辉煌，车站出口处好不热闹。我一眼就看到人头上举起一溜的牌子，都是各个高校来接新生的。

    打老远地，我看见一块牌上写着“陕西师范大学”几个字，高兴得大叫：“哎，陕西师大！那儿，你看，在那儿！有人来接我们了！”我高兴得跳起来，连忙从人群中挤过去，拿出入学通知书。

    那些大学生们便热情地接待了我。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同学，忙从我手里接下包，往他们车上送。叫我们动作快些，说他们夜里还要接三趟新生。

    另一个男生走过去，从黑娃肩上往下拿包，问我：“他是你什么人？你哥吗？”

    我点点头。

    那男生又说：“那好，就一起上车吧。学校有招待所，对家属全部免费。”

    黑娃放下包，说：“不了。妹妹交给你们，我就放心了。我在车站上坐会儿，明天天不亮就回。”

    那个大学生说：“明天天不亮就回？忙啥？到了西安，还不好好玩玩？难得来一趟，去看看半坡呀，兵马俑呀，去华清池洗个澡呀……来来来，上车。”

    “不了，俺家里还有事，地里棉花开始拾了，俺爹俺娘忙不过来。”他说着，硬从车上往下跨。说话间，车开了。那个大个子男同学看我好像傻了，赶快捅我，说：“哎，跟你哥说再见呀。”“哥……”我从车窗伸出手，一下子觉得心里泪汪汪的，好想哭。

    他一听，连忙转过身，笑着对我挥手。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三弟的储蓄罐

    三弟是六岁的时候父亲从邻县领回来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很大的眼睛，细细的胳膊，表情怯生生的，怀里抱着一个两尺见方的硕大粗瓷储蓄罐，形状是一只丑陋的猪。

    小妹“呱呱”落地那会儿，我们家凑足了三朵金花。母亲被拉去做了结扎手术后回来就偷偷哭了，她在房里抽噎着对父亲说：“算命的都说你命里注定没有儿子，你还要我生！生那么多娃你养得起吗？”

    父亲是个硬汉子，他说家里没有哪代缺过儿子，他不信命，母亲不能再生了他就大老远地跑去找，那年月收养手续不是那么繁杂，花了不多的钱，父亲就有了儿子。父亲抱着三弟喜津津的，塞一个大苹果在他手里。苹果在那时是多稀罕的水果啊，父亲就买了一个！我和大姐冷眼旁观，都觉得这个小杂种是个大威胁，他以后还说不准要跟我们争多少东西呢！傍晚，我们给三弟来了第一个下马威。父亲和母亲都下地里去了，要很晚才回来，他们嘱咐大姐和我要做晚饭给弟弟妹妹吃。我和大姐得意洋洋地只盛了一碗白米饭端给三弟，姐妹仨躲在厨房里津津有味地吃父亲专程买给他的肉片。吃完了我去收三弟的碗，还假惺惺地问他吃饱了没有。他睁着水汪汪的眼睛感激地对我说：“谢谢二姐，我吃得很饱，你们做的饭真好吃。”我差点就感动了，但心想这是来跟我们抢东西的坏小子，心肠又硬了起来。

    晚上父亲问起三弟饭菜吃得习不习惯，三弟还是那副感激的样子说：“好吃极了，大姐二姐也对我很好……”

    三弟用稚嫩的真诚换来了我们对他的改观，我和大姐商量过，决定暂时放他一马。而对三弟真正意义上的接受，是在一个暴雨的天气之后。

    那天我和大姐都上学去了，父母亲也都去了地里干活，家里只剩下三弟和小妹。早上下起了大暴雨，小妹在前天夜里已经受了风寒，下午的时候突然发起高烧来，三弟硬是咬紧牙关将小妹抱到村卫生院。那场雨真大啊，我和大姐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几乎听不见老师讲课的声音，可是三弟仅用一张雨布紧紧裹在小妹身上就冲进了雨里，听卫生院的阿姨说，三弟全身湿透闯进来，什么话都没说就昏过去了。

    小妹两天后就康复了，可三弟却病倒了。父亲接他回来时我们都站在门口，我发现三弟伏在父亲的背上，眼泪已经流到了腮帮子。

    晚饭时，我和大姐轮流给三弟夹菜，把他的碗塞得满满的。我们第一次亲切地叫他三弟，他也不吭声，耷拉着脑袋一个劲地吃。父亲说老三怎么也不说声谢谢，这孩子还得学学懂礼貌。我坐得离三弟最近，只有我看得到，三弟的眼泪一颗颗都渗进了饭菜里，他哪里还说得出谢谢。

    小妹上学以后，父亲原本就不轻的担子更沉重了。好在我们几个孩子都晓得体恤。只有三弟比较贪玩，常常一放学就没了影儿，入夜了才能看到他拖着满身草屑回来。

    这天，小妹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还被学校选为中队长。三弟很高兴，特地跑到集市上给小妹买了一个精致漂亮的笔记本。我和大姐却暗地里犯起嘀咕：三弟哪来那么多钱？

    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三弟刚从外面玩回来，我和大姐在厅里堵住他质问他上哪儿去了，他一愣，支吾着说不清楚。三弟的个性我了解，他不是擅长说谎的人，肯定是背着我们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我假装和气地问他：“你别慌，慢慢说，上次你给小妹买笔记本的钱是哪儿来的？”三弟闻言满面惊恐地抬起头：“那……那是我自己攒的！不是偷的！”我觉得他的反应很可疑，和大姐使了个眼色，她心领神会，立刻板起脸往地上一指：跪下！

    三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咬着嘴唇仍然坚持：我没偷钱！

    这时父母亲从外面回来了，父亲见状忙问出了什么事。大姐告诉他三弟前几天给小妹买了本很贵的笔记本，钱可能是偷来的，还问父亲是否给了他那么多零花钱。父亲听完火冒三丈，操起笤帚就往三弟身上打：你这个逆子！我好心把你养大，送你上学，你还做这种缺德事！

    小妹被这种场景吓坏了，抖抖索索地捧出那个笔记本替三弟求情：“爸，三哥也是为我好，您就饶他一次吧！”

    父亲抢过笔记本，哗啦哗啦地撕成好几块。三弟也不哭，他把撕坏的笔记本收拾起来，整齐地叠在一块抱在怀里，那样子就像他刚来的那时候抱着储蓄罐。他直挺挺地跪着，甚至面带微笑地说：“我从来不敢忘记爸妈养我有多不容易，所以我努力学习。路口那个老伯答应让我每天帮他拔整个大院的草，再帮他干点别的杂活，一个月给我二十块钱，我把钱都攒下来，一半给家里买米，另一半留着家里困难的时候再拿出来……”三弟缓缓伸出双掌，那双12岁孩子的手粗糙得像树皮。

    小妹哭着扑到三弟身上：“三哥你刚才怎么不早说呢！”父亲也老泪纵横地伸出手，把三弟扶起来，哽咽着说：“孩子，委屈你了。”母亲连忙取出药酒，拉下三弟的裤子一看，屁股淤紫了一大片。全家忙成一团，父亲做饭，我打了热水，大姐替他热敷，母亲来上药，小妹什么忙也帮不上，在一旁拿了针线把笔记本仔细缝合起来。

    三弟这时才哭了出来：“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将来要怎样报答才不辜负你们呀！”我和大姐听了，脸上都火辣辣的。

    后来，我们姐弟妹四个都顺利地大专毕业。不久大姐和我相继嫁到了外地，小妹也在外地工作，家里只剩下三弟。我和大姐忙上班又忙照顾公婆和孩子，根本抽不出时间探望二老。好在三弟并无怨言，逢年过节总是打电话邀我们回去。

    三弟的喜帖送到时，我还真吓了一跳。他是带了准弟媳来的，那姑娘容貌普通个子矮小。我把三弟拉到一旁，不满地问，老三啊，你怎么不找个中看点的姑娘家？三弟憨厚地挠挠头说：若兰是个好姑娘，她愿意和我一起侍奉爸妈一辈子。我哽着声音，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婚礼办得很简单，席间让客人最难忘的是三弟带着弟媳跪在父母亲面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那架势不像是在举行婚礼，倒像是给俩老人家祝寿。我们姐妹仨鼻子都酸溜溜的，想我们亲生骨肉都没有这般知情感恩，心里好生惭愧。

    几年之后，父亲病了，多年积劳成疾。我们都忙，只有三弟和弟媳衣不解带终日服侍在老父床前。母亲打来电话让我们都回去一趟，商量父亲的医疗费用和后事。我和大姐两家正在供房子，孩子又都在上学，哪里还有余钱，小妹更不用说。整个屋子陷入难堪的沉默，最后是三弟挡在弟媳身前将担子接到了肩上，“还是我来照顾爸好了，你们家里都有难处，我理解的。”三弟砸开了他的瓷猪储蓄罐，里面是一个个折成很小一块的纸钞。一家人一张张地慢慢展开，一共235张10元，71张50元，55张100元。整整一万一千四百元，看得我们目瞪口呆，谁能想得到，那么丑而粗糙的一个瓷罐，里面竟然藏了这么多钱。我看见弟媳强忍着激动嘴唇发抖，三弟安慰地拍拍她的肩膀，对大家说：“这个储蓄罐，是我从本家带出来的，他们对我说要把你们的恩情藏在心里，把有机会报答的东西藏在储蓄罐里，恩情要时刻记得，里面的东西要在最困难的时候毫无保留地取出来。”母亲听完，眼泪就下来了。

    终于还是得知父亲弥留的噩耗，儿女都聚集在床前，父亲抖索着手只唤三弟一个人上前。三弟跪在床前，父亲只说了一句话：老三啊，你是个好儿子，爸只有四间平房就留给你了……我们姐妹仿佛兜头一棒，那么多年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三弟独占了我们的家！

    一直到父亲的丧事结束，我们都没怎么过问，散了就各自回家了。后来母亲来我家探望外孙，让我们姐妹仨有空回去住几天。她说老三没有动你们的房间，常常打扫好就等你们过年过节回去住哩。母亲唠唠叨叨的，没注意到我因震惊而不自然的表情。原来，原来我们都误解三弟了，他接受父亲的遗赠，为的是更方便我们回娘家！他虽然砸了储蓄罐，可是有个砸不坏的储蓄罐已经永远放在三弟的心里，那是他对我们、对这个家倾注的一世的爱啊！

    妹妹长大了

    方惠珍是1996年来到我们家的。她出生时，不能如普通孩子般顺产，是个“产钳婴儿”。她生母只有十多岁，意外怀孕令家族感到丢脸，因此当惠珍从母亲子宫里被产钳用力拉出来，待头部差不多回复应有形状之后，便马上被送到寄养家庭。她的智力也永远只能达到三岁水平。

    那时候，惠珍这类人被称为智障者。但在我父母眼中，她仅仅是个需要疼爱的小孩儿。他们收养过很多孩子，其他孩子不过要短期照顾，只有惠珍一直留在我们家里。

    惠珍三岁时到处奔跑，足迹所到之处也乱七八糟，凌乱就像口香糖粘在鞋底一样跟随着她。我们刚为她收拾好一处地方，她又开始在别处捣蛋了。她不停牙牙学语，终于会说话时，就不厌其烦地问：“你去哪儿？”“你干啥？”“我能出去吗？”我们常叹气说：“唉，惠珍，你真是个讨厌鬼。”

    我们一家住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穆迪港，每到夏季，妈妈一转过身，惠珍就跑到后院旁的公园。她通常会在儿童游泳池边停下来，但如果再往前走几公尺，就会掉到贝立德湾里。她不会游水，却十分迷恋水，一到水边就失去理智，不能自已，总是张开双臂，在玩水的小孩儿之间横冲直撞，令他们的母亲大惊失色。唯一能带她回家的方法，是像橄榄球一样夹在腋下，任由她乱踢乱叫。每次我不幸要负责这任务时，在别人怒视瞪眼下总觉得尴尬非常。有时候我会假装不认识惠珍。“她不是我的亲妹妹，”我说，一边转动眼珠，一边希望别人明白我是正常的。

    放学后，大我3岁的姐姐宝华得帮惠珍换尿片，收拾她的烂摊子，追她，救她，安慰她。妈妈因为忙于打理家中一切，就指望姐姐帮忙。

    看惠珍来我家几年后拍的全家福，可见到她可爱的样子：满头小卷发，是雨后沙滩的颜色，遮盖了不正常的头形。她一只眼睛的瞳孔像个逗点，直望前方；另一只眼目光炯炯，像在想着什么鬼把戏。我有张她穿睡衣的相片，笑容满脸，很讨人喜欢。

    每到擦窗户或练习钢琴时，惠珍就笑不出来。擦玻璃的刺耳声和钢琴弹出的“多”“来”“米”，会令她情绪激动、神经紧张、大发脾气。

    每次钢琴老师问我们为什么还没记住D 降半音，宝华和我就耸耸肩，以“惠珍受不了”为借口来推搪。

    宝华和我都在19岁那年结婚，留下惠珍一个与爸爸妈妈同住。我们的孩子出世后，她嚷着要抱抱，我们就给她几个洋娃娃，她从此成为家中最认真照顾“孩子”的母亲。她喂洋娃娃吃、帮洋娃娃更衣以免受惊，还会叫我们静下来，以免“吵醒了孩子”。

    惠珍20岁左右，终日不见笑容，恍如风雨欲来，是我们家最不平静的日子。她年龄已经不小，不能再上特殊学校，要转到专为智障者设立的工场工作。她很讨厌去工场，经常发脾气，过分活跃至不受控制，要服的药物也就更多。社工不了解惠珍的内心，坚持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不能再玩洋娃娃，令她伤心欲绝。每次她与社工外出上课，接受完“正常生活训练”后回家，都十分生气、暴躁。她的脾性本来就变化无常、难以控制，现在变本加厉，甚至会动粗：她曾经一气之下把妈妈推下楼梯。

    医生于是大大加重药量。她从4岁开始，说话就可以滔滔不绝，但现在却变得张口结舌，话少得可怜，发音不清，除了最明白她的亲人，没有人听得懂她在说什么。她转到另一个工场，但每天早上仍害怕离家，吃早餐时会大吵大闹，泪流满面。

    惠珍经过几年才逐渐平静，但说话能力再没法完全恢复，只有一个例外：每当她激动起来，说话又会像白纸黑字般清楚。

    “这是我妈妈爸爸！”她有时会高声说。我弹的歌曲中出现“多”“来”“米”，她也会说：“别弹了，佩心！”她和我谈电话，总可以准确说出口：“文迪怎样！”文迪是我们养的小狗，是她来看我们时最喜欢的玩伴。

    惠珍成年后，对别人的感受有很强烈的反应。我们大笑，她笑得比我们更厉害。我们难受，她会感到焦虑，甚至迅速发展到歇斯底里。她集中各人的苦恼，不但感同身受，还加倍表达出来。

    有时惠珍会令我很惊讶。有一次，我回娘家照料动完手术更换髋关节的母亲，丈夫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位好友突然去世。我十分痛心。我跟那朋友非常亲密，却连说再见的机会都没有了。惠珍很自然地体会到我的悲伤，无论我去哪里，都陪伴着我。一天傍晚，我在客厅边铺了地毯的楼梯上独坐，惠珍忽然来到身边，抱着我，头搁在我肩上。“一切会好的，佩心，一切会好的。”她发音清晰，准确无误。我哭了，她则不停轻拍我的左肩。

    惠珍成为我家一分子后许多年，我才在心底里把她当做妹妹，而不再强调她只是我的“养妹”。介绍她时，我会简简单单叫她做“妹妹”。她立即注意到其中的区别，还经常提醒我：“佩心，我们是姊妹，对吗？”她有时会以拥抱、亲吻或一句轻轻的“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来提醒我。有一天下午，母亲打电话来，声音虚弱，没精打采地说：“社工明天要来家里，和我们商量给惠珍找个新家庭。”她心灵深处的痛楚，经电话线千里传来，在我心中引起共鸣。

    社会服务部非常清楚我父亲已经一把年纪了（妈妈81岁，爸爸76岁），身体虚弱，决定把惠珍带走：为了惠珍自己，也为了我父母。

    他们知道惠珍在我家住了35年，名副其实是家庭的一分子。怎样安置惠珍，他们自然须征询我父母意见，并保证不会匆忙行事。妈妈和爸爸要求，最好把惠珍送到普通基督徒家庭，而不是团体家庭或康复机构。

    事情奇迹般顺利。社会服务部找到个完全符合我们条件的家庭，而惠珍拜访了那家庭几次之后，她爱上了她的“新朋友”。她知道那家人喜欢她，接受她，而且还有一条友善的大狗；但她还不知道将要搬去那里长住。

    惠珍在我家的最后一个夏季，父母和她开着露营车穿越三个省来探望我。过去9年，我注意到父母和惠珍正逐渐交换角色。惠珍对妈妈、爸爸以及露营车有强烈的保护欲。她是个一丝不苟的管家：对用什么碗碟很挑剔，经常打扫，并坚持爸爸每天要午睡。她越来越成熟了。那次来探望我，她显得心事重重，似乎感觉到什么，又似乎要在心里为某些事情做好准备。回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后，有一天，社工带惠珍去喝咖啡，告诉她，几星期后就要离开父母的家，但保证她仍可以经常回去探望，就像我和宝华一样。那天傍晚，我打电话回去，惠珍说要跟我聊几句。我心里一沉，知道未必可以了解她的说话。但她每个字也说得很清楚，而且流露出无限悲哀。

    “我要走了，佩心，我要走了。”接着她把话筒给了母亲。母亲声音很小，说惠珍没吃晚饭。惠珍从来不会不吃晚饭：食物能给她安慰，又永远不会嘲弄她。

    我很担心；但惠珍搬家的事顺利得令所有人意外。有时候，惠珍以为旁边没有人看见，会暗自下泪。她不再像以前那样，迫不及待将情绪表露无遗，现在懂得静静地由别人决定她的命运。她以神赋予的力量，表现出令我们刮目相看的包容和成熟。离家开始新生活前，惠珍选了一些洋娃娃带去新家，把剩下的十个整整齐齐排在床头。临行前，她溜进房间，走到床前，抱起一个她的“孩子”，答应会回来看她；然后逐一抱起其他娃娃，说一遍同样的话，在她们脸上印上亲吻，说深爱她们，叫她们等她回来。

    我妹妹方惠珍，是个有颗童心的非凡女人，出人意料地通过了生活中最复杂的考验，像家里其他孩子一样，终于长大成人离家了。

    我的美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都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儿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天，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时巴斗大的锦毛球，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发疯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儿。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胆小，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习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兄弟情深

    圣诞节快到了，保罗的哥哥送给保罗一辆崭新的轿车。圣诞节那天，当保罗离开办公室来到停车场时，一个男孩儿正绕着那辆闪闪发亮的新车，仔细地端详着，小心地抚摸着，不停地赞叹着。看到保罗走过来，他十分羡慕地问道：“先生，这是您的车吗？”

    保罗微微地点点头，自豪地说：“这是我哥哥送给我的圣诞礼物。”

    男孩儿惊讶地睁大了眼睛，看着保罗，半信半疑地说：“您是说这是您哥哥送给您的圣诞礼物，没花您一分钱？”

    看到那男孩儿羡慕的眼神，保罗骄傲地点了点头。“天啊，我真希望也能……”听到男孩儿这么一说，保罗以为他也希望能有一个像自己哥哥那样的兄长。但是那个男孩儿接下来说的话却完全出乎保罗的意料。“我真希望自己也是一个能送车给弟弟的哥哥。”男孩儿不无遗憾地说。保罗吃惊地看着那男孩儿，脱口而出问道：“你想不想坐我的车去兜兜风？”“哦，是真的吗，先生？”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要是那样的话，可真是太好了。我太想坐坐您的新车了！”

    保罗驾驶着车开了一小段路之后，那男孩儿转过头来，眼睛闪闪发亮，恳切地问保罗：“先生，您能不能把车子开到我家门前？”

    保罗微微笑了笑。他知道那男孩儿想干什么。他一定是想要向邻居炫耀炫耀，让大家都知道他坐了一辆崭新的大轿车回家。但是这次保罗又猜错了。

    “先生，您能不能把车子停在那两个台阶的前面？”男孩儿恳求道。

    保罗在台阶前面停好车，那男孩儿飞快地跑上了阶梯。不一会儿，保罗听到他回来的声音，但动作似乎有些缓慢和笨重。

    正在犹疑之间，保罗看到那男孩儿扶着一个跛脚的小孩儿缓慢地走了出来。保罗立刻就明白了，“他应该就是那男孩儿的弟弟吧！”

    这时，那男孩儿已经来到了车前，他紧紧地抱着他那跛脚的弟弟，指着保罗的新车，兴奋地说：“你看，这就是我刚才在楼上对你说的那辆新车。这是保罗他哥哥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哦！将来我也会送给你一辆像这样的车。到那时候，你就能自己开着车去看那些在圣诞节时挂在窗口上的漂亮饰品了，就像以前我对你说过的那样。”

    面对此情此景，保罗的心里陡然涌起一股暖流，他感到眼眶湿润了。他走下车子，帮那男孩儿把跛脚弟弟抱到车子的前座。那男孩儿高兴极了，飞快地爬上了车子，坐在弟弟的身旁。他满怀感激地看着保罗，激动地说：“谢谢您，先生！”

    保罗看着他们，还是微微笑了笑，说：“小心，坐好！”然后，他发动了汽车。就这样，他们三人开始了一次令人难忘的假日兜风。

    就在那个圣诞夜，保罗才真正体会到耶稣所说的“施比爱更有福”的道理。

    岁月深处有一支歌

    我10岁那年的春天，树上能吃的叶子捋光了，田地里充饥的野菜几乎挖尽了，榆树被剥光了皮。正处于发育成长的我，就像久旱无雨的禾苗。所幸的是，我每天都能吃上一个黑面馍。这个用杂粮或麸糠做成的黑面馍，是姐姐为我挣来的。姐姐大我四岁，因家贫未能上学，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是生产队的一名劳动力了。为了战胜自然灾害，确保粮食连年丰收，政府号召大修水利。我们村只有四十多户人家，被抽调到水利工地上的就有60名，我姐姐就是其中之一。

    每天放学后，我就来到村外的田野上，沿着弯弯的小路往南走，一边挖野菜，一边等姐姐回来。每当姐姐出现在小路上时，我就飞快地迎上去。这时，姐姐就放下铁锨，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裹着的黑面馍，然后揭开手帕递给我。“饿坏了吧弟弟，快吃吧。”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姐姐抚摩着我的头，脸上就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有一天下午，刮着南风，天气很暖和。春暖更使饥饿的人感到困倦。我已经挖了好多野菜了，还不见姐姐回来。往常，太阳刚落山的时候，姐姐总会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可是，今天的太阳已经落山了，小路上仍然看不见姐姐的身影。我的心有点慌乱起来，就顺着那条蜿蜒小路往前走……走到树林子边时，我停下了脚步。这时，黄昏已经降临，林子很深，我不敢进去。正当我感到有点害怕的时候，林子里走出一个人，我一眼就认出了是后村的双良叔，双良叔还背着一个人。双良叔背着的正是我姐姐。我不知出了什么事，心里害怕极了。双良叔说，三儿，快回去，告诉你妈，想办法弄点儿糖来，红糖白糖都行。

    双良叔把姐姐背回我家时，早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我母亲见状，简直吓坏了，慌忙接过姐姐，小心地放在了床上。母亲忙搬来把椅子，让双良叔坐下。双良叔用我递过去的毛巾擦了把汗，喘着气说，不要害怕，没事的，这孩子是饿昏了，灌点儿糖水就会过来的。这时我才想起双良叔是名乡村医生，母亲为姐姐灌了半小碗糖水。姐姐睁开了眼睛。我一直站在床前，在昏暗的油灯下，我看见姐姐的眼神很茫然，大概姐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吧。姐姐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翻了一下身子，见是我站在床前，就用柔弱的双手去拉我的手。姐姐没有说话，只是用爱怜的目光看着我。过了一会儿，姐姐好像想起了什么，就用右手往衣兜里掏摸。姐姐费力地掏出一个用洗得很干净的手帕包着的黑面馍，笑着递给我，“弟弟，你吃吧，这是姐姐为你省下的。”

    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岁月如流水，转瞬之间，许多日子过去了。当我的女儿长到我那时的年龄时，有一天晚上，我把这个尘封在记忆深处的故事讲给她听。女儿听完后，睁着大大的双眼，呆呆地注视我良久：“爸爸，你讲的这些都是真的吗？”我说是真的。从那以后，女儿不再浪费粮食了，也不怎么挑食了。我忽然发现，女儿好像长大了许多。

    等

    我是娘路边捡的。娘只生一个孩子，比我长七八岁，我唤他哥。咱就一家三口过日子。小时候，哥背着我四处跑。哥的头发极短，耳朵特长。

    我总爱用小手拨哥的大耳朵。哥不讨厌我，让我逗着玩儿，笑一个够。哥被我拨得痒了，头摇得就像拨浪鼓。

    哥万事总护着我，从不容人欺负我。我开始读书，哥便辍学。这年春节，全村孩子只有我有新衫子穿。那是一件十分漂亮的红碎花上衣，用哥挣的钱买的。

    我上初中，哥到了结婚的年龄。隔壁阿婶给他介绍对象，哥说不急。那时，娘有病，我又读书，家里缺钱。

    读高中我住县城，得花更多的钱。我打退堂鼓要辍学，哥急了说：“好不容易才考上，咋不读？”我灵机一动说：“挣工分，帮哥娶嫂。”

    沉吟片刻，哥说：“你知道不？哥谁都不喜欢！妹听话，聪明，能读书，哥就爱妹一个人。”

    哥是厚道人，能说出此番话，不容易！按捺着猛跳的心，低声对哥说：“妹还小呢。”

    “只要妹继续读书，哥等。”

    面对着哥，我感受到了一种真诚，觉得自己很幸福。良久，我红着脸垂头答应哥：“嗯。”

    高中三年，寒暑三秋，哥凭一双大脚行几十里山路，不断来来回回给我送钱送米送柴。每次见到哥，总有种温暖涌上我的心头。由此，我更加发奋读书。

    我是以优异的成绩被大学录取的。在京城深造，哥把一点一滴的汗水凝成一张张汇票，填满娘的声声叮嘱，铺就一层层阶梯，让我拾级而上，踏进更高的学业的殿堂。本来，我还能考取公费出国留学的，但我想到哥，不忍心他苦等，一完成硕士研究生的学业，便鸟儿恋巢般地飞回了家园。

    哥说：“妹，正等你呢！吃，哥的喜糖。”哥和村上的李寡妇成亲了！“哥，何苦呢？妹不是回来了吗？”“寒窗苦读熬出来，妹不容易啊！哥为有你这般了不起的妹而感到自豪。哥满足了。”“没哥，哪会有妹的今天呢？”“长兄为父，这是责任。如果捆住妹，哥当初就不会送妹读书！妹今天已长大成人，且知书达礼，应理解哥才是。哥虽是粗人一个，但也懂得人生。哥与你手足情深，是兄妹情，是亲情；哥与你嫂自由恋爱结婚，这是爱情。现在，妹能自立了，哥也成家了，省了娘的心。哥等的就是今天啊！”

    “哥——”

    这辈子最爱的人

    我的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有一个小我三岁的弟弟。有一次我为了买女孩儿们都有的花手绢，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五毛钱。父亲当天就发现钱少了，就让我们跪在墙边，拿着一根竹竿，让我们承认到底是谁偷的。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低着头不敢说话。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说，那两个一起挨打。说完就扬起手里的竹竿，忽然弟弟抓住父亲的手大声说：“爸，是我偷的，不是姐干的，你打我吧！”父亲手里的竹竿无情地落在弟弟的背上、肩上，父亲气得喘不过气来，打完了坐在炕上骂道：“你现在就知道偷家里的，将来长大了还了得？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当天晚上，我和母亲搂着满身是伤痕的弟弟，弟弟一滴眼泪都没掉。半夜里，我突然号啕大哭，弟弟用小手捂住我的嘴说，姐，你别哭，反正我也挨完打了。

    我一直在恨自己当初没有勇气承认，事过多年，弟弟为了我挡竹竿的样子我仍然记忆犹新。那一年，弟弟八岁，我11岁。

    弟弟中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同时我也接到了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父亲蹲在院子里一袋一袋地抽着旱烟，嘴里还叨咕着，两娃都这么争气，真争气。母亲偷偷抹着眼泪说争气有啥用啊，拿啥供啊！弟弟走到父亲面前说，爸，我不想念了，反正也念够了。父亲一巴掌打在弟弟的脸上，说，你咋就这么没出息？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姐俩供出来。说完转身出去挨家借钱。我抚摸着弟弟红肿的脸说，你得念下去，男娃不念书就一辈子走不出这穷山沟了。弟弟看着我，点点头。当时我已经决定放弃上学的机会了。

    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弟弟就偷偷带着几件破衣服和几个干馒头走了，在我枕边留下一个纸条：姐，你别愁了，考上大学不容易，我出去打工供你读书。

    我握着那张字条，趴在炕上，失声痛哭。那一年，弟弟17岁，我20岁。

    我用父亲满村子借的钱和弟弟在工地里搬水泥挣的钱终于读到了大三。一天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同学跑进来喊我，梅子，有个老乡在找你。怎么会有老乡找我呢？我走出去，远远地看见弟弟，穿着满身是水泥和沙子的工作服等我。我说，你咋和我同学说你是我老乡啊？

    他笑着说，你看我穿的这样，说是你弟，你同学还不笑话你？

    我鼻子一酸，眼泪就落了下来。我给弟弟拍打身上的尘土，哽咽着说你本来就是我弟，这辈子不管穿成啥样，我都不怕别人笑话。

    他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蝴蝶发夹，在我头上比量着，说我看城里的姑娘都戴这个，就给你也买一个。我再也没有忍住，在大街上就抱着弟弟哭起来。那一年，弟弟20岁，我23岁。

    我第一次领男朋友回家，看到家里掉了多少年的玻璃安上了，屋子里也收拾得一尘不染。男朋友走了以后我向母亲撒娇，我说妈，咋把家收拾得这么干净啊？母亲老了，笑起来脸上像一朵菊花，说这是你弟提早回来收拾的，你看他手上的口子没？是安玻璃时划的。

    我走进弟弟的小屋里，看到弟弟日渐消瘦的脸，心里很难过。他还是笑着说，你第一次带朋友回家，还是城里的大学生，不能让人家笑话咱家。

    我给他的伤口上药，问他，疼不？他说，不疼。我在工地上，石头把脚砸得肿得穿不了鞋，还干活儿呢……说到一半就把嘴闭上不说了。

    我把脸转过去，哭了出来。那一年，弟弟23岁，我26岁。

    我结婚以后，住在城里，几次和丈夫要把父母接来一起住，他们都不肯，说离开那村子就不知道干啥了。弟弟也不同意，说姐，你就全心照顾姐夫的爸妈吧，咱爸妈有我呢。

    丈夫升为厂里的厂长，我和他商量把弟弟调上来管理修理部，没想到弟弟不肯，执意做了一个修理工。

    一次弟弟登梯子修理电线，让电击了住进医院。我和丈夫去看他。我抚摸着他打着石膏的腿埋怨他，早让你当干部你不干，现在摔成这样，要是不当工人能让你去干那活儿吗？

    他一脸严肃地说，你咋不为我姐夫着想呢？他刚上任，我又没文化，直接就当官，给他造成啥影响啊！

    丈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哭着说，弟啊，你没文化都是姐给你耽误了。他拉过我的手说，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啥！

    那一年，弟弟26岁，我29岁。

    弟弟30岁那年，才和一个本分的农村姑娘结了婚。在婚礼上，主持人问他，你最敬爱的人是谁，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姐。

    弟弟讲起了一个我都记不得的故事：我刚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在邻村，每天我和我姐都得走上一个小时才到家。有一天，我的手套丢了一只，我姐就把她的给我一只，她自己就戴一只手套走了那么远的路。回家以后，我姐的那只手冻得都拿不起筷子了。从那时候，我就发誓我这辈子一定要对我姐好。

    台下一片掌声，宾客们都把目光转向我。我说，我这一辈子最感谢的人是我弟。在我最应该高兴的时刻，我却止不住泪流满面。

    蒲公英

    弟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大路的两边长着许多小黄花儿，在烈日下鲜艳地开着。小小的草们也都独自默默地活着。我说：“弟，你回吧。”弟还是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

    弟的影子和我的影子撒落在那路边的黄花儿和小草上——哥，这花儿结什么果？不结果，花凋了上面长出一朵蒲公英。哥，什么是蒲公英？

    弟，你看，这就是——我使劲一吹，手中的蒲公英被吹成许许多多的小伞，在空中飘飘摇摇地飞扬。弟在风中笑着追那些小伞跑呀跑呀。风中传来一个声音：冬——带弟回来吃饭了……弟停下来，说：“哥，妈妈在喊我们了。”

    一晃，过了四年。

    我说：“弟，你回吧。”弟依然默默地跟在我的身后。河滩上的水声嚯嚯响着，比三年前更加显耳。父亲常穿一双草鞋，踩在沙滩的水中撒网捕鱼。父亲说他跟爷爷学踩在滩上打鱼时，这滩水就一直这样响着。3年前，跟在我背后送我的有父亲，有母亲。路没有变，水声没有变，如今跟在我身后的只有弟，14岁的弟。我说。“弟，你回吧。”

    弟停下来。我说：“你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弟沉默了许久，轻轻说：“哥……妈妈这一年害病，没人给我做鞋……你……回部队去……把你穿剩下的胶鞋……给我……寄一双……”

    我跪在弟的面前抱着弟，我说：“弟……”那大路、阳光、小黄花儿和小草们，在我眼里漂浮起来，蒲公英被风吹散，许多小伞在空中飘飘摇摇飞向山湾坟园里妈妈的新坟上。

    我脱下我脚下的胶鞋，给弟穿上。弟把胶鞋又脱下拿在手里，他说等到了冬天才穿。

    我说：“弟，你回吧？”弟说：“哥，我回了。”

    我和弟的赤脚在大路上响起清脆的声音。我看见千万的小黄花儿和小草们在太阳下蓬勃地活着。

    我的哥哥是一座山

    一、糖

    很少有人知道我有个哥哥。

    七岁那年，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哥哥。那时他正傻呵呵地坐在家门口，头发又长又乱，手里拿着一个黑糊糊的馒头左一口右一口地乱啃，馒头屑掉了一地。他冲我笑，脏兮兮的脸上顿时开出两朵黑糊糊的花。

    哥哥生下来就是一个迟钝的孩子，三四岁才会蹒跚着走路，五六岁才会含糊着说话。哥哥7岁那年我出生了，根据当时的政策，每户人家最多只能要两个孩子（我还有个姐姐），为了保住我，父亲狠下心把哥哥送到了几十里外的姑姑家。

    听母亲说，哥哥被送到姑姑家的那一年，每次送他过去，到了傍晚他又会傻呵呵地出现在家门口，打他骂他都没用。为了防止他再跑回来，父亲和姑父甚至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他就大声地叫喊：我要回家看我弟弟！过了一段时间，哥哥就忘了回家的路，只能在村口徘徊，还是念叨着：我要回家看我弟弟，我要回家看我弟弟。

    那一年，姑父因一场车祸去世。父母亲就商量着把哥哥接回家，哥哥起先死活不肯回来，后来一听是回家看弟弟，马上就来了精神。

    我向哥哥走过去，按照父母的意思怯生生地叫了声表哥。哥哥惊喜地看着我，拉起我的手含糊地说：弟弟，我带你去玩。

    我跟在哥哥后面，来到了一座山前。山很高，哥哥拉着我的手大声地叫喊起来：弟弟……弟弟……然后我就听到了山的重重回音，听到了满世界都是哥哥的呼唤。哥哥说，弟弟你也喊我一声吧。我于是小声地喊了声表哥，声音低得我自己都听不到。哥哥很失望地说，你喊我哥哥吧，我给你糖吃。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糖。我认得这些糖是父亲为了哄哥哥回来，一大早在村口的小卖部买的，父亲一个都舍不得给我吃。

    我环顾四下无人，小声地叫了声哥哥，于是哥哥口袋里所有的糖都归了我所有。

    后来我又用这个方法从哥哥手中拿到了许多好吃的，哥哥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我在山脚下大声地喊他一声哥哥。

    二、火

    记得我十岁那年冬天，天特别冷，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炉边烤火，我拿着一本语文课本背书，哥哥则时不时看着我傻呵呵地笑。后来邻居家有点事情需要帮忙，父母便过去了，临走时交代我照看好哥哥，我头也不抬地嗯了一声，继续背我的课文。

    夜越来越深，父母还是没有回来，我背着书就靠在椅子上沉沉地睡着了。等我被父母叫醒，我才知道自己闯了祸。原来我手中的语文课本在我睡着之后掉到了火炉里，哥哥伸手去抓，但炉火太烫，哥哥试探着伸手进去，最后把课本抓出来的时候，一双手已经烧得不成样子了。

    哥哥见我醒来，还傻呵呵地说：弟弟，书，书……

    三、雨

    我13岁那年考上了县城中学，临走那天，哥哥执意要送我。

    我们又走到了那座山前。哥哥突然停下来，像小时候那样从口袋里掏出一袋东西，然后可怜巴巴地对我说，弟弟，你再叫我一次哥哥吧。

    我生气地扭头便走，哥哥跟在后面说，叫一声，就一声。可我什么也不想听他说了，夺过他肩上的背包拔腿就跑。就在汽车开动的瞬间，我从窗外看到哥哥气喘吁吁地追过来，把一个塑料袋从窗口递给我。

    袋子里都是一些好吃的，其中有一个红鸡蛋我认得是一个多星期前哥哥生日时母亲特意给他煮的，可他舍不得吃，留到现在已经发臭不能吃了。

    为了节省来回的路费，我一个学期才回一次家，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父亲送过来的。初三那年，一次父亲来看我，哥哥傻呵呵地跟在父亲后面，逢人便笑，惹得很多学生跟在他后面叫白痴。我远远看见哥哥，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父亲向我解释哥哥老是闹着要看弟弟，不得已才答应让他来的。

    中考过后我回家，奇怪的是哥哥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在家门口等着我。母亲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最近一段时间哥哥的行动老是古古怪怪的。这个时候天空中正飘着淅沥的雨，我撑了把伞便出去找哥哥，我对母亲说我知道哥哥在哪里。

    果然，哥哥正衣衫单薄地坐在那座山前，旁边明明放着一把雨伞却不打，雨淋得他浑身都湿透了。我跑过去拉起哥哥，我说你干什么啊哥哥，这样会生病的。哥哥说他没事，他说城里的天气和我们这里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下雨城里就会晴天，这里晴天城里就会下雨，反正刚好相反，如果我生病了弟弟就不用感冒了。

    四、山

    然而我很快就得到了中考落榜的消息，我开始一蹶不振。最后在父母和姐姐的软硬兼施下，我答应到补习班复习一年。但上补习班还需要交一大笔费用，家里太穷，为了给我凑钱，父亲决定到一个煤矿去挖煤，父亲试探着问哥哥去不去，从未做过家务活的哥哥说他也要去。我也想去，可他们要我在家里安心复习。

    很快到了开学那一天，父亲说他很快就回来，可是我一直等到中午都没见他们回来，而去县城的汽车过了中午就没有了，我于是告诉母亲说我先去学校报个到，等父亲拿到钱之后再送到学校给我。

    我于是一个人上路了，在走到那座山前的时候，父亲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把一沓钱递到我手里，我问他哥哥呢，父亲说，你哥哥他说什么都要多挖一点儿煤，怎么也不肯出来……哥哥……第一次，我发了疯一般地对着大山大声地喊了出来，山峦回答我千万声的哥哥，哥哥，哥哥……而我的哥哥真的远去了。

    今天，当我坐在明亮的高中教室里，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只想问候一声：那座名叫哥哥的大山，现在还好吗？

    乳母频回首

    汉武帝的乳母有一次在宫外犯了罪，武帝准备依法处置她。乳母就求助于谋士东方朔，东方朔对她说：“这件事是不能靠说理争辩所能解决的，你如果想获得解救，就在将你被押走时，只要频频回头来看着皇上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说话。这也许还有一线希望。”乳母被带到了皇上面前，东方朔也在汉武帝旁边侍坐，于是东方朔就对乳母说：“你这个老太婆多么傻，皇上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哪里还会靠你的乳汁养活呢？”武帝听了，看着要被押出去的乳母频频回首，心里不免凄然，于是赦免了乳母的罪过。

    母亲的“珠宝”

    在几百年前的罗马城，两个孩子正在清晨的阳光下快乐地玩耍，他们的母亲康妮黎亚过来对下午，那个富有的朋友来了。金环在她手臂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手指上的戒指闪闪发光，脖子上挂着金项链，发髻上的珍珠饰品则发出柔和的光。

    弟弟感叹地对哥哥说：“她看起来如此高贵，我从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人。”

    哥哥说：“是的，我也这样觉得！”他们羡慕地看着客人，又看看自己的母亲。母亲只穿了一件朴素的外套，身上没有任何珍贵的饰品。但是她和善的笑容却照亮了她的脸庞，远胜于任何宝石的光芒。她金棕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条长长的辫子，盘绕在头上像是一顶皇冠。

    “你们想看看我其他的珠宝吗？”富有的女人问。她的仆人拿来一只盒子并放到桌上。这位女士打开盒子，里头有成堆的像血一样红的红宝石，像天一样蓝的蓝宝石，像海一样碧绿的翡翠，像阳光一样耀眼的钻石。

    这对兄弟呆呆地看着这些珠宝：“要是我们的母亲能够有这些东西该多好啊！”

    客人炫耀完自己的珠宝之后，自满而又怜悯地说：“告诉我，康妮黎亚，你真的这么穷吗？什么珠宝都没有吗？”

    康妮黎亚坦然地笑道：“不，我当然有珠宝，我的珠宝比你的更贵重。”

    客人睁大了眼睛：“是吗？快拿出来让我看看吧！”母亲把两个男孩儿拉到自己的身边，她微笑着说：

    “他们就是我的珠宝。难道他们不比你的珠宝更贵重吗？”

    这两个男孩儿，特贝瑞斯和卡尔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母亲当时脸上骄傲的表情以及深深的爱意。数年后，他们成为罗马伟大的政治家，但他们仍然常常忆起当年的这一幕。

    老狼碑

    老狼是一只聪明的母狼，在卧牛山上同猎人们周旋了十余年，愣是毫发无伤。猎人使出所有绝招，跟踪、围堵、设陷阱、下药饵、打伏击、放猎犬，然而这一切却奈老狼不得。

    猎人们十分恼火，认为丢了面子，堂堂猎手竟然对付不了一只老狼。猎人们发誓，一定要活捉这只老狼，研究研究这只老狼是否同别的狼不一样。

    一天，猎人偶然捉到了一只狼崽子，有人认定这是老狼的崽子，大家心中暗喜，决定用这只狼崽引老狼上钩。有人认为，这个办法未必有效，因为老狼十分狡猾，它面对很多高级圈套都没有上当，用狼崽引它上钩，它肯定能识破。不过，在没有其他好办法的情况下，大家还是决定试一下。于是猎人们把狼崽放在一个铁笼子中，把笼子放在一处显眼的地方，猎人在不远处潜伏起来，然后静静地观察动静。

    狼崽在笼子中不停地叫唤，并使劲用爪子抓铁丝，试图逃走，但一点用也没有。

    夜深了，老狼出现了。猎人们一阵惊喜，端起手中的枪。可老狼站在很远处，好像是在观察着铁笼中的狼崽，并不靠近铁笼子。看来，老狼已经识破了猎人设下的圈套，它在寻找救出狼崽的办法。笼中的狼崽看见了远处的老狼，便向老狼大声地叫着，向老狼求救。老狼终于按捺不住了，它不顾一切地冲向笼子，用它锋利的爪子拼命地撕扯铁笼子，铁笼子终于被撕开一个洞口，狼崽飞身逃了出去。

    老狼转身想逃，突然被猎人设下的铁夹子夹住了后腿。它大声叫着，拼命挣扎，只听“嚎”一声，老狼的腿断了，它猛地一挣，把断腿从铁夹子中拉了出来，它成为一条瘸腿狼。有人喊了一声：“别开枪，活捉它。”于是众人紧紧追赶跑得不快的老狼，只见老狼向一处断崖方向奔去，猎人们心想，断崖方向是死路一条，这老狼真是糊涂了，看来活捉老狼不成问题了。

    老狼跑到断崖边上站住了。猎人们围成一扇形正步步紧逼。老狼忽然转过身，面向众人，双方间越来越近，火药味越来越浓。忽然有人说：瞧，老狼是个瞎子。人们定睛一瞧，都惊呆了。只见老狼两眼深陷，眼珠布满白色的东西。天哪！众人欷歔不已。有人说，我们千方百计追杀的老狼原来是这般……人们正窃窃私语，忽然发现老狼猛然转身，纵身跳下悬崖，看来它早就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它以这样的方式选择自杀。猎人们全都目瞪口呆。

    后来，猎人们就在老狼跳下去的山崖旁立了一块石碑，刻上“老狼碑”三个大字。老人们常向后辈们讲起这只聪明、仁义、宁死不屈的老狼的故事。后来，这个地方再无人猎狼了。

    忘了自己

    她是一位农村妇女，普通得像土一样。她有一个女儿，她对女儿非常好，就像天下所有母亲那样。女儿会蹒跚走路的时候，却走失了。她满世界地找寻却毫无结果，她的女儿就像水蒸气蒸发了一样。

    但她却不死心，她一直认为她的女儿被人收养了。

    每年幼儿园开学的时候，她就站在幼儿园的大门口，打量着一个个孩子。所有人都认为她的精神有问题。

    她并不在乎这些，她在这座城市的每一所幼儿园都留下了足迹。

    这样的寻找持续了20年。

    20年后，她家中的墙壁上还贴着1979年的年画，因为这张画是她和女儿一起贴上的。她还留着女儿的一把小雨伞，她说这把伞女儿只用了一次。她把伞打开，却哭了，说：“这伞太小了，女儿用不着了。”

    这20年，她是为寻找女儿而活着的，所有的村人都为之动容。

    她的事迹终于引起媒体的关注，由媒体牵头，民政、公安部门为她查找了1979年全市所有领养情况的原始记录。

    费尽多番周折，终于找到了她的女儿。在邻县的一个普通的农户家中。

    她终于可以圆梦了。但是，领养的人家托人带信给她说，她的女儿现在生活得很好，她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如果为她好，还是不要让她知道这事最好。

    20年来，她朝思暮想就是为了看女儿一眼。现在，她退却了，她害怕自己的出现打扰了女儿的生活。

    许多人都笑她傻，说她软弱。但是这种傻，这种软弱令人心痛，让人想痛痛快快流一次泪。能承担世界上的一切，却最终忘了自己的人，往往只有母亲。

    请把我埋得浅一些

    二战时期，在一座纳粹集中营里，关押着很多犹太人，他们大多是妇女和儿童。他们遭受着纳粹无情的折磨和杀害，死神逼近每一个人，人数在不断减少。

    有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儿，和她的母亲一起被关押在集中营里。一天，她的母亲和另一些妇女被纳粹士兵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她的身边。人们知道，她们肯定是被杀害了。

    因为每天都有人被杀害，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人们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第二天。但当小女孩儿问大人们她的妈妈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回来时，大人们沉默地流着泪，后来实在不能不回答时，就对小女孩儿说，你的妈妈去寻找你的爸爸了，不久就会回来的。小女孩儿相信了，她不再哭泣和询问，而是唱起妈妈教给她的许多儿歌，一首接一首地唱着，像清风一样在阴郁的集中营里吹拂。她还不时爬上囚室的小窗，向外张望着，希望看到妈妈从远处走来。

    小女孩儿没有等到妈妈回来，就在一天清晨，纳粹士兵用刺刀驱赶着，将她和数万名犹太人逼上了刑场。刑场上早就挖好了很大的深坑，他们将一起被活活埋葬在这里。人们沉默着，死亡是如此真实地迫近着每一条生命。面对死亡，人们在恐惧中发不出任何声音。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被纳粹士兵无情地推下深坑。当一个纳粹士兵走到一个小女孩儿跟前，伸手要将她推进深坑中去的时候，小女孩儿睁大漂亮的眼睛对纳粹士兵说：“叔叔，请你把我埋得浅一点好吗？要不，等我妈妈回来找我的时候，就找不到了。”纳粹士兵伸出的手僵在那里，刑场上顿时响起一片抽泣声，在这片抽泣声后又是一阵愤怒的呐喊。

    人们最后谁也没能逃出纳粹的魔掌。但小女孩儿纯真无邪的话语却刺痛了每个人的心，让人们在死亡之前找回了人性的尊严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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